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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英 杰 教 授
回 忆 录
1、沧桑变幻说时事
在河北平原西部，茫茫太行山脉东麓，有一个千年古县——顺平县。顺平县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远古尧帝就诞生在县城以西的伊祁山，尧在这块古老丰饶的土地上，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西汉的陈平，封侯于县城以西的陈侯村。县境内一条曲逆河滚滚流过，滋润了河道两岸的万亩良田，稻菽飘香、人丁兴旺。西汉时，顺平县是一个闻名全国的富庶之地，据《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路过曲逆城，称赞其为与洛阳比肩的富庶城市。汉高祖刘邦将自己的宠臣陈平分封于此，也是对他出生入死追随自己，开创大汉基业历史功勋的一种厚待和肯定吧。到了北魏，巾帼英雄花木兰在顺平县一带抗击外敌入侵。在县城内原来建有花木兰祠，祠堂内的巨碑上镌刻着历代知县、知府咏赞花木兰英雄业绩的诗篇。这里还是宋代民族英雄杨继业、杨六郎、穆桂英等人抗击外族入侵的征战之地，至今尚留有穆桂英屯兵的穆柯寨遗址，与涞源县杨六郎插箭岭遥相呼应；这里还有大清朝开国元勋多尔衮秘密修建的行宫。位于县境内的清代腰山王氏地主庄园，据专家考证根据其建筑风格、形制，极可能是位极人臣的大清朝开国功臣、摄政王多尔衮修建的秘密王宫。庄园坐北朝南，背靠莽荡太行山，面前横亘一条流水汤汤的七节河，风水极佳，因而被选址在此。这里还是革命老区，与高蠡暴动齐名的完县五里岗暴动发生在这里；抗日小英雄王璞的故事也流传在这里。在抗日战争期间，顺平人民不屈不挠，英勇顽强，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抗日堡垒户、抗日英烈数不胜数，仅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抵御外侮而英勇牺牲的党员群众就达三千人之巨，其中数十名风华正茂的白求恩卫校学员壮烈捐躯在日寇重重封锁的梯子沟最为令人感怀。在血与火的考验和磨砺中，有的人走上了高级领导岗位，如刘秀峰曾任国家建设部部长，边疆曾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有的成为了国内外知名学者，如机械专家刘仙洲曾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医学家曹清泰、财政金融学专家韩英杰、著名作家权延赤、眼科专家邹德威等顺平优秀儿女，皆能通过自身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在各自从事的领域取得杰出的成就。以上可谓人杰地灵。
这里盛产桃、杏、枣、柿子、苹果等各类果品，其中桃的种植面积数十万亩，每年春暖花开，桃红百里，一片花海，县里以花为媒，连续数年举办大型桃花节。古人诗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届时，各路明星争相献艺，四方宾朋络绎登临，沐和煦春风歌人生之志，踏锦绣大地抒思古幽情，实为人生天地间难得一乐。故此，以尧帝诞生地——县城以西的伊祁山，为赏花核心区，每年数十万观光朝圣大军都会络绎不绝地赶过来，一览桃花盛开绯红世界，畅叙自己对远古圣贤的仰慕之情。这里的苹果是口感极佳的三优红富士苹果，它出自名门，苗木、技术引自遥远东瀛，农大教授、日本专家皇浦中泗亲自指导树木的栽培、施肥、修剪技术，加上当地特殊的土壤、阳光、气候条件，使这里的三优红富士苹果甘冽爽口，口感与别处大不相同，因其这些优点，被选为中南海国宴佳品。以上可以说是物华天宝了。近些年，在党的好政策的指引下，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全县三十余万人民的艰苦努力下，顺平县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老百姓的日子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古往今来，幽燕地区产生过许多豪侠之士。唐代韩愈说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宋人苏东坡也曾说：“幽燕之地自古多豪杰，名于国史者往往而是。”战国时燕之荆轲、高渐离谋刺秦王的视死如归；东晋时范阳人祖逖的“闻鸡起舞”、“中流击楫”；三国时涿郡人张翼德的长坂退曹、义释严颜；直至清末民初霍元甲和大刀王五这两位“幽燕大侠”的爱国壮举，都表现出幽燕豪杰特有的风貌。这种风貌在幽燕地区民间是有着深厚基础的。古书里说，燕地“民尚气节”，“人性多敦厚”；幽燕之民“耐劳苦”。唐代诗人杜牧曾称赞幽并之人“沉鸷”、“重许可”。苏东坡也称赞说：“劲勇而沈静，燕之俗也。”把这些话综合起来说，就是幽燕之民重气节，讲信义，质朴厚道，勤劳勇敢。鲁迅先生也曾夸奖“北人的优点是厚重”，而且先生长年生活在幽燕之地，对幽燕的风土很热爱。古书里还记载说，幽燕之民“轻死急人”，“其相赴生死亦出于仁义”，“闾巷佣贩之夫，亦莫不坚悍不屈，硁然以急人为务”。这说明，在幽燕的老百姓当中，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以至自我牺牲，是常见的事。幽燕之民质朴豪侠的气质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就是慷慨悲歌，“文章亦颇有奇气”。典型者，如《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多么豪壮悲凉！谭嗣同诗句：“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驱车燕赵间；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井陉关。”也可称得上气韵沉雄。
顺平县一带不仅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而且具有典型的燕赵先民的精神特质，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里的先民坚韧质朴、重信尚义、宽厚包容、慷慨豪迈的精神品格。考察这种精神特质形成的原因，不无与其特殊的历史、地理背景大有关系。这一带的先民曾经长期处于频繁的战事之中。比如在宋代，北方游牧民族经常要对以农耕文明为核心的南方汉人政权进行侵扰。游牧民族由于出生自辽阔苍茫的蒙古草原，自小经受骑射、狩猎等训练，因而骁勇彪悍。南方汉人主要以农业耕作、经营工商业为谋生的手段，经济相对发达，物质资源丰富，而军队的战斗力相对低下。宋朝的柳永一曲美词：《望海潮.东南形胜》,不但倾倒了茶楼酒肆，使“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也倾倒了北方可汗，使其萌生了觊觎之心。他在词中这样赞美江南都会：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山献）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样一首好词，一方面描写了江南繁华的胜景，另一个方面却吊起了北方可汗发动侵略战争，掠夺财富的野心和胃口。数万骑兵进兵中原，辽阔的华北大平原便成为南北政权经常拉锯征战的地方。这样可苦了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就像盼望春天的小草，盼望天下早日太平，免受铁蹄践踏、异族奴役。汉族政权的历史，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到西汉的和亲，北宋杨家将的故事到南宋岳飞的抗金斗争，蒙古人灭宋兴元，一直到朱元璋的重修万里长城，明代木土堡之战，袁崇焕宁远抗清，北方边陲每间隔几百年、或者几十年都会发生大的战事。面对骁勇善战、游走不定、来去如风的游牧民族，以汉民族为核心的南方政权，无一不以长城为依托，采取以逸待劳的守式，来应对飘忽不定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当北方政权如日中天，政通人和达到一定程度，而南方的王朝进入暮年，力疲气衰之际，就是民族危亡之时，游牧民族就会突破长城防守，进逼中原，这时战火就会首先在华北大地燃烧了。在内忧外患的联合作用下，往往会发生人亡政息、朝代更迭。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南方政权强盛处于盛世，而北方政权陷入困顿之时，北方边境就会安宁；当南方处于衰败，而北方蒸蒸日上之时，边境就会时有战火，老百姓的日子就很艰难。作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相角逐的前沿阵地，冀中平原以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地理区位，形成了坚韧质朴、重信尚义、宽厚包容、慷慨豪迈的燕赵精神。
顺平县原称完县，隶属于直隶，距直隶首府保定七十多里路。按理说这里应该是封疆大吏眼皮子底下的富庶之邦，但事实上这里的老百姓并不富裕，严重的贫富分化，让这里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清朝末年，完县八家大地主掌控着县内的经济命脉，土地、商铺、各种作坊被八家大地主所垄断。其中腰山王家、杨各庄邹家、康关高家为满清八旗贵族，因先祖追随清朝开国元勋立有战功，分封在此，跑马占圈，圈占大量土地，对当地汉人进行剥削统治。大大小小的地主，形成了一个个山头，把持着一方的土地命脉，绝大多数贫民百姓只好通过租佃地主富农的土地，来维持贫困艰难的生活。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时隔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中国仍未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辛亥革命的爆发，虽未直接没收清朝贵族的土地，但由于国民政府停发了封建贵族的俸禄，从经济来源上实行了“断奶”，还是对这些贵族家庭产生了巨大的打击。在京城，许多王公贵族由于过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一旦政府不再发给“工资”，不得不靠出卖庄地、房屋院落维持表面的体面。正所谓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具体到完县八大家而言，与全国的形势基本一样，他们也日益走上了衰败破落的道路。这样就有一批精明的汉人，看准了时机，从这些没落地主手里收购了许多田产。
在本文的主人公韩英杰教授的家乡——顺平县五里岗村，眼前的一幕也正在上演着。
西五里岗村距完县城五华里，村子一千来口人，村内有八大富裕户，户均占有土地100来亩，几乎占了村子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十。其余的几百亩土地，归村里的贫农雇农所有。
韩家发达起来，创业的是韩英杰先生的曾祖父韩洛良。韩洛良在晚清县衙当文书，为人精明，办事谨慎细致、稳重妥帖，深得县知事的赏识，县知事无暇料理的县内事务，一律托韩洛良办理，因而虽然薪俸微薄，倒还是有一些意外的酬劳，逐渐的积攒下一些钱财。晚清灭亡以后，一向精明的韩洛良瞅准了时机，从破落地主手里以很低的价格购买了许多土地，并买下了贵族地主出售的一些院落，通过拆除这些院落的木料、砖石，在自家的宅基上建起了两进的四合院。这个两进的四合院，中间为黑漆木制大门，门上有黄铜门钹一对，两则贴有对联。两侧为南房，进了大门沿院内铺砖墁甬道向里走，可见一溜五间北房，三正两耳，东、西厢房各三间，都是青石作阶，卧砖到顶，起脊瓦房，房前有廊以避风雨。园内种着一棵柿子树和一棵大枣树。穿过一进院的大堂，来到第二进院，这个院为韩洛良及夫人起居生活的场所，室内开辟了书屋，木头架子上摆满了各种线装书。书屋内有八仙桌、太师椅、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一盏带玻璃罩的油灯。二进院的东北角是一个边门，从门里进去，可以看到好大一片院落，原来这片院落是他买下的几亩闲散土地，因为四周陆续建上了民宅，故而韩洛良便雇人将这片地圈了起来，并在这个院里建上了三间房子作为私塾，教导韩家后人读书识字，以便将来光耀门楣。还在西边建起了三间西房，放置锄锨犁耙之类农具，这样前边的院落里就干净、整洁了很多，适宜他在屋里安静地读书写字。
韩洛良虽然经济上较为阔绰，可他生性简朴，常年穿着同一件黑色大褂，这是他在官场走动的必备衣裳，有时大褂脏了，从县衙回来赶紧让老伴洗了，拧干，为了能赶上明天当差使用，就让老伴把大褂放到热铁锅中烘烤，烘烤干了，叠的整整齐齐放在炕头上。天色微明，韩洛良踏着晨曦，准时赶赴县衙处理公务。
韩洛良兄弟三人，在他的荫护下光景过的都不错，但唯有一件憾事：那就是韩家老哥仨，只韩洛良膝下有一子，其他两家竟生不出一男半女。韩洛良的儿子韩洛绍从小聪明伶俐，伶牙俐齿，深得父亲的喜爱，为了培养儿子成才，韩洛良下狠心聘请了县里有名的老秀才担任塾师。韩洛绍也就是韩英杰先生的爷爷，继承了其父韩洛良的优良基因，记性强、领悟力好，在塾师眼里最受喜爱和褒奖。十八九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这的确是一件光耀门楣的大事，韩家张灯结彩庆贺了数日，摆宴席款待四方来贺的亲戚朋友。韩洛绍虽然天资聪颖，学识很好，但因为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备受呵护,甚至是有些溺爱的环境中，因此在开拓创业等方面不具备父亲韩洛良的品格。
韩洛绍十八岁的时候，登门说亲的踩破了门槛子。因为十里八乡都知道这是个前途无量的小伙子，年纪轻轻中了秀才，再发展一番，高中举人，当官作宰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他相中了朝阳村的一个牛姓女孩，女孩的娘家是村中的大户望族，家里拥有上百亩的土地。她是家中唯一的闺女，父母视若掌上明珠，娇惯异常，从小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好吃懒做的毛病，不过那时候成亲，多数靠媒婆来往传递信息，青年男女无法近距离接触，彼此了解、知根知底以后再结婚的事情几乎没有。经过媒人的撮合，双方相了一面，彼此见过，韩洛绍看着女子模样也算端正，身段也算苗条，就同意了这门婚事。请算命先生择定了适宜成婚的黄道吉日，吹吹打打迎进门来。这牛姓女子家大业大，陪送的嫁妆轰动了村子，也让韩洛良夫妇喜笑颜开。过门后，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既不纺线、又不织布，依然过着富家小姐的日子。这种作为虽然与韩家勤俭持家、勤奋创业的家风有些不和，但看在她出身富户，平日多受父母娇惯、兄长让护的实情上，对于她也就多有迁就、包容。韩洛良夫妇就盼着这位大小姐脾气的女孩能给韩家生儿育女，繁衍子嗣了。孰料光阴荏苒，三年过去，李姓女孩的肚皮就是不见动静，这可急坏了盼孙子心切的韩洛良夫妇，托算命先生掐算，看什么时候能够盼来一男半女。算命先生摇摇头，劝韩洛良给儿子再添一房媳妇，以便韩家早日添丁，人丁兴旺。在晚清，有钱人家三妻四妾也算平常事，韩家家道殷实，再给老韩家独苗韩洛绍娶上一房媳妇，也不算过分的事。韩洛良经过与兄弟们计议，大家非常同意给侄子再娶一房媳妇，韩家本来人丁不算兴旺，哥仨独守着韩洛绍这棵独苗，给侄子再娶一房媳妇延续香火，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摆得上桌面的事。
媒人很快反馈来这样一个喜讯：邻村有一李姓姑娘，聪明灵巧，通情达理，现年方二八，模样俊俏，出身贫寒农家自小省吃俭用，是一把操持家务的好手。媒婆领着韩洛绍相了亲，韩洛绍对姑娘的模样非常满意，韩洛良遣人把财礼送了。二奶奶过门后时间不长，怀上了孩子。第一胎，是个男婴，取名叫作韩洛秉（乳名韩造明）。韩洛秉的降生，让韩家大院里洋溢着欢乐吉祥的气息。为了庆贺这个来之不易的小家伙，韩洛绍在韩家大院摆开了宴席，宴请道贺的四方宾朋，还请了鼓书先生，唱起了西河大鼓。韩洛秉的出生让二奶奶在韩家站稳了脚跟，大奶奶即便在背地里对她指指点点，但当面也不再和她公然做对了。过了两年，二奶奶又添了一个儿子，取名叫作韩洛军（乳名韩造顺）。一下子添了两个胖小子，韩家后继有人，人丁兴旺起来了，韩洛良捋着自己有些花白的胡子，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满清覆亡，民国建立时，韩洛良的大孙子、二孙子都到了该读书认字的年龄。韩家的私塾自从韩洛绍毕业后，就关了。现在两个孙子长大了，要把家塾重新开起来。他宴请了县城里的老秀才，按照月薪一百斤小米，请他到自己后院的家塾里来给孙子们上识字课。弟子规、三字经、声学启蒙，一点一点地教育孩子们接受系统的传统教育。韩洛良深知让后人读书识字的重要，现在虽然大清灭了，他已经失去了官府的营生，但让孩子们读书识字的事不能黄，他就是勒紧裤腰带，也得让两个孙子上好学，何况韩家现在家道殷实，雇一个私塾老师还是不成问题的。韩洛良生性嗜学，他把自己积攒的一屋子图书全部搬到了塾师的屋子里，供他消遣阅读，教育后人。
韩洛秉虽然没有继承下爷爷艰苦创业的精神，但毕竟接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兼之其天资较高，很快考中了秀才，不久就在顺平县河口乡一带做起了区官，相当于派出所长之类。韩洛秉的弟弟韩洛军因为家有良田百亩算是个富家子弟，每日游走乡间，冬天到雪地里去打兔子，夏天到曲逆河打鱼捞虾，悠哉游哉，夜晚则和四五同好耍色子、推牌九，如此下来也算快活，渐渐的竟消磨了人生进取的志趣了。看看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十里八乡的说亲的挤破了门槛。
最让韩洛军中意的是一位王姓姑娘，名叫凤华。王凤华所在的村子与五里岗村有五里路，从五里岗村往西南走，走过一座石桥，穿过一个村子，就到了她所在的村子——南魏村。南魏村是从西魏村分出的一个小村庄。西魏村历史悠久，大概建村于东汉年间，南魏村建村却不过二百年的历史，村子有三条主街道，依次分布着李、马、边、赵、王等姓氏的族人，这王姓族人比邻而居，农家屋舍迤逦相连形成了一条小巷子，唤作小街。小街的人甚至具有自己特殊的风俗，比如每年的正月初七别家别户视同俗日，而小街的人却要过“鼠节”，说这一天老鼠娶媳妇，为了庆贺老鼠娶媳妇，家家户户要在这一天晚上吃饺子，和除夕夜吃饺子一样，多年不变，因循相依。村里的人大多不解，老鼠本为人所痛恨的角色，庆祝它娶媳妇，繁衍下去，无论如何也令人不可理喻。因此村里人多笑话小街的人，庆祝老鼠娶媳妇。王姓族人绝大多数朴纳老实，并不与村中的人一般计较，因此这种风俗不管别人如何议论，竟然顽强地流传至今。抗战以前，魏村有许多家庭作坊，有弹棉花的、织土布的、开油坊的、搞荆编的，靠着自己的手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王凤华就生在这样一条小巷里，她的父亲王洛存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在村子里开着一个小铺子，卖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另外，他还是一个具有高超技艺的车把式，早些年间给富户赶车跑运输，后来有了钱自己买了大轱辘骡子车，自己跑运输，保定、望都、定县周边各处没有不去的。据说他在定县叫响了字号，魏村的人走到定县只要一提和他是老乡，就是没钱也让你歇脚住店，好吃好喝。原因是王洛存为人豪爽，跑运输手头相对阔绰，为些许盘缠从未和店家发生过争执，兼之此人非常诚信，承诺的话一定会得到兑现，因而在他常活动的一带地面叫出了名头，他非官非吏，也非豪富巨贾，能有那样的声望凭的是为人厚道、诚信重义。王洛存有三个儿子、五个闺女，王凤华是最小的闺女。常说多儿多女多冤家，众多子女要吃要喝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因此王凤华的降生带给这个家庭的不是欢乐的笑声，而是一脸的惆怅。她出生的时候母亲出现了难产，好在接生婆很有经验，母亲才虎口逃生。这样一来，小凤华的出世更增添了父母、兄弟的不快，大家甚至迷信地认为小凤华的命不好，一出世就克母。时光流逝，凤华的哥哥、姐姐陆续成家，凤华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哥哥们成家立业后分家各过，都有着自己的营生。大哥、二哥已经是有名的车把式了，分别赶着一辆大轱辘骡车，有时到江城、有时到保定替人家拉东西，脚钱不菲，可也相当辛苦。三哥是村里有名的木匠，农家使用的衣橱、板柜、凳子、桌子，甚至干农活使用的耧、犁、耙等农具，都能做的像模像样。哥哥们辛苦度日，令凤华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夜晚她就在煤油灯下纺线子、做针线，春秋两季的单鞋、单褂，冬天的棉鞋、棉袄，做了一身又一身，为的是让哥哥们出门在外穿着体面些，不要冷着冻着；白天就坐在织布机前，随着织布机梭子的飞速运转，织出一批批土布。这些纯棉粗布，质地结实，开始使用时觉得有些粗砺，皮肤感觉不爽，可是使用一段时间后，棉布如婴儿的皮肤一样，纹理日益顺滑，且吸汗性强。这些粗布除了供给家用，多余的让母亲背到集上变卖。凤华跟着父亲母亲学会了打烧饼，每逢哥哥拉脚回来，凤华都不会忘了打上几炉热气腾腾的烧饼给哥哥嫂子端过去。
八月十五中秋节，凤华早早的就在张罗着打月饼的事情了，当月华冉冉升起在苍穹之中的时候，一大家子人在自家的院落里，摆开了几张八仙桌，桌子上摆放了瓜果梨枣、荤素菜肴，在祭拜过上天和逝去的家亲之后，团聚在一起，开始了晚餐，炒菜、端菜，不停忙碌的是母亲和小女儿凤华。父亲、母亲、哥哥、嫂子不是不让风华坐在桌前，而是凤华觉得哥哥嫂子忙忙碌碌大半年太辛苦了，只有自己真正为他们做菜、端饭，这样才算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心意。小女儿一般情况下，会受到父母的娇惯，因而易于养成懒惰的毛病。可是，凤华却是例外，她勤快，乖巧、非常懂得体谅父母、哥嫂的不易，因而和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大家甚至担心假如有一天凤华出嫁了，这个家还能保持这种和睦相处的氛围吗？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凤华十八九岁的时候，嫁给了五里岗村的韩洛军。凤华出身于一个富有开创精神的农家，韩洛军出身于深受封建传统文化影响的书香门第，应该说他们之间有一些思想上的隔阂。凤华深受王家家风影响，具有聪颖的天分、刚毅坚韧的性格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可由于受到家庭条件的限制几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她承继的是家族传承的厚重质朴的品格，攻读的是农村社会的大书。而韩洛军却深受祖父、父亲影响，在思想志趣上与凤华不尽相同，有时甚至会出现分歧。比如凤华主张通过像父兄搞运输挣钱，主张通过辛勤的劳动来改变人生命运；而韩洛军认为抛头露面在外经商，是不光彩、丢人的事情，他宁愿一辈子务农乡里也不愿意吆五喝六的去办实业，他认为只有像爷爷韩洛良一样在官府走进走出才是一种荣耀。当人生理想受到打击，没有出路得以实现时，他只能默默无闻地在乡间忙碌，和三五个雇工一起，经营着祖传的土地。慢慢地对于自己的这种生活感到了厌倦，他在乡间是一个识文断字的文化人，志向得不到舒展、理想得不到实现的痛楚，让他深受折磨，开始变得颓废了。
成婚后，韩洛秉、韩洛军兄弟二人开始分家各过了。大哥分得了前面的二进院落，弟弟分得后院三间西房和三间北屋，北屋原来是爷爷开办的私塾，现在让韩洛军拾掇出来，作为了小两口的住所。西房用来盛放杂物。韩洛秉的院落，房子虽多，可是面积却不如后院的大，如此分家也算公平，并且后院的房子也足够韩洛军住了。韩洛绍去世后，二奶奶归韩洛军抚养，和儿媳妇凤华在一起也是她的福分和愿望。
凤华怀孕以后，二奶奶诚心诚意地侍候她，并且不断教育开导自己的儿子要心疼自己的媳妇，虽然儿子依旧爱玩、爱闹，动辄要给凤华闲气受。但这多少让凤华感到了心理上的安慰，二奶奶还主动担当起了推碾子、洗衣裳等一概家务，让凤华静养胎气。
2、革命风潮动地来
1930年3月的一天，一声清脆的啼哭敲碎了韩家大院沉闷的宁静，随着接生婆的一声道喜，韩家大院里里外外的乡亲们传送着一个消息：韩洛军的媳妇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这个消息令韩家人处于一片亢奋之中，韩洛军惊喜地跳起了很高，大家看着他高兴的样子，纷纷来祝贺他，韩家大院洋溢着一阵阵欢乐的笑声。韩洛秉听说弟弟家添了个儿子，从河口区公所急急忙忙赶回来，他是个爱面子的人，他要帮助弟弟好好地庆贺一番这一件令韩家提气添神的好事情。他在社会面上混，讲究就是勒紧了裤腰带，也不能丢了自己的面子。他的头生儿子降生后，为了庆祝这一大事件，他卖了十亩地，给儿子买了一套银锁、银项圈，然后全部花在了摆席宴请宾客上。现在，弟弟家添了男丁，也不能给老韩家掉份，这些想法给弟弟一说，弟弟欣然同意了。
韩洛军对于媳妇的反对也感到了有些为难，要搁在以前的脾气，他可不会容忍她的阻拦，可是现在不行了，媳妇刚为韩家生了个大胖小子，是个有功之人，况且她阻拦办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事，也是为了他们未来的生活。自己的主张遭到了否定，让韩洛秉感到有些难堪，这弟媳妇确实是个很有主心骨的人，弟弟的家事他能硬铺排吗？也只好由他们自己安排算了。不过，大伯的面子得给，凤华按照寻常人家给孩子做日子的惯例，让大伯领衔操办了席面，并且请大伯给孩子取一个名字，大伯是个有学问的人，拍着脑瓜子反反复复琢磨了四五天，又翻书又翻本，似乎面对的是一件无比重大的任务，不做到尽善尽美，绝不能罢休。一个名字出来以后，不是与长辈连着犯了忌讳，就是字面意思很好，而谐音不好，或者读出来并不铿锵有力。大伯偏又是非常讲究的，他说：用山之类字眼，敦厚有余，却不灵巧；用云之类字眼，秀丽有了，似乎又有些漂浮不定；用光之类字眼，就更不用说了，一闪之物，似乎又不久长。大伯慨叹越是用心，起名字越是艰难。最后，还是二奶奶随口一句话把这孩子的名字定了下来：还是就叫“韩兰池”吧。韩洛秉一听，立即表示了赞赏，二奶奶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却一下起出了一个不犯忌讳，寓意吉祥的好名字。韩洛秉说：“这个名字好，兰池，兰乃花中君子，寓意着孩子将来长大以后兰心蕙质，道德高尚；池者池塘，容水之具，水可比喻为俸禄，寓意这孩子将来会为国家效力，成为吃皇粮俸禄的人。名字吉祥又不跟别人的名字发生冲突。好，这个名字好。娘，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大伙说，起个名难倒了大秀才，还不如一个小脚老太太。韩家院里又响起了一片欢声笑语。
韩兰池降生的这一年，村子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们的族人，青年学生、共产党员韩永禄组织发动了震惊华北的五里岗暴动。大伯韩洛秉应韩永禄之约从河口区公所赶回来，参与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潮。他的主要任务是做文秘工作，因为那时候知识分子短缺，韩洛秉有进步的政治倾向，对民国政府的腐朽统治素有不满，在政治上是一个可靠的人，所以让他做会议记录，整理红军战士的档案资料，书写标语口号、传单等工作。以下为《顺平县志》对于这一重大史实的详细记载。
韩永禄家也是富裕户，聪慧早熟，酷爱读书。曾在保定育德中学学习，1924年暑假，完县党组织创始人韩永禄，从保定育德中学（韩永禄在保定育德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到家乡西五里岗村，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了全县第一个党小组——中共西五里岗党小组。1926年底，在西五里岗党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了党支部。同一时期，党组织另一创始人刘秀峰，在原籍寨子村成立了党支部；刘元士（1926年经韩永禄介绍入党，大恩村人）建立了大恩村党支部。1926年底，为加强对完县党组织的领导，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成立中共完县特别支部委员会，下属西五里岗、寨子、大恩村3个支部，共计20余名党员。特支活动范围在本县，负责全县党员发展和领导工作。1928年8月，完县、唐县一带党组织发展很快，成立了中共完唐中心县委，受中共顺直省委领导。1929年2月后改由中共保北中心县委领导。1930年6月，中共保属特别区委员会成立后，由保属特委领导。完县中心县委设书记一人及组织、宣传、军事、教育等委员6人，未设工作机构，驻地西五里岗村。领导完县14个党支部，此外完唐中心县委还领导满城、唐县、易县、望都县等保定以西各县党组织，共有19个支部。
1926年9月，韩永禄从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回到家乡，建立了农民协会，并发展赵洛芝等人加入了党组织，成立了西五里岗村党支部。同年底，韩永禄、刘秀峰、刘元士成立了县级党组织。1929年春天，韩永禄领导本村群众同本村地主韩省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韩省三外号叫做活阎王，是西五里岗村的村长，他和本村地主葛洛殿等人合伙贪污公款，三年不公布账目，经查帐，发现一年之内公款开支茶叶八十多斤，激起了民愤。一致要求撤销韩省三的村长职务，推举韩永禄当村长。县政府被迫同意了群众的要求。韩永禄当上村长后，提出按照土地数量、土地质量纳税，十亩地以下不纳税的新办法，得到了贫苦群众的拥护。新的纳税办法触动了地主们的利益，极力反对抵制，韩省三向县长彭作帧行贿并密告韩永禄是共产党员。韩永禄知道后，组织二百多名群众到政府大堂与县长理论，质问其收受了韩省三多少大洋？彭作帧被迫答应继续让韩永禄当村长，当堂将委任状退还给了韩永禄。
1930年春天，国民党政府开征割头税，规定每杀一头猪交税三元五角，猪鬃、猪毛交包税商，贫苦农民无不气愤填膺，县委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了反割头税斗争，痛打了包税商。1930年5月2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县城大集，韩永禄组织数千群众举行了大游行，口号声震天动地、传单四处飘举、标语贴满了街头巷尾。国民党官员吓得的蜷缩在自己的办公场所紧闭大门，连警察也不敢出来了。这次大游行，鼓舞了群众的斗志，使群众认识到了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6月，顺直省委作出了在群众基础好的完县组织农民暴动的指示。在东魏村曲逆河边的苇子地里，省委农运部秘书徐步云传达了这一指示，韩永禄、刘元士、李永茂等参加了会议，省委指示组织农民暴动，成立红二十二军，武装夺取县城，建立苏维埃政权。暴动日期定在了7月23日。特委通知周边各县届时在完县东关木兰将军庙集合，参加完县暴动。根据省委指示，由韩永禄、刘元士、李永茂、武光华、葛占龙、何春元等五人组成暴动委员会，研究暴动的具体问题。大家认为主要是缺少枪支弹药。随后，县委又召集各支部书记开会，研究如何解决枪支弹药不足的问题。主要是夺枪、买枪，追缴地主武装的枪支、逃兵的枪支，有条件的还买了枪，通过各种途径搞到了六条枪。准备了暴动用的旗帜、印章、药品和布匹。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大家开会研究后认为，只有六条枪太少，而且多数人不会使用枪，对7月23日发动暴动，感到时间仓促，要求推迟暴动时间。到了7月23日夜晚,天上乌云滚滚,伴着闪电下起了倾盆大雨。蠡县来的人由何春元带领，携带一只手提式冲锋枪。清苑县来的人由刘协武、肖君带领。另有高阳、博野等地党员群众共一百多人冒雨前来参加完县暴动。按照规定的地点，集合与完县东关木兰将军庙。各县前来参加暴动的人情绪很高，准备一鼓作气占领完县警察局，夺取军械库。这时，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韩永禄、李永茂、武光华等和各县负责人开会，韩永禄向各县说明暴动时机不成熟，敌我力量悬殊，暴动不能成功，决定推迟暴动，劝说各县人员回去，把枪留下，何时暴动，另行通知，各县共留下8支枪。
此后，县委多次讨论暴动问题。大家认为，完县党的基础虽然较好，但第一缺武器，第二缺少有经验的军事人才，暴动后很难在完县立足，需要到山区打游击。而易县、唐县等地党组织力量薄弱，封建势力很强，自卫社、联庄会等武装都掌握在地主豪绅手里。目前应在山区开展工作，壮大组织力量，建立较巩固的山区根据地。最后决定，由李永茂开辟山区工作，迅速在涞源的白石山一带打下基础，以备不利时将队伍拉到山区打游击。以后，由于上级多次催促暴动，县委将暴动日期定为8月15日，认为那时，月光明亮，行动方便，敌人戒备疏忽，容易成功。县委将上述计划，派刘元士去向省委报告。刘元士到了北方局，向领导汇报工作后，提出了敌我力量悬殊，暴动时机还不成熟的意见。军委领导张兆丰对刘元士说：“徐云步传达的发动武装暴动的精神没有错。你不同意立即行动，可是天津《大公报》已刊登了完县五里岗暴动的消息，完县已经行动起来了，快回去吧。”刘元士立即同张兆丰一起来到了保定。原来就在刘元士去省委汇报，县委正积极准备暴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迫使暴动提前举行。
农历六月十九，西五里岗村共产党员葛洛尚、革命骨干韩顺子酒后擦拭手枪，不慎走火。韩顺子中弹身亡。西五里岗地主见有机可乘，就唆使韩顺子的哥哥去县城告状，并威胁他说：“枪是韩永禄的，韩永禄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县政府想乘这次事件之机，抓韩永禄及其他领导。县委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敌人验尸时，夺取警察枪支，提前暴动。
农历六月二十一，验尸前，一部分群众埋伏在村里，一部分埋伏在村边的高粱地，尸体放在大街上，有韩顺子的叔父、共产党员韩洛仁看守。近晌午，国民党县政府司法官孟丞审带领20多名警察来到五里岗村。一进村，发现鸡不叫、狗不咬，异常安静，感到不妙，四下张望，不见一个人影。正在疑惑，韩永禄迎上来说：“不是要验尸吗？就验吧！”这是忽听一声呐喊，村里群众一起涌出。验尸官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埋伏在高粱地里的群众，也齐声呐喊。警察仓皇逃回县城，向县长彭作槇报告说：“五里岗暴动了。”当时县城警察不足百名，彭立即调集全县各公安分局人马集结县城，准备镇压农民暴动。
赶走验尸官以后，韩永禄派人通知各村党员到五里岗参加暴动。同时派人去各村武力收缴地主武器。暴动群众对收缴武器十分踊跃，他们携带枪支，分头出发，葛占龙去下邑，高辰去尧城，葛洛尚驱动五里岗、下叔，李永茂去满城，韩洛秉去台鱼……。各村地主见暴动农民来势凶猛，不敢抗拒，被迫交出枪支弹药。各路收枪队伍胜利归来，共收地主长短枪200余支。各村党员和贫苦农民接通知后，也携带器械，纷纷来参加暴动。参加这次暴动的人员除完县外，还有满城、望都等县的党员群众。
暴动之后，红军执行打土豪、分粮吃大户的政策。本村地主葛洛殿已闻风逃窜。“八大家”之首的“活阎王”韩省三平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对他恨之入骨。他藏在夹壁墙中，被暴动群众抓获。地主石洛建黑夜乘车逃跑，也被群众抓回。暴动群众巴西五里岗村“八大家”的粮食和财务分给贫苦农民，还打开尧城地主石麻子的粮仓，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广大贫苦农民纷纷要求参加暴动，不少村庄送来面粉、猪肉，慰问暴动队伍。白庙村两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也要求参加暴动，大家认为年龄太小，不肯收留。两个孩子哭着说：“我们的父母被地主老财逼死了，我们不能上阵杀敌，可以喂马。”被红军收留。暴动队伍迅速发展到500余人，打枪300支，机关枪两挺，战马十几匹。
农历六月二十三日，暴动队伍打出了一面由韩永禄的妻子和葛洛尚的妻子秘密缝制的红旗，建立司令部。暴动司令部设在西五里岗小学校，韩永禄送走妻子、老母，当众烧毁自家的地契文书，以示革命到底的决心。根据省委指示，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二军，下设三个大队，一个手枪队，每队分三个小队，共十二个小队。
暴动总指挥韩永禄，副总指挥葛占龙、高辰，其他领导人有李永茂、葛洛尚、刘连元等。
红第二十二军所属每个大队，都树一面红旗，上写“红二十二军”，战士们臂戴袖章，上写“红军”两字。手枪队的战士红布包头，被称为“敢死队”。没有枪的战士手持大刀、长矛，全体战士集中起来，由葛占龙、高辰教练枪法、操练队伍。
这时，国民党县政府将全县警察和公安队集结在县城，准备围剿暴动队伍。他们派人到五里岗探听虚实，声称是前来参加暴动的。这些人回去向县长彭作贞报告说：“参加暴动的农民很多，光作袖章就用了好几匹布。”彭作贞害怕了，下令紧关城门，同时向保定发出紧急公文，说完县共产党暴动，请求火速增援。
暴动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一鼓作气拿下县城。红军兵分四路:一路由高辰带领，攻北门；一路由葛占龙带领，攻南门；一路由刘连元带领攻西城（完县城没有西门）；手枪队的战士有葛洛尚带领，攻打敌人防守较弱的东南角。只留下东门，迫敌逃走。前敌指挥部设在距县城一里路的城西赵家庄，韩永禄任总指挥。
农历六月二十七日凌晨，红军整装待发。韩永禄在队前讲话：“同志们，咱们出头的日子到了！今天咱们就去攻打完县城，杀掉贪官污吏，打开仓库，武器、粮食一切都是咱们劳苦大众的了……”
队伍出发了，靠近县城时，对无分南北西三路包围县城。韩永禄传下命令：“先埋伏好，等待信号一起开始。”
敌人为防攻城已有准备，由公安局长石奎壁指挥，邵彩章、吕子珍各率一队把守西、南、北三面。城墙周围都挂起了马灯，防止偷袭。城内敌人总兵力约200人，妄图固守待援。
信号枪响了。总指挥部发出了规定的攻城信号。战士们齐声呐喊，向敌人猛烈射击，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手枪队的战士原计划偷袭敌人防守薄弱的城东南角，由于敌人向那里增加兵力未能突破，后改为城西南角。激战到天亮，城仍未攻克。第二天，韩永禄在西南角城下喊话：“城上巡警们赶快缴枪，攻下城后饶你们性命，我们是来杀赃官来了！我们是推翻封建统治来了！为老百姓过幸福日子。你们也是穷人的儿子，只要放下武器，既往不咎！”韩永禄讲话时，城上静悄悄，没有一点动静。突然听到当官的一声吆喝，巡警们才开起枪来。红军又找来巡警家属在城下喊话，要警察倒戈起义，打开城门，投奔红军。但是顽固的敌人不是用语言可以打动的，必须以武力猛攻。在红军战士的猛烈攻击下，敌人渐渐支持不住，为了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到来，敌人搞了假投降。他们在城上高喊：“我们投向，请求饶命。”然后从城上扔下一捆枪来。葛占龙、韩大义前去取枪，敌人突然扔下一颗手榴弹，葛占龙、韩大义急忙就地一滚，没有炸伤。红军战士向敌人展开猛烈射击，救出葛占龙、韩大义两人。
下午，雷声滚滚，大雨倾盆，平地水泞盈尺，战斗无法进行。韩永禄决定，除留一部分部队监视敌人外，其余的撤回五里岗村。红军围城两天一夜。农历六月二十九，据从方顺侨归来的侦察员报告：敌人驻保部队晋军二十二师六十九团派一营兵力驰援完县，正在方顺桥车站吃饭。得到这一情况后，韩永禄召集司令部人员商议对策。大家认为，目前敌众我寡，敌人援兵一到，我们就会腹背受敌，红军虽有五百多人，但枪支弹药不足，又缺乏训练，和敌人硬拼就要遭受损失，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避实就虚，把队伍拉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打游击。决定以后，围城部队全部撤回五里岗。
韩永禄向战士们讲明情况后，率队出发。队伍经朝阳、下邑、李思庄奔寨子村，因为寨子村是共产党在山区的根据地之一，群众基础好。队伍在寨子村住下后，向易县方向派出侦察员，打算奔易县深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据侦察员报告，易县地主武装联庄会已经接到通知，准备堵截暴动队伍。此时又接到完县方面情报，完县方面并无动静，没有发现敌人增援部队。根据这种情况，韩永禄决定不去易县，返回山前，再次攻打县城。队伍经协议村，到吴村，又接到完县方面的情报，敌人增援部队已到完县，并尾随红军而来。韩永禄在吴村烧毁所携带的文件，将部队移住在南腰山，意欲凭借南腰山大地主王家的深宅大院与围剿红军的反动军队决战。同时，派出李永茂、刘连元取保属特委请求增援。
这时，活阎王韩省三仍被红军押解。有人主张将他杀掉，也有人主张将他放走，希望他能保护红军家属。韩省三花言巧语，发誓保护好红军家属。红军战士轻信了他的话，在腰山放走了韩省三。结果是放虎归山，后来造成极大祸患。此时，一部分战士脱离队伍，军心发生动摇。
敌人追剿部队来到腰山。韩永禄考虑到部队仓促成军，战斗力差，加上部分战士脱离队伍，战斗情绪受到影响，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与敌人决战。目前的办法，仍是将队伍拉到山区到游击，但去易县可能受阻，决定经河口村奔涞源山区。队伍从腰山出发，经杨各庄奔河口村。农历七月二日，夜，部队到达河口村住下后，这时队伍只剩下200多人。河口村三面环山，一面通向平原，处在山地平原交界地带，是通向涞源的必经之路。第二天凌晨，还没有来得及吃饭，敌人追兵赶到。疯狂的敌人从东、西、南三面包围过来，步步向红军进逼。韩永禄命令：队伍立即上山，占领有利地形，凭险据守。敌人向红军发起冲锋，韩永禄命令：“队伍散开，集中火力射击！”队伍散开队形，瞄准敌人射击。高辰端着冲锋枪猛烈射击，红军战士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山腰上火舌飞窜，爆炸声震耳发聩，在密集的火力下，敌人只好灰溜溜地退了下去。
突然，北面两声枪响。易县地主武装联庄会攻上来了。西边唐县包围团也包抄过来。东边保定的敌军又发起冲锋。面对强敌进攻，红军兵分两路，高辰带一路打东北之敌，葛占龙带一队打西南之敌。西南面的敌人首先冲上来，葛占龙命令：“每人准备两颗手榴弹，一齐投向敌群。”随着巨大的爆炸声，敌人丢下几具尸首，狼狈地退了下去。同时，东北面的敌人也被打退了。经过一天的激战，到了夜里，红军在夜色的掩护下开始向深山撤退。
在一个小村庄，韩永禄召开了党员会议，对队伍的去向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有人主张突破敌人包围，将队伍拉到口外（张家口一带）打游击，认为那里地广人稀、敌人力量薄弱，易于开展活动。也有人主张将队伍拉回五里岗村与敌人决战。韩永禄听取大家的意见后，审视整个形势说：将队伍来到口外，一层层地主武装就会把队伍消耗殆尽，即使能到口外，那里没有党的基础，人生地不熟也难于立足。拉回五里岗村和敌人硬拼更不是好办法，敌人是正规军，久经训练，战斗力强，而红军缺乏训练，武器装备差，且从人员数量上也不如敌人，硬拼只能招致失败。最后决定，队伍暂时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大家投亲靠友。把枪支保存好，积蓄力量，准备再次暴动。
当天晚上，红军突破包围，李司庄、寨子村的红军战士各回本村去了。五里岗村的红军战士在塔山坡附近的河套集合，韩永禄对这部分战士讲了话。他鼓励大家“要继续奋斗，等待时机成熟后，再次举行武装暴动。这次暴动虽然没能成功，但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讲完话后，队伍解散。
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暴动结束了。
暴动结束后，敌人对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葛洛尚、韩货子等人回五里岗村侦察情况，正在屋里做饭，被前来搜捕的敌人发现，展开激烈枪战。最后弹尽被捕，两人昂首挺胸，大骂反动派，高呼：“我们中国共产党，要打倒地主恶霸！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敌人把他们押到县城，叫他们跪下受刑，二人面向五里岗，立而不跪。葛洛尚大声说：“我葛洛尚就是死也要看着自己的村子。”二人慷慨就义。灭绝人性的敌人把他们的头割下，悬挂在东北两城门上，把他们的心挖出来炒着吃。每户红军家属都遭到洗劫。“活阎王”韩省三在国民党县政府的纵容下，带领军警到各村肆意逮捕红军家属，抢掠财物。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完县。
五里岗暴动以后，完县党组织停止了活动。许多共产党员转到了地下，隐藏起来。暴动领导人韩永禄告别战友和乡亲，离开家乡，根据省委指示，又去博野、蠡县、晋县开辟工作，后在晋县被捕，在北平英勇就义。
韩洛秉逃到了深山区，他遭到了民国政府的通缉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地主势力在村里重新占据了上风，更变本加厉地对贫苦农民进行层层盘剥，革命运动重新陷入了低潮，原本在穷人心头燃起的希望之火熄灭了。但暴动敲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钟声，成为鼓舞人们奋起反抗剥削压迫的灯塔，照亮了黑暗的天空。
3、身处逆境志弥坚
1933年韩洛军患上了一种可怕的病。干咳、低烧，痰中带血，他的身体原本高大健朗，现在在病魔的折磨下，日趋萎靡、佝偻了。他浑身无力地蜷缩在自家的土炕上，终日不停地干咳着、叹息着，有时在妻子的搀扶下，才能虚弱地走到院里来晒晒太阳。县城的郎中说，他得了痨病。郎中嘱咐家人要离他远些，痨病传染，他的碗筷要和其他人分开，甚至他的屋里也不能去人。至于这样一个曾经十分健壮的人，是如何患了这种不可救药的疾病，任何人都不得而知。或许一个不注意的细节，到曾经有过痨病病人的人家喝一瓢水、吃一碗饭都可能被传染。可是，为了伺候丈夫，凤华已经忘记了郎中的叮嘱，她和丈夫朝夕相处在一个屋里，为他煎药熬药喂药，为他尽其所能地做一些好吃的东西，比如一碗鸡蛋面汤，香喷喷的面汤对于饥饿的常人来说，要馋得直咽口水，而韩洛军虽然好长一段时间不吃饭了，却对这种美味没有丝毫兴趣，只是扒拉了几口就把碗推到了一边。凤华为了给丈夫治病，卖掉了所有的土地，花掉了近千元大洋，甚至欠下了街坊邻居、亲戚朋友不少的债务，找遍了各处的郎中，抓了数不清的药，可丈夫的病还是一天比一天沉重着.
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药》中就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华小栓的小伙子得了肺结核，咳嗽、吐血，他的父亲华老栓不知从哪里听说吃人血馒头可以治这种病，于是花钱买通了刽子手，行刑时沾了人血馒头，拿给儿子做治病的偏方，结果儿子依然死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人类对于结核病是束手无策的，直到1944年以后，链霉素等抗结核药相继发现，结核病的治疗才有了划时代的变化，疗效才明显提高。但由于货源、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大多数肺结核患者仍然得不到治疗，因此肺结核是不治之症的阴影，曾长期笼罩在人们心头，人们害怕肺结核就象现在害怕癌症一样。乡村那时流传着一个老话：肝痨气鼓噎，阎王不请自己去。肝炎、痨病、胸腹积水（气鼓）、噎食（食道癌），是病死率极高的重病。
1933年，韩洛军因肺结核病过世了。那年，他的妻子王凤华女士二十出头年纪，面对沉重的打击，王凤华强忍悲痛，坚强地应对着人生变故。她借钱给丈夫买了棺木，主持了丧事，送走了这个不幸的人，一笔笔债务如同一块块石头，压在她的心头。或许，她的心里也曾有脆弱的时候，甚至会有轻生的闪念，但是当她看到自己聪颖活泼、天真烂漫的幼子，就仿佛看到了冉冉升起的希望；当她想起自己纯朴厚道的爹娘、温厚善良的兄长时，她就仿佛感受到了战胜困苦的依靠和力量；当她想起邻居们的安慰、亲友们的劝勉，她的心霎时间又被人间的温暖所包围。在痛苦的磨砺面前，她日益坚强起来了，迎着风浪、战胜困难的信心，促使她要好好地活下去，带大孩子并把儿子培养成才，对得起九泉之下的丈夫，对得起对她虽存忧疑，但仍寄予厚望的韩门族人，对得起含辛茹苦将她培养成人的父亲母亲……
幼小的韩兰池比乡间一般的孩子要聪颖早熟一些，对于家庭的重大变故，虽然他只有三岁，还不可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母亲抚抱着父亲的遗体悲痛的哭声，不可能不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灰暗的投影。作为韩洛军的独子，不得不用稚嫩的小手举起了飘举的白幡，摔碎了盛满谷粒的瓷碗，在堂兄的搀扶护卫下，一步步向父亲的坟前走去。乡亲们看到这一幕，许多人的眼圈红了，流下了热泪。
面对儿子的去世，二奶奶也万分悲痛，她哭自己的命为什么这么苦，自己实指望小儿子养老送终，却不料他活着时爱玩爱闹，把好好的光景糟蹋了一个大窟窿，让她这个娘没跟着少生了气，走的时候，又把一个家彻底的败光了，剩下这孤儿寡母，还有自己这孤苦的老婆子，这个日子可怎么过下去呀？二奶奶的身躯越发佝偻了，两眼变得灰暗混浊，在这个家中若不是看着儿媳妇对自己礼貌孝敬，她早就寻了短见。现在，她要帮着儿媳妇把日子过下去，不要再给这个脆弱的家添乱了。二奶奶自小出身寒门，手脚勤快闲不住，夏天就去砍猪草，冬天就去拾干树枝、搂树叶，给这个家尽着自己的一份力。
家中原有的土地悉数卖光不说，还欠下了沉重的外债。凤华觉得这个家呆不下去了，一则是已经无地可种，自己不能总是闲着；二则欠了四方邻居、亲友一笔笔债，她出出进进感到抬不起头来。她把自己的心事给二奶奶说了：自己想到娘家住上一阵子，躲一躲晦气，顺便寻一个营生。二奶奶理解她的处境，虽然有些舍不得自己的孙子，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好在二奶奶自小受苦惯了，她只要有几升米、几捆柴，就可以顽强地活下去。她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强，身子骨硬朗，在这一点上，就是儿媳妇走了，也不用过于为她担心。
王凤华带着儿子韩兰池，来到了魏村娘家。爹娘心痛女儿的遭遇，更怜爱幼小的外孙，应该说对于这个大家族来说，他们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实在不少，但对于这个老闺女和她的儿子却有着一份格外的感情。池子，是他们对这个外孙的爱称。池子聪明乖巧，深得外祖父、外祖母的喜爱，他们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这孩子脑瓜儿转弯快、灵巧异常，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池子的确如他们所言，姥姥、姥爷应该说是他最早的启蒙老师，他们给他讲了好多当地流传的民间故事，教会了他不少儿歌、童谣，对于这些小曲、儿歌，若对其他孩子讲，或许还真没兴趣听呢，可池子听的津津有味，讲完了还要缠着姥姥姥爷接着讲，姥姥姥爷说：你给我们讲一遍，要是讲上来了，我们就还给你讲。池子咕哝着小嘴巴，原原本本的把故事又复述了一遍，这下让姥爷姥姥既惊又喜，不得不搜肠刮肚再给他讲一段。后来把姥姥姥爷肚里的故事都淘完了，他们笑着对凤华说，你的儿子咋这么缠，我们算是教不了了。一家人哈哈地笑起来。
池子五、六岁的时候，大表哥王德坡已经学会了赶大骡子车，拉着他赶集上店，好不快活；二表哥王洛丰上了初小，放学回来就跟池子玩。夏天到曲逆河捞鱼摸虾，晚上在树下点一堆火，脚震动树枝，知了受到惊吓，纷纷飞向火中，烤知了吃。冬天就去低矮的屋檐掏麻雀，有趣好玩的事干了不少。有时候表兄弟开起了玩笑，闹起来池子小，力气单薄，也有闹哭的时候，表哥们一定会受到舅舅、舅母的训斥。过一阵儿几个小玩伴就又摸爬滚打在一起了。
二表哥王洛丰上初小学了不少字和儿歌，池子便要求表哥教给他。表哥说：你还小，你能学会么？能！池子倔强地站在表哥面前，一脸迫切的表情。王洛丰看着他急切的样子，只好教他。那时候乡村学习条件很差，找不到纸笔，表哥灵机一动，看到地里码放着好多土坯，就找了两个铁钉子，兴冲冲地领着表弟走进地里，在坯头上开了识字课。坯头是农民用来盖房子、盘土炕用的建筑材料，坯头四四方方，表面光滑、平整，铁钉子在上面划过，笔道清清楚楚，划过几次后，就开始变得凹凸不平了。好在田野里的坯头多，足够这两个小家伙学习识字用。日复一日，韩兰池竟然认识了二三百个汉字。
在我国的人才史上,不乏家境贫寒，身处逆境，而不屈服于命运的不公，通过顽强的学习而实现人生理想的先例。笔者翻阅资料发现，这些典故对于激发贫苦学生发奋图强，刻苦成才不乏启迪意义。
第一个典故：凿壁偷光。东晋时期的一位道教理论家葛洪，曾托汉代刘歆之名撰写了《西京杂记》一书。书中记载了匡衡凿壁借光的故事：匡衡字稚圭，勤奋好学。可是家境贫寒，晚上想读书而无烛照明。邻居家倒是每到夜晚，总烛光明明，可惜这光照不到他匡衡的屋里。怎么办呢？匡衡便把自己家靠邻舍的那堵墙壁凿开以引邻居家的烛光来读书。后人即用“凿壁、空壁、偷光、偷光凿壁、凿壁借辉、借光”等指勤学苦读，有时也引申为求取他人教益。
第二个典故：高凤流麦。后汉时，南阳有一书生名叫高凤，少时，“家以农亩为业”，他却“专精诵读，昼夜不息”。有一次，高凤的妻子下地干活，而庭院里又凉晒着小麦。为了防止鸡、豚糟蹋粮食，妻子让高凤在家看护。突然，天降暴雨。此时的高凤仍手持赶鸡的竹竿诵读经书呢。不知不觉中雨水将庭院中的小麦冲跑了。一会儿，高凤的妻子从地里赶回来了，一看，啊呀！简直是糟透了，小麦都被雨水冲走了，而自己的丈夫却悄然不知，仍在书中神游。在妻子的责问声中，高凤才恍如从梦中醒来。这个典故说的是读书达到痴迷和忘我之境后，人的一种状态。高凤此种作为虽不可取，有点书呆子气，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专注痴迷于学习的事还真不少呢。比如，有的农村学生一边烧火一边看书，结果火烧到了灶火口仍然不知不觉，结果把裤脚烧了。外国的牛顿读书痴迷到把墨水当作奶油蘸在面包上吃了等等。读书有时还真的需要一份痴迷和专注呢。
第三个典故：苏秦刺股。战国时期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外交家苏秦，一次因多次游说秦王失败而返回故里。回家后，他的妻子不下床迎接他，嫂嫂不给他做饭，父母亲和他连话都不说。苏秦为之大耻，乃发奋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后人用“刺股、锥股、握股”等形容勤学苦读，刻苦自励。听说周恩来总理青年时期读书常至深夜，困了就用辣椒水洗一把脸，精神一下继续读书，当然周恩来总理天才超伦，自非常人可比，但即便是这样一位天才，也需要通过刻苦学习，才能真正使自己成为济世安邦的中流砥柱。
第四个典故：截蒲为牒。汉代有一位名叫路温舒的人，小时候他的父亲叫他去放羊。路温舒在放羊的同时，割取一些蒲草，回家后用蒲草编成蒲简，用蒲简来写字，后人用“截蒲、削蒲、编蒲、题蒲”等指苦学。
第五个典故：三余读书。三国时，有个名叫董遇的人，常常教育他的学生利用“三余”时间读书。所谓“三余”即“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后用“三余”泛指空闲时间。多用来指读书，有惜时之意。
第六个典故：陶侃运甓。晋时，有一个官至太尉的人陶侃，闲来无事时，常常是早上把砖（甓）从屋子里搬出去，天黑了又搬回来。循环往复，不知疲倦。一些人看见后不解其意，便问其缘由。陶侃回答说，恐怕悠闲惯了，将来不能干一番大事。后来，人们用“运甓”表示励志勤力，不畏往复；用“运甓瓮、运甓人”等指不安攸闲，发奋功业之人。
第七个典故：闻鸡起舞。《晋书•祖狄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祖狄和他的好朋友刘琨“俱为司州主簿”，二人常常互相勉励，立志为国效力。他们二人常常“共被同寝”半夜听到鸡叫，即起来操演武艺。后人用“闻鸡起舞”比喻有志之士及时奋发。
第八个典故：临池学书。古代一位书法家张芝，练习书法的时候，将其家中的衣帛都写上字，而后再洗净煮白，反复为之，尽将池水都染黑了。终于练就了一笔漂亮的草书。后人用“临池学书、书练”等形容刻苦学习书法。
第九个典故：悬梁苦读。古时后有一个刻苦好学的人叫孙文宝，他不分白天黑夜，总是在孜孜苦读。等到晚上疲劳不堪需要睡觉的时候，孙文宝仍然怕睡过头，耽搁太多的时间，于是他就用绳子把头发和屋顶上的大梁拴在一起，只要头一晃动即可醒来继续用功苦读。终于成为“当世大儒”。后人即用“悬梁、悬头”等指勤学苦读，奋发向上。
第十个典故：牛角挂书。李密在少年时发奋学习，上进心很强，他打听到缑山有一位名士包恺，就前去向他求学。李密骑上一头牛出发了，牛背上铺着用蒲草编的垫子，牛角上挂着一部《汉书》。李密一边赶路一边读《汉书》中的《项羽传》，正巧越国公杨素骑着快马从后面赶上来，勒住马赞扬他：“这么勤奋的书生真是少见呵！”少年书生回过头来，一见是越国公，赶紧从牛背上跳下来行礼。一老一少在路边上交谈起来，李密谈吐不俗，杨素深深感到他不同寻常。果然，李密后来成了隋末农民起义队伍瓦岗军的首领。
第十一个典故：囊虫映雪。“囊荧”的典故说的是晋朝的车胤。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省公安市）人，他的祖父车浚，三国时期作过东吴的会稽太守。因灾荒请求赈济百姓，被昏庸的吴主孙皓处死，此后车胤的家里就一贫如洗了。车胤立志苦读，太守王胡之曾对他的父亲车育说：“此儿当大兴卿门，可使专学”。家中贫寒，晚上看书没钱点灯，他就捉些萤火虫放在纱布缝制的袋子里面，借着萤火虫发出的微弱灯光苦读。在他父亲的指导下，车胤终于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一生中做过吴兴太守、辅国将军、户部尚书等官职。唐朝杨弘贞、杨番、蒋防都著有《荧光照学赋》，均是谈车胤之事。“映雪”讲的是晋朝人孙康的故事。孙康幼时酷爱读书，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他想夜以继日地攻读，可此时家道中落，没钱买油点灯。一到天黑，便没有办法读书了。特别到了冬天，长夜漫漫，他有时辗转很久，难以入睡。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白天多看书，晚上躺在床上默诵。一天夜里，他一觉醒来，忽然发现从窗外透进几丝白光。开门一看，原来下了一场大雪，大地闪闪发光，使他眼花缭乱。孙康心中一动，映着雪光，可否读书呢？他急急忙忙跑回到屋里，拿出书来对着雪地的反光一看，果然字迹清楚，比昏黄的油灯要亮得多！整个冬天，孙康都夜以继日地苦读，从没有中断过。孙康砥砺求进，学有大成，终成晋时很有名望的学者。元朝初年，孙氏族人从河南龙门迁到浙江湘湖，以“映雪堂”命名孙氏祠堂，以记念祖先孙康“映雪读书”的事迹。
第十二个典故：断齑画粥。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但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碗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拌于醋汁，吃完继续读书。后世便有了断齑画粥的美誉，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一个偶然的事件，他发现自己原是望亭范家之子，这些年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度日。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惊，愧愤交集之下，他决心脱离朱家，自树门户，待将来卓然立业，再接母归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徒步求学去了。青年范仲淹来到睢阳应天府书院。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地攻读。范仲淹的一个同学看他常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划粥割齑的生活，担心一享受美餐，日后就咽不下粥和咸菜了。”范仲淹艰涩的生活，有点像孔子的贤徒颜回；一碗饭、一瓢水，在陋巷，他人叫苦连天，颜回却不改其乐。范仲淹的连岁苦读，也是从春至夏，经秋历冬；凌晨舞一通剑，回家糊涂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只在六经中寻乐。偶然兴起，也吟诗抒怀：“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萧？多难未应歌风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期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诸如《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等书主旨，已然堪称大通。吟诗作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4、刚毅坚贞效古贤
韩英杰先生幼年时代遭遇重大家庭变故，家道中落，三岁丧父，其成才自然与其本人聪明灵巧的天赋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母王凤华女士潜移默化的教导有关。比如宽厚包容、礼让恭谦、重义守信的品格养成，一个农村妇女大概没有多少书面上的大道理可以传授给自己的后人，但是其为人处世、言谈举止，无一不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是身教大于言教。另一方面,母亲王凤华及时从艰难的夫家搬迁到了自己的娘家,给韩英杰的童年成长营造了一个良好的人际环境。试想孤儿寡母在夫家顶门立户，无依无靠该有多么艰难，虽然村人天性纯朴，但世态炎凉自古而然，看到家境败落，一身债务的母子二人，难免不会遇到一些人的白眼和冷遇。王凤华女士立志坚贞守节，将自己的儿子抚养成人顶起韩家门户，她暂时撤离夫家，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在娘家环绕她们母子二人的是亲情的温暖和关怀，并且可以暂时将在韩家遭遇的不幸忘掉，将心头的阴影消弭于无形，这对儿童养成健康阳光、积极向上的品格十分重要。
这不禁令人想起一个古老的典故：孟母三迁。《三字经》里说:“昔孟母，择邻处。”孟子小时候，父亲早早地死去了，母亲守节没有改嫁。一开始，他们住在墓地旁边。孟子就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学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孟子的妈妈看到了，就皱起眉头：“不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了！”孟子的妈妈就带着孟子搬到市集，靠近杀猪宰羊的地方去住。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起商人做生意和屠宰猪羊的事。孟子的妈妈知道了，又皱皱眉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每月夏历初一这个时候，官员到文庙，行礼跪拜，互相礼貌相待，孟子见了之后都学习记住。孟子的妈妈很满意地点着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于是居住在了这个地方。
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良好的人文环境对人的成长及品格的养成至关重要，孟子后来成为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我想这和他有一个睿智的母亲是分不开的。孟母克勤克俭，含辛茹苦，坚守志节，抚育儿子，从慎始、励志、敦品、勉学以至于约礼、成金，数十年如一日，丝丝入扣，毫不放松，既成就了孟子，更为后世的母亲留下一套完整的教子方案，她本人也成为名垂千秋万世的模范母亲，在中国历史上受到普遍尊崇。黎民百姓传颂着她的故事，文人学士为其立传作赞，达官显贵、孟氏后裔为其树碑修祠，后人把她与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母亲欧母，“精忠报国”岳飞的母亲岳母、晋代名将陶侃的母亲陶母列为母亲的典范，号称中国“四大贤母”，而且位居“贤母”之首。
韩英杰先生的母亲王凤华女士虽然是一位平凡的农村妇女，但从她的人生经历来看，她的确具有像孟母一样宽厚博大的胸襟和睿智勤劳的品格。她老人家享寿九十岁无疾而终，一生坚贞守寡六十多年，不仅含辛茹苦教育抚养自己的孩子成长为大学教授，而且她的四个孙子也全部受到过她无微不至的悉心关怀，并且在各自领域广有建树。由于儿子、儿媳忙于事业，无暇照顾四个孩子，多数时间是奶奶手把手拉扯他们长大成人。在家庭人口多，儿子、儿媳工资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奶奶和他们同舟共济，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教给了他们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让后辈始终充满感恩与敬仰。可以说她圆满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树立了一个农村妇女的道德高标。当然这是后话了。
1937年，发生了重大事变——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据县志记载：完县城里的民国政府官员听到卢沟桥沦陷，日本兵已经打到高碑店的消息后，惶惶如丧家之犬，弃职南逃。韩兰池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国民党中央军的残兵败将，从南魏村东侧的大沟里迅速南逃的情景。那溃逃的队伍如一条蜿蜒的河流，又像有一条爬行的蚯蚓，顺滑地向南流去了。
战乱、灾荒、瘟疫，弄得民不聊生。南魏村这个小村子，原来有许多开弹棉花作坊、纺线织土布，赶大骡子车跑运输的，现在由于兵荒马乱，这些营生相继销声匿迹了。池子的大舅、二舅相继丧失了赶车跑运输的生意，王家的小铺子也关张了，因为货源短缺，并且乡亲们缺少了收入来源，购买力严重不足了。
生活在艰难中前进着，王家的生活也陷入了困顿。池子的姥爷去世了，姥姥、母亲和他相依为命，好在舅舅们分家的时候，姥爷占下了三亩土地，这些地种上谷子或者红薯，勉强还可以维持。五里岗的家已经彻底进不去了，因为为了偿还债务，母亲已经委托伯父韩洛秉把自家院里的六间房子，租佃给了外地的生意人，他们在屋里制作毛毡，屋里挖了很深的水沟，池子跟着母亲上坟回来，连进屋歇脚都不能了。完县一带为亲人上坟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清明节、七月十五、冬至是惯常的上坟时节，另外还有亲人的忌日，一年基本上要上四次坟。虽然那样艰难困苦，凤华每次都要带着儿子准时到丈夫坟上烧纸，告慰他的亡灵。并带来一些红薯、小米、咸菜之类食物交给婆婆，让她的生活可以艰难的延续下去。
家中的家具，也已经典当干净，因为母亲不愿总是拖欠着亲友的债务。家中原有一件祖传的戳橱，是韩家鼎盛时期，用上好的木料打的，为了还债母亲不得不将它卖给串乡的小贩了。恰巧池子看见了，母亲怕已经懂事的池子看到人家搬走心爱的家具伤心，就骗儿子说：人家搬戳橱，是借给你东五里岗村的表哥娶媳妇了，等你表哥娶完媳妇，就会送过来。母亲的一席话，令池子半信半疑，因为他听着那些人的口音不像本地人。屋漏偏遇连阴雨，二奶奶因为积劳成疾、营养不良等原因，忽然有一天也去世了，这让本来就很拮据的娘俩更加为难了，有些人看着娘俩过的这样艰难，就出主意说：你家这么大的院子，卖一块宅基地救救火吧。凤华说：我们家的宅基地是几辈人奋斗拼出来的，一寸也不能卖呀，我不能背败家子的骂名。有人提出了发送二奶奶就不要买棺材了，穷人家买不起棺材，也有用席子埋葬的，凤华坚决不同意，哪怕简陋一点，也要让二奶奶睡在棺材里走。又从娘家借了一笔钱，把二奶奶发送了。七八岁的韩池子又给奶奶打起了白幡，送她解脱人间的苦海，飞升到无忧的天国。这个幼小的孩子，已两度打起了白幡送亲人西归了，乡亲们对这个小孩很同情，并在窃窃私语着：你看这个小孩的命该多苦，才只有七八岁，就两度打幡，这该多不吉利呀。不知道他的人生道路上还会有多少坎呢。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摆在王凤华女士面前的生活道路，一则守寡，二则改嫁。按照现在的社会道德标准，离婚或丧偶后，女子出门改嫁无可厚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可是，在1930年的中国，这可是一件大事，不仅事关个人的荣辱、幸福，关系到孩子的荣辱幸福，而且关系到一个家族的脸面。
为了搞清历朝历代对丧偶妇女生活出路的社会导向，包括道德舆论、国家政策，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在先秦时代，寡妇改嫁，极其普遍。《诗经-小雅》有“不思旧姻，求尔新特”的诗句，可见当时寡妇再嫁，合乎时俗；到了秦代，秦始皇出巡天下广作刻石，倡表贞节；到了汉代，皇帝也有赐贞妇顺女帛，以倡守寡者；在隋代，隋文帝令“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但国家也设“媒官”，专事鳏男寡女再婚事宜，并分给当事人土地房屋，以便安家；在唐代，许多论著都认为，唐代妇女贞节观念淡薄把离婚与再嫁不当回事。而最近也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唐代妇女其实多数倾向守节，再婚只是少数被迫的行为。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张国刚发表了自己研究墓志所取得的成果，为人们揭开了唐代寡居妇女生活的历史真相。“唐代墓志中有关妇女守寡的记载，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即结婚不久就守寡；结婚10余年（约30岁）儿女还年幼时守寡；四五十岁开始的中年守寡以及守寡长达40-50年等多种情形。”张国刚教授说，《唐代墓志汇编》、《续编》的3000余墓志中，再婚和改嫁的妇女仅仅只有10例，而明确记载坚守贞节者就达到264例。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守寡妇女相当多。
到了宋代，在程朱理学出现之前，无论是皇室、官宦，还是百姓，寡妇改嫁也属正常，而程颐、朱熹的理学兴起将儒学礼教、秦皇石刻、烈女节妇观竭力灌输至民间，加之宋王室推波助澜，用舆论道德倡导守寡，寡妇再嫁遂成为耻事。“妇人贞洁从一而终也”。程颐更宣扬：“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他认为寡妇改嫁是失节，男子娶改嫁女，亦为失节。
明代和清代是程朱理学泛滥毒害最重的朝代。国家在政策引导上不遗余力，明太祖洪武元年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明正德年间又对守贞烈女立贞烈碑。帝王并督令巡官每年上报贞节烈女事例，大行表彰“长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袢楔，照耀井闾”。烈女碑林立，贞节牌坊四起，《明史》中仅节烈传记即不下万余。《清实录》记载，仅康熙五十五年皇帝就亲自褒奖“拒奸殒命”9名“烈女”。雍正年间，更是下诏各地，在偏僻山乡，贫寒之家，加意搜罗“贞节烈女”。同治之后，各地又兴办“贞节祠”，鼓动妇女守寡持节。在社会正统舆论上，劝守寡女“守寡”的书文充塞民间，如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东汉班昭的《女诫》，都强调：“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西晋裴氏所作《女史箴》主张：“妇德尚柔，含章贞洁，婉淑慎，正位居室。”唐代宋氏姊妹所编《女论语》开篇便言：“立身之洁，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明代有女教书数册，而清代则更繁多。
通过专家分析发现，守寡妇女的丈夫并非都是年轻而夭亡，恰恰相反，大多是寿终正寝。年轻妇女守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丈夫比妻子年龄普遍大得多”，形成了老夫少妻的婚姻模式。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所谓“体面”，活着的时候三妻四妾，奢华享受，死了也要通过种种手段，维护自己的所谓声望和脸面。这种灭绝人性地政策和舆论导向，构成了压迫妇女的大山，禁锢妇女的绳索，是其极端自私自利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丧偶之后，寡妇在坚守贞节的同时，还要履行作为母亲的职责，抚养遗孤，做到所谓“妇典母范”，这也是当时社会对她们的要求。
直到辛亥革命后仁人志士才纷纷撰文揭露封建道德的虚伪与残忍，提倡寡妇改嫁。但当时的农村社会，社会风气远远没有开放到这种程度，人们依旧延续着古老的思想传统。
王凤华女士自小深受儒家风尚影响，深得父母、兄嫂关爱，为人清秀端庄，凛然正气，应该说改嫁这样的念头，不管多么生活困难，都从未在她心头闪现过。她显然有别于那些娇贵的、或者不习世事的富家女子，这些人信仰的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男人是她们的生活依靠，就像圈养在笼中的小鸟，一旦离开了笼子，一点生存能力都没有。
王凤华虽然是一个缠足的小脚女人，但她深受淳厚质朴、勤劳正统的家风所影响，她勤劳善良、好学上进、心灵手巧，自幼在实践的磨炼中学会了操持各种农事，并且纺线、织布、做针线活之类女工人人皆夸，具有很强的生活能力。她还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比如八十多岁的时候，老人家依然耳不聋眼不花，还端坐在缝纫机旁，为孩子们缝纫衣衫。她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自己的孩子抚养成人，促使其健康成长，将来成家立业，支撑起韩家门户，自己也算完成了人生使命。她自幼受到的家庭教育就是人生于天地之间要自强自立，不能让任何人看不起。所以违背当时社会正统的事，让人看不起，躲躲闪闪做人，连自己的孩子也要被人看不起，影响他健康成长的事，无论如何也不是她的应有选项。她的脾气宽厚仁善中，也带着果决和刚烈，遇到一些劝其改嫁的人也难怪她要冷色厉言相对了。
抗战以后，大伯韩洛秉的光景也日益穷困，最后冬天没有柴烧，为了做饭他不得不想起了爷爷留下来的线装书。那一屋子的线装书有什么用呀？那些线装书花费了爷爷韩洛良多少钱财呀？那当吃当喝吗？读了一肚子线装书，不一样受穷？不一样做亡国奴吗？他要灭绝这些可恶的线装书，一者为了做饭，二者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愤。他把那些泛黄的线装书从屋里的书架上搬下来，一本本的翻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之乎者也的字，曾经给他带来无限憧憬的字，踩着飞向青天的字，如今都没用了，老了，佝偻了，喘息在线装书的夹缝里，今天他要把他们叫出来，晾在阳光下晒一晒，然后把他们统统地送入火化炉。飞扬的炉火，烧开了一锅的水，咕嘟咕嘟，冒着气泡，仿佛韩洛秉心头的气泡，在飞速地破裂着。他要做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他就是这个一亩三分地里的秦始皇，他统治着这些书，要杀他们的头，把他们彻底火化，也把自己不幸的命运、痛苦的伤痕火化。
在这种极度贫苦的日子里大奶奶死了。发送她的那天，来了好多人。她的娘家人来了，这下他们没有了任何顾忌，因为自己的亲人死了，再不用担心因为得罪了韩家人，他们的亲人受到报复了。他们开始指责、泄愤，骂韩洛秉夫妇不孝，甚至还没有王凤华她们孤儿寡母孝顺自己的婆婆，凤华从娘家回来看见大奶奶缺吃少喝，都会给他一些从娘家带来的吃食。为了惩罚韩洛秉夫妇，他们开始了刁难，不准轻易下葬，让韩洛秉的媳妇亲自给自己的婆婆洗净尸身，要买好的装裹衣裳……这个贫困的家庭满足不了这些刁难,于是受到了一些语言和肉体上的羞辱。
为了还账，池子的母亲白天织布、晚上纺线，姥姥赶集卖布，逐渐积累了一些钱。一个表面看起来有些柔弱的女子，还是个缠过足的小脚女子，硬是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还清了积欠的各种外债。渐渐的还从破产的农户或者衰落的富户手里买回来十亩土地。这十亩地是娘俩赖以生存的资本，平日少不了要让侄子们去经管一番，但侄子们也没少从姑姑这里得到回报，就这样相互支撑着，过着虽然艰难但却很温暖的日子。
多年以后，韩英杰教授深情地回顾自己童年的艰苦岁月时，说：从血缘关系上讲，我是韩家的根。从思想影响上来说，王家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王家受儒家风尚的影响，非常重孝道，讲传统的礼仪，我姥爷及几位舅舅身上有着朴实农民的东西。母亲自强不息的精神，“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一些什么”的精神，对我影响大，我之所以还有一点奋发的精神，就是受了母亲的影响。从生理上说，我由小孩变大人，从实践中学习了一些东西，像种地的一些技术，除了摇耧，其他如推独轮车等，我全学会了。我还跟三舅学会了木工中的一些基本技能。学习掌握这些农业生产知识，对我学习其他知识很有帮助，增强了我的理解能力。王家人虽然是农民，但却是有素质的农民。头脑灵活，善于多种经营，如很早就有了跑运输的大车，出了好几位有名的车把式，还开了小铺子，不是完全将命运依附在土地上。同时，还具有崇礼重义的正气、纯朴厚道的清气、崇尚和谐的和气。此外，还非常有能力。如我大舅是村里有名的种地把式。播种棉花是很讲究下籽的深浅和密度的，为了播好种，村里人排着队等着他去摇耧。另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一次我跟着大舅到曲逆河沿干活，有一辆拉柿子的小驴车陷在了泥坑里，赶车的一边吆喝，一边打牲口，想让小驴把车子拉出去。鼓捣了半天，车子也没挪出泥坑。这时旁边来了一个人，就小声地跟赶车的说，你旁边那个老头，你请他，他能帮你。赶车人半信半疑，但还是走过来请他。大舅答应帮他，走到车旁，鞭子一摇，一声吆喝，小驴子立刻机灵起来，随着大舅的吆喝声，驴子跃跃欲试，关键时刻，一鞭子抽在了驴子的要害处，驴子一惊，一下子把车子拉出了泥塘。应该说大舅他们这代人属于有能力、素质高一点的农民。所以即使那时很困难，我也没受太多的罪，生活过得还可以。现在表哥、表姐都不在了，我挺怀念他们，我是在许多人的关爱下成长起来的。
5、尧乡厚德沐童心
探究韩英杰先生的成长史，他从一个家境贫寒的农家少年，一个断续上学，没有接受过系统化学历教育的青年，是如何成长为全国著名高等学府的专家学者，成为一名有影响、有作为的大学教授的呢？据他的高小同学回忆，他在上高小期间，对一些问题就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时往往令同学和老师刮目相看。他的同龄老乡，曾在北京某场任党委书记，据他说他在人民大学当学生时，他的同学韩英杰就已经是大学里小有名气的老师了。我们把这除了归结于其具有较高的天资之外，是不是可以深入地探究一下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人文精神呢？上文我们提到，韩英杰先生的母亲对他的玉汝于成、坚韧不拔的志向磨砺，产生了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作用，那么他生长的社会环境，对他的性格养成又当产生怎样深刻的影响呢？所谓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一个孕育过远古圣贤的神奇之地，无疑为他提供了一个可资仰望的精神坐标。
据有关资料记载：中国上古五帝之一的唐尧出生在顺平县( 原完县)的伊祁山，因此伊祁山就又称作尧山。尧山南有庆都山，传为尧母庆都出生地，庆都逝后葬于望都，望都之名即由登尧山望都山而来。据《史记•五帝本纪》和其它一些古代典籍记载，尧是黄帝的后代，为上古五帝之一的帝喾的儿子，本名放勋。帝喾去世后，放勋的长兄挚继承其帝位，在放勋十五岁时封为唐侯，他在唐地与百姓同甘共苦，发展农业，妥善处理各类政务，把唐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不仅受到百姓的拥戴，而且得到不少部族首领的赞许。可是帝挚却没什么突出的政绩，各部族首领也就亲放勋而疏远挚。帝挚九年，挚亲率官员到唐将帝位禅于放勋，放勋即帝位，帝号尧，因初封于唐，即以唐为朝代号，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号，后人称其为唐尧。唐尧即位后，顺应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为政勤慎俭朴，定历法，施德政，抗天灾，建国制，选贤能，政绩卓著。
唐尧当政初期，天文历法还很不完善，百姓经常耽误农时，因此尧就祖织专门人员总结前人的经验，令羲、和两族掌天文，根据日月星辰运行等天象和自然物候来推定时日，测定了四季，又以月亮一周期为一月，太阳一周期为一年，一年定为三百六十六天。这是有记载的我国最早的历法，奠定了我国农历的基础；尧当政后生活依然非常俭朴，住茅草屋，喝野菜汤，穿用葛藤织就的粗布衣。时刻注意倾听百姓们的意见，在简陋的宫门前设了一张“欲谏之鼓”，谁要是对他或国家提什么意见或建议，随时可以击打这面鼓，尧听到鼓声，立刻接见，认真听取来人的意见。为方便民众找到朝廷，他还让人在交通要道设立“诽谤之木”，即埋上一根木柱，木柱旁有人看守，民众有意见，可以向看守人陈述，如来人愿去朝廷，看守人会给予指引。由于能及时听到民众的意见，尧对百姓的疾苦就非常了解；尧当政时，发生过严重的水灾，洪水把山陵都吞没了，四处泛滥，他让禹治水，疏导九河，战胜了洪水；尧执政初期，还没有基本的国家制度，国家只是部落联合体，非常松散，不利于国家的统一管理，所以在尧积累了一定的施政经验后，开始建立国家政治制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按各种政务任命官员，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为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尧年老后，为找到继任的贤者，到处寻访，四岳荐舜，谓舜至孝，对迫害他的父亲、继母仍孝顺无二心，与邻里相处和睦。尧以二女妻舜观其内，使九男与处观其外，以考察舜的品行。又“纳于百揆，宾于四门”，试验他的才能，最后叫他 “入于大麓”，让烈风骤雨和虎狼虫蛇考验他的勇气，舜逐一通过了考验，尧放心地把国君之位让给舜，却割舍了不肖之子丹朱，成为历代贤君之美谈。
顺平县境内主要遗迹有：伊祁山、尧母洞、尧帝太子丹朱城。此外还有巾帼英雄花木兰祠等遗址和汉孝烈将军碑、辽代伍侯塔、不二庵无梁殿、定远禅师宝塔和古中山国长城等。明清时期县内道观寺庙150多座。
望都县古名庆都，是“三皇五帝”之一尧帝之母庆都的出生地。据史料记载，上古仁君尧帝居住于今顺平县的尧山，尧母陈锋氏庆都居于都山，尧帝常登尧山南望都山，并以母亲之名庆都命名都山一带为庆都邑，以表达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至西汉时期，高祖刘邦巡游至此地，以为用圣母庆都命名地名似有不恭之嫌，于是改庆都为望都。
民间传说庆都出生时有黄云覆其上，及成年常有龙随之……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有孕，十四月生尧于丹陵，即伊祁山尧母洞。这就说明赤龙族当时就栖身生活于伊祈山附近，更加深了龙与中华民族的血肉关系，也说明了龙的传人在尧时已为世人所共认。
值得一提的是，“冀”这个河北省的简称，蕴含和寄托着美好的愿望。如前所述，河北省简称“冀”是由古冀州而来。那么，“冀”是什么意思？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尧，诞生于河北省顺平县，后建都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亦为古冀州之地）。曾在今河北省中、南部活动，顺平县、定州市、唐县、望都县、隆尧县的地方志中，都有关于帝尧活动的记载。东汉（公元25至220年）时有一部推究事物命名由来的书叫《释名》，它在解释“冀州”这个地名的由来时这样写道：冀州位于北方，这里居住过帝王，这个地方有险有易，纷乱希望得到治理，贫弱希望变得富强，荒歉希望获得丰收。“冀”是个多义字，在汉语里有多种含义，其中有一义是“希望”的意思。在汉语的书面语言中，就有“希冀”、“冀望”、“期冀”这些词。《释名》解释冀州这个名称的含义，就是在“希冀”这个意义上使用的。这样，冀州，就是寄予希望之州，那么，如今简称“冀”的河北省就是寄予希望之地了。
在河北广袤无垠的大地上，繁衍生息着一代代勤劳质朴的人民，远古的神话成为砥砺他们精神刀锋的宝贵资源，成为他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思想法宝。一个个美好的充满神话色彩的民间故事，在顺平县一带是这样流传的：
远古时代，太行山一位女子不小心被石头绊倒，一滴鲜血洒在那块石头上，一会儿，整座山岭全变成了红色。后来人们将这座山岭叫丹岭(顺平县城西10公里伊祁山)，文人都将它写成丹陵。那滴鲜血，竟孕育成一个婴儿。婴儿第一声啼哭，正巧来采药的一个叫陈锋氏的女子听到，陈锋氏把婴孩抱回家中抚养，取名庆都。庆都十三岁时养母陈氏病故，就一人在丹陵山上的小茅屋生活。山下伊祁长孺夫妇可怜她收为义女。帝喾母也姓陈锋氏，命帝喾纳庆都为第三妃，封伊祁长襦为伊祁侯。庆都怀孕后，回娘家于甲申年生下尧。尧从母姓，姓祁(伊祁)。尧年轻时，尧就以擅长制作陶器在远近部落中著名。尧身材高大，面色如蜡，长着彩色的八字眉毛，眼睛中有3个瞳孔，头发特别长。
帝喾看到自己的儿子有出息，便把尧封为唐侯(唐是大的意思)，从此尧又被称为“陶唐氏”。唐侯的封地在刘邑，于是尧成为管理强大的刘氏族的首领，而刘氏族以前的首领一方面佩服尧的才干、甘愿让贤，一方面迫于天子帝喾的威严也不得不让贤。尧20岁时，接替帝喾当上了中原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尧有10子，其中第九子继承源明(监明)，号丹朱，继承了陶唐氏族首领职位，继续住在刘邑。尧当上天子后，为便于统治天下，同时也为了首都免受洪水威胁，将首都从帝丘迁到平阳(今山西临汾)，所以平阳留下了很多尧的遗址。尧的封地刘邑的人仍然大部分居住在原地，没有跟随尧到首都去当官。尧的品质和才智俱是非凡绝伦，“其仁如天，共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所以他即位以后，局面大变：举荐本族德才兼备的贤者，首先使族人能紧密团结，做到“九族既睦”；又考察百官的政绩，区分高下，奖善罚恶，使政务井然有序；同时注意协调各个邦族间的关系，教育老百姓和睦相处，因而“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天下安宁，政治清明，世风祥和。
在民间传说中，尧帝最令人称道的是禅让。他将帝位不传子而传贤，禅位于舜，不以天子之位为私有。尧将帝位传给了舜，舜老后又传给了禹，到了禹就不行了，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这便是夏朝的开始，人类社会从公有制为特征的原始社会走进了以私有制为特征的奴隶社会。
尧在位70年，感觉到有必要选择继任者。他早就认为自己的儿子丹朱凶顽不可用，因此与四岳商议，请他们推荐人选。四岳推荐了舜，说这个人很有孝行，家庭关系处理得十分妥善，并且能感化家人，使他们改恶从善。尧决定先考察一番，然后再行决定。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从两个女儿那里考察他的德行，看他是否能理好家政。舜和娥皇、女英住在沩水河边，依礼而行事，二女都对舜十分倾心，恪守妇道。尧又派舜负责推行德教，舜便教导臣民以“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美德指导自己的行为，臣民都乐意听从他的教诲，普遍依照“五典”行事。尧又让舜总管百官，处理政务，百官都服从舜的指挥，百事振兴，无一荒废，并且显得特别井井有条，毫不紊乱。尧还让舜在明堂的四门，负责接待四方前来朝见的诸侯。舜和诸侯们相处很好，也使诸侯们都和睦友好。远方来的诸侯宾客，都很敬重他。最后，尧让舜独自去山麓的森林中，经受大自然的考验。舜在暴风雷雨中，能不迷失方向，依然行路，显示出很强的生活能力。
经过三年各种各样的考察，尧觉得舜这个人无论说话办事，都很成熟可靠，而且能够建树业绩，于是决定将帝位禅让于舜。他于正月上日(初一)，在太庙举行禅位典礼，正式让舜接替自己，登上天子之位。尧退居避位，28年后去世，“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人们对他的怀念之情其为深挚。
此外，尧的功绩主要还有：制订历法。传说在尧的时代，首次制定了历法，这样，劳动人民就能够依时按节从事生产活动，不致耽误农时。汉民族是农业垦殖历史悠久的民族，对农时十分重视，故《尚书•尧典》对此有详细记载。《尧典》上说，尧命令羲氏、和氏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制定历法，然后颁布天下，使农业生产有所依循，叫“敬授民时”，他派羲仲住在东方海滨叫旸谷的地方，观察日出的情况，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春分，并参考鸟星的位置来校正；派羲叔住在叫明都的地方，观察太阳由北向南移动的情况，以白昼时间最长的那天为夏至，并参考火星的位置来校正；派和仲住在西方叫昧谷的地方，观察日落的情况，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秋分，并参考虚星的位置来校正；派和叔住在北方叫幽都的地方，观察太阳由南向北移动的情况，以白昼最短的那天作为冬至，井参考昴星的位置来校正。二分、二至确定以后，尧决定以366日为一年，每三年置一闰月，用闰月调整历法和四季的关系，使每年的农时正确，不出差误。由此可知，古人将帝尧的时代视为农耕文化出现飞跃进步的时代。
顺平人民历朝历代对诞生在自己家乡热土上的圣贤人物十分敬仰，县境内建有尧帝庙，每年农历的二月十五在尧城村举办大型庙会，尧帝庙前香火鼎盛，赶庙会的人络绎不绝。尧城村周边是一个人口密集的所在，赶庙会的人除了购买一些从事农业生产必需的生产资料，和日常生活用品之外，还要到尧帝庙前祈祷、许愿，祈求千古圣贤保佑自己的土地五谷丰登，自己的家人吉祥幸福。
在顺平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生发过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称之为“尧文化”。如果说，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那么，尧文化就是上古时期，尧带领先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经济方面而言，包括当时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畜牧驯养以及经济制度等；在政治方面，包括官员的设置、军事的运作、刑法的设立等；在文化方面包括的更宽泛，既有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礼仪教育，又有天文历法、科学技术，还有诗歌绘画和音乐舞蹈等。可以说，尧文化是我国最早成体系的观念形态文化，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它是以唐尧为思想核心,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一种人文精神。
主要体现为：一是和合文化。《史纪》中说尧有和合万国之能,因而才能成为炎黄联盟的君主。这种和合精神也是炎黄精神，由尧发扬光大后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主要支柱。以至历朝历代都可找到它的闪光点。也正因为此,炎黄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风雨洗礼,以其博大的涵裹力、吸附力、凝聚力、融合力而光耀史河。兼收并蓄、取精汰劣，成为影响统治者的一种行为手段和领导艺术,也成为人民群众的一种道德取向和处世精神。二是选贤任能。选贤任能思想是一个大到帝王君主,小到下层官吏都必须具备的品行,尧帝首先把这种品行用于执政之中,元论是任用四岳官长，还是最后禅位于舜。都是他选贤任能的思想体现,特别是对于帝位的传承，他宁愿把帝位交于出身低微的贤才，也不把它传给不肖的儿子丹朱。正因为有了尧的榜样，才有了中国历史上众多选贤任能的故事，上行下效，前行后效，使一批仁人志士走上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舞台。三是节俭勤政。节俭勤政是人民群众衡量帝王及其官吏清明与否的的主要标准,尧以甲申岁生,甲辰即帝位……辛已崩,年百一十八岁。在位九十八年，可谓政绵而寿长，势大而权重，但却能保持俭朴生活。周•尹文著的《尹文子》有尧帝成茅的典故,说：“尧为天子，衣不重吊，食不兼味。上阶三尺，茅茨不剪。”(据《太平御览》卷九九六引)，即说帝尧所居为茅屋土阶。由此，尧阶成为咏歌帝王俭朴的典故，“焉知万里连云色,不及尧阶三尺高”。唐•禇载《长城》,就用尧阶作比，谓君主有俭行胜于御敌的长城。在尧的勤政方面,今本《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言：“有草荚阶而生，月朔始生一荚，月半而生十五荚，十六日以后落一荚，及晦而尽，月小则一荚焦而不落。尧于荚生荚落中，每做一事，以冥荚之生败来惕励自己，用政百姓，可谓勤劳不息，成为古代优秀帝王与官吏学习的榜样。四是询刍杜奸。唐•陆龟蒙《杂讽九首》之八有“尧舜尚询刍，公乎听无忽”的名句，言尧作为君主，还经常询问别人对自己的意见，纳取臣谏。他希望在位者能重视向自己进献的言论。尧在执政期间，广泛听取四岳也即四方官员的建议，使自己兼听明信，用于治国方略。而另一方面，尧又力避奸邪小人，相传尧的庭院里有一种草叫指佞草。“尧时有屈佚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则屈而指之，一名指佞草”(晋•张华《博物志》卷三)。有了此草，奸邪之人就不敢入尧的庭院，而尧对这些人，也嫉恶如仇，不予接待。此传说虽无科学根据，但却是人民群众和正直官吏的美好愿望；他们宁愿相信有这么一种草存在，唐•崔涂诗《寄舅》言：“须信尧庭草，犹能指佞人。”王贞白诗《宫池产瑞莲》有“愿同指佞草，生向帝尧前”之句，而面对奸人当道，唐•古之奇《秦人谣》则发出了“何人仕帝庭，拔杀指佞草”的怒吼。五是陶唐符命。在中国历史上，每有贤明圣君出现，必以唐尧作比，人民群众盼望着安居乐业，盼望着太平盛世，即便有许多迷信思想与卜蓍文化融汇其中，也毫不怀疑，久而久之，文以化德，文以入道，就成为潜留人民心中的一种心愿，宁信其有，而不言其妄。陶唐符命就是出在《尚书中候》一书中，“帝尧即政，荣光出河，休气四塞，龙马御甲，赤文绿色，甲似龟背，五色，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录记，兴亡之数。”(据《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它与河图洛书、伏羲八卦等，都是天赐祥瑞的“吉兆”。这些都为尧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增添了奇光异彩。
尧文化的深刻内涵，经过众口相传影响了冀中万万千千的老百姓，也给韩英杰先生的家人以影响，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风尚。韩英杰先生的母亲王凤华女士所具备的刚强坚韧、勤劳乐观，豁达睿智、宽厚和合、坚贞守道等优秀品质无不浸润了尧文化的思想精髓。韩英杰先生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曾经耳熟能详的是家乡流传的尧帝故事，曾经跟着外祖母不止一次拜谒尧帝庙，参观伊祁山，瞻仰木兰将军庙，这些前贤遗迹对他的性格养成无疑也起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陶冶作用。
6、执著无悔求学路
据县志记载，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中国，德国军队犯至完县城，守城的清政府县知事坚守城池，与军民一道共抗外侮，誓与县城共存亡，城破后壮烈殉国。1937年，完县城内的国民党官员，闻听日本军队开拔到高碑店后，就已惶惶不可终日，在不抵抗政策的暗示下，竟置全城百姓水深火热于不顾，丢印弃职，仓皇奔逃。
完县城沦陷后，1937年八路军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组建抗日政府,并很快控制了县城周边农村的局面，领导人民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游击战争，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奴役和压迫。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前期，完县始终处于战争的前沿。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日本鬼子制造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如在1938年初，制作了骇人听闻的常庄惨案。1938年2月26日拂晓，侵占望都的日伪军300多人带大炮、机枪等轻重武器及10来辆汽车，直奔完县常庄而来。当时驻常庄有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第十团二营一部，听到枪声即掩护村民撤退至鸽子沟和梯子沟处，因该两地四周为峭壁，八路军指战员及村民们陷入绝地，在日军的追击下，死伤惨重。与此同时，日伪军将被抓住的村民分别绑至村西龙王庙及土场子两处进行屠杀。在龙王庙，日军用机枪扫射无辜村民，有34人饮弹身亡。尔后，日军又点火焚尸。在土场子，有24名村民被日军用刺刀挑死。次日晨，日伪军撤退时又将村庄抢掠一空，然后放火烧房，整个村庄化为一片废墟。在常庄惨案中，日伪军杀害抗日军民200余人，仅常庄被害村民78人。此外被打伤致残有九人，被奸污妇女七人，被烧毁房屋496间。在晋察冀军区缴获的一份日军作战命令中这样写到：“……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
在这种严酷的社会环境下，孩子们上学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可是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一天也耽搁不得。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成长，八路军控制局面后，很快促使小学教育进行恢复，遍布各地的抗日游击小学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抗日游击小学的创建，如一场及时雨，让身处日寇铁蹄下的孩子们，获得了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希望，不少人通过上抗日高小，走上了革命的征程，成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骨干力量。
1937年，7岁的韩兰池在南魏村开始上学不久，因战乱而辍学，1938年初又开始在这个村上起了小学。这所学校设在一户叫做老枣儿的村民家中，他家的房子多、院子大，学生们不但可以上课，还可以上操。来上学的学生约有三四十人，都是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老师是晋察冀边区政府从外地派来的共产党员，主要教唱抗日歌曲，比如《旗正飘飘》、《抗敌歌》、《游击队歌》、《游击军歌》、《抗战的事儿要多干》等等，教认歌词中的生字，课间练习刺杀，能拿动杆子的孩子就拿着一根两米来长的大杆子，排成整齐的队形，随着老师的口令，一下一下地刺。上半年形势比较稳定，到了下半年，日本鬼子经常袭扰村庄，杀人放火，没法安定地上课了，就组织起了游击小学。学生们背着马扎子，今天到张家院学，明天又转移到了李家院，外面还要派人站岗放哨。
在这种不稳定的学习环境中，韩兰池只能断断续续的上学，有的厌倦了这种东躲西藏的学习生活，索性不上了。韩兰池执着的坚持着，到了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了，他总算学完了一到四年级的初小学业。初小毕业后，他和村里三个同学一起，考入了设在唐县北放水村的抗日高小。
抗日初小、高小是在党的具体领导下创建的，培养了很多人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特殊年代创办的特殊学校进行以下历史回顾。通过查阅史料，笔者对抗日高小的创办之艰辛、成效之显著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完县一带抗日小学具有以下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极其艰难的阶段，日寇对革命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经常不断地对完县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由于环境恶化，抗日小学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今天在委村，不久又迁到庄里。党组织派去的教员非常负责，教学深入浅出，经常能结合形式，理论联系实际。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县政府为巩固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有力打击日本侵略者，一九四一年夏，县政府先后从抗日高小三十余人，参加县和区政府、抗联及武委会工作。这批受抗高教育的学生，年轻有为，意气风发，满腔热血地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他们不伯苦，不伯难，出生入死的与敌人斗争。他们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唤起民众组织抗日武装力量，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在抗日军民的严厉打击下，一九四二年初，日本侵略者穷凶极恶地对我根据地又开始了疯狂的大扫荡，扫荡过后又先后在十几个村修筑了碉堡，并挖沟修路，破坏我抗日斗争。真是抬头见碉堡，低头见公路，迈步是沟壕。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广大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抗日民主政府全力组织民众，对日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时时关心抗日高小的成长，敌人每次出动扫荡，政府总是先给学校送信，让师生及时地安全转移。所以尽管战争残酷，战斗频繁，学校没受什么损失，仍坚持上课。
一九四二年麦前，完县遭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旱灾，广大人民在灾荒的侵袭下，吃净了糠菜，吃光了各种树叶树皮。一部分群众不得不背井离乡，出外逃荒要饭，很多人被饥荒夺去了生命。不少人家死绝，不少村庄没有人，先死的有人抬，后死的没人埋，真是尸骨遍野。
抗日民主政府也处于极度困难时期，战斗部队每人每天只能发四两净花生饼，政府干部每人每天只能发四两带皮的花生饼，有时候我们的干部一、二天也吃不上饭。由于战乱和灾荒，抗日高小曾被迫停课。
抗日政府一方面领导人民向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开展救灾运动。他们采取以工代粮、外地运粮、向地主借粮、挖粮等措施，与敌人斗，与灾荒斗。当校长听说抗高停课的消息后，对政府干部说：“抗高的学生顶打，个个精强能干，抗高是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怎么能停课呢？”在校长的要求下，政府千方百计拨给抗高粮、款，并派党员干部住校督导。
那时学校生活相当艰苦，不少师生吃不饱，教师忍饥教，学生饿着肚子学。没有油，水炒菜，但师生不叫苦。没有体育器材，学生用没底的粪筐作球篮，坚持体育锻炼。为减轻政府负担，提高师生生活，学校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比较富裕的教师自动献出土地，师生边学习、边种地、边宣传、边工作。
二是抗日高小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点。
没有固定的校址，没有安静的学习环境。敌人扫荡来了，学校便立即化整为零的转移隐蔽。在教师的组织下，随时隐蔽于田野或隐藏到群众家。到群众家后，师生象八路军一样给群众挑水、扫院子、喂牲口或干其他零活，亲如一家。遇有紧急情况，群众也总是把师生当成自己的亲人用生命来掩护。没有固定的课时，没有桌凳，连笔纸都很短缺。学校利用战争的点滴空隙，随时上课学习，膝盖当桌，棍棒当笔，大地当纸。教师讲后，学生就在地上做作业，做练习。有时白天集中上课，晚上分散到田野或群众家，三人一组，五人一伙，在暗淡的棉油灯下复习讨论。
学校督学训话时经常说：“抗高是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我们一定要尽全力办好。”他除了抓教学工作外，还很注意作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常组织师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使教师的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教师渴望学生早日成才，走向社会服务于战争，对学生总是精心哺育，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学生一心想学好知识本领，打跨日本鬼子，帮助穷人翻身解放，学习中从不知苦，以苦为乐。学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师生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所以残酷战争摧不跨，天大的困难压不倒，而且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加强学校里党的领导，一九四四年夏，县委从部队、机关中，抽出需要学习文化的青年党员到抗高学习。一九四四年七月正式成立了党组织。党组织建立后，立即着手发展新党员。在党的具体领导下，学校政治空气非常浓厚，学生学习情绪非常高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更加紧密。这时抗高成为既是为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又是党的一支强大的工作队、宣传队。
随着我党革命力量的壮大，形势的好转，抗日高小在斗争中迅速发展。高小建校时只有几十名师生，到一九四五年居然有二百多名。
抗日高小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各级领导对它都非常关怀和重视。教师为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使学生掌握好理论和科学知识，他们采取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使课本知识和现实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当时高小班设有：国语、算术、政治、历史、地理、常识、体育等课程；初小班设有国语、算术、政治等课程。教师除传授课本知识外，还紧密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自编补充教材。政治课讲《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并结合实际斗争讲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语文课结合实际讲“平型关大捷”、“孟良崮大战”，并让学生亲自写“访贫问苦记实”、“一个真人真事”以及写通知、报导、总结等。教师结合实际的讲授，不仅使学生学到了文化知识，又培养了学生的政治素质。
抗日高小是县政府的一支工作队，是对敌斗争的主力军。政府紧紧依靠抗高师生，群众也非常相信抗高师生。政府缺少干部时，就从抗高中抽，遇有艰难的工作，就交给抗高做。抗高师生也积极协助政府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促进了政权的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完县解散民团后，建立了抗日武装县大队。当时灾荒刚过，群众仍很困难，敌人猖獗，斗争复杂，群众惶惶不可终日，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敌特、电台活动频繁，谣言四起，敌人气势特别嚣张。恶棍、汉奸、民团头头曾带领不明真相的群众，多次向抗日政府寻衅闹事。抗日民主政府紧紧依靠抗日高小这支主力军，向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斗争，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霸”、“除奸”、“诉苦”的群众运动，坚决果断地镇压了一批民愤极大、恶贯满盈的反革命分子，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的志气。从此社会秩序稳定了，各村农会和村政权巩固了。
一九四五年春天，我党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党组织选抽抗高学生组成工作队，去开辟新区工作。这批受抗高教育的青年学生，年轻有为，有胆有识，满腔热情。他们深入广大农村，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发动雇、佃、贫农开展减租、减息、增资运动，经过他们的努力，在很多个村庄建立了党支部、农会和村政权。通过以上社会活动，使学生学习的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提高了学生的政治觉悟，增长了学生实际工作的本领。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党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号召解放区人民参军参战。县政府指示抗高搞扩军运动，师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军，并分赴各村宣传群众、动员青年参军参战。他们在战斗中奋不顾身英勇杀敌，为国立功，为民效劳。学校按照上级指示，成立了民兵组织，并配备了枪支弹药，师生开始了军事化的生活，他们一方面学习，一方面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参加战斗。师生还经常深入各村，帮助政府做站岗放哨、打狗破路、拆庙堵街、改造村形、坚壁清野、挖地道、抬担架、送军粮等项工作。总之，对抗战有利的事，抗高的师生都去做。
抗日高小是党的一支宣传队。政府总是把党的方针政策，斗争形势的发展，首先讲给抗高师生，并通过抗高这支宣传队伍，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推动各项工作和斗争的开展。抗高师生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形式，把党的方针政策，及时地广泛地宣传给群众，使广大群众相信党的政策，执行党的政策．每逢集日，师生齐出动到集市上扭秋歌、打花棍，并表演街头剧、活报剧。学校组织了文工队。文工队认真排练了“春桃”、“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白毛女”、“贾义堂”、“捉放曹”、“二进宫”等三十多个文艺节目。这些节目有：歌剧、话剧、河北梆子和京剧。他们经常向打仗归来的部队、民兵、劳模、庆功贺模慰问演出。宣传组每天晚上深入到村、户，宣传讲解减租、减息、增资的政策，发动贫、佃、雇农，组织起来搞土改、闹翻身。抗高的文艺宣传确实起到了团结群众、教育群众、鼓动群众、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很受领导重视，很受军民欢迎。在党的直按领导下，抗日高小在激烈的战争年代里诞生，并以独自的特点，在斗争中成长壮大。
北放水村距离南魏村六里路，韩兰池步行走读上学，上午放学后赶紧回家吃饭，吃完饭赶紧回去。这所高小的教师比较正规，除了教语文、数学之外，开设了地理、历史课程，直到1946年的十月，在这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韩兰池学习最感安心、踏实。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为他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历史、地理、政治等方面的知识基础。
他在班里埋头读书，是相对低调的学生，老师、同学对他并不在意，到了期末考试，成绩榜单出来了，这个平日沉默寡言的学生竟然考了全班第三名，他一下子引起了同学、老师的关注了。为了鼓励他，学校给他发了奖状和一个小本子，这些东西虽然不值几个钱，却是对他的学习精神的一种肯定，这些奖状给了他立志奋发的信心和勇气。“我还行、我能行”，每当遇到生活的困苦、学习的疑难，使他产生退缩之心时，他总是这样默默地鼓励自己。
7、投笔从戎报党恩
1946年的七月，在韩兰池的人生履历中，发生了一件让他终生难以忘怀的大事。当时是解放战争初期，党和军队急需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人才，各地的高小及中学，自然就成为军队征召兵员的基地。有一次，同学们正在教室里上自习，老师突然推门进来，告诉了大家一个好消息，说现在有一个参军入伍的机会，入了伍就可以过上独立的生活，而不再依赖父母养活了。军队的条件虽然艰苦，也有一定风险，但好男儿应该志在四方，建功立业，而不应空怀志向，终老田园。军队是个锻炼人的地方，在那里表现突出可以得到职位的提升，现在你们已经是有一些文化知识的青年了，应该有报效社会、造福苍生的雄心壮志。自然，老师也说了一些参军当兵，干好了可以骑大洋马、拿望远镜之类，令人感到威风凛凛的话，这些话令男孩子非常向往。
“我去！”一个男孩子等老师的话刚已讲完，就大声地报名了。这个男孩子大家都叫他牛二愣，是个愣头青，就像一个牛犊子，只见他用一种睥睨的眼神环视了一下四周的同学，唰地一下子站起来。“二愣同学，你真的想报名参军吗？”老师面带微笑地看着这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嗯，没错，我想参军！”牛二愣果断地回答。“好，二愣同学想报名参军，大家对他这种英勇行为鼓励一下！”老师伸手鼓掌，教室内立刻响起了一片激烈的掌声。牛二愣不仅为自己的表现骄傲起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周的同学们，当他的目光扫视到教室中间的韩兰池时，他突然大声说：“韩兰池，我敢参军，你敢吗？！”牛二愣原以为一个平日里埋头念书的同学，肯定不敢报名参军，若他不吭声，岂不更显示了他的英武？“我敢去！”只见韩兰池麻利地站起来，表情平静，不卑不亢地说。大家顿时为韩兰池的表现鼓起了掌。“好！好！已经有两个同学报了名，还有其他同学要去吗？”陆陆续续有学生起来了。站起来的同学，向另一位同学发起了挑战，他们把这叫做“打炮”，其实是一种激发学生勇气的“激将法”，在这种激将法的作用下，许多同学在历史风云际会的关键时期投笔从戎，走进了解放战争的烽火战场。受了此件事的激励，韩兰池给自己取了一个学名：韩英杰，立下志向要努力成为一个勇敢坚定地、对社会和人民具有一定贡献的人。自此，他立志要走出母亲辛劳的呵护，迎着风雨走向社会，哪怕是硝烟弥散的战场，描绘一个男儿汉应该描绘的事业。
报名参军的事情，当天回到家里，他没有敢告诉母亲，甚至当天中午他都没敢回家吃饭，不是对自己报名当兵的事反悔了，而是他怕把这件事告诉母亲以后，母亲该会多么担心！母子相依为命十六年，他是母亲的心头肉，现在儿子说走就要走了，而且是走进烽火硝烟、枪林弹雨的战场，她的心情该是何等滋味？韩英杰体谅母亲，她没有勇气面对母亲的目光，他是个从来不会说谎的孩子，他怕自己万一把持不住，把心里的秘密说出去，那又会惹来母亲多少担惊的泪水？
可是，拖延总不是办法，当晚从学校回到家里，韩英杰辗转反侧，一夜难眠。第二天，眼看就要到了去学校的时间，他才把这件事给母亲说了，他本以为母亲一定会痛哭流涕，可母亲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她知道儿子只有经受风雨的历练，才能有出息。母亲没执拗地拦着他，只是叮嘱他到了兵站之后，尽快给家里来信。他见母亲很镇定，并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死拦着，总算松了一口气，踏踏实实地去了学校。
刚到学校，老师把他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老师关了门，转身对他说：“韩英杰，你这次表现不错，学校党支部决定让你入党，你愿意吗？”韩英杰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自己的年龄才刚刚十六岁多一点，因为年龄的原因，入党的事他还没想过，既然老师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找他谈，一定是当真的，所以韩英杰郑重其事地对老师说：“李老师，我愿意！”“那好，我介绍你入党了。记住，以后会有人给你联系的，就告诉他说，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老师激动而平静地从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了一张表让他填。他真的是有些激动了，手都在颤抖，几乎拿不住了钢笔，因为幸福的闪电来得太快了，而且击到了他的心坎上。
这样，他就算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后来党的文件规定，凡是加入党组织的，入党的日期可以确定为参加工作的日期，因此在韩英杰的履历表上，1946年6月就成为了他参加工作的时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反映韩英杰档案中入党手续不全，并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介绍他入党的李老师此时已在军队工作，李老师证明了他党员身份的真实性。
韩英杰从老师屋里出来，大家集合完毕，刚说要离开学校到望都县白岳村兵站报到，这时就看见一位中年妇女急匆匆跑进校园。有认识的同学说：这是牛二愣的娘。这个女人也不答话，径直走到这群要出发的孩子面前，一把拽出了牛二愣，一下子抱住了儿子的大腿，说什么也不让走。组织参军的李老师面对这种情景也无可奈何，只好劝牛二愣暂时放弃当兵的计划，等做通了母亲的工作再参军。多年以后，牛二愣一直对母亲拦阻他参加革命工作的举动耿耿于怀，埋怨她耽误了自己的美好前程，让他一辈子也没有走出乡野田园。
这群学生到了新兵接待站，当接兵的领导看到地方政府送来了一群学生娃，不禁大失所望，他们心目中要接的新兵应该是勇武有力、结实健壮的小伙子。接兵的领导不满意送来了这样一茬豆芽菜，嫌他们太嫩，虽然学生们愿意留下来，接兵的却执意要把他们退回去，说：你们还太小，先回去学习吧。无奈之下，韩英杰和他的同学们又回到了北放水村继续上学。
1946年10月，华北联合大学招生，有老师到北放水村高小招考，韩英杰和他的同学共有五、六个人被录取了。华北联合大学是今天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学校。1939年夏，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等四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敌后抗日前线，坚持华北抗战，开展国防教育。9月到达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城南庄。初设社会科学、文艺、工人、青年四个部。成仿吾任校长，江隆基任教务长。1940年10月，社会科学部改为社会科学院，设财经、法政两系及一个少数民族回民队，还成立一个为本校培养干部的预备队。文艺部改为文艺学院，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及一个文工团。教育学院设教育系及中学班。1941年3月起,又改设法政、文艺、教育三个学院和群众工作、中学两个部。全校教工和在校学员最多时达4000余人。1942年因形势变化，决定学校缩编，仅保留教育学院。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 年底教育学院随军进入张家口。旋即恢复原来的三个学院,1946年又成立外国语学校,下设俄文、英文两系。为了加强领导力量，由周扬任副校长,张如心任教务长,林子明任副教务长。沙可夫任文艺学院院长，艾青任副院长，何干之任法政学院院长，于力任教育学院院长，浦化人任外国语学院院长。吕骥任文艺工作团团长，周巍峙、张庚任副团长。华北联合大学从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平山、唐县的农村到张家口，又从张家口到束鹿县的农村、正定县城，先后办学九年多,毕业生达8000余人，对坚持华北抗战，开展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艺等各条战线的工作，以及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都作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8月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改名为华北大学。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
华北联大是韩英杰非常向往的一所大学，但当时的校址在石家庄附近的辛集，需要穿过国民党统治区，五六个考上华北联大的同学，化装成种地农民的样子，于夜里出发，他们踏着崎岖的乡间小路，一路小声地说着话，一路迎着扑面的星光向望都县方向坚定地前行着。擦着望都县城的边沿，一行人摸到了京广铁路旁边。沿着京广铁路，抗战时期日本鬼子责令民夫挖了四五米深的封锁沟，还架上了长长的铁丝网，鬼子走后，国民党军队也未拆除，目的在于对解放区进行分割。带队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交通员，他在铁路附近的村子里找到了一名地下党，由这名地下党领着大家，从满城县放顺桥和望都县城之间的一个缺口爬过去。大家气不长出，悄无声息地跟着领路人，穿过了封锁沟，迅速走进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这时不知谁家的狗叫了两声，引逗的附近的狗也断断续续地叫了起来。大家在地下党安排的一间农舍里稍作休息，又踏着晨曦出发了。一连走了四五天的路，总算到了华北联大的校址。因为只是高小生，文化水平有限，学校专门编了一个文化班，指派老师上课，学习一些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的基础知识，相当于对于初中文化不足的补充。
1947年春，斗争形势更加紧张起来，国共两党的军队开始了拉锯战，学校决定文化班不再继续办了。鉴于自己的知识不足，有的学生想继续深造，此时有一所特别知名的中学叫做冀晋中学，许多老干部就曾在这所中学学习过。这所学校办学条件好、师资力量强，有学生便向学校申请，希望转到这所学校，进行较为系统的中学知识培训，打好文化底子，然后再入华北联大深造。联大同意了学生们的申请，但冀晋中学是一所收费的学校，考虑再三，韩英杰限于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决定先回到家乡去，跟大家商量一下再说。回家不久，遇到望都师范学校招生，学校地址在现在的唐县北高昌村，这所学校距离韩英杰生活的顺平县南魏村很近，只有十来里路，可以选择走读，这是一所培养乡村教师的学校，不收学费，权衡一下，韩英杰决定到望都师范去上学。望都师范的所在地——北高昌村，当时是望都县委、县政府的所在地，镇子不大，却是一个交通要道，来来往往的车辆很多，一时很是繁华。由于社会动荡，当时正闹粮荒，家里的粮食很少，舅舅、表哥，他们还要下地劳动，没有粮食可不行，面对仅有的一点点粮食，韩英杰不忍心再让姥姥给自己做干粮了，他说自己终日坐着，肚里不饿，还是把粮食让给舅舅、表哥吃吧，他们还要下地干活。从此他就不带干粮，中午不吃饭，空着肚饿着。肚内原本没有多少粮食和油水，现在饥肠辘辘地硬挺着，肠内饿的咕咕直叫，那种滋味实在不好受，可人逢乱世也只能这么熬着。熬过中午，到了下午放学，才步行十几里路回家。每天如此，从47年春天一直坚持到当年的夏天。在学习的间隙，韩英杰跟着舅舅、表哥学会了种地的基本技能，跟着三舅学会了木工技术。母亲看到他的长进非常高兴，笑着跟姥姥说：以后若上不出学来，当个木匠也可以呀。现在，他与表哥、表姐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以前他在他们面前还有一点骄傲，因为他是学习的尖子生，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看到同学们敬佩和羡慕的目光。在田间劳动中他才知道，别看自己有一肚子墨水，可若比起能使人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农业、木工知识来，自己跟表哥们还差的太远。比如刚开始推独轮车时，他就推不稳，方法不对而且臂力不行，没走几步就倒了。在表哥们的指点下，他渐渐的学会了推车。此外，还学会了点棒子、耪谷苗、种土豆等许多农活。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他认识到农村的孩子并不笨，往往是既聪明机灵，又勤劳朴实的，还有很强的创造力。在抗日战争期间，乡亲们挖起了地道，跟鬼子展开了灵活机动的地道战，鬼子用水灌、用烟熏，恶毒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些阴毒的招法都被聪明智慧的乡亲们一一破解了。
韩英杰有时也会对奔波劳顿、艰难困苦的学习生涯产生厌倦。当他看到表哥们无忧无虑地在田间劳动，能够踏踏实实的守望着熟悉的乡土，和亲人们生死相依、相濡以沫地共度着一道道生活的沟沟坎坎，品味着人生的沉浮起落、酸甜苦辣，难道这不也是一种满足和幸福吗？有时这种幸福就弥漫在他的心头，使他满足于在乡间做一个乡村教师，过一种简单而宁静的生活。他想，等自己上完了师范学校，就要到家乡附近的哪个小村庄里去，领着一帮孩子读书识字。放学后，就回到家里帮助母亲料理家务，或种地或做木工，挣取一些报酬贴补家用，也来分担母亲的辛劳和愁苦。
8、风华正茂献军工
命运有时就像一条曲折蜿蜒的大河，在九曲迂回之后会呈现给人另一番别样的风景。1947年8月的一天，两个身穿军装的人走进了位于北高昌村的望都师范学校。他们是带着上级交派的任务，来学校招人的。兵工厂的工作保密性强、技术要求高，所以临来时领导嘱托他们：招人时一定要严格把关，要找政治上绝对可靠、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经过严格的政审和考试，韩英杰和其他几位同学被位于曲阳县竹林村的晋察冀军区兵工厂录取了。
抗战时期曲阳县地处于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是根据地军火兵工生产的重要基地。其中建设在竹林村的化工厂，在无设备，无原料，无技术的条件下，克服困难，土法上马生产出了高纯度的“军火工业之母——硫酸”及其一系列后续产品：无烟药，硝铵炸药，弹壳、雷银等。从而使晋察冀根据地形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系统完整的军火兵工生产体系。为彻底战胜日寇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这些成果代表了晋察冀根据地甚至八路军军工业的最高水平。被称为新中国军工事业的摇篮。
当时晋察冀军区的军工主要是修理一些损坏的枪械，复制子弹，制造黑色火药等，远远不能满足抗战的需要。1939年冬技术研究室通过多次实验，成功地用蒸发器试制出纯净无色的浓硫酸。这是一重大的技术突破，可以说，硫酸试制的成功是一系列现代化弹药试制成功的基础。这是因为有了硫酸就有化工，以此为原料就可以制造出“无烟药”和“烈性炸药”。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八路军副总司令员彭德怀、左权参谋长得知晋察冀军区研究成功硫酸后，即刻打电报表示祝贺，称：“你们已能自造硫酸、硝酸，这是我们工业建设上一大进步，也是解决工业建设特别是兵工工业建设之主要关键。”
1940年5月，经四处勘察将厂址选在了竹林村，那里群山环抱，人烟稀少，植被茂盛，隐蔽性较强，是理想的建厂地址。建厂困难重重，一没经验，二没技术，三没材料。只能采取边摸索，边建设，边攻关，边解决的方法。为了解决生产设备和储存工具耐腐蚀问题，采用了曲阳岗北烧制的特殊大缸，把大缸的底打掉一个一个地垒起来，叠成“缸塔”反应室；室内填充物用碎瓷器代替；缸与缸之间及各管道接口的密封材料，用当地的石英粉烧制；提运靠人力用便壶代替酸泵；用人力风箱代替风机；用多个水缸排列成“长形蒸酸灶”，使稀硫酸蒸成浓硫酸。就这样用土办法将硫酸生产过程中的一个个难题均得到解决。同样也通过克服多种困难，解决了生产硝酸各种难题，生产出高质量的硝酸。在硫酸、硝酸两种重要基础原料制成后，又用碱面和当地的石灰乳混合熬制成氢氧化纳，制造出了脱脂棉。又用当地的红枣代替粮食制成酒精，从而制造出乙醚。接着试制成功了硝化棉（强棉和弱棉），制造出了子弹用的“无烟药”。接着，又克服重重困难，研制成功起爆剂“雷银”和硝铵炸药，这样就大大提高炮弹和手榴弹的杀伤力。
1941年，化工厂的无烟药生产进入正常。生产转到了以弹药为中心，在生产中不断革新设备和生产工艺，同时也对制作硝酸的工具进行了改进，采用大缸代替了铁锅和专门烧制的冷却塔；蒸馏乙醚也改用大坛，置于油锅中加热，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无烟药产量逐渐达到每月能供给10万发以上的复装子弹的需要（经过对比实验证明，用它装子弹，子弹的初速与枪膛最高压力同外面兵工厂的无烟药效果一样）和月产量约500发迫击炮弹的需要，还满足了制造了雷汞等所需的硝酸、酒精的需要。复装子弹虽然解决了一些弹药供应问题，但其数量有限，弹壳不断地消耗，逐渐减少，为了抗战需要必须自己生产子弹。在加大弹药生产的同时，也开始了弹壳冶炼技术的研制。技术室根据一本《工业小丛书》的简单叙述，以杂铜为原料采用反射炉进行氧化和还原，炼出精铜，再用精铜做电极板制成电解铜。再用电解铜和纯锌熔炼成弹壳用的黄铜。
1942年初，晋察冀根据地已全面掌握了自制子弹的全部生产技术，生产原料也都制造出来。从化工到冶炼的生产设备和工具也研制成功，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军火生产体系。为了配合地雷战，还研究制造了多种特殊型式的地雷，包括跳雷、字母雷、飞雷等。
化工厂生产过程中，生产条件极差，没有防护手段，全凭献身和苦干精神。干部工人待遇一样，同吃同住同穿破衣服，那时没有防酸工作服，更没有防止有害气体的设备，设备管线低劣，跑冒滴漏很难免，干部工人，就在酸气环境中工作。生活条件更差，每人每年只发给一套棉衣，衣服被酸腐蚀，表面破了棉花露在外面，剩下一层单布，在那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的时候，破衣抖动比叫花子穿得还破，手上被酸侵蚀的皱皱疤疤裂口流着血，但是干部工人的革命精神饱满没有人叫苦，节日里还歌声洋溢，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历年反扫荡中工厂更是紧张，一面积极坚壁设备，一面抬着重要设备转移，每次转移工人们要抬着“大缸”翻山越岭，躲避日寇的追击。有时还战斗。
竹林村化工厂建设和生产除有晋察冀军区领导好和广大兵工员忘死工作和拼搏精神外，也离不开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援和牺牲。工厂员工大都是从当地妇女中招收，因为男人都当兵打仗去了，还有那里都是丛山峻岭和地势险阻的山沟，运输条件极其艰难，当地人民群众为了支援抗战，停下自己的耕种，组成川流不息的运输队伍，用最原始的运输工具，完成原料的运进和产品的运出。并节衣缩食尽最大可能，积极向兵工厂提供生活资料和兵工厂所需的原料。特别是在敌人扫荡中，当地人民群众积极帮助兵工厂隐藏设备，当好向导。有时，甚至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暴露兵工厂目标和埋藏的设备。1943年春季日寇奔袭化工厂，扫荡七昼夜，一名游击队员不幸被捕。日寇问他工厂设备埋藏地点，他说，“小鬼子，你爷爷知道就是不说”，日寇对他实行酷刑，但是他视死如归，表现了一名根据地人民的骨气，始终没有将自己隐蔽的设备说出去，最后，恼羞成怒的日寇将他杀害。1943年9月29日，一名村治安员被捕，搜出制造军火材料存根，逼他交出军火材料和说出机器设备埋藏地点，他坚强不屈，当场被杀，全身被刺92刀。就是用这样的精神，当地人民群众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晋察冀兵工厂的安全。
1944年春，为了进一步发展各根据地军工化学工业，彻底战胜日寇，中央军委先后从晋察冀根据地抽调了四批骨干支援晋冀鲁豫、陕甘宁（延安）、晋绥、冀热辽等根据地帮助他们发展军工化学工业。1945年前后各根据地的军火兵工工业在这些骨干人员的帮助下，军火兵工生产普遍开展起来。由此同时，在晋察冀根据地军火生产过程中又培养出了一大批兵工管理干部和生产骨干，这为新中国建立后，我党迅速地接管全国大中型军事和民用工厂，并使之迅速恢复生产，有着巨大的作用。正是依靠了这批在抗战中山沟里培养出的干部和骨干力量为我国今后兵工的发展积蓄了人才和干部。
七十年前晋察冀兵工人那种刻苦钻研，勇于拼搏，敢争天下先的精神，用生命和鲜血为军火兵工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使晋察冀根据地军火兵工工业，在当地军民的大力支持下，从无到有，从到大，从弱到强，从单一到系统，为抗击日寇和民族解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作用不但向抗日将士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武器弹药，而且还为新中国军火兵工工业发展积累了经验和技术，培养了大批干部和技术骨干，称之为新中国军火兵工业的摇篮并不为过。
韩英杰先生和自己的妻子马改珍女士，曾在曲阳县郎家庄乡竹林村兵工厂一道工作，正是在这里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相爱，踏上了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共同为祖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奋勇拼搏的人生征程。
兵工厂以股为生产单位，下面设班。韩英杰被分配到了制酸股浓缩班。制作方法是土办法，厂房里边放了许多制作浓硫酸的大瓷缸，为了使缸与缸之间密封好，糊了很多泥巴。加热后，从泥巴的缝隙里冒出一缕缕难闻的酸气，弥漫的满屋子全是。这种掺合着三氧化硫的热气，气味难闻就别说了，口腔、牙齿像注射了麻药，吃饭都吃不出味道。老工人带着新工人，每天三班倒，昼夜不停地生产，工作紧张劳累。
居住环境也很差，虽然有宿舍，但四面透风，一到冬天北风一刮，寒气逼人，冻得人直打寒战。特别是在生产过程中，韩英杰接触的是具有极强腐蚀性的浓硫酸，稍不注意就会受到伤害。在一次搬运浓硫酸的过程中，就差点酿成了大祸。那次他和班长搬运浓硫酸，浓硫酸盛在一口大瓷缸里，他们用铁丝把大瓷缸捆结实，一前一后抬着往前走，不料在抬大缸的过程中，由于颠簸铁丝一下断了，大缸一歪，缸内的浓硫酸一下子洒出来，溅在了韩英杰的棉裤上，棉裤在浓硫酸的腐蚀下一下成了泥巴。他赶紧把裤子脱掉，跑到车间用碱水清洗被硫酸灼伤的腿部，还是留下了终生难以忘怀的伤疤。韩英杰教授在回忆这段人生经历时说：当时是战争环境，在兵工厂搞生产虽然有很多困难和委屈，但比起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来，这些困难和伤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兵工厂，大家有着相同的奋斗目标，那就是尽快打到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因此无论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无论是厂长还是一般员工，大家都能平等相待、和谐相处，场内的政治气氛、学习气氛以及人际关系都很好。
在抓生产的同时，为了培养更高级的人才，厂内组织了文化学习班，由厂内的专家讲授化学、数学、物理、哲学等课程，特别是化学基础课程。厂党支部组织开展党员生活会、专题学习会等。浓缩班共有三名党员，韩英杰任党小组组长，组织魏更未、刘宝珍两名同志开会学习。后来，魏更未发动了一个改造小组长运动，在小组讨论会上批评韩英杰只顾埋头学习，不积极参加厂里组织的到农村指导土改工作，是因他有私心、怕得罪人等等，要求改选小组长，结果魏更未当上了党小组长。
由于浓硫酸灼伤诱发感染，韩英杰的小腿生了很深的毒疮，走路很困难，不能做重体力劳动了。兼之，厂内有规定，每隔一定时间可以回家看看，他就请了假，回到了离别一年多的南魏村。母亲见儿子回来了，很是高兴，但看到他的腿疮正在化脓恶化，又不禁十分担心，母亲打听到庄里村有一医生医术不错时，就让表哥赶了一辆骡子车送他去看疮。治了十几天也不见好转，眼看二十天的假期就到了，韩英杰就写信给厂里说明自己的腿疮情况，并提出了延长假期的请求。过了两天，母亲说庄里的医生治不好，听说郭村王医生有一个偏方，治好了不少人，不如到郭村看看。韩英杰听了母亲的话，就到郭村去，路上遇到一个叫做杨瑞田的同乡，此人也在兵工厂工作，两个人便闲聊了起来。杨瑞田跟他说，厂里的环境太闭塞了，纪律也太严，待遇也不高，不少有些文化的高小生都不干了，你有什么打算？韩英杰见他这么说，迟疑了一下，说：我还没什么打算，腿上的疮还没治好呢，等疮好了，再说吧。不过，我听说招庄办了一个师范，倒是可以考虑一下。杨瑞田说：上师范不错呀，在本乡本土工作，比在偏远背脚的兵工厂好多了。两人谈了几句话，就分手了。
郭村的医生果然名不虚传，服了他的中药，又贴了几贴膏药，腿疮很快痊愈了。韩英杰顿时觉得腿脚轻快了许多，在家里也呆够了，就辞别了家人，到兵工厂去上班。刚进厂门，就遇见了一位工友，工友见了他，一脸诧异：
“哎呀，小韩，你回来了？”
韩英杰一时懵懂，答道：回来了。
“回来了，赶紧给领导说说去。”
韩英杰心想，我正常请假，回来了还要跟领导去说什么，也就没理睬这件事。
有一次，操场训话，领导突然说：韩英杰既然回来了，就不再处分他了。
下了操，韩英杰很是郁闷，问了几个同事，才知道原来是杨瑞田在嚼舌头，说他不到兵工厂来了，到招庄读师范去了。
到了1948年，因为韩英杰工作踏实，人际关系处理的也不错，厂里决定让他做浓缩班的副班长，后来班长调走了，又让他担任了班长。班长是一个很小的头儿，不过在一同到兵工厂的年轻人中，能当上班长的也不过二三个人。
兵工厂起初搞得业余教育多少具有自发组织的性质，学习主动性强的年轻人，自己请老师，印学习资料。能找到的资料很少，多半是一些听课笔记，他们都印出来，供大家作参考学习。那是一个蒸蒸日上、蓬勃进取的时代，与时代特征相呼应，青年人普遍具有自强不息、好学上进的特质。韩英杰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业余学习的热心组织者。他有一份不怕麻烦、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当兵工厂决定要搞正规的业余教育时，让他当起了业余学校的校长。他们盖了正规化一点的教室，没有像样的课桌，就发挥他的木工技艺，找来木头，锯成板子下面钉了腿，作为课桌。在院子里安装了柴油发电机，教室安上了电灯，在轰轰的机器轰鸣中，掀起了学知识、学技能的热潮。
兵工厂还十分注意搞好职工的业余文艺活动，在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中，一段京剧、一个快板、一支舞蹈，足以让年轻人陶醉其中。韩英杰参加了兵工厂文艺宣传队，跟着一位老师傅学习京剧。这位老师傅是一个天才的京剧迷，他对梅兰芳的戏曲表演艺术非常痴迷，不但能把梅兰芳所演一些剧目的唱词全部背诵出来，而且连唱腔、动作都能模仿的十分逼真到位，还自制了行头，自唱自演，成为了全厂闻名的戏剧奇才。韩英杰跟他学习京戏，开始演的是《苏三起解》。《苏三起解》这出戏说的是：明朝时，名妓苏三和吏部尚书子王景隆结识，王在妓院钱财用尽，被鸨儿轰出，苏私赠银两使回南京。王走后，鸨儿把苏骗卖给山西商人沈燕林作妾。沈妻与人私通，毒死沈，反诬告苏。县官受贿，判苏死罪。解差崇公道提解苏三自洪洞去太原复审。途中苏诉说自身的遭遇，崇加以劝慰。老师傅扮演苏三，韩英杰演崇公道。为了演好节目，韩英杰热情很高，但毕竟是业余爱好者，平时比较注重练唱，对表演一点基础也没有，老师傅教起来非常吃力，时常一个动作教好多遍，教到后面他又忘记前面。第一遍好不容易演下来，第二遍又束手无策，甚至连走路也走不好。韩英杰心里很着急。老师傅却没有半点怨言，对他说:“别着急，慢慢来。以前我们学戏也经过这样过程的。”以此宽慰他们。他一遍遍讲解，示范，还帮他们设计谢幕。每次教老师总是满头大汗，衣衫湿透，精疲力尽。在厂里的汇报演出获得了得到了肯定。老师傅比他们年轻人还高兴。老师燃烧自己，点亮别人的精神给韩英杰以很大启发，也为他将来立志走向教书育人、传业授道的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厂里公演，韩英杰成了厂里的业余戏剧明星。通过演出节目，认识了自己的心仪的女孩马改珍。后来，两个人随着了解的日益加深，结为伉俪，从五十年代初到现在相濡以沫六十年，风雨同舟、相敬如宾成为人民大学的佳话。
9、红梅香自苦寒来
韩英杰先生的爱人马改珍女士，是唐县马家佐人。唐县历史悠久，是古唐侯尧的封地，县名来源于上古时期，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太行山东麓，总面积1417平方公里。唐河、通天河由西向东南纵贯全境，汇入华北明珠--西大洋水库。全县地貌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唐县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民风淳厚，曾经是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教学、战斗并以身殉职的地方，也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的故乡。马改珍女士出生于清贫的农家，又深受醇厚民风的影响，自小刚毅坚韧、勤劳淳朴、仁爱慈慧，七岁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拉扯她辛苦度日。十五岁时，她到兵工厂参工，组织上分配她到硝化棉车间工作。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因为这种执着、负责的精神，在一次生产事故中，险些酿成了令人追悔莫及的惨剧。
马改珍所在的车间叫做硝化班烘干车间，主要是烘干硝化棉。硝化棉的制作工艺，第一步是把普通的棉花浸入到硝酸、硫酸的混合溶液中进行硝化处理，在酸的作用下，脱掉棉花中的油脂。第二步是把经过脱脂处理的棉花用水清洗，洗掉棉花中的酸味。第三步是把洗净的棉花在稀碳酸钠溶液中煮，完全中和掉棉花中的酸，保持溶液呈碱性。第四步是把棉花再清洗至呈中性或微碱性，然后有工人负责，把棉花运到烘干车间进行烘干，干后进行包装。马改珍负责第四步工序把棉花烘干。结果，有一工人把已经烘干的硝化棉带回来扔到了土炕上，结果在她作业时，略一加热，就发生了火灾。她一时懵了，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种险情，她只想如何把火扑灭，急得在四周寻找灭火的工具，可棉花燃烧何等迅猛，霎时间厂房内便燃起了冲天的大火，她一时吓得不知所措了，整个人呆在了车间里，也不知往外跑。这时，恰好赶上一位有经验的师傅路过，见车间里窜出了火苗，飞一般跑过来，看见一个小姑娘直呆呆地看着起火了，也不知道往外跑，慌忙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揪住了她的胳膊，二话不说，径直将她拎了出来。到了院里，人们发现她的头发、眉毛都被无情的大火烧焦了，不过人没太大问题。大家为女孩的脱险感到万分庆幸，同时，对老师傅的果断措施深表敬佩。后经厂里多次调查，认定这是一起责任事故，责任不在马改珍，相反厂里对马改珍这种在关键时刻临危不惧，坚守岗位，勇于保卫国家财产的行为给予了肯定。
马改珍在外地工作，十分牵挂在家乡务农的老父亲，那时兵工厂每月发给男职工一百三十斤，女职工一百二十斤小米，她省吃俭用，把剩下的小米全部周济了在唐县老家受苦的父亲和乡亲。
在军工厂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韩英杰夫妇思想、性格上的成熟期，如果说以前他们是有着上进心的学生，通过在兵工厂的工作锻炼，通过党组织的系统教育，八路军艰苦奋斗革命传统的熏陶，韩英杰及其夫人马改珍女士，此时已经真正成为了一名有着坚定理想信念和顽强意志品质的战士。
1949年8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晋察冀工业局化学四分厂的战斗生涯因为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革命形势面临新的变化而圆满结束了。韩英杰、马改珍及众多的战友获得了组织上颁发的华北解放纪念勋章。勋章上面在八一军旗的衬托下，一名威武的解放军战士手持冲锋枪，两侧麦穗环绕，下方镌刻着华北解放纪念字样。摸着这金色的军功章，他们久久无法平静，在兵工厂战斗、生活的日子，使他们在火热的熔炉中变得更加坚定、更加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