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半世纪之前，南浔张氏家族接住了“上海开埠”这一时代所抛来的绣球，张静江的祖父张颂贤在那场江南农村从经济上“包围”大上海的潮流中，从家门口的丝行埭，摇着装满辑里丝的船只进入大运河，再沿着太湖和苏州河闯进了大上海。
张家在数十年间奇迹般地获得了上千万财富。与此同时，也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他们不再是纯粹的南浔小镇上的地主老财，而成为融入大上海多彩生活的上海人。南浔张氏出现了张静江、张弁群、张乃骅、张秉三等早期民主革命志士，出现了现代银行和工商业的投资者、股票市场上的弄潮儿、房地产界大户，还诞生了三代著名收藏家：他们是藏书家张石铭、张芹伯，古钱大王张叔驯，书画收藏家和鉴赏专家张葱玉。
张家成了名重一时的海上望族。
开启人生的旅途
张静江，在南浔老家时原本一顽劣子弟。其六弟张久香在《二兄行述》中回忆说：“二兄幼时，性殊顽劣，而智异常童。成年即患骨痛症及目疾，虽不良于行，仍精骑术，每于故乡南浔狭巷小街驰骋自如，见者无不惊叹，以为奇技。”他好交友，尚豪侠，喜冒险，故以“人杰”自名。
1902年，张静江以随员的身份，随同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真正使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得英名的，正是在他远赴法国之后。
1900年时，张静江在一个宴席上认识了黄氏父子及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张静江与李石曾原本相隔万里，没想到竟一见如故，尤其对于时局和政治，两人的观点非常相似，于是相见恨晚，立马订交。
两年后，李石曾获得一个偶然的机会要到法国去了。因为李家的邻居孙宝琦将赴法出任清廷驻法国公使，李石曾通过父辈的关系，得以以随员的身份随孙宝琦同去。事情被张静江得知后，他羡慕极了，觉得这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于是通过李石曾去央告公使，要求也带他同去。
孙宝琦与李石曾等人于1902年8月29日从北京出发，转道天津到上海，到了上海再带张静江上路。于10月14日乘上法国邮轮安南号，前往法国。他们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后，先到达马赛，再换乘火车，于12月17日抵达巴黎。
到巴黎后，李石曾要读书，入蒙达顿我农校，毕业后又入巴斯德学院及巴黎大学，从事学术研究。而张静江则热衷实业，他本是商人世家出身，祖父一代就与上海的洋行做生意，对于出口贸易有天然的兴趣，很想以巴黎为基地，亲自从事中法间的民间贸易，并想尝试着开拓整个欧洲市场，与势头强劲的日本人一比高低。
居法一年后，他已了解欧洲市场的大致状况，决定招股成立一个贸易公司，依照外国洋行的样子，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文物等从中国廉价收购，运到法国卖大价钱。于是第二年年底回国，在亲戚朋友中动员招股集资。
可是那时国内华人自办海外贸易的风气尚未大开，就中法民间贸易来说，只有法国人到中国来办公司、开洋行的，还从未有中国人到法国去开商行的，能不能办成谁都没有把握，所以人们不敢贸然投资，应者寥寥。最后，还是他父祖支持了他，给了他30万银元，使他终于在1903年于巴黎办起了独资的商行，即著名的通运公司，地址在巴黎马德兰广场4号，从此开辟了中国人做法国人生意之先河。
李石曾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我初识卧禅（张静江），他不过二十四岁，已是‘眇能视，跛能履’，虽还不是卧禅后几年抬在椅子上的形态，但已是初步。他本生在一个富豪之家，而潜伏在内心的却是佛而杰之大施舍家！大建设家！大革命家！大慈大悲的佛家！”
张静江成立的通运公司最初只是运销生丝和茶叶，后来发展到绸缎、地毯、漆器、竹器、牙器，以及名贵的古董、字画、玉器、瓷器和青铜器，于是生意大旺。
欧洲市场的红火，管理上的漏洞，都大大刺激了张静江的胃口，所以除了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之外，他看准了行情，在文物和艺术品的经营上很下了一番功夫，这使他财运大发。
通运公司后来在纽约和伦敦都设有分公司。纽约公司的经理是张静江的妻弟姚叔莱C.F.Yau。在上海也设有分公司，地址在南京东路靠近外滩的鸿仁里，即张家的同乡，南浔刘家三房刘梯青的老根据地。他的不少亲戚和同乡都是他的帮手，如其舅父庞莱臣，是国内第一流的书画收藏大家，正可以当他的供货参谋；其同乡蒋孟苹、周佩箴及薛竹荪也都曾积极参与其事。同乡的卢芹斋C.T.Loo因家族经长毛之乱而毁家败落，初时在张家帮佣，及后伴随张静江赴法并参与甚多，最终得其帮助独立经营，乃至做了西方世界的中国艺术品教父级人物，得以出人头地，重振家门后娶了一房法国妻子并与其育有4个女儿，乃至永远把根留在了异国他乡，这都是后话另表。
后来，通运公司的茶叶部业务一再延伸，在巴黎繁华的意大利大街上开设了一家开元茶店，其陈设之豪华、民俗风情之浓郁，在巴黎首屈一指，成为当时人们到巴黎旅游观光的必到之处，最后竟发展成巴黎知识界，尤其是西方汉学家们的聚会场所，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级沙龙。而革命党的许多重要会议也曾在这个茶馆里召开。
那时张静江得天时地利之助，不仅货源充足，而且每两个月就可以销出一批货，一年可周转6次，其获利之巨，可以想见。总之，张静江在巴黎的确旗开得胜，钞票不知赚了多少，成为中国人大赚法国人钱的第一人。用他的账房先生李力经的话来说就是：“获利之巨，无法估计。”
旅法华人中的“三剑客”
人的命运有时会因一些意想不到的偶然因素，而变得异彩纷呈、波澜壮阔。张静江一生的命运就跟他的几次奇遇大有关系。如同他在北京的宴会上遇到了李石曾，从而带出了他赴法经商的经历一样，他于1905年在法国又遇到了吴稚晖（吴稚晖慕名前去访问他）。这一相遇非同小可，把一个商人的张静江，居然变成了一个热衷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张静江。
当时的巴黎，是各种社会思潮的荟萃之地，无政府主义也是当时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派别。张静江受到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影响，思想锐进，言论开放，俨然以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宣传家自居，在公开场合大发议论，逐渐在留学生中出了名。
他思想激进，但公开身份却是清廷驻法国公使馆的一个外交官，所以他的过激言论就受到了怀疑，甚至有人怀疑他是清廷派到旅欧学界的间谍，有一次还差一点挨了打。这使得张静江的处境就十分尴尬，他没有料到事情竟会是这样。但是他很快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确是个主张思想解放、实行社会改革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革命派。
为张静江管过三十年账的账房先生李力经在《漫谈张静江》一文中说，吴稚晖终年布衣大褂，手携布伞，说话口无遮拦；李石曾亦是一样的落拓不羁，蓄着满口大胡子，在上海住在张家时，张家的佣人从其床底下发现一大堆脏衣服。他衣服脏了从不交佣人洗，而是上街买新衣服穿。张静江的举止行为倒没有什么怪癖之处，但是思想上有时甚至比他们二位走得更远，笃信西方的所谓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等学说，比起他们两位似乎更加来得彻底。
尽管如此，他们三人还是非常情投意合的，所以他们合作的产物很快就诞生了。1906年，张静江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在巴黎创建了著名的世界社，第二年又刊发了《新世纪》（周刊）杂志，吴稚晖担任主编，张静江供应所需经费。该刊的宗旨，在其创刊号的“趣意”中指明“本报议论，皆凭公理与良心发挥，冀为一种刻刻进化，日日更新之革命报”。还出版新世纪丛书和大型知识性画报《世界》。
这些刊物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还大力鼓吹革命排满的思想，反对君主立宪的主张，与同盟会在日本的《民报》遥相呼应，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对于唤醒旅欧华侨的觉悟，亦颇多贡献。
他们三个人勇于任事，敢作敢为，思想锐利，行动果敢，在欧美华侨中影响深远，也就成了旅法华人中勇敢的“三剑客”。
自然，所有办杂志和出版图书的钱，都是张静江掏腰包。为此，他还不远万里，亲自东归筹办具体事项，其中最为不易的是，将中文字模和一中文排字工人从新加坡带到巴黎，时间是在1906年春天。为了使这些书刊在国内广为发行，张静江还以其夫人姚蕙的名义，在上海成立发行所，并由姚蕙担任《世界》画报的发行人。
这个世界社后来在上海望平街204号设立分社，几十年间做了很多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事情，在中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先后创立了里昂中法学院、北平中法大学、上海药学专门学校、上海世界学校，以及在日内瓦、上海和纽约的中国国际图书馆等，还在上海福开森路霞飞路建筑世界大厦和世界文化协会会所……
其中，上海世界学校是世界社创办的一所非常有创意的新型学校，被认为是中国教育界的一朵奇葩。该校学制七年，教材和教学方法都自成系统，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法语，三年级时，中文、英文、法文并举，延聘了一批绝对有责任心的中外教师任教，目的是培养优秀的出国深造的人才。按原计划，学生在该校毕业后可直接升入日内瓦世界大学（这个计划由于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实现）。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在后来的“四一二”事件中，张静江是主张“清共”的主要骨干，但是他所创办的世界社却掩护了大批中共人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客观上保护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将近80年过去了，这里面的奥秘，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与孙中山的船上邂逅
当张静江往返于东西方之间，为他的贸易和出版而辛勤奔波的时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相遇出现了，这就是在茫茫大海上的一艘轮船上，他与孙中山先生不期而遇，时间是1906年春天。
据胡汉民后来回忆，这年春天，孙中山先生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乘船绕道前往日本，在这艘海轮上遇到了张静江先生。“彼时，他是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的商务随员，要求和国父谈话，国父有戒心，回避他。不意静江先生在甲板上拦住国父，说：‘你不要瞒我，我知道你是孙文，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的，我却是最赞成你的人！’”
会谈之后双方有了了解，最后静江先生与孙中山先生约定，将来如果革命起事需要钱的话，可拍电报给他，并约定暗号，如拍“A”字即是一万元；如拍“B”字即两万元；“C”字则三万元，以此类推即是。孙中山先生将他的地址记在了小本子上，当时并未很在意。
1907年孙中山先生前往河内，计划再次发动起义时，经费没有保障，他忽然想起了张静江，对胡汉民说：“我上次在船上碰到一个怪人，脚微跷，说要帮助革命，约定三个字，第一字即一万元，第二字为两万元，我怕此人是清廷的侦探。”胡汉民听了则说：“反正横竖不亏本，拍个电报试试又有何妨？”于是按张留下的地址拍一个字的电报，不多时果真一万元汇到了。过了一些时日，又拍出第二字、第三字，钱均如数收到。
不仅如此，1911年3月广州黄花岗武装起义，还有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杀清廷大官僚良弼，以及蓝天蔚在关东起义等行动，均得到了张静江财力上的资助。只要孙中山有电报来，他从不回绝。
所以孙中山先生称其为“奇人”，民国后又称其为“民国奇人”，以后又称其为“革命圣人”，并题“丹心侠骨”相赠。事后孙中山先生让胡汉民代笔函谢张静江，并详述军事行动及款项开支情况，张静江则复信说：“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
以后孙中山如急需求援，他总是如期按数汇到。所以孙中山曾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后来张静江因骨痛病加剧，在家养病时，孙中山先生还特意推荐留德回来的名医李其芳为其诊治，劝张安心养病，并在信中说：“俾贵体恢复常态而再出为国尽力，这岂是一人之幸，实为吾党之大幸也！”从那以后，张静江的政治倾向渐渐从无政府主义，走向了孙文主义，他口袋里的钞票也就有了更为广阔的用途。
民国元老戴传贤还曾向人讲述张静江在护法战争时的壮举。当时蓝天蔚在广州起义，张静江一次就送他大炮4门，步枪3000支，都是他在国外设法买来的。
“民国奇人”的大手笔
世人皆知张静江是倾其所有赞助革命的功臣，但究竟赞助了多少，向无具体的统计。但据为他管理了30年账务的李力经的回忆录，张静江不仅从经济上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又鼎力支持蒋介石。从他到法国创办通运公司，到国民党北伐战争胜利这几十年间，处处都显示了他超乎寻常的经济才干和舍家取义的大手笔。
除了在海外的大笔捐款，在上海时张静江亦是如此。据李力经说，辛亥革命时，张静江正在上海。陈英士率兵攻打上海制造局时，张负责后勤供应，为筹措各种军需，两天两夜未合眼。
李力经又说，在他担任张的账房后，曾看见有一木箱的沪军都督府的公债票。当时曾有人劝张，可将这批公债票向国民政府索款，但张不同意，说是他在辛亥革命以前就为革命用去许多钱，从未去要过。这些公债票是陈英士在上海起义时的一部分垫款，就更不必去计较了。于是就关照李力经烧掉算了。烧掉的时间是1932年春天，是由李力经亲自办理的。究竟烧掉了多少公债票，也就是说，沪军都督府时期他究竟赞助了国民政府多少钱，已永远是个谜了。
李力经还说，张静江不仅倾力支援革命，国民党中一些高级人物私人向他开口借贷时，也总是有求必应。蒋介石常来向他私人借款，每次二三百元不等。每逢年终时，蒋总要张的账房间抄一账单给他，煞有介事地像要准备还钱的样子，可是从来没见他来还过。其他借钱人基本也是如此。李力经接手正账房时，发现账面上应收的款项内，绝大部分是私人借款，诸如戴季陶、蒋介石、于右任、周佩箴、孙科、宋子文都赫然在内。
可知这些人见张静江是个“大手笔”，久借不还已是常事。后来因为这些呆账常年“挂”在那儿，已成为账务上的累赘，李力经就请示张该如何处理，张竟说：“看来都是些烂账，算了嘛，不必再记，把它全部勾销了吧！”于是一笔勾销，人们更可以有借无还了。
事实上，张静江并非永远是富翁，相反，他始终在为民国尴尬的财政绞尽脑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908年，他在法国的通运公司，因多次为革命大笔汇款而发生资金周转不灵，当时的同事又以这样的汇款漫无节制而对张静江心存不满，终于导致一些人跟他分道扬镳，另立门户。他的开元茶叶店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卖掉了。
于是他联络中外友人，筹措举办通易银行，可惜并非所有的人都热心革命，投资者大多热衷近利，取观望态度，终使这个银行流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成为战场，贵族们人心惶恐，保命要紧，中国的丝绸、瓷器、古董等不再是人们争相抢购的奢侈品；况且因战事交通阻滞，张静江在巴黎的生意受到巨大的冲击，他不得不再次东归。
但那时国内民国初建，南北对峙，袁世凯在北京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时时梦想复辟帝制当皇帝，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的确“尚未成功”，正是需大量用钱的时候。1915年，张静江被中山先生任命为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部长，居上海经商筹款，部长职由次长廖仲恺署张代行职权，而张静江肩上的经济使命就更重了。
革命军队所需的款项是巨大的，不得已，只能以他的信誉和影响，向海外华侨借贷。后来，不仅他在巴黎的开元茶叶店卖掉了，在上海马思南路的6幢花园洋房也卖掉了，全都成了革命的经费。所以后来人们称他是“毁家襄助革命”，实不为过。
事实上，张氏家族中，不仅张静江本人多次向革命大笔捐款，南浔张家的其他人，如张石铭、张弁群、张乃骅等都曾经在张静江的带动下，多次向革命事业大笔捐款。
根据不完全统计，张静江在辛亥革命前后对革命的捐款达到了110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按现在来说，大约相当于2000万美元。张氏家族其他成员在这一时期的捐款大约为20万两白银。所以，张氏家族为辛亥革命的捐款总数，大约在130万两白银以上。这个数字意味着，张氏家族的捐赠在国民革命中的确意义非凡。在当时如果没有张氏家族的财政支持，孙中山先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自从1905年张静江在一条国际邮轮上与孙中山先生相识之后，就开始了他“民国奇人”的传奇生涯，他一生捐献给国民革命的钱财至今无法很精确地统计。他的哥哥张弁群也是同盟会成员，侄子张乃骅和张秉三也都是早期的民主革命者，当初与孙中山先生有着经常的联系。
张静江与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陈洁如等人的交往，无疑是民国史上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也给张氏大宅门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遗憾的是，有些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把张静江写成一个反面人物，甚至有意无意地把他归入上海十里洋场的流氓之列，这实在是个太大的误会。而他这种完全将个人财富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做人理念是值得后人推崇的。
再单表卢芹斋，因其家族基业在太平天国长毛运动期间被毁殆尽，家门自此一蹶不振，不足20岁的少年卢芹斋被族人寄予厚望，集资保举他投奔他乡异国寻觅前途。初到法国的卢芹斋没有门路，先在马赛打短工，后来辗转到了巴黎，也不过是干着门童的活计。经中国驻法使馆公使陈藤介绍，1903年卢芹斋认识了抵达法国不久的老乡张静江，开始了其在古董界的风云岁月。张静江家族受长毛之乱影响不多，长期屹立南浔“四象”巨富前列，1902年其祖父出资让其以一等商务参赞官随员头衔出使法国。到法国不久，张静江由其父祖出资30万元独资创办了通运公司，拉拢和帮衬周菊人、卢芹斋等人入伙，经营湖州老家的传统外销商品茶叶、丝绸、地毯以及在国内搜罗的骨董文物珍玩等，卢芹斋则被张静江安排负责古玩方面的业务。
通运公司位于巴黎马德兰大教堂的左边，卢芹斋就是从那里开始学习并掌握了古董鉴别和鉴赏经验。因为当时欧洲人对中国古董还没有概念，卢芹斋的第一批货亏本了。不过他很有生意头脑，与当时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和古董收藏家谢阁兰、拉蒂格、沙畹、伯希和等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很快就在法国古董界崭露头角。1909年卢芹斋另组来远公司，扩大古玩销路。当时的中国，清王朝坍崩瓦解，北洋政府执政人心不稳，没有了生活来源的王公贵族、八旗子弟们将祖辈留下来的古董或是故宫中偷盗出来的文物偷偷拿出来典卖。上海城隍庙附近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古玩市场，其次是北京琉璃厂、天津和香港。
1912—1915年间，卢芹斋每年都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到中国进货，并在北京和上海与古董商人合股开设商号，由他出主要经费，对方经手收购并鉴定古董。卢吴公司是卢芹斋与上海古董商吴启周合作成立，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私人古董出口公司。卢芹斋每次从中国回到法国巴黎，都会引来一大批收藏爱好者先睹为快。1914年一战爆发后，英法等地的古董生意一落千丈，卢芹斋随即将目光投往大洋彼岸的美国，那里成为古董市场的新中心，且对中国古代艺术有着浓厚兴趣。卢芹斋在纽约麦迪逊大街与第57街的街角，开设了一家分店。
卢芹斋不是一个单纯的文物贩子，他邀请知名学者对文物进行研究，如与伯希和研究出版了古玉图录，请褚德彝、伯希和编写青铜器图录等。这些研究成果增加了物品的价值和知名度。他常常举办展览和出版藏品目录等推销活动，扩大中国艺术品的影响力。1912年，卢芹斋曾准备登上泰坦尼克号推销自己的收藏艺术品，在路上延误而错过了登船时间，这是他唯一的一次误时。在西方人看来，卢芹斋教会了欧美收藏者如何欣赏中国古代墓葬艺术品，如古玉、青铜器、佛像等。与法国收藏家喜欢康熙三彩、青铜器、石雕、明清法花器等不同，美国人中意的多是宋代瓷器、北宋钧窑、康熙郎窑、青铜器、古玉、北魏浮雕、字画玉雕等有历史的老东西。显然，卢芹斋在美国赚到了更多的钱和知名度，他成为了许多大收藏家和博物馆的供应商和顾问。他的客户有像弗利尔、温斯罗普、小洛克菲勒、皮尔斯伯雷等大富豪，也有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艺术机构。他将最好的青铜器出售给顶级博物馆和大收藏家，将价值较小的藏品提供给纳尔逊、西雅图、圣路易斯市立美术馆等地方性或新建的美术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的艺术和考古活动进入一个高峰期，许多文物被挖掘出来，很大一部分进入流通市场。卢吴公司财大气粗，可以将市面上流通的价值高的文物，包括青铜、古玉、瓷器、字画等抢先收入囊中，然后将它们发往巴黎或纽约。同时，他们还从盗窃古墓与寺庙的窃贼手中购买大量文物，如壁画、佛像、青铜器等。早在1913年和1914年6月，民国政府分别以税务处和大总统名义颁布了禁止和限制古物出口法令，但卢芹斋的文物走私活动并未受到影响，而且他对自己的买卖经历也直言不讳。这背后实则与“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有着很大关系。张静江于1905年结识孙中山，自1907年起多次在经济上资助孙中山及同盟会的行动，而这些资金大多来源自通运公司由卢芹斋负责的古玩业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张静江回到国内，后来成为中华民国财政部长。他与蒋介石乃结拜兄弟，蒋介石由他提携得以结识孙中山，并在其帮助下上位。正是得益于张静江这一坚强“后盾”，三十余年间，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于卢芹斋的走私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14年，与袁世凯次子袁寒云过从甚密的古董商赵鹤舫，借用袁氏势力将“昭陵六骏”(唐太宗李世民所乘的6匹坐骑的写真石雕)中的“飒露紫”、“拳毛騧”运往北京，而后辗转经卢芹斋之手运往美国，1918年以12.5万美元的高价卖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卢芹斋曾经表述过，当时政府并未对文物古迹加以保护，艺术品在别的地方会更安全，西方收藏家是“出于审美鉴赏和后世的科学研究目的，在保护文物”。因为他向欧美博物馆捐赠了不少艺术品，被西方收藏家和博物馆称赞有加，但他在国内却被冠以“文物奸商”、“卖国贼”。经他手售出海外的文物数以万计，而他送回国内的文物仅有一件。1947年，在清华学者陈梦家的劝说下，卢芹斋向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捐赠了河南洛阳出土的战国青铜器“嗣子壶”。在此之前，陈梦家赴美留学撰著《流散美国的中国铜器集录》，卢芹斋为其多方周旋打通关节，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
巴黎是卢芹斋的发家之地，1926—1928年，他在富人区蒙梭公园附近买下一栋公馆并改建成五层高的中式红楼，这是巴黎市区唯一一栋有中国风格的建筑。卢芹斋就在这里向西方的收藏家们展示并出售自己的古董文物，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卢浮宫”。1947年，疾病缠身的卢芹斋将红楼交给小女儿嘉妮来经营。1949年之后，由于文物出境受到严格管理，红楼失去了货源，靠出售原有的库存古董和为客户订做中式家具来维持经营。而卢芹斋在美国的古董业务，1950年则交给了同僚弗兰克·克罗。1957年，78岁的卢芹斋在瑞士去世，葬在妻子的家族墓地古何贝瓦。2003年，红楼一、二、五层和地下一层被巴黎市政府列为文化遗产，不能随意改建。由于红楼日常维护开销较大，2006年家族协会将红楼拍卖出售。而在法卢氏后人自第二代即已失去华人面目，甚而连汉语都一并抛却，卢芹斋一脉至此曲终人散，其幸耶悲耶不足与人道。
而中国是一个革命和运动多发之地，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正是毁于无数内乱之中，不慧向阳并非为张卢这些同侪乡党作曲意辩护，乃因这是举世皆知不争的事实。至中国兴起“破四旧”等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毁灭其间的文物珍玩更是罄竹难书不计其数，达到史无前例的惨烈程度。国内外许多学者和汉学家对此都有过专门表述，此处自是无须赘言。
文明之被革命、之毁于所谓文化运动，怅望湖山，不尽感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