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禅说庄子《天地》
第三讲黄帝及尧舜禹的几则故事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
修道的过程与本钱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我们知道中国的方位，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赤水就是南水的北边。
“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黄帝回老家的时候，掉了一颗“玄珠”。这个“玄珠”就是“抱朴守素”的那个“朴”、“素”。要知道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精神，它的本来面目就是“朴素”，就是纯粹；它是没有东西的，就是“空”、“无”。如果还是“花”的，还是青黄赤白黑在那里钩描一通，那么就不是了。正因为它是空的、无的、朴素的，所以它的功能才是“玄”的。为什么它是“珠”呢？因为“珠”是圆的，佛教里以“镜”，特别是“大圆镜”来比喻我们的这么一种精神，实际也就是“玄珠”。“黄帝”中华民族的始祖，到外边去考察，从南到北，“游乎赤水之北”，又回到北边，又登昆仑之丘，昆仑是在西方。你看黄帝南边也去了，北边也去了，最后又“南望”。“南望”是什么意思呢？是寻找光明！但是就在他寻找的过程之中，就恰恰失其“玄珠”，就把自己的心丢了。所以我们看洞山祖师那个“悟道偈”：“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殊”，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
黄帝的东西丢了，不得了——“使知索之而不得”——他就派智慧大臣去寻找，找不到。“使离朱索之而不得”——“离”在易经中的离卦属火，也是南方之象，是光明；“朱”也是光明，光明上加光明，也就是更加智慧，去寻找还是找不到。“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什么是“喫诟”，二郎神的“哮天犬”，它鼻子的搜索功能比搜索犬还强，把这些手段都使尽了，还是找不到。“乃使象罔，象罔得之”——什么是“象罔”？就是睡着了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一心不用。嗳，这下就把“玄珠”找回来了。
黄帝很奇怪，说：我派了那么多神通广大、智慧超群的人去找，都没有找到；怎么派了“象罔”这么一个又瞎又聋又跛的人，一去就找到了呢？这个故事很巧妙地比喻了我们修道的过程，特别是有些“闭关”的人，用了很多功夫，天天阅藏、看书，修这样功夫、那样功夫，就是“使智索之而不得”，不能得；换一种方法，“使离朱索之”，离朱就是“加行”，加行再加行，加了行以后仍然不得；“使喫诟索之”，“喫诟”是专门捡脏东西吃的，你说我入得佛，入不得魔，我就入魔来看一下，这样来找还是找不得。因为你还在“两边”转嘛。
佛法讲“两边三际断”。这个“象罔”就是“两边三际断”，既不入圣，也不入凡；既不入佛，也不入魔；既不进入过去，也不进入未来，也不进入现在。所以“象岡”进入了这个状态，了不得，大彻大悟，就把“玄珠”给找回来了。
把“玄珠”找回来了，于是乎黄帝就很感叹！所以我们看在《大宗师》中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养生主》中也说：“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里都反复在谈“知识”和“灵性”的关系；“知”和“不知”的关系；“拥有”和“不拥有”的关系，这里边奥妙无穷。我们怎样在这个方面使自己得到升华？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升？大家到龙江书院来学习，我也苦口婆心地就这个题目反反复复地说；说穿了，道家学说和禅宗也是说这个事情，反复提示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弄好了，你哪还需要去读其他的书呢？你在学道这件事上就够了，也就是本钱到位了。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齧缺，齧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尧问于许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许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为人也，聪明叡知，给数以敏，其性过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审乎禁过，而不知过之所由生。与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天，方且本身而异形，方且尊知而火驰，方且为绪使，方且为物絯，方且四顾而物应，方且应众宜，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虽然，有族，有祖，可以为众父，而不可以为众父父。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 |
上治治未乱，上医治未病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齧缺，齧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当然在道家学说里还是讲传承，尧帝的老师是许由，许由的老师是齧缺（缺牙齿的人），齧缺的老师是王倪，王倪的老师是被衣。文中先把这层关系交待清楚了。
“尧问于许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大家都知道上古三代“禅让”，尧很贤能，看到有道的人，就想把天下让给他，自己不想当皇帝。就这样让过去让过来，大家都不愿意当。有一次，他问许由，你的老师、我的师公齧缺可以当皇帝吗？我去说，他可能不听；你去请，也可能请不动；我想请太师公王倪来迫胁他当天子。因为这些都是神仙，可能都是活了几百岁，而且还是很年青的这一类神仙。
“许由曰：‘殆哉圾乎天下！’”不行呀！这样很危险。我的这个老师齧缺是千万不能去当皇帝的，如果他当了天子，整个天下就很可怕。于是许由就介绍齧缺的为人。
“齧缺之为人也，聪明叡知，给数以敏，其性过人，而又乃以人受天”。齧缺这个人，聪明睿智。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皇帝驾崩了，写的追悼文里边说，某某皇帝是聪明睿智，天纵神武，了不得，那个脑壳灵得不得了，属于是每秒运行几亿次的计算机。“给数以敏”，“数”是频率，办事非常敏捷迅速。“其性过人”，他的那个性超过常人，他有广泛的能力，有人是天才，他是全才，什么都懂。“而又乃以人受天”，他作为一般的能干人可以，你要让他去当天子，他经常想以人的力量来驾驭天命，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人定胜天，豪气万丈高。
“彼审乎禁过，而不知过之所由生”。“审”在注解中作“精明”讲，他是很精于发现别人的过错，经常去督查、审查别人的过错，而不知这些过错从什么地方产生。现在网上有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说社会保险金的流失问题，说十四届三中全会有个决议，就谈到社会保险金要如何制度化、规范化，要与政府、企业脱钩。从上海的社保案到全国大大小小的社保案，都是社保基金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职能不分，给少数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挪用或贪污。当然这是制度问题引起的腐败，应该从制度上加以扼制。所以有些过错并不是某些官员的过错，而是环境、制度引起的，整个氛围都是那个样子的，就造成某些人不由自主的犯罪。所以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关键是如何料理好这个环境，将可能发生过错的苗头消解在萌芽状态。所以一个优秀的制度、一个优秀的环境、一个优秀的氛围就可以使人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
齧缺，精于拈过拿错，但却不知过错为什么会发生。而一个高明的人，治乱治于无形，正所谓“上治治未乱，不治已乱”，“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真正聪明的皇帝、宰相治未乱，不治已乱，他们把国家可能发生动乱的苗头、机兆都统统消解于无形之中，不允许出现麻烦。人的过错同样如此，有的人不自觉的时候要犯错误，如果他有一些优秀的师友在一起，无形之中就把他要犯错的因，在不知不觉中给抽掉了，他就不会犯错误；如果布置一定的氛围，很舒服、很安逸，他也不会去犯错误。我们看庄子的这些语言，处处都会引起我们深思。所以齧缺这样只会拈过拿错，不懂治未乱的人，有资格去当天子吗？
庄子批判的预见性
“彼且乘人而无天”，我们怎样理解这个“彼且”？就是将要。你想我们现在，人的社会性越来越强，而自然性越来越委缩，这是不是“彼且乘人而无天”？实际上这种境象庄子早就说过，不断地发展人的空间，就缩小了自然的空间，天就是自然嘛。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但是两千多年以来，特别是近两百年来、近一百年来乃至这几十年来，“乘人而无天”，对自然、对环境，人类简直横行无忌，简直没把老天爷放在眼里，确实应该警钟长鸣。
“方且本身而异形”，“本身”，就是本自己的身，通过自己的喜好来判断别人，以己之喜恶来要求他人；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就是“党同伐异”、排斥异己，这样不好。因为大道玄同，它能够允许各种各样的事物存在，并不是只要我们人类，而把其他动物全部都灭掉，那个不可能。
“方且尊知而火驰”，在搞运动的年代，只要有什么好人好事、先进经验就推广、搞运动。火速推广就是“火驰”，因为发展阶段不同，中国这么大，人口那么多，地域差别、文化差别、气候差别、地形差别，你不可能一刀切。像以前的农业发展纲要，淮河、秦岭以南的纲要就必须要达到每亩地六百斤产量，黄河、淮河以北的就要达到每亩地四百斤，这就是农村发展纲要。上世纪六十年代制定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中国都要学，你怎么学？这个就是“方且尊知而火驰”。你说大庆好不好呢？当然好；你说大寨好不好呢？肯定在当时很优秀，我也很崇拜；但是你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方且为绪使”，“绪”是什么呢？我们说思绪、头绪。这个“绪使”就是为事物细末、枝枝节节的事情，弄得手忙脚乱。《列子·说符》中说“察见渊鱼者不详”，太明察秋毫了不是一件好事情。什么因缘你都明白，什么因缘你都清楚，这机一动，你就一踩九头跷，那就使得我们一天到晚被一些细末的事情弄得团团转，穷于应付。
“方且为物絯”，就是被事情拘束、捆绑，劳神而费力。“方且四顾而物应”，自己想面面俱到，处处周详，又想搞点实用主义，使自己万无一失，百拿百稳。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很麻烦。“方且应众宜”，万事万物变化无穷，又要想顺应，还要想紧跟、死守，这样穷于奔命，就失去了抱朴守素的状态，那怎能有恒呢？所以穷于奔命而不知守常，不知常而妄作就凶。
所以总结上面八条，许由就说：“夫何足以配天乎？”——齧缺是一个道人，在《庄子》里边是通过许由的口，把他说成是比唐太宗、比雍正皇帝还辛苦的一个方外士，这就让人弄不明白了。实际上许由是在说反话，用批他老师的这么一种口气，把后世之师，特别是以后的法家思想，预先进行了批判。法家到了孟子时代、庄子时代实际上已经有苗头了，在《天下》篇里就提到了慎到这位法家人物。春秋末战国初，为了富国强兵，奇谋策士纷纷出世，诸子百家学说里边，有很多学说都属庄子批评之列，属于道家批评之列。这里他就先拿他的老师做箭垛子批了一通，所以“何足以配天乎”啊！像这样的人是不足以当天子的。
“虽然，有族，有祖，可以为众父，而不可以为众父父”。“有族”，从常规意义上说，他有他的宗族，一大家族人、一个部落；有祖，有他的祖宗，有祖就是一国领导。“可以为众父”，可以为大家当一下父母官。“而不可以为众父父”，不可以为父母官的父母官，也就是天子。从另外一个方面，从道上来说，有族和有祖，族就是万，就是类别，就是很多；祖就是宗，就是一。明白了这个关系，“可以为众父”，你就可以主宰万姓了；而“不可以为众父父”，“众父父”就是道，我们可以结合着禅宗的一些语句，加深对庄子这一段的理解。
使国家走上和谐发展之路
“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通过以上一系列的评说，许由又说，治，往往是乱的机，我们为了寻求天下大治，而下了种种药，就像一个病人，有了病要吃药，把自己变成一个好人。但是“是药三分毒”，高明的医生可以药到病除。如果是一些温汤水的医生呢？你就病上加病，就麻烦得很。所以，中国几千年以来，求治的方法很多，理论也很多。特别是我们在学方孝儒的《深虑论》时看到，不管是秦始皇也好，汉高祖也好，汉武帝也好，乃至唐太宗也好，宋太祖也好，他们都是求治。但是他们求治，制定了一系列的方略和治国大纲，看起来天衣无缝，完美无缺，无懈可击，但恰恰就在这种圆满之中，仍然隐藏着乱的机，而且是非人力所能掌控的因素，通过几十年、乃至一二百年衰像就显现了。所以“治是乱之率也”。治，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几次变法，有使之变强的，有使之变弱的。商鞅变法使秦帝国达到了极盛，但又成为秦帝国覆灭的一个根本原因。王莽施行新政，结果使其政权迅速瓦解。王安石变法看起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没有贯彻到底，引起反复的“党争”，结果加速了北宋王朝的衰弱。怎样变法？这在中国历史上历来都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到了邓小平改革，他老人家明白这个道理，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就显得万分谨慎。像毛主席说的那些豪言壮语，天下大乱是好事，不是坏事，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明白这种规律，但是没法掌控这种规律，因为他还是身不由己，整个国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那时有七、八亿人，几百万干部，造反派也好，保皇派也好，每个人都是各有所思，各有所谋，面子上都是听他老人家的，结果上是不是呢？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求治”在道家学说里是否定的。当然，治乱，道家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就是无为而治——治是有为，有为就会越治越乱，所以这在道家学说里是根本原则。围绕道家学说的无为而治，已经争论了两千多年，到现在都还在争论，到底什么是无为而治？可能没有多少人懂，大多数人都误解了无为而治。《道德经》也好，《庄子》也好，谁也没有把这个“无为而治”说得很清楚，只是给了个概念和原则，用现在搞策划的语言来说，就是先搞个概念出来，然后去做这个概念。无为而治这个概念该如何去做？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文景之治”做得稍好一点外，“贞观之治”也想学一下“文景之治”，但“贞观之治”实际上相当有为，因为唐太宗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怎么可能像汉文帝一样敢于真正放下，不去有所作为呢！所以“治，乱之率也。”
“北面之祸”——就是说老百姓、诸侯们如果要面对上面求治，大家都很恐惧。“南面之贼”——就是说当皇帝的也会造成麻烦，不论对君、对臣、对中央、对地方都会造成麻烦。当然我们现在搞改革开放，实际上也在搞变法，也在求治，就是把当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大纲纠正过来，使国家走上和谐发展之路，通过和谐达到面面俱到，使整个局面在可控的范围内发展，这就较为稳妥了。
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 |
尧帝的逆向思维
尧帝有一次视察华地,是华山还是华什么地方，说不清楚。封人是管理边境的长官,见到舜帝来视察工作来了，于是乎就进行了一番祝祷，这个祝祷也很有趣。
封人说：“你老人家是圣人，了不得！我们祝福您。首先祝祷圣人长寿！你当天子，使老百姓安居乐业，所以祝愿你长命百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尧帝说：“用不着，活那么大干什么呢？没有必要，你不要这样祝祷”。
封人继续说：“祝祷圣人富有！”尧帝又说：“算了，财富拿来做什么呢？没有必要，你不要用这么美好的祝词了”。
封人又继续说：“祝祷圣人多男子！人口富裕，男子多了，劳动力就强，军事力量才强。”但是，尧帝又辞，说：“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封人见尧帝这样推辞，很奇怪，就问：“天下人谁不喜欢寿？谁不喜欢富？谁不喜欢自己儿孙众多？这都是人之所欲，皇上你独不喜欢这些，不需要这些，是什么原因呢？”
尧帝回答：“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
“多男子则多惧”，是啊！当了皇上，阿哥们多了，人多是非多，互相争权夺利，麻烦多得很；古人常说圣人门前是非多，所以人多了就麻烦。孔夫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个难养，在这里尧帝都说“多男子则多惧”。篡党夺权的来了也麻烦，你还是得提防点。所以这些事情，也不是好事情。
“富则多事”，你钱多了，事情必然就多，金山银山堆起，钱怎么用？又怕水灾火灾，又怕强盗来抢；，总之，富则多事。
还有呢？“寿则多辱”，你活了一二百岁，躺在床上不能动，大小便失禁，老年痴呆，那好麻烦。岁数大的人，行动不便，久病无孝子，确实在精神上、人格上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所以“寿则多辱”。尧帝看到了这些方面的不利因素，于是一再推辞，不要封人在这方面祝祷。
封人曰：“始也我以女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俱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夫圣人，鹑居而鷇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尧随之，曰：“请问。”封人曰：“退已！” |
庄子笔下的共产主义
封人听到尧帝这么一说，就把自己的一套理论抬出来，首先把尧帝给批了一通——“始也我以女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以前我还以为你老人家是圣人，现在看来不过是位端方君子而已，还不够圣人的格。要知道“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老天爷生育了万民，各行各业各有相应的职能，各人有各人的职务、职责。男子一多，人丁兴旺，让他们各尽所能，用马克思的理论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多舒服，何惧之有啊！
“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有了钱，分给大家嘛，来之于大众，还归于大众；来之于社会，还归于社会；那么你又何事之有呢？你就没有事了嘛！你如果把钱都揣到自己的钱包里，让大家都穷，你自己富，当然这个事情就来了，麻烦就多了。
你看封人这个官员，简直是神仙。他继续说，什么是圣人？就是“鹑居而鷇食”——像鹌鹑一样，整天呆在笼子里，心安理得的，该睡觉就睡觉，该吃两口就吃两口。也是“鸟行而无彰”——鸟在天空飞的时候，你哪能看到痕迹呢？我们经常说牛羊在山间里跑，还会把羊肠小道踩出来，“鸟形”就没有什么痕迹。所以只要安居而顺处，随分所养；不要去多操心，多费神，那么我们这个日子就过得很舒服、很坦然；就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在天上飞翔，但是又无痕迹泄露。
当然，“天下有道”，则天下太平，老百姓、水鸟、草木、禽兽等等，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人与自然和谐了，人与社会和谐了，这就是“与物皆昌”。
如果“天下无道”，会处于一种混乱状态，那么作为皇上、作为领导者，“则修德就闲”，就要修德，而且还要就闲，就是要闲居，要使自己超然事外而潜心养德，以待时机。这样才能善于调理天下之事，顺时处变。
“千岁厌世，去而上仙”，活了一千岁，在社会上过久了，也就过厌了；天天吃酒吃肉，也就厌酒厌肉；天天当皇帝，也就厌恶皇帝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活一千岁，也觉得不舒服，也确实不想再在世间活了，于是就升天当神仙，使自己升华一下。就“乘彼白云，至于帝乡”，驾鹤西去，到了昆仑仙山的地方去过日子，位列仙班。那自然就“三患莫至”了。哪三患呢？就是多惧、多事、多辱嘛！这三患就不会来找你的麻烦了；自然就“身常无殃”，自己一生也就太太平平的；“则何辱之有！”也就没有什么了。
封人说完就走了。尧帝听了这一番高论以后很激动，就跟着封人紧随不舍，还想继续请教。封人对他说：“回去吧！回去吧！”就不料理他了。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而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立而问焉，曰：“昔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辞为诸侯而耕。敢问，其何故也？”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夫子阖行邪？无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顾。 |
社会性和自然性的对立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治天下，伯成子高被封为诸侯，自化一方。后来尧把天下禅让给了舜，又过了几十年，舜又把天下禅让给了禹。舜让位给禹的时候，伯成子高辞去了诸侯，免冠挂印，告老还乡当农民。当然，这里在年龄上说不清楚，因为三代之时，尧治天下，汤汤洪水，那个时候禹也出生了，禹的父亲鲧，治洪水无功，被尧帝杀了。尧帝活了一百多岁，舜当天子，也是当了七八十年，大禹接天下时候，到底多大年龄，我们也说不清楚。伯成子高在尧治天下的时候就立为诸侯，可能也是百八十岁了，年龄问题我们也就不去论了，庄子里边的寓言故事，也不必当真，但这个故事很有趣。到了禹当天子的时候，这个伯成子高就挂职还乡，打了辞职报告，炒了老板的鱿鱼，愿意自己回去耕田。“禹往而见之，则耕在野”。大禹王就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要辞职呢？于是就亲自去拜访他，看到他正在耕田种庄稼。禹“趋就下风，立而问焉”，当然大禹也很贤明，也很懂得尊老爱幼。面对前朝老臣，作为新立的天子，当然要趋于下风，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甘于下风，表示谦让。老虎、狮子寻找猎物的时候，经常都要趋于下风，怕自己的气味把猎物吓跑了。
猛兽捕猎要趋于下风；礼贤下士的人，也要趋于下风，这是规矩。所谓的宾主有位，主位在什么地方？宾位在什么地方？贵宾是坐上风的，主人是作陪的，只能坐下风，不能坐上风。所以禹见到伯成子高，不但“趋就下风”，而且是“立而问焉”！站在下风，恭恭敬敬地问，当年尧爷爷为天子的时候，你立为诸侯；尧爷爷后来把天下让给了舜爷爷；又过了几十年，舜爷爷又把天下让给了我。为什么尧爷爷、舜爷爷当政的时候，你就当诸侯，为国家地方治理做出卓越贡献；而我一接班，你就告老还乡了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我的德不够，或者是我有什么不是之处，引起了你们这些元老辞我而去？
“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对禹的责问，子高还是老老实实回答，以前尧爷爷治天下的时候，没有什么奖罚制度。并不是说，你们努力干活，兢兢业业做事，就奖赏，就评劳动模范、评优秀干部，他没有这个举动；但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全都是一片朝气，生机盎然的，大家都为这个社会尽力。他不搞惩罚，也没有法令，但是老百姓反而畏惧，不敢胡作非为，上上下下都结为一心，不敢去乱搞。
“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从历史发展观来说还是有道理的，尧舜时代还未形成国家形态；中国把夏代作为有国家机器的开端，也有道理；从庄子的书上介绍，国家机器从夏代开始，从大禹开始。大禹王接了天子位之后，赏罚条例就出来了，做善就赏，做恶就罚；老百姓趋吉避凶，就开始顺应法律了，也就是社会化、阶级化了；这样人就失去了道心、道性，就被迫接受社会的陶铸。于是“德自此衰，刑自此立”，本来很纯朴的社会，老百姓这种“天德”自此就削减削减再削减；而刑罚、法律制度自此一立，就愈演愈繁，愈演愈严，愈演愈密；这样的话就“后世之乱自此始矣”，以后百年、千年乃至万年的发展历程中，乱象、不安定的因素就从这里开始了。“夫子阖行邪？无落吾事！”所以你赶快走吧，别在这里耽误我耕田了。说完，“俋俋乎耕而不顾”，也就不再料理大禹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