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英雄光环的背后，我看到更多的是亲人的泪水。——作者翟丽芳题记
一封出乎意料的网络来信
3月6日，《孙永勤将军牺牲70周年祭》一文在《燕赵都市报·新闻周刊》首发并在网络登出全文后，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反响。这反响不仅有来自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那样的研究机构、石家庄日报社那样的新闻媒体、孙永勤家乡所在的兴隆县政府领导和群众方面的，更多的是来自普通读者和网友方面的反应。人们普遍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吉鸿昌、方志敏，当然更知道杨靖宇、赵尚志，但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孙永勤这位抗日英雄？人们共同的第二个反应是：我们应对孙永勤的英勇行为表示敬意和钦佩！这才是热血中华男儿，是令人崇敬的民族英雄！这样的反应，本在笔者意料之中，虽然热烈程度与预想的有些不同。这之后的时间里，笔者一直把全部身心放在了孙永勤被日军、国民政府联合围剿前后诸多未解之迷的追踪、调查上，未能了解文章在网上以后的阅读情况。直到3月22日清晨，笔者在半梦半醒时刻，忽然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网上的后续反应。笔者打开的第一个网站是《长城小站》，这是一个以介绍和保护长城为己任的公益性网站，我曾在上面查过有关长城方面的资料。找到文章帖子，第一眼便看到：回复红脸勇士字样（红脸勇士是笔者网名）。将帖子打开，便看到了一封我从未想到过的网络来信。全文如下：
红脸勇士：您好！
看到您的这篇文章我非常激动，并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因为我是孙永勤的亲孙子，记得小时候回老家，常听奶奶说起爷爷。奶奶总是眼含泪水拉我到爷爷的灵位前，讲述着爷爷当年的英雄事迹……
我爷爷共有三儿两女，大伯孙文零，二伯孙文孝，我父亲老三孙文顺。我是孙文顺长子孙团营，二十多年前我父母带我和两个妹妹专程为我爷爷的事情，去了老家孙杖子、兴隆县民政局和承德市政府，办理我爷爷的有关烈士证明。现在我们家中仍然保有当年的有关材料和来往书信。我很想与您取得联系。
此致
礼！
我的电话：（略）
孙团营
于2005年3月17日
看完内容，我的第一反应是愣住了。为什么呢？2005年1月7日，当我们在兴隆县城采访县里有关人士，以及在车道沟采访孙永勤二儿子孙文孝之子孙忠然时，均曾仔细问过孙永勤还有没有其他的直系亲属尚在人世，我们得到的回答都是：没听说过还有其他亲属存在。那么怎么又出来一个孙团营呢？而且信上所留电话区号还是唐山地区呢？
检查来信发出时间是3月17日晚23点57分，离我看到的时间已有四天多的时间，我立刻拿起电话，拨通了自称是“孙永勤亲孙子”、名叫“孙团营”的人的电话号码。通报姓名后，一个激动的年青男子的声音立刻传了过来。据他讲，他为能与我联系上已经花费很多力气了。先是他在唐山小山办事处做售货员的爱人偶然在朋友家里看到3月6日的《燕赵都市报》，在这之前，从未有媒体用专版这么详细、深入地介绍爷爷孙永勤，他们看了后激动莫名，接着便是迫不及待地与燕赵都市报社联系，试图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因报社接听电话的人不清楚，又想到在互联网上搜索试试，直到凑巧在网上搜索到文章全文及我的网名，写下留言，希望我能看到，我又恰巧看到了。与孙团营的第一次通话时间很短，因了解到他是在为别人打工，不好影响他。我们约定晚上再通话。晚九点，我准时拨通了他家的号码，未想到这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中，孙团营抑制不住地两次痛哭失声。也正是这一谈，揭开了让人的心灵备受震动的孙永勤牺牲后孙家几代人的心灵史。
关于爷爷的记忆
1964年，两岁的孙团营随调到唐山陶瓷厂工作的父亲离开兴隆鹰手营子矿区，来到唐山，此后由于亲爱的父亲倍偿心灵煎熬之苦，过早离世，加之生活非常艰难，通讯不便，再也没有与从孙杖子老家迁徙至兴隆县城的二伯家后代联系。这造成了孙永勤的二儿子、三儿子两支虽同在河北，并近在咫尺（兴隆、唐山两地相距并不遥远；大儿子一支已无人），却互相不了解对方情况的遗憾局面。
孙团营的父亲是遗腹子，没有见过孙永勤。孙团营对爷爷孙永勤的所有了解主要来源于他亲爱的奶奶雷永兰。象在网络来信中所说的那样，小时候，奶奶雷永兰经常颤巍巍地一步一步地把年幼的孙团营领到孙永勤的灵牌前，然后就在那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把孙团营搂在怀中，一段段地给他讲起有关孙永勤的往事。孙团营的记忆中，奶奶最爱描述的是孙永勤的形象：白马、双枪、长袍、礼帽。爷爷的这个形象深深地印在了孙团营的脑海里，以至成年后，当孙团营从鹰手营子和唐山回老家探望老家遗址，经过长城和滦河时，脑中总是幻化出高大威武的爷爷骑白马、提双枪、穿黑长袍、戴黑礼帽，挺立于雄峻高耸的长城之上和碧波荡漾的滦河岸边的情景。
据奶奶讲述，孙永勤当年起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听说了日本占领朝鲜后，不光要几家共用一把菜刀，而且要求朝鲜人趴在地上，给日本人当上马石。孙永勤忍受不了中国如果亡国，在中国人身上也肯定会出现的这种耻辱，于是不顾亲人的拼死反对，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启发下，决定起义。
对母亲的不赞同，由于孙永勤是个大孝子，他采取了自己的办法：每次做战结束回到家中，到吃饭时刻，必先亲到母亲屋里，问母亲是否吃过。如母亲赌气不吃，则自己也不吃；只有母亲吃了，才端起碗，在母亲面前故意扑噜扑噜吃出声来，让母亲转怒为笑。
对深爱的妻子和妹妹，孙永勤则没有那么客气了。此方面的事情，元月份我们在兴隆县蘑菇峪乡采访抗日救国军老战士史耀华时，他曾讲到：当雷永兰拼命抱住孙永勤臂膀，不让他再带队伍出去打击日军时，孙永勤气得一把将雷永兰抡倒在地，大喊道：再撕撤，我踢碎你的下巴。孙永勤起义初期，为解决武器问题，曾采取“募枪”和“押枪”的办法。募枪，即劝财主赞助枪支，怕丢失，可以跟人。押枪，即财主无论如何不给枪，只能采取安排很多人在财主家吃住，以此向财主施压；或是将财主家人带走，以枪赎人的办法。据佟靖功先生调查，孙永勤对亲妹妹就曾采用了押枪的办法。妹妹嫁到了城墙峪有名的张财主家，却一口咬定家中没枪，孙永勤率二百余名官兵在她家连续吃住六、七天，不起作用。一气之下命令亲兵将外甥绑起来就打。外甥还是坚持说没有，孙永勤大声斥责道：“不亲不故的还给我枪打日本呢。越是亲戚越拆墙，不给我们，留着给鬼子？”他一下子举枪对准外甥，慌得妹妹扑通跪下，交出六支大枪，一把匣枪，跟出七个人来。
据孙团营讲述，奶奶说起过，孙永勤曾带队到张家口与冯玉祥、吉鸿昌会晤，并得到过冯玉祥的支持，当时的讲法叫“挂对”（准确文字及涵义不知）。考冯玉祥、吉鸿昌抗日同盟军自1933年5月底成立，至10月中旬在日本、国民政府联合夹击下，即告彻底失败。如孙永勤确实与冯玉祥、吉鸿昌联系过，也当是孙永勤起义前，任民团团总时。此事还需文史工作者考证、核实，但不管怎么说，它丰富了有关孙永勤的资料。
雷永兰曾多次对孙团营提及：孙永勤本可以不死，至少不至于死的那么早。1935年5月，当日军逼迫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进关的图谋已经非常明显时，曾有不少人提议不要入关，先将抗日救国军就地遣散，待避过锋头后，在东山再起。那时的孙永勤腿部已负伤，无法行走，只能由士兵用椅子抬着。他的嗓子也因上火至扁桃腺严重发炎，讲话很困难。孙团营的大伯孙文零那时12岁，已跟随队伍学会打枪。他看到父亲痛苦的样子，也坚持不让父亲去关里。由于当时已是5月，但官兵还穿着厚重的棉衣，孙永勤不忍见此，加之需要解决枪弹问题，不顾众议，还是去了关里，结果很快就中了日军和国民政府的圈套，牺牲于长城以南不远处的遵化茅山之上。
奶奶与灵牌
奶奶雷永兰是今年44岁的孙团营极为敬重之人。据说1935年5月24日，孙永勤牺牲于茅山的消息传到雷永兰耳中之时，雷永兰表现的异常平静。孙团营曾为此事问过奶奶。奶奶回答说：那么多人围着打了三天，还能活的了吗？死是正常的。
我们无法判断，当年雷永兰的镇静是真的，还是刻意压制的。因为，2004年12月24日，我们在茅山采访时，曾听茅山沟村民真切地给我们描述过这样一个情景：1935年5月底，即在孙永勤牺牲后几日，日军和国民政府特警队均已撤走，一个傍晚，有村民亲眼看到雷永兰偏坐在毛驴之上，来到茅山前。雷永兰下了毛驴，冲着茅山主峰方向，呜呜咽咽压抑着哭了一阵，在暮色中又偏骑着毛驴无限孤单地离去……。
我们曾专就这个说法，问过孙永勤二儿媳员玉萍，她说未听婆婆谈过此事。这次也追问了一下孙团营，他也说未听奶奶及别人说过此事。但孙团营却讲述了一个我们从不知道的事情：日军在茅山将孙永勤消灭后，为铲草除根，开始了疯狂剿杀孙永勤亲属的行动，只要闻听是姓孙的，就不问青红皂白，格杀勿论。在这种情况下，为保住孙永勤的骨血，雷永兰开始了历尽磨难的逃亡生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