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歌》与抚顺
傅 波
近代抚顺盛产煤炭、石油，由此带动了发电、炼钢、电解铝等重工业的发展，在燃烧中奉献——产业的特点赋予了城市的品格，火红的颜色构成了城市特有的标识，这是一块滚烫的热土。
近代抚顺遭受日本侵略者四十年的统治，反抗与斗争是这一时期的主题。中华民族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在这块英雄热血染红的热土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浑河两岸，热土悲歌，抗击日寇，英雄辈出。
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一个月，抚顺清原的“血盟救国军”就打响了辽东武装抗日的第一枪。与此同时，《国歌》的母本——《血盟救国军军歌》诞生，早于《义勇军进行曲》三年多的时间，1931年10月16日，在抚顺大地上就唱响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大家知道，开国大典前的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描写长城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中的插歌,，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完成的。那么田汉先生所作之词源于何处呢？资料表明：源于辽宁，源于抚顺，源于清原，源于1932年10月16日夜孙铭武、孙铭宸、张显铭在中寨子村孙家大院正房东屋创作的《血盟救国军军歌》。
对《国歌》源起于“九一八事变”后的辽宁抗日义勇军，很多专家、学者早有关注。1998年，笔者与省政协学习文史委副主任赵杰等12位省政协委员联名写了《关于在九一八纪念馆建国歌墙的建议》，认为辽宁抗日义勇军是中国14年抗战史的发端，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乃至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先导，《国歌》源起辽宁抗日义勇军，是辽宁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这个提案很快得到了落实。
对辽东抗日义勇军、抗联的研究，从2001年开始，我们结合抚顺的地域优势，平均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先后主办了五次“辽东抗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前四届在抚顺，第五届在韩国首尔。辽宁省委原第一书记郭峰，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沈显惠等多位老领导，刘精松上将等多位将军和多位抗联老战士，多位抗日爱国人士的后代，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都曾参加过会议。在研讨会上，抚顺东部山区抗日义勇军是与会人员讨论的重点。十几年来，发表论文200多篇，出版专题文集5部。这些活动和论著对研究辽东抗日义勇军、抗联的光荣历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国歌》歌词源于抚顺《血盟救国军军歌》是近10年来的研究成果。这里要提及一位75岁仍孜孜不倦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老人白凤羽，1998年，白凤羽老师从红透山矿中学退休后，一直致力于抚顺地方史研究，是我们抚顺地方史研究会常务理事。白凤羽老师研究领域很宽泛，有满族历史与文化，满语地名与家谱，曹雪芹与抚顺，明代抚顺边墙与城堡等等。在挖掘《国歌》与《血盟救国军军歌》关系方面，他做了很多的工作。白凤羽老师参加了我们的辽东抗战课题研究并对《国歌》歌词源于《血盟救国军军歌》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在2004年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找到了孙铭武的儿子孙超老人，孙超老人回忆：“这首歌是1931年10月16日晚上，在清原中寨子村孙家大院创作的，当时我15岁，在创作现场。歌词是我父亲和我叔叔创作的，由张显铭谱的曲”。年近九十的孙超老人还能把这首军歌完整、动情地唱下来。当时我和白凤羽老师把《血盟救国军军歌军歌》歌词与《国歌》歌词做了对照研究，认为有渊源关系且意义重大，鼓励他把材料发在报纸上，以征集更多的资料。《抚顺日报》2005年10月1日发了相关的报道。
今年，我市成立了“抚顺——国歌奠基地”专题调研组，到清原、沈阳、锦州、张家口、唐山、北京、古北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地开展专题调研。4月，调研组在张家口访问孙铭宸的孙子孙滦宁老人(现年67岁)，据老人回忆，他的父亲孙向诚曾唱过《血盟救国军军歌》，还因此招祸，文大期间因“篡改国歌”而被关押。他远在唐山的堂兄孙克本，也说起其父孙镇中(孙铭宸的儿子)1954年唱过这首歌，孙镇中当时对孙克本说，这首军歌是你爷爷(孙铭宸)和你三爷(孙铭武)搞义勇军时创编的。后来有人诬陷孙镇中“篡改国歌”而被关进牛棚。清原县中寨子村93岁的姜学儒老人回忆：“九·一八”事变后，我当时只有9岁，经常到孙家大院玩闹。我记得有一天，在孙家大院的正房一间屋内，有一人手持木棍在一长条桌前指挥，大概有20人一起唱“起来、起来!”，当时我还以为他们嫌我“碍事”，让我起来走开呢。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学唱这首《血盟救国军军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介绍抗日英雄孙铭武、孙耀祖兄弟时这样写道：“以国为家的爱国忠烈，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唤起了千百万民众的觉醒与抗争，他们无愧是义勇军和《义勇军进行曲》的奠基人”。 辽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会长王建学认为：“抚顺是《国歌》奠基地”这一提法可以认定是准确的。辽宁省社科院东北沦陷史研究室主任张洁说：《血盟救国军军歌》是《国歌》的“母本”，抚顺是《国歌》当之无愧的奠基地。
《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要从电影《风云儿女》说起：
1934年春，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专拍有声电影、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关系的左翼电影公司。电通公司邀请田汉编写抗日题材的电影剧本，当年秋末冬初，田汉完成了以古北口保卫战为背景的《凤凰涅槃》(也称《凤凰再生》)故事梗概，并交给了电通公司负责人孙师毅。梗概写在旧式10行红格纸上，约10余页，总计15个章节，田汉写的主题歌《军歌》歌词附在最后一页。
1935年2月19日夜，电影分镜头脚本还没开写，田汉就被国民党逮捕。随后，电通公司决定由夏衍接手，赶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改名为《风云儿女》。夏衍回忆说:“《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置了一段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夏衍就请孙师毅一起辨认，将看不清的字句填补上去，原稿上的“冒着敌人的××××前进”，原文已很模糊，两人反复琢磨，认为是“飞机大炮”四个字。歌词抄清后，由孙师毅转交作曲家聂耳谱曲。1959年，孙师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原歌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最后的‘前进’只有一次，后由聂耳和我商量把歌词加以更动。”将“飞机大炮”改为“炮火”。1935年4月15日，为躲避国民党追捕，聂耳带着初稿去了日本。4月末，他将定稿寄回上海。孙师毅等人认为:田汉写的主题歌歌名是《军歌》，聂耳谱的歌曲名字叫《进行曲》，歌名无论叫《军歌》还是叫《进行曲》，主题都不太突出。于是，他们便将歌名改为《义勇军进行曲》。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义勇军进行曲》插上翅膀，很快就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中华儿女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如前所述，新中国开国大典前，《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国歌》。
下面，我们通过对比研究的方法来说明《血盟救国军军歌》与《国歌》这两首歌词之间的渊源关系。
《血盟救国军军歌》的歌词为：
起来！
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
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奋起杀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起来！
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一致！
战斗！
战斗 ！
战斗 ！
战斗！
《国歌》的歌词为：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第一行，两首歌词开头的“起来”是完全一样的，中间的“起来”，《血盟救国军军歌》（以下简称《军歌》）是两个，《国歌》是三个，《国歌》更为强调，更为紧迫，召唤更为强烈。
第二行，《军歌》中“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针对的是东北沦陷，国家军队不抵抗，号召要成为亡国奴东北百姓和全中国百姓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国歌》中“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显然是借鉴了《国际歌》中“起来 饥寒交迫的奴隶、奴隶们起来 起来”的“奴隶”一词。把“亡国奴”改为“奴隶”含义更为丰富，不仅要把入侵的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还要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最底层的人（奴隶）要翻身当家做主人，《国歌》意义更为深远。
第三行，《军歌》词为“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国歌》词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田汉先生这样的改动，是因为电影反映的是长城抗战，虽然由于敌人的军事实力太强，现实的长城被攻破了，但抗日将士们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又筑成了新的长城，这个长城是全中国民众奋起抵抗的心理长城，同时，“唤起全国民众”寓意也在其中。
第三行以下，两首歌词顺序有些变化，但最为关键的一句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种危机感、紧迫感，1935年比起1932年来，中国人认识的更为清晰，所以，田汉先生一字不差地采用。
《军歌》中“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与《国歌》中“我们万众一心”意思相近，“我们万众一心”表达的更通俗、更形象，更接地气，更容易让全国民众理解、接受。
《军歌》中“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一句，《国歌》中的表述是：“冒着敌人的炮火（田汉先生原词“飞机大炮”）前进！”结尾与内容相呼应的是：《军歌》用了四个“战斗”，《国歌》用了三个“前进”加一个“进”。《军歌》表现的是号召中国人“奋起杀敌”，与侵略者“战斗”。《国歌》中“冒着敌人的炮火”强调的是侵略者有强大的军事优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华民族“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中国人，在敌人的炮火面前，毫不退缩，前仆后继、奋勇向前，用血肉之躯直对侵略者的飞机大炮，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任你大炮轰鸣，我自迎着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通过仔细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主题、结构，还是遣词造句，《国歌》歌词主要取材于《军歌》歌词。《国歌》虽然源于《军歌》，但高于《军歌》，田汉先生修改创作后，歌词更凝练、更形象、更具时代意义。
田汉先生是在《血盟救国军军歌》的基础上创作了《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抚顺是《血盟救国军军歌》的诞生地，抚顺也就成为《国歌》的奠基地。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正是为了实事求是地彰显抚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特殊地位和突出贡献，这也是对抚顺东部山区孙铭武等抗日英雄组建的抗日义勇军历史价值的重估和高度评价，更是对那些用自己的生命去唤醒全国民众的义勇军将士的敬仰。在民族危亡的非常时刻，打响辽东抗战第一枪的孙铭武、孙铭辰、张显铭抛家舍业，组织起民间武装，义无反顾地以血肉之躯对抗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大炮，他们为此付出的是生命，换取的是全国民众强烈的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抗战意识。正如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那样：“海可枯，石可烂，义勇军的民族大义，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那么，《血盟救国军军歌》是怎样传到田汉先生手里的呢？据现有的资料分析有四个途径：第一、1932年末，作者之一的孙铭宸曾到北平（北京）宣传义勇军抗日的壮举，多次高唱《血盟救国军军歌》，其慷慨激昂的演讲震撼了东北抗日救国会、东北抗日救援会成员和北京各界市民，他在北京四处奔走，联络抗日之士，发起抗日募捐活动，《血盟救国军军歌》应当在爱国人士中流传。第二，1933年3月，田汉随上海800人慰问团来到古北口抗战前线慰问，在古北口住了23天，有可能接触到辽东抗日义勇军包括《血盟救国军军歌》在内的有关资料。第三、1934年，唐聚五到武汉找张学良报告工作时，曾拜见了时任《抗战日报》主编的田汉先生，有可能直接为其提供辽东抗日义勇军的有关资料。第四、当年《血盟救国军军歌》在千人的队伍中传唱，虽然血盟救国军在敌人强大的炮火下和阴谋诱捕中被打散了，但活着的将士进关后也会把这首激昂的军歌传出去。
当然，对《国歌》诞生地、发源地、奠基地、母本的认识，观点多有不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拍摄，2009年国歌展示馆在上海开馆；《风云儿女》反映的是长城抗战，田汉曾到古北口慰问、采访，有学者提出这里是《国歌》诞生地；这都不涉及《国歌》歌词的来源。在辽宁省，有学者提出《国歌》是由桓仁《辽宁民众自卫军军歌》、《告武装同志书》等素材提炼、加工的；也有学者提出《国歌》的母本是锦州《义勇军誓词歌》。
《辽宁民众自卫军军歌》：“光荣，光荣，我军战胜。民众为后盾，主义做先锋，以少击众敌，败叶扫秋风，抗日军民是英雄。为我民族求生存，尝胆卧薪，才能奠定锦绣的辽东。”这首歌的歌词与《国歌》歌词关系不大。
桓仁《告武装同志书》中有这样的句子：“团结起来”、“哪能甘心作亡国的奴隶”、“要知道现在是中国存亡的关头”、“不畏炮火……，冒着弹雨直进”。在几千字的材料中找出的这几句话，与《国歌》歌词有的地方相似，但好像不能视为《国歌》歌词的母本。
锦州《义勇军誓词歌》：“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携起手，肩并肩。豁出命，向前冲！ 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 ！豁出命来向前冲！ 前进啊！前进！向前进！杀！杀！杀！”这首歌词与《国歌》歌词好似有些关联，但与《血盟救国军军歌》比起来，就不那么直接了。
当然，以上我们讨论的只是《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渊源问题。
综前所述，《血盟救国军军歌》）歌词是《国歌》的母本，是《国歌》歌词的主要来源。我们要说的是：《国歌》在抚顺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奠基绝非偶然！抚顺有着《国歌》创作的热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积淀着抚顺人民从1905年起就反抗日本侵略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是抚顺历史文化中极为珍贵的遗产，是抚顺对全中国做出的重大贡献，是这座英雄城市的光荣与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