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壮士出川》编剧问答(八-完)
作者 冉光泽
(续前)
问：《壮士出川》中的人物，除了鬼子、汉奸，好像就没有真正的坏人了，就算是李波、莽娃这些人物，都在最后关头发生转变，表现出其内心善的一面。你们这样处理的理由是什么？
答：这样的处理源于构思这部剧时所确立的审美追求原则。什么是审美追求呢？通俗地讲，就是通过情感的方式，将对真、善、美这些价值的肯定作为作品的主要艺术目标之一，让作品用浸润着真、善、美的形象体系去感染观众，从而让观众从作品中获得情绪感染、获得心灵冲击、获得美的享受的这样一种创作追求。
如果严格地用美的哲学的眼光去诠释真、善、美，则“真”对应科学，体现的是人类掌握客观规律之真、从而利用它使人类生活得更舒适的理想和实践；“善”对应伦理学，体现的是人类在道德良知方面告别野蛮、趋向文明，从而在文明本质上更加进步，使人类生活得更加和谐、更有尊严的理想和实践；“美”则对应美学，体现的是人类在感觉领域创造更多欢愉、快适、快乐、幸福，而把痛苦、悲伤、丑陋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种种努力。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过程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在这个追求过程中，人类逐步告别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然而，这个过程永远只是无限趋近而无法到达自由王国那个“彼岸”。对这类命题报以关注，有一个专有概念，叫做“人文关怀”。
请原谅我占用一点篇幅来“谈玄”。因为，在《壮士出川》剧本故事大纲草拟阶段，上面这个问题就必须面对，并需要做出我们的选择。
川军出川抗战是在中华民族遭受亡国危机的时刻，以巴蜀数百万兵员直接参战、几十万生命伤亡、几千万民众间接参与，为之付出极大代价的重大历史。过去对这段历史曾有不同角度的艺术表现，但全景式的表现本剧是第一次。通过阅读文献资料、档案资料、实地寻访、当事人采访等等，我们对那段历史形成了基本印象。那是一段严肃、庄重、悲壮的历史；对那段历史，经历过的人们抱有庄重、严肃的感情，这是一份沉重的民族感情。我们认为，这样的历史和感情，是不容戏说的，说重一点，戏说是一种亵渎。
于是我们为本剧确立了审美追求的原则。那么，如何去将这个原则贯穿到编剧过程中呢？我们采取了两种基本态度和一项处理人物命运的措施。
两种基本态度是：其一，发现并提炼广泛存在于川军出川抗战史料中的真善美元素，把它们作为创作的基本素材；其二，按照审美理想，完成这些包含真善美元素的素材在剧本中的表达。
一项措施是：结构具有审美意义和故事意义等双重意义的“人物弧”。下面分别具体说明。
发现并提炼史料中的真善美元素，首先表现在针对主要角色选择理想的原型上面：
张抗这个角色，是对出川抗战川军中下级优秀军官若干原型的综合。例如，血战上海顿悟寺的团长向文彬，对部队训练有素，一向带兵有方，纪律严明。在他的部队中绝无群殴打架、抢劫、赌博、奸淫之类事件。再如，淞沪会战率领402团的旅长林相侯，为人诚实机敏，治军严明，善于接近士兵，平时乐与士兵同甘共苦，战时则身先士卒，英勇向前。从无吃缺扣饷等恶习，深得士兵拥戴。在史实中，这类优秀的中下级军官不少。这类军官在史实中真实存在，而我们心中的抗日英雄“张抗”应该是这样的军官，所以我们做出了后来的选择。
杨彪则是川军中新型中下级军官的代表。1931年之前，中国军队中不少人到日本留学学习军事；“9.18”事变之后，国民政府与德国的军事交往密切起来。杨彪是按照这个背景虚构的角色。川军中这类留学回来的军官，军事素养高，思想新潮，是川军抗战中不能忽略的正面力量。
王铭章、赵渭宾与邓锡侯、孙震等一样，采用的是真名实姓，其在剧中的形象更多地以史实中的记载为依据。王铭章，四川新都泰兴场人，小学毕业后考入四川陆军小学堂第五期。后入四川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其后在川军田颂尧和孙震部担任将领。川军中很多中高级军官都有类似接受军事教育的背景。
为了与王铭章形成差异，对靳继忠则是选择具有草根、绿林经历的军官作为原型。例如，四十七军104师师长李青廷，就是天全县土匪，后被李家钰招安成为师长。这个土匪出身的师长重情重义，同情贫苦人，是个热血汉子。二十一军145师下属旅长孟浩然，四川梁平县碧山乡人，原名孟青云，少时家贫，学徒时不堪师傅打骂，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后随范绍增投到刘湘手下。具有这类身世的军官，在国难当头之际，大都有不错的表现。
吴天禄的原型在川军中比比皆是。他们以当兵为职业，很多人参加了民间帮会组织“袍哥”（袍哥是在四川男人中影响最大、参与者最多的民间帮会组织），在过去打内战时期，有欺压百姓等兵痞恶习。出川抗战后，受到正义战争的洗礼，他们心中的忠孝节义等旧道德在特定历史时期表现出新的价值。据介绍，川军中绝少投降日军者，每遇恶战，发起自杀攻击者比比皆是。这也算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真善美。
杨得贵、魏明刚、黑娃等的原型则是广大出川抗战的壮丁。他们原本是农民、和尚、小伙计，抗战军兴，从各种渠道进入川军，出川抗战。他们生活穷苦，性格质朴，思想单纯，道德价值体系一般从戏曲、评书中得来，从关云长、岳飞与曹操、秦桧的对立中明白了忠奸的对立。通常没有经济发达地区老百姓的那份精明。他们身上体现着下层百姓中普遍存在的真善美。
王长生有直接原型，这就是带着“死”字旗参军的王建堂，但也根据剧情需要作了改造。王建堂是小学教书先生，而王长生是猎户。此外，他在暴风小组里面从事隐蔽战线对日作战的情节，又来自川军战斗英雄邓遂良的事迹。王建堂和邓遂良都是川军抗战部队中了不起的英雄，自然其经历充满真善美的能量。
焦大胡子（焦昌俊）与吴天禄等不同，以川军中另一类职业军人为原型。这类职业军人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军事素质、文化素质均高，一些人日后得到升迁，少数人未能发达。所以我们在对白中交代了他的出身信息：“早年追随（川军第五师）熊克武将军，后卸甲归田，抗战军兴，重新参军上阵杀敌……”。范绍增自筹经费组建八十八军，其中的军事骨干有不少具有类似经历。这也是那场壮烈历史“慷慨悲歌”的一部分，也包含真善美。
干猴儿和毛弟这两个普通士兵，我们选择了西充800壮士作背景。800多西充壮士参军，全部阵亡，仅李宏毅一人带伤生还。这惨烈的史实也包含反抗侵略意义上的真善美。
夏之悦参军，受到女学生参加三十集团军史实的启发；郑桂芳寻夫，受到川军军嫂千里寻夫史实的启发。我们从史实中发现的那些原型本身就具有感人的力量。
发现并提炼史料中的真善美元素，不但在上述人物原型的选择中体现，也体现在集中反映具备真善美的川军史实本身上。
川军出川抗战，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使这支曾经在内战中祸害人民的地方武装精神状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王瓒绪二十九集团军的变化。王瓒绪率领二十九集团军在大洪山区作战到1941年底，由于日军封锁，给养困难，官兵们营养不良，大量出现夜盲症等疾病。后来，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对王瓒绪和他的二十九集团军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王瓒绪集团军守大洪山数载，民国三十年正值鄂北、豫西一带发生大饥荒，赤地千里，人民真至易子而食的地步。而一向讲究高度生活享受的王总司令，那时竟能与士卒共甘苦，食树皮草根而无怨。后来王部调至后方整训，官兵见襄樊市上尚有白米出售，王部向以不受纪律闻名，那时虽垂涎欲滴，也绝未闻有抢劫米店的事发生。且抗战数年，出生入死，王瓒绪所部之功亦不让友军。”李家钰部在河南，秋毫无犯，一军官强奸民妇被举报后，当众枪毙以儆效尤。连杨森的二十七集团军都仿效中共军队制定了“四大纪律、十四项注意”约束军纪，与驻地民众相处融洽。（注：上述内容据何允中先生文稿）
我们通过史料阅读和采访，发现了川军之所以出现这前后巨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抗战中的川军知道为谁而战，对自身所从事战争的正义性非常清楚。而在过去，在川内打内战的时候，队伍不过是军阀们的私人卫队，官兵为了某个人的利益而流血送命，自然就不会有对老百姓的丝毫责任感，因而祸害老百姓成为普遍现象。抗战中的川军队伍，是堂堂之旅、正义之师，真善美广泛蕴藏于这支部队的血液之中。
所以，我们在选择人物原型和史实的时候，总是把目光聚集在那些能够体现真善美的材料和元素上面，而史实总是那么慷慨地给予我们回报：因为川军抗战史料中真善美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
在完成了上面两项基本工作之后，接下来，我们考虑如何按照审美理想，完成这些包含真善美元素的素材在剧本中的表达。
所谓审美理想，通俗地说，就是我们与观众共同具有的对真善美的期待。按照审美理想完成剧本中的表达，主要是通过剧本创作去满足和实现观众的这种期待。
例如，对葛薇和李波的不同处理，就体现了上面提到的努力。
葛薇和李波，这两个政训队正副队长，也有史料原型作依据。川军在抗战中属于地方武装力量，国府军委会对其中的部分部队历来不太放心。例如，范绍增的八十八军组建后，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到了1944年，被军委会作了大调整：军长由原第五军副军长黄埔一期生刘嘉树继任，出川时的副军长罗君彤依然任副军长兼新二十一师师长；原六十二团团长李文密由陆大特别班毕业后回来担任了新二十一师副师长；八十八军辖三个师中，除新二十一师是川军部队外，其它两个师都是中央系，川军的一个师夹在两个中央师中间。还将六十三团同暂编三十三师的一个团对调，新二十一师中又掺进了中央系的一个团。这样，四川杂牌军的罗君彤上下左右都是中央的黄埔系。防范态势非常明显。
李家钰的36集团军则被军委会派进一批谍报参谋，安插在从集团军总司令部到各师的司令部。这些人名为参谋，实则很有来头、权力很大。在总部的一位，不仅不作任何参谋工作，还可以随意出入总司令部的各部门，无人可以过问。他还携带着军委会的密码本，随时可以在集团军总部的电台里收发密码电报。大家称其为“特殊参谋”。“特殊参谋”鼻子长到了天上，一付盛气凌人的样子。这个人拿着薪饷不算，还经常找李家钰“借”钱花。李家钰与八路军的交往被他们告密，36集团军为此被调过黄河，与八路军区隔开来。（注：上面的内容来自何允中先生文稿）
阅遍川军抗战战史，真还没有发现上级委派的带有监军性质的非战斗人员因同情川军而转变立场，最后与川军站到一起的。但我们相信，绝大多数观众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希望川军能够得到有良知者的理解，于是，我们虚构了葛薇的转变。
还有，川军战友间普遍存在的战友情、兄弟情、男女爱情这些美好的感情，如果不用艺术手法加以强化，仅让其以自然状态呈现，是不会感人的。于是，我们虚构了张抗被捕的情节，让本剧人物关系网络中的各位主要正面角色在集中的冲突中以各自的方式舍命相救，从而谱写出动人的情感华章。
上面这些处理在《壮士出川》中还有不少，一概属于按照审美理想进行的艺术处理。
接下来我要提到的是，为了体现我们的审美追求所采取的一项措施：特地设计以“求真、向善、尚美”为灵魂的“人物弧”。
所谓人物弧，是一个编剧学概念，大致指的是剧中人物通过故事情节体现出来的人物命运轨迹。这个概念便于编剧在处理人物、故事、情节、冲突等元素的时候，始终清晰地把握住人物的命运走向。
张抗的人物弧是，在战火中完成了对曾经的对立面吴天禄等袍哥兵痞的改造并赢得他们的尊重，完成了与杨彪从军事理念不合到情同生死的转变，完成了与葛薇互相看不顺眼到真诚相爱的转变。
杨彪的人物弧是，在战火中实现了对张抗从不服气到成为生死兄弟的转变，完成了对夏之悦的追求、实现了两人的爱情。
吴天禄的人物弧是，在战火中完成了从抽大烟、欺侮农民新兵的兵痞向勇敢、重情、仗义的优秀战士的转变。
杨得贵的人物弧是，在战火中实现从信奉佛教教义而无原则不杀生，到勇敢歼灭侵略者、但从不伤害无辜者这一道义制高点占据者姿态的转变。
葛薇的人物弧是，在战火中完成从恪守使命，防范川军，到深深理解川军、并成为川军勇士们真正战友的转变；完成走出伤痛、赢得张抗真正爱情的转变。
莽娃和李波，则在战火中完成从卑鄙过去向光荣牺牲的转变。
……
上述文字中，我不厌其烦地使用“在战火中”的字样，因为这太重要了，战火是全部转换的最基本条件。在特殊的情景下，如战争，如大灾大难，人性是可以向着真善美转化的。
上述转换中，可以看见，沿着人物弧，各个人物都实现了自身戏剧命运意义上的向着真善美的升华，——哪怕最后是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这就是那些人物弧具备的审美价值。
此外，上述转换，按照罗伯特·麦基的观点，都具有故事价值。而这众多人物弧的故事价值，与故事、情节本身的故事价值汇聚在一起，就成为复合的故事价值。其直接效果，就是观众从中受到深深吸引和深深震撼。观众可以只享受这样处理的成果，却不需要了解这个道理，但编剧必须非常清楚，因为那是我们的工作。
最后，我要提到“川军将士魂归故里”尾声的审美意蕴和思想内涵。
尾声改编于一个在成都流传甚广的传说。童年时，乘坐2路电车从九眼桥到通惠门去动物园，经过东门大桥无名英雄塑像时，父辈曾讲述过；郑光路先生也在著述中提到了它。我们认为这个传说具有“意境”的价值，所以在结尾采用了。意境本是中国诗歌理论中的一个概念，用来说明诗歌的抒情形象。所谓意境，也就是通过形象化的艺术描写，实现了主观之意与客观之境的交融从而能够把读者引入到一个想象空间的简洁凝炼的抒情文学形象。意境的特征之一是，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象”，具有强烈的扩张能力，能够引发读者的想象和玩味。
从网络上观众朋友的反应来看，大家是认可这个尾声的。许多朋友看过之后，热泪盈眶，同时感慨战争残酷，感慨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这就是尾声所具有的意境般的张力——你可以从画面中读出、悟出、想到很多画面之外的东西，而且伴随情绪的激动。
我们写战争，写战争的残酷，不是为了散播仇恨，而是为了不忘历史、珍惜和平。试想，如果没有侵略者强加给我们的战争，张抗和葛薇、杨彪和夏之悦一定是幸福的两对，长生与桂芳一定会有自己的胖小子，吴天禄、杨得贵、何阴阳、莽娃、胡大个都会生活得很好，永远做朋友——，难道不是这样吗？
尾声是我们为升华主题而刻意落下的浓重一笔，感谢导演和演员们把它演绎、渲染得如此动人。（全文完）
拟稿于2014年1月16日-2014年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