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秋风吹不尽 总是玉关情
——读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真可谓是“万方多难”，而这世纪末的萧瑟秋风也席卷着文学这片清净园地，各个派别的政治文人在文艺上先后打出口号，特别是“革命文学”倡导者从文学功利性的角度出发，已将文学作为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宣传工具。不顾革命派文人的激进姿态，不畏鲁迅当时的“话语权威”，无论是三十年代作为新月派的理论代表人物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工具论，还是四十年代批评抗战文艺中“抗战八股”对文学的戕害，梁实秋总是抱定自己的坚持，这份坚持是对文学本质的捍卫，是一位学者的操守与良知，恰如征人妻子对于心中的他不变的思念。
（一）古典与浪漫：梁实秋的一生
他是为创造社撰写诗文的浪漫歌者，又用古典理性对五四文学的浪漫趋势进行了清算；他与爱妻相伴走过近五十年的恩爱岁月，又在妻子去世后不久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黄昏恋；他敢于与鲁迅唇枪舌剑地争辩，又在雅舍写下了许多活泼有趣的精致散文；他曾经在文坛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又退守于陋室默默地翻译笔耕。清华才子？“资本家的走狗”？穿着西装的孔夫子？散文家？一时间我们也难以说清哪个是真正的他。他像一座休眠火山，内心是浪漫主义火热的岩浆，却被古典主义理性庄严的岩壁紧紧包住，谁也不知道这座火山会在何时喷发出生命的激情。他，就是梁实秋。
春华
梁实秋1903年1月6日生于北平一个家资殷实的家庭，家中的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委婉地道出了古朴的家风。这样的家庭不仅使梁实秋受到了较好的启蒙教育，也培养了他不激不随，雅健通达的个性。
1914年，梁实秋顺利考入清华学校，由于清华学校是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所以清华学人具有独特的学养品格，他们认为清华是“国耻纪念碑”，生长于国耻之下，对于慎重选择和对待西方文化，维护和发扬传统文化，负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在清华的八年生活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并没有使梁实秋感到束缚，他在课余时间积极组织清华文学社，担任《清华周刊》编辑，排演新戏。他交游广泛，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先后邀请梁启超、徐志摩、周作人等到学校演讲，在清华结交的同学好友都是中国现代史上各个领域的翘楚，仅文学领域就有闻一多，冰心，创造社的成员等。
1921年，梁实秋经介绍结识了相伴一生的贤妻程季淑，她端庄贤淑，颇有艺术才华，但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默默地支持着丈夫，可以说，没有这样一位好妻子，梁实秋也难以获得今日的成就。两人在梁实秋美国留学回来后于1927年初结婚。
1923至1926年，梁实秋赴美留学，先在科罗拉多大学学习一年，在纽约与同学组织“大江会”，倡导国家主义，振兴民族精神。之后，梁实秋在哈佛师从白壁德，深受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何为新人文主义呢？这一理论认为科学主义与浪漫主义是现代文明的两个车轮，前一个车轮碾死了上帝，后一个车轮鼓动人的情欲的发泄，结果就导致了整个文明的崩溃与解体，因此，新人文主义既反对进化论，也反对由科学主义和浪漫主义衍生出的民主与平等，希望回归希腊的古典主义，以理性来节制人的情欲以挽救文明。
回国后，梁实秋在婚后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复旦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在上海期间，他曾与鲁迅及左翼阵营展开学术论战，受平实稳健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梁实秋为建设健康的文学而奋战。论战中虽有意气之词，但总的来说，两人的文艺争鸣对于文学的本质的思考，对于阶级性与人性的探讨，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针砭和反驳等，无疑对文学的认识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梁实秋的见解对于无产阶级文学也是有意义的纠偏。
花凋
1937年，国难家愁，情何以堪？梁实秋作为爱国文人不得不离开北平留下妻儿老小，向南出逃。在重庆主编《中央日报》副刊《平明》时，他写道：“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要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不料，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段话引发了“抗战无关论”的论战。其实，摘掉政治的有色眼镜，梁实秋的这段话并没有什么阴谋，他始终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而这段话正表现了他作为不卑不亢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不废文章万古流”的执着追求。
抗战期间，梁实秋积极投身到抗日的文艺工作中，他不仅参与编撰了中小学教材，还负责编辑以宣传爱国抗日为宗旨的民众读物和剧本。他共赴国难的心意始终未变，1940年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慰问团”，到前线去视察慰问军民，考察当地经济、军事状况，一路有时风餐露宿，时有日军的侵袭，然而有艰苦任务时，梁实秋却总是主动请缨，他希望在这样实地考察的工作中一方面深入了解民间疾苦，一方面为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抗战后期，他在迁到北碚的复旦大学兼课，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雅舍小品》。
抗战结束后，梁实秋几经辗转教书谋生。解放战争结束后，由于梁实秋一直以来的自由言论与无产阶级文学相抵牾和他挂名国民党参政员的身份，他偕妻子和两个孩子赶赴台湾，与留在大陆的大女儿一别三十年。
秋实
在台湾的日子，梁实秋退回书斋，迎来了硕果累累的晚年。在台湾师范大学执教，桃李满天下；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历时38年，终于在1967年完成；继续散文创作，以《雅舍小品》为代表的一系列散文集一版再版，雅俗共赏。
在妻子去世后，梁实秋写下了著名的《槐园梦忆》纪念她，半年后，他与比自己小三十岁的台湾女星开始了一段轰轰烈烈的黄昏恋，婚后相伴十余载。
梁实秋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国泰民安，家人团聚。”他去世后，台湾《中华日报》和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联合设立“梁实秋文学奖”来纪念他，同时奖励台湾散文创作和翻译人才。
（二）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初读文章的题目时，我不禁问自己，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带着这个问题，我试着从对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开始读起，寻求一个答案。
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否定无产阶级。
文章从卢梭的“资产是文明的基础”开始论述，认为有文明就有资产，资产阶级就是文明的代表。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本来没有阶级的自觉，是过于富有同情心又态度偏激的领袖促成的无产者联合；在经济上，以暴动寻求利益；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一方面宣传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一方面攻击他们所认为的“资产阶级文学”。他不无嘲讽地搬出《韦白斯特大字典》说“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
梁实秋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角度否定无产阶级，从而否定无产阶级文学，进而反问道“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学。
梁实秋首先将无产阶级文学的三个必要条件列举出来：
（一）这种文学的题材应该以无产阶级的生活为主体，表现无产阶级的情感思想，描写无产阶级的生活的实况，赞颂无产阶级的伟大。
（二）这种文学的作者一定是属于无产阶级或是极端同情于无产阶级的人。
（三）这种文学不是为少数人（有资产的少数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人）看的，而是为大多数的劳工劳农及所谓无产阶级的人看的。
从题材、作者、读者三个角度来概括无产阶级文学后，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错误——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把文学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接下来的四段，就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进行有针对性的逐条批驳。题材上，梁实秋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只关注一个阶级的情感和生活；他认为文学不应有国家、阶级的限制，文学的根本是表现人性的艺术。关于作者，梁实秋批评无产阶级文学将作者划定为只能是无产阶级或同情无产阶级的人；他认为“文学家就是一个比别人感情丰富感觉敏锐想像发达艺术完美的人”，并列举实例证明，托尔斯泰、马克思等都不是无产阶级，但并不妨碍他们同情关怀平民，创作富有魅力的文学作品或建构有益于人类的思想理论。关于读者，梁实秋反对文学创作是为大多数人看的；他认为文学鉴赏同文学创造一样靠的是天才，而大多数人喜爱的必然是通俗的、浅薄的，不能牺牲文学的质地来俯就大多数人。最后，他坚决地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工具论，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把文学作为武器，恰恰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学是没有理论根据的。
第三部分：从创作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学。
在这一部分里，梁实秋列举了两首无产阶级文学的诗歌作为例证，从技巧和内容两方面看，他认为无产阶级诗歌不仅缺乏诗的技巧，而且内容纯粹直白，狂呼直喊，语词粗俗。最后，他不无嘲弄地说“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
第四部分：总结观点，文学没有阶级区别。
梁实秋认为文学是没有阶级分别的，但如果无产阶级认为他们有无产阶级文学，那么资产阶级也就必然有资产阶级文学，资产是文明的基础，而所谓的资产阶级文学会随着人类的文明一直存在下去。此外，无产阶级文学家对资产阶级的攻击也仅是停留在乱扣帽子阶段，将自己都未界定分析理解的词语用以攻击，不仅无聊而且无力。
他在文章的最后清楚地申明了自己的观点“文学就没有阶级的区别”，而无产阶级文学的运动，在理论上不成立，在实际上也不成功。
读了这篇文章以后，可以清楚地看到梁实秋的观点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上发出的。对无产阶级的定义和文明与资产的等同论，也难说有失偏颇，但是文章第二、第三部分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和创作实绩的论述，今天看来仍有理论价值。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确是把政治观点生搬硬套到文学中来的，而且在机械的理论指导和宣传鼓动的目的下，大部分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确是粗制滥造，泥沙俱下。那么，如何看待文学阶级性的问题呢？通过课堂上老师的指导和同学的讨论，我对这个问题终于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首先，不应用“阶级性”这个政治名词来衡量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是表现社会的，而社会的阶级性也会必然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但阶级性显然不是衡量文学的一个必然因素。其次，文学具有审美性和社会性，阶级性和人性都应该从属于文学的社会性范畴，也就是说，从文学的社会性角度来观照文学，而不是简单的否定阶级性或者人性。梁实秋所强调的人性论观点对于理解文学无疑是有价值的，但彻底脱离社会的人性也会变得抽象而空洞。最后，参看鲁迅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在论争双方的声音中，了解他们各自理论的合理性与不足，理清思路，看清文学的本质。
（三）梁实秋文学理论和文学论争的相关问题
人性论
虽然梁实秋的观点被冠为“资产阶级人性论”，但事实上，梁实秋的人性论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并不相同。资产阶级人性论是与追求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相结合的，认为追求自由平等是人的本性；梁实秋基于新人文主义的人性论要以理性控制感情和欲望，反对不受理性指导的自由追求和基于同情的人道主义和平等观念。他所推崇的人性论追求的是和谐与均衡，认为人性是普遍的、固定的、永久不变的，“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文学。”
在与左翼作家论辩的过程中，梁实秋的人性论中“人性”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由于中国的文学主潮由“五四”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转变为无产阶级文学阶级性理论，因此，梁实秋有针对性的批评理论也就发生了转变，他的人性论就实现由白壁德的善恶二元论的人性论转向了五四时期的普遍的人性论。人性的内容由理性向情感倾斜，最终其内容演变成了喜怒哀乐的纯粹形式。“完美表现人生情感的作品，便是有最高价值的作品。”“我们的脾气性格是人人而殊的……但最基本的如喜怒哀乐之类，却是大致相同的。”
在与“无产阶级文学”论争的过程中，梁实秋的理论渐趋完善，从前期彻底地否定阶级性到后期对文学的阶级性和时代性有了一定的认同。“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的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儿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好的文学作品历久弗衰，即因其内容不仅为时代反映，而且还把握到更基本的人性。”他始终坚持批评无产阶级文学的“工具论”，是具有合理性的。他将阶级、民族、遗传等因素作为文学的外部研究，而着力于关注作品本身，如果继续走下去，就是白壁德另一位传人艾略特“新批评”理论的路子。
当然，梁实秋的人性论为基础的文学理论并不是完美的。首先，他的人性论是脱离个体性抽象出来的永恒不变的普遍性，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抽象化的人性论，并不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因为涉及具体内容就会涉及到具体的时代、阶级、民族等，因此，他的人性论内容是喜怒哀乐的纯形式。这不仅使人性混同于动物性，而且也泯灭了人性本来的丰富性，流动性和个体性。其次，在宣扬共质性的人性论的同时，梁实秋又同时强调人与人的差异性，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精英立场导致的，也与他新人文主义反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民主平等观念相一致。他说，“‘人’字根本的该从字典里永远注销……聪明绝顶的人，我们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样叫做人；弱不禁风的女子，叫做人，粗横强大的男人，也叫做人。人里面的三六九等，无一非人。”这就使他的观点出现了内在的自相矛盾，否定普遍概念的“人”，肯定人的个体差异性；肯定普遍的“人性”，而否定个体的人性的差异。人性论虽然是梁实秋批评理论的基石，但他很少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加以运用。
梁实秋与鲁迅
梁实秋与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过多次的笔墨交锋，看似冤家对头的两个人却有着本质上的共性，他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个性倔强执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笔力。两个人的对立主要是在思想和艺术趣味上，梁实秋的思想基础是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反对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以稳定的人性论为基础的反艺术进化论，推崇孔子的温文尔雅和古希腊的理性秩序，对“五四”传统持批判态度。而鲁迅的思想深受尼采哲学和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的影响，执着于现代和当下，倡导进化论，推崇现代艺术意识，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旧文化思想，是“五四”传统的开创者和维护者。
两人的论争在20年代末期主要是围绕五四传统展开的，当时，鲁迅一方面要迎战太阳社、创造社站在无产阶级文学立场上对五四及鲁迅本人的批判；另一方面，与站在古典主义立场的梁实秋对五四的批判展开论争，撰写了《文学与出汗》，反对梁实秋人性不变的观点，讽刺他强调个体差异性与人性不变的自相矛盾。随后，梁实秋写了《一篇“自序”》，在文章中言词过激，文章明显映射鲁迅，不通人性，疯狗性情，见谁咬谁。这也是两人论争由学术论争上升到后期白热化阶段导火索。
随后，鲁迅转向左翼阵营，梁实秋也由批判五四传统转向批判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梁实秋先后撰写了《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鲁迅则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对之进行反驳和批判。梁实秋的文章对于文学中人性的强调，对于无产阶级文学工具论的批判，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缺乏过硬的作品的论断，以及鲁迅翻译存在的问题等，都是有一定的道理。而看鲁迅反驳梁实秋的文章，也可以反观梁实秋的文学理论中存在的问题。鲁迅看到了梁实秋人性论与阶级论批评中的空虚性，即脱离社会。鲁迅是在承认人性的基础上谈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性，因此他的观点就更加全面；另外，在梁实秋张扬真理取消阶级的论点下，将资产作为文明的祖宗，把无产阶级指为只会生孩子的阶级，其实难说是不带着阶级立场的。此后，梁实秋又就鲁迅的“硬译”问题撰写了几篇文章。虽然鲁迅的翻译是对“顺而不信”的翻译风气的纠偏，但是，也不得不承认，鲁迅翻译的文艺作品，的确语句晦涩难解，他将时间和精力花在自己并不擅长的翻译而非创作上，是巨大的艺术浪费。
对待苏联与从苏联输入的左翼文学，两人又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尽管都是站在爱国的立场上，但是思考的角度不同，最终导致了意见相左。列宁一度要归还俄国侵略的中国土地的主张，苏联建设的成就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当时世界上进步文人的倾向，以及在广州所见到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屠杀，使鲁迅在情感上更亲近共产党，他觉得在这里会找到中国未来的希望。而梁实秋反感苏联文艺政策“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以及张学良与苏联战争时，有的左翼文人站在苏联的立场上的做法。冯乃超《阶级社会的艺术》引出了梁实秋的《“资本家的走狗”》和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随后做了《鲁迅与牛》。此后，尽管梁实秋追着鲁迅讽刺、批驳，但鲁迅很少写文回应。
梁实秋与鲁迅对于当时的文学问题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许多看法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但却遗憾地没能走到一起。梁实秋批判无产阶级文学时，已经开始转向认同五四文学传统，而鲁迅始终坚持五四传统。梁实秋倡导思想言论自由，鲁迅不仅发起“中国自由大同盟”，而且他的每一篇杂文都是在向强权发起反抗，争取自由。梁实秋反对文学的工具论和为“大众化”而降低文学品质，都与鲁迅批评革命文学的观点相一致。在翻译领域里，对莎士比亚著作的重视，强调尊重原著等等观点，两人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作为举足轻重的文学批评家，梁实秋对鲁迅的评价是值得商榷的，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给我们提供了看鲁迅的新角度。梁实秋的翻译作品，至今仍然是后辈学人学习的典范。他风趣幽默挥洒自如的小品文也总能让人忍俊不禁之余，有所颖悟。
合上书，梁实秋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一个爱笑的人，笑容中透出他的乐观与真诚；一个勇敢的人，他能用40多年去坚守他的爱，也敢在72岁追求自己的幸福；一个坚持的人，颠沛流离也不改完成莎翁全集翻译的宏志；不论有多少人反对，也不论谁在反对，他对文学始终怀有自己不变的坚持。
参考文献：
1. 《梁实秋图传》朱寿桐刘聪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5
2. 《梁实秋在古典与浪漫之间》高旭东著文津出版社2005.1
3. 《大家小集 梁实秋集》高旭东 宋庆宝 编 花城出版社20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