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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模式”的缔造者段先念先生正式离开西安，赴深圳任华侨城总经理。在中国，官场位置的腾挪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媒体朋友也来问我如何解读段先念离开西安。简单说，段先念离开西安是将陕西“去段先念化”的最新进展。实际上将段先念移除西安，让他远离争议漩涡的行动一直都在循序渐进的进行，赴深圳履新不是第一个将段先念移除西安的动作，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移除动作。因为段先念虽然已经闪避漩涡中心，但是“段先念系（指段先念通过‘曲江模式’构建的利益集团）”依然长期存在，考虑到段先念赴深圳履新至少是一次形式上的软着陆，所以“曲江模式”的基本阵容也还会长期存在。但是，毫无疑问，曲江这头官商合体巨兽绑架法门寺、数十亿巨资修假庙、公然造假佛像、雇佣假僧人、非法对信徒进行骗捐、诈捐等一系列丑闻被媒体广泛曝光之后，段先念缔造的所谓“曲江模式”早已声明狼藉。“曲江模式”之所以没有正式破产，仅仅是因为被严格管控的舆论缓冲了其释放的强大负能量冲击波。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以段先念闪离西安为标志，“曲江模式”正式成为贬义词。自此之后，“曲江模式”甚至连同曲江本身，已然成为官商勾结、挟佛敛财、邪恶的土地财政政策和文化产业怪胎的代名词。考虑到习近平总书记对阿房宫项目进行批示批评，曲江模式得以诞生的制度环境、经济模式也已经宣告终结。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环境曾经纵容了段先念官商一体的高度极权，这种强杠杆、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模式曾经滋生了曲江模式的权力寻租奇观。这种制度环境和经济模式在过去十几年已经对陕西的常规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创伤甚至毁灭。特别因为陕西是文化圣地，曲江模式辐射之处，文化遗产的软硬环境无一不被永久性破坏：僧人流失、舍利被劫持挪用、假僧假道士横行、数以千计的作为洗钱容器的“文化项目”、景观雕塑，仿古建筑地毯式覆盖陕西大地。让人尤其伤心的是，曲江模式利用“珍贵的”十年，几乎染指了所有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活态的文化类型：从临潼到韩城，从法门寺到楼观台，从大明宫到照金，从艺术到秦腔、从文学到诗歌、从建筑到影视……无一幸免。作为一个持续关注陕西尤其是西安政治经济文化的批评者，我谨慎欢迎段先念先生离开西安。因为虽然制度是因，段先念只是一个恶果，但是我相信，段先念离开西安对西安和陕西无疑是重大利好消息。然而我的内心深处依然充满不安：段先念的软着陆和闪避将导致曲江模式无法得到真正的反思和检讨。就是说，去“段先念化”也极有可能是陕西尤其是西安无法彻底“去曲江模式化”的真正症结所在。当然我也不是完全悲观，之前提到的滋生官商一体化的制度环境已经引起李克强总理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政府的重视，“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社会的归社会”的清晰理念多次被李克强总理提及。之前提到的导致曲江模式权力寻租奇观的强杠杆、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模式也是李克强总理誓言要放弃的。西安是否可以去曲江模式化，我们继续观察、拭目以待。我不知道我个人在揭批曲江模式进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是我非常庆幸我在王天定教授，江雪女士，南方系记者群，学术界，港台人士，海外良知的支持下，一直在践行一个西安公民的责任：持续监督以及批评政府的恶和恶的政府，不做一个顺服的臣民，一直在努力实践一个关注公共利益的公民的基本责任。自从“舍利回家”公民行动在2012年5月30日发起之后，先后引发学诚法师、王作安局长表态；2012年10月国家十部委出台文件遏制借教敛财行为；2013年兴教寺事件……最终迫使曲江退出法门寺景区；法门寺集团董事长刘兵去职。接着，作为陕文投董事长的段先念被去职……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在艰难的抗议进程中（特别是被曲江联合我的工作单位西安美院在2012年11月出动警力对我进行跨省威胁，令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舍利回家”公民行动在2013年获得了北大公益传播安平奖，这无疑是加持了“舍利回家”公民行动道德和良知的勇气和信心。西安已经进入后曲江时代。个人的力量永远是渺小的，我呼吁媒体继续关注西安和陕西，呼吁南方的媒体关注段先念先生未来在深圳的工作，呼吁学界严肃反思曲江模式，呼吁政商两界认真检讨反思曲江模式，最后，呼吁所有的公民尤其是被政府的恶和恶的政府伤害的公民（包括僧人、道士、艺术家、作家……）勇敢地对恶说不。对于西安和陕西的未来我依然忧心忡忡，但是今天，我还是谨慎乐观地欢迎第一个后曲江时代的日出，祝福西安，祝福陕西，我的第二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