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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他是个典型的投机官僚.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吴晗反唇相讥:你真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到处是高楼大厦，你这些牌楼跟鸡笼子一样，还有什么文物价值可言？一番话，气得梁思成当场失声痛哭。 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後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她（指林徽因）指著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对吴晗不遗余力拆除北京古建筑的行为，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也看不下去，在一次会议上，他对吴晗说：拆除古物，要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态度。”吴晗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决定。”言下之意，北京地面上的事，洒家说了算。 本来吴晗是民盟北京市地方支部的负责人，应该对民盟中央负责。但是，吴晗却从不把民盟中央当一回事，口口声声北京民盟只接受北京市委的领导。所以，当北京市委被打倒后，他连一条退路都没有，而这退路正是他亲手截断的。 1956年，吴晗找了好事的郭沫若、怕事的茅盾以及热衷收藏古物的邓拓等人，联名上书周恩来，要求挖掘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的永乐皇帝陵——长陵。他的旧友考古学家夏鼐对他说：你不能以自己研究的需要来挖掘十三陵。夏鼐说，早在做学生时，苦读《明实录》的吴晗就表示，将来如有机会，自己最想做的就是挖掘十三陵。 郑振铎上书国务院坚决反对发掘行动，但是那时吴晗风头正健，时常出入毛主席的书房，谁也不敢扫了他的兴致，最后只好折中，拿出个定陵让吴晗“试掘”，长陵才算保存下来。 这是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由政府出面组织挖掘前代帝王的陵寝。想当年，蒙古人占据中原，保护了宋王陵；满洲人入主中原，保护了明十三陵。 发掘定陵是吴晗一生最大的败笔。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真是一句辛辣的谶语，吴晗一生没有亲生子女，他后来种种不详的遭遇，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二、他是根打人的棍子 在《灯下集》序言里，吴晗谈及历史学家尚钺的文章，评价是“歪曲经典著作，胡乱引用历史材料”，“文章的实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大帽子，估计是尚钺无法承受之重。 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吴晗更是全身心投入的积极分子，他在民盟召开的对两位领导人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火力十足，尤其是把老朋友罗隆基的旧底全都抖出。最后，正如章怡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所说，吴晗如愿以偿地当上民盟中央副主席。 吴晗揭露章伯钧说，章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他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什么事都好办。吴晗说，章要对中共进行“政治讹诈”，“以帮助之名行篡夺之实”。 在批判罗隆基时，吴晗揭露出罗曾说过的一段话：毛泽东出身北大、周恩来出身南开，为什么他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这个清华毕业的，就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呢？罗隆基当年是五四运动时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而当初吴晗困在重庆，而他妻子急需去上海医院动手术，买不到飞机票的吴晗一筹莫展，是罗隆基帮他弄到两张机票，夫妇二人才得以成行。 当时被吴晗等批判的人，还有民盟著名教授费孝通。几十年后，钱钟书曾当面对费说，当时吴晗不是把你整得也很惨吗？费低头不语。其实钱钟书的话只说对一半，因为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在被吴晗批判后，以自己的社会经验很快明白过来，立即“反戈一击”，转身和吴晗一起，一面自我批判，一面批判他人。 据吴晗的老友常任侠回忆，有一次他对吴晗表示不相信“大跃进”期间所放的“卫星”，结果吴晗“立刻变色而作”，大声地说：“你这个人是可以提拔上来，也是可以打下去的！” 毛泽东本人对吴晗的态度也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解放前，毛给吴晗的信上，还是恭谦地称呼“辰伯先生”。辰伯是吴晗的字，按照中国的传统，只有同学、同事、平辈友人之间才互相尊称字号； 解放后毛泽东在赠给吴晗的书上，称呼是“吴晗同志”，不再像从前那样热络； 后来，毛在发言中，干脆说吴晗一贯反共、是国民党，全然忘记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