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浙江大學徐岱與杭師大陳星兩兄合作，召開「二十一世紀的人與美育」高端論壇，命我參加，乃於二十三日赴杭州。
抵會者尚有周憲、陳曉明、靳大成、劉康、張康、蘇煒等老友。大成剃了個光頭，成了光頭黨人；蘇煒則不見殆已十年；徐岱致詞更滿口老輩口吻，令人真感「少年子弟江湖老」了。
論壇很有意思，可惜時間有限，未能深入，但也讓人反思到了一些問題。像曾繁仁先生談到新時期一些對美育的共識，例如承認美育是必須的且不可替代等等，但這些最多卻只是官方文件上的語言，這些語言跟現行體制、觀念、做法皆是大有距離，甚或矛盾的。如何把美育落實在具體環境、制度上呢？與會諸君大抵就繞開勿論了，最多只在個人的美學實踐，讓人的知識能真正「上身」這些方面講，或仍回頭去分析、呼籲，要求大家重視人文與美育而已。由此看，畢竟令人惜其實踐性不足。
這也同時顯示了學科配備不足的問題。人文學科，目前僅擅於談玄，抽象思辨、概念與名詞、文本與圖像，一大套又一大套。但要落到實處，就須有社會分析、具體施為。而這正是人文學科知識配備中較缺乏的。因此像胡亞敏先生論信息化時代對高教人員之衝擊，顯然就對信息社會本身缺少瞭解。資訊社會學之發展，殆三十餘年矣。對於「後工業社會」「第三次浪潮」以後，人類社會、城市、教育、生活、政治、經濟諸領域會發生或已發生些什麽變化，相關研究早已汗牛充棟。但我們人文學界，即使講後現代的先生們，主要也是僅就意識形態、精神方面說，很少注意具體社會問題。因此對信息化所形成的社會變貌及發展狀況，也不甚了了。這正是應予補足之處。
二六日，由杭州飛廣州，徐承來送我。告訴我：胡志毅前夜與我分手後搭計程車返家，出了車禍，頭把車前玻璃撞破了個大洞。幸而讀書太多，腦袋充實，所以玻璃窗破了而頭無恙。倒是手指骨折，已打了石膏，恐要將養數月，不能飲酒啦！我抵廣州後，去電安慰，志毅哈哈怪笑，看起來沒大關係，令我放心不少。
去廣州，是因中華書局在大學城舉辦經典教育論壇。本期係第五屆，以《大學》為主，我來做個導論。
《大學》篇幅甚短，但其實難講。因為它在儒家經典中是較特殊的。
它在宋代以後與《論語》《孟子》《中庸》合稱四書，地位幾乎與《五經》相埒，某些時候甚至比《五經》還重要。但它和四書中其他三本的情況并不相同。
大家都說抬高四書是宋儒之功，而其實《論語》《孟子》之地位自古就高。漢孔安國以下注《論語》者，凡百八十余家；注《孟子》者，趙岐以降，亦有六十餘家，二書且均列為學官，有博士傳習。《中庸》由《禮記》中被重視而獨立摘出，亦不自宋人始；《漢書·藝文志》載漢人已有《中庸說》兩篇即是證據。南北朝期間單獨講說《中庸》者亦不罕見。唯獨《大學》，在宋人以前並不如上述三書那麼被重視，也未由《禮記》中摘出單行。因此《四書》之合稱，關鍵其實首在把《大學》提舉出來，這一點才是深具思想史意義的。
正由於此，所以四書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學》。
朱子把大學視為入德之始教，認為應先讀《大學》，其次讀《論》《孟》，最後才是《中庸》。後人常把《大學》《中庸》合稱，談四書次序，也常先《學》《庸》，然後才是《論》《孟》。明代科舉，又把《中庸》放在《論語》之後。這些，雖然均與朱子本義不合，但排來排去，《大學》仍一直放在首位，可以看出宋元明清各朝對儒家學問之基本看法，正是忒重《大學》的。
不過，《大學》獨立成書，並不始於朱子。北宋仁宗以《學》《庸》賜進士。司馬光撰《大學廣義》，程顥程頤兄弟編《大學定本》，都顯示了：重視《大學》，且將它由《禮記》中摘出來獨立討論，乃北宋風氣。
故清毛朝暉《朱子大學解演變考》序說：「有宋一代之《大學》研究，蓋有兩大流派。其一曰注解，司馬光撰《大學廣義》一書，是千古《大學》專著之祖。其後呂大臨、蘇總龜、喻樗撰《大學解》，廖剛、何補撰《大學講義》，譚惟寅撰《大學義》、張九成撰《大學說》，蕭欲仁撰《大學篇》，前呼後應，蔚然成風。其二曰改本。二程分撰《大學改本》，是為千古《大學》改本之祖，其後林之奇亦有改本傳世。及朱子崛起南國，撰《大學集解》《章句》《或問》，於是匯兩大潮於一途。集北宋諸儒之大成」。
朱子集北宋諸儒之大成以外，當然自己的心得也很不少。臨終時還改《大學》誠意章的注解，可見一斑。
近世論《大學》，頗以攻朱子為時髦，強調古本、原本，把朱子對《大學》的解釋看得一錢不值，觸處皆誤。不知《大學》始獲重視，即本宋學，朱子既集宋人論《大學》之大成，又多心得語，則論《大學》，豈能繞過朱子及宋人，別尋古義以為高呢？
我之所講，卑之為甚高論，主要是介紹宋人對《大學》所開顯的義理規模及其反響。聊示坦途，未遑深入，但做為導言，或許夠用了。
講畢，即趨車去深圳，與黃寶華諸兄會面。食狗肉、賞客家菜。一宿而渡海往珠海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