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之子炮轰医改——无知还是推销私有化?
2014-06-1915:29:04来源:红歌会网作者:今世咏有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晋惠帝司马衷时期,有一年,国家发生了荒乱,百姓无粮可吃,饿死了好多人。司马衷问大臣:“那些人怎么会饿死”?大臣回奏说:“闹饥荒,老百姓没粮食吃”。司马衷郁闷,提出解决方案道:“没有粮食,他们怎么不吃肉呢?”。
这个司马衷就是和诸葛亮死磕的那个司马懿之曾孙。这哥们据说是个“白痴皇帝”。
1700年后,神州出了个现代版的晋惠帝。明明是医院高收费,百姓深受其苦,看不起病,进不起医院,偏偏晋惠帝大发雷人之言,道是医生诊断费太低,医生没有激励机制,所以诊病没有积极性,所以不愿意接诊,所以患者看病难。晋惠帝大放厥词后还顺带损了下人民公社。这个现代版的晋惠帝就是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
如此不着调的蠢话,让人觉得这个晋惠帝确实刚刚穿越而来,不知道现在医生的收入都是和业务挂钩,医生们都在明里暗里争病人,抢业务。不是还有医托吗,医托干什么啊,就是帮医生抢病人,抢生意嘛。医生一旦接诊,不只是有挂号费,还有化验、B超、CT、住院、药品,样样有财源啊,如此,哪个医生看病不积极?不积极的怕是令尊的保健医生吧。至于诊病数量相对少一些的医生,多数是乡村医生或刚刚毕业或水平差的,根本不是医生不愿意接诊,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晋惠帝关于医生平均每天看 7.2个病人的数据,不知是谁提供的,即使是这个来路不明的数据,还玩了个砖家式的平均数。
看病难起源于改革,尤其是医改,看病难可以总结为“一不两没有”:没有医生、没有钱和不方便。重灾区是没有钱。
因为医疗费高,所以很多人看不起病,不敢到医院看病。而医疗费是怎么高起来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产业化,更在于政府的腐化。先不说政府腐化,单说市场化,市场化环境下,医院为了捞钱,往往不择手段。现在医生不是没有激励机制,而是激励太过,胡乱激励,邪恶激励,伤天害理地激励,鼓励医生坑患者。比如乱体检,用昂贵仪器体检,乱开不必用的药,过度治疗,小病当大病医,甚至没病说有病,不必手术的要骗病人手术,一百的治疗费收到一千等等,医院和医生在体检费药品费手术费中分成。每个人身边都有这类事情。前段时间的绵阳兰越峰事件就是黑幕一角。视频内容比较详细,大家可以去搜索。
医改以来,政府提出以药补医,结果造成便宜有效的药品医生不用,药厂不生产。新药贵药泛滥,各药厂的医药代表如过江之鲫穿梭于医院之间,虚抬药价,暗箱交易,回扣分成,其实很多新药贵药是把老药品改名来骗患者的,比如心痛定,80年代是几分钱一颗,医改后有一种什么缓释剂,实际是心痛定,成分不变,价格陡然涨10多倍。郑筱萸案也透露出一些这方面的内幕。另外,疗效普通,价格离谱的进口药品也是医院的重要财源。
激励的后果就是患者一到医院,一切全凭医院忽悠,医疗费火箭般攀升,甚至一个伤风感冒可以花几千元,住10天半月院就是几万元十几万送给医院。倾家荡产钱花了这么多,可是医院责任差,疗效差,于是,医患矛盾也就层出不穷了。
现在很多工人和农民,连基本生活和子女上学、结婚、买房都困难,有病根本不敢进医院,只能拖、或自己到药店买药治病。这样的事多如牛毛,就在北京城内也不知道有多少,出了北京更是随处可见。代表人物有自己用菜刀剖腹放腹水的吴远碧,自己锯腿自救的郑艳良,还有自制血液透析仪的等等,甚至李讷——毛泽东的女儿也没足够的钱作透析......这是没有钱的看病难。
再说没有医生和不方便的看病难。
人民公社时代,公社有卫生院,每村有合作医疗站和赤脚医生、并且大城市送医下乡,组织“农村巡回医疗队”,大医院的医生分批下农村,农民有病尽量就地解决。甚至连解放军也送医到农民,例如1968年,保定驻军113师医疗队来到满城县郭村公社郎村大队巡诊时,发现一个生长“腹膜后纤维瘤”的妇女张秋菊。她丈夫曾用驴车拉她到天津、北京等地求医,但大医院认为这时候她的肿瘤已经很大,已无治愈可能(是否是城市老爷卫生部作风呢?)。他的丈夫只能把她拉回家等死。
那个时侯,毛泽东提倡的医疗精神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乍听觉得公知们的普世价值是在抄袭毛泽东呢?),人民子弟兵不能让一个阶级姐妹等死而放手不管,于是113师师部卫生科特地请了著名专家米易主刀治疗,部队医生当助手。同时号召了全师200名同血型的战士,随时给张秋菊输血。1968年3月23日,手术开始,经过12个小时的艰苦奋战,成功地从张秋菊的肚子里切除了90多斤重的巨大肿瘤,创造了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手术中实际输血是张秋菊本人血量的5倍,等于战士们把张秋菊的血换了好几遍。所以,张秋菊在病床上写下了:毛主席救了我。
正是人民公社时代,113师卫生科才会揽下这个自己并无责任的事情,因为时代精神就是为人民服务,医疗是人民的福利。设想一下,吴远碧、郑艳良在人民公社时代会如何?张秋菊病在改开时代会如何?
正是人民公社时代的医疗体系有巨大的优越性,所以,上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多次邀请中国赤脚医生代表出席卫生会议,听取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经验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将《赤脚医生手册》翻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现在相反,人道主义精神没有了,公益福利没有了,医生变成了生意人,医院成为捞黑钱的机器。这一切都是是政府的导向,根子在政府。现在技术好的医生都上走,乡镇到地县,地县到省,甚至下级医院派送到上级医院进修的医生,如果技术好,也会被上级医院截留。于是,造成基层技术薄弱,设备不到位,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稍重的病只有跑几十几百公里到大医院。一旦住院,就牵涉到交通、护理、住宿、吃饭、家中孩子上学、家畜和庄稼的照看,误工,费用等,难,难,实在难。
另一方面,经济环境造成农村人口大量打工进城,导致乡镇医院病人少,但县级医院普遍拥挤,有些住院部走廊上也放满了病床。省级医院更是人满为患,住院要排队,没有权和特殊关系,即使有钱,想住单间病房也难。这是社会基本情况,晋惠帝,朱公子,你不知道就不要瞎扯。
朱公子的改革主意是提高医生的诊断费,降低药费,说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实际办不到。朱公子信口开河,却不触动根本问题——医疗市场化,回避了医疗的公益性和福利性。按他的搞法,诊断费猛涨了,药费却一样也下不来。你想让药品价格下来,谁愿意?药监、厂家、医院、医生方方面面的对策反而要让药费搭车上涨。结果是诊断费也涨,药费也涨,看病更难。当初的以药补医就是证明。
这是30多年来各个领域改革的基本规律:当局每每高调解决一个问题,结果是造成更大的问题。
比如以药补医,结果造成天价药品泛滥,百姓吃不起药;
比如精简机构,越减越多,单廉政机构就有:纪委、监察局、反贪局、预防腐败局,还不算检察院等;
比如高薪养廉,薪高了却没有廉;
比如反腐,越反越腐,越反腐得越大;
比如房价,越控越高,热钱不出逃,房价能下来吗?
比如......扯远了,说着都累。
希望晋惠帝——朱公子,休要乱放炮,替你对医改乱象把上一脉:所谓看病难,病象是看病难,病症是医疗腐败,病理是医改市场化,病源是政府腐败。懂了没有,公子?
一句话,所谓医改乃至改革开始的动机手段全错了,改革成了掠夺,没本事在外掠夺,只能在本国百姓身上敲骨吸髓。所以越改问题越大,要真正解决看病难问题,只有一个方法——驱邪扶正、活血化瘀。扶正驱邪就是走回头路,回归医疗的公益性和福利性;活血化瘀,就是加强基层医疗水平,为大医院分流消肿、减财源。同时,还要让工人农民有钱。不过这些是与虎谋皮,因为一旦那样,一小部分人捞钱就少了。
朱公子在美国呆那么久,知不知道美国的法律?美国法律规定即使患者没有医保,医院也必须进行救治,不能以无钱为由拒绝治疗。病人无法支付的费用最终由政府买单。怎么样,就这点来说,美国更象传说中的社会主义吧,更象中国曾经的人民公社时代吧,你怎么不接轨?
算算中国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贬值、WTO、债劵、血汗工厂、稀土贱卖哪 样不是给美国输血?输了血居然还给别人消气。怎么不给中国百姓消气?在中国没有钱的患者,哪个医院愿意治疗你?哪级政府买单?医院大门大打开,有病无钱莫进来,公子,这就是国情!请你去问问令尊乃至后来的眼镜,为什么只愿对外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却不愿对内做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把送给美国人的钱用之于中国人?以至我们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这难那难处处难天天难月月难年年难代代难,怎一个难字了得,言之难尽,罄竹难书!
再看看朱公子的满嘴傻话:“我们过去也说粮食不够吃,农民不种粮,结果来个激励马上粮食满地都是,蔬菜满大街都是”。不仅愕然,过去?哪个过去?过去毛泽东主席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哪个农民不种粮?整个人民公社时代都在大力发展农业,大修水库,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杂交水稻提高产量等等,这些努力让我们至今受益。事实是人民公社时代出口粮食换设备,基本不进口粮食,如果公社生产出工不出力,出口粮食是哪里来的?几十万家国企工人吃什么?过去粮食不够吃是因为人口猛涨,产量不高,又要从零起步投资工业、国防、教育、科技等等。注意:是从零起步,与拿现成的基业改革开放根本不同!你1957年生的人,你不知道?可见你多么脱离国情、多么无知、多么白痴!当年地方官员粮食搞假骗你老爹,你又在骗谁啊?或者你本来就傻?
倒是现在,农村青壮年基本外出打工,种粮食的农民大大少了!不少土地撂荒!你要考证吗,到农村看看吧。如果粮食满地都是那还进口粮食干什么啊,而且还进口隐患极大的转基因粮食?公子,你在说梦话吗?
满大街的蔬菜是你的激励机制激出来的吗,不是,公子,那是催红素、膨大素、防落素、赤霉素、矮壮素、乙烯利、氯乙醇、多效唑、过氧化氢——等——等——等——等——激素激出来的。把这些激素去掉,你看能激励出这么多蔬菜吗?那满大街的蔬菜是虚火上炎的表现,这又是牵涉及食品安全问题,不扯远了。
顺便问问,你吃的是特供蔬菜还是满大街的蔬菜?
压住火气对朱公子说句:如果医院真的像人民公社,那看病就不难了,不信吗?你去问问你老爹,人民公社看病难不难,再问问留守老人,人民公社看病难不难,再问问下岗老工人,职工医院看病难不难?
1700年前的晋惠帝傻倒是傻,但对所有制很喜欢琢磨。一天,这哥子在华林园里游玩,听到青蛙的叫声,就问侍从们:“这叫唤的东西是官家的还是私人的?”侍从们说:“这叫唤的东西在官家地就是官家的,在私人地就是私人的”。不知这个皇帝惦记所有制的动机是什么。但以侍从们的产权观,估计可以论证为:叫唤的东西是可以跳的,跳到谁的地里就是谁的。
大概是因为转世,有着前世的喜好,朱公子似乎也对所有制很是惦记:“最重要的是改革体制,把体制改对了,这样符合社会管理,管理以后其他民营资本都欢迎”。什么意思啊,体制怎么改?“社会管理”,谁代表社会啊,谁来管理啊?“管理以后其他民营资本都欢迎......”,看到这里方才觉得朱公子似乎意在沛公。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喧嚣国企私有化,难道公立医院也要私有化?不就是想把“那叫唤的东西”跳到你自己那块地吗?
再看看你前面那些傻话、蠢话,如果你真是那么认为,你是无知,如果是为了把“那叫唤的东西”跳到你自己那块地而胡说八道甚至诋毁人民公社,你就是无良知,究竟是无知还是无良知,你自己最清楚。根据30多年来的事实,可以肯定的是,一旦你的“体制改对了”,看病会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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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朱云来发言全文:
关于医改,我们现在讲一系列概念,每个都有几分道理,但是有几个人讲数字呢?中国到底有多大,中国的医疗到底有多少,中国的医疗费总量将近三万亿,不到GDP的5%,现在应该略高一点,2012年的数字是5.3%,医院收到了其中三分之一的钱。两百万医生加上助理医师的话有两百六十万。那每年老百姓看了多少次病呢?差不多将近60亿人次,68亿人次,大概一个人曾经一年生过5次病,实际上医生到底一年看了多少次病?不是看病难吗,看病难显然是医生不够,但是一算医生平均每天看几个病人?统计数据是7.2个。很多人不信,但这就是事实。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认为首先是医生没有激励机制,医务人员劳动很辛苦,人命关天,责任重大,但中国现在体质挂号费两块五,名义上五块钱,看病挂号五块钱贵吗?女士做个头还要几百块钱呢,这整个系统是错误的。我们过去也说粮食不够吃,农民不种粮,结果来个激励马上粮食满地都是,蔬菜满大街都是,我们现在的公立医院跟人民公社一样,你反正出一天工,我给你记个工分,大家得一样,你说我能看多少?我认为核心的第一条就是,我们的体系或整个资源实际上是偏多,我看这么算来,至少多看几个病人的话是不需要那么多医生的。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药,药是世卫组织给出来的,这些药90%,95%以上都是有专利的,全都知道怎么生产,也都非常重视实用有效,非常便宜,占我们现在药价的十分之一而已。我们看病一半的钱花在药上,我这个药价下来50%,甚至90%,那我整个医疗费用就下来了。
这两大块是我们需要重新系统性来科学研究的,医生看病的效果是可以提升的,看病能力还可以大大提升,但是你要给他提供薪水。药价你要让它回归。
民营医院现在的数量有一倍,跟公立差不多,但其实真正提供的能力就10%,甚至还有水分。我认为医改的核心就是以现有的公立医院为主体,公立医院要充分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改革体制,把体制改对了,这样符合社会管理,管理以后其他民营资本都欢迎。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体制问题。
朱云来(1957年—),朱镕基之子。出生于湖南长沙。1994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修读大气科学。曾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担任一名投资银行雇员,由此开始了投资银行家的生涯。现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