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导读：当维辛斯基模仿季诺维也夫弯着腰，上气不接下气地请求他们给斯大林打一个电话的样子时，斯大林差点没笑出眼泪来。
1934年12月16日深夜，国家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莫尔恰诺夫和内务部行动局局长保克尔各带领一路人马，突然闯进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住所将其逮捕。理由是在半个月前苏共的2号人物基洛夫在列宁格勒遇害，经中央办案人员对凶手的审讯得知，这起谋杀与二人有关。对这次被捕，“政治双胞胎”有些预感。因为在基洛夫事件发生后，官方对这位领袖的死因先后发表了两个自相矛盾的结论。第一个结论说是从芬兰、立陶宛和波兰窜入苏联的恐怖分子所为。但没过几天，所有的新闻媒体几乎同时调转枪口，对早已是死老虎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口诛笔伐，把原党内反对派和用恐怖手段刺杀基洛夫的凶手连在一起。这种情况对于在沙皇时代和布尔什维克掌权后都曾遭到过流放，有着丰富阅历、经验和教训的两位政治家来说，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果然，在他们被捕后的一个星期，也就是12月22日，塔斯社发布了一个公告，公告称：
1933—1934年，前季诺维也夫反对分子在列宁格勒拼凑了一个由“列宁格勒中心”领导的非法的反革命恐怖集团。这个集团把杀害共产党的领导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基洛夫同志成了第一个受害者。该反革命集团的成员的供词清楚地表明，他们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保持联系并且得到他们的金钱资助。
12月27日，苏联各大报纸几乎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对包括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在内的14名“列宁格勒中心”成员的起诉书。起诉书基本重复了12月22日塔斯社公告的内容，确认“列宁格勒中心”及其领导下的恐怖集团就是杀害基洛夫的真凶。起诉书提请人们注意一点，就是所有“列宁格勒中心”成员，几乎都是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的骨干。12月28日夜至29日凌晨，法庭对尼古拉耶夫等14人进行了秘密审判，在宣布将上述14人全部判处死刑后立即执行了枪决。人们由此产生的疑问是：既然已经将基洛夫被暗杀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连在一起，为什么又不待搞清他们之间实质上的联系就匆匆忙忙的枪毙了杀人凶手？结论只有一个，就是看来尼古拉耶夫等人的证词，对内务部和检察院来说并不十分有利。并没有从这些死刑犯身上搞到季诺维也夫及加米涅夫与这次谋杀有关的真凭实据。“好在”他们还承认存在一个“中心”，一个集团，这对于审判者来说也是不小的收获和胜利。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必须把尼古拉耶夫等人赶紧枪毙，以防翻案。
对“列宁格勒中心”案审判的终结，对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来说，本来应该是重见天日的日子。但事情到此远没有结束。在斯大林的“到季诺维也夫分子中去寻找凶手吧”的指示下，内务部又抛出了一个“莫斯科中心”案，而且认为这个“中心”是列宁格勒那个“中心”的领导机关。
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交待、审讯、对质后，季诺维也夫深感不妙。1935年1月13日，他向审判人员递交了一份实际是忏悔材料的声明。在这方面季诺维也夫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他前几次恢复党籍，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靠的都是这种手段。在这份材料中，季诺维也夫从宏观上承认基洛夫的死，与自己组织派别活动造成的影响有关，他还为此作了极其深刻地检查，但在洋洋万言的检查中却没有涉及一个具体问题，只是再三再四地检讨自己的过去，颂扬斯大林的丰功伟绩。
季诺维也夫的忏悔材料斯大林看到了，看来它又或多或少地起了作用。就在这份材料出台的第3天，也就是1935年1月15日，法院受理了对“莫斯科中心”19名领导成员的起诉，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些人都是在基洛夫案件发生后，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几乎同时被捕的。他们是：
格里戈里·叶列梅耶维奇·叶甫多基莫夫，此人1903年入党，曾任彼得格勒工会主席、列宁格勒省委书记、联共（布）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局委员。因参加反对派活动，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与加米涅夫等人同时被开除党籍。1928年恢复党籍。捕前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乳品总局局长。
伊万·彼得罗维奇·巴卡耶夫，1906年入党，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党的十五大上被开除党籍，1928年恢复党籍后到被捕前，担任动力总局局长；
阿尔乔姆·莫伊谢耶维奇·格尔季克，1902年入党，原科学技术出版总社社长助理；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库克林，1903年入党。捕前已退休；
鲍利斯·瑙莫维奇·萨霍夫，1919年入党。原北部边区检察长；
雅可夫·瓦西里耶维奇·沙罗夫，1904年入党。捕前任俄罗斯联邦地方工业人民委员部针织局局长；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戈尔舍宁，1919年入党。原国家计委综合计划局局长；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察里科夫，1921年入党。原列宁格勒州齐赫文斯基铝业联合公司第一区主任；
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费奥多罗夫，1907年入党。原国家绘图中心主任；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格森，1916年入党。捕前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西部州特派员；
伊万·伊万诺维奇·塔拉索夫，1919年入党。莫斯科法学院4年级学生；
列昂尼德·雅科夫列维奇·法伊维洛维奇，1918年入党。原农业人民委员部棉花总局副局长；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格尔茨贝格，1916年入党。原苏联技术设备出口联合公司主任；
阿纳托利·伊萨耶维奇·阿尼舍夫，1919年入党。原全苏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阿列克谢·维克托罗维奇·佩里莫夫，1915年入党。捕前为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驻奥尔忠尼启则市玻璃厂特派员；
鲍利斯·利沃维奇·布拉沃，1919年入党。原苏联人民委员会责任编辑；
亚历山大·法比安诺维奇·巴什基洛夫，1920年入党。原列宁格勒“红霞”厂车间主任助理。
上述17人被捕前的职务，大都是因当年参加反对派组织被撤职，在做出检查之后，又重新安排的工作岗位。
审判是在列宁格勒进行的，季诺维也夫等案犯由戒备森严的专列从莫斯科被押到了这个十月革命的发祥地，这个他多年担任“一把手”的地方。法院很快就对这起案件做出了判决。1935年1月16日，法庭宣布“侦查结果没有得到充分根据足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分子教唆谋杀谢·米·基洛夫的事实”。但基于季诺维也夫等人对制造基洛夫事件的“列宁格勒中心”有实际上的影响，季诺维也夫仍然被判处10年监禁，叶夫多基莫夫和巴卡耶夫8年，加米涅夫5年，其他人也均被判处了5—10年的徒刑。
“列宁格勒中心”和“莫斯科中心”被审判、被摧垮，在斯大林看来毫无疑问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但在自己的周围，在党和国家机关的上上下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揭露出这么多敌人又使他不寒而栗。他觉得自己也已经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随时都有可能像基洛夫那样遭遇不测，而这种环境必须立即得到改善，主要来自原反对派分子的潜在威胁必须立即肃清，这些人也应当立即受到应得的处理和制裁。
几乎就在季诺维也夫从莫斯科被押往车里雅宾斯克服刑的同时，在斯大林的主持下，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封给全国各级党组织的秘密信，题目是《有关基洛夫同志惨遭杀害的诸事件的教训》。秘密信分“事实”、“政治评价”、“结论”三部分，主要内容是在没有列举出多少令人信服的“事实”的情况下，重点向全党介绍“列宁格勒中心”、“莫斯科中心”及其下属恐怖组织制造基洛夫事件的动机和目的，分析了凶手和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必然联系。秘密信的核心是号召全党迅速行动起来，要像当年对待白卫分子那样对待、孤立、逮捕、惩办季诺维也夫分子。
秘密信写道：“必须肃清机会主义的泰然自若，这种态度是从这样的错误假定出发的：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敌人似乎会变得愈来愈驯服和不伤害人。这种假定是根本错误的。它是右倾的死灰复燃，它硬要大家相信，敌人将悄悄地爬进社会主义，他们最后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不应该高枕无忧和粗心大意。我们需要的不是泰然自若，而是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想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必须记住这一点，必须保持警惕。”
联共（布）中央的这封秘密信和1935年5月19日发出的另一封秘密信，在历史上可以被看作是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动员令。因为正是从这时起，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掀起了揭露、逮捕、审判一个又一个“反革命集团”、处决一批又一批“人民的敌人”的狂潮。在落实中央秘密信的行动中，仅列宁格勒一个地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逮捕了几万人，其中包括前季诺维也夫分子843人，经过突击审讯，这些人大部分被判刑或流放。此外，为了纯洁布尔什维克队伍，还有一大批机关工作人员被赶出了列宁格勒。因秘密信被捕的人的情况非常复杂，他们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原来的下属、身边工作人员、子女及亲属。面对法庭的严刑、引诱和许诺，这数以万计不同品质和意志的被告又使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反革命活动”得到进一步“暴露”，这样，一个活龙活现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就在望风捕影中形成了。
此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尚在狱中，他们对外面的变化还不甚了解。为了尽快获得特赦，季诺维也夫一封又一封的给斯大林和政治局写信，他的态度越来越好，给自己戴在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高，他甚至要求承担基洛夫被杀的主要责任。然而这些只能被人怀疑其背后确实潜藏着更大的阴谋。
对“托—季反苏联合中心”的处理进入实质阶段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回到了莫斯科，但这次等待着他们的不是赦免，而是必须承认足以改变他们本人和苏联历史的罪名。
两名被告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形象和气节，不论审讯人员对他们怎么劝说、威胁，还是利用已经“招供”的人对质，甚至以子女及亲属为人质相逼迫，他们都拒不承认那些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行”，为此，两位十月革命的领袖在无产阶级的监狱里，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受到了严重摧残。
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来究竟为什么与法庭配合得那么默契，从而使“托—季反苏联合中心”一案得以成立的原因，至今还在讨论。但斯大林与他们的一次谈话起了重要作用，是人们公认的理由之一。
1936年7月的一天，在有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在场的情况下，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了一次谈判，或者说是作了一笔交易。这次接见是在两名被告强烈要求下实现的。在谈话中，季诺维也夫声泪俱下地恳请斯大林取消公开审判，他说，假如列宁还活着，他会因为他的政治局委员和私人朋友遭到诬陷而感到耻辱。加米涅夫则向斯大林提出要求，他说如果斯大林保证不枪毙这批老布尔什维克，不迫害他们的亲人，他和季诺维也夫可以接受公开审判。对此，斯大林在几天后通过伏罗希洛夫委婉地转达了自己的承诺。斯大林说：“1.法庭审判并不是针对他们，而是针对我们党的死敌托洛茨基的。2.既然在他们的反党活动最猖狂的时候我们没有枪毙他们，那么为什么在他们肯帮助中央同托洛茨基进行斗争之后我们再枪毙他们呢？3.这两位同志忘记了，我们布尔什维克都是列宁的学生和后继者，我们不想让老党员流血，不管他们对党有多大的罪过。”
斯大林的话传到了季诺维也夫等人的耳朵里，这些充满感情的话语使他们感激涕零。从这时起，他们表示愿意听从斯大林的一切安排，包括为党走上自己的刑场。在下了这样的决心后，季诺维也夫开始悲壮地料理后事，他在7月12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把他用心血写成的书籍的出版和他儿子的安排都委托给了斯大林。信的落款是“现在完全忠实于您的格·季诺维也夫”。看来此刻这对“政治双胞胎”已经陨落了。
但就在季诺维也夫同意彻底缴械，配合法庭将“托—季反苏联合中心”一案编织得可以自圆其说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又向全党发出了第三封秘密信。信中说：
现在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魔在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把我国劳动者的一切最凶恶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间谋、内奸、破坏分子、白卫分子、富农等等—都纠集在一起，这些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两者之间已没有任何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切党组织、全体党员都应当了解，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必须保持警惕性。在目前条件下，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具备的品质就是，要善于识别党的敌人，不管他们伪装得如何巧妙。
党中央的第三封秘密信是号召全党掀起更大规模的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斗争的动员令。可想而知，不久后举行的莫斯科第一次大审判，肯定不会给季诺维也夫等人带来好的结果。
1936年8月15日，苏联主要新闻媒体同时公布了苏联检察院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起诉书。从8月19日起，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莫斯科十月礼堂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赖因霍尔德、皮克尔、奥利别尔格等16名被告进行了公开审判。审判是在没有律师也不允许本人自我辩护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仅有将近200个座位的听众席上坐满了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只有30多名外国记者作为局外人或者说是历史的见证人，目睹了这场悲剧。
审判共进行了4天。在法庭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被告一样，为了活命，按着他们与斯大林达成的协议，承认了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代表检察机关对自己的指控，承认了“杀害基洛夫和准备杀害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罪行”。就是在法庭允许他们作最后陈述时，这些人也没有说出心里话。人们听到的加米涅夫的最后陈述是这样的：“我想对我的孩子讲几句话……我已不可能看见他们了。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部队的飞行员，另一个是少先队员。站在这里，可能我的一只脚已迈入了坟墓。我想对他们说：无论对我做出什么判决，我都预先承认他们是正义的。你们不要向后看，要同苏联人民一起永远跟着斯大林，前进！”
季诺维也夫在作最后陈述时，早已失去了在无数次群众集会上那慷慨激昂、口若悬河的风采，他说：“我的改头换面的布尔什维主义成了反布尔什维主义，经过托洛茨基主义我又滑向了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变种，而季诺维也夫主义就是托洛茨基的变种……”听了季诺维也夫陈述后，人们都以为这场审判，至少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判不过是一场戏，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还玩这种文字游戏。
公开审判是在8月23日晚7时30分结束的。经过合议庭长达7个小时的讨论，24日凌晨2时30分，审判长乌尔里希终于向人们宣读了对季诺维也夫等人审判结果。乌尔里希宣布法庭认为季诺维也夫等人犯有下列罪行：（1）根据托洛茨基的指令，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恐怖中心，企图谋杀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人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等人；（2）通过列宁格勒地下恐怖组织，指使尼古拉耶夫，于1934年12月1日杀害了基洛夫。法庭最后宣布16名案犯全部被判处死刑，这当中至少包括3名伪装成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内务部密探。当人们还在静静地等着审判长宣布“考虑到什么原因……时”乌尔里希却宣布审判结束了。
被告中有人意识到上当了，法庭上传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事业万岁！”的喊声。
法庭没有给予被告72小时之内上诉的权力，就在季诺维也夫等人被判处死刑的当天，16名被告全部被押上刑场。
由于恐惧、愤怒和呼吸道疾病，季诺维也夫当时已经不能行走，在担架上他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执法官给斯大林打个电话。他仍然幻想他昔日的战友能够记起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使他保住了总书记职务，幻想着他能来兑现几天前做出的承诺。由于季诺维也夫在通往刑场的路上总是声嘶力竭地嚎叫，一名中尉将其押到地下室执行了枪决。加米涅夫显得比季诺维也夫悲壮，他昂首挺胸，勇敢地迎来了布尔什维克射向他的子弹。斯大林假戏真做了，所以什么戏剧性的场面都没有出现，两位十月革命领袖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被枪毙了。这是真的。
斯大林后来知道了这个情景。当维辛斯基模仿季诺维也夫弯着腰，上气不接下气地请求他们给斯大林打一个电话的样子时，斯大林差点没笑出眼泪来。
1988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案件重新进行了审查，其结论是：根本不存在所谓“莫斯科反革命季诺维也夫组织”和“莫斯科总部”。调查书指出：在1928—1932年之间，被判刑的有关人员确实曾有较密切的个人联系，互相间的谈话也曾涉及政治问题，其中包括在国家遭到困难时对党和政府采取的对策的批评，以及发泄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对斯大林不友好的不满。但这些谈话并不构成犯罪。
调查书说：暗杀谢·米·基洛夫是‘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参加者干的’这一说法是约·维·斯大林提出来的，其目的是要以此为借口镇压反对派分子。也正是在这个借口的掩护下，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波·加米涅夫等人被非法逮捕。此后，侦查、审判人员伪造侦查材料，在审判过程中粗暴地执法犯法，致使本案的被告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刑。……苏联最高法院重新审议了所谓‘莫斯科总部’的全部情况，决定撤销对所有与本案有关人员的判决，并因其行为缺乏犯罪要素而终止诉讼。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可惜它迟来了5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