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我跨过上杭县旧县河清澈的溪水，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走进旧县乡新坊村的一幢农家小屋，这里是100年前邓六金降生的村舍，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中国一个世纪前进的缩影图。
1912年9月的某一天，那是辛亥年武昌起义推翻两千年封建帝制最后一个王朝的共和元年，新坊村一户邓姓农民生下的女儿，按排序取名六金，仍循封建陋习被送去隔邻石院坑村李家当等郎妹。这等郎妹是童养媳里头命运最为悲惨难测的，因为等的是公婆家尚未出生的郎。
17岁的邓六金长成聪慧的农家少女，养父母尚未生下一个郎，旧县乡却从天降下一支天将神兵。辛亥革命后历经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战争。此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也即闽西群众通称的朱毛红军，她的命运变化了。当时她还不理解，这是整个中国命运的变化，甚至影响世界命运的变化。
“邓大姐，您就是中国妇女命运变化的化身。”我1986年送闽西电视制作中心拍摄的电视剧赴京送审，惊叹地对她说。当时她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顾问，安排我们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住下，应我的要求先请闽西在京的老同志审看，第二天她就把杨成武、刘忠、廖成美诸老将军请到了放映室，还说可惜，罗元发将军前日刚出发去新疆了，另把熟悉历史的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共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童小鹏邀来。看片后对大的历史背景表示赞同无碍，但老同志说，剧中陈毅的造型表演，应邀陈老总的孩子看看。邓大姐说，好说，他的大儿子在华东战地保育院是我带大的，我给他打个电话。当晚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就来看望我们剧组了。我们的片子通过在中央电视台首播，临行前请央视文艺部的同行吃顿饺子，配有4小碟热菜两缽高汤。他们说，在北京还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饺子。又说，送审重大历史题材的片子，请老同志和亲属提意见速度这么快也是罕见的。我说是一位老红军大姐温馨安排的，她是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三十名女战士之一。他们都同声赞道，你们闽西真幸运。真的，这幸运是时代赐予的幸运。从邓六金大姐身上，我总能捕捉到当年客家山区童养媳的影子，经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锤炼，成为一个坚贞的革命者，她又处处保留着客家妇女朴素、善良、爽朗、宽厚待人的美德。
我和邓六金大姐其实是隔了一个时代的，但她听说我先是参加闽粤赣边纵文工团，随后调到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工作，那已是全国初解放时的南京。而她勾起的回忆，却是华东军区三野部队前身的东南分局和新四军，把我看成是她的同事辈了，对她的儿子介绍说：“这是家乡来到叔叔”。她仿佛又是当年在东南分局妇女工作时的“三姐”对红小鬼的热情爱护，关照着我们在北京要联络的有关红土地影视创作的一切事宜。
所以，与我在北京访问其他的老红军不同，去找邓六金大姐，总是把她当作在革命队伍中常遇到的老大姐那样，尽情享受她的热情照应，忘记了挖掘她的卓越传奇的经历。但也许正是从日常的接触中，我更感受到了她作为女性的平凡和人性美。
她告诉我，当年中央红军出发二万五千里长征，只批准30位女同志随行。从名单上看，有蔡畅、邓颖超这样的妇运领袖，贺子珍、康克清、刘群先显然是与她们是毛泽东、朱德、博古的夫人有关，还有红军第九军团长罗炳辉的妻子杨厚珍虽是缠脚的也必须带走。其中只有22岁的邓六金和她的伙伴吴富莲、王泉媛、危秀英、谢小梅等几个年轻女子是作为政治战士调入随军的。这政治战士原是组织管理为病伤或老弱的中央领导服务担架队的，但在战争的环境中，有的民夫牺牲或逃跑了，危急中邓六金就自己冲上去，曾抬起一位负重伤的红军团长翻山越岭，也曾从炸弹纷飞中抢抬被炸伤且怀孕中的贺子珍。如此，她走过的长征路，多了一份责任的沉重，经受了比男人更多的负担，情感上也多了一份女性的牵挂。到了保安，她不忘去窑洞探望贺子珍是否动了胎气，毛泽东高兴地对她说：“六金同志，没事，子珍又生一个蛋蛋（指李敏）了。”
长征到达陕北后，邓六金被任命为中央妇女部部长，危秀英为副部长，下面只有两、三个干事，当时属中央组织部下设的机构。邓六金通过学习，自己能写总结，还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妇女同志到生产战线上来》的文章。
1938年组织上送邓六金进中央党校学习，危秀英拉她去见刚从莫斯科回来的老首长。邓六金原是福建省苏妇女部长，危秀英是江西省苏妇女部长，她说的老首长就是原江西省苏主席曾山。可能就是这次的接触中曾山看上了邓六金的淳朴、能干以及漂亮，他出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时，通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的动员，调邓六金去华东工作，就在西安停留期间，中央批准曾山与邓六金结婚。
邓六金到东南分局妇女部当巡视员，部长是长征路上的战友李坚贞，副部长是章蕴。她们的年龄比邓六金大些，邓六金排行老三，皖南新四军的同志都称她“三姐”。
1939年农历7月15日，在抗战江南的丁家山，曾山、邓六金的长子出生了。部队要打仗没法带孩子。曾山就让邓六金把孩子送回江西吉安老家去。邓六金到了吉安县白沙锦原村，见了婆婆康春玉，嫂子萧淑贤，弟媳刘桂香，才知道曾山父亲曾采芹，大哥曾延生，弟弟曾炳生都是革命烈士，满门孤寡，所以见到唯一的孙子到了，全家欢喜无限。
邓六金把儿子留在了曾山的老家，她又回到了皖南抗日前线。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怀念，以及一个战士对祖国的忠诚，就在这种交织的情感中，邓六金从烽火连天的江南锤炼出来了。到了解放战争的1948年，华东野战军的仗越打越大。为了工作，自己的孩子不带，去当区委书记的邓六金，却被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找去谈话，要她带一大群孩子，创办华东保育院。在革命的征途中，邓六金终于要完成战士——母亲的伟大角色。
在战争的流离迁徙中，华东保育院随着胜利的军号进入上海，孩子有300多人，其中烈士的子女有100多个。进入城市，生活较安定了，星期天许多父母亲来接孩子回家，可是还有100多个孩子哭喊：“我们的爸爸妈妈怎么还不来接呢？”邓六金搂着他们，这些孩子的父母在华东战场上牺牲了，有的还是她很熟悉的战友，她忍着泪水说，你们的父母都打仗到前方去了，我就是你们的妈妈，保育院就是你们的家，我和老师都在这里和你们一起过星期天。
邓六金被触动了母亲的情怀，像她这样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士，在中央苏区和延安当过妇女部长，原本可以在解放后的上海去做别的工作，但她专门到宋庆龄办的保育院去参观学习，坚持当这个保育院长。
1952年，曾山调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商业部长，后又调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长、国务院内务部长。邓六金也到北京，长期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
曾山是党的七大、八大、九大中央委员，邓六金是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战士。然而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这样的革命家庭也受到无情的冲击、折磨。曾山于1972年4月16日在北京不幸逝世，邓六金一下子晕倒过去，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时她才发现，在革命生涯的动荡中，她爱曾山是爱的很深的。
子女都成长了，她就特别惦记童年的家乡，惦念闽西苏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她和邓子恢的夫人、老红军陈兰大姐回了一趟闽西，看到农村的一些学校很简陋，两人就写了一个报告，冲着去找总书记胡耀邦。在江西苏区时，胡耀邦是省苏主席曾山领导下的红小鬼，对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邓子恢也是敬仰有加，见了两位大姐忙不迭地说：“哎呀，你们两位大姐有事打个电话给我小胡就行了，不敢劳你们上门。”胡耀邦在她们的调查报告上批了几个字，后来教育部门拨了200万元专款补助老区教育经费。
我为了采访党史，拍电视片，多次赴京去看望邓六金大姐，她都听得很认真，给予的帮助很细致。她说，你们做的这个事情好，我老了不能常回去，就爱看你们写的材料，拍的电视片，让我回忆中央苏区。
她把我们看作是中央苏区来的晚辈、亲人，每次都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帮助。而其实，我们只是后来的记录者。在邓六金大姐面前，我凝望着她，我就想她才是创造中央苏区的一代，她是中央苏区杰出的女儿，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她集战士、妻子、母亲于一身，一个共产主义者人性的光辉，将永远温暖着我们前行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