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施一公就不能做清华副校长？
肖鹰按：自2000年入职清华以来，本人从无对校方人士的来去上下有所留意，更无言论问世；我即使于这次媒体报道“施一公拟任职清华副校长”，本也无意言论。但是今天读了熊丙奇署名文章，却破例要说两句。
前两天，在微信朋友圈转发的报道中，得知本校施一公教授拟任清华副校长；今日朋友圈又转发熊丙奇署名文章《施一公会不会成为自己批评的人》。
熊丙奇文章的主题立意是，施一公曾公开批评国内不公的科研体制，他若任副校长而兼做科研，就难以规避“行政通吃”的逻辑，因而成为自己批评的人。熊丙奇说：“目前已有议论认为，施担任副校长，对他的学术研究会有‘好处’，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如果出现这种结果，施先生个人的形象最终会败坏，与他回国的初衷也完全背离。。。。。。。假如施能明确拒绝担任副校长，他或会获得更多尊敬。”（《南方都市报》2015年08月24日）
我从未见过施一公教授，我所知的“施一公”都是来自于媒体的信息。我只是大略知道他学术出身清华，留学美国，是学术卓越的生物科学家。这种恍惚印象——用网络热词说“一个传说”。更早些天，我在朋友圈读到施一公两篇文章，《饶毅其人其事》和《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读这两篇文章，我不仅对施一公教授文中表达的对中国教育和科研的诸多批评和忧虑的看法产生“深得我心”的共鸣，而且对他心生深刻敬意。我在朋友圈转发推荐了这两篇文章。
在转发《饶毅其人其事》时，我加评点说：“君子之风，平实文章。感人处，信念诚笃。”我认为，这篇文章平实讲述的施、饶交谊和施对饶“同而不和”（坚持共同理念，不附和个人意气），在今日中国学人者，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其难得。在转发《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时，我特别在导言中引述了施一公文中所说：“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施一公所说，也正是我在清华大学执教15年以来，日益强烈而悲哀的同感。我加的点评是：“现在中国不办大学，只办大学规模的职业技校。”
施一公的《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一文，尤其给我强烈同感，并且特别钦佩他大义直言。施一公说：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2014年9月16日，欧美同学会·施一公演讲《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
中国大学根本导向的“大问题”就是大学教育全面职业化——“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放眼2000年以来的中国大学，一方面是惊天动地的“创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一场任性野蛮砸钱而又极具文化表演性的大学大跃进运动，一方面是在“就业”考核指标下，大学教授被以技工计件的方式考核、大学生入学即被纳入从观念到知识“全方位”的职业教育，大学上下，都以“职业”为唯一理念。
施一公教授对中国大学教育职业化的批评，是切中当下中国大学导向问题要本要害的。作为一国教育-文化战略，大学教育普遍职业化，产生两个根本危害：第一，扼杀大学作为高等研究和创新领域的创新生机，教授本身面临的也是被工具化，技工化（科研计件管理，就是对大学教授的技工考核）；第二，扼杀培养未来创新人才的教育和文化生态，培养大学生以就业为唯一目标、满足于做“职业技工”。
大学之大，不仅因为有大师，更因为有大师所引领和培养的追求真理和科学创新的大学精神。当代中国大学导向的根本问题，是在全面职业化教育的导向指挥棒下，扼制了大学教授的大学精神，斩断了大学生培养大学精神的道路。当代学界，批大学行政化呼声很高，但对大学教育职业化导向根本危害大学精神和机制的认识，严重不够。大学行政化和大学教育职业化导向，都是根本危害大学生机的。从深远看，大学教育职业化导向是对民族未来生机深远毒害。
就我对施一公教授的有限了解，作为清华教授一员，本人是赞成施一公担任清华校级领导的。理由有二：其一，从近年所见他公开言论，他是反对大学管理功利主义和大学教育职业化的，这两大错误导向是当今中国大学根本之害；其二，施一公不仅有良好的海外教育背景、学术建树杰出，并且具有优秀的团队领导精神和才能。
在目前中国教育体制下，任施一公教授履职清华副校长，究竟能有多少作为，我无法、也不愿预测。熊丙奇基于某些舆论预测，认为施一公因为上任清华副校并坚持科学家的事业而难逃中国“行政通吃”的老逻辑，“施先生个人的形象最终会败坏”，因而规劝“假若施能明确拒绝担任副校长，他或会获得更多尊敬。”以我对施一公有有限了解，“个人的形象”应当不在他事业进退抉择的要件中——这一点，熊丙奇先生们多虑了。熊丙奇先生说：“施一公回国的价值，不是在中国多一名优秀学者，甚至也不是未来有一位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而是推进中国内地科研体制改革，为内地高校带来清新之风。”我赞成此说。如果熊丙奇先生把此话当真，我认为，熊丙奇反而应当鼓励施一公荣任清华副校长。作为教育学研究专家，熊丙奇先生难道不知道，就开拓风气而言，一清华副校长可施展的空间是应当大于一清华普通教授的？
就我网络阅读了解，熊丙奇先生多年来均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头衔在媒体撰文——这个头衔对于他传播其学术成就和思想，无疑是正能量。既作副院长，又作一线研究学者。如果熊丙奇运用于施一公教授的逻辑成立，熊丙奇自己的论著成果，是否也应当被怀疑为是“熊副院长权力产品”，而非其个人创作呢？这个“行政通吃”的逻辑，恐怕文章作者熊丙奇在自己身上都讲不通，却要用作“公器”治教他人，知行不一，何以服人？
一句题外话，当代中国媒体上诸多论教育者，站着说话不嫌腰疼，趴在地上不知天高。言者无罪，但闻者悲哀。
（来源：凤凰博报-“肖鹰的博客”作者：，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 肖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