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恶霸袁文会，在旧社会凭借安清帮势力，为非作歹，巧取豪夺，无恶不作，后来又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为敌寇搜集情报，出卖华工，成立汉奸部队，捕杀爱国志士，两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一、投靠青帮发迹 袁文会生于一九○一年，天津南市芦庄子人。兄弟排行第三。早年父母双亡，依其叔袁八生活。袁八是芦庄子中局脚行把头，当时日租界北部及南市一带的商号居民，凡有货物出入，都必须由袁八脚行为之装卸，独霸这一带的运输生意。袁文会从小就在这个脚行里鬼混。 袁八在芦庄子还开设有赌局，位于日租界及南市交界处。如果中国官厅抓赌时，赌徒与“局头”一转身就可以溜到日本租界多日租界当局抓赌时，同样一转身，又可以溜到南市去。赌局有此“地利”，故生意十分兴旺。袁文会那时白天在脚行下处听差，晚上到赌局照应，整天与刁徒游民们打交道，在霸道行业中熏染长大，从小就开始了他的“杂霸地”生涯。 一九二六年，褚玉璞任直隶督办，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挥师北伐，军阀割据局面濒于瓦解，褚玉璞垂死挣扎，以“讨赤”为名，在军警督察处下专门成立了一个高级密探处，搜集国共两党的情报，捕杀革命党人及进步分子。密探处豢养了一批地痞流氓充当密探，其中就有袁文会。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系青帮头目，为青帮第二十一辈，军警督察处北站分处处长白云生，属第二十二辈，当时在天津都是不可一世的人物。袁文会为了得到安清帮的庇护，便拜正在开着“山门”的白云生为师，排为第二十三辈。当时在日租界有个“五道”侦探长，名叫刘寿岩，也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袁又拜认刘为干爹。从此，袁文会就如虎添翼，更横行无阻了。 后来国民党军完成北伐，直鲁军阀土崩瓦解，高级密探处也随之解体。密探班的这伙刁钻营私之徒，就以袁文会家为中心，朋比为奸，干起一系列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 二、贩烟土，设赌局，开妓院，大发横财 在过去日租界有两个著名贩卖烟土的去处，一个是德义楼，一个是新旅社。德义楼和新旅社本来都是旅馆，特别是德义楼开业较早，旅客多是达官贵人，早年天津汽车很少，社会上层外出多乘坐马车，德义楼特别备马车接送客人。后来逐渐就有了烟土客人，开始时还是偷偷摸摸的贩卖，由于烟客逐渐增多，德义楼经理见有利可图，便公开开灯供客，将旅馆一变而为大烟馆。新旅社亦如是。 德义楼和新旅社的烟土来源，多由军阀们从产地走私运来。从西北一带运来的是马福祥部属干的，从热河一带运来的是汤玉麟部属干的，后来石友三也曾干过。德义楼和新旅社都在日租界，运进烟土要冒风险。袁文会仗着有刘寿岩的后台，在日租界吃得开，于是派手下人与走私犯相勾结，买通关卡，畅通无阻地将烟土运进日租界，从中渔利。后来，私贩烟土的规模越来越大，又通过轮船上的水手，偷运到上海、香港、澳门等地。海上走私，原来由塘沾一个名叫王八的流氓把持，袁文会为了独霸海上走私生意，就派出一批打手，在东太古码头把王八痛打一顿，此后水旱两路私运烟土的生意就全由袁文会一手垄断起来。 前面已提到袁文会的叔叔袁八在芦庄子开设有赌局，而南门外菜桥子流氓苏莲舫也开了一个赌局，夺走了袁八的一部分主顾。对此，袁八当然不甘心，于是就唆使侄儿袁文会率领徒众砸了苏莲舫的赌局。苏人单势孤，只好洗手不干。袁文会靠了流氓的打、砸手段，又逐渐把赌局垄断在手。 在“九一八”事变后，天津新兴了一种赌博，名日“花会”。据传说“花会”系从上海传来的，在天津干“花会”的也多为上海人。“花会”共有三十六门，分上十八和下十八，只要押中了一门,“花会”就照本赔钱三十六倍。“花会”在天津盛极一时，各行各业以及家庭妇女，都热中于押“花会”，每天街头巷尾谈论的也都是押“花会”，还有的要求神、问卜、析梦，迷信色彩异常浓厚。“花会”分老筒、新筒，每天各开筒两次，上午十一点左右一次，下午四点左右一次。由于袁文会出头包庇“花会”，并且对警察当局的上上下下都花了钱，所以“花会”这个大赌场可以任意妄为，无人过问。袁文会设赌局聚敛财富，使无数人倾家荡产。 天津是个水旱码头，在旧社会妓院甚多，特别是日租界内明娼暗妓到处皆是。开妓院的窑主最怕流氓无赖前来无事生非，稍一应酬失当，就免不了惹下妓女被打、妓院被砸的大祸，摘了“窑灯”，生意就干不成了。因此凡是干妓院的都得找个强有力的人物为之撑腰。袁文会在日租界称霸一方，不少的妓院窑主都极力设法依附于他。那时只要放出风说某某妓院是“袁三爷”干的，就没有人敢去捣乱。过去日租界妓院林立，其中有多一半都在袁文会势力的庇护下。万恶的窑主们从妓女身上搜刮来的金钱，又源源不断地滚进了袁文会的腰包。 烟馆、赌局、妓院，这些惨绝人寰的罪恶场所，都成为袁文会“招财进宝”的营生，心黑手狠，莫此为甚。 三、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袁文会认贼作父，死心塌地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在“七七”事变前，袁就已经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日本侵占了天津以后，更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袁文会在这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现仅举其荦荦大者一，略述于下： (1)组织“便衣队”暴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亲自策划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汉奸李际春、张璧等人在天津发动了一次“便衣队”暴乱。袁文会收罗了一千多名吸食毒品的“白面客”，参预了这次骚乱活动，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制造借口。 (2)建立汉奸组织 在一九三五年，袁文会秉承日本特务小日向的旨意，纠合汉奸、青帮分子张逊之等人，建立以青帮为核心的“普安协会”，网罗社会上的一些残渣余孽，冒充所谓“民意代表”，经常散布“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舆论，扰乱视听，为日本侵略华北张目。日本侵占天津后，又组织“安清道义会”的汉奸组织。 (3)抓捕杀害劳工 在“七七”事变爆发前数年，袁文会唆使其爪牙在南市、地道外等地诱骗壮丁，押送到海光寺日本兵营，为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地下工事。日本人怕劳工泄露军事工程情况，竟秘密将劳工杀死，抛入河中。当时天津海河常有浮尸漂流，就是这些惨遭杀害的劳工。 (4)供敌情报 袁文会的爪牙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是他为日寇搜集情报的一个有利条件。各饭店旅馆、娱乐场所、烟馆、赌场、妓院、车站、码头等，都是袁搜集情报的渠道，其所涉及的方面也非常广泛，如政治动态、经济活动、人物行止、社会舆论，都在搜集范围之内，特别重视搜集有关八路军活动的情报。袁与日本宪兵队、日本茂川特务机关、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日本守备队、日本海军武官府等机关都保持联系，供给情报。 (5)贩卖华工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由于国内青壮年都被征入伍，劳动力缺乏，于是便从中国劫掠大批“华工”。当时在日租界福岛街(今多伦道)有个大东公司，就是一个专门招募华工的机构。大东公司从天津的四乡八镇以至河北省沧县、盐山，山东省的济宁、兖州一带，以介绍职业为名，诱骗大批劳工来津；也有些是被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抓捕来的，然后强行押往东北及日本国内。为了镇压被胁迫而来的劳工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便利用袁文会的势力与大东公司狼狈为奸，贩卖华工。 袁文会在芦庄子成立了一个名叫“会德号”的机构，专门从事贩卖华工活动。会德号租得南开体育社，临时搭盖几间简易房子，四周砌起围墙，作为华工来津后临时食宿之所。后来体育社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华工，袁又在南市“三不管”租了几个说书场。被诱骗或拘捕来的华工，一进入体育社这个大院，就等于进了集中营，院门口及周围都有流氓手持尖刀棍棒把守，华工只许进，不许出。大东公司招募的华工，形式上都付给一笔“安家费”及预支一些工钱，就是对华工们这一点点的卖身钱，袁文会这个吸血鬼也不放过。例如，华工的食宿完全由袁文会一手包办，在体育社大院里，有袁文会开设的饭馆，要吃饭只此一家；华工取证件要照相，袁文会找来照相馆代为拍照，从中又捞一把；袁文会还在院里设有赌局，利用“吃腥”的手法，想尽办法把华工手里的钱榨个精光。 被骗卖的华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折磨下，多数惨死在他乡异域，袁文会双手沾满了千万华工的鲜血。 (6)组织“袁部队” 天津附近文安、霸县，过去是土匪窝子。日寇侵入华北以后，这一带匪势依然十分猖獗，日军曾几次出兵也未能肃清。后来特务分子川岛芳子(金璧辉)向日军当局建议，将土匪招降后交由袁文会统辖，改编为“袁部队”，袁文会任大队长，以日本人济川为顾问，直接受日军指挥。这个“袁部队”在文安、霸县一带经常进攻解放区，残害抗日军民，骚扰乡里，鱼肉百姓，干尽了坏事。 (7)供敌妇女 日本侵略者为了满足其鬼子兵的兽欲，在军队中设立所谓“随营妓女”，指使汉奸们为其提供中国妇女，供官兵玩乐。袁文会手下妓院很多，曾多次把一批批妓女强迫送往日本侵略军军营中。这些妓女受到敌人的百般蹂躏，结局都非常悲惨，折磨致死者为数不少。 (8)窝匪销赃 袁文会与天津周围各县的一些土匪都有所勾结，并极力掩护他们。如著名的土匪头目刘桂堂(外号刘黑)、刘辅臣、柳小五等，经常大摇大摆地进入天津市区，并且在市内都设有公馆。他们所以敢于如此招摇过市，就是由于与袁文会搭上了关系。这些土匪抢劫窃盗来的赃物，往往也是送袁文会开设的“押当店”转手处理，彼此分肥。 此外，袁文会还犯有拐卖人口、霸占女伶、私设公堂及放高利贷(开设“押当店”)等种种罪行多真是恶贯满盈，罪不容诛。 四、袁文会与刘广海的“狗咬狗” 恶霸刘广海在天津也是一个地头蛇，与袁文会是冤家对头，彼此斗了二十多年。两个人虽都属于安清帮，但袁文会是依靠日本人起家的，而刘广海却是以国民党反动派为后台，两个人各有政治靠山，都想压倒对方，独霸天津。 刘广海是天津西头人，早年与其兄刘广庆同在西头南大道大酒缸胡同以卖柴草为生。刘广海好逸恶劳，流氓成性，后来拜另一个安清帮头目、北京人王文德为师，又收罗很多党羽，称霸一方。 远在一九二六年直鲁军阀统治天津时期，刘广海曾在日租界一个妓院里与袁文会手下人郭筱波、王恩贵发生口角，事后双方约定日期，在南马路丁公祠决斗。刘广海找他的师父王文德，袁文会也找他的师父白云生，双方各自动员大批打手，准备来一场大斗殴，拼个你死我活。此事为军警督察处南市分处处长张凤岭知悉，他为了避免安清帮的自相残杀，届时派出了大批军警，在双方摆开阵式正要动武时，赶到现场，把双方斗殴人员冲散。这次大武斗虽然避免了，但袁、刘之间的嫌隙并未消除。 一九三五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西头赵家窑有一个干暗娼的李筱波，准备从谦德庄接出一个妓女，他怕事情不顺手，特意约了刘广海手下大将宋国柱(绰号宋秃子)一同前往。这时刘广海正要到日租界万国公寓办事，李筱波就雇了一部汽车，三个人乘车直奔万国公寓而来。正在此时，蓬莱街太平里的“花会”开筒，袁文会的喽哕布满街头，有人认出了刘广海和宋国柱，以为他们是来寻衅闹事的，马上报告了袁文会。袁文会也不问青红皂白，立时怒火冲天，派了他手下的祁国富，郭筱波、国文瑞等多人前往万国公寓打架。刘广海见势不妙，便从后门逃走，宋国柱被团团围住，终以寡不敌众，被来人打昏在地，又被郭筱波在肋处捅了一刀，当即一命呜呼。日租界警探闻讯后，一方面通知中国法院验尸，另一方面追查凶手。袁文会徒弟李子扬情愿顶名投案，被日租界当局转送中国法院。刘广海也到法院指控袁文会打死人命。开庭后，刘广海坚不承认李子扬为杀人凶手，李子扬见人命关天，也翻供否认自己杀人。法院见案情复杂，决定将原被告双方扣押待审，并准备传袁文会到案。 此时河北省主席是于学忠，于部有个师长董英斌，驻防杨柳青，他也是王文德的徒弟，与刘广海是同参。董闻知此事后，便出头将刘广海保释出来，并支持刘和袁打官司。 万国公寓血案发生后，震动了整个安清帮，一些青帮头子如厉大森、魏子文等都出头为之调停，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也派人来津从中调处。袁文会自知理亏，所以情愿为宋国柱出大殡，赡养死者家属。不料想刘广海不依不饶，厉大森等人也就罢手不管了。法院多次传讯袁文会不到，最后下了拘票；袁见事不妙，便远逃大连去了。 大连乐户公会会长刘文奎是袁文会的好友，此次袁前来避难，受到刘的盛情款待。袁在大连居住期间，经刘文奎的介绍，结识了不少日本人，这就为其投靠日本打开门路。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袁文会才返回天津，其后不久刘文奎也来天津小住。通过刘文奎的牵线搭桥，袁文会又与日本宪兵队曹长莳苗等人拉上关系，从此，袁便积极投靠于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之下。 袁文会返津，刘广海感到威胁很大，躲在家里不敢出面。后来经人居中调解，袁、刘二人见了面，互相都赔了不是，表面上言归于好了。此后刘广海居然也敢到日租界活动，并在闸口街东方饭店开了一个赌局。他没有提防袁文会还在暗算他；不久，袁文会便勾结莳苗把刘广海逮捕，解至日本宪兵队。不料刘广海越狱逃走，奔往上海去了。 刘广海亡命上海，本想投奔青帮头子黄金荣。几年前黄为宋国柱命案一事曾派人到津调处，刘不识抬举予以拒绝，使黄的面子上很不好看，因而对刘来上海表示冷淡。刘自知没趣，在上海呆不下去，便带着在上海新讨的一个小老婆远走内地去了。 日本投降以后，袁文会被捕关押，有一天监狱里忽然传出一个消息说：有一个国民党要人来看袁文会，时间不久果然有一个人衣冠楚楚、昂首阔步地进了袁的牢房。袁文会不看还好，一看之下，羞得满脸通红。来人正是袁的死敌刘广海。当时刘身为天津市的参议员，又是伪国大代表，莫怪其趾高气扬，神气十足了。刘广海探监后，袁文会对人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堪的一件事。 五、巨恶伏法，罪有应得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袁文会自知靠山已倒，难逃公道，因此每天躲在家里，不敢轻举妄动。有一天袁外出时，路遇刘广海手下的高玉普，高为了给刘广海报仇，把袁扭送警察局。袁文会的家属四处托人营救，其徒子徒孙则写恐吓信给警察局，扬言如不释放就采取最后手段云云。警察局局长李汉元认为案情重大，不便久押，马上派了大批警察沿途警戒，将袁文会解送法院审理。国民党法院也认为此案非同小可，提审时唯恐押送途中生变，只好由法官亲到狱中就审。袁文会虽被囚禁，但威风不倒。 当时一些重要汉奸如伪市长温世珍、伪财政局长李鹏图、伪教育局长何庆元、伪市长周迪平、特务头子徐树强、汪伪政权外长徐良等约四十余人，都关押在男二监，袁文会也同押于一牢内。 这些被关押的汉奸，过去生活上养尊处优，舒服惯了，一旦锒铛入狱，感到困苦难忍。当时监狱典狱长祝捷三，系李鹏图的好友及旧同僚，于是便由李出头向典狱长央求改善生括。祝捷三表示男分监尚有几间房子可住，但因年久失修，破旧不堪，需呈报上级拨款修缮，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汉奸们一听，都表示情愿捐款修理，当场每人各认捐五万元。就这样修好了一些房间，经过油漆粉刷，如同别墅一样，三五个人住在一间房里，同时又由家里送来钢丝床、绸缎被褥、毛毯等物。过去汉奸们的饭食，多由家属每天送来，很不方便，祝捷三决定让聚合成饭庄到男分监设立小灶，每天鸡鸭鱼肉，应有尽有。汉奸们在狱中有的看书，有的写字，有的下棋，悠闲自在，还可以随便接见家属。这就是汉奸们在国民党监狱中的生活写照。 袁文会在国民党监狱中被关押了三年多，可以说是连一根汗毛也没有触动。只有在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掌了权，才把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明正典刑，为被害的广大人民群众报仇雪恨，伸张了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