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含义的嬗变
“修辞”这一概念的含义经历了三阶段的嬗变。
一、“修辞”的原始义:修理文教
一般认为,“修辞”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易·乾·文言》中说:“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唐代孔颖达《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中疏:“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其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当然,这里的“修辞立其诚”是从政治的要求出发,作为君子居业的条件而提出来的,“辞”指“文教”,“修辞”是指“修理文教”,而不是对“语辞”、“文辞”的运用。
二、“修辞”的基本义:修饰文辞
宋代王应麟在《困学纪闻·易》中解释“修辞立其诚”说:“修辞立其诚,修其内则为诚,修其外则为巧言。”显然,这里的“修辞”指的是对语言的运用:修饰言辞。他认为,语言既要有实在的内容、真诚的感情,又要具有文采,这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加以解释的。
我国古代,同我们现在的狭义修辞学所讲的“修辞”含义大致相同的是《文心雕龙》中所提出的“修辞”:“建言修辞,鲜克宗经”,(《宗经》)“及乎春秋大夫,则修辞聘会”。(《才略》)
我国古代,对于“修辞”这一概念的解释最具代表性的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修,饰也,从彡,攸声。”又说:“彡,毛饰画文也”。清代段玉裁注:“饰,刷也。引申为文饰之义”。段还说:“不去其尘垢,不可谓之修,不加以缛采,不可谓修。”可见,“修”还包括“去其尘垢”,即今之所谓修改病句和删除一些不必要的内容。“修辞”之“辞”并非单个儿的“词”,而是指言辞和文辞,即说的话和写的话。
“修辞”在古代,从语言运用的角度说,最早是指修饰、整理诉讼用辞的本领,主要指口语表达的技巧,发展到后来,主要指修饰文辞,即修饰书面语言。
“修辞”的含义演变到“修饰文辞”这一阶段,便成了一个多义概念,人们对它做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认为它有两个含义,如王希杰说:“同‘语法’、‘词汇’等术语一样,‘修辞’也有两种用法:一是指客观存在物;一是指人们对它的认识或描述,即关于它的知识、学说,这其实应该叫做‘修辞学’。”(《汉语修辞学》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P6)有人认为有三个含义,如黄伯荣等说:“‘修辞’一词有三个含义:第一,指运用语言的方法、技巧和规律;第二,指说话和写作中积极调整语言的行为,即修辞活动;第三,指以加强表达效果的方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修辞学或修辞著作。”(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P208)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多义概念,“修辞”它通常有四种涵义:修辞活动、修辞现象、修辞规律、修辞学。
(一)修辞活动
修辞活动即在说写中,积极调整语言的一种行为,也就是在表达内容、语境确定的前提下,积极调动语言因素、配合非语言因素、以最恰切完美的语言加工形式去获得最佳的语言表达效果的语言实践活动,这种活动其实是对意义相同或相似但表达形式不同的语言材料的选择活动,即对同义手段的选择活动。鲁迅先生说的“正如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不能达意”中的“修辞”就指的是“修辞活动”。
(二)修辞现象
修辞现象指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语文现象,它是从众多的同义表达形式中选择出来的,是修辞活动的结果。如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修辞”中的“修辞”就指的是“修辞现象”。修辞现象总是随着修辞的需要而产生,并为适应一定的语境才存在的。所以,修辞现象产生于修辞过程中。
(三)修辞规律
修辞规律即选择同义手段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方式、方法、技巧、手段和法则等。总的来说,包括话语与言语目的和交际任务相适应的规律、选择语言成分组成话语的规律、话语形式与语言环境相适应的规律等。如说“你这样写不合修辞”中的“修辞”,就指的是“修辞规律”。修辞规律是从修辞方法和技巧中概括出来的,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修辞研究就是要发现它,并使人们能按照这些规律去运用它。
(四)修辞学
修辞学是研究在交际活动中为提高语言表达效果选择同义手段的规律规则的动态语言学。“我们必须学好修辞”中的“修辞”就指的是“修辞学”。
可见,“修辞”这一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涵义。当它指“修辞活动”时,是动词,有其他涵义时,是名词。
三、“修辞”的隐喻义:行为过程
中国古代虽然有“修辞”这一概念,但并没有独立的修辞学。中国现代虽然有了修辞学,但它却是以语言为本位的狭义修辞学。现在,中国修辞学正经历着从狭义到广义的转型阶段或者说,中国修辞学正经历着从狭义到广义的过度阶段,“而这种‘过度’的集大成者就是王希杰和他的《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这是中国修辞学理论发展到20世纪末的又一座里程碑。它前承狭义修辞学研究的传统,聚集理论精华,建立起第一个极富理论性的修辞学体系;下启广义修辞学思想理路,把对修辞的研究引向心理、文化、客观世界等最为深刻的背景上去,诱发修辞观念的革新。”(罗渊《中国修辞学转型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P179—180)
广义修辞学认为,“修辞是载意、求效的行为过程”。小而言之,“修辞是一种‘以言求效’的行为过程”,大而言之,“子禁城的布局,迪斯尼乐园的设计,现在生态城市的规划,公司内部运行机制的制定以至外交策略的确定,谈判方式技巧的选择等等,都是关于不同内容的某种特殊思维活动的外化,都可以看作是追求效果的修辞行为。”(张宗正《理论修辞学——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由此可知,“修辞是行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而且需要进行修辞。”(罗渊《中国修辞学转型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P212)因此,“凡是明确地、自觉地以突破语言本位观念、走出技巧论为出发点,并从更为广泛的社会人文、心理思维,乃至自然存在等背景之下来探索修辞学发展新路径的修辞学研究都包含在广义修辞学的指涉范围内。”(罗渊《中国修辞学转型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P19)由于广义修辞学把修辞看成是载意、求效的行为过程,于是“辞”就不再只限于言辞和文辞,而是人类的一切行为。
广义修辞学“要求把更多的文化、自然资源纳入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之中,更预示着修辞学类型的不断丰富。我们不仅要有语言的修辞学,还应该有外交的修辞学、战争的修辞学、建筑的修辞学、人文的修辞学、自然的修辞学等等。它们大大超越了语言的范畴,但是它们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在实现行为目标的同时追求理想的效率和效果。”(罗渊《中国修辞学转型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P213)
广义修辞学坚持的观念是:“修辞活动的本质就是人对客观世界符合特定意图的、更加主动的、更加个性化的认知活动。”“用修辞的目光认知事物,就是‘为自然立法’,就是人的自我本质的对象化,是使客观世界建立符合意图的、个性化的、情感化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关联的秩序的方法。”(张宗正《理论修辞学——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从广义角度看,修辞是一种‘文化代数式’,对人文世界具有独特的解释能力。修辞在本质上是一种行为方式,它总是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相伴随。对行为效果的追求带来了修辞的广阔空间。人的一切自觉行为都有特定的目的,为了快捷有效地达到目的,人们总要采用一些手段来修饰辅助自己的行为,这就是修辞。人们穿衣服戴帽是为了御寒护体,同时还追求搭配,追求美、追求个性,这是‘着装修辞’;外交场上,使节们磋商国际问题,但非常注重仪表、讲求礼节,这是‘外交修辞’;双方交战,为实现胜利目标,总要大造舆论,进行对自己有利的宣传,这是‘战争修辞’;其他类似的有‘爱情修辞’、‘体育修辞’、‘建筑修辞’、‘饮食修辞’等等,在我们的实践中处处充满着‘修辞’。从人类学上来说,修辞是生活的必然,生活也是修辞的结晶,修辞中浓缩了生活的一切。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修辞来揭示生活的规律,理解人文世界的各种关系。从人文现象来说,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修辞世界。……修辞与为人、处世有着根本上的一致性。”(罗渊《中国修辞学转型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P205—206)
广义修辞学研究突破语言运用的樊篱而走向人类的一切行为的逻辑理据是事物之间存在着关联因变关系。“事物之间的‘关联因变’,一般可以看作‘自变体’和‘因变体’两个关联方面构成的一种运动组合。相对而言,‘自变体’是原发性的,第一性的,处于基础地位;‘因变体’是继发性的,第二性的,主要特征是‘因势而发’,居于从属地位,‘因变体’的变化是由‘自变体’引发的……。客观物质世界对于人文世界而言是最原发性的‘自变体’,在人文世界内部,人当然成为最原发行性的‘自变体’,一切文化现象都是人的现象,是因了人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而语言是人创造出来的,它不是原始意义上的‘自变体’,不是最原发性的‘自变体’,它自身要因着人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把修辞学理论建立在语言基础上就无法真正彻底地揭示出修辞的发生原理与运作机制。如果修辞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文化的根本就是‘人’,要围绕与人相关的方方面面来阐释修辞现象,甚至进一步还要深入到‘立人’的基础——自然的层面上去探究修辞的本真动因。”(罗渊《中国修辞学转型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P176—177)因此,由此推及:“一切示现都在表达,所有感知都是接受,人的实践过程就是一个‘对话’过程。事物以其独特的方式形态告诉我们它们的存在,领受了它们的‘意思’,评判了它们的异同。其中每一个‘对话’过程就是一个‘修辞事件’,有‘表达’的理想度,也有‘理解’的真实度。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世界就是一个修辞存在,人是修辞的动物,修辞模式就是人文关系的代数式……看来,言语修辞只是人类修辞活动的一个类型,或者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类型,不是修辞的全部。只从语言表达方面来研究修辞不是‘羚羊挂角’,而是‘挂一漏万’,部分现象无法代表整体风貌,个案分析的逻辑局限无法产生演绎推导的真理力量。”(罗渊《中国修辞学转型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P176—177)至此,我们可以理解到:“辞”已经不是言语现象,而是人类感知并与人类发生关系的一切事象(包括人类本身在内),人的每一个实践过程就是一个“对话”过程,也就是一个“修辞”过程,修辞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修饰文辞”,而是人类“利用客观事物关联共存原理,来追求理想的运筹效果的行为及其方法和规律规则。”(罗渊《中国修辞学转型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P217)。可见,“修辞”这一概念已经完全被隐喻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