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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建设路小学 孙殿镔
提起北洋军阀，首先想到小时候老师和教科书上的判词：反动残暴、落后腐朽、祸国殃民，近年来零零散散地接触到一些文字，加之思想的成熟，对他们的认知客观全面了一些，了解了他们身上也有一些可贵之处。最近，读了关于北洋军阀的专著——《北洋乱》，对这些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可概括为“乱世之枭雄，末路之英雄”。
枭雄是这样诞生的：天赋异禀与身处乱世互相作用枭雄者，不束缚于清规戒律，为达到目的，不按常规出牌，不择手段，两面三刀，能屈能伸，做事果断，手段毒辣，往往呼风唤雨笑傲一时。北洋军阀的鼻祖袁世凯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戊戌变法，他权衡时势，出卖光绪康梁，致使变法中途流产，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他顶戴上的缨子，而此前他曾设法帮助康有为上述光绪帝，也是维新派“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小站练兵，他趁机结党营私，培植个人势力，北洋军“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为日后称雄华夏奠定基础，而清廷却以为他是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辛苦操劳，多次赞誉其练兵有方，谁曾想此时训练的军队日后竟然成为迫使溥仪退位的压迫力量；溥仪登基，他被强制“病退”三年，表面上垂钓江上，悠哉悠哉，不问世事，私下里通过庭院深处的电报房于在京城的北洋爪牙密切联系，发号施令，影响时局；辛亥革命，民国创建，他脱下不问世事的伪装，迅速把持权力中枢，大刷两面三刀，一方面重兵威胁南方革命军，一方面利用全国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威胁清廷，最终赢得了利益最大化：清帝退位、建立民国、孙中山辞职、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又让部下故意制造混乱，以时局不稳为由达到了在北京就任的目的。称帝前后，他的演技达到顶峰，堪称影帝。明日里自己振振有词：“辛亥革命初起时，清室愿意让位于我，我坚决不肯接受。我如趁人之危取而代之，便是欺孤凌寡，不仁不义、不忠不信。为了保障清室安全，我不惜牺牲一己，勉强出面来担负艰危之局。我完全懂得古今中外帝王子孙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做皇帝。我已牺牲了自己，岂忍再遗祸子孙！”，就连心腹爱将北洋猛犬冯国璋当面询问，他也是斩钉截铁地否认自己称帝的野心；暗地里，他拉拢清朝遗老遗少，指示手下幕僚吹鼓手，制造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君主制才能长治久安的舆论，盗用民意，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全国上下兴起了推戴袁世凯做中华帝国皇帝的逆流歪风。在世人迷茫混沌之际，袁世凯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为由，1915年12月12日在北京居仁堂登基称帝。早在袁世凯出卖维新派后，社会上就流出着这样的歌谣：“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北洋军阀的鼻祖和制造者袁世凯的身上几乎集中了乱世之枭雄的所有特点，他死后中国正式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期，其后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二三年的北洋军阀身上都可以找到袁世凯这位枭雄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影子。倒袁英雄、再造共和的蔡锷与小凤仙的知音故事流传甚广，殊不知这只是当时身在北京遭袁氏软禁的蔡松坡瞒天过海之计，他先是利用与小凤仙的风流韵事，制造家庭矛盾，使母亲、妻子等家人愤而南归成为自然之事，后又在八大胡同与小凤仙等彻夜狂欢，麻痹了监视人员，得以逃脱虎穴。府院之争，引来辫军入京，张勋上演复辟丑剧，然其复辟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并非北洋出身的张勋，因八国联军入侵护驾有功，得到慈禧为代表的清廷恩典，成为高级将领，对清廷终生感恩戴德，清帝退位后他复辟之心顿起。他为此积极联络当时最有实力、最有影响的军阀——北冯（冯国璋）南陆（陆荣廷），1917年3月，他在大帅府宴请陆荣廷，席间试探性地谈论“民国不如清朝，共和制度不如君主政体”，陆荣廷微笑对之，不置可否，张勋以为默许心中暗喜；为探明冯国璋的政见，张向冯推荐自己的机要秘书去冯处任职，后从其口中得知冯并不反对君主政体，张还不放心，又亲自写信，冯于回信中极力附和，声称支持张之政见。张勋心中大喜，认为复辟有了基础和把握。1917年4月，黎元洪正式通电罢免段祺瑞总理职务，府院之争爆发，张勋认为是天赐良机，召开第四次“徐州会议”，冯国璋、张作霖等都派来代表，段祺瑞更是让手下第一红人徐树铮与会，表示只要能驱逐黎元洪，一切方式都在所不计。于是，张勋才雄心勃勃地拉开了复辟序幕，谁承想他这次却被同道中人给耍了，见张勋复辟遭到全国上下的反对，先前表示支持他的军阀纷纷发表声明，反对复辟，谴责张勋。段祺瑞更是过河拆桥，倒打一耙，率军赶走张勋，重新夺回北洋政府的大权。真是军阀面，孩儿脸！作为袁世凯的得意爱将、北洋猛犬冯国璋深得真传，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袁世凯称帝前后，他先是消极对待，1915年12月，袁世凯公然举行改变国体的投票，冯先是托病不出，后勉强前去也一言不发。袁世凯有所察觉，12月18日，任命冯为参谋总长，明升暗降，欲调虎离山，让冯离开老巣南京，冯以身体抱恙、江苏军民推脱为由推辞。蔡锷云南起兵讨伐袁世凯，冯国璋学习袁世凯当年做法，1916年3月21日，联络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和山东靳云鹏，向南北双方发出“五将军密电”，一方面要求南方护国军取消独立，退出战区；一方面要求北方取消帝制，惩办帝制罪魁，请元首自行辞职，以告罪天下。这给了袁世凯致命一击。后张勋复辟，他帮助段祺瑞赶走张勋，也走上了大总统的宝座。袁世凯另一心腹爱将、北洋之虎段祺瑞在张勋复辟中的表演已经相当精彩，他在袁世凯称帝时的表演更是令人感叹——又是当年袁世凯抛弃清室与革命党人交易的翻版。当时袁世凯已经是四面楚歌，他把段祺瑞当做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屡次联系段祺瑞邀请其进京共商大计，辞职在家的段祺瑞确实不慌不忙，弈棋为乐，对袁世凯是百般推脱，暗地里与倒袁势联络，联合发表通电，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护法战争爆发，段主张武力统一，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段占了上风，逼着靠近南方的冯的嫡系部队进攻湖南，不想在冯的操纵下不战而溃，段为此下野，而冯上台后发现无力掌控局面，不得已又再次邀段出山，而且一反常态地支持段武力统一的主张，积极表示要南下一线，鼓励北洋军士气，好借此来个金蝉脱壳，重掌嫡系部队的权柄。不料，冯的如意算盘却被同门师兄弟段祺瑞识破了，他派人在蚌埠车站截下了冯，将他软禁在北京，成为政治俘虏。真是枭雄之中，没有最强，只有更强啊！吴佩孚为了充实自己的军备，指使部下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手下军官巧立名目，搜刮民财，致使民不聊生；他还对工人痛下杀手，“二七惨案”中，林祥谦、施洋惨遭杀害，同时被杀的还有四十余名工人，足见其残暴性格。张作霖的发迹，也是他自导自演的大片，1902年土匪头子张作霖获悉，奉天将军增祺的夫人由一小队士兵护卫，坐马车返回奉天，就安排手下土匪埋伏途中，见夫人一行后猛然杀出，意欲抢劫，这时张导演兼男一号作霖与结拜兄弟张作相正好经过，英雄救美。张藉此由一名绿林好汉一跃而为巡警马队统带，开启了他枭雄雄起的序幕。此外，像曹锟贿选、冯玉祥倒戈、孙殿英盗墓等，都是乱世枭雄之经典杰作。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枭雄，一是个人天性使然，二是时势使然。他们大都天赋聪慧，意志坚强，渴望能改变人生，成功立业，而当时身份乱世，正常的农而勤则富、学而优则仕的上升之路走不通，而天赋奇秉又使他们不甘寂寞平庸，这错位的境遇让他们走上了枭雄之路。由于他们枭雄的特点，他们往往能脱颖而出，风光一时；也正由于他们枭雄的特点，他们没有成熟的政治理想和稳定的政治路线，他们也往往只能风光一时，随即很快被历史的洪流淹没。
英雄是这样出现的：天赋良知与中华道德有机融合
同样是这些人，他们身上大多还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影响，他们有些所作所为打下了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美好印记。 袁世凯的“金匮石屋”中保存着他认可的继承者的名字，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后，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振芳四人取出这份名单，上面写着三个人的名字：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世人所传的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的名字。有人说是袁世凯提前把袁克定的名字换成了段祺瑞。这只是传说，事实是袁世凯这份名单没有显示出他是为儿孙谋取大宝之位。回顾他不平凡的一生，我们也不能完认为他只是一个只利欲熏心的无耻政客，他应该也有富民强国的追求。 蔡锷顺应时势，于云南一隅而率先举起讨伐袁世凯的义旗，发动护国起义。在与北洋军鏖战的三个月中，以寡敌众，给袁世凯沉重打击，成为袁氏王朝的掘墓人。然后1917年，他因喉疾于日本福冈的一家医院去世，年仅34岁。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其举行国葬，蔡锷成为民国国葬第一人。梁启超为爱徒写下挽联：“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张勋复辟，有其落后反动的原因，不过也可见其知恩图报的私德。辛亥革命，江浙联军攻打南京，张勋负隅顽抗，已报清廷知遇之恩。在战役中，他心爱的小妾“小毛子”被联军捕获，时任上海都督的陈其美建议，将小毛子演到上海，以其美色敛财，以资军需。江浙联军总司令徐邵桢拒绝这个建议，将小毛子送还给张勋。张勋有恩报恩，将从联军缴获的车辆物质完璧归赵。这些物质在后来的南北战争中为南方革命军发挥不小的作用。 冯国璋在袁世凯去世后，被选为副总统，仍在南京办公，地方治安倒也平和安宁。江苏商民发动集资，要为他竖碑建祠，立铜像，建“华园”。冯国璋得悉后，当即让秘书致函拒绝，而将集资改建贫民工厂，以救济贫民。所缺款项，他自己慷慨解囊。 段祺瑞十分清廉，自律甚严。他有一个远房侄子，来到保定军校投靠他。他给侄子安排了勤杂工的工作，后来却被段的下属提升为军需采办，这是一个肥缺，远房侄子捞了不少油水。后来，段祺瑞得知此事，愤怒异常，远房侄子被他打成了终身残废。同时他把自己关了禁闭，当着众人面走进去，在里面整整关了两天两夜。当他在别人的搀扶下走出来的时候，面色苍白，几近虚脱。他不建别墅、庄园，不收受贿赂、礼品，不抽鸦片，不徇情卖官，生活俭朴，在当时的军阀中实属罕见。 北伐战争中，吴佩孚一败涂地，蛰居京城，在厅堂中悬挂一副对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借，灌园怡性，真个解甲归田。”这里就有他为官做人的“四不”原则：不纳妾，不积金钱，不出洋，不走租借。相传一位德国女记者慕名不远千里，登门拜访，相谈甚欢。离开后，又寄来一封求婚信，第一句话就是“吴将军，我爱你”，翻译人员感觉不好向吴佩孚翻译，秘书长笑称“你们无权曲解大帅的情书”，翻译人员才对吴佩孚照直译出。吴佩孚笑而不语，提笔写下四字回复：“老妻尚在”。他与原配李夫人感情深厚，两人始终无有生育，在母亲的压力下，吴佩孚又娶了侧室张佩兰，他为此对李夫人始终身怀歉意。李夫人去世后，吴佩孚与张佩兰也始终没有生育，但是从此后再没有纳妾，将侄子过继为子。尤其是面对大是大非、做人原则和民族大义时，北洋军阀之中不乏舍身取义之人，堪称末路英雄。1919年12月12日，冯国璋在北京宅邸感染风寒病倒，后又引发急性肺炎，病情急剧恶化，于12月28日病逝，终年六十一岁。临终前，他念念不忘“和平统一”，口授遗言：“和平统一，未及身见死有遗憾。愿内外同心，化除畛域，和平统一，务底于成。”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于军阀混战之际，戎马一生、斗争一生的冯国璋晚年能发出“和平统一”的呼吁，难能可贵。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在段祺瑞的执政府门前，卫队开枪射击，打死爱国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四十七人，伤一百三十二人，震惊全国。段氏政府于一个月之后倒台。其时北京的政权主要掌控在冯玉祥和张作霖手中，段祺瑞只不过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政治傀儡。但是他真诚地承担责任，当众下跪致歉，发誓终生食素赎罪。“九一八”事变后，在天津做寓公的段祺瑞，作为昔日的“亲日派”，受到了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的青睐。他多次上门利诱拉拢，要帮段祺瑞“恢复旧日河山”，均遭拒绝。日本人也曾发动段祺瑞旧部前来劝说，段祺瑞疾言厉色：“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汉奸傀儡，就是你自己也要好好想想，不要愧对祖宗父母和子孙后代！”1933年，他应蒋介石之邀，果断南下，定居上海。期间因胃出血住院治疗，考虑他年事已高，长年食素，营养不济，身体日渐衰弱，医生和亲友都劝其开荤。他断然拒绝：“人可死，荤不可开！”出院后，段祺瑞被蒋介石安排住进庐山牯岭的别墅，常以弈棋为乐。1936年11月1日晚，段祺瑞胃病再次发作，于次日在上海的医院中去世，年七十二岁。临终前，他向国民政府提出“复兴之道”：“勿以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勿讲外交者而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数，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在遗嘱中，段祺瑞写道：“余生平不事生产，后人宜体我乐道安贫之意，丧葬力崇节俭，殓以居士服，无以荤腥馈祭。”他用言行维护了民族大义，关注了民族未来，也用生命负起政治责任，信守赎罪誓言。 与段祺瑞关系非常密切的徐树铮曾被誉为“左宗棠第二”。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脱离中国政府。1919年，徐树铮任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率兵出塞，挺进库伦。面对外蒙古地域辽阔、敌众我寡的形势，徐树铮“弱者示以强”，学习“孔明增灶”，一路上大张旗鼓，大事宣扬，用疑兵之计迷惑敌方。一到库伦，就迅速软禁了其“内阁总理”等王公大员，迫使外蒙古于11月17日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自请取消自治，回归民国。徐树铮用二十几天的时间，兵不血刃，立下奇勋。吴佩孚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常以诸葛亮、关云长、岳鹏举自喻，胸怀统一中国的大志，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他的头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被誉为“中国的最强者”，不想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遭到冯玉祥的反戈一击，元气大伤。后来在北伐战争中更是一败涂地，他从此蛰居北京。1939年11月24日，吴佩孚吃饭时被一个饺子里的羊肉骨屑划伤了牙床，导致半边脸肿胀，家人请来德国医生，医生要求家人尽快送到租界内的德国医院进行手术。吴佩孚坚决不肯前往，并告诫张佩兰夫人，如果趁他昏迷之际将他送进租界，两人就不再是夫妻。德国医生只好离去，最终吴佩孚被日本人以看牙的名义害死。吴佩孚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气节，作为山东蓬莱人，他在“五四运动”中旗帜鲜明地支持爱国学生，发表通电，请愿出战，要与日本抗争到底，被称为“革命将军”。他曾亲自填写军歌《满江红·蓬莱阁》：“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忆当年，吉东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主权坠。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他后来虽然在中国内战中败北，但是民族气节不改，三斗登门拜访劝其出山的土肥原贤二。第一次，土肥原贤二哀求：“请玉帅出面，救救日本！”吴佩孚淡然回应：“我自身不能救，焉能救人？”第二次，土肥原贤二换了说法，请吴佩孚出面调和中日关系，谋求和平。吴佩孚顺水推舟：“这很好。那就请贵国天皇陛下与我国元首蒋公双方来电请我出面，我自然会竭尽全力。”这是日本人不能做到的，自然没有成功。第三次，土肥原贤二用日本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利诱，吴佩孚开出条件，要求日本人退出中国，包括东三省。土肥原贤二只好悻悻而去。后来日本人又换川本大作来做吴佩孚的工作，他先是声称向吴佩孚学习中国文化，硬称呼吴佩孚为老师，妄图建立情感后再谈出山之事，仍然没有奏效，川本恼羞成怒，就以死相威胁。吴佩孚听后哈哈大笑，领着川本来到另一个房间，里面摆着一口已经漆好的棺材，还立着牌位，上写“孚威上将之位”。这“陈棺明志”的佳话流传一时，坚守民族气节的吴佩孚最终命丧日本军医的手术刀下。 还有曹锟落魄后，曾多次拒绝日本人的邀请出山的建议，不久于悲愤之中去世，至死不做汉奸；张作霖在与日本人的博弈中，坚持不放弃中国主权，遭来皇姑屯被炸身亡的悲惨命运，也换来了少帅东北易帜、中国重新走向统一的道路。
北洋军阀枭雄还是英雄？或者都是都不是？其实，很难用一个词来下断语的，我们这些后人望着历史中他们的背影，以事后诸葛的目光审视他们，以现代人的骄傲口吻谈论他们，是有些不公平的，试想如果我们身处那样的时代，我们又会有什么作为和表现呢？实事求是地说，每一个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都是不平凡的。 对北洋军阀历史的认识，经过了一个过程，这过程使我深深感慨—— 人是复杂的，非好即坏、一好百好、一坏俱坏的一元判断和单层思维可以休矣； 局势是复杂的，决定局势的决定力量是人心向北，而外部环境和偶然因素也不可忽视，有时历史的巧合真的令人惊叹； 发展变化是复杂的，时被视为英雄，后被讥为小丑者大有人在，毕竟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当年的是非成败早就成为云烟，不过人性中的美好总该被历史铭记，那是鼓舞我们前行的希望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