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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史料》继续发表《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之1959、1960年篇。
编录者按：（1960年）
1959年初政策有所缓和，作家们似乎有了一些希望，但没过多久，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已经显露出种种迹象。到了1960年，政治风暴果然如期而至，我父亲在各种会上开始一遍一遍地检查。他的材料一直上报到市委整风办公室。在这危急时刻，我父亲被逼得只好进行申诉，把所谓的“右倾”言论都如实地摆了出来。还好，最后定性为“犯右倾错误免于处分”，即没戴“帽子”，下放到电影厂。作协也集体加入公社。
一九 五 九 年
1月1日夜
今天是一九五九年元旦。大灾大难的我的一九五八年过去了，谁知道我的一九五九年又该如何？将就着把《腹地》改出来出了版，一切别的我都管不了啦！生活既然这样不愉快，就不愉快下去，或者把悲剧发展到完成算啦！
1月6日
史如北同志来信说：文化部召开了电话会议，钱俊瑞部长说五八年成绩很大，缺点错误是“热”了，缺乏“冷”。其次是没有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钱部长又说：我们重视了普及，是否忽视了提高？重视了群众，是否忽视了专家？重视了民间，是否忽视了向外国的好东西学习？重视了现代，是否忽视了传统？又说：艺术不能简单化，要研究它的技巧。今后要重点放在专业和提高……史信中又说：中央说不要把作家搞的太紧张了。
我这老保守，还等上了。
2月7日 除夕
昨上午在市委小礼堂听了白桦部长传达中宣部座谈会。周扬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发言很能解决我一些顾虑。他说司马迁一生做了一本史记，司马光也一生写了本《资治通鉴》，不能就说不是多快好省。马克思一生主要著作了一本《资本论》就可以说不“多快好省”。何时不满足于赶任务为唯一的方向，而强调了质量。
有这样明确的领导，写文章的人，愿意对人民负责的作家，才可以松口气。
4月15日
上午到王亢之同志处，遇见他正看明史《海瑞传记》，说海瑞比包拯还正直。现在领导上大概又觉得正直无私、敢于坚持真理的人可贵了。包拯有小说与民间传说和戏剧而得传，海瑞却因无文学记载而不得为家喻户晓。
4月21日
上午到市宣听王亢之同志传达毛主席在上海会议的讲话。毛主席说在旧社会里尚有仗义执言之人，如明嘉靖年间的海瑞，何况一个共产党员！眼前毛主席很渴望敢说真话的人！但事实上谈何容易！因而想到我写的小说，挟嫌的人会各种方法来报复的！没有那么简单，特别是用革命的名义打击批评者。
5月8日
下午听了周总理五月三日对艺术工作的讲话。周总理强调质量，强调苦练。
5月25日
哎呀！我总算打发丑闺女上轿啦！刚刚叫李振华同志把《腹地》修改稿的第三四稿本寄给上海文艺出版社。
5月27日
昨到林漫同志处闲谈。他说省委批准了省文联几个正副主席“包起来”。另外还有五个作家，原则还是面要窄。
5月31日
今上午在作协分会，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等与天津作家开了个座谈会。提高质量，成了今天的主要课题。刘白羽又说他看了几个人的全集，都觉得晚年作品最成熟，可也有晚年衰败了的。
6月3日 下午
下午读完杨沫同志的《青春之歌》。
小说最成功的地方，是创造了林道静这个人物。可是在前多半部分，描写她忧郁、美丽、不幸，迫求新的生活，迫求革命，不安于当太太的温暖生活（在与余永泽同居后），是很能抓住读者的，也很有领导青年向上的。但是在她入党以后，特别是当了北大支部书记后，在政治上起作用不大，在艺术上已落入抽象观念化。林道静的心理状态也不是个生气勃勃的共产党员！“一二·九”——“一二·一六”的伟大运动，既达不到革命现实主义的高峰，更达不到“革命的浪漫主义”。有后松之感。林道静在游行示威中队伍中的形象，一如她最后给人的艺术感染一样“衰弱”、“外强中干”，好像是因为爱人江华被捕的个人不幸而“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几乎跌倒”（最末一页）。总之，成功处：一个向上的少女的心，需要满足爱情的心，政治，运动，惨白无力！
茅盾同志的文章中，似乎说她对于人物，像道具一样，用着了就拿上来，不用了，就丢开。我看她成功处，还依仗着这个。这样她就可以人工地大量制造紧张动人的剧情，看后虽觉得不少人工气，当时却也动人。
茅盾又批评她还没有形成自己风格，一在文字上，五四语言。二在人物创造上，没有一步一步地提高。后三分之一又以抽象概念应差，前紧后松，泄了气。可是一个长篇小说，开头抓住读者，给读者一种气吞山河的气概，自然十分重要。可是在结尾处，有高潮，有惊心动魂的“余威”还是绝对必要的。否则要前功尽弃！
7月10日
晚到亢之同志处闲谈。他说中央最近在开会，毛主席提出要编写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好人办坏事。
《人民日报》寄来写中道村支书邢振纲的清样。但是编者把优待烈属的一段删去了。这故事我跟亢之说了，他都甚为感动。编辑的眼光未免太特殊了，我要增加上去。如不增添这一段，我请求不要选用这一篇稿子。
8月31日
吃了点饭，就到文艺俱乐部参加动员作家写特写的会议。最后由省委书记张承先同志作了指示。
全国文联也要组织一批作家下去写特写。分会把我的名字也报告了。
张承先书记说：毛主席要亲自动笔保卫总路线，保卫人民公社。
9月10日
上海文艺出版社派编辑吴真同志来交涉，希望小说仍由他们社出版。
10月17日
夜看电影《青春之歌》。编导演都是上乘，堪称国庆节十周年献礼节目。可为老友大庆也！
10月18日
下午带孩子到俱乐部玩，遇梁斌同志，他说崔嵬和凌子风同志在舞厅，并说崔嵬还打听过我，让我去舞厅去找他们。初闻之下，甚喜。但在途中又感到自己目下“家败人亡”，哪有面目再见老友，尤其是正在走红字的老友呢！甚踌躇，不愿去找。在旧楼门口又遇见鲁荻同志。他一见我甚吃惊地说崔嵬打听你，还以为你尚没有回津，就没有叫你。他满嘴酒气，想是在席间提起了我。我说我去见他们，去了几步又退出，眼中不觉泪已汪汪。往南走，又遇鲁荻同志，说是舞厅不许孩子进，所以没有进去找。划船到西河沟时，克平划着船说：“那不是那个叔叔！”我回头一看，正是鲁荻与崔嵬带一小女孩往南走，似找寻我状。我惭于见人，亦未打招呼。同孩子玩到黄昏始归。
10月19日
梁斌同志听完了我新改稿的梗概后说：1、使大刚和范世荣的矛盾不要成为个人的，每个人物背后的社会力量和代表性越大越好。2、使大刚早日当上支部书记就主动了。我说前者是我多年考虑的中心。第二个问题，因改稿已定，不好大动。我又说范一不当支书，既无群众，又不勇敢，就在大刚建立不起对立面了。梁说可以使他利用大刚的宽厚而陷害大刚。
梁是听见康濯同志夏间来津时听到林呐的意见而替我想办法的。林呐同志的意见已早向我提出，我在下决心删去前十万字前就是苦恼这个问题，修改后林已不再感到这个问题。
10月20日
午电影厂请崔嵬同志吃饭，约我陪客。晚上崔看曲艺，我也陪了。他在青年中可红了，电影院的观众们一围就围住他，跟着他不散。
10月23日
两上午座谈王昌定同志的错误文章《创作，需要才能》，专业作家的《蜜蜂》副主编刘文彬同志发言最深刻。河西区工人业余作者发言最能反映出此文对群众创作运动的不良作用。脱产作者发言都不如在群众中生活的业余作者或工作者有生气有现实感。唉，可不能脱离生活！
10月31日
下午突击出了批驳王昌定《创作，需要才能》的文章。这是《天津日报》催写的。从下午二时半一直写、抄到八点半。一气呵成的六小时的劳动，也真不简单！
11月2日
上午听白桦部长传达省委宣传会议，忽然确定《公社姑娘》的形象，拖拉机手，在五公见到的红旗下的浑身油泥的司机，和三十日晚招待苏联旅行团时在友好协会见到的那个姑娘的大而富于表现力的眼睛。
11月3日
晨开始写《公社姑娘》。起个头。
上午开会听小组长报告二、三圈同志对我提的意见。下午听梁寒水同志传达张承先书记在省委宣传会议上的总结。
11月5日
昨天大刘来信说《一个人的遭遇》影片有问题，叫我注意看。早晨我向张学新说，他说这次苏联电影周就曾考虑是否选它，因为它调子太低沉。我当时冲动说：把敌人的残暴写得深刻一点儿就是调子低沉？我宁愿看这种低沉的片子，不愿看粉饰太平的看了连个印象也留不下的片子！去年康濯同志在文艺大跃进的会上就曾说肖氏那篇小说他不喜欢。我想由你的小说改编的《她爱上她的故乡》电影，看二遍就觉得够了，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肖氏的东西却能使我永志不忘！
这的确是个问题，什么都明确，只是不吸引人，看后也留不下印象。
11月7日十月革命节
突击的不慢，今天总算把《公社姑娘》突击完了。典型的急就章。是特写，是小说，自己还没弄清。有万七千多字。没想到！借以庆祝十月革命节吧！
刚带孩子看完了影片《一个人的遭遇》。为什么嫌这个片子调子低沉？是因为给观众的印象太深，燃起的痛恨法西斯的火焰太大？我真不明白！难道我们胜利是容易得来的吗？难道我们“把屠户的残酷，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才算调子不低沉吗？有些未经过战争，未经过革命的青年，已经忘掉革命的艰苦，甚至于不太相信旧社会的痛苦，只是对于新社会一味要求享受，看看这种片子不好吗？
大概所谓调子低沉，是主人公的儿子在胜利交响乐时不应阵亡，或者既然是社会主义就不要再有那个孤儿，或者不要主人公最后说：“我今天只有用欺骗来安慰你！”我相信肖氏对这些安排都是经过匠心考虑过的。而且考虑不会是很短的时间。因为这篇短篇小说发表在战后很多年代，别人大概对战争都忘了，他还没忘。
肖氏不仅有才能，而且有勇气。没有勇气就只能是个市侩。但肖氏也不好当的。人都容易把自己当成真理的化身，而客观真理却依然故我地存在着！
11月8日
上午康濯同志来。说9月间中央最高级干部内部参考上就转载了吴雁的文章。他又说中央认为《一个人的遭遇》跟《雁南飞》一样有问题。我一时思想还跟不上。张学新认为《一个人的遭遇》只是人道主义的反战，并且说：“雷马克也是反战的！”把肖洛霍夫与雷马克一视同仁，真“伟大”！
康、张等指责了半天，一说情调低，一说那个孤儿——伟大的新社会主义苏联怎么连孤儿也不收容呢？我说刚战后，生活中是否有那种事。康濯说性交天天有，为什么不写？意即生活中有的也未必可写。我写即便有那么“多”的缺点，也至多是九个手指头与一个手头的问题。
11月12日
《公社姑娘》给《新港》了。万力同志看了说：旧生活（指合作化历史）多了些，新的（公社化）少了些。人物，单薄了些，即从身上反映出的历史斗争面窄了些。头尾倒有新的激情，副食品紧张事，要注意如何说。
11月18日
田间、康濯二同志来津参加学习，昨晚到天津饭店去看他们，谈到十点多钟。
今天开支部扩大会，杨润身同志做检讨，甚激动，未开言先长叹一声。谈到中途，突然一拍桌子站起哭起来。杨乃典型中农也。
12月2日
晚在市委礼堂听侯岢一部长报告，据云居然有党员抗拒此次整风而走绝路。真是垂死的挣扎！
12月7日
白天开会，听陈祥淑检查自己受柳溪腐蚀而出卖党内秘密达两年多之久，简直令人发指。我觉得像审判叛徒。柳说是用对文学的“业务知识”俘虏了她。她希望利用柳的帮助成名成家。
12月9日
柳溪俘虏陈祥淑的手段也使的是“一本书主义”的武器，说陈有才能（当面这样夸，背后又说无能只配当小学教师），给陈改文章，说有才能出一本书了，即便犯了错误，党也另眼看待。“你看我，要不是有才能，有一本书，能这样看得起我吗？”因此陈就拼命钻业务，经常多少日子不看报。对“创作假”分秒必争。上班像个猫，下班后搞个人创作像个老虎。创作假赶到十月份，国庆节放假四天还要万力同志补。漫画中的好材料！因为出了本小册子，给柳一百多元，而一元不缴党费。认为这是柳的帮助，不是党的帮助。
二年多以来给柳当“坐探”，一直到十一月十八日，万力找她谈话，她还闭口不谈。到了十九日柳溪与她订攻守同盟，支部问柳，柳知泄露陈才按盟约向党交代。怎么这样忠实于柳？依据我分析，陈是看柳是方纪的红人，连周扬同志都另眼看待（这些都是柳的资本和吹牛小品）。帽子很容易摘掉，摘掉以后立刻被重用，那么陈也可以跟着往上爬成为文坛重镇。柳溪对丁陈集团是这样打算的，芦甸也是这样叛党投胡风集团的。
多可耻！也多可怕！
12月14日
张学新同志从北京文化会议上来信说：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文化工作经验，反对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是件大事，是有国际意义的。大家看了《第四十一个》、《一个人的遭遇》、《雁南飞》等，确实问题不少……周扬同志报告……一些有“不良倾向的作品”，有孙谦、海默、李古北、郭小川、刘真的作品和方纪同志的《来访者》。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在知识分子中容易找到市场……我们需要站在党的主场自觉地、认真地回忆，考虑解决一些问题。不然，我们真要落在时代的后面……
下午陈因同志代表整风领导与艾文会同志找我谈话，要求准备在第一圈党员会议做第二次检查。陈、艾等对我提出下列几个问题反省：
1、艺术与政治。比如叫柳溪帮助孟宪周修改小说，至少是把艺术与政治分裂开来看。前年向市委提意见，忽视市委领导文艺思想的伟大成绩，而只从作品上着眼。举叛徒法斯特的书发行额很多当例子，客观上给人的印象是“一本书主义打不倒”。强调领导文艺运动要有作品，跟何迟有近似观点。
2、暮气。轻政治，政治情绪衰退。
3、个人主义名利观点，想写好作品是为了成名。
4、改正缺点决心、信心不够。
12月16日
昨晚上梁斌同志新赠我一本经他校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的《红旗谱》。今下午读周扬同志十一月二十三日报告，说：“《红旗谱》是世界第一流的作品，应当充分的加以估计。”颇为老友庆。
上午做系统检查。夜间小组同志们提意见。有的批评我脱离现实、脱离政治，就容易以旁观者态度挑毛病，个人主义，自命特殊，把个人利益（创作）放在党的工作之上；文艺思想上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艺术至上主义（这是黄敬同志终身批判我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不够。对新鲜事物不敏感，对落后的阴暗面有兴趣。都是政治思想不健康所致。
袁静同志最近看了《腹地》旧本前边一些，说与《一个人的遭遇》情调相同，所以说我如此推崇《一个人的遭遇》。
公认我几年来创作不好，根子还是在政治思想上有问题。
12月18日
昨夜开会，小组同志们分析我的思想根子，提了很多有益的意见，比我自己挖得深。一是脱离实际斗争，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旁边；二、个人主义，个人与党，与集体的关系不正常；三、艺术上的唯艺术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单纯追求技巧而适得其反，思想感情问题解决不了，艺术也提不高。
12月20日 星期日
这是这次整风批判我叫右派分子柳溪看剧本（去年春天事，她却到处胡吹说我请她修改文章，当然也吹说她给方纪同志改过文章！甚无聊！）和今夏叫她帮助孟宪周修改小说，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提高所致。
仔细想起来，光强调艺术性，可过去何曾有一篇在历史上站住脚了？
12月21日
上午小组批评，艾文会同志说我：个人主义加上政治上落后于现实，再不加警惕，处处原谅自己，就会造成恶性循环。陈因同志说：强调个人爱好，强调个人兴趣，过了分，就会造成与组织对立，与集体事业对立。都是一针见血之谈。黄敬同志在世时，时常批判我有为艺术而艺术的遗毒，迄今越发展越露骨了。不把艺术当成阶级斗争的工具，势必过分和孤立地强调艺术，处理细节时也只着眼艺术——这是资产阶级艺术思想。
12月22日
南开大学中国文学系几个青年批评者写的《论方纪小说创作的倾向》，今天在《河北日报》上连载登出。打印稿曾看过。
下午在马路上遇见黄人晓同志，说方纪同志的病并未见大好。全国文化会议上印《来访者》，事前打过招呼。发表这篇文章，黄说没有想到。
世界文学社内部参考文件上说美帝造谣说肖洛霍夫的第二部《被开垦的处女地》的达维多夫，最后结局是斯大林诬捕，愤而自杀。叫他修改，他不改。如真有此事，也是艺术至上思想作祟。
12月28日
《文艺报》批评海默小说《打狗》的文章也看过。都是借狗来抒发作者的主题思想的三个短篇：屠格涅夫的《木木》，莫泊桑的《骚姑娘》，海默的《打狗》，对照看看，可见高低之分！一个今天的共产党员尚不如百年前的贵族出身的作家！
12月29日
张学新同志利用大会休会一日的空隙回津一趟，向我们也送宝不少。趁他返京方便，给方纪同志带一信：
你目下的心情我是了解的，我也曾经体验过（当然具体情况不同）。我担心的还是你的健康。只要根子不烂，主席的阳光会使我们的枝叶长的更丰美。要有“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硬汉子”的气概！请注意保重。
一 九 六〇 年
1月1日
在元旦这个可喜的日子里，别人都庆祝“开门红”，我却首先听到的是“警钟”。《天津日报》登出了昨夜省市照例开了除旧迎新酒会，以往都给我请帖，今年取消了。可见自己真成了大跃进中的落伍者，新陈代谢过程中的“陈”。
有什么可说的，埋头苦干吧！
1月4日
黄敬同志逝世两周年纪日（二月十日）快到了，年节一边陪孩子游泳，一边回忆老友一生对我的批评。在政治上是个人主义——清高，实际上也是另一种的个人主义。文艺上是“艺术至上主义”和“梁实秋人性论”的遗毒。仔细反省起来：艺术至上主义，表现在过分强调艺术性，认为政治概念随时代而变，艺术形象的生命可以永存。对政治思想的领导（政治挂帅）看得不如社会实践重要，常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名言当防空洞。因而常常不自觉地把艺术和政治分裂开来看，认为只要有阶级斗争的实践，就可以写出阶级斗争的作品来，忘掉了阶级斗争中还有不同的阶级，你究竟反映了哪一个阶级的思想和感情？新生的，还是濒于死亡的？艺术与政治分裂，就容易忽视政治对于艺术的领导关系。等而下之，就会走上资产阶级“创作自由”的反动思想上去。虽然我尚不至有“创作自由”的错误想法，然而过分强调艺术的独立生命，就会发展成闹独立性的根源。
黄敬同志经常批评我的另一思想错误是受“人性论”的影响。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论，对我不会有迷惑。可是弗洛伊德变态心理学，对我仍然有一定的诱惑。这都是很大的隐患。
1月14日
远千里同志传达周扬同志的报告。其中有句：
……对党员，要求有更高的思想性，即共产主义思想，除此以外，不要过多要求。不一定非写今天的事不可，领导应号召大家反映当前的斗争，作家也应有热情，但不写也不是错，不要把政治标准庸俗化……
作家的伟大，不在于他反映了多少客观真实，而在于他在阶级斗争面前站在哪一个方面。托尔斯泰早期作品是站在人民方面反封建的，就是他那时的伟大……
1月25日
各机关加紧整风，是想早日完成整风工作。形势逼人，党的四十周年还能有多少日子？真得分秒必争才能有所贡献啊！
2月4日
在一、二圈小组上检查。同志们提了很多针针见血的意见。一天没谈完，明天继续谈。挖的越深，对将来越有作用。
2月5日
同志们继续批评，挖得更深了，特别是给市委那封信上，更暴露了个人与党的不正确关系。有的同志说我蜕化了，有的说一本书还没有出来就放在党以上了。如一本书成名，更不知道高压在党上怎般程度！万力同志又举一九五七年元旦试笔一短文，说完全是对新社会歪曲。张学新同志说此文跟杨润身的《探亲记》一样！
同志们给我敲了警钟，再不猛省，是否还能留在党内真成了现实问题了！同志们敲的警钟，的确像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召唤着我速醒！醒过来跟红场上的队伍一齐唱起胜利的庄严的国际歌前进！
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个人与党的关系！
下午张学新同志传达周总理讲话：要做不断革命论者，不怕过关！过一关，提高一步！
2月9日
老同志们很关心我过关了没有。原来我的材料已印成《通报》分发各领导机关！
2月10日
今天省委召开五级干部会议。文联一圈党员大概都参加了（艾文会同志参加了），但是只没有我。可见我目前处在何境地。
林呐同志上午来找张学新同志，顺便跟我谈了谈，同时通知我：一月初市委宣传部通知百花出版社，《腹地》修改稿要经过市委宣传部看过清样以后才能出版。闻讯之下喜极，过去求人看稿都不得，今党委主动要求审阅，更可保证小说在政治上不致再出大问题。
林呐同志说大家担心的是，《腹地》修改后再受到批评，可怎么办？我在整风过程中也早已庆幸未在上海马马虎虎地出版。如照修改后的初稿出了版，今天的处境又不知狼狈到何境地！
黄敬同志生前常批评我“政治热情不高”。他又常批评我“政治不够严肃”。所谓“政治热情不高”，是说我不能热情地站在斗争的最尖端。所谓“政治不够严肃”，是在严肃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不能严肃地站在哪一方面，也即是阶级立场不明确，不尖锐。
今天接到中苏友协开代表会和省人代会的通知。处今天的狼狈境遇中才感到这些是党给的荣誉和信任，而非“负担”。
2月16日
市委整风办公室整理了个我的情况汇报（打印的），叫我签上字交上去。我一看吓了一大跳。断章取义和歪曲原意原话的地方太多，如照这打印稿呈上去，我就与右倾机会主义没有分别了。也就用不着再研究就可以开除党籍了。
真可怕！真可怕！幸而整风办公室来的同志给史如北同志打电话商谈一下，说回去再跟原记录对照一下。
2月17日
一夜整，为了使思想汇报真正反映出我从大跃进到八中全会中间的思想波动和错误，我需要自己写一汇报附上去。
（草）从大跃进到八中全会中间，我的思想有很多摇摆和错误，我都在小组里做了详细汇报和检查，但记录比较简单。
一、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不足，缺乏不断革命的精神，自觉不自觉地片面强调按劳动分配在现阶段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它的消极因素。六中全会前就对全面实行供给制有怀疑，看了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一方面认为人民公社制是中国党的对马列主义伟大贡献，认为供给制与工资制是创造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却片面强调按劳分配制的在现阶段作用。六级会议后，又对消化报告特别有兴趣，而且劝别人读。并在小组会上讨论时听到有人说“滚珠脑袋”这名词时，不曾识破其为富中农思想，反主张应当把“按劳分配”制写在宪法以巩固现阶段的群众生产热情。把副食品缺乏等暂时现象，归咎于六中全会前阶段忽视按劳分配制的积极作用所造成的。又因为自己的生活待遇较高，这样就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立场上了。
二、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面前，总是对缺点和阴暗面敏感：因而不能站在新事物面前，热情歌颂新人新事。一九五八年冬住在北戴河写小说，一方面看到群众轰轰烈烈地大搞炼钢铁运动，感动得恨自己不该在此时仍在屋子里写文章。另一方面却对阴暗面敏感。
1、全新的钢管子
2、单庄干部
3、日耗60吨煤
一九五九年麦收时节到了安国伍仁桥公社，一方面看出公社化的优越性，否则那样大面积的小麦丰产，平整土地和高级园田化是办不到的。看到社员的冲天干劲，受到极大的鼓舞，认为是公社化的优越性，因而写了热情歌颂的文章。但是又容易看阴暗面：
1、卓头村工作各方面都先进，可是我随县委去参加测收时，发现了该村一九五八年亩产五千多斤的数目字是浮夸，因而留下印象很深。
2、在县委召开的支书联席会上，在随县社党委到文村时发现，县社委生产队支书对产量有不同的估计，只看到农业技术落后而产生的粮食问题紧张，而没有看出这中间还有两条道路的斗争。
3、从中央公安部吴科长给县社党委的书面汇报上看到西北马村，说该村驻村干部一贯封锁上级，一九五七年该村就有变相卖儿卖女的事，他不报。一九五八年别处丰……
4、到邻区杨各庄（抗日……这些阴谋问题），虽知道是历史上遗留下的问题，但对此仍有兴趣，可见安国伍仁桥公社的革命干劲是突出的，成绩也是突出的（光麦收就上缴公粮一千七百万斤）。如果我的世界观和灵魂深处没有毛病，会看出和写出更多的歌颂公社化后新农村的文章。
有很多摇摆和错误，但又有变化和提高。因此在检查时分阶段做了详细汇报和解剖。整理起来的记录，有的太简单，有的有出入。所以我愿意用书面写出来，以便求得党的指正。
一、大跃进到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以前阶级
1、一九五八年冬我在北戴河海滨住着写小说，每天看到群众大炼钢铁的豪迈精神，激动得恨自己为什么这时候坐在屋里写文章？不过见到用汽车拉走全新的钢管子去炼钢，心中不以为然（拉去了未毁掉炼钢）。又见服务员集中铁锅炼铁。心中觉得开矿石炼铁才是长久之计。用成物完成数目字，明年翻一翻还怎么办？总之当时思想很摇摆。
2、出入即可看到满地的庄稼，收割的不好，但未估计到后果之大。
3、听服务人员说附近的单庄村干部有透支村款的现象，后来海滨区委会调查的结果，是干部共透支公款一万三四千元（该村不满五百户）。会计透支一千多，支书透支七百上下。支书并说：“成了公社，欠债都不还了。”就大量透支村款浪费。乱搞男女关系的问题。我认为这些人是曲解公社运动，是企图浑水摸鱼，对公社运动极不利。反映给区委，区委立刻加以处理了。
4、又据区委调查材料说：单庄村在成立公共食堂以前，全村没有烧煤的（因为当地柴源丰富）。成立公共食堂（村干部制二十四口大锅）后，每月要烧60吨煤。我听到这材料以后，很受惊动。只看到耗煤的问题，而没有看到解放生产力的优点。
5、河北省疗养院党委刘书记的父亲从热河来海滨，向其子说：“村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并且说：“我们家乡一带民性强悍，幸而今天是共产党领导，要在旧社会，人们早拿起枪杆子拼啦。”当时我不大相信。后在区委见到关于唐山地委处理村干部强迫命令的通报，才相信有。可是心里想：“既然印出通报，就是已经纠正过了。”
6、因为生活待遇较高，对按劳分配制有留恋，对全部实行供给制兴趣不高，反映了我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二、六中全会到六级会议阶段
1、看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认为这文件是马列文章中的重大贡献。供给制和按劳分配制相结合的办法，是中国党的伟大创举。
2、因此主动帮助天津工人休养所和河北省工会疗养院的干部学习此文件，并逐字讲解过一次。在讨论时，有人提出了很多具体问题，我解答时说：从战略上应当肯定公社运动是完全正确的。在战术上，应当不放松任何一个对发展人民公社不利的缺点，才能更加巩固人公公社。对公社化比较有了明确的认识。
3、回到天津，听说副食品紧张，又听说有的地区秋收工作不好。心中找原因，认为是六中全会以前，忽视了按劳分配制的积极作用所造成的。
4、参加了六级会议，又看了毛主席给省委到生产队支书的一封信，自认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实际上从革命发展阶段论上接受了大会精神，而没有从不断革命论上体会大会与主席的精神。
读了《人民日报》批评郑季翘同志的文章，读了赫鲁晓夫的报告，认为在六中全会前一段时间取消了从互助组到高级社所摸索出来的一套制度，忽视按劳分配制的历史作用，因而留下了后遗症。“滚珠脑瓜”这名词，是在六级会议的思想汇报中看到的，认为这就是后遗症。在作协开讨论会时，有同志说：“公社办早了。”我发言时说：“是早是晚，我脱离了实际，没有定见。”只觉得六中全会前一阶段，忽视按劳分配制的现阶段的积极作用，是造成一切后遗症的原因，并劝大家读赫氏报告，还说有的话像是针对着中国说的（指郑文章）。这时期思想最紊乱，只见按劳分配的历史作用，而没有从不断革命论的观点看到其历史消极面。
三、到安国县伍仁桥公社阶段
1、春节时有安平县（现制为深县）杨各庄村老支书（从抗战初期就当支书）来津，把安国县伍仁桥公社（杨各庄与伍仁桥公社毗连）的工作形容的不像样。把周总理下去调查的情况说的十分传奇化。五月底我到了伍仁桥公社，一见麦子长的好极了，对公社化的新农村极为振奋。认为只有公社化，才能那样大面积的平整土地和高级园田化。因此万晓塘书记参观“天下第一田”的小麦时，我向万书记汇报说：“不光第一田的小麦长的好，其它生产队的小麦，普遍长的好，真是大面积丰产！”
2、跟着县委第一书记刘振宗同志到卓头村参加测收小麦。卓头村有一块小麦，在一九五八年报纸上公布亩产五千多斤。久闻大名，心想一睹为快。但进了生产队办公室，见大锦旗上的“五”字挖去，光剩下“千……斤”。旧痕仍在。我问是怎么回事，同去者拉了我一下，我才未再问。跟着刘书记测收的结果是平均亩产八百多斤。心想：要是亩产五千多斤，那小麦长的就得比今天好六倍多！因此更感觉出一九五八年有浮夸。后问县委同志，他们也说去年的数字不正确。卓头村优点很多，可是自己只对其浮夸一事留下印象最深。
3、县社干部为了多收购爱国公粮尽量提高产量指标，生产队支书为了给自己村多留粮食，就尽量降低指标，是我在旁听刘振宗书记召开的支书联席会上看到的现象。因为自己有右倾情绪，对这种问题感受性也就最强。认为粮食问题是人民内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但并没有认为是公社化造成的。而认为农业技术落后，生产出来的商品粮赶不上工业区的用粮。这二者有矛盾。
4、到抗日战争期常住的杨各庄看保垒户，听到粮食有黑市（在伍仁桥也听见公安人员说过）。“一窝猴”花生国家牌价十多元百斤，而黑市到七十元。乍听之下非常震惊。后又听说有一个落后队一九五八年隐瞒和分棉花每人20斤（籽棉）。我批评他们说：“天津的大纱厂，因为原料紧张，要停工待料（在伍仁桥听见万书记说的）。而你们这里每人分那么多的棉花，真不应该！”见学生作文有“劝家长向国家出售爱国棉”，连说这种作文好，又联系实际，又有教育意义。后来又问：“他们留那么多棉花干什么？”回答说：“织土布，一匹土布能换十几元。”到村外转，见他们小麦长的实在不好。我说：“你看你们村的麦子，长的像什么？离伍仁桥那么近，为什么不参观一下学习学习！”有一个落后干部说：“别看我们生产落后，吃的比他们模范县强！”我听很受刺激，怕那种落后思想影响安国县的跃进情绪，回到伍仁桥就向刘振宗书记汇报。刘说：“那种落后思想，对我们就是有影响。”我觉得我听到了那些落后情况，应当及时反映给当地党委，以便克服。杨各庄村也有进步和优点，可是我只因发现那些缺点，就非常失望了。
5、中央公安部吴科长给公社党委的关于伍仁桥公社西北马村的情况汇报，我看了。吴科长写的汇报上说：“西北马村一九五七年因生产不好，就有变相卖儿女的事。驻村干部隐瞒不报。一九五八年，别处丰收，西北马村又歉收。到冬季就没有吃的了。县委听到反映，派一书记下去调查，驻村干部还百般封锁。逼得结果，闹得群众向附近村庄偷白薯（有的队长领着），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我看了这个汇报，我才知道杨各庄老支书说的并非完全造谣。只是把不到一个手指头的问题夸大成九个手指头。这件事对我教育甚大，心想：“以后听人反映问题，可得用分析态度，否则就会上当！”
6、麦收时在伍仁桥，看到的主要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人民群众的跃进热情。伍仁桥公社光麦收就交爱国粮一千七百万斤，使我甚激动，对我思想提高甚大。因此写了文章加以热情歌颂（发表在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第八版上）。但因为有右倾情绪，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和缺点还是敏感的。如果我没有右倾情绪，在伍仁桥那种先进地区，会发现更多的优点，并且会写出更多的热情洋溢的文章来。
2月19日
文联整风领导组整理的检讨和书信摘录，还实事求是。个别字句，记录上有出入，我提议更正，可能接受。但只摘我最落后的地方（很多地方是我听到了落后群众的怪话，向当地党委反映的材料），因此如叫我在上边鉴字，我尚须加以注明：同意。不过我到了农村人民公社，并不是只是看见阴暗面。第一，一九五九年六月写过歌颂安国伍仁桥公社大跃进的文章（有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了）。第二，麦收时到安平县杨各庄看堡垒户，见此村小麦长的很不好，曾批评此村支部委员（还有管理区主任张锡三同志）说：“你看你们村的麦子，长的像兔子毛，比起伍仁桥公社来，差天地！离伍仁桥这么近，为什么不去参观一下，学习学习！”（因为熟，说话不大讲方式。）
这种声明和注明，我认为非常必要。
因为贾玉霞同志昨夜催我看此材料。看后提了书面意见，很累。一夜失眠。失眠也有好处，脑子不自主地想《腹地》的修改稿出版时叫什么名字。忽想到日记中的民谣：“神八路，八路神，神出鬼没打敌人。”于是决定叫《神八路》。因此，开头一章和朱星群的故事应改。原有朱星群的故事，与大刚的真事重复，改为“神八路”袭据点的故事为妙。
改名《神八路》更可以发挥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这是因为想起一个能表现毛主席民兵思想的名字，所以才想到此名。
2月21日
今日开文艺创作会议。
决定在学习班后，先写西安双十二事变演义。月前有三段可以定了：1、王福源被俘，受到教育，回西安说张。2、西安事变前后。3、口袋战术。
2月22日
陈因同志叫我重写反右整风检查，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口头上也会讲政治标准第一，可是因为有严重的个人主义，便认为自己的过去配合任务的作品站不住脚的原因是艺术性差。于是片面强调艺术性。在参考材料上看到叛徒法斯特的材料，不着重声讨他的叛党行为。而竟注意他的著作数目和发行量对美国的影响。虽然主观动机上希望社会主义阵营的作家多产生好作品，对抗敌人。却流露出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听到《日戈瓦医生》被帝国主义反苏机关给以诺贝尔奖金后，不首先痛恨帝国主义的反苏阴谋，反倒认为在艺术上也许有独到之处（因为刚读了《译文》上译载的前一年得诺贝尔奖金的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受此影响而说的）。看了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不首先批判其和平主义、自然主义，而只欣赏其艺术的大胆。
其次，强调作品对文艺运动的作用，强调得过了火。
造成上述错误的根源：
1、出身于旧知识分子，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进入都市后，长期脱离生活，脱离政治，生活比较优越。
2、认识根源：旧唯物论，经验主义，唯心主义（片面夸大一点），文学上的旧写实主义、自然主义。
3、思想根源：严重个人主义，缺乏不断革命的精神，无产阶级人生观不够坚强，士大夫阶级的“隐士思想”。
2月23日
胡苏同志来信说：闻从北京来的人说我近年来“思想情绪不很旺盛”，听后“时常为你不安”，估计一是因为“家事”，二是创作上不顺利所致。老友究竟知心。
3月1日
上午侯岢一部长讲哲学。白桦部长指示第二阶段计划方针时说：有的同志这时还挤时间搞点儿创作，应当检讨自己的动机是什么？恐怕是动机不纯吧？
又说：有的同志对创作有兴趣，对行政公共事业没有兴趣，为什么对自留地那么大兴趣？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一致的时候，还能为党做出一点工作。不一致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动机不纯。这些同志不改正，现在不栽大跟头，将来也得栽大跟头。
白部长指斥的显然是我！所以今后创作计划，最好具体实行反右后袁静等同志提出的办法，党规定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样就可以减少个人主义了。
小组讨论中，就有人提议联系实际自我检查时不能每个人都过一下关，要有重点。不言而喻，重点的优先权早已经内定是我了！
这也是党爱护我。今后好轻装前进。
3月2日
上午正式宣布领导小组的计划：这个星期内学习文件，鸣放。下星期一的下午，开全体大会，重点发言，大家用战斗的姿态帮助。
第一名重点，当然是我了。
3月5日
我主动要求先在小组会上把自己全部的思想错误按整风检查的架子，全部检查一下。学新又说：“根据中央文化部的精神，眼睛向前看。”组长万力说：“不是人人过关，也不是重点批评。有新的认识，根据文件的提高，谈一谈。”
也许我对过去宣布的精神领会错了，也许领导上又有新的意图。
3月7日
上午听周扬同志报告，胸襟大大开阔，也大大提高了民族的阶级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说到：“全世界上的人都在注意着我们……毛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达到了世界最高峰，难道我们在文艺上不能使毛泽东思想放出光辉吗？”又说：“古巴卡斯特罗的弟弟——国防部长，胸中带着油印的毛主席论游击战的书，搞垮了，读读毛主席的文章又拉了队伍起来！”周扬同志是坐着说的，有时激昂得站立起来。甚受感染。
毛主席说气可鼓，而不可泄。光是评头论脚地挑毛病，是鼓不起气来的。非这样从正面发扬正气不可！
晚上全体同志到市委小礼堂陪周扬同志看省会演节目。群众的创作和表演，都是极其健康的。感染力也非常强。
3月8日
上下午小组布置看方纪同志成问题的小说和散文。看来生活和技巧，都是有一定的水平的。还是世界观出的毛病。要从同志的经验里找到教训！
3月11日
昨天上午方纪同志在市宣会议室做了检查。从下午到今天，大家提意见。对自己完全是相同的阶级教育。
3月14日
关于文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我的材料，有的地方与事实有出入，今做解释如下：
第一项
1、《人民日报》发表的歌颂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散文《我们的支部书记》，是一九五九年六月底写的，七月中旬发表的。同年九月间到五公人民公社另外写了一篇，发表在《新港》上。
2、“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个别缺点感到兴趣和过分夸大，因而在思想上产生了怀疑动摇。”我在生活中看到和检讨中说到的是指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以前一段的缺点。六中全会和省六级会议以后，我认为公社健康发展道路中的问题可以说都解决了。
3、对一天一斤山芋面的意见，是说公社社员说的。
4、“队长领着偷白薯吃，群众中有要饭的，变相卖儿女的。”这材料是中央公安部吴科长在安国县伍仁桥公社西北马生产队的调查材料。变相卖儿女指的是一九五七年的事。责任是驻村干部。一九五八年该干部在领导生产上犯错误，又造成西北马村大歉收。县委派吕克仁书记去调查，驻村干部还百般封锁。以致造成群众向邻村偷白薯吃。邻县受害的村（安平县杨各庄）支书来津向我谈此事，我当时尚不敢置信。到伍仁桥公社党委会中看见此材料才知道是西北马村一个生产队的问题。其它伍仁桥公社的生产队的小麦丰产成绩是惊人的。所以才写了歌颂的文章。
5、给省委写信，是我写给朱自强和远千里部长的。信上只说秦皇岛市海滨区单庄村干部有“浑水摸鱼”大借公款浪费的事。后海滨区委调查的结果，比我听说的借款数目大得多，另有淫乱案子。
6、黑市问题，是向安国县委汇报的材料。
7、骡子问题是六中全会以前的遗留问题。
8、群众投资热情事，是听村干部讲的。
9、安国县伍仁桥公社卓头村一九五八年五千多斤的小麦丰产田，据当地党委说有浮夸。根据一九五九年小麦丰产情况来看，最多也就八百多斤（亩产）。
10、“按劳分配制”是指六中全会前一段把从互助组以来到高级合作社根据按劳分配制建立的各种制度。六中全会和六级会议以后又差不多都恢复了。
11、公社早晚问题是说我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到安国去以前没有定见，到安国伍仁桥公社参加麦收以后，肯定认为公社化运动是时代的必然产物。再没有疑问。
12、“炼钢……成本很大，五八年凑数！”是我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间在秦皇岛海滨见到拉全新的钢管子去炼钢（后被区委制止）时所产生的思想活动。
第二项
1、说得诺贝尔奖金的反苏作品《日戈瓦医生》“可能还有一定的艺术性”，是因为在《译文》杂志刚看了得到诺贝尔奖金的美作家海明威的作品《老人与海》，所以经验主义地推论《日戈瓦医生》也可能有一定的艺术特点。并没有说它内容上不反苏。
2、美作家法斯特叛党后，我并没有“赞扬”。我是在《参考消息》上看了他的传记，觉得他出版书籍很多。我们应当有更多更好作品与之对抗。记得当时还做了个比譬：“美国有中程导弹，我们就要有洲际导弹。”当时的确觉得苏联和中国的作家写的作品少些，并且说过。我认为我当时的动机还是想用作品压倒敌人和叛徒。
3、对《一个人的遭遇》小说的赞扬，主要是见赫鲁晓夫曾经推崇他，所以也就认为好。
第三项
1一九五八年夏去北戴河修改小说，是经过方纪部长批准的。对第四阶段整风，方纪部长也说：“有书面检查就行了。”
2在北戴河给市委的信，暴露了自己的思想有严重错误。党给以任何处分，我都没有意见。
3一九五八年有同志写大字报，说我不应当拿工资搞创作。凭稿费又怕不够生活，研究过退休条件，并未正式提出。
4反右整风后，十月中旬王亢之部长在郑州高干自修班小礼堂中做了动员，分散到各屋后，我当天就主动把我从大跃进以来的思想活动，所见所闻，以及读到八中全会的文件后对自己的提高和批判，都交了认真和详细交代。当然认识得还不够清楚。然而基本事实和对三大万岁的思想情况，都没有保留。后来同志们对我的帮助，主要在文艺思想和暮气上。一九五八年夏给市委的信的错误，这次没有检查，是因为我在按市宣第三封信后八月底回津后，在十月八日方纪部长主持的文联党组扩大会议（在宣传部小会议室开的）我做过检查，同志们也给了我严肃批评。一年多来，我认为个人与党的关系有所改进（当然很不彻底）。在此次整风后期最后一次帮助我时，只有我在一九五六年底写的短文《从一个陈旧的故事说起》，忘了检查。该文写在干部参加劳动以前。我今天仍认为在党号召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以前，生活中是有个别干部忘掉了革命战争时代的艰苦作风。不过写成文章，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歌颂与暴露”的关系执行的有错误。
3月17日
大会进行批判方纪同志的创作，已经进行两日。县委干部发言，生活气息浓厚，阶级立场鲜明。我今天下午发了言：“方纪同志的世界观问题”。其实也就是对自己的批判。
4月1日
上午在人民礼堂听谷云亭书记报告：城市人民公社问题。
会前陈因同志代表组织正式跟我谈调动工作问题，到电影厂工作。我想这实际是小改行，放弃写小说的终生学习的职业，改写影剧本。个人服从组织，我只要求给我两年的创作路，把《腹地》的修改稿打发出了版，把早已想好的《扭转乾坤》西安双十二事变演义写出个初稿，而后再改业。因为我所写的这两个材料，是我亲身参加的历史斗争，而不是搜集来的或听来的二手材料。
陈因同志当时没有肯定回答。
4月3日
上午林呐同志来……
在闲谈时，又扯起“自留地”与“为党工作”、“动机纯不纯”等等的限界问题。谈后很感到沉痛。这不光是个学术思想问题。而是不能不联系到某些领导干部的领导思想问题。客观上会起反作用。以后不许再说这些问题，尤其不能再联系到某具体同志。如在思想方法上再研究这些问题才能谈。谈也只能当作一种学术思想来谈，当成检查自己的“个人与党”的关系来谈。
4月4日
一个半月的文化会议，今天结束了。上午开小组会谈收获，小组长说本组内没有找个重点集中批判一番，很遗憾。下午白桦部长做总结。先传达了一下毛主席对国际形势的批语，说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动派，半反动派，修正主义，半修正主义也不过百分之五。并说反华运动，敌人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问题看中国自己的团结和进步，敌人反华更可以促起国内团结。主席的两点论处处开花。
白桦部长做总结，提到受批评者的态度时，情绪异常激昂，要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不要用个人主义态度处之。
晚上无事，到方纪同志处玩了会儿。劝他也要用白部长说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错误。
4月6日
午后念了小白楼人民公社的社章，作协全体干部以团体加入了公社。
4月11日
到兴安路人民公社巨龙分社访问，并在食堂吃了顿饭。巨龙分社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七月初）民办工业，成本是街道办事处主任杨金奎（评艺人莲小君之父）拿出的六元。到一九六〇年三月产值达十九万五千多。真是白手起家。我拟此文曰《白手举红旗》。
巨龙分社那一带房子，在解放以前是一片妓馆。分社办公室，原也是妓馆，后改名野鸡旅馆。食堂原来也是妓院。解放后，那一带才改为居民宿舍。
刘少奇主席前不久，曾参观此分社。
4月12日
关于调天津电影厂工作事，上午白桦部长正式召去谈了话，说原创作计划还可照旧执行。到影片厂后也可以按自己熟悉的形式创作。话是这样说，但是既到了影片厂，影片厂的任务就会堆上来。
4月13日
早饭后一直到晚七时，为《新港》突击一短文，关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性的心得。苦战了一天，才弄出了二千多字。苦也。
4月14日
今日写了歌颂巨龙人民公社的特写《东方巨龙》。
晚上找该社党委和主任杨金奎、周文娟等念了念，纠正补充了不少。
4月17日
晨找杨循同志谈到影片厂工作事，我转述白桦部长说的：“还可以照既定的创作计划进行。”杨说：“我跟白部长说了，王林还有一套献礼计划。白部长说：‘那怎么行，重点解说词还得写！’如果光来两个作家光顶名，怎么行？”我早估计到会有这个前途：打发到影片厂了，就是另一回事了！照顾自己熟悉的创作形式，照顾既定的创作计划，还不是口头上的一句话！凭嘴一说，又没有证据！还没有“到任”，说法就不一样了。“端了人家的碗，拿了人家的钱”，就更要是另一回事啦！将来再整风，说你搞“自留地”，也是有口难辩！明日是星期一，报到时，说清责任和工作性质，如果党认为放弃既定的创作献礼计划，专搞影片解说词对党最有利，那就马上改行也没有什么！反正不要这次刚整完风，像周骥良说的：“没有上报是偶然”了。下次却“偶然”不了啦！事先讲清楚，免得事后空口无凭！
4月19日
《东方巨龙——歌唱兴安路人民公社巨龙分社新人新事》特写，十七日送给了《天津日报》文艺组，嫌长，退了回来。我下午刚接到退稿，机关就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万书记的紧急号召，说双革运动和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是目前翻天覆地的大事，动员一切宣传力量造成宣传高潮，两事一对照，叫我哭笑不得！
4月20日
关于赴上海事，我问文联专职党组书记程瑞征同志，程说：“既然买了票啦，就先去吧。”出屋到院子里遇见史如北同志，史说：“陈因同志说，算了吧，西安事变的小说放弃了吧，还写它干什么！”（一早先打电话问史）
“伟大的领导者”的“领导艺术”真伟大！劝我放弃我亲身参加过的而且周密想了很多年的伟大革命斗争历史题材！这些“伟大的革命家和文艺领导者”说话多么轻松愉快！
下午鲁荻同志代表宣传部向全市文化、文联系统传达万书记号召，有一条说要打破整风后背上的包袱：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5月5日
晚看赵承金司令，到俱乐部玩，遇一别十八年的谷牧同志（西安东城楼上的刘景曦）。他很赞成我写西安事变小说。
5月13日
对于文化局党委会《关于王林同志所犯右倾错误免于处分的决定》的意见：
我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思想上犯了一些右倾错误，党委决定免于处分，我当然很感激，并当继续检查和改正。但决定中尚有个别地方与事实有出入。今解释如下：
1、看到公安部一干部在××村调查材料中说：“……儿女的。”事实真相是：中央公安部吴科长在安国县伍仁桥西北马村落后村调查报告中大意是说：“该村在一九五七年就发现群众出外讨饭和变相卖儿女的。责任在驻村干部。一九五八年附近各处都大丰收，唯独西北马村歉收。县委会派吴志仁书记亲往调查，驻村干部又百般封锁真相，以致造成群众向附近村庄偷窃山芋。甚至于有的队长领头去抢……”我对此村干部的作风有意见，并没有因此事而对党的政策“受刺激”。
2、给省委写信反映秦皇岛市海滨区单庄村的村干利用公社化运动的名义挪用大量公款（据后来区委调查：不到五百户的村，干部共挪用村款一万三千多元）事，是我亲自给省委宣传部长朱自强，远千里写的信。我信中未提到干部男女问题。后来海滨区委调查该村时发现的材料。村支书因此受到处分。我听到村干部在公社化运动中“浑水摸鱼”事，当时的确很受刺激。
3、安国县伍仁桥公社卓头村一九五八年小麦试验田所谓丰收亩产（五千一百多斤）事，我跟着县委亲到该村去过，当地党委根据一九五九年小麦丰收情况推测，一九五八年的试验田顶多不过一千多斤。
4、“有些问题”指的是党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以前“刮共产风”阶段所取消的高级社阶段中建立的一套制度。这些制度在六级会议后都恢复了，但遗留下了一些问题。但“刮共产风”阶段由于按劳取酬被破坏引起“后遗症”。群众投资兴趣不高，就是后遗症之一。
5、对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办法，一向歌颂。主张二者都明文规定在宪法里。
6、“对人民公社办的早晚没定见……”是检查我一九五九年六月到安国参加麦收前的思想情况。六月到安国参加麦收后，就认为公社有无限优越性了。并曾写过文章。
7、炼钢问题“成本很大”，一九五八年冬在北戴河海滨见用汽车拉走新钢管去炼钢时所想的。（此事，很快就被区委制止。）并非说全国炼钢“成本很大”。
8、法斯特那一段话后，把我的话删去一半，就变了性质了。下边一段话是：“敌人有中程导弹，我们要有洲际导弹才行。我们应当多写好的作品才能压倒敌人的反动宣传。”当然，把开会和创作对立起来看，也是严重错误。
9、一九五八年夏写了万余字的整风检讨后，到北戴河修改小说，是宣传部方纪副部长批准去的。后宣传部要我回津参加整风，我没有立刻回津，当然是应当受处分的。
10、退休事：为准备当专业作家，曾研究过退休办法，并没有正式向组织上退出过。
5月18日
申伯纯同志午来津驻睦南道招待所。午后去访，谈到七时多。他历述四五年来整理西安事变资料的经过。我说了要写《西安事变演义》的计划，他颇不以为然。他认为一字一句也不能速背历史真事。我就说他抱那样态度，只能写历史。
申接触的是张、杨、共、蒋四方面的上层人物。我了解和要写的是东北军青年爱国军人方面。申所提出如何不好写的理由，我过去都考虑过。除了周总理不能不写以外，其他真实人物，张、杨、蒋，还有孙铭久外，都用化名，即可少很多麻烦。
6月24日
上午梁斌同志来谈，远千里同志在去年全国文化会议小组会上提出对《铁木前传》和《十八匹战马》的批评。
下午林呐同志来说人民图书馆评论组正讨论《铁木前传》，持否定论点者居多数。周骥良正面肯定成了对立面。另有一中学生正面肯定语文研究所张某总结大家的意见而又加以提高说：自然主义手法，修正主义思想……
8月25日
上午林呐同志来，谈起此次文代大会精神，无形中发起牢骚来。事后想来十分后悔。
8月27日
陈因同志通知我月底、月初出发农村参加“保粮保钢”第一线工作。
9月7日
下午康濯同志召集部分作家开小说座谈会，传达了三次文代会报告以外的保密的“面授机宜”。内容在北京已经简单听见说过。“一句话要好作品。十月革命后还不是因为出了一批《毁灭》、《夏伯阳》、《铁流》等好作品，才影响那么大！现在多少领导干部还不是受了那些作品的影响而参加革命的！除了马恩列斯毛等的经典作品外，还不是这些作品对世界革命起着巨大影响！现在世界各国人民天天有来中国取经的，要拿出作品来给他们。”
康说领导上希望最近期间出一批优秀的短篇和特写。要有水平，尖端。
会后到旅馆乱扯了会儿。后杜河同志来，我即返寓。
康又传达说周扬同志报告原稿中有段谈毛主席的诗词的非常精辟。可是被毛主席删去了。其中说：引古人语“诗外无人，人外无诗”。说毛主席主客统一，才那样高的风格的诗词，那样浑然一体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作品。又说，毛主席的诗词是抒情诗和史诗的高度结合、统一。
康最近看了《站起来的人民》，说：“很多地方没有展开，叙述太多。政治上没有错误，有很多地方很感动人。但人物过多，应集中几个人物展开写。”康劝我好好看《创业史》。希望我写西安事变时多写下层生活。康又说：“周扬同志主张创作要强烈，要概括。”
10月3日
上午到路一同志处，陪邢燕子等看《邢燕子》话剧的是他。他说：《红旗谱》后又一成功剧。刘子厚省长回津后，他又鼓吹了去看。刘看后立即到后台鼓励，并声言此剧要到各灾区去演，到六级会议上去演。林书记也极重视。我在路一处，省长秘书又重新通知路一那些意见。可见其重视。我在邢燕子生产队时即感到非弄个像样子的艺术纪录片不能满足群众及领导，今更可证实此事！
10月20日
梁斌同志在座谈会上谈论《刘三姐》的成功特点时，谈完了《刘三姐》突出阶级斗争的主题，接着，也不知道他怎么忽然灵机一动，提起我来，说我在二十年前，大概是一九四一年或一九四○年，就劝他写文章或搞话剧，要有强烈的地方色彩。他说他二十多年来没有忘。我没有忘掉这种主张，但我没有做到，梁斌同志却做到了。《红旗谱》是最光辉的例子。但我在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一年，（因苏路烈士当时从大后方来,感到冀中的话剧太地方化，我还曾写过一篇明确主张话剧也要地方化、具有地方色彩的论文，登在一九三八年范瑾主编的《冀中导报》附刊上。我一九三九年冬到晋东南，一九四○年春在李伯钊同志主持的艺校代课时，还曾向李伯钊同志提倡此主张。记得李伯钊等到延安还曾在文章中提倡过此为敌后根据地话剧的特点之一。）当时，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尚未发表。今天看来，我当时只强调艺术色彩上的地方色彩，而未首先强调政治标准和阶级斗争主题，是片面的。
11月7日
上午写《一二九运动中的黄敬同志》。
下午在省文化局座谈话剧《邢燕子》。
张学新同志五日从唐山返津，谈到省委叫河北日报写社论表扬写演《邢燕子》剧本的事，口上颇有不服之气。六日晚上看了演出以后说：“口服心服，没有话说！”可是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最好是根据经过省市委整理加工过的材料创作剧本，又快又掌握住了原则。下去，弄半天也不一定抓住什么。”
11月24日
上午在河北宾馆应田汉、周巍峙同志的提议，在四省戏曲会议上报告邢燕子的真人真事。午饭后听了周总理对民族歌舞剧院的讲话的传达。周总理强调专业艺术工作者要提高艺术性。好的内容必须有好的艺术形式。如讲政治，有马恩列斯毛了。用最美最新的艺术表现出马恩列斯毛的最美最新的内容才行。
田汉同志又传达了周扬同志几次关于戏曲、历史剧的意见。高举的标志是认识、表现和促进了时代。今天还不宜说达到了。
12月7日
上午九时三十分接到省文化局通知：文教委员会和朱自强部长指示，《邢燕子》剧本用真人真名，影响概括。话剧停演，改名字后再演。电影也要暂停。我立刻转告赵世文同志。
12月9日
今晨八时三十五分写完《西安事变演义》上部最后两句对话：“你打死我！”“不打死你，就是要你抗日！”自觉这两句对话很形象。
12月31日
一九六○年过去了！一九六○年做了什么值得自慰的工作呢？只有《西安事变演义》上半部写出初稿了，尚足自慰。看一九六一年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