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年04月10日 18:35:46分享人:愿摺骨来源:互联网1
第二十三章大农场套小农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并首先取得突破的，而农村改革最重要的举措是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83年——1985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逐步解体。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20名农民那张按了手印的“分田到户”的契约开始，农村改革如大潮席卷了整个华夏大地。中央领导人开始把眼光投向老大难单位——国营农场了。当时，全国农垦系统从1968年到1978年连续11年亏损，总额达到37亿多元。这是与号称“大农业”的农垦系统极不相称的数字。大农业，大机械，大马力，大全民……几个“大”字，就使国营农场背上了包袱。 1983年8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新疆兵团视察时说：“国营农场的大田，能不能联产到劳到户？东北最近突破了一个东西，黑龙江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以小麦为主，都已经联产到户，情况很好。现在有的农民要向国家承包1000亩地，办家庭农场，根本不要国家一文钱，改变了我们的观念。大农场是可以有很多职工家庭小农场，通过承包合同，把它们联系起来，这样农场就会很有活力。现在国营农场，一个是穷，一个是死。办家庭农场可以出效益，也会涌现出一大批会经营的人才。” 正是1983年，黑龙江垦区八五八农场十五队职工王木存率先办起了家庭农场。媒体誉之为“黑土地第一枝报春花”。它的破土而出，引起了重大反响。 王木存是1958年从部队转业来的老兵，年近半百了。如果不是他春节时回河南老家探亲，亲眼看到农村红红火火的家庭联产承包，也许，他不会萌生在国营农场也要搞“承包单干”。王木存是机务五级，老伴是农工二级，大儿子机务二级，女儿和小儿子都是合同工。5口之家，租赁了队里一套农机具，承包2200亩耕地，又养了1000多只蛋鸡，办起了北大荒第一个家庭农场。除他家5口以外，还有3人：两人是机务驾驶员，一人是合同工农具手。王木存与生产队签订了“全奖全赔、一定三年不变”的承包合同。农机具配备是：东方红——75、铁牛——55、牵引康拜因各一台，另有农机具配套十多台件。他把整个身心投入到承包的2200亩地中去了。天天看苗情，想措施，还精打细算，机车在地里作业出了故障需要回去取零件，他们宁愿步行或骑自行车，也不开车回去取。入夏，阴雨连绵，机车下不了地。眼看900亩小麦、1300亩大豆泡在水里。他带领全家人天不亮就下地，干到半夜才收工，硬是从水里捞出个好收成。这一年，王木存家庭农场纯盈利2·7万元，是整个生产队盈利额的3倍。除了上交生产队利润22500元，纯收入4943元。人均分配，除工资外，尚得605·8元。1984年初，王木存家庭农场被总局授予“模范家庭农场”称号。家庭农场的四幅照片，被陈列在北京中国农业展览馆，称作“第一朵报春花”。十几年风风雨雨，王木存一家累计开荒1500多亩，向国家交售粮食260万公斤，纯盈利100万元。1996年，王木存家庭农场已拥有60多万元的农机具，又承包了3200亩耕地，他还要干20年。 如果说垦区推行农业现代化，实现了“三级跳”；那末，兴办家庭农场则步履维艰，一波三折。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以高科技、大机械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与个体承包、分散经营的家庭农场，仿佛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件事。 当年总局关于兴办家庭农场的调查材料这样写道：“垦区兴办家庭农场后，干部职工中的反映很激烈，很复杂。有些人认为办家庭农场改变了国营农场全民所有制性质，发展下去将导致国营农场的瓦解。原农垦部一位副部长对总局一个副局长说：你不要作‘末代皇帝’。某农场场长认为，国营农场办家庭农场，破坏了生产力，造成了机械利用率降低和破损性使用，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金钱关系。农业、农机干部对此反映最大，他们认为办家庭农场后机器更加不配套，出现大马拉小车现象，作业成本增加，不能抢农时，晒场也无法处理（指晒场中各家各户不便分堆摊晒管理）。有人对机械转让等具体问题上意见大，铁力农场一名老职工看到机械开到职工家去了就哭了。有的干部说：30年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家底子，这次一下子折腾光了。” 1984年6月，总局党委书记赵清景为了探索“家庭农场”这个引起人们争议不休的新生事物，专程到建三江、红兴隆管局的6场一厂进行实地调查。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书记不辞辛劳，深入到分场、生产队，看望正在试办着的家庭农场和职工们，了解情况。当时，老书记承受了很大压力。争议不仅来自垦区内部，农垦部的一位副部长对总局副局长说的话：你不要作“末代皇帝”，实际上，是冲他来的。他知道这话的分量，也知道这是代表相当一部分老拓荒者的想法。关于农业现代化与家庭农场是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争论，赵清景在思想上是通了的。几年前，作为团长，他曾带领中国农业技术交流代表团去美国参观访问。他除了考察引进农机和农田水利灌溉问题外，还留心美国像韩丁办的家庭农场。飞机在美国东部上空飞行，透过舷舱他看到黄褐色的大地被一条条直线切割成无数方块的耕地。这就是美国东部农村的外貌，没有集中成片的村庄，只有一家一户为主的农场。他走访了一些家庭农场，往往都是一座小楼，周围有些附属设施和大片的耕地。接待他的不是父子就是兄弟，或者夫妻。当时，他就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像美国这样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农业为什么始终保持着家庭经营这一形式呢？在美国，家庭农场和公司化大农场这两种形式，究竟那一种更有生命力？美国人对此也莫衷一是。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应当由市场竞争来决定，不要人为地干预农业生产。公司化大农场在美国整个农场中只占20%左右。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公司大农场80%也属于家庭或者个人所有；家庭农场与现代化农业是并行不悖的。有了这样的观念，赵清景对中央要求在国营农场兴办家庭农场是想通了的。不过，他认为垦区眼前出现的家庭农场还是初级的，特别是这些破土而出的家庭农场场长们，无论从素质上还是拥有机械设备上来看，都无法与美国相比。但，他确信，既然垦区农业现代化可以来一个“三级跳”；那末，家庭农场的兴办以及这帮“小场长”们的素质，不妨也可以来个“三级跳”。临下场前，他就嘱咐外事部门，要从现有家庭农场中挑出一些场长，送出国去实习。他说：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干。让他们在国外实习一段时间，回来就更能干了。 赵清景在农场调查了10天，一路上他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清“两个转变”的总背景：农场经济由自给半自给性向商品经济的转变，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他在建三江局干部会议上说：“这几年，垦区工作有些进步，但不能沾沾自喜。要与全国农村比，尤其与南方农村相比，我们应感到惭愧。我们号称全国农垦‘半壁河山’，3200万亩耕地相当于江西省的耕地。可是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去年最高了，也只达到25·4亿元。南方一个县就20多亿。我们有什么骄傲的呢？我们的资源优势没有形成产品优势，更没有形成商品优势、经济优势。这几年许多事情说明，只靠全民，我们许多行业亏损局面无法扭转。八五九农场十二队过去养猪年亏损一两万元，今年把猪舍作价1·7万元卖给一名职工，他和他的家属住在猪舍，仔猪成活率达100%，去年3家承包人均收入3000元，今年独户办了家庭猪场，收入能上万元。过去国营农场是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这两年受到很大冲击，出现了家庭（机组）联产承包和家庭农场这一类分散经营层次。分散经营层次的出现，是利多还是害多，分歧还很大。比如一些同志提出疑问：农机具乱了套怎么办？机车效率怎么提高？打乱了轮作茬口怎么办？粮食处理怎么搞？标准化作业还能坚持吗？等等。看来，这些问题，坐在办公室里是难以想明白说清楚的。问题是完全可以在实践中解决的。”接着，赵清景举了实际例子：八五九农场十二队吕志中家庭农场使用的1963年出厂的东方红——54，春播期间没出一次故障，完成春播2000亩，比全队提前完成播种任务，而且播种质量好。过去在播种时长期解决不了的“鱼眼泡”问题，吕志中就解决了，地头还种了洋葱，林带还播上了小麦。生产队还在播大豆，他已经在管理大豆了。 赵清景问：“你们说，这是效率低了，还是高了？机械用得好了还是差了？因此，我们过去只是靠统一管理办法解决不了的问题，与分散经营结合，就解决了。当前改革与保守的矛盾还是很尖锐的。我们不仅不能当促退派，也不能当维持派，只能当促进派。现在不少干部等总局、管局的文件，不要等，国务院有扩大企业权限的十大规定，我们照此办理就行了，过去总局与此抵触的文件，应以国务院十条规定为准。” 老书记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讲，他的讲话在垦区干部职工中引起了反响，澄清了一些模糊观念，促进了家庭农场的发展。 就在赵清景调查家庭农场的一个多月以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前来垦区视察。那是1984年8月14日，胡耀邦在省委书记李力安的陪同下，乘专列抵达建三江局的前进农场车站。这位心直口快、敢说敢干的总书记，在接见了总局党委书记赵清景、管理局党委书记王振捷和前进农场场长孟吉昌（1955年响应团中央号召来到北大荒的哈尔滨垦荒队员），就问：“家庭农场办得怎么样？办了多少？” 赵清景毫不回避实际存在的困难，回答：“目前办了4000多个家庭农场，但，干部群众有顾虑，阻力还是不小。甚至有的说：办家庭农场究竟行不行，还要试试看……” 胡耀邦说：“今年中央1号文件也已经写明白了，要办好家庭农场，还试办什么？我们有些工作就是慢吞吞，建国35周年了，全国农业改革也5年了，还不能把家庭农场办好吗？不能再等了，什么怕两极分化呀，都是冠冕堂皇的言词。党的富国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 赵清景说：“今年下半年，垦区就要集中力量，总结办家庭农场的经验和领导机关转向服务经营的经验。加强改革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加快改革的步伐。” 这时，胡耀邦站了起来，问秘书：“办家庭农场，群众怎么说的？” 秘书说：“上面放，下面望……” 胡耀邦说：“对，群众说，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扛！……你们的顶门杠拿掉了没有？不行的就要调开，拿下来。照发工资，不开除党籍，身体不好的，还可以到疗养院去。……要想到群众，不能使群众勤劳致富起来，还算什么群众观点？” 接着，他向赵清景了解垦区的耕地面积，还可以开发多少，并嘱咐：不要光盯住粮豆，还有林地、水面，要开发这些资源。他还举了康熙皇帝的例子：“康熙有本事呀，他在农业上至少讲了两条。一是山东闹灾荒，他派人去考察，看到一个汉族人饿死在一头牛旁，说他只知道吃粮，不知道吃牛奶。这个蠢事不能办了，现在养牛也不要搞大的奶牛场，要放到各家去养，要户养、户包。康熙皇帝第二条是‘呼朋引类’，现在叫投亲靠友，满清时福建来的人在牛庄、大连一带有一万多户，5万人，搞商品流通，搞开发，搞经商。你们16万人（指建三江局），人少，加到160万人，每人还有12亩地，不要160万，就是80万人，每人还有20来亩。解决人少的问题，我不主张搞移民的办法，也可以实行‘呼朋引类’的办法嘛。” 赵清景说：“这个地方吸引不住人，年纪大的想走，知识青年也想走。过去盖房子只能盖土的，盖好一点就挨批评。现在思想解放了一点。” 胡耀邦说：“要吸引人，大家都来，搞两个文明建设嘛。北大荒也要盖楼房，三层楼，五层楼，也很好嘛。” 他看到建三局大街两旁新盖的楼群，很高兴，说道：“垦区不要再靠国家大量投资了，这个方针要定下来。要发挥家庭承包制的作用。交通道路，商品流通要采取民办，联合办，放到下面去办的办法，包括修公路，修铁路，修飞机场。现在铁路就修到‘前进’（前进站），到了‘前进’就不前进了？……交通、机场都归你这个农垦来管，也有家庭农场，冬天没事干，也要搞轮换工，统统包给农场，自负盈亏嘛。” 这天上午9时，胡耀邦总书记乘坐直升飞机来到洪河农场视察。15日下午，他又来到兴凯湖农场视察。在洪河农场，胡耀邦观看了粮食处理中心，了解这个现代化农场的耕地、引进机械、人员组成和总投资等情况。他的中心话题围绕着进一步开发资源和自负盈亏的问题，他说：这么多粮食，运不出去怎么办？要搞饲料加工，还要养家禽，养鱼……自己修小铁路、公路、直升飞机，都自己管，自负盈亏。总之，一统天下，自负盈亏，八个大字！积极发展养牛、养猪、养鸡……把权力放在下面，发挥下面的积极性，放权到基层去。 在兴凯湖农场，胡耀邦见到场长李兴武就问： “你们家庭农场办了没有？” 李兴武回答：“去年十八队办了水稻家庭农场，取得丰收。今年全场都搞了承包。” 胡耀邦说：“很好，一定要办好家庭农场。办好家庭农场，机关要精简，70人多了，留20人就可以了。人员多，层次多，容易产生官僚主义，瞎指挥。”大伙笑了起来。 当天下午，胡耀邦在李力安陪同下，离开了农场，去牡丹江等边境地区视察。在视察三江边防部队时，他题词：“英雄的东方第一哨”。在视察同江市时，他题词：“开拓三江，兴边富民”。 创业农场十九队家庭农场场长张春娟是上海女知青。 自从她下乡到别拉洪河畔十九队，她的能干是出了名的。不管是什么活儿，她都要抢在头里。她干过从春到冬的各类农活，她还和男职工一样进山伐木，盖房子，后来又放牛，喂马，养猪。再后来又到连队食堂当炊事班长、司务长。她和一个老实、能干、年年都是先进的山东移民后代、拖拉机手张宪金结了婚。为了这，上海父母整整两年没给她来信。两个相继呱呱堕地的女儿增添了小家庭的温馨。连队没有托儿所，张春娟为了不耽误工作，把两个孩子送回上海由母亲照看。在知青大返城的浪潮中，为了离不开她照顾的丈夫，张春娟成了这个连队唯一留下来的知青。她没想到留下来是为了迎接“家庭农场”这个怪物。 1984年，她同丈夫合计，感到这种新的经营形式不妨试一试。就这样，她们联合了7户，承包了1000亩地，由于初次上阵，管理混乱，大家扑腾了一年，秋后却每家挂帐1370元。那年春节回上海，爸妈看着累瘦了晒黑了的女儿，商量着干脆把春娟夫妇办回上海算了。于是全家整个春节都在找关系，托朋友，春娟和宪金的工作单位都找好了，且腾出一间30平方米的房子，这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可是太难得了。张春娟也觉得这时回上海也算是顺理成章，也算对得起北大荒了。带着商调信回农场办关系时，农场副场长将了她一军：“要走可以，但砸锅卖铁也得把账还清才行。”张春娟的倔劲上来了：哪里的黄土不埋人？要这么说，我还不走了呢，我非要争一口气不可！ 她和丈夫毅然地走进背水一战的1985年，有了上一年的教训，便有了更多的清醒。她和丈夫一共种了400亩地，养了20多头猪，她依旧管着连队的食堂和招待所。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365天啊！他俩选择了早熟品种，要把每一粒种子都播在高产期。在播种机上一天站十八九个钟头，满耳都是隆隆的机车声。播大豆时，春娟和宪金发生了分歧。宪金想用原来的平播，而春娟坚持要运用刚刚开始推广的垄播：在地势低洼的三江平原上种地，最怕涝，采用垄播既能抗旱又能抗涝。这年，农场遭受了涝灾和风暴的袭击，1000多个家庭农场亏损挂账。而张春娟夫妇当年却挣了两万多元，成了创业农场的第一个万元户。以后她们的事业如日中天，耕地已超过千亩。 1993年3月，她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垦区160万人民选出的代表，她不能光想自己种多少地养多少猪了。人代会上，张春娟反映农场职工负担过重、农工卖粮难，化肥、农药、油料等涨价幅度过大，工农业剪刀差等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都知道黑龙江代表团里有个“小钢炮”。1997年，人代会分组讨论，当时任副总理的朱容基参加黑龙江代表团的讨论。小组会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轮到她发言。她霍地站起来说：我就用一分钟，向朱副总理汇报一个情况！朱容基说：我就想听来自最基层的意见。省领导介绍说，她是上海知青，在农场一直干到现在。朱容基微笑地望着她，问道：怎么看不出上海味了呢？她说，我在北大荒种地都快30年了，现在是北大荒的“荒味”了。说得在场的代表们都乐了。融洽活跃的气氛给她增添了勇气，于是她向副总理提出了想过无数次的问题：农民不仅负担重，而现在又出现了卖粮难，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卖不出去。现在我自己家里就有100多吨粮食没有卖出去呢。朱容基当即表示，这个问题国家马上解决，小张，你的粮食我全要了，钱我用飞机运去。会场上顿时响起一片掌声。 在北大荒垦区，只要提到“绥滨模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是绥滨农场广大干部和职工在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中，对家庭农场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经营管理模式。如果说友谊农场是由于进行农业现代化试点而闻名；那末，绥滨农场则是因实现农垦经济体制改革而闻名。1987年，由于创立了统分结合的“大农场套小农场”双层经营体制，绥滨农场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是全国农垦系统唯一的改革试验区农场。 绥滨农场是1948年创建起来的老场。这个当年由50多名拓荒者，靠60匹马、16台大车创建起来的县营农场，经过30多年的辛勤耕耘，到1984年已经成为拥有40万亩耕地、8000多名职工、近2万人口的机械化农场了。过去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的模式，经营水平一直不高。35年来，19年盈利，16年亏损，盈亏相抵，亏损1700多万元。这沉重的包袱使农场经济陷入危机，只能靠银行贷款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是党中央号召兴办家庭农场的改革大潮，给这个老场注入了活力。绥滨农场的改革应上溯到1983年，当时是属于大组承包的性质，联产计酬。1984年办了几个家庭农场试点，1985年才全面铺开。 1985年1月1日，这是绥滨农场值得纪念的日子。从那天起，农业生产队结束了沿袭30多年的“工资制”，从“借、贷、垫”的形式兴办家庭农场，进而过渡到“两费（生产费、生活费）自理”的真正含义上的家庭农场。接着，创造了家庭农场生产协作体的模式，找到了实现家庭农场的积极性和发挥机械优势的最佳结合点。兴办家庭农场初期，大包干的分配形式，只是确定了职工经营者的地位，农机具的转让只是理顺了模糊的产权关系，但职工还不是生产经营、投入、风险、利益完整意义上的主体。生产费用仍然靠农场垫支，造成职工负盈不负亏、粮食管理失控、挂帐大幅度增加，以及影响机械化优势的现象。名义上是“大农场套小农场”，实际上失去双层经营的意义。而绥滨农场从“两借”到“两自”，进而实行生产协作体，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段艰难的历史探索。对黑土地来说，历时10年，两次反复，才闯荡过来。可贵的是，绥滨农场没有像有的农场那样，一遇到困难和问题就走回头路，而是不折不挠，棒打不回头。在家庭农场的改革大潮中，绥滨农场干部和职工是一往无前的开拓者。 改革以来这个农场职工自筹资金总计购买了新农机具1816台件，总值2880万元，其中包括联合收割机97台，链轨式拖拉机119台，胶轮拖拉机76台，小四轮685台。全场农机具由于家庭农场的兴起而更新了一遍。改革后的9年，农场连年盈利，共获利2760多万元。因为土地到户，实行契约化经营，大农场“旱涝保收”，每年可以从家庭农场收取土地承包利费1300万元，从实体公司和工商运建服企业提取利费300多万元。现在农场拥有固定资产9066万元，而改革前的1984年是2233万元。“大农场套小农场”，由于“两自”而健康发展。不是“富了和尚穷了庙”，而是“和尚”富了，“庙”也活了。 1988年，五一劳动节。黑土地有4名干部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五一”劳动奖章。其中两名是在家庭农场大潮中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一个是绥滨农场工会副主席、原农建二师五团老兵李世颖，另一位是尖山农场六队家庭农场场长、原双鸭山市下乡知青徐茂芳。 一个老兵一个知青，体现北大荒两代人，又体现大农场套小农场的两个层次，在改革大潮中勇于开拓，为垦区10多万个家庭农场闯出了新路子，树立了好榜样。 李世颖，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18岁就当了兵，在部队当过电话员、放映员。1957年来到绥滨农场仍然干他的放映员工作。原来只有初中文化，可他勤奋好学。两年后，就到党委宣传部当干事了。随着工作经历的延伸和知识的积累，他先后担任了农场党委秘书、宣传部长、政研室主任、政治处副主任和副场长。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一直关注着农场的经济改革。在担任工会副主席的3年，李世颖不支持兴办家庭农场，还开始研究理论，从唐朝的“贞观之治”到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我国建国初期的征购粮办法……几年来，他涉猎了西德、加拿大、美国、黑西哥、苏联的农业经济规模、分配关系。他的思路逐渐清晰：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水平，是一个活生生的准则；谁掉以轻心，谁就会跌跟斗。家庭农场经营是活力的基础，机械化是经营的优势。两大优势的发挥有赖于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针对这些热点、难点，他写出了一篇篇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论文：《求深、求实、致富》、《论家庭农场协作体》、《改革、民主、管理》……相继刊登在《国营农场经济管理》杂志上，并在省、地级学术交流中获奖。 徐茂芳是双鸭山市下乡的老知青，从拖拉机手到机务统计、机务副队长，抹了20多年“油”。1985年，当改革大潮涌进尖山农场时，他决心办个独户家庭农场。他赶回双鸭山，跟母亲、弟妹们借了9000元，又卖了4口猪，总算筹来一笔款。接着劝说自己的大舅哥头一个入场；又制定了给帮工长一级工资、免费代耕口粮田和送烧柴等优惠政策，凑合了13个人。这些人都不是机务骨干，因此有人讥笑他这个家庭农场是“废品收购站”。 这个拥有3077亩耕地的独户农场总算出了头。当年粮豆平均单产150公斤，纯收入7.3万元。这时，《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家庭农场有强大的生命力》，指出：“兴办家庭农场，职工和家属成了生产的直接经营者，家庭农场在大农场的指导下自主经营，成为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实体，小农场活了，大农场也就活了。实践证明：农业的家庭经营同现代化大生产是可以相容的。” 徐茂芳吃了“定心丸”。他对大伙说：“你们是建场元老，愿意干的我都用，并且每人再长两级工资。”兴办家庭农场后，六队托儿所解散了。19名孩子无人看管，只好父母轮流在家照看。徐茂芳就找队领导说：“选两名保育员，工资由我出。”这样，解除了双职工的后顾之忧。1986年，尖山农场兴办的23个中型家庭农场中，有22个纯利润都在6万元左右，唯独徐茂芳的家庭农场只有3.1万元。因为这位知青场长把好多钱花在无机户的免费代耕、长工资、发奖金和生活福利上了。 1987年，徐茂芳实行“共担风险，比例分成”的办法，把帮工变成场员，使其收入和经营成果挂上钩，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麦收的一天深夜，大伙还在倒腾晒场上的140吨小麦，下令休息都不好使，直到次日凌晨4点倒完堆才离去。这年小麦单产高达268公斤，盈利额比上年增加57.5%，场员收入平均增加两成。党的十三大召开后，徐茂芳步子迈得更大。他将分配基金的20%留作股金，为实行股份制奠定基础。 1985——1988年，3年来徐茂芳家庭农场向国家交售粮豆123万公斤，上交税费26.8万元，纯收入近18万元，其中大多投入再生产，光添置农机具就投入13.6万元。 徐茂芳不仅经营有方，而且关心生产队的建设。队里张罗多年的自来水工程，最后是由徐茂芳资助近5000元才完工。他办的家庭农场机械修理间，免费供大伙使用。队里有一个家庭农场求他派收割机为其拾道，那天他雇了3台汽车等着收割，也毅然把收割机派了过去。春播时化肥紧张，他主动把自己的化肥让给队里的小户农场，自己费了好大劲才从附近部队农场搞到6吨。1987年，农场为了发展职业教育，决定全场集资建设职业高中教学楼，徐茂芳二话没说，拿出一万元。他认为，是党的富民政策好，才使他走上富裕之路，个人富了不能忘记集体。 从北京授奖大会回来，徐茂芳深有感触的说：“山外有山天外天。和人家一比，咱只是迈出了第一步，算什么企业家？素质低，知识总撵不上趟，不认认真真地吃透上头精神就更不行了。” 改革大潮汹涌澎湃，使黑土地发生了空前的裂变。 垦区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原来只有103个国营农场；如今，实行“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由原来的103个，裂变为10多万个小农场。犹如铀235在受到热中子轰击后就发生裂变一样，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释放出巨大能量和辐射力。 到1992年，垦区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基本上形成了以农场为主的多种承包经营形式并存的局面。其中：家庭农场143221个，承包耕地和劳力分别占总耕地面积和总劳力的53.1%和71.5%。此外还有机组承包1731个，机耕队承包296个，机农联合大组承包501个，生产队承包251个。这4种承包形式的耕地和劳力，分别占总耕地和总劳力的46.9%和28.5%。 裂变，使农业以及各行各业分离出大批剩余劳力，投入未开垦的处女地，办起了一批开发性家庭农场。他们自筹资金，自购农机具，自己开荒建点，开拓新的天地！前锋农场哈尔滨知青李长彦，当过农工、生产队副队长、水利科副科长。1985年兴办家庭农场，他3次申请辞官卸任，决心开发沉睡的大地。他带领5名拖拉机手，向银行贷款6万多元，购买了拖拉机和配套农机具，开荒建点。住马架，喝泡子水，开地2000多亩，种上了1000多亩大豆。没想到天公不作美，暴雨将大豆地变成一片汪洋。当年亏损2.8万元，加上投入，10多万元欠款压在他们肩上。一个拖拉机手卷起铺盖离去了。李长彦他们咬牙挺住，挖了一个地窨子，入冬前住了进去，为的是看护好越冬的机械。送走了难熬的严冬，他们迎来了1986年的春天，又新开荒6000亩，当年播种2000亩。年底，收入19万元，除上交利润、还清贷款，净盈利3万多元。李长彦和伙伴终于站住了脚跟。从1987年至1990年，他们累计开荒1.5万亩，方圆38平方公里，相当于创建了一个大型农业生产队，并新建了两栋砖瓦房。5年来，140万固定资产全部收回，生产粮豆597万公斤，上交利税35万元。在科学种田上，李长彦是全场的示范户，是农场唯一的农业生产措施免检单位，种子优化、秋翻深松、秸杆还田、大豆精量点播等一系列技术措施，在这里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实施。为此，李长彦被团中央授予“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农村星火带头人”的光荣称号。地处三江平原腹地的前进农场，原有耕地40万亩，控制面积114万亩，有着很大的开发潜力。自国务院关于开发三江平原的消息在媒体公布后，职工纷纷筹款买车，申请办开发农场。农场还成立了农业开发公司，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职工投入开发。自1987年到1988年，职工新办开发性家庭农场51个，自筹资金100多万元，购买各种农机具540多台件，先后开发耕地10万亩，相当于农场原耕地面积的1/4。 裂变，使分离出来的劳动力推进了大农业结构的调整，多种经营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职工纷纷兴办了一批林牧渔业家庭农场，同时还有一批兼营小户。 牡丹江管局靠政策鼓励职工兴办家庭奶牛场。1981年，全局奶牛存栏只有3141头，其中个体奶牛数量仅占146头。经过优惠政策的推动，所属各农场和附近乡村的农民都积极跨入了家庭饲养奶牛的行列。这个局还从丹麦等国进口良种奶牛200头，建了饲料加工厂和奶牛繁育站和兽医站，为家庭奶牛场提供服务。到1988年初，全局奶牛存栏数已跃至17958头，其中个体饲养14880头，站总数的82%。奶牛业的迅速发展，又促进了全局乳品工业的发展。1987年，全局乳品业的产值已达3200万元，利润555万元，其中名牌产品“完达山牌”速溶奶粉两次荣获国家银质奖。乳品业已成为牡丹江局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家庭奶牛场的发展也名列全垦区之冠。此外，还有家庭林场、家庭渔场、家庭养鹿场、家庭养貉场、家庭养鸭场，等等，真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些分离出来的剩余劳力，不仅人人有出路，个个有活干，而且为发展垦区多种经营、进一步增强农场经济活力，做出了新贡献。 黑土地异军突起了一支庞大的“庭院经济”队伍。 这是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它很快地成为新经济的增长点；从发展规模和趋势来看，将成为垦区的支柱产业，同种植业、工业并驾齐驱、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社会化大生产了。这种家庭企业性质的庭院经济，以千家万户为基础，除了种植业、养殖业以外，还将触角伸向种养加、荒山开发、生态改进、食用菌、加工服务和商业流通渠道……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据有关资料表明：从1988年到1996年，从业庭院经济的总户数已达26.5万户，占农场总户数的55%，庭院经济总产值，平均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到1993年末，总产值已达10.7亿元，占种植业总产值的25.4%，占工业总产值的49.7%，实现利润5.33亿元。 裂变，不仅改变和调整了大农业结构，发展了多种经营，与此同时，也改变和调整了垦区的所有制结构，“三个轮子一起转”，由过去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发展为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导的多层次结构，集体、个体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1988年1月，刚上任的总局党委书记刘成果，视察垦区东西部农场群时，见到改革大潮的大好形势，欣喜地指出：“要注意总结以兴办家庭农场为突破口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真正从理论上搞清楚兴办家庭农场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坚定正确的改革方向；同时，要注意研究个体经济理论，在垦区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这位60年代东北农学院农机系毕业生，非常注重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再由理论指导实践的工作方法，他说：“兴办家庭农场必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出路问题。如何把这两个‘剩余’充分利用起来，根据农场的经验，就是发展投资小、见效快的群众性的个体经济。尤其在当前农场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更要鼓励职工发展多种经营、庭院经济，放手让职工从事个体养殖业、种植业、采集业、运输业、服务业、工商业等等。职工手里钱多了，又可以采取集资经营的方式，发展集体企业，进一步增强农场活力。”接着，他从理论上提出来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们应该把个体经济作为垦区发展生产力的一个新生长点，或者能不能说把它作为调整垦区所有制结构的突破口来抓？这样，使全民、集体、个体三个轮子一起转，就可以大大加快垦区经济振兴的进程。” 从1984年到1996年，垦区农业改革在艰难探索多种经营体制的基础上完成了第一个飞跃，兴办了20多万个家庭农场，基本上实现了“两自理”“四到户”（土地、农机、核算、盈亏责任到户），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里，应当肯定是，正在实现的农业现代化给了农业改革加了一把力，大机械、高科技、高效能、高产出、高收入，正激励着脱颖而出、雄心勃勃的家庭农场主们。 于是，从1997年到2006年，以九三分局推进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共青农场颁发规范的“职工家庭农场证书”为标志，开始实现了农业改革第二个飞跃。“大农场套小农场”，这种新型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精简了农场机构，转换了机关职能，加强了对合同、土地、产品、农机和财务的管理，而且提升了家庭农场的经营水平，调整了生产队的规模和布局。2000年以来，全垦区共撤并布局不合理的生产队48个，减少生产队管理人员187人，减少生产队管理经费416万元。建三江分局对1.5万亩以下的生产队进行撤并，共撤并20个生产队，减少生产队管理人员72人，减少管理经费173万元。七星、青龙山农场还选派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充实到生产队的管理人员中，从而增强了管理素质。截止2001年3月，全垦区承租30-50公顷的家庭农场达8067个，承租50公顷以上的家庭农场区2578个，承租200公顷以上的家庭农场己达132户，并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良好势头。 1998年7月，《中国农机化报》以醒目的标题《现代拓荒者》，报道了859农场下乡知青、现代化家庭农场场长葛柏林、林莉夫妇的感人事迹。葛柏林的父亲是1958年从部队转业来北大荒的，1968年——兵团成立那年，21岁的葛柏林就告别了父母，从佳木斯下乡到859农场（当时叫兵团二十三团），当上了一名兵团战士。林莉是北京下乡女知青。他俩由相识、相知而相恋，结成了夫妻，一年后他们的独生儿子也降临人间。葛柏林先后担任了生产队长、分场场长，林莉也当上了农场工会女工部部长。1985年早春，党中央号召兴办家庭农场，葛柏林心动了，毅然放弃“分场场长”这个官不当，决心去荒原深处创办开发性的家庭农场。他婉拒了一些好心领导和亲朋好友的劝告，也顶住了“党员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早晚要当活靶子挨批斗”的压力，义无返顾地开着贷款买的拖拉机，顶着风雪向着荒原驶去。住四面透风的帐棚，啃冻得梆硬的馒头，踏荒时棉衣裤被蒿草撕得四处开花，脸上手上也布下了条条血痕。当他回到小别一个多月的家，妻子林莉几乎认不出他了。他却兴奋地告诉说：那里可开拓的耕地近万亩，哪里建家，哪里当农具场，哪里排水修路架桥……妻子也毅然辞去生产队小学校长的职务，与丈夫共同踏进了荒原深处。 开垦荒原是如此艰辛，每一犁黑土都浸透了这对夫妻和伙伴们的汗水和血水。有时陷入困境，伙伴离去，雇不到人，葛柏林就亲自开车播种，林莉站播种机加种加肥，儿子葛麦开车镇压。1992年，从中国南方传来邓小平震撼世界的声音——“三个有利于”的论断，一脚踢开了“姓社姓资”的拦路虎。葛柏林信心更足了。他要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他要建一座现代化的生态农业的家庭农场，他要培养稳定的高素质的农机队伍。从1985年到2006年，葛柏林在三江平原腹地建起了一座拥有耕地7000亩、林地2000亩、湿地900亩、生活区和沟渠道路占地数百亩，总经营面积1万多亩的现代化家庭农场。共生产粮豆1.2万吨，实现粮食销售收入1000多万元，向国家、农场缴纳各种税费210万元，发生社会总购买力上千万元，为国家、个人支付利息200万元，有18名职工在这里过上小康生活。 2003年12月26日，葛柏林光荣地当选为“全国十大种粮标兵”，并进京接受表彰，他是全国农垦系统唯一的种粮标兵。 2006年10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国情考察团前来葛柏林家庭农场考察，将这个家庭农场誉之为“垦区农业现代化的缩影”：经营土地规模大、生产的机械化水平高、农业生产率高、产量高，成为黑龙江垦区最大的民营的、生态型的现代化家庭农场。根据有关资料，目前黑龙江垦区的旱田机械化率达95%，水田机械化率为86%，农业综合机械化率为92％，居国内领先水平，并接近法国、美国95%的水平。而葛柏林家庭农场的农业机械化程度达到98%，所以，该家庭农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已经超过国内领先水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近五年来，粮豆作物平均年产达到1400余吨。商品率达到95%以上，高于黑龙江垦区90%的水平。除发展农业外，葛柏林家庭农场还坚持农林并举，多业发展。通过20年的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该家庭农场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投资，借助于改革开放的政策，靠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现已成为黑龙江垦区的种粮大户。现在，该家庭农场优美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的规模、农业现代化的程度、年粮豆产量、销售收入等各项指标都在黑龙江垦区的家庭农场中高居榜首。 第二十四章 “水稻热”和“移民潮” 1980年，黑土地喜庆丰收。这一年，垦区粮豆生产“四超历史”：平均单产242斤，总产67.1亿斤，上交40亿斤，经营利润1.5亿元。这是总局成立后第4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第二年取得的丰硕成果。 回顾北大荒开发史，粮豆总产要登上一个台阶，得花费好多年的时间。东北农垦总局和省农垦厅时期，粮豆总产从15亿斤增加到32亿斤，花了5年时间。兵团时期，粮豆总产从32亿斤增加到46亿斤，花了8年时间。而总局成立才4年，粮食就从46亿斤上升到67亿斤了。一下子增加了近20亿斤粮食，这确实是令人振奋的事。 1981年，垦区小麦长势出奇地好，播种面积高达1564万亩，占粮豆播种面积的57.6%。眼看丰收在望。不料收获期连降大雨，暴雨如注，农田受灾面积2412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79.8%，绝产1019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33.7%，致使35亿斤粮食付诸东流。1982年，垦区上下信誓旦旦，头拱地也要“一年受灾一年恢复”。然而，一场春涝，200多万亩洼地被迫弃耕。1983年，全垦区铆足劲播了1460万亩小麦，巴望这一次必抱金娃。谁知小麦刚一露头就大雨滂沱，洼地的160多万亩小麦又泡了汤。 老天爷向北大荒拓荒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黄牌”警告！ 垦区领导人和专家们逐渐清醒起来。当时人们没有从生态平衡的高度来思考连续3年洪涝带来的严峻问题。但是，开始意识到：不能单纯依赖“麦豆为主”的生产结构了。长期以来，北大荒流传一句话：“小麦大豆，玉米靠后。”在垦区农作物的大家庭里，小麦、大豆最为吃香，每年播种面积都超过1000万亩，玉米排行老三，播种面积却不足100万亩。至于水稻是排不上座次的，连50万亩都不到，长期处于失庞地位。造成这样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条是小麦大豆的生产过程都实现了机械化，而玉米、水稻仍以人工种植为主，特别是水稻用工量大，作业条件艰苦。人们说：农垦工人是旱鸭子。 当时总局局长王强曾提出“压麦稳豆上水稻、玉米”的主张，然而没有取得共识。王强是既当过县太爷又在垦区工作了30多年的老领导，他对周围农村的生产情况和历史沿革非常了解，他不时地扪心自问：为什么老乡以种玉米为主，其次是水稻、大豆，而小麦种得很少呢？难道老乡不懂得种庄稼？在省里开会期间，他曾几次与各县来的县太爷探讨过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有一个县太爷笑道：你们机械化了嘛，小麦种上就等着收了，多省事省力，还能腾出时间搞秋翻。咱们指望玉米、水稻，一是它高产，二是它抗涝，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旱路不通走水路嘛。 一言开窍。王强“压麦稳豆上水稻、玉米”的主张虽未取得共识，但他的决心已经确立。 1985年，老天又亮出了黄牌！那年小麦播种面积1200多万亩，大豆播种1100多万亩。水稻仅38万亩。人们又一次指望小麦增产，不料麦收开始就普降大雨，连续15天不晴，降雨量达140——170毫米。与此同时，八九级台风北上，东部4局遭暴风袭击，夹杂冰雹，遭风灾的农田面积204万亩，绝产122万亩。中旬洪水泛滥，沿江10多个农场受灾，堤坝决口3处，共淹了49个生产队，水淹耕地98.9万亩。 王强在这压力重重的艰难时刻，仍不忘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并为水稻、玉米的开发组织科研人员进行高产攻关活动。1987年，果然见了成效：推广水稻插秧20万亩，井灌24万亩；12个水稻千亩高产千斤攻关点，有4个超过亩产千斤的指标。 王强终于下了决心，他在垦区总农艺师会议上为开发水稻大声疾呼：“咱们可不能在小麦这棵树上吊死！旱路不通走水路！在机械化麦豆的优势下，大力开发水稻、玉米！” 于是，一个3年发展水稻100万亩的规划形成了：从1988年起，垦区每年以35万亩的速度向前推进。遗憾的是，到1990年全垦区仅增加水田33万亩，3年才迈出了一小步。 原来这3年老天爷开了脸，东部地区风调雨顺，而水稻价跌，扩种水稻依然阻力重重。这样，整个80年代，垦区的粮豆总产一直徘徊不前，除1980年丰收获65亿斤外，连续7年滑入低谷，总产在35——60亿斤之间低迷，1989——1990年两年老天帮忙，总产上升到70——90亿斤。好了伤疤忘了疼，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小麦身上了。可怕的灾祸又一次降临黑土地。这一次，老天爷不仅亮出黄牌，简直是掏出“红牌”来了。1991年，垦区遭受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这次是全省范围百年未遇的灾祸。当时的省委书记孙维本称之为“难忘的1991年”。省长邵奇惠说：“我省发生的洪涝，范围之广，程度之重，损失之大，是历史上少有的。全省有59个市县、76个国营农场、231个林场，几千万亩耕地和大量的铁路、公路、水利、电力、通信设施受洪水的严重威胁。灾情具有入讯早、突发性强、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大的特点。” 当时，已升任总局局长的刘文举伫立在地图前，苦着瘦脸，深知这场洪涝灾害的严重性：黑土地已经是腹背受敌了。这次抗洪抢险，全垦区共出动300多万人次，机车4.5万台，火速供应新到的全链轨、半链轨机车和E514型、E1014型康拜因，抢收回来73亿斤粮豆· 面对老天爷一再发出的警告，刘文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 “北大荒垦区有几个潜在的危险。其中一个就是自然灾害。水利建设这些年我们也坚持搞，治理了几条大河，搞了沟、管、洞、闸，想了许多办法。一切立足于抗灾，但，低洼地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500多万亩低洼地是弃之可惜，种之收益不大。别的地方挣点钱，这些地方又掉进去了。” 受教育最大的是建三江局，连续两年（1991，1992年）重灾，使他们蒙受5亿多元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国家30年来给他们的全部投资。这5亿多元的损失，等于有一万多台新出厂的“东方红——75”拖拉机被大水冲走。由此，他们悟出一个道理：在三江这个重沼泽区，光治水还不够，还要发展抗灾作物。 修水利与抗灾作物并举，这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抗灾概念。 上下探索，焦点聚拢。一个关于调整种植业结构的突破口——水稻开发，终于呈现在人们面前。 刘文举为了调整种植业结构不遗余力，他瞄准了以水稻为突破口，并提出了“以稻治涝”的战略性口号。40年前，他从佳木斯农业学校毕业，来到跃进农场当技术员，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目前总局局长岗位。1976年总局成立就当副局长，当了10多年副手，林业、教育、水利、基建、卫生、农业生产……几乎干了个遍，总局局长换了五茬，1991年就任局长，刚上任就遇上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了。刘文举老家在阿城，他对这一带地处松花江南岸的县城——从阿城到尚志，从延寿到方正，都比较熟悉。他曾去过那里的庆阳农场，这是1947年创建的省营农场，是个小农场，耕地只有6万亩，属哈尔滨分局领导。南与尚志县接壤，北与方正县为邻。这些年来，受周围老乡种水稻的影响，也跃跃欲试了。刘文举在老乡的稻田里手捋稻穗，察看分蘖，细数稻粒，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车到庆阳农场，农场干部对于总局领导来到小场非常激动，随即将这些年来生产下滑状况和决心开发水稻作了详细汇报。 原来这个农场以种植小麦为主，水稻只有8000来亩，地域气候的特性是春旱秋涝，赶上重涝年头，一亩地只能打90来斤粮，职工穷得叮当响。而邻近的方正县老乡，早在1981年就引进了一种名叫“寒地水稻旱育稀植技术”。这项技术往地里一用，水稻就增产，效益十分明显。所以，他们也想进一步开发水稻，引用新技术，兴修水库了。刘文举饶有兴味地问道：“这项新技术是从哪里引进的？”农场场长马占顺说：“一个名叫藤原长作的日本老人从日本带来的，老人原是日本开拓团成员，开拓团在方正县设立‘红部’时，他也来过。日本投降后，被遣送回国。别看他是个农民，可是个种稻专家。在日本，他两次夺得水稻单产的桂冠。1980年老人随日本民间访华团访问方正时，说他对中国有愧疚感，见这里水稻长势不好，就主动提出不要报酬，将他积累30年的寒地种稻经验传授给中国。这样，这一带老乡就偏得了。” 场长马占顺是1960年来庆阳农场的，从统计、生产队指导员一直干到农场党委书记、场长。他有胆有识，决定把新技术引进来。1984年，他指示生产科长带领3名技术人员到三队搞水稻新技术试点，仅一年，水稻亩产达到800斤。这个小农场6万亩耕地，其中一半是低洼易涝地，都是粘重白浆土，群众称之为“睛天硬梆梆，雨天水汪汪”。如今用上旱育稀植新技术，产量和效益下一子提高了4倍多。 刘文举听了，心就活了，感到这是个路子。回到总局，他就召开水稻生产会，将庆阳的试点经验推广开来。他先把目光对准了查哈阳农场。这是1948年创建的老场子。早年日本侵略者曾制定开发150万亩水稻的“大查哈阳计划”，从日本派遣10个开拓团，云集查哈阳地区，并抓来10万名中国劳工，在这里筑坝掘渠，妄图建成关东军的粮食基地。1945年日本投降，侵略者仅仅勾勒出这一浩大工程的轮廓，遗下一片断壁残垣。解放后，经政府多次投资、规划和施工，初步形成了实际灌溉面积35万亩、设计灌溉面积60万亩的大型自流灌区，成为东北大灌区之首。50年代，查哈阳农场水稻面积曾发展到15万亩，成为著名的水稻产区，并冠以“塞北江南”的美名。然而，进入60年代，日益严重的草荒结束了查哈阳繁荣的历史。水田逐步改为旱地，水稻让位于小麦大豆。1973年仅播水稻2.4万亩，以后也长期在5万亩上下徘徊。从建场到1988年的40年里，水稻平均亩产不到300斤。农场亏损严重。 刘文举是一个实干家，认准的事就亲自抓，抓住不放，一抓到底。1988年他到庆阳农场升帐亲自点将，派出10名技术骨干远征查哈阳，还从方正、辽宁请来援军。垦区水稻专家徐一戎也亲自出马。这一举动震撼了查哈阳。 农场技术人员受训，新任场长吴占柱也当起了小学生。这位敦实憨厚的柯尔克孜族场长，毕恭毕敬地往徐一戎跟前一站，说：“你给技术人员讲完课了，对我这个场长还有什么要求？”徐一戎伸出四指，简明扼要地交待了4个字：“农时，质量。”深悟其道的吴占柱当即下令：坚决不插六月秧！ 一场以开发水稻为中心的翻身仗在查哈阳地区打响了。牛车、马车、机动车，全部集中起来，往地里运秧子，不够用，出动了自行车，人也用肩往地里挑。 5月30日，一封插秧报捷的电报飞抵刘文举的案头。刘文举惊疑了，立即派徐一戎和总局农业处副处长去查验。两人悄悄地进场，只见片片稻田，水映青苗，确已插完。徐一戎赞叹说：“查哈阳不插六月秧，这在垦区是第一次！” 从1990年起，查哈阳农场水稻插秧面积连续7年名列垦区水稻开发之首。查哈阳农场经济冲出了低谷，出现了“五超历史”（粮豆总产、经营利润、人均收入、扩大再生产能力、偿还陈欠）的好成绩。它像一把锐不可当的尖刀，给整个垦区水稻开发撕开了一个突破口，从而吹响了黑土地水稻全面大发展的进军号。 刘文举为扩大战果又连续抓了几个典型：青龙山农场：引进旱育稀植技术，打井灌溉。1992年遭灾，麦豆平均亩产仅178斤，而2万亩水稻平均亩产却高达842斤，最典型的是八队，豆地和稻田相连，大雨来临时，两块地同时“汪洋一片”。水淹10天，豆地亩产仅剩10斤，基本绝产；而水稻亩产达到1000斤。这一年，农场种稻户个个牛气，户均获利4023元，其他农户则耷拉下脑瓜，平均亏损4600元。群众终于看清：水稻就是抗劲，旱涝不惧！ 兴凯湖农场：尽管水资源得天独厚，但截止1991年，仅种水稻1.5万亩，占耕地总面积6%。1992年，刘文举指示新任场长、老铁兵的儿子王德胜，用开发水稻的这一把金钥匙，将连年亏损的农场彻底翻过身来。这位年仅32岁的年轻场长，足登农田鞋，怀揣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带领总农艺师、总工程师，逐个地号逐条河流“诊脉开方”，然后提出水田3年翻三番的大胆设想。他举杯对5个规划为万亩水稻队的队长说：“如果你们达到万亩，亩产千斤，我给你们请功，奖高档摩托车！”他不仅引进水稻新技术，还制定优惠政策，引进外来水稻户1600多户，带入3000多万元的资金……第一年，水田就增到3.08万亩，翻了一番多；1993年，水田再翻一番，达7.7万亩；1994年，水田已达15.2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0%。 农场扭亏为盈，实现了3年时间再造一个兴凯湖农场的目标！1994年，粮豆总产1.88亿斤，是1992年前3年平均的2.32倍。1995年，这位年轻场长被评为全省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全国青年星火带头人。 刘文举深有感触地说：“原来我们觉得，垦区一年发展二三十万亩水稻就行了。这些典型的出现，解放了我们的思想。1995年，我为啥敢说有灾无灾垦区粮食总产100亿斤，1996年，我为啥敢提出120亿斤，中期又提出140亿斤？因为基础已经具备了，我们这个垦区，如没有特大灾害，不会再徘徊在60——70亿斤的产量上了。”请看水稻开发为垦区登上100亿斤台阶所做的贡献： 1994年，水稻面积192.3万亩，平均亩产845斤，总产14亿斤； 1995年，水稻面积268万亩，平均亩产826斤，总产24亿斤； 1996年，水稻面积511.6万亩，平均亩产958斤，总产近50亿斤！ 截至1996年底，垦区外引稻农2·1万户，劳力6万多人，租种水田170万亩，占垦区水田面积的32%以上！ 水稻开发，调整并改善了垦区的生产结构。昔日被打入冷宫的水稻，变得吃香起来，播种面积逐年递增，90年代末，已达到1000万亩了。这是10年前想也想不到的事。 “水稻热”，不仅使垦区粮豆产量上了新台阶，引发了“移民潮”，它还牵动了各种先进的水田耕、种、管、收机械的研制和开发，犹如麦豆那样的大机群作业的时代，已霞光初露。 “水稻热”引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移民大潮。成千上万名稻农离开自己祖居的绥化、海伦、庆安、方正、五常等故土，有的还来自外省市，冲着祖国东北角，沿着铁路、公路，纷至沓来，扑向三江平原的片片洼地。 这是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产生的一支由流动到逐步稳定的垦荒大军。 长期以来，封闭兼受条块分割的影响，农垦与地方在经济交往上“老死不相往来”。周围省市人口多、耕地少（而垦区则人少地多），开发难度大，仅靠自身能力难以加快开发低湿地的步伐。市场经济要求打破壁垒，敞开流通，形成统一的大市场。 经济不承认国界，当然更不承认省界、县界、区界。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终于打开了“垦门”、“场门”、“队门”。 意味深长的是，全国人口大流动的总趋势是农民流向城市，流向是“南下”、“东进”：成千上万农民涌向广州、深圳、海口或上海等大城市；而祖国东北地区，却出现了一股从城市流向荒原、纷纷“北上”的流向：成千上万农民涌向黑土地，甚至周边市县的城里人也来沼泽地投身于“水稻热”了。 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为黑土地的“水稻热”引来了大量劳力，带来了资金和机械。 1992年至1996年，绥化、庆安、望奎、方正、巴彦、拜泉、通河、五常、木兰、海伦、绥棱等14个县市，以及辽宁、吉林、内蒙古近万名农民，涌向号称“小三江”的建三江局，或承租土地，或打短工。 管局和各农场制定优惠政策，并对开放的土地提供完整的沟、渠、路等开发的基础条件。对外来农户，经过一年以上的考察，懂技术、会管理、守合同的，就签订长期合同，并给予落户。八五六农场1996年拍卖出租荒原28万亩，新增水田15万亩。农场从本省及吉林、辽宁等省引来水稻户1300余户，为1750人办理了落户手续。农忙时外来打工人员达到6000人。此外，辽宁盘锦石化公司、鸡西矿务局也来农场购买荒地4万亩。农场又与香港和成公司签订租赁开发15万亩荒原的意向书。八五0农场十一队有着“水稻村”的美名。生产队为50多个外来水稻户解决了住房。1995年秋天，投资2.8万元将一栋旧屋重新维修，使10个水稻户喜迁新居。1996年春天，又有3户水稻户慕名而来，生产队立即将办公室腾了出来。外来水稻户多了，孩子上学成了一大难题。队领导亲自出面，与场部学校联系，使50多名适龄儿童高高兴兴地进了学堂。1998年入冬以来，哈尔滨、佳木斯等地的农民纷纷来友谊农场十分场租种荒地开发水田。仅1个月时间，就有6500多亩荒地被外来稻民和当地职工承租。八五八农场开发水稻的优惠政策不胫而走。这些优惠政策不仅稳定了去年来场的1000多户外来稻民，1998年又吸引了2000多户农民携带3500万元资金来场种水稻，全场水稻面积扩大到32万亩。………… 截至1997年底，全垦区共引进省内外农户33500户，引进劳力87000人。农忙时涌来打短工的劳力未计在内。引进人员来自国内7个省市，省内55个市县。分布在垦区近百个农场的上千个生产队。引进农户还带入机械设备53000台（件），带入资金10亿多元。 1996年，这支移民大军种植的水稻面积207万亩，相当于垦区水稻总面积的一半。总产98万吨，平均亩产946斤，亩利润约259元，户均收入达28276元。有15个农场引进农户人均收入超万元，其中江滨农场引进农户人均收入超3万元；有29个农场引进农户户均收入超3万元；有9个农场引进农户户均收入超5万元。军川、饶河、八五七、云山4个农场引进农户户均收入达7——8万元。 “以稻治涝”、“以稻致富”的战略决策，使高效抗灾型的种植业结构基本形成。2001年，水稻种植面积突破1000万亩大关，2005年达到1100万亩。占粮食总播面积1／3以上，水稻产量占粮食总产的60%以上，使垦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水稻大局。大力发展水稻生产，使每公顷效益达2000元以上。职工群众评价水稻种植是：“一亩地的面积，两亩地的产量，五亩旱地的效益。”“以稻治涝”战略的推进和发展，使垦区农业生产走向高产、稳产、高效，释放了土地资源的巨大潜力。 闸门打开了，水就流动起来。流动起来的水，就无可阻挡。地区差异造成的潜在市场，使黑土地具有无比的吸引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户。 媒体报导冠以这样的醒目标题：《三江涌动“移民潮”》。垦区范围内的几条铁路顿时忙碌起来：密（山）东（方红）线、福（利屯）前（进）线、佳（木斯）鹤（岗）线……人满为患。外来水稻户携家带口，带着良种，有的开着小四轮举家迁来。到了1996年，出现了城里干部来农场当“稻农”了。媒体把这批人称作“城里来的庄稼人”。军川农场就从鹤岗、佳木斯、绥化等市涌来50多户城里人。也有单位派人来承包荒地的，省微波通讯系统来了3大户，共包荒地2250亩，与农场签订了7年合同。他们大都采用职工集资入股、单位也投资，并派干部带领多余劳力来种水稻。 “水稻热”不仅引来了省内外数以万计的稻农，引来了城里的庄稼人，而且也引来了海外的投资者。地处穆棱河畔的八五七农场，1996年2月28日与香港韵利发展集团公司签订了合同，成立了八五七——韵利农业开发公司，双方各投资120.8万元，开发水稻5000亩，收益对半分成。韵利发展集团是加拿大籍华人刘恩嘉在香港的企业，经济实力雄厚。自签订合同之后，他了解到农场干部职工为合资开发水稻项目所付出的艰苦劳动和创业精神，深受感动，决定携酬金前来慰问项目会战有功人员。5月22日，正是水稻插秧的高产期。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单荣范、韵利发展集团总栽刘恩嘉一行人，在总局副局长马学利、总局副局长兼牡丹江局局长王德胜的陪同下，来到八五七农场插秧现场。天正下着雨。稻田里机关干部冒雨插秧。单荣范、刘恩嘉见了，也都穿上水靴下水田插起秧来。刘恩嘉虽是外国大老板，但到底是华人，一边插秧一边与身边的农场干部亲切地攀谈起来。单荣范对农场干部常年参加劳动，大加赞扬，说这是北大荒精神的具体体现，全省干部都应当这样做。这天晚上，农场召开了5000亩水稻首战告捷大会。省委、总局、分局领导和刘恩嘉与农场干部职工欢聚一堂。掌声中，刘总栽为水稻开发有功人员颁奖3万元，还向农场赠送一台农用车和一台“北京王”。他热情洋溢地说：“有句歌词叫‘白云奉献给蓝天，江河奉献给海洋。’北大荒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种精神实在可敬。这种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得到回报。今天我同八五七农场的合作，就是为了这个理想的实现，在农业产业化、企业化方面作一点探索。5000亩水稻开发是投石问路。明年我们要发展到2万亩，总投资要达到1400万元。”全场顿时呼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市场经济实在是一所大学校。它教会黑土地打开大门，引来劳力，引来资金。它也教会拓荒者调整种植结构，调整经营管理体制。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着人们的命运，只要顺乎它的规律，就能走出困境，跃上新台阶，不论是个人，还是整个地区，概莫能外。水的流动，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小溪流向江河，奔向大海；大海海水蒸腾入云，雨落深山；水也在循环。 在这“水稻热”引发的“移民潮”中，人们会惊奇地发现：10多年前50万知识青年大返城，给当时垦区造成暂时的空缺；10多年后的今天，在开放开发的吸引下，10万人组成的一支新的垦荒大军涌入黑土地，这犹如外流之水的回流！ “水稻热”不仅引来了一支垦荒大军，而且也促进了水稻耕作的机械化、规范化和科学技术的提高。 1995年6月：垦区第三代水稻插秧机作业现场会在江川农场召开。依兰收获机厂所产2000台2ZDZ——6B水稻插秧机即将交付使用。1996年4月：农垦科学院研究的“寒地水稻生育诊断、预测及丰产技术电脑专家系统”将为垦区稻农提供方便服务。11月：水稻专家徐一戎又一研制成果《寒地水稻优质米生产技术研究》通过技术鉴定，专家们评价这一成果为国内首创。1997年3月：由友谊农场承担的“北方水稻种植全过程机械化”科研课题全面实施，并列为省科委“九五”期间重点科技项目。1998年2月：八一农垦大学教授丁元贺去海南岛，指导试验点上的水稻，钵育行抛机使用，并进一步完成这一新机具。5月：垦区推广水稻育苗微喷技术，这一套技术在二九0农场试验成功，微喷设备既能喷水，又能喷肥、喷药，使用方便，增加积温。同月：总局召开水稻生产规范化机械化会议，垦区水稻生产将由重视播种面积转向重视质量效益。 2005年5月，农业部在垦区召开“全国水稻机械化生产农垦现场会”，来自全国农垦系统的代表参观了友谊、八五二等农场在水稻机械化上取得的成就，从综合配套装备到育秧大棚，从机插秧、机喷药到叶龄诊断和农具场管理，从航化作业、测土配方施到种子加工厂和科技示范户（区）。令代表们大开眼界，大为受益。早年被打入冷宫的水稻，一经启用，就成为热点作物，大显身手，大放异彩。 北大荒人千方百计梳妆打扮她，使她继续走俏，倍受青睐。 在北大荒开发水稻的历史进程中，农垦科学院享有“终身不退休”的徐一戎对此作出了杰出贡献。他被誉为北大荒“水稻之父”。 1992年5月25日。佳木斯。黑龙江垦区科技暨知识分子大会上，农垦科学院高级农艺师、著名水稻专家徐一戎坐在人头攒动的人群之中。他在周围穿着笔挺西装系着领带的科技人员的衬托下，就像从农场来的一名老农工。深蓝色的上衣，风纪扣拘谨地扣着；脸色苍黄，两鬓霜白；鱼尾纹似沟似坎；一双深邃的眼睛，闪着谦虚而睿智的光亮。这一年，他已是68高龄了。 “徐一戎同志在水稻科研、生产上取得显著成绩，发给奖金一万元。”会场上传出黑龙江垦区自开发建设以来首次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重奖的决定。这声音不单是传递重奖的消息，也是代表百万北大荒人对“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点的深刻认知。 在音乐声和掌声如潮的欢快气氛中，老人庄重地走上领奖台，激动地接过奖状，说道： “感谢党组织和院部的帮助，感谢同志们的支持……当我往领奖台上走的时候，心里就想，这是组织对我做过工作的肯定，从今天开始，对我来说又是零了，一切从零开始。” 徐一戎1924年出生于辽宁省北镇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青少年时代，他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勤奋求学。1943年在奉天农业大学毕业后又考入东北大学农学系，1947年毕业。他这1.8米高的大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头。恰好这时新中国诞生了。50年代初，他满怀热情和远大抱负，投入到黑土地的怀抱。担任了省劳改局勘测设计队技佐、省劳改局农机处农业技师。当时，北大荒还没有大面积开垦，劳改农场群大都以水稻为主栽作物。他没料到会放弃烟草专业，而与水稻打一辈子交道。 从此，研究水稻便化成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开始攻读水稻书籍，收集水稻资料。先后完成了：伪满时期农业统计资料的整理；编辑出版了《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创办了《东北农业》； 完成了18个劳改农场的建场设计规划和土地资源规划；进行了300万亩荒原的土壤、水文的地质调查……有时，历史也会误解一个人，有如长河流沙中埋没一粒闪光的小石子。1957年，连话也不敢多讲的徐一戎，一夜之间行政职务和技术职务全给“撸”了，“右派”帽子扣在他的头上。唯一给他的是保留了劳动的权利。劳动离不开稻田，没有离开稻田，也就什么也没有失去。白天，他拼命地“劳动”；夜里，万分虔诚地“自我改造”。读书，做笔记，整理资料。他把建国以来的《人民日报》精心装订成册，摘记了1.3万张卡片，整理了20本资料日记。 他选择了水稻育种与栽培，为寒地水稻高产开辟了新的前景。正当他向着水稻事业的更高目标奋进的时候，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爆发了。他刚刚抚平婚变的创痛，一夜间，又成了专政批斗对象。他顶着各种压力和无休止的批斗，一有机会仍钻进试验田观察、记录。有时，白天刚刚接受完“造反派”给他脖子上挂满了厚厚的翻译手稿的批判，晚上依然拿着外文资料在翻译。一些人不解地说：“这老头真怪，图个啥？”徐一戎不仅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还保存下来大量的水稻品种资料，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的主持下，完成了“水稻品种资源利用研究”课题，对800份资料进行了整理、分类，搞系谱；还进行了稻瘟病、抗倒伏的鉴定试验，形成了黑龙江省水稻抗冷性鉴定的方法和规程。 1969年，由于边境形势紧张，徐一戎被“遣返”老家插队落户了。他是只身一人去的，他唯一的要求是去一个种水稻的地方。他来到了辽宁北镇县和兴村。这是一个每天工分值为8分钱的贫穷的村落。他住在一个低矮潮湿的小草屋里，吃着百家饭。这里的老乡不管你“红”与“黑”，只要你有本事，能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他们就欢迎你。 “听说你会种水稻，明天就到地里去看看，从哪挖渠掘沟，画张图回来。”一位姓丙的书记说。第二天，丙书记派人领徐一戎来到稻田。“你们去年种的是‘农垦21号’，亩产也就800斤吧。”徐一戎看了看从地里拾起的一棵稻穗说道。陪同的人惊得似乎傻了：“你怎么知道的？”这人回去向丙书记汇报：“啊呀，新来的黑大个，了不得呀！到地里一走一看，就知道咱们去年的产量。”一个封闭的自然屯，不到一顿饭的工夫，这个消息便传遍了。附近一个部队“五七”干校，秧苗一块块地死，便派车来请这个使山沟哗然的“黑”人。徐一戎到地里一看就明白了：“虫害，潜叶蝇。”人们问：“虫害？虫子在哪里？”徐一戎绾起裤腿，从田里拔出棵稻苗：“在叶肉里，摸摸就知道了。”人用手一摸，果然有虫。“有没有‘乐果’？” “有。”“一个星期苗不变色，再喊我。”徐一戎指导打上“乐果”后，对干校的领导说。一个星期后，一辆载着敲锣打鼓的人们的军用卡车驶进屯子，原来是“五七”干校来表示感谢的。徐一戎在医巫岭脚下的北镇县出名了。老乡种地、选种、打药等技术上的事都找他，乡里找他，县里也找他。请他讲课、指导，对他毕恭毕敬。他的心情也愉快多了，他又一次感到自身的价值。 1972年落实政策，遣返两年半的徐一戎又回到原单位——合江良种场（水稻研究所的前身）。回所后不久，徐一戎承担了农业部下达的“寒地水稻直播高产栽培课题”。他夜以继日地工作，通过对多年气象资料的分析和反复试验，获得了成功。这在黑龙江的直播水稻栽培史上，首次突破了亩产千斤大关，为寒地水稻高产开辟了新的前景。与此同时，徐一戎还承担着农业部下达的“水稻低温冷害的防御技术”的研究，经长期观察研究，在国内首次提出了栽培防御低温冷害的水稻技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徐一戎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先后担任了宝泉岭管理局科研所农艺师，省农垦科学院水稻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顾问。 新组建的家庭，给了这位独身20年之久的老人以温馨和支持。“老徐每年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面。”他的老伴康静云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妇女。垦区75个种水稻的农场，徐一戎不知跑了多少遍。全省60个市县，他去讲过课的就有30多个。同时，他还担任八一农垦大学的客座教授，教了11届本科毕业生。每年还不定期到农业部、农垦干部管理学院讲课。 春天，他卷起裤脚在冷水里一站就是一天，指挥打埂、播种。腿被风吹裂一道道小口。夏天，他任凭蚊蝇叮咬和日晒，泡在水田里潜心观察水稻长势。入夜，他伏案整理资料，查阅外文书籍，在几万个数据的基础上，提出新观点，填补了寒地水稻栽培的空白：寒地水稻的稳产高产必须以安全抽穗期为中心，应保证穗前15天、穗后25天有较高的温度；寒地直播水稻不同熟期品种的叶龄及不同生育期的界限；寒地水稻各生长发育阶段的水肥调控措施；稻田氮素释放规律及以叶龄为指标的氮肥施用技术…… 为了尽快地将研制的技术在生产上推广，他精心绘制了“寒地直播水稻亩产千斤栽培技术模式图”，将水稻生长发育进程、水稻的形态学特征、诊断标志、采用措施等，都直观而形象地一一标明，使具有一般文化程度的人一看就懂。这份模式图在黑龙江省水稻栽培史上是首创，受到广大水稻专业户的欢迎。 稻农是他的朋友，他是稻农的贴心人。汤原农场水稻专业户李臣，1986年开始种水稻，生产上遇到技术难题，慕名写信向徐一戎请教。他认认真真地给以解答，并寄去有关技术资料。李臣的水稻单产每年都比邻近水稻户高20%。1991年，李臣家庭农场遇到严重自然灾害，春节前给徐一戎写信：“尊敬的徐老师：由于水稻严重减产，家庭农场成员有的要回家不干了，有的提出把水田改旱田。你说我该怎么办？李臣”徐一戎很快回了信：“……去年遭灾是偶然现象，不要惊慌失措，你们家庭农场地势低洼，要坚持种水稻。旱育稀植育秧方式要坚持，干好了，是一个样板，带动更多的人致富。”如今，这个家庭农场已成为拥有链轨车、胶轮车、手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插秧机等多种机具和3座塑料大棚的家庭农场。李臣逢人便讲：“我就是靠徐老师这个顾问，没有徐老师的指导，那会有今天？” 徐一戎就像一座沟通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之间的桥梁，他将自己的身躯化为黑土地建造100亿斤商品粮基地的一块基石。1979年，他是中国水稻经典著作《中国稻作学》审稿人；1989年，编译了10万字的《水稻栽培必读》；1991年，出版了与他人合编的《旱地稻作》，被国家评为科技图书一等奖；1991年12月，出版了黑龙江省主要作物高产栽培技术培训基本教材《水稻》；1992年7月，出版了47万字的《北方农垦稻作》；他还编写了《旱地水稻旱育稀植高产栽培技术》讲座的录象稿…… 1995年垦区粮豆总产上了100亿斤台阶，有水稻的一份功劳。总产102亿斤，水稻产量就占1/4，将近25亿斤，播种面积267万亩，只占总播种面积的1/9。小麦产量27亿斤，可是播种面积却有690万亩。这样一比，一亩水稻顶二亩半小麦的产量了。这里凝聚了徐一戎的汗水和心血。 2005年10月，总局党委作出《关于在全垦区开展向徐一戎同志学习的决定》，并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号召垦区人民学习他一生勤奋敬业作贡献的精神。 徐一戎对寒地水稻栽培的多项技术和研究课题，在国内乃至世界领先；他的足迹踏遍了垦区87个水稻场及省内30多个市（县），累计行程8万多里；他的科技成果己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河北、内蒙古、新疆等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他为垦区培养了2千多名水稻技术人员和3万多名骨干稻农；年过八旬，多次拒绝外地的高薪聘请，仍不知疲倦地奔波在北大荒田间地头……他为垦区乃至全省的种植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建设和农户致富奔小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啊，五十余载尘与土，八万里路稻花香。 第二十五章为大农业奉献青春的10万科技人员 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曾充满豪情地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北大荒开发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间，粮豆总产突破200亿斤大关，有赖于良种培育，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喷灌，飞机洒药，粮食烘干设备的普及……等等。 然而，这还不足以说明突破200亿斤的全部内涵。它还应该包括土壤普查，土地规划和设计，耕作制度的革新，水利工程，新农机的研制……以及实行教育和科研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和为培养科技后备人才的各类学校的建立。 截至2006年，垦区拥有各类科技人员10万人，其中高级职称约5000人，中等职称近2万人。这是一支由老中青三个梯队组成的科技队伍。老的大都古稀之年，却仍在辛勤耕耘，有的还肩挑科技项目带头人的重担；中年科技人员也年已半百，逐步挑起大梁；年轻科技人员则多数是垦区各大专院校自己培养的人才了。 这是一支从沼泽地跋涉过来的队伍。早年从城市走向农村，从内地走向边疆，有的从战火硝烟中走向荒野，一辈子与沼泽地为伍，与风雪作伴；年少的土生土长，由于干农业这一行的特点，他们与父辈一样，终日在黑土地中穿梭，泥水里跋涉，为着200亿斤的目标而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汗水。 黑土地科研的显著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结合生产。小区试验与大面积生产活动相结合，通过反复实践、总结、选优、研制、推广应用，创造成果，提高生产和经济效益。科研部门、生产部门、教学部门间紧密协作，又形成另一特色。 黑土地的“两院一校”（农垦科学院、农垦勘测设计院和八一农垦大学）是北大荒的硅谷和人才摇篮。自1978年全国科技成果进行定期奖励以来，垦区共获科研和推广奖510项，其中获国家级和部级奖51项，省级奖88项，总局级奖371项。 1989年7月，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视察黑土地时对北大荒科技人员大加赞许，他说：“你们为全国的农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农场的作物和它的技术经济普遍比县要高一倍以上。一个农场一般都有上千名科技人员，垦区是占满了优势，要向地方开放，辐射开来！” 1997年8月，著名科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来黑土地考察。这位85岁高龄的老人，仍兼任上海大学校长。他关心科技，也关心教育。他到七星农场种子加工厂参观时，问陪同的农场同志：“是否实现统一供种了？”当他听说不但农场内部统一供种，还向附近市县供种，而且这里的种子都包衣了，非常高兴，一定要看看农场自产的包衣种子。他指着包衣种子对大家说：“现在农民最怕假种子，你们统一供种、包衣，不仅解决了假种子问题，而且也解决了假农药问题，这太好了。” 来到七星农场一分场二队一块520亩的水稻田旁，钱伟长老人兴高采烈地说：“我出生在水稻产区江苏省，可是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大块的水田地呢。”当他听说“钵育摆栽”能达到亩产1400多斤时，频频点头，对周围的人说道：“发展农业一定要靠科技。” 遗憾的是，八一农垦大学离得太远，老人无法前去考察了。但，他仍详细地了解这座早年由王震亲自创办并兼任校长的农垦大学的办学规模、科研力量和科研成果。 陪同考察的总局副局长王继宗——1966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曾参予王金陵教授主编的《大豆》一书中的《大豆机械化高产栽培》章节的编撰，他向钱伟长老人介绍了八一农垦大学的情况，并说：“大豆三垅栽培机、种子包衣剂就是八一农大研究出来的。” “教育一定要与科研结合起来，要为农业服务，不断更新知识。”钱老接着问：“八一农大有没有畜牧系？”王继宗答道：“有，这个系设有畜牧和兽医两个专业。” 老人说道：“一定要办好畜牧系，农民致富离不开畜牧。搞农业科研，不光要研究种田，还要研究畜牧业、加工业，研究怎样使农畜产品增产，更要注重研究销售问题。” 钱伟长来到别拉洪河的红旗桥上，微风吹过，河水泛起波澜。陪同的建三江局党委书记董世明——1968年下乡知青，1981年毕业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他向钱老介绍这条沼泽性河流的治理情况：别拉洪河工程是垦区施工机械化程度最高、完成质量较好的排涝工程；历经5年，动员500多台推土机、铲运机，近百台载重汽车，硬是从大小沼泽中挖出一条长113公里的新河道，总土方量近6000万立方米；二期工程仅排水渠就挖了1312条，加起来总长2843公里……工程竣工后使11个农场受益。董世明说：“这是我们的生命河呀。” 钱伟长夸道：“这不等于是人工开凿出来一条运河吗？必要时可以行船嘛。” 这时，航化作业的农用飞机从头顶掠过。钱伟长用手挡在眼睛上方，满有兴味地盯着飞机。只见一道白雾飘落在大豆地里，随风飘来淡淡的农药味。老人高兴地说：“这是最精彩的节目！”老人精神矍铄，又参观了七星农场投资兴建的13200平方米的教学楼。当他得知农场办公室很紧，却投资盖这样漂亮的教学楼时，说：“农场有远见，重视教育。” 他还亲切地与师生见了面，语重心长地说：“当教师的一定要处理好教师和学生、家长、社会的关系。只知道拿教科书备课不行，一定要研究、了解学生，要教孩子们去创造，特别要培养学生自强不息的精神。” 老人还来到洪河、二道河农场，仔细察看了各种国内外的先进机械。这位30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后出国留洋的航天专家，临别时对陪同前来的王继宗、董世明说： “你们搞的是现代化大农业，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 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垦区自上至下建立了完整的科研体系。总局设科学院，各分局设科研所，共17个院所；103个技术推广站，9个技术推广中心；建起了163座粮食处理中心，种子加工厂37个。农垦科研和技术推广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服务体系。 与此同时，全垦区实施了科技“百千万工程”，即：下派科技人员100名到农场当科技副场长，1000名离退休科技人员下基层搞科技服务，1万名具有较高素质的机关干部常年在基层传播科技知识。这些措施的实施，促进了农垦科技的普及。 黑土地开发初期，小麦亩产只有50斤，80年代最高亩产298斤，到90年代平均亩产近500斤，高产农场超过800斤。大豆在开发初期亩产仅96斤，1985年亩产200斤，至90年代已稳定在260斤以上，高产农场达400斤。1985年以前，玉米平均亩产412斤，水稻亩产390斤；到1995年，玉米平均亩产770斤，水稻亩产826斤。 农垦科技贡献率逐年提高，已达53%，比全国平均高出14%。 经过垦区科技人员长期研究探索的大豆“三垅栽培”高产模式，已在东北三省推广，每年增产大豆近20亿斤，创社会效益上亿元。而今，这种高产栽培模式已走出东北，南跨黄河，西至内蒙古，“九五”之初，被国家科委列为全国五大作物标准化栽培模式之一，成为国家农业科技推广的重中之重。 科技兴农，不仅使黑土地实现了初步崛起，而且也推动了垦区工业的发展。 垦区工业的先进单位浩良河化肥厂，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造，产品科技含量逐年提高，在全国同行业同等规模的厂子中处于领先地位；赵光机械厂研制的玉米下棒机填补了国家的空白；农垦科学院研制的粮食处理工厂化整套设备在前苏联的国土上安装成功，显示了垦区科技的魅力；白桦机械厂生产的大型清粮机、耕作机销往20个省市，多功能耕作机出口非洲几内亚；近40家种子加工厂运用先进的良种进行包衣处理，直接销往周边市县；兴凯湖集团靠科技开发的“免淘米”远销大江南北…… 这一项项成果，一件件产品，一次次的跨越，凝聚着黑土地老中青三代科技人员的心血啊。著名作家丁玲1981年重访北大荒时说：“北大荒不仅长小麦、大豆，而且也培育了人才！”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胜利地落下帷幕。《中国青年报》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一幅照片。题名《邓小平在人民代表中间》。画面上，邓小平笑容可掬地同簇拥着他的代表们握手。代表们中间有一个高个子、瘦削脸的人，他正激动地前倾着身子，伸出长长的手臂，一把抓住了这个向全国宣告“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的老人的手。 他太幸运了。代表北大荒10万科技人员，登上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参议国事，并见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叫张国范。原黑龙江农垦科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高级畜牧师，中国农业部科委委员，省和全国人大代表，省劳动模范，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并享受国家给予的特殊津贴。 张国范1933年出生在吉林省舒兰县农村。8岁时母亲去世了，哥儿6个，他排行最小。日子艰难，他不得不离开老家，投靠在外谋生的二哥。他的青少年时代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二哥上哪儿工作，他就跟到那儿。二哥在松江省农业高级职业学校当教员，他就进那个学校读预科生。不久，二哥调松江省政府工作，他就转到霁虹桥边的东北农业专科学校念书。一年以后，他又转到刚从沈阳迁来的东北农学院读预科班。预科毕业了。他满想进名牌大学——哈工大、哈医大闯一闯。可是，学校劝说他们：要服从革命需要，新中国未来的农牧业需要大量的高材生，应当报考本科专业，不要“跳槽”。那是“革命需要就是个人志愿”的年代。张国范二话没说，就报考了本校的畜牧兽医系。 他的大学生活极其简朴。一床单薄的小棉被，一套棉衣裤，一双稍微像样的鞋。他一边念书，一边插空到建筑工地挑土、运砖，换取零用钱。坐电车才几分钱，他舍不得花。他从来不买瓶装的墨水，嫌贵；买墨水片，兑上水用。赛球时，担心鞋磨破，他就光着脚丫子上场。身上那件衬衣，到了星期天才脱下来洗；光着膀子等着晾干，第二天穿着进教室。那套棉衣裤，4年大学生涯拆洗了4回，越折越小，越洗越褪色。物质生活的贫困，迫使他转向精神上的探索。家畜饲养管理、畜牧结构、营养学、草原畜载量，饲料比、家畜寄生虫病……他像反刍的牛，反复咀嚼讲义中提供给他的营养。 大学二年级，同学们基于对他的质朴和勤奋的信赖，一致推荐他担任学生会福利部副部长。满好听的头衔！实际上，这个副部长就是管学校的一个小小的养猪场：两个工人，200多头猪。从配种、接生、饲养、育肥、屠宰，一直到给工人开支，给学生改善生活。 他操起家巴什跟工人一起干活，上街买料、喂料、挑水……他不仅是副部长，而且是一名工人，一名实习生，一名技术员兼场长。一天，他正在教室里听课。猪场工人在教室外面喊：“张国范，今儿个开不开支？”原来这天是给工人开工资的日子，因连续听课，他腾不出空来。听人喊，他赶紧出了课堂，给工人开支。教师和同学们见这情景，惊异，折服，他们才明白这个瘦削而勤奋的学生肩上挑着两副重担。 1955年8月，张国范以优异的成绩告别了母校。他作为一名新党员，怀着建设边疆、繁荣畜牧业的美好理想，来到了北大荒腹地——刚由苏联援建的友谊农场。当时，农场正在开荒，规划中的畜牧场还没起步。他被分配到只有两名工人、6头奶牛的奶牛队。任务是为苏联专家供应牛奶。小小的兴隆镇头一回从外地引进奶牛，老乡们见了乳房大如簸箕的奶牛，一个个趴在窗外看新鲜，好奇地问：为啥撸一撸就下奶了？使他们更为惊奇的是，这个瘦高个子大学毕业生，为啥不坐在场部红砖红瓦的办公室里当4个兜的干部，却整天守着奶牛也来一撸一撸的？张国范很少言语，实干苦干。他喜欢泡在牛圈里，观察牲畜的习性、吃食、排便……他知道，干饲养员的活，如同读饲养的书，他更懂得，作为新建的机械化农场的第一批畜牧技术员，未来的畜牧业正是从这小小的牛圈和几名工人和几头奶牛起步的。 果然，他的事业来到了。第二年，一座1000多平米的砖瓦结构的鸡舍，在临近总场的荒原上兴起。作为未来的养鸡场场长兼畜牧技术员，他被派到哈尔滨香坊鸡场学习，并从那里接收2500只来享鸡到北大荒安家落户。3个月的实习生活紧张而充实地度过了。张国范和新调来的4名饲养员张罗着运送鸡群的任务。他还特地爬上火车皮量了尺寸，设计鸡笼的大小的最佳方案，使得每节车皮装两层鸡笼，又留出空道便于途中喂鸡。鸡群装上火车出发了。他和工人们一路照料，风雨兼程。火车停靠车站，他们就赶快上水买料，清除粪便。5天过去，鸡群到达福利屯，居然没死一只，沿途还下了好多鸡蛋。熬红了双眼的张国范，露出了一丝笑容。 又一年过去了。鸡场盖了3栋新鸡舍，鸡群发展到七八千只。可张国范手下还是4名工人。他就顶班劳动，打夜班。这时，他已将未婚妻从老家接来，在农场成了家。可鸡场的事塞满了他的脑瓜，再也挤不进去个人和家庭的事。妻子坐月子，按当地老乡的习惯，得吃上百斤鸡蛋。张国范守着鸡场，为妻子坐月子批条买鸡蛋，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他吝啬得很，迟迟不批，最后咬咬牙，批了20斤鸡蛋——不是母鸡刚下的鲜蛋，而是孵化室里未孵化成的“瞎蛋”……至今妻子提到这事，还伤心得落泪。 不久，他病了。咯血，大口大口地咯。他染上了肺结核，左肺已萎缩三分之一，右肺有蛋黄大的空洞。父母从老家赶来，见他面色腊黄，虚弱不堪，不禁偷偷落泪。老人家悄悄地安排了后事，打算将小孙子接回老家抚养。然而，张国范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几年之后，这座小小的养鸡场终于发展成当时黑龙江垦区规模最大、管理水平较高的养鸡场。年养鸡2万只，每只鸡年产蛋186枚，孵化率达95%以上。他还完成了《养鸡技术操作规程》的撰写。确切地说，这是一本呕心沥血、耗损了他宝贵健康的书。 1961年秋，他被调到合江农垦局科研所畜牧研究室任副主任。没等身体完全复原，他就带领研究室的10多位同志，修路、挖沟、垒墙，建设畜牧试验基地。就是在“十年浩劫”中，他一边经受“路线斗争”的冲击，一边和大伙一起建了两栋猪舍，一间饲料室，还在大桥边开垦了4响多饲料基地。 畜牧研究的主攻方向是什么？他的目光渐渐从一般的畜牧饲养集中到良种猪的培育上来。他涉猎有关培育良种猪的一切知识：父本、母本、繁殖、遗传、变异、哈白、东白，兰德瑞斯……他同亲密伙伴汪家燮构想着北大荒新型良种猪的培育方案，试图以数量遗传理论为指导，以当地黑尾猪为母本，吸收长白、苏白猪的特点，培育出肉脂兼用的雏形来。方案通过了。他兴奋万状，又彻夜难眠。当时，“文革”已推进到“批林批孔”阶段。他所在的科研所已折腾了好几回：头几年80%的科技人员下放，后来又重建兵团三师科研所，原来的畜牧研究室降格，变成了研究组……他不在乎名称，只要允许搞科研就中！可是，方案提出后，阴风阵阵刮来：“这是脱离实际，业务挂帅，走专家路线！”更令人担心的是，方案能否经受住实践的考验，他们想起了母校老师——许振英教授，这位早年留美的著名畜牧专家在动物营养学上造诣很深，应当请他指导这个课题。有人好言相劝：“请下放劳动教授来指导？闹不好，事没办成，反受牵连！”张国范考虑再三，还是下了决心。他向上级慎重地递上书面报告。当建议意外得到批准时，张国范兴奋地带着助手上路了。 在小兴安岭余脉的香兰农场的山坳里，终于找到了老教授的茅草房。他们围坐在大锅架起面板的“桌”前聊开了。许振英对他们的设想很感兴趣。老人深居山坳，对当时国内外畜牧业的信息却了如指掌，挑出了他们方案的毛病：“国范哪，十年磨一剑，只想眼前不行……世界育种方向是瘦肉型。中国眼下缺肉，不讲究。十年后呢？唱主角必定是瘦肉型。” 一锤定音。老师的话拨开了他眼前的迷雾。肉脂兼用型良种猪已不是世界潮流，未来中国的良种猪必定是瘦肉型。苏联育成一个新品种需20年至30年，咱们必须在10至15年内育成！想到中国是世界养猪大国，猪肉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3，急需新品种，又想到自己10年后将是年过半百的人，他不禁暗暗着急起来。 张国范一行满载而归。他和汪家燮等根据许振英教授的意见，经过慎密研究，否定了国外二产留种等繁育模式，剔除了特点不明显的苏白猪，确定了建立三级育种体系。他们选择了7个育种基点，选用英系、瑞系和法系长白猪4个血统，和来自集贤、绥滨、宝清等地22个民猪血统进行正反杂交试验，留优汰劣，优化组合。 一场大型繁育瘦肉型良种猪的战役，在北大荒腹地——三江平原红兴隆地区打响了。它涉及友谊、八五二、八五三、五九七等农场的育种基地，以及完整的三级繁育体系：从原种猪场、繁殖猪场到商品猪场。它涉及众多的品种为亲本，进行正反杂交、回交，尔后对横交后代继续进行5世代到6世代严格定向选择，年复一年地育成。它涉及东北农学院许振英等专家教授，到红兴隆科研所的张国范、汪家燮等人的协作组，一直到下属有关农场数以百计的科研人员和饲养人员。 这是一场持久战！又是一场只争朝夕的战役！ 张国范和伙伴们没有辜负党和群众的重托，他们日夜奔波操劳，精心管理，带动了整个红兴隆地区的良种繁育体系，像一架庞大的机器顺利运转……到1979年，瘦肉型良种猪已初步显示出优势，而且形成了千头种猪的大猪群！一头头浑身雪白、胴体丰满、性情温顺的猪，冲着它的主人和创造者——张国范及其伙伴们撅嘴嬉戏。参观者络绎不绝，面对着这一群群新出世的“三江白”赞叹不已。到了1983年，红兴隆地区已培养出育种核心群母猪1200头，一产基础母猪1100头，二产以上繁殖母猪千头以上，生产肥猪万头。 “三江白”繁育体系终于成功了！1983年8月，北大荒特大丰收的日子，全国各地200多位专家教授云集红兴隆。80多岁的许振英教授，也兴致勃勃地来到他曾经亲自指导的“三江白”项目鉴定会。一项项无可争辩的数字摆在专家教授们面前：“三江白”新品系育肥期日增重650——670克；生产180天体重可达90公斤；每增重一公斤耗料3.5公斤；胴体瘦肉率55%；初产母猪平均窝产12头，初生仔猪平均重1.2公斤……这是历经10载辛勤培育出来的数据！它表明“三江白”是我国首次培育成功的瘦肉型新品种，具有生长快、耗料少、瘦肉多、繁殖力高、适应性强的特点。 1984年，国家批准了对这个新品种的鉴定，并授予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二等奖。1986年6月，53岁的张国范挑起了新的重担，走上了黑龙江农垦科学院院长的岗位。时代的大潮，历史的安排，选择了他。 改革的重锤，在敲打科学院的大门。全院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科研项目长足发展，摆脱了困境。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全院承担135项课题，有67项通过鉴定，47项获得总局以上科技进步奖，23个新品系、新技术得到推广应用，服务累计面积达11659万亩，创经济效益8.7亿元。改革的杠杆，也撬动了经济的闸门。从他担任院长起，每年创收直线上升。1987年创收80万元，1988年127.6万元，1989年174.7万元，1990年240.2万元，1992年332.7万元。 北大荒“两院一校”中有两个是早年王震将军亲手创建的。 1958年10万官兵进军北大荒前后，王震考虑到荒地大规模开发的需要，在密山县裴德镇建立了农垦勘测设计院（当时是农垦部勘测设计分院）和八一农垦大学。40多年过去了。农垦勘测设计院早已迁至总局所在地——佳木斯市，而八一农大则从裴德镇迁至大庆市，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她早已改变了原来简陋的面貌，美丽的绿化校园和错落有致的高层建筑群，代替了早年的旧砖房和小操场。她正以丰硕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迎来建校50周年。40多年来，这所大学已培养出各种农业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2万多人，在科研和科技推广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科研成果135项，其中61项获国家级、省级和总局级奖励，55项达国际先进水平。向垦区各农场推广科研成果所获得的社会经济效益已超过10个亿；仅“大豆三垅栽培技术”一项，每年纯增社会经济效益2亿元。 为了加快科研成果向经济成果转化的步伐，学校还成立“农业高新技术园区”。以高科技为先导，以高新产业为依托，立足垦区，服务全国；建成农药、食用菌、农作物肥料、动物饲料、饲料生产、食品加工、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生产、良种选育等9个生产开发中心和农业技术人才培训中心。 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研究员郭玉，从事大豆研究已经30多年，大豆成了他的终生“伴侣”。全国著名大豆专家王金陵教授这样评价郭玉主持的课题研究：“郭玉等同志进行的《大豆高产合理群体结构》的综合研究，是我国大豆栽培研究工作的典范。研究的针对性强，目标明确，设计合理，将理论、田间试验、大面积示范综合进行，取得了可靠并切合生产实际需要的成果……本研究在大豆机械化栽培研究成果上属国内领先，在研究方式方法上，不但在国内是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典范，并且进入了国际大豆研究的科学先进行列。” 这个呼兰河畔的农民之子，毕业于东北农学院农学系，曾在一个小小的生产队担任队长。1960年是一个饥馑的年月。在虎林境内的一条山沟里，牡丹江农垦局科研所来自北京农大、沈阳农学院、东北农学院的40多名大学生，都吃着这样的代食品——柞树皮、豆秸、麦秸，烘干粉碎后，掺在可怜的一点玉米面里。 就是在这一年，郭玉和科研打上了交道。最初的科研工具是一挂马车，一套犁具。郭玉既是赶车的，又是扶犁的。在农田的沟沟垅垅间，他积累了丰富的农事经验。两年后，他背着一个行李卷到八一农大实验场二队上任农业副队长。郭玉到仓库找保管员借了一把锄头，见面会开在玉米地田头，几十号职工和他一字排开。一个半小时后，职工抬头看去，他们的副队长远在百米之前。再细看他锄过的地，苗眼剔得透，垅帮土松得深，那真是老把式干的漂亮活。这一手镇住了全队职工，他们打心眼里服了这个看似白净净、文彬彬的大学生农业副队长。郭玉在这个山沟沟里的生产队整整呆了12年。这12年中，他成了家，也立了业。他的科研项目——“三垅栽培法”的雏儿也孕育在生产队的田垅间。在生产队几千亩大田边，郭玉辟出一小块试验田，这就是最初的对比试验。年复一年的观察、对比、试验。农业试验周期长，一次数据不准，只能等到来年。年年气候、降水量等又有差别，有时让人急得真是望天兴叹！郭玉的耐心硬是让这农业科研的特点磨出来了，他只有不急不躁，稳扎稳打，在一条一条的豆垅中，在一株一株的豆枝上，在一个一个的豆荚里，发现问题，琢磨问题，解决问题。 正当躬耕田垅时，外面的世界正“精彩”。邻近的校本部，那场“史无前例”的疯狂正搞得如火如荼。各派造反团、战斗队蜂涌而起，武斗、抄家，步步升级。科学、知识惨遭践踏。学校被迫停办，图书毁于一旦，师生离校。在这场洗劫中华大地的灾难中，郭玉偏偏就在夹缝中安然度过了。他脚踏实地，迎接他用心血培育的科学产儿——“三垅栽培法”。“三垅栽培法”全称为“旱作大豆高产综合技术体系研究”。它的核心是将传统的平翻耕地改为垅底深松；将一次性浅施肥改为垅下分层施肥；将单条垄改为双条垄上双条精量点播。这垄底垄中垄上的改革，被当地人称为“三垄栽培”。 这种栽培方法，实现了大豆耕作栽培史上的新突破，尤其使低湿地大豆产量从多年徘徊的境地中走出来。在黑龙江省的可耕地中，而低湿地占有500万亩的面积。“三垄栽培法”正是向着“下雨水洼洼，晴天硬梆梆”的千万亩低湿地展开挑战。 从1982年起，郭玉担当国家“六五”课题“旱作大豆高产综合技术体系研究”主持人，负责该课题的总体设计与组装。这项技术措施推广到黑龙江垦区和省内外的4000万亩土地上，净增经济效益达10.5亿多元，增产大豆105万多吨。 1986年，郭玉和其他教师一起，又承担了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低湿地大豆机械化高产栽培技术研究”课题。他们选择八五0农场作为示范区，而八五0农场10多个生产队，几乎全属低湿地，当时这里的大豆亩产只有70公斤。试验的第二年，正赶上秋涝成灾。没有运用“三垄栽培”的大豆和运用这项技术措施的大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般大豆亩产只有60公斤左右，而八五0农场三队大豆亩产是165公斤！1988年又遇上大旱，春旱接着夏旱，而三队的大豆产量不仅没减，亩产竟达180公斤！ 1991年，郭玉荣获国家“七五”科技攻关突出贡献者称号。他默默地接过了这枚金色的奖牌，又默默地把它置放在家中。在他的面前，有一枚永久的金色奖牌。那就是10月镀金的千万亩大豆。“三垄栽培法”的推广使黑龙江垦区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黑龙江垦区每年播种大豆1000万亩，其中，应用“三垄栽培”技术措施800万亩，平均每年每亩比常规措施要增加25公斤。“六五”期间，全垦区大豆平均亩产75——80公斤；“七五”期间，大豆平均亩产已达105公斤；在示范田中，大豆亩产已达200公斤。 植物病理学家刘惕若教授一生致力于农垦的教育和科研事业，在植物病理科研中，奇迹般地完成10余项重大科研课题，获得国家、农业部、省政府、总局各级多次奖励，防治病害技术推广面积上亿亩，取得的经济效益已超过2亿元。荒凉的北大荒和艰兴的植物病理学研究之间，用一个小小的馒头作媒介，把他的一生精力和热情全拴在了田野中。 1959年11月，北大荒的田野敞开斑斑病态的胸膛迎接他——毕业于沈阳农学院专攻植物病理学的研究生刘惕若。这一年，全垦区小麦赤霉病大流行，肆虐的小麦赤霉菌还不知道未来的克星已降临。50年代的大学生有一种美德，他们不逃避现实。是种子尽管土地贫瘠，也要生根发芽，在艰苦困难中把握成功的机会。 刚到农大，刘惕若就遇到了“头疼面”，这是赤霉病严重侵染了小麦的结果。馒头不霉不馊，吃下去就头晕目眩，腹胀呕吐。刘惕若也深受其苦，手里握着馒头，心里一动，这正是植物病理研究的信号。小麦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小麦赤霉病在黑龙江又堪称小麦病害之主。刘惕若开始下农场调查，走了一个农场又一个农场，夜夜辗转难眠。 起点从零开始。当时，全省全垦区，无一人着手小麦赤霉病的研究和防治。过去在课堂上，刘惕若听教师讲过赤霉病，可连标本都没见过。刘惕若开始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中跋涉，收集小麦赤霉病资料。他跑遍垦区，在几个农场设立常年观测点，和当地农业技术人员一起，对赤霉病发生情况，气象指标等进行逐年详细记录，终于找出了小麦赤霉病发病的规律。寒来暑往，农场是刘惕若的科研基地，他的足迹踏遍了全垦区。1982年，《黑龙江省小麦赤霉病流行规律与预测方法研究》课题结束，为了建立小麦赤霉病流行规律和预测方法的科学模型，他耗费了二三十年的心血。 运用这一数学模型进行预测，准确率竟是100%。这个数学公式，有效地指导了垦区大面积航空喷药防治，收到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1986年，农业部通知要在全国进行小麦赤霉病的防治，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召开紧急会议，下达防治小麦赤霉病500万亩的指标。防还是不防？刘惕若慎重地思忖着。当防而不防，500万亩小麦会造成几亿元的损失；不当防而防，人力物力财力都是巨大的浪费。他仔细核对了各种数据，凭借多年建立的科学依据，向总局提出当年垦区赤霉病发生程度达不到药剂防治指标，不必进行全面防治的建议。同时，他又根据个别农场的不同情况，进行防治部署。云山农场，三面环山，夏季云雾缭绕，空气湿度大，易发赤霉病，就亲自指导防治。实践再一次证明，小麦赤霉病的预测模型的准确性和他的科学判断，使垦区大地上的小麦赤霉病再也不能肆意横行了。 1987年，农业部病虫害预报站在重庆召开的全国会议上决定，黄河以北地区小麦赤霉病流行预测与防治由八一农大负责。刘惕若为全垦区赢得了荣誉，北大荒为全国作出了贡献。 刘惕若超负荷地工作着：从小麦赤霉病预测与防治到立题《黑龙江玉米丝黑穗病的防治》。丝黑穗病是玉米三大病害之一。自从玉米种植推广单交种以后，玉米丝黑穗病便在全国大肆发生，发病率高的地区竟达90%以上，几尽绝产。多年来对这一病害一直缺乏有效的防治措施，刘惕若毅然选了这一生产领域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国内首次研究出采用染色法检测幼苗带菌技术，置信度达90%以上。同时筛选出防治的高效低毒药剂两个，最高防治率达90%以上，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1979年，刘惕若立题《黑龙江春小麦根腐病发生规律与防治研究》。1984年列入部重点课题，几经艰苦努力，终于研究明确了病害发生规律，并提出小麦根腐病流行预测模型，预测准确率达90%以上。同时筛选出4种高效低毒杀菌剂，并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综合防治技术，此先进技术在全省累计推广面积5000万亩以上。 1982年，刘惕若和他的合作者白鑫铠研究员结束了长达23年的《黑龙江霜霉菌研究》课题。为了实地考察霜霉菌的地理分布、种类、生态情况，为了采集标本，刘惕若攀山越岭，足迹遍布牡丹江、绥化、合江、伊春、黑河、松花江、嫩江等地，在40个县进行了数百次调查。这项研究成果有重大创新，为我国、我省真菌资源提供了国内外不可多得的、有价值的重要资料。他们收集的45个种，其中有4个世界新记录种，3个国内新记录种，7个省内新记录种，为我国真菌基础科学的研究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1983年，刘惕若承担了国家“六五”攻关课题——《小麦赤霉病综合防治技术研究》。综合防治技术在全省大面积推广应用取得显著效果，经济效益数千万元。此项研究经国内专家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刘惕若的座右铭是“勤奋”二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出版了约150万字的5本专著，在全国各级刊物上发表论文30多篇。他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教授了5门课，带出了3名硕士研究生。同时，他还担任农业部科技委员会、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等几个社会兼职。1990年，刘惕若担负的国家计委“七五”攻关课题《小麦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等5项科研课题通过鉴定。至此，他取得的科研成果已达16项，其中已有12项获奖；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尚有7项。 40多年来辛勤耕耘，不知老之将至；蓦然回首，刘惕若教授已是古稀老人了。 孙培乐，高中毕业生，在漫长而艰辛的科研道路上艰难地跋涉，从农工到技术员，从技术员到助理农艺师，最终走进了科学的殿堂——农垦科学院。如今，他是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技术推广办副主任、高级农艺师、垦区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省自学成才标兵、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并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的殊荣。1948年，孙培乐出生在山东省蓬莱。父母早逝，靠舅妈和表哥表姐扶持长大。1961年，他随支边到北大荒的表姐来八五七农场。他十分珍惜上学的机会，学习勤奋，各科成绩在班里都名列前茅。196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重点高中——密山高中。没想到，正当他在知识的海洋里泛舟，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1968年，实际上只念了不到一年高中的孙培乐，拿着一纸高中毕业文凭回到八五七农场，走上了劳动岗位，被安排在农场良种站试验区工作。从此，他就和农作物育种和栽培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热爱土地，更以栽培为乐。在良种站劳动中，他发现书本上的一些大豆育种和栽培技术理论和本地的大豆丰歉规律、播期等一系列问题存在着许多矛盾，就决心解开这些令人不解的疙瘩。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先后修完了高中全部课程，接着又攻读了《遗传学》、《植物生理学》、《作物育种学》等农学书籍。他以几倍于常人的毅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他放弃了节假日休息，有时表姐家做好吃的让他去，他宁可不去吃饭也要把手头的事情弄完。他的工资用途：吃饭、买书；他的时间分配：工作、读书。夏日，热如蒸笼，他在蚊虫的轮番攻击下观测禾苗；无论是刮风下雨，他每天都要到实验区里蹲上几个小时，有时为一个数据弄到半夜才回去休息。冬天夜晚，别人都进入了梦乡，他依然在油灯下专心攻读。他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实验记录和调查报告，还自学了14门大中专课程和初级英语。 1977年，他把自己多年研究成果和愿望向全国著名的大豆专家王金陵教授作了汇报，得到了王教授的热情支持和指导。从此，他更有信心了，对大豆栽培的理论研究又加深了一步，1980年和1981年，先后在《黑龙江农业科学》和《北大荒农业》杂志上发表了3篇学术论文和科研报告，提出了我省密（山）虎（林）地区在大豆育种、播期、施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合理化建议。 1979年他荣幸地参加了全国第一次良种选育学术讨论会。1981年11月，他又被邀请参加了在济南召开的首届全国大豆学术讨论会，大会采用了他的3篇学术论文，引起了与会专家和有关部门的重视，破格吸收他为中国作物学会大豆研究会会员。1984年他被调到了农垦科学院，高中生登上了科学的殿堂！第二年又晋升为农艺师，第三年，他获得了“省自学成才标兵”称号，并获得了“全国自学成才荣誉证书”，被载入《中国自学成才荟萃》一书。 1988年，步入不惑之年的孙培乐挑起了新的重担，走上了科技扶贫之路。垦区在1988年以前有20多个贫困农场，其中北安局就有9个，而最贫困的两个农场是龙门农场和襄河农场。1988年初，孙培乐来到条件十分艰苦的龙门农场。他一头扎进了龙门这块贫瘠的泥土里，在大伙的帮助下，种了5亩试验田。尽管这年遭受了严重的春涝和夏天的病虫害袭击，由于采纳了他的合理化建议，推广了一系列农业新技术，还是获得了较好的收成。事实证明了这块地不是不长庄稼；只要应用新技术，实行科学种田，是能够获得丰收的。在年底科技扶贫总结会上，他用他种实验田得出的数百个数据证明：在龙门农场这样高寒、低温、多雨、高湿、寡照等不利的自然条件下，用科学的办法种植，小麦、大豆、油菜亩产分别可以达到150、100、75公斤，这样就能不赔钱，而能够盈利。与会同志听了都很振奋。主持会议的北安局副局长王志学来到了他的座位前，拉着他的手说：“培乐，我们想留你再干两年。”“只要院里同意，你们需要，我愿意在这里干！我可以把我的试验成果应用到生产第一线上！”“那你到我们局哪个贫困场为好？”“要干我就到最贫困的襄河农场去。”他回答得如此干脆利落。王志学却犯了寻思：他36岁才成家，妻子王莲荣在农垦科学院作物所搞油菜课题，他在龙门扶贫一年，很少回家，是她克服了不少困难，带着3岁的儿子生活。这次扶贫组撤点，人家都回去了，我们把他留下，王莲荣会同意吗？……信息反馈回来了，农垦科学院同意他在北安再干两年，王莲荣这个贤惠的妻子支持丈夫走科技扶贫这条路。1989年元旦刚过，孙培乐怀着不拔掉“穷”根誓不休的决心，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地处小兴安岭南麓、位于高寒地区的襄河农场当上了科技副场长。襄河农场1955年建场，8次隶属关系大变动，哪个部门都没有把它管好。从1963年到1988年，农场累计亏损5700万元，平均年亏损200多万元，建场以来粮豆平均亩产只有68公斤，最高年份为90公斤，最低年份仅有25公斤。这样低的产量，能不贫困？一些人对襄河早已失去信心：“这样的地，多种多亏，少种少亏。”人心浮动，各打各的算盘，寻找谋生之路。对于孙培乐的到来，襄河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欢迎和怀疑交织在一起：“孙培乐有多大能耐，他能把这穷地方搞好？在科学院搞研究还差不多，办农场……难哪！”面对种种议论，孙培乐没有放在心上。可他把襄河农场耕作的粗放和人们绝望的思想放在心上。 这个场一直沿用原始的耕作方法，加上无霜期短，低温寡照，建场26年，粮豆单产始终在60公斤上下徘徊。他夜以继日地调查分析，摸清了襄河的气候与土地的“脾气”，制定了科技兴农的方案与技术措施。有人说：“这地本来就赔钱，再搞这技术那技术，越整窟窿越大，谁负责？孙培乐呀孙培乐，等我们赔了，他就乐了。” 严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要实现科技兴农，必须先“兴人”。他双管齐下，一边分期分批办机关干部生产队长和家庭农场技术培训班，讲襄河农场粮食单产低的原因和提高产量的技术措施；一边在生产队选对新技术接受快的家庭农场做科技示范户。他拍着胸脯对示范户说：“新技术推广不能走样，要是因为推广新技术减产了，我负责！人胡弄地，地就胡弄人，不能再胡弄下去了。大家就按这20个字干：换品种，战草荒，防病虫，施微肥，靠标准作业！” 禁锢的思想被撬开了一道缝。科学种田结硕果。这一年襄河农场上了新台阶，粮豆平均单产131.6公斤，这是前18年平均单产的2.2倍！农业经营由1988年亏损170万元变为盈利260万元。这是襄河农场的一个新起点，一个新转折。1990年襄河农场农业又获大丰收，粮豆平均亩产达200.1公斤，油菜亩产101公斤，农业经营利润570万元，人均收入1551元，比1989年增加944元。 土地是有潜力的，人是有潜力的。襄河人服气了：“孙培乐带着我们走科技兴农之路，襄河人才能富。”1990年底，总局党委通报表彰孙培乐，授予他“科技扶贫先进工作者”称号，号召垦区广大干部职工，学习他到主战场去，到第一线去，像他那样从严务实地工作，在艰苦环境中磨炼自己，在生产实践中增长才干。1992年初，孙培乐又主持了垦区20多个贫困场和部分非贫困场共50多个单位的科技扶贫新技术推广项目。当年推广面积40万亩，经济效益达680万元，并以此组织和提供了35篇实验报告，在《现代化农业》杂志上出了专辑。1993年该项目在垦区推广面积达160万亩。 “亲爱的蔡先生：中尺度分析与预报专题讨论会，于1987年8月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谢谢你，收到了你1987年4月4日来信及论文。遗憾的是，将论文收集到预印本截止日期已过了3个月。但是，我仍然希望你能来出席这次会议。”署名的是，英国气象局布郎宁博士。他代表国际气象台专题讨论会，向当时五九七农场的气象站站长蔡尔诚发出邀请信。 由于这位1958年转业来北大荒的老少尉，应邀去北京作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气象预报试验，他不得不放弃了出国交流的机会。过了4年，蔡尔诚又完成了一项重要气象台预报成果，写成了论文《中国北方暴雨预报的一种新方法》。黑龙江科委决定推荐他出席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的国际旱地科技发展学术会议。然而，由于客观上的某种原因，蔡尔诚又一次放弃了出国交流的机会，潜心研究由美国天气局考门博士无偿提供的北美气象资料，终于完成了《波状低云的天气学研究——暴雨落区预报》一书，获得好评。 这位在黑土地辛勤耕耘40余载的老少尉，在气象领域获得的可贵成果，并在国际气象交流和合作上的成就，他先后被授予黑龙江省特等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87年光荣地出席全军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获全军英模奖章，并享受国家级政府津贴。 蔡尔诚，1958年4月从天府之国四川来到北大荒的一名防化学兵少尉。从他那张黝黑坚毅的脸上，可以想像到当年准是个倔小伙子。他15岁就参加志愿军，几乎年年立功受奖，可是他始终实现不了入党的愿望。原因很简单：祖父是地主，又是“国民党官僚”。直到1975年才调查清楚：他祖父是1926年由董必武单线领导的地下党员。 这个原先只有初中文化，全凭自学成才的气象专家，在北大荒经历了曲折而坎坷的道路。当年他用农场批下来的200元经费，置了两支温度表，又从邻近公社气象哨废墟上捡回来一架百叶箱和雨量筒，稍加修理，在一块玉米地上“破土动工”，建起了农场第一个气象观测场。他的事业就从这样一个简陋的场所起步的。他每天起早贪黑观测云天，记录着成千上万条资料。四处走访老农，搜集民间天气谚语。他拚力地挖掘科学数据和传统谚语之间的通道。 正当他探索云天、奋力自学的时刻，他在爱情和家庭生活上遭到了不幸：妻子得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原来妻子在婚前有过一个对象，对方是飞行员，由于她家庭关系复杂，没被批准结婚，精神受到很大打击。婚后，她对蔡尔诚夫看管很严，生怕有人夺走……每天他上小山包观测天气，妻子就尾随在后，边追边喊：“你上哪？你回来呀。”他在办公室填写气象日记，妻子神经质地躲在窗外窥看。他走访老农，妻子就盯梢……最后，歇斯底里大发作，收音机砸了，手表摔坏了，还将他的气象日记扔进了厕所。 1965年冬天，他惘然若失地将妻子送进北安精神病院，又将不足3岁的儿子托付给老丈人家，继而匆匆搭乘火车进京，参加北京大学气象函授班的毕业考试。毕业时，他写了一篇与苏联长期预报的鼻祖牟尔坦夫观点不同的“随机频率”的论文，被推荐给《气象学报》发表。1965年召开的全国气象预报学术会上，他的两篇论文入选。但，他递交给党组织的一份入党申请书却毫无结果，组织上让他“继续接受考验”。 从1966年2月10日起，他一天也不间断《看天日记》，即使出差、开会，或在火车上，也不中断对云天的观测的记录。20年后，《解放军报》记者专程查看了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大小不一、式样各异的《看天日记》，并作了报导。报导中强调了三个令人瞩目的数字：转业少尉蔡尔诚连续观测云天20年，累计7300天，资料达140万字！ 漫长的20年！前10年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中度过的。这个风暴要比妻子发疯造成的“风暴”大得多。将他长年探索气象奥秘说成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有的居然将他家庭不幸造成的痛苦，颠倒过来，说他“逼疯了妻子，送走了孩子”，至于他那长期背着的家庭包袱，更是众矢之的了。漫漫的长夜，他等病妻熟睡后，出屋抬头观测云天，他那遭受两股风暴夹击的心在流血。他握紧双拳，仰望长空，心中发出无声的呼喊：老天啊，你给我带来各种痛苦和创伤，我也要从你身上夺取最后的胜利。 他决定写本气象方面的书！1971的党的生日前夕，他将无数个日日夜夜熬尽心血写成的书稿，寄给了一家出版社。可是，当出版社同志拿着书稿来征求农场上级领导机关的意见时，得到的回答是：不同意出版。理由是：名为群众看天，实为蔡尔诚一人的意见，此方法存在不同看法，未经推广。书稿被否定，他要求将原稿还给他，得到的回答是：不行，书稿由上级封存！于是，他被剥夺了同自己的书稿见面的权利。这时，他那有疯病的妻子又得了肺结核，他已无暇顾及书稿，送妻子入院，日夜护理。一天，邻居失火，当他从护理妻子的医院回家一看，原来不多的家当也付之一炬。于是，他被剥夺了一切！彻底的剥夺！他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暂时借住在农场招待所为拖拉机手准备的大通铺上。在这挤满五六十人的大炕上，他顾不上周围的喧闹和灯光的昏暗，卷被当桌，握笔疾书，追记那被封存的书稿的每一页、每一行……他在大通铺上送走了1971年除夕，迎来了1972年新春，他终于在大炕上写出了第二稿。 3年之后，一本烫金封面的《看天测云雨》，终于在出版社同志的全力支持下，冲破重重阻力，正式出版了。后又再版，并译成蒙、朝文出版。 1976年，他的视线转移到用云预报暴雨的探索上了。整整3年时间，他仔细分析了14年内每一场大雨前云的特性。80年代，他的一个新论述《中国暴雨云型》提交到全国学术会上。继而又提出与国际降水物理学会荣誉主席T.贝吉龙观点不同的暴雨云形成观点。他受到了中央气象台的重视。1984年他只身来到这座七层现代化大楼里，默默地与几个国家气象中心进行着一场没有裁判员的竞赛。他胜了。20天总试验结果是：暴雨预报成功指数比中央气象台高11%，比电子计算机做的客观预报高30%。1985年他又去河南省气象台进行了38天暴雨预报试验，成功率比中央电视台高21%，比日本气象台高40.7%。 蔡而诚在日记上写道：“纵观历史，不少成果开拓者本人去世后多年才为社会所了解所承认。然而，每当后人想起他们，总为他们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永远是一个真理。我在72年元旦的‘看天日记’上写过这样一段话：‘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并不是人人都是胜利者，并不是人人都能攀到顶端。许许多多的人是以一颗无名砂石的身份为后来者的成功铺平道路。为了预报旱涝，我愿像蚂蚁那样，默默无闻地倒地北大荒坎坷的征途上……’” 总局领导为了改善蔡尔诚的工作环境和居住条件，将他从偏远的五九七农场气象站，调到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气象教研室当主任了。 1995年5月的一天，《农垦日报》发表一条消息，标题是：《蔡尔诚提出北半球暴雨云型学说》：“一种关于暴雨云形成原因的最新理论——北半球暴雨云形成学说，最近由垦区著名气象专家蔡尔诚提出。其《关于‘流场落后’现象》等5篇论文将先后在《河南气象》杂志发表。……据介绍，这种理论可将北半球90%的暴雨形成原因解释清楚。” 1998年5月，蔡尔诚出版了新作，书名是《波状低云的天气学研究》。这本沉甸甸、凝聚了他40年心血的书的后记中有一段话，真实地反映出这位老少尉的心声：“作者长期工作在北大荒边疆一个农场的气象站里。这里简陋的设备，远离气象科学中心，得不到国家气象部门学术业务支持的外部条件，既不能提供高科技手段获取卫星、雷达资料，又没有计算能力可以做天气动力研究。唯一供给作者以‘营养”的渠道是用最原始的手段——肉眼搜索蓝天的演变并进行孤独的探索。可以设想，如果作者一开始就在科研机关或大气象台工作，按照上级计划，有组织研究课题，那么，对于波状低云现象就可能失之交臂了。” 1989年10月，联合国粮食组织在泰国曼谷举办“世界粮食日”庆祝活动。在隆重而热烈的庆典大会上，联合国粮食组织向来自12个国家的有突出贡献的人，授予“世界优秀农民”称号，并颁发奖状和金牌。获此殊荣的12个人中，有一个年轻的中国人：结实的中等身材，圆圆脸，微翘的鼻子，显出老成而略带稚气的神态。 他就是黑龙江垦区红兴隆管理局科研所的助理农艺师、上海知青胡国华。那年他已43岁了，担任大豆育种课题组长和农业研究室党支部书记。他对自己获奖的事看得很淡，说道： “本来应该奖给冯紫琅老师——她是垦区有名的大豆育种专家，也是我的指导老师，对中国大豆育种作出重大贡献……兴许领导上考虑我年轻，她年已花甲出国不方便，就让我代表出国了。当时我38岁，这是我第二次出国，第一次去加拿大学习。这样，我一个人出国，不需要有人照顾，也不用带翻译了。” 他的普通话很流利，稍带一点江南口音。看来是一个乐观和坚强的人，在向我讲述来北大荒20多年生涯时，时不时自己笑起来。 “我是1969年3月来北大荒的。那年18岁。在上海六十二中学念书时，当班长，上海叫级长。当时动员上山下乡，我对建设北大荒没有什么认识。居委会把父母叫去办学习班，让家长表态，谁表态同意把孩子送去北大荒，就敲锣打鼓把喜报送到家。我就是这样来北大荒的。在上海坐船到大连，转乘火车到嫩江县，大卡车把我们这帮知青一直颠簸到了闻名遐尔的五大连池火山群中的格球山农场。” 格球山原来是1955年由省公安厅创建的劳改农场；1968年先后接收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市知青1500多人；到1969年才开始接收外省知青——上海、天津知青1400多人；这年9月由劳改农场改为省属国营农场，并将1800多名劳改犯迁出。这样，胡国华这帮知青来场后就同劳改犯相处一段时间了。这对当时年轻人来说，是一种非常窝火的事：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建设北大荒，没去了兵团农场，却被分配到劳动农场来了。 胡国华笑咪咪地说道： “我被分配在五队，当时劳改犯还没迁走。他们干活，我们也干活，心里别扭。而且这帮劳改犯干着主要的活儿：开车、赶车、喂马，有的还在场直工厂干活……我们想不通，要把大权夺回来！毛主席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里却没有贫下中农，都是劳改犯，我们要夺过大权！领导上答应了，让我们接管马号，喂马，赶车……这样，我成了牧马人，后来当了后勤排排长。全排有十挂马车，30多个知青，大伙决心要干好，比劳改犯干得好！他们干一车，我们干两车。拉麦秸，劳改犯一天拉两车，我们一天拉四车！包子一人一顿吃24个，红烧肉吃两碗！白天红旗飘，晚上红灯照！牲口休息，人拉车送肥。冬天上小兴安岭伐木，我带三挂大车进山，三斧子一棵树，一人供三车……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生活艰苦，干得也欢。” 看来小伙子是一个事事处处要强、不甘落后的人物，赶了8年大车，年年先进；终于在1976年被选送上大学了。那是工农兵上大学的最后一年，他赶上了末班车。开始他不想去，不知是大专还是中专，组织上定下来，不得不去。那年他26岁了。他进了黑龙江农业技术学校——如今黑龙江农垦师专的前身，学的是农学专业。当时，入学的清一色知青，可是“老少三辈”，从16岁到36岁，有的成了家的知青还拖带着孩子，有刚下乡就保送上学的，有当过生产队连排长和教师的，也有个别当过农场副场长的，总之，从小初中到老高三，都在一个教室里“会师”了。 “那年上学，正赶上‘批邓’，”胡国华又笑了起来，“我这个学习委员被人认为是‘白专道路’，我可不听那一套。我说：干啥，就要把啥干好！我趁‘批邓’的机会，上图书馆看书。我对遗传学有兴趣，自学了好多书。比较难的是生物统计，这些我都硬着头皮往里钻……总之，两年中专生涯没白过。毕业时，校方准备让我留校，但有人认为我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物，就‘社来社去’，让我回到格球山农场了。在农场生产科当了农业技术员，跟着场长下队，了解播种进度和质量。场长问：小胡，这样播行不行？多亏我在阿城两年没白呆，加上我好琢磨问题，不光对播种质量提出看法，还摆了摆由此引伸出来的问题和长远性建议。场长听了，比较满意。只干了一年，就调到红兴隆科研所了。” 原来小伙子相中了一个对象。女方是友谊农场五分场中学教师。看来是天作之合。姑娘的父亲是1948年西北农大毕业生，“文革”中被斗，落实政策后调阿城农校当老师。这样，师生之谊发展为翁婿之情。父女俩都相中了这位上海小伙子。姑娘也是个要强的年轻人，她同意双方确定关系，但她还要上大学，毕业后再成家……1979年，胡国华就调到红兴隆科研所，从此，走上了大豆育种的道路。 “刚到科研所，所长征求我的意见：搞育种，还是耕作栽培？前者在家的时间多，后者在外。其实搞育种，每年也有1/3的时间不在家。我对遗传学有兴趣，就决定搞育种了。大豆育种主持人是冯紫琅老师，她是1955年从北农大来友谊农场的毕业生，1961年，合江农垦局科研所只有她一个人育种。可以说是北大荒大豆育种的元老。她是课题组长兼主持人。40年来，她为垦区推广和培育了很多大豆品种，从东农4号、5号到丰收2号，从红丰2号、3号到6号、7号……冯老师就像精心培育良种一样对待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当时我还没结婚，单身汉，在她指导下学习了不少东西。她非常乐意送年轻人出去培养。一次，国家农业部在南京农学院举办副研究员以上的学习班，主要是遗传学。她让我去了。短短两个月，名人授课，讲的都是属于学科前沿的知识，真使我开了窍。我没有电子计算器，别人都带着，这就逼上梁山，我用笔算，有时还比他们演算得快。学习回来，所里要我给大家讲课，我就大着胆子讲了，因为备课，又学到不少。又一次，冯老师让我出去参加学术讨论会，我是学生，什么观点都敢亮，错了是学习，大家探讨。初生牛犊不怕虎，敢闯也使人探索了不少东西……就这样，在冯老师实际中带着，帮着，又大胆放手，使我10多年来在大豆育种上先后参加了红丰3号、4号、5号、6号到小粒豆1号品种的选育工作。1983年，我被破格地吸收为中国原子能农学会会员。” 1987年，胡学华被派到加拿大学习大豆育种项目。 他像一只快活的蜜蜂，立刻投入花丛中不断地采蜜。育种专家邦亭博士见这个中国小伙子非常勤奋，有时间就钻资料室翻阅各种材料，对他说：我带你下地看看去！老博士破格地带他下地，让他干，不吱声。半晌，老博士问：小伙子，你看这大豆长势怎么样？胡国华早就憋不住了，一五一十地摆出了自己的看法。老博士满有兴趣地听着，感到这个中国小伙子有见解，有出息。 世界遗传学会主席巴霍夫先生对胡国华也给以特殊关照，对他说：你要什么资料，我都给你！小伙子有点为难，说：我怕带不出去，海关要检查。这位花甲老人笑道：加拿大海关我有熟人，我可以帮助你！果然，胡国华“满载而归”，带回来600多份宝贵资料。 然而，他最为满意的是，在学习期间写了一篇论文《从加拿大大豆遗传进展谈大豆产量育种》，受到世界大豆遗传学同行的高度评价。 短短两年，他先后在《原子能农业应用》、《大豆科学》、《种子世界》等刊物和中国种子学会、大豆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有关大豆育种和种子方面的多篇论文，并获奖。 鉴于他在大豆育种方面取得的成果和有益的理论探索，这就带来了本节开头叙述的事：1989年他被联合国粮食组织授予“世界优秀农民”的光荣称号。 胡国华如今是课题主持人了。他的指导老师冯紫琅年逾花甲已退居二线。 当我问起他对这项科研事业的今后打算时，他却收敛起笑容，说道： “所有学农业的，老的，大部分不愿让孩子干这一行。学农的好多人改行。这是政策带来的问题，口头上说是以农业为基础，实际上投入——农业科技投入，很少。现在都嚷嚷着要同市场经济接轨，这也带来对科研的影响。育种最快的速度8——10年后才见效，一个人一辈子有多少个8——10年呀……” 1989年8月，国务委员宋健前来黑土地视察。这是他率团赴苏联访问后途经这里时专门来视察的。作为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他对黑土地的大农业给以高度重视。他热情洋溢地对参加座谈的垦区科技人员说：“我代表国务院、代表国家科委、也代表在座的访苏团成员，向战斗在第一线的，首先是科学家，参加攻关的同志们，向总局、管局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衷心的问候。” 这位早年当过小八路、曾在哈工大学习、进而赴苏深造的国家领导人，对垦区的大农业和科技人员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了极大的欣喜：“三江开发，从王震同志指挥转业官兵开荒算起，已经历了32年的风风雨雨。广大职工、知识分子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它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明显，党中央、国务院对这里的科技开发给予充分重视。” 说到这里，他加重了语气：“农业是我们的命根子，科技是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国家决定以大科技支援大农业，以尽快实现粮食总产5000亿公斤的目标。从十三大以来到去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全国各界呼吁，要求我们把发展农业放在所有工作的首位。这个东西非常之灵。去年有一点灾害，就感到粮食紧张。国务院昼夜调粮食，给广西调，给贵州调，给河南调，使得全国人民不至于再缺粮食。大家觉察到一个问题，就是农业，只要农业能够前进，其他都容易前进。农业如果搞不好，其他都上不去。所以，中央、国务院乃至全国各个方面，大家都在议论农业能不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上一个台阶？把产量从现在的4000亿公斤提高到5000亿公斤。上这个台阶，这是决定我们今后10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能不能更好地生存，能不能更好地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宋健把党和国家对农业上台阶的期望传达给黑土地，并风趣地说：“请你们转达我们向职工同志们、干部同志们衷心的问候，我们指望在以后有了灾难的时候，向你们投靠，向你们求援，以保证我们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得到稳定持续的发展。这是我们的基地，我们的生命！所以，你们的工作非常重要。” 这位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上任以来，他的雄才大略便充分施展出来。他率领科委一班人，播“星火”，举“火炬”，抓“攀登”，为中国科技事业立下了功勋。显然，他这次视察垦区，为的是实施科技支持大农业探索一个可行性方案。 他向在座的科技人员进一步阐明内涵：“中科院、农科院、农业部，大家一致同意，要科技兴农，需要用大科技支持大农业。大农业包括产品加工、机械、农药，当然也包括生物学、生物工程、分子生物学。希望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大家都向农业研究方面倾斜。各项计划要增加向农业研究方面的投资。我们将号召全国的科技界来支援你们，使农业登上（增加）1000亿公斤这个台阶！” 宋健是我国属于经历过第4代留学生涯洗礼的中国双重院士，不仅曾主持导弹控制系统和卫星发射，而且在《人口控制论》上开创了一门新学科。他对黑土地的视察和有关“用大科技支持大农业”的立论，无疑为黑土地进行第二次开发、建立100亿斤商品粮基地，揭开了雄壮的序幕。 第二十六章 进入新世纪，总产100亿斤跃至200亿斤 1995—2005年，黑土地有四件大事值得记载。一是1995年粮豆总产首次突破100亿斤，二是1997年迎接开发北大荒50周年，三是2000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垦区，四是2005年粮豆总产由100亿斤跃至200亿斤大关。这10年对160万北大荒人来说，无疑是“四喜临门”。历经半个世纪的卓绝奋斗，一支又一支垦荒大军，从中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这人迹罕至的漠漠大荒，经历着三代人前仆后继、开发北疆的新长征，使这座大粮仓崛起于祖国的东北角。这是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美国的世界观察所所长、高级研究员莱斯特.布朗博士曾发表文章，断言到2030年，中国为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进口粮食将大大超过世界出口粮食的总量，届时将造成世界性的粮食短缺和恐慌。他提出这样的疑问：“下个世纪谁来养活中国？” 中国的粮食由此被赋予了世界意义。作为国家商品粮基地，北大荒的开发，也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农业一直是共和国的生命线。三代领导人对农业都高度重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连续发出“1号”文件，大大加快了农业的发展。 90年代，党和国家提出“科技兴农”的战略，紧接着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出台。1990年1月，全国农垦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八五”期间全国农垦系统增加100亿斤商品粮的规划方案，其中黑龙江垦区承担新增粮73亿斤。7月，国家副主席王震率中央慰问团来垦区慰问，并为100亿斤商品粮基地亲笔题词。这个题词一直悬挂在总局机关的大厅前，激励着人们为之拼搏。 1993年1月，总局召开“两高一优”农业会议，会议号召：树立大农业观念，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垦区农林牧副渔和种养加全面发展，以迎接二次开发高潮的到来。 1995年，垦区粮食总产达到104亿斤，首次突破百亿斤大关，实现大豆、水稻、玉米、甜菜亩产总产双超历史。1996年,垦区粮食总产143.2亿斤。提前完成了100亿斤商品粮基地建设项目，并开始向200亿斤的新目标冲刺！ 1997年8月，黑土地迎来了盛大的节日。总局在哈尔滨隆重召开“庆祝黑龙江垦区开发建设50周年”大会。江泽民总书记为大会题词：发扬北大荒精神，继续开创农垦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50周年——100亿斤！ 90年代第一春。在全党重视农业、加强农业的大气候下，国家农业部召开了全国农垦厅局长会议。作为大垦区的代表，总局局长刘成果等出席了会议。刘成果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1956年毕业于东北农学院农机系，先后在绥化地区连岗公社、农林办、兰西等县工作，当过县长、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1985年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1987年，他来到总局，接替从局长岗位上退下来的王强。这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具有农机专业的领导干部，又赶上垦区二次开发的关键时刻，可谓历史赋予他大显身手的机遇。 刘成果到会，他聆听了刘江部长通报的一条信息：“目前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约为8000亿斤，到本世纪末要达到人均消费800斤粮食，全国粮食总产应达到1万多亿斤，平均每年增加200亿斤，难度较大。而我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把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寄希望于国际市场。为此，国家提出每年缺口200亿斤粮食，全国几大农业省承担100亿斤，农垦口承担100亿斤！” 刘成果顿时意识到：这对于黑龙江垦区来说，是等待已久的机遇。垦区从80年代末期就致力于增加粮食产量，旨在为国家提供宏观调控的实力。当时算了一笔帐：3000万亩耕地中，中低产田就占2400万亩，通过综合治理，依靠科技，可以大幅度提高单产，从而增加总产。这不是空想，已经有克山农场连续17年粮豆平均亩产380斤和友谊农场五分场连续5年平均亩产446斤的先例。2400万亩中低产田，以每亩提高单产10斤计算，就是24000万斤。其次是调整作物结构，由以麦豆为主逐步增加水稻和玉米的播种面积。1989年水稻由60万亩扩大到450万亩，玉米由112万亩增加到550万亩，加上科技含量，水稻玉米亩产分别由432斤、366斤提高到800斤。这一下子，年产量就新增加70亿斤！ 全国农垦厅局长会议结束，刘成果心急如火地赶回来，立即召开了总局各级领导参加的高层会议。他在会上首先把国家要求农垦承担新增百亿斤粮食的信息，向大家作了通报。 于是，一场关于百亿斤战略工程的项目建议和可行性报告，在全垦区范围内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从总局、管局到农场，从农垦科学院、农垦勘测设计院到农垦工程公司，约2000人参与运作。论证会，座谈会，编制会……每一个数据都要经过细致的测算和验证。从项目提出的背景，垦区基本条件和优势，建设内容，投资概算……直到项目的管理和效益。要做到无懈可击，依据确凿，证明垦区既有条件，又有力量承担年上交百亿斤商品粮。 紧接着，一个由省科委顾问委员会主持的，有49名专家学者参加的“黑龙江垦区100亿斤商品粮基地建设论证会”，在省城哈尔滨举行。经过反复论证，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个项目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对缓解我国粮食供需矛盾意义重大。这个项目，有利于进一步发挥我省特别是垦区的资源优势，对于振兴我省农业经济，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实现粮食登新台阶的战略目标，也具有重大意义。” 1990年7月，黑龙江省省长邵奇惠和副省长戴漠安亲自率领百亿斤项目汇报团进京。 刘成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对随行人员说：“把垦区建成百亿斤商品粮基地，是160万北大荒人由来已久的心愿，也是垦区设计到本世纪末的奋斗蓝图。由于多种原因，我们一直把这个项目作为一种设想，一种心愿执著地追求着。谁也没想到很快亲临京城，面对最高决策机构汇报此事。” 7月17日这一天，汇报团被召进中南海国务院第二会议室。国务委员陈俊生和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专门听取了百亿斤项目的可行性报告的汇报。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这100多分钟，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但，它是决定黑土地向前跨跃的重要时刻。当场，敲定了两件大事：一是垦区财务体制，从1991年开始，由原来省财政厅管理，划归中央财政，列入农业部计划。二是对垦区100亿斤商品粮基地建设计划，原则同意立项。历史将记住这个时刻：1990年7月17日，伟大的战略决策——100亿斤项目诞生了。 它是黑土地开发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就像50年代中央批准一批又一批复转官兵转业到北大荒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只是不再重复早年动员大批复转官兵、投放大量劳力那种做法，而是投放一定的财力和物力，依靠技术，进行深层次的二次开发！ 1990年7月28日，国家副主席王震率领中央慰问团前来慰问了。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王震第二次踏上他日夜思念的黑土地。第一次是在1985年。当时，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同赴京演出的八五三农场“小红花艺术学校”学员同机飞抵佳木斯，前来慰问垦区的广大干部职工。他激动地说：快满80岁了，特地来北大荒作最后的慰问。5年过去了，这次他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再次来黑土地慰问，向正冲刺100亿斤的北大荒人鼓劲。 王震来到哈尔滨市，在他下榻宾馆的草坪上，早已汇集了垦区西部地区九三、北安、嫩江、绥化、哈尔滨五个农场管理局的主要领导和工人代表150多人。他们中间有白发苍苍的复转老兵和老科技人员，也有年已半百的城市知青和年轻一代的场长与拖拉机手。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迎候肃立，期待亲眼目睹82岁高龄将军的风采。下午3时20分，王老拄杖而行，频频招手致意，来到人们面前。他凝视着人们，突然，转过身来，把拐杖递给随从人员，神情庄重，朝着大家深深鞠了一躬。正静待着聆听将军教诲的人们，一时手足无措，心头顿时涌出一股暖流，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7月27日，省城举行隆重大会，王老在会上转达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对全省复转官兵、农垦职工、支边青年、科技人员的亲切问候，说道：“广大复转官兵、支边青年和科技人员在祖国东北边疆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了共和国辉煌建设成就的史册。在回顾艰苦创业历程和喜看当今巨大变化的时候，我们十分怀念对开发建设边疆并为此献出宝贵生命的同志们，十分怀念坚定地支持开发建设边疆的当时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等同志，让我们借此机会，表达对他们的深深敬意。” 会场上掌声似潮，群情激昂。王震在叙述了当前的大好形势之后，强调指出：“我们要大力发扬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努力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以及后来的‘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等，说到底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一精神是我们共产党人特有的本色和传家宝！” 28日，王老来到了北大荒的首府——佳木斯市。当天下午，他就召见了复转军人、知识青年和科技人员代表，跟他们促膝谈心。当晚，他又接见了从八五三农场赶来的“雁窝岛小红花艺术学校”的小学员们。小演员把农场工人精心制作的刻有“松鹤延年”的龙头拐杖送给王老，并当众念了未能前来的“小红花”们给王老写的信：“敬爱的王爷爷，我们可想您了。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可想您了……敬爱的王爷爷，我们少先队员一定遵循您的亲切教导，踏着先辈足迹，继承和发扬‘北大荒精神’，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王老带头鼓掌，激动地说：“好，好！希望你们也像你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样，开发建设北大荒，你们也要在北大荒当爷爷、奶奶……” 短短7天，王老的足迹又一次踏遍了北大荒的山山水水，他驱车来到市郊，参观了北大荒的“科学城”和亚洲最先进设备进行大豆综合加工的“三江食品公司”。继而驱车北上，先后视察了八五0、八五七、八五一一、八五二……这都是他当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亲手绘制的美好蓝图。8月1日，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4周年，王震来到密山市中心，向为解放这块土地英勇献身的360名三五九旅烈士献了花圈。 王震到了友谊农场，参观了五分场二队。阳光下，绿色的庄稼地上，一台自移式大型喷灌机像一只巨臂缓缓移动，喷云吐雾，浇注着豆地。一架农用飞机低空掠过，喷洒着农药……远处，金浪滚滚的麦地里，正驰骋着绿色进口的联合收割机。王震被这“立体化”的农业生产景象打动了，他向飞机挥了挥草帽，说：“果然是现代化试点，大农业，大机械，大气派！”王老一步三回头地离开豆地，来到了毗邻的麦地。3台从美国进口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宛若战舰一般在麦海里行驶。 王震回头问生产队长：“这麦子能打多少？”队长伸出手指比划着说：“600斤！” 王震满意地点点头。这时，“战舰”驶近了，灰尘扬起。大家请王老别站在风头上，可他不听，却拎起手杖急步走向机车，仔细观察驾驶员的操作。农场领导打着手势，让机车停下。王震却大声喊道：“走，走，向前走！”驾驶员似乎有点为难，不知该走还是停下。 王震却命令似地挥起手杖：“一分钟也不能停，抢收如救火！” 收割机继续前进了。呼呼隆隆扬起灰尘，飘落王震一身。 王震来到了当年亲手创建的铁道兵农垦局的“老母鸡”——八五0农场。在掌声雷动的俱乐部里，他深情地望着1000多名老铁兵和复转官兵的代表，激动地说：“我这次来，是由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亲自交待，让我在‘八一’建军节到北大荒来慰问复转军人、支边青年和科技人员。这些同志，有的是50年代来的，有一些同志已经见马克思，见毛主席去了。我们留下来的人，看到了我们的第二代，有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农牧业技术人员，他们在茁壮成长。这要感谢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们，我向他们表示敬意！”此前，王老曾接见牡丹江局的领导和八五七农场的场长书记。他们向王老介绍全局上下重视办教育的情况，八五七农场小学是全省标准化小学。农场的领导班子几乎都是大专毕业生，他们接过老一代复转官兵的班，其中八一农大的毕业生占有很大比例。王老听了，笑道：我还是八一农大的第一任校长哩。 “我在1985年到过佳木斯，”王老说道，“八五0这个地方，还是1963年到过这里。我从1957年到1960年，有3个春节是在这一带过的。我和许多老同志一起过了春节。今天，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在这里安家立业，艰苦创业，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意义很重大。”接着，这位农垦事业的创始人回顾了北大荒的历史：从沙皇掠夺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讲到小日本在这一带搞的“开拓团”；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讲到列宁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又从当年修建云山水库时缺乏技术人员，讲到邓小平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他已是耄耋之年，但思路开阔，说道：“我们要尊重知识，要爱护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研究的各种新的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不管是农业畜牧业，最终还是由广大工人的劳动去完成。看到你们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对建设农场充满信心，我很高兴。”王老深情地加了一句：“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我这次来看看大家，也是来向大家告别的。” 王震在黑龙江垦区视察7天，他应刘成果局长的请求，铺开宣纸，挥毫题词： “为国家提供100亿斤商品粮和肉、奶、糖等多种商品而奋斗！ 黑龙江农场总局嘱书 王 震 一九九0年七月三十日” 1991年夏，垦区100亿斤商品粮项目正式启动的头一年。 按照基地建设所设计的目标：1991——1998年，为投资建设期；1999——2000年，粮豆总产要达到135——143亿斤，向国家提供商品粮100——108亿斤。 这样，1991年，总产必须在1990年92亿斤基础上突破100亿斤，才能继续升高！ 垦区上下使足了劲！改造低产田，扩大高产作物面积，开展以田间机械化作业为中心的标准化活动，推广小麦深施肥、大豆“三垄”栽培、水稻旱育稀植、玉米精量点播等新技术，落实6种作物“丰产计划”，提前完成80万吨化肥供应……总之，全垦区围绕100亿斤将整个机器有序地转动起来。 7月，国家百亿斤商品粮基地建设评估团一行44人，前来垦区考察。他们见到各农场的庄稼长势非常好，高兴地说：“这样的庄稼，你们今年总产突破100亿斤，毫无问题！” 陪同的总局领导说：“好到令人担心的程度！” 一场几十年未遇的洪涝灾害，就在小麦收割刚刚开始的当儿降临了！ 一连10多天，云暗无底，暴雨滂沱！1500万亩丰收在望的庄稼，全部泡在水里。农工哭了，队长哭了，场长哭了，连总局副局长王继宗，这条虎背熊腰的汉子，也直愣愣地站在地里，望着倒伏在水里的小麦，泪光闪烁。构建100亿斤商品粮的第一年，就遇上老天爷的下马威！ 垦区广大干部和职工忍着心灵上的伤痛，龙口夺粮硬是从水里涝出73亿斤粮食——总产又退回到1989年的水平。 然而，他们也从水里捞出了从灾难中吸取的教训。总局党委一班人致力于种植业结构的改革，以稻治涝——这就是前面说的全垦区兴起的“水稻热”和“移民潮”。仅仅依靠这个还不足以建成百亿斤商品粮基地，必须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启动！ “一两拨千斤”。“以稻治涝”获得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总局党委在绥滨农场召开会议，推广他们在巩固完善“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方面取得的成就。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垦区科技进步的决议》，为“八五”期间和科技攻关、丰收计划和农业技术集团承包，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更新大型农机具23619台套。兴修水利14.5万土石方，投入资金25.2亿元。建设粮食处理中心163座，投入资金2亿元…… 为了建设100亿斤商品粮基地，北大荒人付出了多大的决心多么艰巨的劳动呵。 从1992年到1996年，垦区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攀高！ 1992年——74.98亿斤；1993年——81亿斤；1994年——82.88亿斤；1995年——103亿斤；1996年——143.2亿斤！ 从1991年项目启动到1996年，运行6年，累计为国家生产粮豆558亿斤，其中新增粮食156亿斤。 农业增产每年平均以两位数递增！这是奇迹。这个奇迹，在中国东北角——北大荒出现了。 1996年，总产达到143亿斤！震惊了全国，成为全国农业战线十大新闻之一。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持人敬一丹——这位曾在黑土地劳动过的哈尔滨女知青，在闪闪发亮的荧光屏上，扬着一双秀丽的眉毛，向全国人民报告了这一特大喜讯。 1996年11月，联合国粮食组织在罗马召开会议。来自170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了这个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粮食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联合国粮食组织发布的资料透露：全世界目前有8亿人遭受饥饿。粮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性的严重问题。中国总理李鹏率团出席，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会上，李鹏庄严宣告：中国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居世界首位，中国占世界7%的耕地，却解决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人们完全可以放心，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国人民不仅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丰衣足食，而且将对世界粮食安全作出新的贡献。总理知道：中国的土地是有潜力的土地，现有耕地中2/3是中低产田，采取工程和生物技术措施加以改造，单位面积产量可以得到显著的提高；而更有潜力的是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人。 毫无疑问，这里包括着北大荒人和他们为之拼搏的100亿斤商品粮基地！ 1996年6月30日，三江平原又传来喜讯！李鹏总理、姜春云副总理前来垦区视察。 汽车在七星农场三十八队停了下来。走过一条排水干渠，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疏网状的稻田。此时水稻正在分蘖，长势极好。 李鹏、姜春云仔细观察着，关切地问：“这水稻是怎么播种的？”场长随英早操着山东口音回答说：“这是旱育稀植，就是春天先在塑料大棚育上苗，5月份移栽到地里。” “亩产能达到多少？”“1000多斤吧。”“亩效益呢？”“所有支出都去掉，每亩500元。” 总局党委书记申立国在一旁介绍：原来这里种旱田，经常受灾。这两年改种水稻，高产稳产了。今年这个农场种稻18万亩，盈利可达4000万元。申立国是1968年下乡到兵团一师七团的哈师大附中高材生，当过兵团战士、班长、宣传干事、连长、团副政委；总局成立后，他先后担任红星农场党委书记、北安局局长、牡丹江市委书记；当刘成果调农业部任司长、副部长之后，他接任局长、后任党委书记。这位在黑土地锻炼成长、有地方工作经验、又经过中央党校干部培训、赴德国考察的经济学研究生，正是继刘成果之后，引领垦区二次开发的接力手。 申立国陪同李鹏来到了创业农场二队。面对排列整齐的大马力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现代化农机具，李鹏亲切地询问场长李佐同：“你这（指农机具）能为多大范围服务呀？” 李佐同答道：“这个单位的耕地面积是22300亩。”陪同李鹏视察的总局局长刘文举补充道：“这是我们基层一个生产队。”李佐同自豪地说：“我们农场像这样的生产队有23个。这里的特点是人少地多，客观上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机械化，以机械化生产为主。”走到一台水稻插秧机前，李鹏好奇地问：“这是个人的？” 李佐同说：“都是个人的。这机械是我们垦区依兰收割机厂自己生产的。” “多少钱？”“3000多元吧。”“几年能收回本钱？”“3年吧。” 考察完了别拉洪河水利工程，李鹏一行驱车来到二道河农场。一路上，只见拖拉机在广袤的豆田里中耕，飞机在无际的麦田上空施肥，挖掘机在荒原上修渠，却不见有一个拿锄挥锹的人。李鹏不禁连声称赞：“这才叫现代化大农业！这才叫机械化！这才叫一望无际！” 汽车停在二道河农场六区的一块万亩大地号前，身材魁梧的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陈东学指着齐刷刷、齐腰深的小麦对总理说：“这块地总面积12600亩，平均亩产500斤没问题。” 麦田对面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豆地，由于管理精心，一棵杂草也没有，远远看去，就像一块硕大无比的绿地毯。李鹏总理抓起一把黑土，轻轻一捏便散落开来。 陈东学汇报说：“从开荒开始就一直搞秸秆还田，所以土质比较肥，有机质含量在6.7——7%。”姜春云副总理听了，产生了兴趣，说：“全国土地有机质含量是1%，多数地还达不到1%，这里却是6%？！”申立国说：“连续秸秆还田10年，有机质能增长0.1%左右。” 李鹏意味深长地说：“中原文化几千年历史呵，地力都破坏了，你们这里刚刚开始，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申立国在途中“见缝插针”地向总理作了汇报：“到本世纪末全国要新增粮食1000亿斤，我们垦区就占1/10，100亿斤！” 李鹏高兴地说：“好哇，你们要是实现增产100亿斤，将来我来给你们挂勋章！现在世界上有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不能养活中国人。我们要对这个问题做出满意的答复，向世界证明，中国人是可以养活自己的！” 1996年7月6日，新华社为李鹏总理视察黑龙江发布了消息。消息这样写道： “国务院总理李鹏近日在黑龙江考察工作时指出，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最大的粮仓，黑龙江省有着辉煌的过去，现在仍在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北大荒的开发建设是李鹏这次黑龙江之行的考察重点。李鹏说，要始终把农业放在全省经济工作的首位。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农垦系统要在国家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积极推行家庭农场，建立大农场套小农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搞好农村社会化服务，发挥农业机械的作用，努力推行集约化规模经营。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农副产品深加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营机制的转换。” 新华社消息中的这样一句话：“农垦系统要在国家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句话，当时曾引起垦区内外，省内外甚至北京方面有关人士的关注。 原来在李鹏总理视察前的1995年冬天，黑土地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曾发生了一起“体制改革试点”事件。 为了阐述这场试点的重要性，当时某些媒体曾发表文章。有一篇题为《“国中之国”的困扰》的文章，提出要实行区域内国土资源统筹开发，打破现有市县与农场、林场等条块分割的体制，搞体制改革试点。 试点选择了虎林县。这样，虎林县境内的八五0、八五四、八五六、八五八、庆丰、云山农场和迎春机械厂、西岗齿轮厂、虎林电厂共9个农垦企业直接参与虎林县体制改革试点。此举非同小可，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心和震动。 回顾北大荒的开发史，曾发生过多次农场“下放市县”的体制改革变动，也发生过“场社合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其结果都是不得善终，折腾了一段，国家又重新收拾烂摊子，将下放的农场收回加强领导，场社合并的，又重新将农业社分离出去。 看来单靠行政手段是无法达到改革的目的。正鉴于此，对这场试点，农垦系统众说纷纭，担心再一次折腾。“虎林试点”率先将农场下放市县，那末地处48个市县的103个农场和几百家农垦企业都将一一下放，化整为零了。据说将很快推广。令北大荒人不能接受的是，历经三代人艰苦创业、建成的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却被扣上了“国中之国”的帽子。有的媒体还使用“跑马占荒”（意指复转官兵开发北大荒）这种刺激性的语言。也鉴于此，国务院农业部也持审慎态度，从北京派出调查组来垦区调查“试点”之事。 这正是李鹏总理视察前发生的“困扰”，发生在垦区的所谓“体制改革试点”事件。这样，新华社消息中的这句话：“农垦系统要在国家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了。 当时垦区媒体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通天时刻》，这样写道：“结局正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总理结束考察之后，紧急将国务院调查组组长刘济民等召到哈尔滨，详细听取调查汇报。消息陆续传了出来：李鹏在这次讲话中还说，体制发生大的变动以后，往往会带来很多想像不到的问题，有可能好，也有可能不好。回京后，我请吴邦国、姜春云、李贵鲜同志组成三人小组，对黑龙江（农垦）体制问题进行研究……目前可以继续进行虎林试点，但试点范围先不要扩大。标准有两个，一个是‘三个有利于’，最后看是否发展了生产……第二个标准，就是要看对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影响。希望也要考虑到中央，国家、中央手里得有一把米，手里没有这把米，根本搞不了宏观调控……” 李鹏走后，试点仍在进行，但没有扩大。3年后，上级通知：试点停止。 这就是发生在1996年—1998年间的小插曲：“体制改革试点”事件。 1997年8月30日。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个日子。160万北大荒人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盛大节日——北大荒开发建设50周年。 50年前的今天，漠漠大荒出现了第一批公营机械农场——宁安、通北、萨尔图……一批批荣誉军人、年轻战士、土改干部、青年学生，响应党的号召，从城市走向荒野，从内地走向边疆，披荆斩棘，默默耕耘，终于在祖国东北角建成了农业商品粮基地。 50年前，寥寥可数的拓荒者手里只有一把镰刀。50年后，160万北大荒人肩上扛着103个国有农场。 北大荒人为国家开垦耕地3000多万亩，生产粮食累计近1000亿公斤，上交利税近60亿元，总资产达238.7亿元。 这是半个世纪的一部壮丽史诗，也是三代百万英雄的慷慨长歌。 这天，天气格外晴朗。地处哈尔滨展览中心的大会场门前，张灯结彩，车水马龙，呈现出节日的气氛。三代北大荒人的代表汇集在这里，隆重庆祝黑龙江垦区开发建设50周年。 江泽民总书记为大会题词：“发扬北大荒精神，继续开创农垦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总局党委书记申立国，代表全体北大荒人向党和全国人民作汇报半个世纪来黑土地开发的成果：截至1996年，开垦耕地3000多万亩；建立农牧场103个，工商运建服企业2000家；构造水土建筑物4.5万座，修建江河堤坝2566公里，干支渠总长49688公里；自修自养公路22000公里；拥有拖拉机23000台，联合收割机7988台，挖掘机540台，农用飞机24架，各种汽车14000辆；拥有17个科研院（所），9个技术推广中心，103个技术推广站，各类技术人员10万多人；建成粮食处理中心163座，种子加工厂37个，形成了较完整的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农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为小麦135万吨、稻谷78万吨、油料92万吨、糖料123万吨、鲜奶47万吨、肉类4.9万吨，一批产业化集团正在形成；拥有普通高等院校2所，成人高校5所，普通中专7所，中小学406所，职业高中38所；现有医院126个，卫生防疫站103个，平均每万人拥有医生45人、住院床位63张；建立通讯线路24000公里，安装电话81000部；广播电视覆盖面积达95%以上；全垦区建成初具规模的小城镇140座；…………申立国最后说道：“走过了50年艰苦奋斗历程又面临世纪之交的黑龙江垦区，既有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和机遇，也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挑战。我们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以构造经济优势，进一步完善垦区的发展思路。我们要坚持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农畜产品为基础，以构造有能力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龙头企业为牵动，以向市场提供最终消费品为目标，以产业化经营为基本格局，把黑龙江垦区建成国内外有影响、有实力、有市场竞争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建设成经济结构优、发展后劲足、职工生活富、竞争优势明显、社会文明稳定的新型垦区！” 这是160万北大荒人跨世纪的宣言！也是向着生产的广度和深度的再次进军！ 呵，50周年！100亿斤——200亿斤！ 历史已将北大荒半个世纪开发建设在这里定格。 北大荒将叩响世纪之交的大门，在中国东北角实现真正的崛起。 2000年8月，正当黑龙江垦区跨向新世纪，迎接新挑战，决心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时刻，江泽民总书记来到了黑土地。 总书记一踏上这片黑土，就被眼前的大农业景象所吸引。站在建三江局二道河农场田边，他指点着一碧千里的良田，眺望着浩茫雄浑的原野，非常兴奋。江泽民说：这样广袤的农田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得到。 随同总书记视察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长曾庆红。 顷刻间，空中出现8架农用飞机，它们按照方队依次从庄稼地上空掠过，喷洒出的微肥如团团彩色飘带，散花般落入田间。近处，几十台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加大马力，轻舒臂膀，如踏波踩浪，气势恢宏。总局党委书记王玉林告诉总书记，这些农业机械有的是国产的，有的是进口的。他指着一台红色的2366型康拜因说，这是江总书记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工作时批准进口的。他又指着一台名叫“绿色之星”的收割机对总书记说，这台机械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作业时可以精确地测算出总产量和单产。江总书记说：了不起，这才是农业现代化的气势！ 8月22日下午，总书记驱车来到佳木斯宾馆，会见了正在迎候着的18位北大荒“三老”代表（老军垦、老农垦、老知青）和青年农垦代表。他们中间有10位是花甲古稀之年的老军垦、老农垦，6位是年已半百的京津沪老知青，只有2位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这个群体可以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为荒原变粮仓而拚搏不息的三代北大荒人的整体缩影。 宽敞明亮的会议大厅摆列着“口”字形的长条会议桌。中央领导面对着省委、总局领导和“三老”代表，佳木斯市委领导成员坐在左侧。每人的桌上都安有扩音器，并备有纸笔。 会见开始了。江总书记亲自主持会议，他微笑地扫视了“三老”代表说：“这次来，主要是听你们的……北大荒全国有名，世界有名。经过三代人的共同开发，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说到这里，他风趣地说：“我来晚了，我在上海工作时就想来了，当时北大荒有上海知青嘛。虽然来晚了，但我是想念你们的。” 接着，总局党委书记王玉林汇报了北大荒开发建设的历史、现状和到2010年垦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构想。这是一个极其简炼、高度概括的发言。仅用10分钟的时间就把半个世纪以来的北大荒历史、现实和未来浓缩了。谈到垦区建设成就，王玉林汇报说：垦区搞现代化农业的同时，还兴办和发展教育、卫生、文化、交通、通信等社会事业，形成了较完整的社会管理体系，为国家承担了经济负担。国家累计投入的49亿元建设资金已全部回收，并为国家提供51亿元的资金积累。垦区累计生产粮豆1220．5亿公斤，向国家上交商品粮820．05亿公斤……王玉林说：垦区去年夺得180亿斤的好收成，上交粮可供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和解放军三军食用一年。 总书记听得仔细，用笔在本子上记着，脸上露出赞许的微笑。 “三老”代表第一个发言的是老红军高大钧。这位八旬老人是1945年9月响应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号召，随干部团从延安来到佳木斯，并担任第一任市委书记。1947年，高大钧又一次响应号召，开发北大荒，先后创建了原合江省水利农场和宁安、宝泉岭等农场。1983年从总局副局长、副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发言结束时，高大钧站起身来，向总书记鞠躬致意：“我代表北大荒人向党中央、国务院对垦区的关怀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且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垦区的建设前景必定会更加美好。” 这时，总书记带头鼓掌，并对身边的温家宝说：“82岁了，老人家身体很好，腰板笔直！”在座的中央领导人都对老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发言的是1945年来北大荒的老农垦杨清海，他是从晋察冀来到北安——当时的黑龙江省委所在地，并创建了花园、查哈阳、嘉荫农场。他用亲身体验告诉总书记，历代王朝都想开发北大荒，日本帝国主义也想侵占这块宝地，都失败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大荒才建成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接着，他向总书记汇报了改革开放20年来垦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巨大变化。 掌声中，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发言了。他是1956年从山东公安战线来北大荒创建笔架山农场的王振捷。这位山东老汉七十有五了。他汇报60年代初怎样带领职工战胜三年自然灾害；谈到80年代担任建三江管理局党委书记时，依靠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先后创建了洪河、二道河、鸭绿河三个现代化农场。最后，他打着手势，自豪地说：“在北大荒干了40多年，头发干白了，眼睛干瞎了，牙干掉了，可是我无怨无悔。我的人生格言是：来世一回，奉献一生，事业有成，死而无憾。” 老人的山东口音重，江泽民没听清他的人生格言。王振捷立即重复了一遍，总书记频频点头，用笔记了下来，。 这时，一位胸前缀满了勋章和奖章的七旬老人霍地站起，用标准的军人姿态向总书记敬了个礼。他就是1958年从广州部队转业来北大荒的上尉副营长李国富。早年在战场上他曾立大小战功20余次，在塔山阻击战中荣获“孤胆机智英雄”称号，曾三次见过毛主席。40多年前，他从珠江来到黑龙江畔，先后参加了抚远、勤得利、前哨农场的开发建设。最近，广州部队邀请他回去参加早年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李国富班”的活动。他激动地对总书记说：看到部队战士生龙活虎的军事演习，相信解放军在江主席的“五句话”的指引下，一定能打出军威，打出国威。同样，在总书记的“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下，垦区一定会搞好二次创业，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说罢，李国富又一次起立敬礼。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原北京青年垦荒队队长、共青农场副场长杨华接着发言。这位来自北京石景山区的乡长，68岁了。他回顾了从胡耀邦手中接过“向荒原进军”的大旗，来到地处黑龙江畔的萝北荒原开发建点。45年过去了，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他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垦荒队员之歌》：告别了母亲，背上行装，/踏上征途，远离故乡。/ 穿过那无边的原野，/越过那重重的山岗，/ 高举起垦荒的旗帜，/奔向遥远的边疆/……他告诉总书记，这歌他从北京唱到北大荒，一唱就唱了40多年。令他难以忘怀的是，来到萝北的第一天，就有百头野狼将他们60多个队员包围了三天三夜；隆冬腊月，上山伐木，一个队员的10个脚趾盖被冻掉了；他的一位亲密战友在夏日出勤，被雷击中而牺牲，年仅17岁；他的儿子也在开发建设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长眠在黑土地下……说到这里，杨华眼含泪花，提高嗓门说：昔日的北京庄，经三代人的共同努力，如今已建成机械化农场。请总书记放心，我们决心继续高唱《垦荒队员之歌》，将农场建设得更加美好。我杨华虽已退休，我的人生句号也要画在北大荒。 江泽民听罢，带头鼓掌。全场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代表们继续踊跃发言：鬓发已白的上海知青、绥化分局党委书记沈瑞忠，讲述了垦区50万城市知青在黑土地上的锻炼成长，并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30岁的八五八农场十队队长邹立江，讲述了他从父辈身上继承了北大荒精神，怎样将一个偏远、贫困的生产队脱贫致富，农场也一跃成为全国农垦的百强行列。小伙子还吟诵了著名诗人郭小川30多年前为北大荒写的诗：继承下去吧，我们后代的子孙，/这是一笔永恒的财富，千秋万古长新！/耕耘下去吧，未来世界的主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天上难寻！…… 其间，江泽民曾风趣地用上海话问沈瑞忠：侬上海话会讲伐？沈瑞忠当即用上海话回答了，引起会场一片笑声。江泽民还指着邹立江，对身边的曾庆红说：小伙子才30岁，复转官兵的后代，土生土长，可以说是“血统工人”了。 参加会见的代表还有：原哈尔滨市青年垦荒队员、总局巡视员孟其昌，宁安农场林业工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党的十五大代表孙俊福，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董延兰，1958年转业少尉、高级气象工程师、“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蔡尔诚，1958年转业军官、曾参加上甘岭战役的离休干部孙开阳，上海知青、普阳农场党委书记周军岳，上海女知青、建三江分局工会主席孙英，天津女知青、建三江分局广播电视局长杨璐，北京知青、宝泉岭重点中学副校长鲁志宏，上海知青、江川农场党委书记吕琪德…… 会议大厅顿时寂静下来。总书记的话显得情深意切：“听了你们的发言，我很高兴。北大荒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三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北大荒精神是三代人半个世纪艰苦创业中凝聚、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这了不起！垦区1999年总产180亿斤，上交粮食可供京津沪渝四大城市和解放军三军食用一年，真了不起！民以食为天，从这一点上，我要说，建设大规模、稳定的商品粮基地，是保证我们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 总书记的语气放慢了：“国家要实现工业现代化，也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我看北大荒的目标就是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这就要深化改革，依靠科技，面向市场，要推进农业战略结构调整。你们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科技队伍，进一步用高科技武装大农业。（这时，他翻看了一下本子）你们现在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95%以上，拥有拖拉机23000多台，联合收割机7000多台（温家宝插话：还有农用飞机25架），不得了！要继续抓住科技，没有高科技，就实现不了现代化。” 总书记停顿了一下，又说：“1997年，我给垦区题了词：发扬北大荒精神，继续开创农垦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我想，最主要的是要继续弘扬北大荒精神——这是垦区三代人的精神财富（他联系到杨华唱的《垦荒队员之歌》），这首歌充分体现了战斗的感情，北大荒精神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在谈到培养干部和接班人时，他说：“我历来主张，培养干部，要放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这样才能培养出人才来。这件事要抓紧抓实，千方百计培养出一批既能继承发扬北大荒精神，又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开创农业现代化新局面的干部队伍来。” 最后，江总书记勉励在座的“三老”代表和总局领导班子成员，在面对新世纪、迎接新挑战的形势下，不断开拓改革开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取得新成就。 热烈的掌声中，总局党委书记王玉林站起身来，建议在座的北大荒人，给总书记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唱一曲《北大荒人之歌》。 于是，宽敞的大厅里回荡起激扬的歌声：“第一眼望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进心底，／站在荒原上呼唤，／北大荒呵我爱你……” 总书记等一行人也站起身来，深情地倾听着，并打着拍子。唱罢，大家都没坐下。总书记高兴地提议：“我们北京来的同志，也同北大荒人唱一支歌。”接着，他起着头，打着拍子，大家共同唱起了《歌唱祖国》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 强……”中央领导和北大荒人的心在一起跳动，合唱的歌声将会见推向了高潮。 如果说，从1947—1995年，历经三代北大荒人4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垦区粮食总产达到100亿斤，完成了粮食生产能力的第一次跨越；那末，从1995—2005年，在短短10年间，达到205.3亿斤，则是实现粮食生产能力的第二次跨越。 媒体将第二次跨越称之为：“‘共和国大粮仓’总产突破200亿斤大关”，“10年翻一番，再造一个‘北大荒’”，“现代农业的里程碑”，“中华大粮仓的奇迹”……概括起来一句话：做强现代农业！ 十年来，总局乘势而上，重点组织实施了155个现代农机装备示范区项目，投资3.5亿元从美国凯斯、迪尔等公司引进了一大批集卫星定位、数字遥感、信息化采集系统为一体，世界一流的180—450马力的智能化拖拉机、收获机和配套的大型农机具。形成了从田间到场院、从地面到天上的中国最大的农业机械群。2005年，垦区农业职工人均生产粮食6.7万斤，创下中国农业最高劳动生产率。 总局还进一步调动10万科技人员的创造性，用先进科技武装农业，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促进农业增长率。这里，涵盖了作物优良品种培育、病虫害防治、优质高产综合配套技术、工厂化育秧、农业航化作业等诸多领域，建立了农业标准化生产体系。农业科技贡献率达65%以上，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0多个百分点，其中种子机械加工率、种子包衣率、统一供种率都已达到100%。此外，坚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防灾能力，以稻治涝、调整种植业结构，以及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等，都为粮食总产从100亿斤跨跃至200亿斤，添加了重重的法码。 2005年12月9日，北大荒开发史上应当铭记的日子。 北京。农业部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新闻发布会。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向众多媒体记者宣布了一条喜讯：北大荒垦区继1995年总产首次突破100亿斤后，短短10年又一次历史性跨越——突破200亿斤！他说：这既是黑龙江垦区的喜事，也是我国粮食生产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作为我国耕地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国有农场群，黑龙江垦区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大型商品粮基地。接着，农业部当众宣读了《农业部关于表彰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粮食总产突破200亿斤的通报》。 在记者摄影灯光的闪烁下，总局局长隋凤富走上主席台，他用略带山东乡音向与会者介绍了北大荒的开发和这次历史性跨越的情况。 这位高大个子的中年局长刚上任不久，他是1976年从山东老家投奔北大荒的：姐夫是1958年转业军官，姐姐是1959年山东支边青年；他既不是“响应党的号召”，也不是“国家分配”，而是属于“投亲靠友”来的。他生正逢时：高中毕业，“文革”结束，“兵团”解体，总局成立，继而迎来了改革开放中实现现代化农业的黑土地之梦。他在八五七农场十九队当一名农工，队长领他到知青宿舍安排了一位铺位。成天打交道的就是同他姐夫一样年龄的40多岁的转业官兵，同他姐姐一样年龄的30多岁的山东老乡，再就是留下来的比他大20来岁的知青哥哥和姐姐了。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劳体集体里摸、爬、滚、打，炼就了一手农活。19岁的他，有使不完的力气，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和劳动的乐趣。修水利，挖土方，一人干二人的活。拿大草，割大豆，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二年，他当上了康拜因手。又过了两年，通过考试选拔，他以第一名成绩当上了生产队统计员。他抓紧学业务，有空就学农机、作物栽培和统计、管理的书。他把生产队当成一座学校，把转业官兵和城市知青当成老师。他管的劳力核算帐目一清二楚，他丈量土地有窍门，用脚一量就能准确算出机车作业班次和需要多少种子。 他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从统计员到副队长、队长，1989—1990年，他领导的十五队战胜了洪涝灾害，共生产粮食1.42万吨，经营盈利428万元，成为垦区的盈利大户。1993年，他担任八五七农场场长，在抗春涝、战洪水的情况下，仍然取得总产、盈利、总产值和人均收入“四超历史”的好成绩。1997年，他作为唯一的农场场长代表，在“北大荒开发建设6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言，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1999年，他担任九三分局局长，不久，担任总局副局长，为进一步实现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和双层经营体制而不遗余力。他获得研究生学历，高级农业经济师。先后被评为垦区十佳企业家、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星火计划带头人标兵。 这位新上任的局长，他那近30年在黑土地跋涉过来的人生旅途，就是北大荒开发史中改革开放期间实现现代化农业的缩影。来源：知青大哥个人空间http://www.ourgoldenage.org/blog-1208-7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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