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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死了，确实死了。
卡扎菲的死因还没有正式公布，他可能死于枪杀，也可能死于交火。
10月20日，卡扎菲逃离他最后据守的城市苏尔特。他的车队遭到北约飞机的空袭，过渡委员会的战士很快赶来，与他的保镖交火。卡扎菲在路边的水泥管子里被揪出来，受到殴打。他藏身的管子不太适合躲猫猫，但他确实“躲猫猫死”了。没有看过现场照片的读者可能想知道管子是什么样的。其实，那种管子很常见，可能是世界通用的型号。北京的许多马路几乎每年都被挖开一次，埋下去的就是那种口径的水泥管子——现在各地已经埋下了很多吧。
卡扎菲死讯传开之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民众鸣枪、鸣笛庆祝。他们好像不放鞭炮。
卡扎菲和他的新朋友
卡扎菲一向自视为革命者。在42年前的1969年9月，他发动了一场毫无章法的政变，却取得胜利，夺得政权。此后，他一直没有放弃对权力的孜孜追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国家大权在握，卡扎菲又放眼世界，要做世界的领袖。他动用大量资金支援亚非拉的革命——利比亚财政收入的92%来自石油出口。他策划炸毁了美国的民航班机，又在美国空袭中逃得性命。他长期反对美帝，在伊拉克的萨达姆倒台之后，他又向美国“投降”。利比亚全国到处都是他的画像，当然，他也说不喜欢搞个人崇拜。他弘扬游牧民族的特色，出国访问时坚持住在大帐篷里。女保镖们紧密地围绕在他周围。1976年以后，这位革命者用他的绿宝书治国。他还在两年后威胁说，如果利比亚人不接受他的绿宝书，他就要用毛泽东的红宝书来代替。
这一切还不够。卡扎菲是世界名人，但在信息严重封闭的地方仍不够有名。他在今年年初大举屠杀本国和平示威的平民，这个骇人之举才真正使他名扬四海，并在突然之间为他赢得了许多支持者，其中不乏有权势者。这些新朋友本来很厌恶他，或者根本不了解他。他们转而支持卡扎菲，原因不是曾经暗恋过这位暴君（卡扎菲对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似乎很是单恋），在他危难之时毅然袒露心怀。他们的醉翁之意是支持专制，维护暴君们屠杀本国和平居民的权力。
卡扎菲和他的朋友们都相信，暴力镇压可以稳固他们的权力，但他们都不知道暴力的作用极限在哪里。还没有来得及向新的拥趸招手致意，卡扎菲就死了，让那些人很是失望。
其实，专制政权最主要的统治工具是谎言和暴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倚重暴力，在谎言不再有效的时候，只剩下暴力。这时，一些统治者在不太晚的时候回头，放弃与本国人民的对抗，交出权力，国家因此免遭重大损失，真正得到和平发展的机会，如突尼斯、埃及；另一些统治者则在探索暴力的使用极限，国家因此生灵涂炭，如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即使战事已起，（前）统治者也一直有和解机会，但他们拒绝了。于是，卡扎菲家破人亡，叙利亚、也门的战火还在继续。如果他们真的相信权力属于人民，为什么不及早还政于民呢？
在席卷中东的反抗中，“革命”、“解放”这类词语再度流行。当初，今年被推翻的专制者也经常说到这些词，但革命最后只是专制的复辟，解放仍然是奴役，社会的等级结构没有根本的变化。这次可能会有不同，因为在过去20多年中，民主的浪潮浩浩荡荡，民主的概念深入人心。
专制政权有合法性吗
在现代社会，专制政权没有合法性（或正当性）。既然宣称权力属于全体人民，那么，未经公民正式而且定期授权的统治者都是非法的。
卡扎菲以革命起家。但一场革命不能为永久统治提供合法性，况且42年前的合法性也很可疑。他用地沟油、三聚氰胺奶粉、吊白块面粉、橡皮鸡蛋、瘦肉精肉、农药蔬菜，自己勾兑出一碗“十全大补汤”，献给了利比亚人民。卡扎菲培养他的儿子为革命接班人，原初合法性已是“汤的汤”，然后是“汤的汤的汤”，淡到无味。精细之人不喝他那一壶，也只会小声抱怨。粗暴如李逵者一定大喊“嘴里淡出个鸟来”，然后掀翻桌子，抡起板斧，“排头砍去”。
卡扎菲是项羽一类的人物，当初想的是“彼可取而代也”，武装夺取江山。“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嘛。这些人实际上是造反派，不是革命家。梁山好汉提出“杀到东京，夺了鸟位”。（顺便说一句，北宋时的东京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不在日本）李逵自己不要坐“鸟位”，却一心想着把哥哥宋江推上去，黑旋风之后必有及时雨。根据网上流行的《李逵日志》，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好汉们在山上混得也很不轻松，和衙门里的官吏没有两样。革过一革之后，他们在政治上仍然是一地鸡毛。
成功之后的造反者就对别人“不准革命”，正如阿Q经历的。卡扎菲反对民主制，坚决不搞西方那一套。不过，由专制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来反对民主制，太缺乏说服力。在42年的统治中，革命者卡扎菲积累了数百亿美元的家族资产，最高估计数是2000亿美元，而利比亚一年的GDP只有700多亿美元。在前几天结束的战争中，卡扎菲是在为他的个人权力和家族利益而战。他还用国民的钱来屠杀国民，高价收购了很多外国雇佣兵，因为他在本国找不到足够的炮灰。
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拿走他们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还要让他们心甘情愿，这需要证明统治者比人民更“先进”，他们的智力更高，道德也更高，而且这些特色还会遗传给他们的后代。但这根本不可能得到证明，因此只剩下口号。第一代统治者也许知道这只是说给百姓听的话，他们的儿孙在特权中长大，往往飞扬跋扈，对父辈的谎言信以为真。卡扎菲的儿子就很具有“官二代”的特色。他的次子赛义夫改善了利比亚与西方的关系，似乎要实行改革开放。但他一直在与本国人民作战。卡扎菲被杀之后，赛义夫宣称“将继续抵抗”，并发誓要向“鼠辈”“报仇”。他把利比亚称为“我们生活的国家”。他大概忘记了，利比亚也是利比亚人民（鼠辈）生活的国家。
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更何况暴政往往没有合法性。只有把权力切实归还给人民并建立民主制度保障人民权力的造反者才是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英雄，否则只是假借革命以自肥的投机者和冒险家。卡扎菲显然是后者。
专制的后果之一：表演的政治
世界各地的专制是相似的，成因和后果都大致相同。这里以利比亚为例略举两条。
有心理学家指出，卡扎菲有很多怪癖，“恶性自恋”是其中之一。例如，他的脸上常常涂着厚厚的白粉，做出各种夸张的动作和表情，穿着恶俗浮夸的军装。专制者的通病之一是失去自我认知能力。他们也许很早就有了病根，因为只有严重鄙视大众，才能开始专制统治。不过，疾病的发作当在他们登上权力宝座之后，这时有很多马屁精为了他们的“理想”而篡改和捏造事实，当然还有很多职业谎言家，随时等待着证明统治者的伟大与正确。于是专制者离现实越来越远，越来越自我陶醉。他们编造和赞助的谎言以欺人开始，在自欺中达到高潮。在国民觉醒之后，他们还停留在虚幻的世界里，愈发显得荒唐可笑，最后被彻底抛弃。
政客中多有演员心态，这不奇怪，但政治不能只是表演，每天演到曲终人散；更不能被自己的表演所欺骗。在最后几个月，卡扎菲还坚持说：我的人民都爱我，他们会保护我。他到最后也没有理解利比亚人民的感情。
经常在闪光灯和聚光灯下曝光的其他职业，如在演艺界，“自恋”是常见病，但患者的症状一般没有专制者那么严重，因为他们无法命令所有媒体都来极力奉承他们，更无法把自己变成仅有的演员。更不同的是，自恋的权力享有者只要“办大事”，根本不在意别人的日常生活。
心理学家还说，恶性自恋者总是把问题归咎于别人。推卸全部责任是维持自恋的必要条件。以卡扎菲为例，在利比亚人起义反抗他之后，他先是谴责基地组织，然后又是北约，“幕后黑手”，好像利比亚人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不会反省自己的残暴与剥削。在卡扎菲长期统治的国家里，基地组织或美国居然一呼万应，一夜之间他四面楚歌，四处逃窜，只剩下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外国雇佣军团结在他的周围——这不是在极力夸赞他的敌人吗？基地组织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本来没有这么大的本事，他这样说岂不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他的好汉们必须坚决不答应，还应该气炸了肺。
美国当然做过不少坏事和蠢事，但也蒙受很多不白之冤。这些冤屈有不少是专制者诬赖给它的。专制者告诉人们，他们的所有困境都是美国的“阴谋”造成的。其实，这些统治者的反美立场往往与美国无直接关系。统治者为属民树立一个强大的假想敌，供他们在闲暇时批判，以免他们思考本国的现实；或者引导属民把怒火对准这个遥远的敌人，然后从失败中溜之乎也。至于培育仇恨的统治阶层，他们没准还暗恋着美国，如卡扎菲对赖斯暗藏的情感。
专制的后果之二：奴隶的国度
这个小标题有误。在专制国家，国家仅仅属于统治者。他们对本国国民的极端蔑视。这个心态维持着专制统治，也将埋葬专制制度。如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国家归根结底是属于奴隶的，他们必将成为国民和公民。
专制统治者的“恶性自恋”必然引起并发症：普通国民的“恶性自卑”。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严重的不平等、不自由。在权力面前，奴隶们都被训练得格外谦恭、卑下。
只有在平等的关系中，谦卑才是美德。但古希腊人连这一点都不接受，他们根本不认为谦卑是美德，亚里士多德甚至把它当作一种恶德。西方接受“谦卑”是在基督教流行之后。尼采说，谦卑是基督教推广的奴隶的德行。他把怨恨看成是奴隶在道德上的反抗，奴隶对世界充满了仇恨。其实，奴隶又有等级。按照鲁迅说法，自愿的并且满足现有地位的奴隶是奴才。所谓奴才，大概可以理解为奴隶成才了。
专制政权永远只维护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否则就没有必要实行专制。因此，专制制度是刚性结构的、排斥性的，虽然可以做出一些小的改善（这些改善还经常无疾而终），却很难有大的改进。如果专制一直保持稳定的刚性结构，或者不知道有更好的选择，那么它将在暴力反抗中灭亡，比如，中国历代王朝大多亡于下层暴动。如果有上层人士对现状不满，并有一个很好的制度模式，他们将发动彻底改革。这种可能是在现代文明中才有的，是否出现将取决于国家的运气。
反抗压迫是人的本能。即使不懂得民主的人，也会起来反抗暴政。但只有民主才可能阻挡暴政再次出现，而专制只能产生暴政。在专制传统中，造反者用暴力推翻前一个统治者，然后在宝座（或鸟位）上镇压下一次造反，如此循环往复。只有在民主制度中，和平的政权更替才成为可能。
卡扎菲被抓捕之后受到虐待，这是义军的一个大错。这位前专制者应该受到法律的审判——如果他没有死于枪弹。但卡扎菲也是咎由自取：暴政之下多暴民，他们因饱受欺压而对统治者充满了仇恨。既然官滥杀民，草菅人命，民不滥杀官就成为奢望。利比亚起义是奴隶的一场反抗。
民主的三次浪潮
既然专制难以持久，民主终将到来。
专制是相似的，民主各有不同，各国走向民主的路径也不同。
从18
世纪末美国和法国先后爆发革命以来，全球民主进程历经波折，在过去20多年中却是势头强劲。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到现在，世界已经出现三次民主化浪潮，而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态势。三次浪潮先后冲垮了苏联东欧、东南亚、阿拉伯世界（中东）的专制旧制度。由此可见，民主不受意识形态、地理环境和宗教派别的限制，没有任何特色可以阻挡民主，更何况专制并无特色。
在这三个地区，长期和常规的压迫都突然变得不可忍受了，民主浪潮席卷而来。
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总统抗拒苏联、东欧出现的民主化。1989年12月21日，他举办维护国家稳定的集会，准备接受台下民众的欢呼，却发现人民情绪突然反转。他匆忙乘直升机出逃，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和“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在22日被捕，在25日圣诞节被枪决，罪名之一是屠杀6万多人。
在处死齐奥塞斯库之后，罗马尼亚宣布废除死刑。可以说，齐奥塞斯库死在他自己手中。匆匆判处前领导人死刑，符合死者当时的法律，但仍是罗马尼亚民主进程中的一个污点。除了前南斯拉夫地区因数百年的民族矛盾引发战乱之外，罗马尼亚算是苏东地区转型不顺利的。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亚一些国家也爆发了民主化浪潮，其中以印度尼西亚的动荡最大，转型也最为成功。在危机初期，这个岛国发生了屠杀华人的恶性事件，任何人都不应该回避。东南亚的发展很不均衡。今年以来，缅甸的军人政权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放松了对社会的严密管制。昂山素季在赢得1990年的全国大选之后长期被软禁，她在前些天表示，她的政党愿意与现在的当权者合作，促进国家向民主的过渡。政治和解将保证缅甸的和平过渡。
中东的民主化进程在今年初开始，始于一个突尼斯小贩的自焚——他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绝望，他的死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很多人的境遇和他一样。现在，突尼斯已经举行了选举，埃及在准备选举。叙利亚的阿萨德、也门的萨利赫还在为他们的权力苦苦挣扎，血腥屠杀他们的国民。卡扎菲是前车之鉴，他们不如早点放弃权利。
如果革命的意愿来自上层，并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或者在人民起来造反之后，上层人士接管政权，满足民众的愿望，这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基本上将是顺利的、和平的。如果统治者顽强反抗人民的意志，国家的动荡就不可避免。以上这三次浪潮都反复证明了这个模式。
在罗马尼亚、埃及等国家，军队拒绝统治者的镇压命令，拒绝向自己的人民开枪，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避免了战乱，然后（承诺）把权力交还给人民，这时，他们才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
东亚、中东的民主化进程还在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