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丑陋的中国人研究
起初，我一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就立刻决定买下来，此书看来并没有白买，读罢此书深感惭愧，总是在抱怨的我才知道，抱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要做的是透过这些表观看到本质，我读了《教育的陷阱》和《丑陋的中国人》，其中都是较问题的本质来分析以及提出解决方法。
柏老的《丑陋的中国人》虽有些写得略过偏激，大多数的论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具有现实性的。柏老首先指出的中国人的几大特点：脏、乱、吵、窝里斗；比较现实而且个个都是我们生活中无意识状态下可见的缺点。不说别的地方，就拿我身边的例子来说明吧，最靠近身边的环境那就是我住的宿舍以及学校和驻马店市了，先来看宿舍吧，当然不能就我们一个或者寄个宿舍来说明，这是整体性的不具有个体性，因为这些所谓的丑陋不是单只某个人而言，而是对我们的全民性的。望眼整个宿舍楼，每天都有宿管人员打扫卫生，但是学生们可以说是毫无卫生意识，走在楼道还是校园，随时都可以摆脱手里的垃圾，作为学校的卫生清洁人员，他们当然没有权力去管这些毫无素质可言的大学生，再说他们也懒得去管，除非是他们的利益被侵害到相当的程度。来到驻市这么久了，此地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好的印象，也难怪被称为“总部”（十亿人民九亿骗，总部设在驻马店）。市里是比较脏的甚至还不如伊川县城，我甚至觉得这些所谓的丑陋在驻马店赤裸裸的表露了出来；乱，自不必多说，脏之处自然不乏乱，二者相依为命矣；吵，从国民的嗓门来看，不过现在似乎有所进步，都用音响了嘛！中国人一项大嗓门，说话如吵架，似乎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潜意识的认为，谁的嗓门大理就会偏向谁似地。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说白点就是中国人不团结!每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当三个中国人集结起来却连头猪都不如，其实要说中国人不知道团结，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人比谁都知道团结的重要，让他写的话能写出一本书来告诉你团结是多么的重要，可是当你要他自己去做的时候却比登天还难；我们常讥笑日本人又短又笨，一个日本人确实不如中国人聪明，可是三个人呢，日本人根本不用动，中国人自然溃败。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说，中国人犹如一盘散沙!显然，他们也都意识到中国人的不团结，中国人的自私。要是就起根源的话，我有点认同柏杨的说法，在中华文化里存在着一种过滤性病毒，这病毒在一代代的感染者我们而不自知，当洋人拿着枪炮来打我们的时候才微有觉醒！
这句要说到柏杨先生所谓的酱缸了，在每个民族都像是一条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的流下去，但是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污秽杂物东西也多了，像死鱼死猫死老鼠，开始沉积，使这个水不能流动成为一潭死水，并且越沉越多，越多越腐，至今成为了一个酱缸，发酸发臭，也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博大精深的酱缸文化。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我们的文化一无是处，相反，我们的文化是悠久的博大精深的，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被赞颂的太多太多（写中国文化的优点及博大精深古往今来恐怕一火车也拉不完吧）以至于我们都迷失其中，所以在此不提我们文化的博大精深，仅只略表对文化中不苟同的加以阐述。
我最近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虽没读完呢，但对于先秦哲学及孔老夫子还是略知一二的。孔夫子，春秋时期鲁国人，在百家争鸣提出的儒家思想，孔丘主要提倡“仁”、“礼”。孔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意思就说：“危险的地方不去，危险的社会，不要住，天下太平了就出来九个官做。天下不太平了，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国家大治，而你却没有弄个官，丢人，国家大乱，你却弄了个官做，也同样丢人。”这里需要注意，孔子当时处的社会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换的时期，孔子所谓的天下太平其实就是西周时的奴隶主统治时期。而西周向东周的转变，即由于阶级矛盾的产生当时出现了新兴地主阶级，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成长与当时奴隶主贵族矛盾加剧，导致了东周的产生，而在这些诸侯国中最强大的乃是齐国晋国，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齐桓公、晋文公都分别在管仲、郭偃的协助下向封建制过渡。孔丘的先世是当时宋国的的大奴隶主贵族，由于政治上的失败而逃到鲁国，孔丘的父亲在做过官，而孔子呢在当时是由文化的人也就是士，当时社会底层支柱是由工农商士组成，而士则为四民之首，也算是个小奴隶主。在西周的瓦解的东周的建立时也就是社会大转变，孔子暴露了他的态度，说这是“天下无道”，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显然，他所指的“天下有道”，就是西周时期的奴隶主阶级还能维持他的统治时期。扯远了，回来看孔子的儒家“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见风使舵，而很少有鼓励人的灵性的，只是叫我们“明哲保身”，但并不是说孔子的都不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借些孔老夫子的话，只是想说明并不是我们的文化里都是精髓，而我们并不是完全吸收或是全部摒弃，而是取其精髓，取其糟粕。怎样取其精髓，取其糟粕呢？自然要首先找出我们文化中的柏老所说的过滤性病毒！
自东汉起孔子推崇的儒家思想开始被帝王施与国内，制止封建王朝瓦解，儒家思想统治我国两千余年，为什么历代帝王都推崇备至孔老夫子呢？自然是这套儒家思想必是利于帝王的统治人心。中过古人早就意识到民心的重要，而儒家思想呢偏偏就是通知人心的最好工具，例如：师承，科举。古往今来，读书人为何读书？还不是为了一功名！在酱缸文化里，功名才是正路，否则都是“不肯正干”，即便是到了今天的中国教育，依然还是教育为了功名利禄!这就牵扯到中国的教育问题，这里不做详述。总而言之，儒家思想对我们的毒害确实不小（但不能全盘否定，有了儒家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化才如此博大）。
一位朱桂的先生这样写到：凡是有中国人聚居的地方，诚于中，形于外，便是脏乱挤吵，“挤”是为了看热闹，“噪”是为了先声夺人，“脏”是为了和光同尘，“乱”是为了自由自在。中国人对别人的关心，表现在看热闹上。杀头要看，死人要看，失火要看，淹水要看，大车祸更要看。别人的遭遇越凄惨，看的就越起劲，不如此，便白白丧失了享受人生幸福的大好时机。“怜我世人，忧患实多”，看着别人的痛苦，而庆幸自己幸免于难，实为人生一大享受。
多年前，有一男子，一时想不开，爬到某大饭店的楼顶上，扬言要自杀。顿时招来大群的看热闹的观众，警察当然一个一个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张罗安全救护网，又是派人前去说教的，记者大哥大姐们自然不甘落后摆好摄像机拍摄那珍贵的一刹那。或许那男子意志不坚定，半天了硬是没跳，可是也不见扯下走人，口口声声说跳，就是不立刻跳，就这样猴急的干耗着，中国人看热闹的耐心可是天下第一的，抬头仰望两三个小时，脖子再算，也不肯休息半刻，眼看都中午了，跳的还不跳，看的也还不走，这时候，一位大娘嘴里都囔着：“要跳还不赶快，老娘看完还急着买菜呢。”
《道德经》里有这么一句话：“他人骑马我骑驴，向前看，我不如，向后看，还有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别人遭遇莫大的痛苦，而我侥幸逃过，看着别人的遭遇而我幸免于难，这种享受在一生中难得遇上几回，不把握几回好好享受一番，岂不罪孽？中国人对于别人的苦难，以明目张胆兴高采烈看热闹的方式，对别人的幸福和成就，以讳莫如深、极端隐秘、极端恶毒的嫉妒心待之。宽宏大量的中国人决不能容忍相识的人比自己强，尤其是苦难队伍中的难友，绝不能容忍任何一份子脱离苦海。
电影院里上演孤儿寡妇穷困潦倒的镜头，满座观众无不以泪洗面，满场尽是唏嘘声，好像上演的就是观众身受一般，此时的国人把“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同情心发挥的淋漓尽致。电影散场结束，走在场外，就在路边的残疾儿童，哀病的老人，苦苦哀求，还红着眼的看着那些好心人士，却昂然走过，视如无睹。这就是中国人，生活在两个世界，永远有着双重人格。一个是理想的世界，充满了仁义道德，人人都讲究忠孝节义；一个是现实世界，充满了战争饥荒痛苦死亡，人与人之间拼杀的你死我活，修身治平时别人家的事，肚子饿了只有自家知道。到底是个古老的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化，也有着五千年的生活实际经验。古圣贤留给我们一套应该如何做人的理论，五千年艰苦生活磨练出来的一套如何才能活下去的宝贵经验。理论上必须这样做才行，但只有那样做才有活命的希望，“理想”和“现实”永远是相反的既不能放弃理想，又不能不顾及现实。
于是，理想世界的中国人讲仁义道德，具备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没的；现实世界的中国人，一直在饥饿线上徘徊挣扎，人生第一件大事无过于保命，于是尔虞我诈，苟且偷生，只要是能活命的事没有干不出来的。理想世界的做人道理是说给别人听的，现实世界的作为是自己实践的。所以永远不可能猜到中国人的意向。
后记：
读罢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又继而读了李敖《丑陋的中国人研究》，虽李敖是我比较敬仰的作家之一，但他这本书根本不值得一读，全书几乎完全脱离主题，而是把他的私人恩怨写于书中，堪称对哦不起读者！全书揭露的是他对柏杨的恩，以及柏杨对他恩将仇报，及说柏杨丑陋，还拿什么证据还证明之。柏杨所说的是国民性问题，而李敖全书几乎不谈国民性，而一直都在说柏杨这个人的问题，这样的国民性的民族性的问题是不能套在个体而言的毫无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