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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堡垒—遂溪泮塘
我出生于广东省遂溪县洋青乡泮塘内村，泮塘村分内村、外村和上村三个自然村。抗日战争时期，内村有60多户，200多人；外村有30多户，100多人；上村有十多户，几十人。全村共100多户，400多人。
内村与外村相距约 500米左右，中间有一口大水塘，夏季水满时，面积约2万多平方米，冬季水干时，面积只有几百平方米。内村与上村相距约1000米左右。内村四周由大片原始森林包围着，面积约10多万平方米，只有南北两条路口出入。野生动物和植物种类都很多，有时有虎豹进村吃家畜，狐狸、野猪进村吃家禽；鸟类也很多，如：野鸡、水鸭、飞鹰、麻雀、斑鸠、乌鸦、白鹤、喜鹊、天鹅等，都很多，生态环境十分优美。村外是耕地，80%为旱地，水田只有20%左右。旱地主要种红薯、芋头、甘蔗、花生等杂粮，水田主要种稻谷。水田有田契作证明，可以买卖和继承；旱地没有地契作证明，一般不买卖和继承，有劳动力的人家可以随意开垦。所以，人们的主粮是红薯、芋头等杂粮，吃大米则比较少。
泮塘村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村庄，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共产党员陈兆梅、陈涤清（又名陈川）等到广州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来回到泮塘开展革命活动，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同土豪劣绅作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们撤退回家乡隐蔽，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杀害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泮塘村都是革命老区，是遂溪县主要革命根据地。
我小时候，父亲对我的教育是希望我好好读书，做一个有本领的人，光宗耀祖。所以，尽管家庭有困难，也要供我去读书。我到外地读书，都是他给我送钱、送米，关心我的学习。但他不关心政治，胆小怕事，对我参加革命活动，他既不敢支持，也不敢反对，由我自便。我的母亲姓杨，是文盲，不识字，但脑子比较活，记忆力好，也能说会道，会勤俭持家，家庭主要靠她治理。
当年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追捕我，曾多次鞭打母亲，要她交枪、交钱、交出我。但她不怕敌人鞭打，敢于同敌人论理，既不交枪、交钱，也不说出我的去向。敌人骗她，只要我回去自首，可免我一死，她不上当，而是暗中通知我尽快跟部队远走高飞，免遭敌人杀害。我跟部队撤离家乡后，她还到处求神拜佛，保我平安。母亲的英勇不屈赢得了村民的尊重，所以她后来逝世时，村干部送花圈给她，称她为“革命母亲”。母亲在世时向前辈学会用旧鞋底打穴位治中风病，曾治好过几个人，得到群众信赖。
烽火童年
从5岁起，父亲就教我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并写红字帖，要我用黑毛笔跟写和印写字格，还教我珠算。从7岁起，我就在本村读私塾，跟陈玉皋先生读两年，又跟陈元耿（又名陈亨）先生读两年，再跟堂叔陈醒亚读了一年。1938年，因本村没有办学，我与胞弟陈光裕和同村兄弟陈娘先、陈水生到草塘村跟表姑丈读了一年学堂，共读了六年书。
1938年11月，地下党领导的遂溪县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派我堂叔陈醒亚（南路纵队第四团团长兼政委，解放后任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代部长）及莫怀（南路纵队第三团团长，解放后任广东省化工厅办公室主任）同志组成乡村工作队，到泮塘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举办抗日夜校。后来，党又派我堂叔陈醒吾（解放后任广东省农委处长，他女儿陈小川是现任广东省人大副主任）、唐多慧（南路纵队第三团政委）、林飞雄等同志到泮塘夜校工作。夜校开设三个班，即男子成年班、妇女班和少年儿童班。每班30-50人。我和弟弟都参加了少年儿童班学习。
夜校开设的课程，只有教唱歌和识字两门。当时教唱的，都是抗日救亡歌曲，如：《全国总动员》、《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保卫黄河》、《延安颂》等。每天晚上夜校上课时，首先教唱歌，然后上识字课，下课时再唱几首歌才放学。放学路上，还是边走路、边唱歌。夜校还开展演唱表演活动。1939年上半年，在内村大祠堂内的一次演出中，有一个节目是化装演唱《松花江上》。莫怀老师扮演祖父，我扮演孙子，表演祖孙二人在关内流浪的悲惨情景。还有一个节目，是化装演唱《河边对口曲》由唐多慧老师和另一位同志扮演张老三和王老七，彼此对唱日寇入侵后无家可归的痛苦。有许多群众看了这些节目后，都很受感动，流了眼泪。办起夜校之后，泮塘村沸腾起来了，到处都可听到抗日的歌声。
1939年初，泮塘村成立了20多人的抗日自卫队，由堂叔陈醒吾兼任队长。自卫队配有10多支步枪，还有一些单响和大刀长茅等武器，平时进行基本军事知识教育和训练，有时练习实弹射击。接着，参加青抗会的妇女会员又另外成立妇女抗敌同志会（简称妇抗会），会员二、三十人，主任黄琴（后为县妇抗会委员）。少年儿童也组织成立了少年儿童抗日先锋团（简称儿童团），团员二、三十人，我担任团长，陈光梓任副团长。
1939年，是遂溪县青抗运动最轰轰烈烈的一年，除了在全县广大农村办起了抗日夜校外，还组织了几次全县性、规模较大、影响较深远的群众运动。在这些群众运动中，泮塘夜校都是积极参加了的。如1939年春节期间，为了对青抗会员进行军事知识教育，扩大青抗会的影响，青抗会在平石门头岭举行一次大露营，进行军事演习、实弹射击等活动，时间3天（在帐篷住宿两夜），有男女会员200多人参加。泮塘夜校去了20多人，由莫怀老师带队，我和胞弟都去了。在露营活动的3天中，白天上政治课和军事课，实弹射击，夜间进行摸营，袭击，将鞭炮放进火药桶燃烧，像机枪扫射，像打游击战的样子。还有唱歌等文艺节目演出。
同年9月，县青抗会在其连山西田祠堂前，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抗日自卫武装动员大会，各村的自卫队、妇抗会、儿童团都来参加了，加上周边村庄的群众约一万余人。泮塘夜校去了50多人，由唐多慧老师带队，我和光裕弟也去参加了。参加大会的队伍整齐划一，自卫队均打绑带，脚穿草鞋，头戴写着某村自卫队的竹帽，手持武器；妇抗会员臂挂红十字袖章，头戴写着某村妇抗会的竹帽；儿童团手托红缨枪，头戴写着某村少年儿童抗日先锋团的竹帽。大家唱着歌曲，浩浩荡荡进入会场。大会开始后，各界代表讲话。卜国柱同志（夜校老师）主持会场，周文熙（又名周斌）代表自卫队讲话，泮塘村妇抗会主任黄琴代表妇女界讲话。黄琴在讲话中宣传党的三大政治主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当晚举行文艺晚会，直到晚上10点才散会，各村队伍连夜回家。
同年12月，又在西区同文岭举行大野营，泮塘夜校又去了几十人，由林飞雄老师带队参加。
1939年下半年，泮塘夜校少年儿童班改为民办小学，扩大招生，七岁以上儿童均入小学。小学设一、二、三、四年级，我读四年级，光裕弟读二年级。日间上课，由林飞雄老师和另一位女老师主讲，晚上他们还继续给夜校上课。
1940年4月，青抗会在黄略村召开7000人“反汪”大会，泮塘村夜校又去了几十人，由林飞雄老师带队参加。泮塘村妇抗会主任黄琴又在会上讲话，愤怒声讨大汉奸汪精卫卖国贼的罪行，揭露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遂溪县反动当局企图解散青抗会，破坏团结抗日的阴谋。会后，遂溪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急忙下令解散青抗会，并列出一批黑名单，通缉青抗会骨干。青抗会被迫停止活动，部分骨干转移，夜校停办，革命转入地下活动。
1940年9月，我和本村少年陈娘先、陈水生（又名陈英才）到洋青县立第八小学插班读高小五年级，1942年7月毕业。当时教师中有地下党员。同年9月，我考入廉江县立安铺中学初中一年级读书，因考入第六班第一名而担任班长（初三为一、二班，初二为三、四班，初一为五、六班）。当时教师和同学中都有地下党员。
1943年1月，学校放寒假，我回家过春节。正月十五元宵节，日寇占领雷州半岛，家乡沦陷，学校迁移较远，我停学后在本村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抗日秘密游击小组活动，准备开展武装抗日斗争；同时参加泮塘地下交通站工作，当秘密交通员，负责给地下党送信、带路等工作。当时泮塘村党支部书记兼交通站长是陈康平（又名陈高平），我和陈光伟、陈周（又名陈伟实）等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当时泮塘交通站负责联络的站点有：中区是文相村附近的北解村和凤墩村，西区和西北区是山内村等。所送信件均为密写，用毛笔粘米汤写在白纸上，米汤干后，白纸一张，用碘酒抹过后才显出字迹来。信件折小后，插入竹帽的竹叶内，很难被发现，加上我们都是化装成看田水的农民样子，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送信的交通员。
在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之前，我从1939年11月到1944年6月，受党的教育和为党工作5年半。这段经历中尤其难忘的是当时学唱过的抗日歌曲，直到几十年后参加粤桂边老战士合唱团，我还能熟练地唱起那些充满爱国激情的歌曲。后来，2005年8月，我还在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成立60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与老战士合唱团员们一起演唱了这些曾鼓舞着我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抗击侵略者的战斗歌曲。
入党抗敌
1944年端午节（五月初五）上午，即公历6月25日，我和陈光伟、陈周三人到泮塘村陈康平住处私人小祠堂庄裕公祠阁楼上参加入党宣誓仪式。介绍人是陈康平，监誓人是县委负责人之一唐才猷同志（南路纵队第一团政委，解放后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入党誓词大意是：“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章程，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保守党的秘密，缴纳党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们三人的候补期均为半年。
1944年12月，上级党组织负责人全德珠同志通知我到陈火贵家的阁楼上谈话，并宣布：“陈光荣转为正式党员，并担任泮塘村党支部书记兼任交通站长。陈康平已调出泮塘村党支部，到东区去工作。”
我接任党支部书记时，内村有党员12人，外村有党员4人，共16人。陈康平担任交通站长期间，交通站是秘密的，地址在他住处私人小祠堂（庄裕公祠）内，我担任交通站长后，因形势发生变化，交通站已公开化，地址就搬迁至同村陈玉芳住处的大客厅和梁雪英住处的小客厅内。两处相近很近，面积比原址大几倍，而且可以挖地洞收藏大批物资。
保卫家乡
40年代中期，湛江地区形势发展变化很大。中共南路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要建立我党直接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武装，搞好抗日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于1944年8月，首先在遂溪县老马村公开成立了“雷州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不久，这支人民武装发展到3个大队。接着，廉（江）、吴（川）、化（州）、梅（菉）等敌后和前线地区，也成立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大队。与此同时，特委派陈醒亚等代表加强与抗日爱国将领张炎的联系，推动他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共同抗日。抗日爱国将领张炎在我党帮助下，在吴川抗日前线高举抗日救国义旗，于1945年1月19日成立了高雷人民抗日军，辖800人。张炎任军长，詹式邦任副军长。与此同时，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正式组成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辖3个支队和一些游击大队，共3000多人。特委书记周楠任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后任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高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李筱峰任参谋长，温卓华任政治部主任（解放后任湛江地委书记）。同年5月，部队改编为5个团：第一团800多人，团长黄景文，政委唐才猷；第二团300余人，团长兼政委支仁山；第三团700余人，团长莫怀，政委唐多慧；第四团800余人，团长兼政委陈醒亚；第五团300余人，团长张怡和，政委朱兰清（代）。
南路各地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发展，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抗日形势大好。但是，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此却十分震惊。为了消灭南路人民抗日武装，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互相勾结，以优势兵力夹击南路人民抗日武装，企图将其消灭。泮塘村也处在夹击位置，东边5公里的洋青圩驻有日伪军，西边十多公里的杨柑圩驻有以戴朝恩（混名铁胆）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军（雷州挺进支队等反动武装），随时有被敌人摧毁的危险。
为了保卫泮塘村这个革命村庄，从1944年冬起，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建立起泮塘联防区和联防队，陈元耿（又名陈亨）任联防区主任和联防队队长。联防区包括泮塘村和后湖村、那坵塘村、南岸村等村庄。联防队有三四十人、枪，联防队的任务，一是巡逻放哨，保卫村庄，二是帮助部队抬送伤病员和运送物资。这两项任务，联防队都完成得比较好。在保卫村庄方面，为了村庄的安全，在内村南北两条出入路口加设闸门，夜间封锁闸门，在门内巡逻放哨。
空城退敌
联防区和联防队建立起来后，日伪军尚未敢来进犯，而国民党的顽军却进犯来了。1945年7月，顽军头子戴朝恩带领雷州挺进支队和当地反动武装四、五百人来泮塘村扫荡，企图摧毁这个革命村庄。当时唐森同志（解放后任昆明军区某部部长）带领部队几十人正在泮塘内村休整，因力量对比悬殊，为了保存力量，部队撤出泮塘，由泮塘联防队坚守村庄。
我和联防区主任陈元耿商定，采取“空城退敌”的办法，将联防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他带领上炮台（楼高5层约30米左右，每层面积约100平方米），监视敌人行动，伺机打击敌人，坚守炮楼；另一部分由我带领，分散埋伏在南北两条路口的树林中，伺机打击敌人。由于炮楼高于树林，村外敌人的行动，楼上都能看到，一方面可以在楼上射击敌人，另一方面又可在楼上高声喊话，恐吓敌人。敌人因不了解村内地形和武装力量情况，不敢冒险进村，只得在村外几百米，用迫机炮轰击和轻重机枪扫射炮楼。当敌人轰击和扫射炮楼时，我联防队员则退下三、四层楼，利用枪眼还击敌人。当敌人企图从某方面进村时，楼上则高声喊话，说敌人要从某方向进村了，要树林中的战友，准备好伏击敌人。敌人听到喊话，又不敢冒险进村。就这样打打、停停，相持了七、八个小时，敌人打了十多发炮弹、几千发子弹，我方只打了100多发子弹，弄得敌人又渴、又饿，疲惫不堪，仍然无法进村。直至下午5时许，敌人怕天黑后对他们不利，只好自己夹着尾巴走了。泮塘村取得了保卫村庄的胜利。
在运输方面，泮塘联防队为部队运送各种物资几百担。其中有咖啡、可可、胡椒、煤油、桐油、棉纱、布匹等物资。
红色交通
泮塘交通站是联络遂溪中区、西区和西北区的中心交通站，加上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环境优越（有大片树林，利于隐蔽），各地抗日武装经常到这里休整，部队伤病员也经常到这里养病伤。1944年2月，部队打杨柑圩时，合浦县负责人张世聪同志受伤后，曾到泮塘村树林中隐蔽和治疗。因此，1945年4至7月间，部队领导曾派陈婉文医生带领护士陈惠英、陈琼英、肖佑等到泮塘设临时医疗站。泮塘内村的陈协彬会修理各种枪械和翻装各种子弹，1945年上半年，部队曾委托泮塘交通站，请他修理好各种枪械近百支，翻装各种子弹几千发。为此，后来陈协彬被国民党反动派捉去杀害。
1945年上半年，交通站的工作十分繁忙，每天都有几十个人为部队服务，以黄琴为首的妇抗会积极分子，为部队缝补衣服，缝制子弹带，打草鞋，做布鞋，加工粮食，代借炊具等；联防队员为部队抬送伤病员，运送物资，夜间巡逻放哨等；儿童团员为部队送信，带路，放哨等。我这个交通站长忙得不能按时吃饭，每天工作十多小时，有时忙到通宵。泮塘交通站不但是交通联络站，已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
风云突变
1945年8月上旬，上级党组织负责人陈璋同志（其连山村人），从西北区到泮塘村来，向我传达上级指示，说苏联已经派兵到东北打日本，党中央、毛主席已经派王震将军带领部队打到湖南，准备打到广东，同东江纵队会师，接受日本投降，我们南路地区也准备迎接王震部队到来，要做好准备。我们听了非常兴奋。但是，半个月后，8月下旬，陈璋又来向我传达，说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已派几万人开进广东和南路，王震部队已经奉命撤回华北，我们广东和南路处境将非常困难，要做好应付困难的思想准备等等。同时，他说他还要去中区传达和布置工作，几天后再经泮塘回西北区。回来时将先到后湖村联络点（该联络点由泮塘交通站领导，负责人陈守成），了解泮塘情况后才进入泮塘，要我到时派人到后湖村汇报情况。
没想到陈璋回来那天敌人正好来泮塘扫荡，当我派人去后湖村通报敌情时，敌人已经包围了后湖村。我派去的人赶回向我汇报这一敌情时，同陈璋一起的一名警卫人员也来向我汇报陈璋出事的经过。他们三人刚进入后湖村休息不久，敌人就包围了后湖村，陈璋和另一位警卫人员来不及躲藏，就被敌人抓住了，他本人躲进草堆敌人没有发现，才逃出来。据他分析，可能是他们途经“罗马墰”公路时，被敌人巡逻兵发现，跟踪到后湖村的。陈璋被捕后约一个月左右，被拉回洋青圩杀害，英勇就义。那天敌人进泮塘村，没抓到人，就退回洋青圩。
不久，敌人要建立乡、保、甲政权，要泮塘村选派一名保长为他们服务。陈璋被捕后，泮塘村党支部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泮塘村要派保长之事，无法请示上级，我只好和地下党员陈思林商量，由他担任保长，搞两面政权：一方面应付敌人差事，另一方面了解敌情，随时向党支部汇报。陈思林担任保长后向我汇报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敌人要登记户口，准备清乡，没有户口的人被抓到当共产党处理。怎么办？我又无法向上级请示，只好自己决定：凡是未暴露党员身份的可以同群众一起登记，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和革命骨干，暂时不要登记户口。最后，我和陈光伟、陈谦等人没有登记户口。
后来，曲李同志（即李晓农，解放后任昆明军区某部部长）派人通知我到附近肖港村见面，他说敌人来得很突然，我们部队来不及有计划、有准备地撤退，现在交通联络工作很重要，要我尽快恢复交通联络，但地点不能在村内，要设在村外、田野间。他没有谈及组织问题就走了，此后没有再见到他，但我都按他的指示办了，将联络地点设在离泮塘村几公里外的田野间，坚持交通联络工作。当时我的情报来源，除陈恩林利用保长身份收集敌情，向我汇报外，还安排后湖村地下党员陈守成利用做“牛中”（买卖耕牛的中介人）身份到各地了解敌情、安排外村地下党员陈德卿利用做流动小贩身份到各村庄了解敌情向我汇报。
白色恐怖
同年10月上旬，敌人又一次进犯泮塘村，在马群村工作的地下党员陈贵，回泮塘村隐蔽，在村北外禾草堆睡觉，早晨出来被敌人发现抓走。泮塘联防区主任陈元耿在村南外那坵塘村树林隐蔽，被敌人发现追捕时开枪打死。
10月下旬，敌人一个连队100多人进驻泮塘内村炮楼一个月左右，抓了几十人吊打，逼他们交出武器、自新和供出泮塘村党支部负责人陈光荣（即我）的去向。被吊打的人有地下党员、革命骨干和群众。敌人为了抓到我，一方面多次鞭打我母亲，要她叫我回去自首，否则要交10万元花红追捕我，还要她交出我收藏的武器。另一方面，敌人化装成我军交通联络人员到田野间去找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很担心上当受骗，因部队来找我的人，不是每个人都认识的。我母亲也很担心我受骗被抓。她提出要我到草塘村亲戚（表姑妈）家躲藏一段时间。我听从母亲意见到亲戚家住了10天左右。我到亲戚家住曾告诉何珍同志，他曾去看望过我两次，我母亲也去看过我几次。在此期间，陈贵被拉回泮塘村当众杀害。
由于敌人追逼我母亲太紧，母亲怕我安全不保险，要我尽快跟部队远走高飞，免遭敌人抓到杀害。何珍同志来看我时，我向他提出这个要求，请他帮我找部队，他答应了。两天后，何珍同志（解放后任廉江县委书记）来通知我，当晚有人来接我走，约定时间地点集中。当我到达集中地点时，本村陈光伟和陈谦已经到达。当晚，我们三人由派来接应的青水村叶勤同志带我们到西北区山内村附近甘蔗林中，见到张宏谋同志带领10多位身带武装的同志。我即向张宏谋同志提出，我们泮塘交通站，还有部队留下的10多支枪，埋在高江山仔（地名），除我知道外，还有我村陈永庚知道，他已被敌人抓去吊打，担心他经不起考验，供出敌人就麻烦了，要尽快派人同我前往挖出运回交给部队。第二天晚上，张宏谋即派了几个人同我去把枪运了回来。由此证明，陈永庚虽然已不是党员，还是经得起考验的，没有向敌人供出这批武器，是个好同志。第三天晚上，张宏谋同志就带领我们10多人和枪去跟随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老一团）。
挺进十万大山
1945年11月下旬，第一团全部集中在广西博白县马子嶂村整编队伍，准备西进十万大山。张宏谋同志带领我们10多人与梁汝钦（解放后任北海市副市长、农业部南海渔业局副局长）的警卫排合并，建立警卫连，共30多人、枪。张宏谋任连长，梁汝钦任副连长，梁涛明任指导员，我任连政治服务员，协助指导员做政治工作。连队建立党支部，梁涛明任书记，张宏谋、梁汝钦、陈养廉（第一排排长，泮塘外村人）和我任支部委员。
11月底，部队开始向十万大山进发，途经灵山县古文水村住了几天。当时有一批灵山地下党员来参观第一团打遂溪机场时所缴获的机关炮、轻重机枪等武器，增强他们坚持斗争的信心。原计划到平塘村打一反动头子，后因情况变化，没有成功。然后我们继续西进，灵山地下党员邓毅同志跟我们一起走，正式参加第一团。
第二天，我们到达灵山县钟灵乡。当时钟灵乡刚被敌人烧了村庄，火灰还是热的。我们找不到房子住，露宿村边。12月初，我们到达原定目的地钦县贵台圩，部队在消灭反动乡队后，又收缴了顽军头子张瑞贵的家丁20多支枪。当天下午开仓济贫，宣传群众。
我们进驻贵台圩的第三天，尾追的敌人又逼近了，约3000余人向我军追袭。他们先向我守卫白霞岭的三营七连（重机连）发起10多次冲锋，均一一被我军击退，阵地前沿，敌人横尸累累，多达六、七十人。战斗坚持到晚上9时许，我军有秩序地撤退，敌人伤亡100多人，我七连连长廖培南等两人牺牲。七连连长牺牲后，张宏谋调任连长，梁汝钦升任警卫连长。
1945年12月中旬，部队到达大勉村，与防城县人民游击大队胜利会师。这时，我因患虐疾病（又称打摆子），发冷发热，无法随部队行军，被留在大勉村休息治病，约一个星期左右。当我回到部队时，得知陈光伟、全承繁、丕本等三人当了逃兵，回家乡去了。我虽然可以随部队行军了，但身体很虚弱，同志们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一斗米可以包你去养。”也就是说，一斗米我也吃不完了。可见当时我的身体差到什么程度了。
1946年1月，在中越边境的垌中圩召开各民族的群众大会，民主选举垌中乡正副乡长，成立防城县第一个民主乡政权。我连也进驻垌中圩，这时警卫连已改编为二营第六连，营长涂沙，政委谢森。我连干部未变动，但我的任职改为司务长，负责管理连队的伙食和安排住宿。当司务长工作很辛苦，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几十人的吃饭、住宿都要我负责解决，别人都可以休息了，我却不能休息，要等别人住好、吃饱之后，我才能休息。
越南休整
同年2月，国民党主力部队2000余人，联合两个保安团和地方反动武装共几千人，对十万大山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我军退上大山顶，敌人不敢上去，我们不敢下山，我们每人所带的几斤大米吃完后，没有粮食，靠挖野菜充饥。山上蚂蝗很多，经常跳到人身上吸人血。没有衣服更换，身上长虱子又生癞疮，威胁着人们身体健康。后经请示南路特委同意，又经越南政府同意，部队决定撤入越南休整。第一团西进十万大山坚持斗争三、四个月，完成了撤退和保存力量的任务。从1946年3月份开始，一、三营和团部先撤入越南，然后是二营，最后是防城游击大队（改编为第一团第四营）。
我们第二营是从峒中圩过境到越南的黄么屯，再到亭立圩的。亭立圩是个小圩镇，但华侨很多。越南同志怕我们被华侨发现，引起麻烦，因当时国民党有两个军在越南接受日本投降，还未撤走，所以，要我军冒称越南军队（卫国团），安排我们驻进一座大兵营内，不准我们外出，连门哨也由他们负责，米菜都由越军负责供应。不用我们放哨，不愁敌人袭击，再安宁不过了，但是无情的“饿鬼”又从十万大山追踪而来！越南供应我军粮食每人每天只有2公两，即4市两，不能吃干饭，只能每天吃两餐稀饭，拉两次尿就什么都没有了。肚子饿得厉害，只好在院子里摘野菜充饥，但野菜摘几天也没有了。晚上饿得厉害时，我曾到越军厨房偷过剩饭菜吃。为什么越南供应这么少粮食给我们呢？因当时日本刚投降不久，越南民主共和国刚成立，政府还是各党派联合政府，我军进入越南又不敢公开，没有我军的粮食指标，是从谅山和高平老根据地党员中节省出一部分粮食供应我们的。这不是长远之计。后来，越南党中央、胡志明主席决定，将在越南的我军部队1000人左右分散到谅山、高平两省老根据地，部队所在地区划片包干，让根据地的群众把我们养起来。我连在亭立圩挨饿的时间约半个月左右。后来我们的粮食均由越南老百姓供应，保证了我们的需要，其哺育之恩终生难忘。
学习训练
1946年6-7月，我们二营两个连队（五、六连）100多人到谅山省七溪地区一个叫“花潭”的村庄集中学习训练，全面学习政治、军事、文化。我的任职改为文化教员，负责教全连学习文化，教大家识字、写信（大多数同志是文盲或基本文盲）。部队住房是自己动手搭的茅草棚，自己开荒种地，养鸡，到河里捕鱼，改善生活。这个地方人们不吃狗肉，狗很便宜，一元越南币一条狗，我们买了不少狗吃。住地附近有一条河，我们编竹栅拦河装鱼。有一次下大雨，早上天未亮就去看竹栅有无鱼，结果装着一条大鱼，要两个人才能抬回来，一过称足有32市斤。我们谁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淡水鱼，都说是奇迹。住地附近村庄的群众都很尊重我们，称我们为“中国红军”。他们思想也很开放，特别是女青年，每天晚上都来我们住地座谈，对唱歌，联络感情，日子过得很快乐。我们的战友们，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文化方面基本上扫除了文盲，有的可以独立看书报和写信了。
1946年12月，我被调到高平省坑急附近的高坑村广东区党委干训班学习。当时干训班负责人为唐才猷、饶华、李廉东。我被编入第二区队，任副区队长。学习内容，主要是党性修养和形势教育，坚定革命信心。学习时间一个多月。学习结束时，临近1947年春节。为了庆祝春节，饭堂加菜，晚上演出文艺节目，白天举行体育比赛等活动。
春节后，我被派同李非雅（女）同志到高平附近安平圩华侨小学教书，做华侨工作。我负责四年级语文课，学生年龄比较大，见到我这位老师年龄同他们差不多，不好意思来上课，人来得较少。未满一个月，又接到干训班的通知，要我回干训班另有任务。
我回干训班后，粤桂边工委负责人之一的郑敦同志（刚来不久）找肖汉辉、廖瑞文和我三人谈话，广西靖（西）镇（边）地区负责人邓心洋同志在场。郑敦同志首先介绍我们与邓心洋同志认识，然后说靖镇地区准备武装起义，现正在训练武装骨干，要派我们三人到那里协助邓心洋同志工作。我们三人由肖汉辉作负责人，廖瑞文协助抓军事训练，我协助抓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工作。
第二天，我们三人就随邓心洋同志到训练基地，即越南康村对面山头的那烈屯。这里没有村庄，是自己搭建的两间茅棚，住了十多个男女青年，包括邓心洋同志。我们到后也住这里。还有部分武装骨干住在中国境内自己家里，白天才来这里上课受训。参加训练的武装骨干又称基干队，有二、三十人及枪。我们到达基地后，邓心洋同志宣布这里的党组织称平孟特支，他是特支书记，梁桂廷为民运委员，肖汉辉为军事委员，我为宣传委员，组织委员暂由他兼任。约一个月左右，廖瑞文得急病，发高烧，我回干训班找医生，陈荣（女）医生带领护士跟我到基地给廖瑞文看病，打针吃药仍未见好转，几天就逝世了。不久，肖汉辉奉命调回南路工作。6月初，陈玉同志由左江地工委派来基地工作，任特支组织委员。7月，廖华同志带陈庆芳等同志来基地负责军事训练，任特支军事委员。
平孟起义
廖华来后一个多月，9月7日举行平孟起义。当晚，平孟一带的农会武装，在天池坳伏击平孟乡长唐彦。战斗打响后我们才知道，部分基干队员由陈玉同志带领赶去参加伏击。这一仗缴获两枝步枪，抓了两个乡兵，唐彦没抓到。第二天唐彦带平孟乡巡警逃跑，我军第一次解放平孟。这一仗意义很大，它点燃了靖镇区武装斗争的火炬。这就是平孟起义。平孟起义后不久，就将队伍集中起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靖镇区大队。大队长廖华，政委由邓心洋兼任，副大队长隆建南。大队辖下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长陈庆芳，指导员陈玉；第二中队长兰若（坑急华侨小学老师），指导员陈光荣。后来，兰若因特嫌问题被抓走，李豪光调任中队长。同年10月，果梨、百合、弄蓬三个战役，三战三捷后，在平孟街召开几千人的祝捷大会，邀请附近越南群众参加，会上宣布靖镇区民主政府筹备处成立，主任邓心洋、副主任陈元生。在大会上公审平孟乡恶霸陈振庭，由我中队立即执行枪决。由于新战士没有经验，打了9枪才毙命。
1948年3月，靖镇区地方部队改编为边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廖华（解放后任解放军国防大学训练部副部长）、政委梁家（解放后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政治处主任谢森。下辖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长梁汝钦，教导员李恒生；第二大队长陈贵，教导员李树华。我是第二大队第五连指导员。我因身体不好，同年7月，调第一大队协助李恒生同志工作，后来到越南境内保乐医务站养病一段时间。后随医务人员到越南河阳，再到云南省麻栗坡县攀枝花养病。
鱼水情深
我在靖镇区工作一年多，这个地区给我印象较深刻的是：这个地区很贫苦，但老百姓的革命觉悟较高。这里是广西的靖西县和原镇边县与越南交界的大山区，耕地很少，水田更少，生产技术很落后，基本上是刀耕火种，主要靠在25%以上的半山坡上点种一点玉米（又叫包谷），作为主要粮食作物。老百姓常年喝玉米糊糊过日子，而且还吃不饱，以南瓜苗和叶作配菜，油盐都很少，严重缺碘，大颈泡的人较多，生活十分贫苦。但是，这里老百姓的革命觉悟比较高，他们受大革命时期左右江红七军和红八军的影响较深，对右江红军领导人韦拔群很崇拜。越南在法国统治时期，越南劳动党（即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等也曾多次到过这里搞革命活动，曾受过这里的老百姓的掩护，救过他们的生命。我初到这里时，这里的地下党员曾向我作过介绍，讲过故事。我们搞武装起义后，敌人来扫荡，烧了弄获村几十间房屋，我带队伍到该村慰问受害群众时，他们反而安慰我们，说：“同志，不要紧的，干革命就免不了被杀头，被烧房屋，只要我们人还在，房屋烧了，革命胜利后再盖新的。”当敌人来扫荡，我们部队吃饭有困难时，群众把家里所有可以吃的东西都拿出来，和我们分着吃，吃完为止。当我们部队撤退转移时，他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挑着行李，拉着耕牛，跟着我们走，要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我们动员他们回家，他们也不愿离开我们，当时的情景感人至深！
当时跟着我们部队的俘虏——原国民党靖西县民团副司令张绰然见状也深受感动地对我们说：“你们现在的情景很像三国时期刘备失荆州后撤退时，老百姓跟着他撤退的情景，是很感动人的。”但是为了部队安全转移，我们只好反复做动员工作，这些群众最后才肯离开我们回家去。对这段历史，我用几段诗词来概括：
军事训练那烈屯，平孟起义举红旗；
南路部队齐并肩，首战歼敌于果梨；
百合弄蓬连告捷，活抓民团副司令；
三战三捷军威震，吓得敌人心胆寒。
镇边人民困难深，革命意志最坚定；
踊跃参军青少年，奋勇支前中老年；
敌人烧杀均不怕，军民团结谁能敌？
艰苦奋战历三载，打败敌人庆胜利。
开辟新区
滇桂边工委和南路部队进入靖镇这几个月（47年11月至48年4月），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在三个方面：地方工作不从实际出发，硬搬华北地区土改的做法，搞减租减息和土改试点，要过早地消灭地主富农，侵犯中农利益，打击了中农，孤立了贫雇农。部队打了几次大胜仗，就胜利冲昏头脑，轻敌麻痹，盲目深入敌区，受到挫折，挫伤部队情绪；肃反工作扩大化，乱抓人、乱杀人，杀错了一些好人，受我改编后的土匪也都杀了，连地下党员也误杀了一个，弄得人心惶惶，干部和群众都害怕，孤立了自己。部队被迫撤出靖镇区，转移到云南地区开辟新区。
我因身体不好，随医务所到云南省麻栗坡攀枝花养病。1948年12月，云南省麻栗坡县董干区解放时，我被调到该区工作。中共董干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区工委）成立后，郑均（解放后任云南昆明工学院党委书记）任区委书记，陈锦任副书记，陈锦荣、吴友南和我任委员。该区有5个乡，区工委委员每人负责一个乡的工作。陈锦负责银马乡、陈锦荣负责官渡乡，吴友南负责银屏乡，我负责者林乡。还有一个苦竹乡，由沈明俊负责。
1949年4月，郑均调麻栗坡任县工委书记，陈锦升任县工委委员兼董干区工委书记，我升任县工委委员兼董干区工委副书记，陈锦荣调离董干区，提任本地新党员王增跃为区长参加区工委。不久，郑均到董干区，要我随他回麻栗坡开县工委会议，留陈锦在区主持工作。在我们开会期间，传来广南土匪打进董干街，陈锦和区长王增跃被捕的消息，郑均叫我即回董干了解情况，向县工委汇报。我先到官渡乡，了解到土匪仍在董干未走，后来见到廖华同志带领部队到官渡乡一带准备消灭土匪，但未来得及，土匪已撤回广南老家了。我回到董干后，了解到情况是这样的：
在苦竹乡工作的沈明俊轻信土匪愿意接受我改编的谎话，到土匪约定的地点谈判，中了圈套，被土匪抓了起来，逼他写信给陈锦，再骗陈锦去谈判，陈锦去后又被土匪抓起来。陈锦被捕后，罗茂林带领土匪几百人突然袭击董干区中队，占领区公所，抓了区长王增跃。我区中队三、四十人被土匪打垮，中队长李正洪（华侨青年）被土匪抓去活活砍死，死得很惨。还牺牲了一些战士（人数忘记了），指导员马秀松（现名招秀松）脱险。
区长王增跃被捕后，经其父母亲托人花钱才担保出来。陈锦和王增跃被捕后，由我担任区工委书记兼区长。约一个月左右，7月的一个早上，陈锦和沈明俊二人逃回董干找到我，诉说他们二人是在看守他们的土匪打磕睡时，被他们砸脱锁链而逃出来的。我们无法审查情况是否属实，向上级汇报请示，不久，上级通知他们二人到滇东南工委休息，接受审查。
我在董干区工作9个月，除发生以上事件外，没有其他敌人进犯。区乡政权比较健全，还设有税站，除征收公粮外，主要征收鸦片烟土税。当时这个地区农民种植很多制鸦片的原料——罂粟，制鸦片烟土出售。广东的商人带着武器到这里购买烟土，走私回广东、香港等地出售。到这里来买烟土，都向我们税站纳税，有时他们还卖给我们武器、手表。有一个商人是我家乡附近塘仔村人，同我们谈起家乡情况时，他说认识我的父母。当时不便写信，就托他给我父母带口信。1950年我回家探亲时，母亲告诉我，她多年来对我十分挂念，那个商人将我在云南的情况告诉她后，她才放下心来。她说我走后，她曾到处求神、拜佛、许愿，这才保我平安。
当时这个商人以18元光洋卖给我一块镀金手表，我是第一次带上手表，后来被廖华同志要去了，我又用18两烟土，另买一块更好的手表。
这里再说一下，桂滇边工委进入云南之前，在越南河阳与云南讨蒋自救军会师后，再次召开边工委扩大会议，总结在镇边区的经验教训，结合云南省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省主席卢汉与蒋介石的矛盾，云南保安团与中央军的矛盾，可以利用），对进入云南后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同在靖镇区时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强调做好统战工作，提出凡是反对蒋介石的人都可以团结，一致反对蒋介石；凡愿意接受我改编的地富或土匪武装，都可以给他们的头面人物一官半职。卢汉的保安团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们，互不侵犯。不稿减租减息和土改试点，也不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等。这样不但不侵犯中农利益，而且地富的利益也不侵犯。主要斗争目标对准蒋介石：“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在这些政策影响下，我军进入云南后，发展很快，不到半年，部队发展到六、七千人枪，建立起十多个县级政权，还建立了专员公署。滇东南地区群众生活比靖镇区好些，但也是比较贫苦的。这里是少数民族集居的地区，有十多个民族。主要口粮也是玉米（又称包谷），但与靖镇区有所不同，靖镇区是吃稀饭，这里是吃干饭。我们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由于有了各级政权，有财政收入，生活就比靖镇区好了很多，有马骑，有手表戴，有新衣服穿。
迎接解放
1949年9月，我奉命调任滇桂黔边纵队第四支队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团党委组织部长。我走时董干区的工作由容德均同志接任。几天后，我到砚山县境内找到三十二团报到。当时团长是彭大同，政委郑均。团的领导成员就是我们三人，均没有副职。过了几天，部队奉命开到西畴县城驻防。1949年开国大典那一天，我们部队就在西畴县城。电台报道了五星红旗制作规格，我们赶制了一面新国旗挂在住房前，我和政委郑均、参谋主任邓毅等五、六人（当时团长外出执行任务不在团部），在新国旗下合照一张相片留念（请照相馆来照），现还保存着。在这里住了十多天，部队开到文山县附近活动。10月中旬，听到传达卢汉起义，但不久又听说他不起义了，因为蒋介石得知卢汉有起义之嫌，就叫他到重庆见面，警告他不准起义，并要他答应回昆明抓共产党和派保安团打共军，才放他回昆明，所以起义推迟了，直至同年12月初才宣布起义。卢汉起义时，先将在昆明的二十六军和第八军两军长扣留起来，并关闭昆明机场，停在机场的飞机不能起飞。蒋介石马上下令，任命两军副军长升任军长，率领两军围攻昆明。卢汉命令保安团坚守昆明，并号召昆明市民组织起来，配给枪枝保卫昆明。这就是昆明保卫战，坚持了一个月左右，中央军始终无法攻进昆明。而我边纵部队在外围配合攻打中央军，加上南下大军逼近云南边境，中央军怕南下大军赶到后，他们跑不掉，才向滇南狼狈逃跑。昆明保卫战取得了胜利。中央军南逃时沿途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我南下大军为防止敌人逃出国境，即从广西百色沿着中越、中缅边境包抄过来，堵住敌人退路。另一方面，为防止敌人从蒙自机场空运海南岛，我三十二团奉命配合南下大军，向蒙自挺进。1950年1月底，我三十二团解放蒙自县城，封锁机场，俘敌七、八千人，缴获飞机几架。但仍有几千敌人逃出缅甸，后来在那里当了土匪。当我们审问俘虏时，他们说，他们被俘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按一般行程计算，解放大军赶到蒙自时，他们应该已经到了海南岛，没有想到南下大军跑这样快，提前一个星期赶到；二是蒋军领导层怕蒋军不逃海南岛，先将他们家属空运走，后运军队，结果家属走了，军队走不了而当了俘虏。
解放蒙自后，部队休息二三天，我和邓毅同志及警卫员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片留念。1950年春节前我们奉命回文山城，春节是途中过的，春节后，约于二月中旬回到文山城。
返回家乡
1950年4月初，我奉命到昆明市集中，待候回两广工作，就离开了文山和三十二团。我到达昆明集中地点时，准备回两广的同志差不多都到齐了，我是较晚到的。到后得知，入滇参加武装斗争的老一团和新一团的指战员，除留下少数骨干在云南工作外，其余指战员集中昆明编成云南军区两广支队，支队长张宏谋，政委陈熙古，政治处主任李恒生。下编两个干部连，干部第一连均为连级以上干部，一百多人，干部第二连均为排级干部，也一百多人，一个战斗营，三、四百人枪。我分在干部第一连，任副指导员，连长李池，指导员陈锦荣，副连长梁汝钦。部队在昆明市东郊住了一个月左右，一方面组织学习，另一方面让同志们休息，游览昆明。在昆明过了“五一”节后，5月中旬离开。离开昆明时，云南省委、省军区司令部召开隆重的欢送大会，欢送我们。部队从昆明坐火车到沾益，由军区派16辆10轮军用大汽车，送我们到湛江市。途经贵阳市休息几天，到柳州时又休息几天。到柳州后，粤西区党委副书记，原南路特委书记温焯华同志亲自到柳州接我们广东同志，广西省委组织部派人到柳州接广西的同志。广东同志约四、五百人，于1950年7月初到达湛江市，全部旅程约2000公里，历时一个多月。到达湛江市后，我们干一连住在南侨酒店。休息几天后，放假半个月给大家回老家探亲。
我们探亲回到湛江几天就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参加了湛江军分区举行的庆祝大会后，就一分为二，留少数同志在湛江地区工作，大部分同志到新成立的钦廉军分区去。我被分到钦廉军分区。
灵山土改
8月中旬，被分到钦廉军分区的几百人到安铺乘船过北海。当夜很多人都晕船呕吐，我无事，第二天早上到达北海市。到北海后，休息几天，陈熙古同志被转业到灵山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他要带我和许钦、李成伟三人一起到灵山工作，包括他爱人黄轩华共5人，随灵山县委书记陈铭金到灵山去。途经合浦时见到合浦县委书记沈汉英同志，和久别重逢的老领导见面很高兴。到灵山后宣布我们的任职，我到平山区（即二区）任区委书记，许钦到三隆区任区委书记，李成伟到武利区任区委书记。
1953年8月30日我离灵山时，将我从部队带回来使用的美制卡宾枪一支、子弹131发交给灵山县公安局；1954年4月到中央组织部工作时， 我又将从灵山带去的美制左轮手枪一支、子弹44发，交给中组部政保科，正式结束了革命军人的生涯。
1953年10月初，我从灵山县委调广西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工作。1954年4月初，我从广西省委组织部调到北京中共中央组织部外交外贸出国干部管理处工作，处长是老革命家帅孟奇大姐，当时的部长由邓小平同志兼任，副部长有安子文、李楚梨。
处长帅孟奇是工资待遇7级的老干部，三十年代曾任江苏省委妇女部长，曾被捕坐过牢，身体不太好，在中央机关人们都尊称她“帅大姐”。当时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李楚梨也是这样称呼她。九十年代李鹏总理曾到她住处看望她，也尊称她“帅大姐”。
1954年9月，我的老领导黄其江同志来京探望帅孟奇处长，见到了我，请我到全聚德吃烤鸭，说他认识帅大姐，是他上次来北京开会时。当时他得了急病，是帅大姐派车送他到医院治疗，帅大姐是大恩人。1956年初，我又从中组部外交外贸出国干部管理处调到工交干部管理处一科任干事，处长是张瑞华（聂荣臻元帅夫人）。
1957年8月，我从党校学习毕业后不久，从中组部调到广东省委交通工作部干部处工作。1960年底，广东省委交通部撤销，我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直属机关党委工作。
作者：陈光荣
——2002年10月18日初稿2008年6月2日修订完稿于广州
陈光荣摄于2005年广东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
陈光荣简历
陈光荣同志是广东省遂溪县洋青乡人，194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遂溪县地下交通站站长。1945年10月参加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历任老一团警卫连政治服务员、二营六连司务长、滇桂黔边纵队二支队二大队五连指导员、平孟特支委员、靖镇区大队二中队指导员、滇桂黔边纵队二支队第二大队五连指导员、云南麻栗坡县董干区工委书记兼区长、滇桂黔边纵队第四支队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云南军区两广支队干部一连副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广西灵山县委、广西省委组织部、中央组织部、广东省委交通工作部、中共中央中南局、广东省梅田矿务局、广东省电子工业局工作。1985年8月离休。
编后记：
我父亲有一个革命的家族，在抗战时期参加共产党的亲属还有陈醒亚、陈醒悟、陈伟荣、陈光伟及陈拔、杨强夫妇等人。我母亲梁日孔也于解放战争时期在南路地区的灵山县参加革命。
作为南路老一团的一名老战士，我父亲在80年代中离休后，曾应当地政府之邀，到广东的湛江、遂溪，广西的靖西、那坡，云南的麻栗坡、文山等地参加党史座谈会，口述史实，为当地的党史编写尽绵薄之力。
我父亲在结束文革下放的生涯后的1973年之后，开始重新联络失散多年的老战友、老同志，如陈醒吾、梁汝钦、莫怀、周斌、何珍、陈熙古、张宏谋、唐才猷、廖华、郑均、黄景文、林杰、唐森、李晓农等；陆续看望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和迫害的老领导、老战友，例如周南、陈醒亚、庄田、温焯华、黄其江、沈汉英、沈斌、梁家等，还专程到沈阳参加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陈拔同志（原南路新一团团长）的追悼会。
我父亲虽然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但记忆力较好，参加革命后勤于学习，又有记笔记的习惯，直到晚年还对当年的革命经历中的人与事记忆犹新；他对当年一起浴血奋斗过的战友和乡亲，总有一种深切的、不能忘怀的革命感情，所以他到晚年时总想写一些革命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一些精神遗产。于是他不辞辛劳历时五年多，执笔耕耘，三易其稿，终于在他去世之前两年完成了自己的《往事回顾》。在这里，我只节选了与南路、粤桂边及滇桂黔革命史有关的部分，以供参考。
——陈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