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摄冯永明
4月底，短暂的雨季刚过，美国加州天气晴好，阳光打在身上有种灼热的感觉。
客车奔驰在美国旧金山硅谷的101高速公路上，你就像穿越大公司的丛林，这里到处是全球知名企业的办公大楼。GOOGLE、英特尔、思科、苹果……这些曾经离你很远的企业密集于此。
旧金山硅谷是高科技人才朝圣之地，这里汇集了全球最顶尖技术人才——他们三分之一来自海外；这里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则占全美的三分之一。美国驻旧金山领事科技参赞董建龙说，硅谷的桃子熟了，等待企业家们来采摘——在硅谷8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年产值约7000亿美元。
2011年4月21日-5月1日，《浙商》杂志（旗下浙商商学院）联合浙江加州国际纳米技术研究院共同组织浙商企业奔赴美国加州举行“美国加州新产业项目学习考察”（下称浙商考察团）活动，第一站就驻足硅谷。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前者的经济马车未显疲态，而后者却仍然挣扎于衰退的泥潭。24人的考察团从旧金山到洛杉矶，从GOOGLE到思科；从美国喜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到美国硅谷动态三维娱乐科技；从一个个项目的推荐现场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课堂……十一天的考察活动，让浙商考察团成员产生了许多对产业变革的思考和关注。
本组报道分探秘篇、观察篇和对接篇，将全景式记录本次考察活动，探寻美国硅谷的创业基因、寻找最新的科研成果以及新产业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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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创新自由主义
GOOGLE在创立之初，就种下了创新的基因，创始人认为，创新有赖于每位员工都能够毫无顾忌地交流想法和观点。
38岁的雷鸣来自中国武汉。几年前，他在美国攻读博士，后进入美国一家高科技企业。但GOOGLE（谷歌）才是他职业的圣地，经过不断努力雷鸣最终进入谷歌。
与许多来美国打拼的中国人一样，雷鸣很快用他的创意打动了谷歌的高层管理者，并被任命为一个创新项目的负责人。作为谷歌的高级工程师，雷鸣带着他的团队开始做研究。由于项目研发的需要，雷鸣还经常往返于中美两国，谷歌在中国上海设有一个研发中心，雷鸣会经常跑到上海。
“谷歌是自由创新的地方，你只要有好的构想，就可以拉出一个团队来做研发，”雷鸣留着一头卷发，语速颇快。“每一个在谷歌的人都很有个性，他们往往不修边幅。”
每一个在谷歌的人都很有个性，他们往往不修边幅(雷鸣左)
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赛吉·布林在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宿舍内共同开发了全新的在线搜索引擎，然后迅速传播给全球的信息搜索者。1998年9月7日，他们以私有股份公司的形式创立了谷歌。
作为当今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谷歌早不再仅停留于搜索，已开始将许多产品工业化，试图直接传递到消费者的手上。据雷鸣透露，谷歌的车载电话并不比任何一款流行产品逊色。
雷鸣是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21日，出席了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科技参赞董建龙与宴请浙商考察团的晚宴。随后，他带领考察团部分成员临时决定前往距晚宴地点、约四十分钟路程山景城谷歌总部。
谷歌是一个约3平方公里的开放式企业园区。夜幕下的谷歌总部灯火通明。按照当地有关部门的规定，晚上公司的亮灯率要达到60%，而谷歌的亮灯率接近百分百。白天，风景如画的园区内樱花绽放，成为许多居民的生活享乐地方。
雷鸣带领我们从生活区开始参观。他在接待台前的一台仪器上，输入到访者的姓名和职务，并将访问签条粘在每个人的身上。穿过餐厅、食品区、洗衣房、健身房、音乐房，墙壁上到处是谷歌LOGO的图案。这些LOGO充满创意，形态多变，让你感觉到置身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这其中，有许多以中国元素为创意的设计。“中国元素在我们这里很受欢迎，”雷鸣说。
出了生活区，绕过外面的一个小型沙滩篮球场，便是谷歌管理层办公楼。办公楼一楼，放着一个巨大的谷歌地球，你可以搜索到任何想得到的地方。
自1998年创立以来，谷歌的规模不断扩大，但企业仍坚持营造一种小公司的氛围。午餐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在公司的餐厅随意就座用餐，与各个不同部门的同事一起愉快地畅谈。在就餐时间内就餐，所有的餐饮都是免费的。而各类水果、饮料以及点心供应台点缀在办公楼各处，员工可以随时免费享用。
在一些大开间的办公室里，还有许多科技人员正在埋头工作。“公司不限制你的工作时间，但对课题有一个截止时间。”雷鸣说，“这让人很自由。不过，你知道，一旦你投入技术研究的时候，是很难停下来的。你没日没夜地干，却不感觉疲惫。”
在办公室的墙壁上到处是各种形式的便签纸，有的直接写在讲板上。“许多好的想法便写下来，小组的人会敞开聊，最后把这些好的创意融入到你研发的产品上，”雷鸣停顿了一下，“其实，刚才你们看到的这些信息，都属于商业秘密的范畴。”谷歌在创立之初，就种下了创新的基因，创始人认为，创新有赖于每位员工都能够毫无顾忌地交流想法和观点。因此，在办公室的设计中都体现了这一点。
安徽国林圣奥办公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柳培虎说，这种开放创式环境，确实容易激发人的想象力。而许多中国公司认为，大开放间会干扰其他人的工作。
谷歌对员工的考评别具特色。每年项目负责人自己要寻找六名同事或者非认识人员为其打分，再综合直管领导给出评分来确定员工的业绩。
这种方式让人工作的时候，能激发自己的团队热情。这样的评议制度，可以促进个人存在的工作和管理方式，创造更融洽的团队氛围。
谷歌已为雷鸣办理了移民美国的手续，雷鸣已是一个地道的美国公民。在硅谷中的许多大企业，包括英特尔、eBay、雅虎以及Sun微系统等，在发展过程中都依靠了海外员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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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气的思科
与生活上的“小气”相比，思科对科研的投入却从不吝啬，每年的科研投入占到净利润的百分之十。
思科总部距GOOGLE约一小时路程的旧金山圣何塞。4月22日下午两点，因为浙商考察团的到来，思科升起了一面中国国旗。
“中国的力量正在上升，”北美浙大校友会、思科技术主管叶继承说，“中国是思科业务最重要的拓展地区。”
思科是硅谷地区占地面积最大的公司之一。在纵横交错的道路上，思科以金门大桥为设计灵感的LOGO不断重复出现。从1984年创始以来，思科这家夫妻店几经浮沉，终于成为全球最受人仰幕的企业之一。
以“通过革新技术，改变生活体验”为宗旨，思科从硅谷向全球输送智慧。思科试图搭建一座智慧地球。尽管，思科的产品并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但中国企业家对思科并不陌生。浙商考察团成员、杭州万星银泰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蓉梅说，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与思科有着千丝万绪的联系。
精细内控
思科于1990年在美上市，经历了上百次大大小小的并购后逐渐壮大，并把企业拓展到全球。到2011年，思科全球员工达到7.2万人，员工数翻了数百倍，从事研发、销售、幕后服务人员各占三分之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2000年初，受益于网络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络像空气和自来水一样成为一种需求，思科趁势而起。然而，2001年的网络泡沫，让许多互联网企业蛰伏长达两年之久，思科未能幸免于难。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再次冲击各大企业，给企业带来深重考验。
“思科不断地改变自己，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思科系统公司大中华区市场部高经理郑怀智向浙商考察团介绍说。
在郑怀智眼中，思科是一家在生活上非常“小气”的公司。公司从上至CEO下至普通员工，出差只能坐经济舱；思科总部，除了会议室和试验室以外，所有管理者、员工的办公室都不开设窗户；可口可乐全球一天的广告投入，相当于思科全年的总量。这虽与思科产品的特性有关，但至也说明，思科外在品牌的塑造上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虽贵为全球500强，思科却从未放松内控管理。这或许能从一个侧面解释，在去几年的发展中，思科为什么在历次金融危机中，仍屹立不倒的原因。
郑怀智清楚地记得，1995年，他去中国访问时见到的思科中国草创时的寒酸样。一年前，思考刚刚进入中国，办事处租用了的两间客房，租用的洗衣间则成了思科的仓库。
十五年过去了，思科在中国的工作人员从7人增至3000人，而思科在上海的研发中心有数百人之多，分别在北京、成都、广州、江西等地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
“美国的变化大多数是负面的，而中国大多数变化是积极的。”郑怀智的说法，从一个侧面凸显在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面前，美国有些停滞不前。
创新困境
与生活上的“小气”相比，思科对科研的投入却从不吝啬。思科每年的科研投入占到净利润的百分之十。这些钱用来技术研发和建设思科商学院培育人才。目前，思科仅中国一地申请的专利就多达400个，而每年还将会以超过百个申请量的规模增长。
郑怀智与另一个思科工程师带领浙商体验了代表当今世界最先进科技的网真——一套视频会议系统。大家被分散在三个会议室，网真系统用声音感应来切换屏幕，画面会自动切画到发言者，模拟出真实的会议场景。这套系统价格不菲，但很受欢迎。“中国企业开始走集团化，许多企业需要这样的系统，以帮助企业减轻成本。”在港拥有一家上市公司的浙商考察团成员、浙江世导科技有限公司张世权说，“这个系统应用前景比较好。”
思科总裁钱伯斯说，客户的满意和客户自己的成功是思科商业战略的核心和灵魂，它是促使我们现在未来取得成功的关键动力。思科一直试图塑造互联网的未来——在思科有一种说法，一个副总住在圣河塞，他在德州的秘书，除了不能替他倒咖啡外，什么都能做——思科一直试改变互联网时代的新工作和生活方式。
尽管思科在不停地奔跑，但无论多么引以为骄傲的技术，在硅谷这块创新的土地上，经常会冒出新的竞争对手。
“如今，思科在高端网络设备方面遭遇juniper；在低端企业网方面遭遇华为；在光网络上一堆对手，在安全方面、在无线方面、在存储方面、在家庭网络方面、在语音方面，都未必是最优秀的。”一位评论人士指出。
事实上，思科无论何时都没有放松警惕过，一家夫妻店经历过从颠覆一个行业到重新树立行业标杆的历程，他们深知科技无止境。“做一个企业，绝不能只看到三个月，一定要有三年、五年的长远目标。”正是因为类似于思科这样的公司带来的技术革新，实际上早已改变了贸易的实质。郑怀智说，“不是有外销，才有全球竞争。虽然你不打别人，但别人会打进来的。大家看看，八杆子与手机联系不到的苹果公司，竟突然进军手机市场，结果把那些老牌手机企业逼上绝路。竞争无时无刻都在，有时甚至由行业外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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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公司的成长
“因为我影响到了产品的样子，证明了产品和技术是对人类有存在价值的。”许多美国年轻人就是怀揣单纯的梦想，摸索着走上创业的道路。
4月26日上午九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下称，UCLA）专业孵化器，31岁的Patrick正等候浙商考察团的到来。
经过三年的努力，Patrick研发的用于检查药物对老鼠身上癌细胞治疗效果的一种成像技术已推向市场。浙江大学成为其第一个买家。
几年前，Patrick还在领着西门子的高薪。但有一天，他告诉朋友他想开一家公司的想法时，朋友们担心他会失掉体面工作，落得无家可归的地步。
31岁的Patrick收获创业的喜悦
与许多的创业者一样，Patrick想找一个专业孵化器。此时，他得知UCLA准备孵化几个企业的消息后，便来到了这里。
需要300万美金启动研发资金的Patrick要说服UCLA专业孵化器的负责人及风投，他与另外30位申请者展开激烈的竞争，最后入围成为七个创业项目之一。
“我的项目，在技术专利上有优势。另外，我认为他们相信我的解释，我的专利不仅仅是概念性的，而是可以产品化的。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的种子资金的量也很重要，有几个项目需要的资金量过大，吓退了投资人。”Patrick回忆起当初与他人竞争时的撕杀场面还颇有些激动。
2008年7月，PARKW注册了一家名为SOFIEBIOSCIENCES的公司，并开始招聘研发人员。UCLA专业孵化器将提供免费共享的研究设备，并负责人事等一系列管理事务。
招聘人才是最难的事情，Patrick在公司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为招人发愁。现在他的公司有六个人，Patrick给了他们不同的股权。
这家6个人组成的公司，其研发的技术并不比拥有4.8万人的西门子逊色。经过一年半的努力，产品终于出来。而与Patrick同时进入的七家公司，现只剩下三家，其余的都因技术无法从试验室完成产业化的转变而失败。
“试验室每个月的支出费用需要五万美金，如果没有创业种子资金的注入，许多好创意就只能存在脑子里，直到技术老去。”Patrick说。
Patrick看着公司的业绩缓慢向上爬升，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尽管，他现在的收入远低于在西门子时拿到的薪水。但对Patrick类似的创业者来说，他们内心都有一个信念。“因为我影响到了产品的样子。我证明了产品和技术是对人类有存在价值的。”
风投砸钱到某个项目里时，并不是为了做善事，而是为了获得回报。因此，风投在公司进行产品技术研发的过程中，往往会全力设计出一套推广产品的方案，以便于产品上市后能立刻占领市场。
2011年，Patrick创立的这家公司将会实现150万美元的营收，他们中国上海设立了办事处，这里是他们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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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式孵化的力量
新技术转化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从研究室到市场产品须经历一个‘死谷’，谁跨过了死谷，谁就能赢得机会。
Patrick是美国许许多多创业者的一员，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创业者涌向硅谷、涌向充满创新意愿的UCLA。为了节约成本，UCLA专业孵化器的许多设备仪器是通过中国阿里巴巴途径买来的。
一个创业型的小公司为什么可以与大公司抗衡？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这些企业小树在大企业的森林里独树一帜？
UCLA试验室的仪器可以免费给被孵化企业使用，而社会上的小公司则可通过网络预约租用
Patrick项目所在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专业孵化器负责人说，“创业公司把产品推向产业化，把技术发明形成产品，最缺乏的就是种子资金。一般来说，如果50万美金的项目，最好建立实验室。UCLA专业孵化器，会议室，仪器设备、行政、人事、保险等都是共享的。
浙江加州国际纳米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吴兰说，中国的创新力量没有很发地发挥出来。中国许多技术停留在试验室，而西方许多技术，哪怕很小的技术，都曾尝试走上产业化之路。虽然，国内有许多所谓的专业孵化器，但在帮助试验试技术走向产业化上还有很大距离。
UCLA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EMILYLOUGHRAN女士说，加州大学每一个分校都有一个技术转让办公室。UCLA有379项发明、1837项专利，其中数百项专利有转让计划。UCLA知识产权办公室每年都会推荐70-100创新项目，大部分项目来自医学院、程学院。这些项目一般都由研究人员拿出想法，商业公司帮助分析商业前景，并制定商业计划，然后开始研究开发。
作为院校，UCLA的转让始终恪守几个宗旨。EMILYLOUGHRAN说，对某一样技术要有一个合理的价值评估。转让出去的技术，一定要让大众受益。除此之外，该技术的研究教授，并不能因此而受到研发方向的限制。技术转让的费用重新回流到学校，为学校提供后续研发经费。
谷歌与思科总部相去不远的斯坦福大学，是一所开放式大学，她像一个巨大的高新技术子宫，孕育出了大批世界级的大公司。斯坦福大学在最近的财年中，还从428项专利技术中获得了4800万美元的使用许可费。而在2006年2月，斯坦福大学出售谷歌股票的总收入达到3.36亿美元。
在硅谷， 每周有 10 多家新企业诞生，平均每 5天就有一家公司的股票挂牌上市。美国52%的高科技风险投资金额砸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硅谷开创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超级资本主义——一个以不断创新的技术、热烈的创业精神以及激烈的经济竞争等等为根基的体系。这个体系包含了无数的商业交易、衍生公司、创新公司以及他们的成败起落。
加州纳米技术研究院一位副院长说，大学技术到市场，要经历基础研究、试验室产品、原型产品、测试、推向市场等一系环节。“新技术转化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从研究室到市场产品须经历一个‘死谷’。”一家旨在帮助试验室技术转化为产业化的非盈利性机构Larta公司CEORohit对《浙商》记者说。
那么，如何有效逃离试验室技术产业化的“死谷”？美国加州纳米技术研究院首席执行官、浙江加州国际纳米技术研究院美方理事长Roy在为浙商考察团讲授的“科学商业化”课程时说，一般而言，先成立小公司慢慢研发；在技术成熟前，先进行每项5000元的专利申请，以保护产权免受侵权。一年之后，公司就可以拿到专利。某项技术一旦签订了协议书，就意味着公司有优先获得该技术专利的权力。成立公司的意义在于，早期的研究风险大，此时大公司一般不愿意干，当小公司把技术做得相对成熟后，即可以吸引大公司来收购。这些小公司还为学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获利费用的30%将会给教授和研发者，以刺激他们保持旺盛的创造力。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投资人在选择投资对象时，他们宁愿投资优秀的团队、较其一般的技术，也不愿意投优秀的技术而比较其一般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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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烫的新能源
在美国考察期间，新能源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4月初，浙江杭州一辆行驶中的电动车自燃。这起普通的汽车自燃事件却引起了远在美国硅谷吴隆安博士的关注。
吴隆安博士在美已20年，是华中科技大学硅谷/北加州校友会副会长，他长期从事锂电池技术的研发。
吴很快从互联网下载了电动车失火的照片，放到“智能电池芯片”项目推荐资料的PPT中。
吴隆安博士对《浙商》记者说，现在许多国家的锂电池产品，由于缺乏一种系统安全监测技术，模块间出现问题时往往很难发现，所以才会出现电动汽车电池引发自燃的问题。
在美国硅谷，新能源热浪一浪高过一浪。然而，由于美国尚未摆脱金融危机，在相关技术方面的资金投入却呈趋减之势。
“滚烫”的新能源
一方面，美国政府很担心技术流失；而另一方面，政府又苦于财政困难无法持续投入扶持资金。许多美国太阳能企业便把目光转向新能源产业崛起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在浙商考察团到硅谷的一周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当地企业家宣讲时表示，要确保高端技术能留在美国不要轻易外流。但是中国巨大的太阳能市场，让这条禁令显得软弱无力，许多研发企业试图通过技术换资本的方式推动企业发展。
在硅谷，浙商考察团来到一个火橡树居民区。在花园式的居民区附近，有四幢建筑的屋顶全部使用了太阳能供电系统。这是一家名为加州硅谷精准太阳能智能电力科技公司的杰作。四年前，公司的创始人突然对绿色能源产生兴趣，便自筹费用累计投入360万美元建立了硅谷地区第一个太阳能供电系统。但现在该公司正试图寻找中国买家，出售管理太阳能供电系统的逆变器。
“只有自己试用才能发现实际中存在的系统问题，并把它改造好。”精准太阳能总裁牛道尔说。在试验过程中，精准太阳能的技术人员意外地研发出了一种微型逆变器，用来管理智能电网系统中必用的电力转换。
徐征的中国行
与许多渴望找到中国买家的新能源企业不同，徐征博士的中国行显然已有成效。
4月22日，浙商考察团到硅谷（美国）喜瑞能源有限公司考察。首席执行长、总裁徐征博士原是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原副总裁、事业部总经理。这位具有广泛国际商务经验的电子工程学和材料科学双博士，拥有74项美国专利。
喜瑞能源生产的高效率太阳电池组件可显著减少占地面积，与传统多晶硅比起来，效能更高。徐征已与杭州萧山区政府成立一家名为杭州赛昂电力的合资公司，后者以参股与信用担保的形式出资，五年后全部退出国有股权。目前，杭州赛昂建造了一条32万兆瓦生产线，预计到2014年，全部产能将达到325万兆瓦。
徐征的太阳能项目已经顺利落户浙江杭州
为推动太阳能发展，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是政府补贴的形式扶持企业。由于技术成本高，太阳能发电还无法实现平价上网。徐征试图突破这个技术瓶颈，在最有限的空间转换出更多的电量，从而实现太阳能供电的平价上网，他的技术在理论上完全可以实现这一点。这也正是地方政府风险基金下单给徐征团队的原因。
目前，美国许多高新企业有技术却没有钱，但中国企业在合作中，却又过于强调控制权。这成为合作中的一道鸿沟。
徐征并不认为控制权是一个问题。他说，“谁控制并不重要，GE其实也没有绝对大股东控股。各股东之间要发挥所长，才能把企业做好。杭州赛昂的股权结构就是哪方都不绝对控股。”
浙商考察团成员上虞天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经乐毅董事长说，徐征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其实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在这样的理念下，杭州赛昂组建了一个董事会，所有的问题通过董事会以民主的方式解决。这是双方都受益的合作，地方政府帮企业解决土地资源，并提供巨额的信贷担保以及更多优惠政策。而企业则获得了进入中国市场的入场劵。
接纳新能源的态度
浙江中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江只要看到太阳能等新能源项目，他就会精心作笔录。
“许多项目听上去非常不错。我本身不是行业内人士，很难分辨哪个更好。”陈建江正在酝酿进军新能源行业，他说，“太阳能投资大、风险大，如果项目不投准，投资将会是一个无底洞。”
陈建江认为，全球的太阳能行业的欣欣向荣实际上都是因为政策的补贴造就的，而且加工制造环节存在污染的问题。中国作为最大的太阳能产品加工基地，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因此，现在要进入太阳能行为，必须要掌握其核心技术，才会有市场竞争力。
“对于许多寻找新产业的中国企业来说，新能源充满诱惑，但并非所有项目都适合每一个企业，还是要量力而行。一旦大家都投资了新能源行业，这个行业很快就会产能过剩。”南通海鹰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应海说。
在美的李明华博士对《浙商》记者说：“美国现在缺乏足够的资本，正是中国企业获得美国高端技术的好时机，这波新能源浪潮中，如果中国能够站在高起点上发展，无疑是有战略意义的。”
“绿色能源正在从边缘到中间地带的转变，还将会更加主流。” ONGREEN（创绿网）CEO斯坦．霍尔特 4月25日，在UCLA 的一间会议室里对《浙商》记者说。
“我们的平台就像中国的阿里巴巴，只是我们的产品是绿色能源的技术、项目。”2011年底，创绿网将推出中文版，CEO对中国许多企业比较了解，他希望用阿里巴巴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中国市场曾经很混乱，但是现在变好了。特别是对新能源方面，他们对于产品需求，清洁能源技术，都有明确的预期。我认为，中国的需求明确，政府的投入可靠。”LartaCEO Rohitshukla戴上条中国嵊州、绣着草书龙字的领带，他急切地表达进入中国市场的愿望，“中国的企业需要来一个概念性地改变：中国已是最大的太阳能等新能源的生产商，成功形成了一个市场，现在要有更加开阔的眼界，引入世界性的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