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中,第一个被车裂的人是商鞅。所谓车裂,就是把人的头和四肢分别绑在五辆车上,套上马匹,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拉,这样把人的身体硬撕裂为五块,所以名为车裂。有时,执行这种刑罚时不用车,而直接用五条牛或马来拉,所以车裂俗称五牛分尸或五马分尸。
车裂之刑听来便令人不寒而栗,受此刑者的死状更是惨不忍睹。那么有大功于秦国的商鞅为何竟被车裂呢?这个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人们熟知商鞅,主要是因为商鞅曾主持过一场历史上最为著名也是最为成功的变法,这场变法不但让大秦帝国得以富国强兵,而且也让商鞅终究名垂青史。
商鞅本来并不姓商,他原来是卫国的国君的远方后代,姓公孙,名鞅。年轻时候的他曾经在魏国丞相公叔座的手下当侍从官,由于长期得不到重用,商鞅早已心灰意冷,思谋投奔识货的买家。恰逢秦孝公举国招贤,卫鞅于是入秦并“走后门”,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进见了秦孝公。
商鞅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不厌其烦地先后向秦孝公谈论帝道、王道、霸道的治国思想和策略,终于“霸道”理论使秦孝公龙颜大悦,让其深刻地认识到眼前这个“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于是,秦孝公决定重用卫鞅,任命卫鞅为左庶长,让他主持了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一场大变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它使昔日一蹶不振被山东六国嘲笑为蛮夷之国的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这主要得力于变法从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还从军事上奖励军功,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总的来说,商鞅变法使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因为商鞅变法,战国进入到一个秦国的时代;那么也因为商鞅变法,秦国便进入到一个商鞅的时代。从入秦受到秦孝公的召见和信任,其后商鞅在秦国为相变法十年,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这十年,是商鞅意气风发、春风得意的十年,是他纵横捭阖立下莫大功业的十年。这十年,商鞅的人生事业达到了巅峰,权力达到了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极致。四时循环更替,日月运行反复,人生亦是如此的变化多端。盛极而衰、喜极而泣似乎永远都是人生中的悲剧,很快商鞅便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为黑暗的时刻,而这个时刻也成为了永恒。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又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以“车裂之刑”于彤,尽灭商君之族。
商鞅死后,举朝文武无人怜悯,百姓甚至争食其肉。
毋庸讳言,商鞅是伟大的,他为秦国富强立下了卓越功勋,他不仅是秦国的功臣,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大功臣。没有商鞅,或许就不会有以后的“秦王扫六合”;没有商鞅,或许就不会有以后的“诸侯尽西来”。然而商鞅死了,死得如此的悲惨,这是他所不希望的,也是他从未曾想过的。也许他死不瞑目,含冤九泉。而历史却告诉了我们,商鞅的死是必然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八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孝公死去,失去后台。商鞅变法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有秦孝公这个强大的后台基础在支撑,一旦失去了这个靠山,商鞅的路便走到了尽头。前车之鉴便是吴起,吴起在楚国变法,得罪了众多的旧贵族,这些旧贵族在楚悼王活着时隐忍不发,而楚悼王一朝死去,他们便急不可耐地给吴起来了个万箭穿心。商鞅不行谦逊之道,不取前人存亡之理,不慕人际和谐之途,实属自取灭亡。
其二、“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商鞅做了丞相后,每次出行,后面都随从着几十辆车子,车子上载满全副武装的士兵,有身材魁梧的大力士陪着坐车做贴身保镖,车子旁边还有手持矛戟的徒步卫士飞奔护送。这几样东西只要少了一样,他就坚决不出门。而相比之下曾经帮助秦缪公强秦的百里奚为相六七年中,他走路不坐车子,夏天不打伞,出入京城,从没有车马跟随,也没有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这样的德行让秦国人牢牢记住了。显而易见的,百里奚提倡德,而商鞅依恃力,自然两人的结局也就天差地别了。
其三、刻薄寡恩,轻罪重刑。变法初期,给新法提意见的人很多,商鞅竟借口太子触犯新法,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以刖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十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等于是向商鞅认错,商鞅却趁机大做文章,将这些“乱化之民”全部发配远方,从此秦“民莫敢议令”;几年以后,商鞅又以公子虔触犯新法为由,将他处以劓刑(割掉鼻子)。
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则是轻罪重刑,连“弃灰于道者”都要处以黥刑,其理由就是“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而实际的情况,则是“网密而刑虐”。事实证明,商鞅正是被他曾经处罚的人所谋害。
其四、刚愎自用,我行我素。赵良曾经为他献计献策,规劝他要学聪明点,要谦卑有礼,要注意言行,要实施德政取得人心,要激流勇退让出权位和富贵,要为民办事,为民谋利,要尊老爱幼,否则秦孝公一死,百姓和秦国中要出来收拾你的人实在太多了。赵良明确指出,说商鞅现在的处境危险的就象早上的露珠受阳光照耀一样。但是商鞅置若罔闻,他仍然迷恋着到手的富贵。他甚至在孝公封给他的商地大肆营建城防,反而给他的仇人们提供了其谋反大逆的口实,让他百口莫辩,忠心无处可诉。
其五、告密法行,作法自毙。商鞅曾制定了一条“什伍连坐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就等于是把“告奸”制度化、严密化。在告密法实施不久后,秦国的民风就变得非常古怪了。父子见面,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从来都不说话;婆婆和媳妇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总之,用西汉贾谊的话来讲,秦国已经成了一个无礼无仁的国家。后来商鞅被诬陷,他准备逃出秦国去,但在半路上准备住店的时候,店主不接纳他。商鞅大怒,认为自己有钱。旅馆老板拒绝他说:“对不起,商鞅定下了法律,入住客人没有身份证明,要连旅馆老板一起治罪。”到了此时此地,商鞅这才哀叹道:“天啊,苛法的害处竟然厉害到这种程度!”
其六、唯利是图,无情无义。商鞅曾说动秦孝公,让他亲自带兵去攻打魏国。而为了确保在战争中取胜,商鞅竟利用自己与魏国将军公子卬的友谊,写信欺骗公子卬,说不忍心与朋友相见于战场,希望双方媾和,高兴地饮酒罢兵,使秦魏两国得以相安。这个公子卬,居然就轻信了商鞅的“友谊”,前往商鞅军中签署和约,却无论如何想不到就此成了商鞅的俘虏,所率领的军队也在全无防备之中被秦军偷袭全歼。此例足以说明商鞅是一个唯利是图、无情无义之徒,难怪乎后来魏国人都不肯收留他,把他推上了死亡之路。
其七、败坏传统,只知功利。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商鞅变法虽然改变古法,制定秦律,容易在短期内奏效,但国家政令的贯彻实行,仅依赖严刑峻法,人民的守法就只能是出于恐惧和贪欲,就会“免而无耻”,趋向功利。而连坐制度开了株连的先河,人民由宽容忍让而变得互相监督,因恐惧连坐而互相揭发,也极大败坏了淳朴的与人为善的民风。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即使仓廪实,也难祥和快乐。
其八、迷恋权势,“兔死狗烹”。自古以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事例太多了。商鞅功劳巨大,位极人臣,如果他能够及时急流勇退,也许还可能会有一个好的下场。但他幻想富贵一世,荣耀一生,“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依然“蓄百姓之怨”。这样一来,他也就成为众矢之的,无论秦国贵族还是百姓,无不希望“噙其皮,食其肉”。如此,商鞅不死,岂不怪哉!只是,死后依然被车裂,这却是当时贵族们的不人道了。
文: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