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时光如流水，日月似穿梭，弹子间三十二年过去了。然而时间的流水永远也冲不掉三十二年前那场“突围”留在我脑海中的记忆。枪林弹雨，炮火连天，尸横遍野，死里逃生......这些情景现在只能在书本或影视中见到，而于我来说则是亲身经历啊！1979年3月11日，在我团二营遭敌伏击、全团12日被越军包围后，我们经过4天4夜的艰辛跋涉和拼死突围，虽然被折磨得筋疲力尽、遍体鳞伤，但总算躲过了死亡与被俘的厄运，终于凭着顽强的毅力在3月16日回到了我们的祖国。
三十二年虽然过去了，但我一直在想，我们不仅要记住中国人的胜利，也要记住我们的失败；要记住我们的辉煌，也不要忘记我们的失落；要记住那些获得了荣誉的英雄，也不要忘记那些在战斗中就这样平平淡淡牺牲的官兵；还有那些被俘的将士和至今仍然失踪在越南的300多名战友，我认为他们也是英雄。那场战争，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很模糊，很久远了，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评价这场战争，但对我而言，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一段血与火洗礼后的重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加，许多在年青时不曾在意的往事，越来越断断续续地浮现出来，特别是那些终身难忘的、亲身经历过生与死的故事，更易激发当时的感慨，唤起更多的思考和追忆，于是便有了想写写回忆录的冲动。尽管我文笔笨拙，但我还是要将那场突围之战述诸纸笔，述诸后世，就算“为了忘却的纪念”吧！
一、备战
1978年7月，我高中毕业后，知道越南在反华排华，把20多万华人华侨赶回了中国，中越关系十分紧张。但根本没有想到双方会交战。
1978年12月，我从家乡贵州省开阳县应征入伍，当时听说是进西藏汽车十六团。入伍后，我们在四川省德阳县黄许镇集中训练。在训练期间，我们经常见到有火车拖着大炮、坦克、军车等前往南方，也估计会与越南打仗。战友们也经常在一起议论，但接兵部队的干部都说不会的，你们枪都不会打，怎么会打仗呢。是的，谁也无法预料。
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刚吃过晚饭，连队紧急结合，连长表情十分严肃地宣布，根据上级命令，我连一至六班因祖国需要，将调往其它部队，明天一早出发。顿时，气氛立刻紧张起来，话音刚落，大家就议论纷纷，要调走的都说：完了，这下要去打仗了，这一辈子就结束了。没有被点名的心中暗喜，可能真的能进西藏当汽车兵了。可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因我也在未点名之中）。大约一个星期后，连长又再次宣布，接上级命令，你们全部调往五十军一五零师四四八团执行新的战斗任务（我们开阳县一起入伍的308人只有60人进了西藏）。完了！我们当初想进藏当汽车兵的理想终于完蛋了！当天晚上，我们几个老乡聚在一起，都说不知怎么办？为什么我们当兵就遇到战争？而且参战者还是本人？我们从同一个地方入伍，在一起集训才一个多月，连全班集体像都还没有时间去照，就分到参战部队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被十几辆大卡车拉到一个比较边远的山沟里，因为接兵干部全是西藏部队的，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四四八团到底在哪里。下车一问，这是十三军一一七团（四川彭县），当问到他们这么大的营房怎么见不到几人时？留守士兵说他们已经出国打仗去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亲身感受到战争真的离我很近了，其结果简直不敢想像。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想过我们这代军人会遇上战争。随后，汽车调头把我们拉到目的地——四川省什邡县九里更（成都军区步兵学校所在地）。
车队在开进四四八团团部办公大楼前停下后，西藏接兵部队与四四八团相关人员立即办理了交接手续，然后就象交货物一样点个数，经对方核对人数无误后，接兵部队将车调头就消失在四川平原、、、、、、
由于我们在车上整整坐了一天，很疲倦，下车后一会儿就坐在背包上睡着了。就在此时，我看见站在我们队伍前面穿四个兜的几个干部有的在指指点点，有的在交头接耳，好象是在选兵？对！我马上打起精神，把那有神的目光立刻投向站在前面的干部。真的，我这招还真管用，否则，哪有我的今天，因为在我当时所在的新兵班12人中，其余11人大都按顺序分在步兵二营，作战时为主攻营。战斗中就有5人（王应文、尤光连、皮学健、鄢国友、葛建国）光荣牺牲、一人受伤。不到一分钟，我的名字被点中，而且是几百名新兵中的第二个。当我回答起立后，就有几个干部和老兵前来帮我拿背包，我们最先被选走的只有3人（钟仁富、张仕钢和我）。大约走了两三分钟路程就到了我们所在的连队——特务连。
到了连队后，连长、指导员马上就给我们3人做工作，说我们是特务连，在打仗时专门执行特殊任务……一听特务连！我当时感到既新鲜、自豪但又有些害怕。在指导员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后，我的心总算平静了下来。
第二天上午，我们3个新兵吃完早餐后就和连队一起到外进行强化训练。在途中，几声小喇叭突然响起：“前面发现敌情、准备战斗”！连长大声命令。这时，老兵们都各就各位。而我们3人，则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不知所措，因为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好不容易演习到了中午，连长又下达命令，说炊事班把饭煮好送到阵地来了，在途中遭“敌”伏击，叫我班派人前往营救。我和战友们一道，冒着“敌人”的炮火，终于把饭抬到了阵地，但此时也累得满头大汉，加上思想上矛盾，根本就没有食欲、吃不下饭。指导员见此情况后，怕我们开小差，于是又马上过来给我们做工作，叫我们安心部队。
在部队一边训练、一边待命期间，团部大院广播喇叭不断地播送着中央广播电台谴责越南政府侵扰我国边境，枪杀我边民和边防军人的消息；谴责越南侵占柬埔寨和迫害驱赶越南华人、华侨的消息；连队黑板报上“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宣传专栏，让我们当兵的对越南政府的忘恩负义行径非常气愤，各个摩拳擦掌，随时准备上战场。期间，我们每天晚上都要统一观看《钢铁战士》之类的战争影片，因为这是战前政治工作的需要。
时任副总理邓小平访美后，大约是1979年2月上旬的一天，我排一班某战友（首长警卫员）说，首长到军区开会去了。我们私下议论可能有所行动。果然，第二天团长、政委回来后，全团立即部署以最快速度作好一级战备。那天晚上，我们连队紧急集合，连长宣读了参战动员令。指导员立即要求我们把自己的物品分三类进行打包，即第一类是日常用品，随身带走；第二类是暂时不用的，但可能过段时间会用上的物品打包后写上自己所在的班排，集中存放，由部队后续运到；第三类是准备送回家的东西，必须用纸写好留言、清单（实为遗书）用包裹包好后存放于连队保管室，并在包裹上写上家庭地址和本人（姓名）家收。如我的裹包上写的通讯地址是：“贵州省开阳县城关区委李昌茂家收”（因我父亲当时任城关区副区长）。如果发生意外，连队就会按照地址将包裹寄（送）到你的家里。
战令宣布后，我回到自己的宿舍，心里总是很沉闷，无话可说，只好低着头继续整理我的物品。收拾完认为有用的东西，把不重要的东西就用火烧掉。
第二天上午，我抽空将不需要的60多元现金以及相片等物品寄包裹回家，并未给父母说明什么，但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他们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现在回想当时寄包裹纯属多余之举，给父母亲增添了不少忧愁。这一整天我是在一种不知所措的状况下度过的，脑子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自从宣读了参战动员令以后，我们整个连队突然比以前肃静多了，再也没看到往日的轻松气氛。我很清楚的记得，原来我们连队每天早晨爱打篮球的几个老兵也突然停止了，最后只有一个老兵在天天坚持，但从面部表情完全看得出来，他、已经不是过去的他了：打篮球一早上不说一句话，脸上没有一丝笑容，那篮球投到篮板上的声音也与往常完全不同。我们都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有意分散精力、消除想法、面对战争。战争结束后，他当上了排长。那天晚上，我从外边回到营房看见同宿舍的战友们个个都在写《请战书》，由于我是共青团员，已向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所以我也和其他战友一样，马上从床单下拿出信笺纸趴在床上写了一份《请战书》，第二天上午就交给了我们的排长。
在部队开赴前线之前，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强化训练。其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减少战时的伤亡；二是等待上级命令。训练的科目主要有体能锻炼、战术应用、自救互救以及心理调节等。
1979年2月15日，我们不想等待、而又盼望等待的时间终于到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对越进行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全团在团部办公大楼前召开了动员大会，同时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对越进行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随后，连队就开始正式投入战前各项准备工作，炊事班把自己饲养的大肥猪全部刹掉，官兵们每天象过年一样，餐餐大酒大肉，大家都象被判了死刑的犯人一样，从思想上作好了牺牲的准备。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战争，就无法想象他们的内心世界。这就是军人，真正的军人，不怕死的军人。
二、开进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
2月25日，我们奉命开赴广西方向作战，归广西前线许世友指挥。26日下午2点，连队紧急集合的军号突然响起，各排清点完人数后以最快的速度统一从连队乘汽车出发，这次乘车和平时完全不同，因平时都在团部上车，是人等车；而这次是在连部、在营房门口，是车等人。据我所知，这并非上级统一安排，是接送我们的驾驶员自己的决定。不用问，他们的想法和大家一样，这一去不知有多少战友能活着回来，我们多加一脚油门总比你们身背几十斤重的装备到几百米外的团部乘车方便吧！是的，古往今来，无论任何一个国家，凝聚民心的最大影响力就是战争，战争会让所有的国人亲如一家。我们连是一个排乘一辆车。留守的战友也一同帮助我们搬运物资，并送我们登上汽车，直到一辆辆披满伪装的军用卡车从他们视线中消失，才流着十分难过的眼泪回到营房。我们很理解，留守战友的眼泪有两层含义；一是为不能亲自上前线杀敌立功而难过；二是知道送走的战友们不知有多少能活着回来，也许是最后一眼看见我们呀。人心同然，你说他们此时此刻的心不难过吗？这不是平时的训练演习、排电影，是直奔越南战场、与敌人真枪实弹的打仗呀。全团几十辆军用卡车在团部外面的公路上排成长龙后就静悄悄地向什邡火车站开去。进入火车站，我们就和汽车分别上同一辆火车。我们坐在前面的闷罐车厢里，汽车就开到火车的平板上。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待汽车全部固定好后就出发。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我们的火车开始向南驶进……此时，我看见站台上有部分送行的亲人在哭着道别，车厢里的干部也含着泪水叮咛自已的孩子要听话(我们团部卫生院就有两夫妻一起上前线的，把小孩托付给自己的岳父母)。那场景实在让人难忘、令人心酸！
部队沿川黔铁路开进。随着火车加速的前行，大家在心理都隐约预感着即将面对的是什么，想到我们此行的真正意义，大家压抑着的心情像死一样的沉寂，默不作声，只有军列行驶的轮子与铁轨接触的“哐镗”声。在途中，火车开得很快，几乎没有停留过，如果停下了，我们就知道那肯定是到军供站下车吃饭了。
大家都知道，闷灌车厢里没有窗户，只有在约两米高的地方有两个透气的小窗口，如果想看外面的风景，唯一的只能挤到每节车箱中间的车门口，这自然就成了我们大家轮流“享受”的地方，特别是我们这些贵州兵，因为军列将从我们贵州经过，从北到南，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地方，只有在门口才能看到那曾经多次看到的美丽景色，如遵义、乌江、贵阳等。站名是多么的亲切啊！不知是否最后一次经过这些地方了。这一路上的山山水水，我们越看越想看……
在途中，我们听到第一波中国军队20多个陆军师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敌阵。越南为保存实力，急令精锐部队退避三舍，使留在最前线抵抗的地方武装、公安军和民兵伤亡惨重。
当我们部队路过广西金城江火车站、在军供站吃饭时，团参谋长在站台上给我们传达了最新战斗命令：同志们，攻打谅山的重要任务等待着我们，我们将与越南著名的三一六A师决一死战。战争气氛一下紧张起来。特别是到了南宁火车站后，战友们都下去吃饭了，我当时是在车上承担值班任务。几分钟后，一列拉满伤员的军列从前线疾驰而来，后面还挂了许多客车厢，刚好停在我们车旁。出于好奇，我走到车门口看了个够，他们有的头上包扎着纱布，有的用纱布掉着胳膊，有的正在晕睡……这时我的心在急剧的跳、大脑在不停的想，想什么？不得而之。我好奇地问车上的护士，她看见我是军人，而且是坐在开往前线的军列上，就毫无保密地回答我：“这车拉的是重伤员，不能与他们说话，你们去打仗时要小心点哈”。这类似亲切的话语，令我鼻子一酸，眼泪真的未经我同意就流了出来！
当我们部队全体官兵吃完早饭坐在车上快要起步的时候，大家都相互看着对方，谁也没有说话，就连一句平时普通得不能再普遍的再见二字都没有人说。全都用一只手在向对方挥手再见，那情景如同即将离别的一对恋人，真是依依不舍，都有不少想说而又没有说出的话。在我们的火车逐渐与他们远离之后，车厢里的战争气氛一下紧张起来，大家无话可说，之前看风景、一路谈笑风生的快乐就这样被伤员、列车带走了。
3月1日零晨4时许，我们终于到达了集结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一下火车，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前来帮助我们搬运武器弹药的全是中年妇女，没有一个男人。初春的蒙蒙细雨使得气氛显得更加的悲壮，我感觉十分压抑，真想大喊一声：我不要战争！
下车后，我们简单整理了一下行装，又随着部队冒雨向前陡步开进。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个靠公路边的小村庄——明江公社峙利大队(现在叫乡、村)。到了农户家后，连长首先要求，这里是前方，离越南很近，越南特工经常在这里活动，严禁单人外出，用水要到几百米外的水井中去担，必须3人一组。听连长这么一说，我们感到随时随地都会有敌情发生，根本不敢单独活动，大家都会严格执行。但上厕所，这是每人每天都必须去的，真是让人伤透脑筋，因为在广西宁明县农村，他们的厕所大都在离住房几百米外的鱼塘边、呆角楼上，晚上上厕所一个人是肯定不敢去的。
天亮之后，我们在明江飞机场（抗美援越专用）附近的农户家里临时住了下来，等待上级命令。
在明江公社峙利大队待命期间，我们除了帮助农户打扫环境卫生、就是听首长们的战前教育。我们班9人住在一个农户家里，他家有4口人，其中两个小孩，大的只有几岁，小的还不会走路。房子全部是用泥土和木头搭建起来的两层小楼。一楼是他们的厨房和库房，上几步楼梯就到二楼，我们就睡在他家库房。由于广西当时已经很热，里面又潮又湿，还有一股刺鼻的霉味道和猪屎味，因为他们的猪没有猪舍，环境卫生实在太差。白天我们根本不能入睡，因为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组（3架）战斗机从头上飞来飞去执行巡逻任务。
三、进攻
3月4日下午17点，当我们听说明天中国要宣布撤军的消息后，不但高兴不起来，反而还有些失望。因为我们从内地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来到前线，不去打仗，面子上好象有点……
就在我们全连官兵正在议论撤军的时候，3月5日下午，我连突然接到上级命令，为了掩护大部队的撤退，我们将走出国门，到越南高平省配合友邻部队执行清剿任务队。于是，我们又赶快将小包袱等非作战物资集中统一存放。
出发前，连队为我们发放了用于中弹时自救的急救包、子弹、压缩饼干、3斤大米、食盐和净水片，自备了饮用水等。并统一换上了适合山地作战的高腰防刺解放鞋（有的叫它钢板鞋、重0.88公斤）。尽管如此，我们仍士气高昂，求战心切。
当我准备好要带到战场的其它东西后，就将司务长发给我的“伤病员临时供给卡”放在自己战士服的上衣荷包内扣好。在越南作战期间我从来没有打开过，直到回国后才把它拿出来当宝贝一样与各类纪念品保存起来。这是我从越南带回来的唯一的参战证明了，至今仍保存完好。别看这一张小小的纸卡片，上次去广西友谊关还代替了50元钱的门票哩。
3月6日上午九时，连队紧急集合的军号声突然响起，连长十分严肃地宣布命令：“同志们！我们即将开赴越南前线，我们为祖国流血牺牲的时候到了，祖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祖国看着我们杀敌立功，人民看着我们保卫家园！”连长的话使得刚刚才授予番号为53360部队80分队的官兵立刻即惊呆了！气氛异常的压抑、异常的凄凉，官兵们彷佛像雷击一样呆呆的站在农家院坝里，久久说不出话来。尽管我们在集训的时候，大家有很多的“苦算什么，死算什么，为了国家而死是无尚光荣的”的豪言壮语，但是此刻大家的心情仍然非常的压抑、非常的沉闷。但是，此时的官兵们已经明白了无法避免的残酷与不可改变的事实，心理逐渐归于平静。大家想“反正都是一死，与其悲悲戚戚的死，不如轰轰烈烈的死”，想到这些，大家坦然了。当全体官兵铿锵有力的“坚决完成任务，不负人民重托！坚决打击敌人，维护领土完整！”的回答声响彻村庄的时候，领导们禁不住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上午十时正，一辆辆军用卡车早已披满伪装停在明江飞机场旁的公路边，各排在清点人数后，按照命令统一登上了卡车，马不停蹄的奔向战场——越南。我团在一五零师先行越过边境线，官兵们穿着总后制发的七七式新式军装，与陆续班师回国的友军逆向前进，非常引人注目，也让我们倍感自豪。我们排开车的是一位个子很高清瘦帅气的老兵，在我的眼里给人一种成熟、稳重的感觉。他招呼着我们上车，车箱里顿时弥漫着战争的气息。我们的车队是从广西龙州县水口关出国的。出国后就强烈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到处都是被枪炮催毁的建筑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烂的气味，分不清是死人的还是死牲畜的，就象整个大气层都被污染了。看着汽军行驶的方向，个别胆小的新兵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的身子在微微颤抖着。说实话，上前线我们有两怕：一怕做俘虏；二怕受伤致残，但并不怕死。
3月7日，我们在开赴越南的行军途中，我军的各式军车、坦克、装甲车随处可见。
在越南，战车颠簸得更厉害了，山路又湿又滑，天黑之后驾驶员们由于怕开大灯暴露目标，都以前车的尾灯当目标，跟着红尾灯跑。如果前车开下公路，后面的车也会跟着滚下山。老天保佑，那天夜里没有出事，我们排所乘的汽车只滑到沟里一次。
第二天上午，我们听说到达越南高平省会了，大家都好奇地站起来四处观望，整个高平省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房屋被我军炮弹击毁。
伴随着部队前进的路上，从路边遗留的迹象看到了战争那残酷的一面。尤其是我们的坦克，有些掉进了路边悬崖，有的被击毁在路边，还有的已被大火烧毁，余烟袅袅中，我看见路边有一个战友整个人体被烧得只剩下有水分的肚子部分未烧尽，其余的部位全认不出人形了……
3月8日早上，我们前进的道路被越军炸坏，军车无法行驶，官兵们只好步行开进，大约在上午十一点过，首长叫我们原地休息一会，叫炊事班把早饭煮来吃了之后再继续前进。谁也无法预料，大约才半个多小时，也许是上千人的行动惊动了敌人，零星的炮弹向我们飞来，炮火爆炸后的浓烟升得很高。大部分连队都还没有吃完早饭，而我们特务连更是一口饭也没来得及吃，因为炊事班还没有把饭煮好，团长立即命令全团前进，准备战斗。连长命令炊事班把饭抬走，送到战士身边。不用问，我们连命都保不住，哪有心思吃饭。也正是因为没有吃上那已到口边的早饭，我们连队司务长入党问题就成了无言的结局，直到我退伍时也未能解决。就这样，我们在越南整整呆了10天10夜，只有第二天吃了一餐大米饭，其余时间大都吃干粮（压缩饼干）。
下午三点过钟，我们在越南高平以南40余公里的班英南地区正面与敌人相遇，此时枪炮声雷鸣，战斗正式打响，首长命令我们讯速占领高地。就在这时，不知是胆怯还是真的中暑？和我一个战斗小组的冯中华（江苏无锡人）突然晕倒在地。的确，前天才牺牲的战友和军马占据了整个公路，前面打扫战场的部队正在进行，场面惨不忍睹。加之越南北方白天二、三十度的高温，人马尸体已开始腐烂，尸体散发出的腥臭味让人闻到就恶心呕吐，我们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于是，连长命令我班用4人帮他拿随身物品，4人把他抬走。我的妈呀，他怎么会是我们班的？我们抬着他还能打仗吗？嘴上虽然不敢讲，但内心的确是这样想的。
进入阵地后，我们团机关一边派人放哨、一边不顾疲劳挖工事（猫耳洞），修筑掩体。由于天气较热，大伙都把随身携带的水壶里的水喝干了，班长叫我背着全班9个水壶去找水。说真的，我当时很不想去，因为我这一去不一定会有什么意外发生？但作为军人，必须坚决执行命令。于是，我就背着全班9个水壶下山，往高平方向回走，去寻找水源。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仍未找到取水的地方。在途中，随时听到、见到敌人零星的炮弹从我们上空呼啸而过，大都不以为然。突然，几发迫击炮弹从林中擦肩而来，尽管是第一次亲历战场，但凭人的本能，估计炮弹离我很近，就在这要命的紧急时刻，我用闪电般的速度扑到公路后边的沟底。“轰隆……轰隆隆……”几发炮弹落到离我几米远的公路上面，炮弹爆炸后掀起的泥土纷纷落到了我的身上。随后，我不顾一切地往回跑，由于此时9个水壶全是空的，跑的时候水壶之间肯定会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无意中暴露了我军的目标，因而遭到了战友们的遣责。当我刚跑到团指挥部下面，敌人的枪炮就象长了眼睛一样，又猛烈地向我们打来。就在这时，前线一下子抬了20几个伤员和尸体下来，静静地放在我的旁边，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受伤和牺牲的战友。我回首望去一小时前都还活着的战友尸体，泪水禁不住地流了出来。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我终生不再把死放在心上。真正的男人就是这样，看着自己朝夕相处的兄弟在身边倒下，即使再胆小的人，也会红眼！于是，大家胸中只有一个念头：死活也要和越军拼到底，打！
就在我们隐蔽的同时，我无意间发现一块大石下在滴岩浆水，我本能地用水壶接上，大约接了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接了两壶。
天渐渐黑了下来，身后的那座大山除了炮声以外，也渐渐的什么也看不见了，于是，我立即向山上走去，寻找我的连队。刚走到团指挥部，干部们正在制定天黑之前的冲锋作战计划，我也借此机会在此休息了一下，并认真听取团部的作战方案。
天快黑的时候，我在山顶上终于找到了我们连队。我至今记得特别清楚，当我见到排长后的第一句话就问：“排长（郑世彬、重庆人，现任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调研员），你捡到我枪没有？”他说：“枪！你几个小时都没回来，大家都以为你回不来了，已经上交连队了。敌人炮火这么利害，你还打什么水？”我说：“差一点被大炮炸了，好不容易打了两水壶。”排长说：“回来了就好，两壶水不到关键时刻任何人不能喝，快去挖猫耳洞，防止晚上敌人炮击。后来，就因此事，我回国后受到了连队的嘉奖。
在3月9日至10日的战斗中，我们团虽然牺牲了上百人，但仍然创造了不错的战绩。特别是在3月9日那天，二营五连在攻打班英南3号高地的战斗中，由于指挥果断，战术灵活，打得勇猛，仅27分钟就攻占了该高地极其被侧突出部，全歼守敌，并连续击退敌三次反扑，共毙敌54名，胜利的完成了战斗任务。战后，二排和一排分别记了集体二功和三等功，四排战士闵中友荣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其战斗经过是：9日18时35分，二排在我炮火掩护下，各班成疏开队形交替掩护从2号高地向3号高地跃进，仅8分钟就进至敌前沿，迅速占领了冲击出发阵地。18点45分我炮火开始延伸，猛烈地压制3号高地主峰，八二无后座力炮当即摧毁敌火力点3个，二排趁势发起冲击。这时掩体内的敌人乱作一团。冲在前面的六班长一面令机枪压制壕内残存之敌，一面组织部分同志向敌第一道战壕内投弹，并利用手榴弹的爆炸效果，一举突入敌第一道战壕。四班在冲击中发现敌火力点，班长立即令机枪掩护，采取侧翼迂回，当即消灭了敌两个火力点。继六班之后，四班突入敌第一道战壕。五班在歼灭了鞍部附近之敌后，迅速突入第一道战壕，并向北卷击。
当二排准备发起冲击时，连指挥部发现三排走错了方向，当即令一排利用有利地形，迅速前出，进入战斗。一班接近敌前沿时发现有4个敌人正在架机枪占领射击位置，班长迅速令二组、机枪组占领有利地形，先敌开火，将其全部击毙，缴获班用机枪一挺，冲锋枪2支。
二排突入第一道战壕后，在向敌第二道战壕冲击时，敌炮火开始向我拦阻射击。六班长、五班长相继负伤，但他们仍坚持战斗。当快接近敌主阵地时，又遭敌重机枪火力压制，六班长令全班向敌战壕内投弹，但因坡陡未奏效。此时四班进展顺利，以进至六班左侧，该班机枪手徐孝泉见此情况，奋不顾身，由左侧向敌后运动，在距敌10米处，突然跃起，一个点射将敌击毙，保障了六班迅速前进。据此情况，二排长果断调整部署，令四班居高临下向南卷击敌人，六班向西开展进攻，五班原定方向不变，四班在五、六班配合下，首先突入敌主阵地，该班战士闵中友灵活利用地形，以手榴弹和抵近射击，在邻兵配合下连续消灭敌3个火力点，毙敌4名。五班、六班冲向山顶后，遭敌4号高地火力压制，副连长一面令五班压制敌火力，一面呼唤炮火。这时已攻占3号高地北侧突出部的一排一班，见二排被火力压制，班长主动用火力吸引4号高地敌火力，并指挥火箭筒手瞄准射击，3发3中，迅速摧毁敌火力点3个。四班随后从高地西部顶端向下实施攻击。于19时零2分二排在一排配合下，全歼了3号高地之敌，副连长令各班迅速加修工事，准备抗敌反扑。
在3月10日的战斗中，我们贵州省开阳县冯三区的王定昌就牺牲在班英南以南的3号高地。如果他还活着，一定会获得“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因为他当时在我们一五零师四五零团三营九连任班爆破手（四五零团在出国作战期间一直与我团并肩战斗）。他们连队在攻打3号高地时，遭敌一座隐蔽的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我团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于是，王定昌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连长，“我是共青团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第一次将炸药包放入越军暗堡后被越军扔了出来；由于没有成功，他第二次用爆破筒也成功投入越军暗堡，但还是被越军扔了出来；此时，王定昌仍不心甘，又进行第三次进攻，但这次就没前两次那么容易了，王定昌还未跑到暗堡前，就被越军罪恶的子弹击中头部，倒在了越南的红土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此时，他年仅21岁。回国后团部给他追记三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
四、突围
3月11日中午，在越南高平以南的朗登地区，我团二营突然遭敌伏击。因为缺乏经验，各连警戒以及我们特务连尖刀班的侦察兵均未能提前发现越军，而是径直走过了越军的潜伏阵地，顿时，在云雾萦绕的群山之中枪炮齐鸣。导致身后的团前指及直属的几个连突然遭到越军集火射击，损失惨重。毫无疑问：越军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他们熟悉地形，并且具有较为丰富的山地丛林作战经验。
战至当日下午，我团前指及二营的退路已被切断，四周要点大多被越军抢占。危急关头，团指挥部请求全团收拢后边打边撤，师部同意，但军驻我师指挥组部署失误，只派一、八连走小路增援二营，结果这两个连被越军缠上后无法脱身。由于山地环境的影响，通讯不畅，被围部队只能断断续续地与上级和友军进行无线联络，请求增援，但由于设备落后，未能如愿，只好边打边等。
实际上，3月11日晚上这段时间最为关键，我团因为得知本师另外两个团即将前来增援而安下心来，越军却在准确判断敌情后抢占了我团回撤路上必经的大多数山头、隘口，同时调来了用于分割、突击、打援的兵力。
为了不让已经被越军包围的战友们活活被越军消灭，3月12日早上，全团准备前去营救，没走多远，前面开路的侦察兵刚走到一水库坝坎上又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军突然向我们开火，猛烈的炮火将我们团机关和走在前面的一营一分为二。我们立即停了下来，又与敌人展开战斗。战斗一直打到晚上，当天我们不知又牺牲了多少战友。此时道路已完全封锁，我们全团被包围了!
当天中午，我还见到了我的学生——鄢国友，因入伍前我在谷扬中学代课时教他们初二的语文。并再三叮嘱他要注意安全，脑筋要灵活，但后来还是未能回到祖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所有烈士陵园里，至今也没有找到他的墓碑。
这一整天，我团不仅既没有前进，也没有后退，而且在不明敌情、不明地形和不明我情的情况下又采取了仓促的行动：3月12日下午，首长叫我们作好轻装准备，晚上突围，但不能泄密（由于我们是团机关警卫人员）。随后，我把能扔掉的东西都扔了，但身上沉重的枪支、手榴弹等加上其它装备仍有三、四十斤，有的还把随身携带的大米、十字镐等乘人不注意时全部扔掉，由于怕其他战士或民兵看到，我们就在路边挖一个洞，再将大米从自己裤子里倒入洞内，这样就不易被人发现。因为其他战士看见后如果也跟着我们扔掉，关键时候如果没有大米，是要受到战场纪律处分的。
12日晚上9点正，我们随着41军穿插时攻打的路线反方向从敌人枪口下面正式突围。侦察兵在前面开路，整个部队鸦雀无声，大约走了两、三个小时，我们在过一条小河时，由于行走木板桥的人数较多，因而木板桥发出了响声，敌军听见后当即向我们开火。这时，我团发觉退路已被切断，与友军失去联系，顿时阵脚大乱，指挥大乱。就在我们彻底被敌军打散后，整个部队当时就象“热锅上的蚂蚁”，有的说赶快占领山头、有的说赶快回撒、往高平返回……而我当时正在田坝中间，如果敌人发现了肯定死路一条，因为我们前进的时候我是走在队伍前面，现在调头回走我就成了最后。此时此刻，年仅19岁的我不知怎么如此沉着，至今我也不敢相信。他们大多朝人多的地方象电视《动物世界》节目中的几头狮子追赶一群野牛一样四处狂奔，而我却就近找到一头大水牛的尸体隐蔽起来。待枪声稍微少点后，我又爬起来（凭感觉）继续往前突围。在这危急关头，却没有哪名军官站出来勇挑全盘指挥的重任，也没有哪个连排敢当开路先锋。于是，团部最终作出了各单位分散突围的决定，战斗力严重削弱。但在莽莽群山、云遮雾掩、强敌环伺之中，这一决定无异把部队置于任人宰割的地步。后来，由于通信联络中断，我们在与越军一场混战之后，全团前指、二营、一营一连、三营八连等部队陆续被越军分割包围，造成我团共542人失散，其中有202人在中越双方最后一次交换战俘时回到祖国。当天晚上，我们又不知道牺牲了多少战友。就这样，我们连队也被打乱，没有一个排是完整的，我们一边向敌人还击，一边继续找路回国。
据战后资料表明，攻击我团的越军部队兵力开始是一个加强营，后来逐步增加到团级规模（没有重炮和装甲力量）。这本来是一场遭遇战，越军发现我军后冷静观察，首先选准我团前指突然袭击，之后因兵力不足而撤出，改以不间断的小规模战斗保持接触，在此过程中又判断出我方战斗力不强、意志不够坚定，因而迅速调集部队，在我团回撤时打了一个歼灭战。在我军占绝对优势的战场环境下，越军确实是一次堪称辉煌的胜利。
越南的北方属热带丛林，崇山峻岭，有的地方还有原始树林，蚊虫、山蚂蟥繁多。当日深夜，我们走进了一座大山深处，山里古木参天，林里爬满了藤蔓和荆棘，前进十分困难。走着走着，在我后面不远处传来几声呻吟和歌声，一位中弹致残的战友由于他头部伤势较重，大脑失去控制，因而不时发出呻吟和歌声。为了避免大部队被敌人发现，经请示与我们一同战斗的副师长后，命令抬担架的民兵把他的口堵了起来、、、、、、那一刻，我的心在流血。此种心情，没有上过战场的人真的无法想象。
当晚，我们不知怎么走到越军哨所去了，敌人用越语叫我们“空得动（不要动）！”这下我心里想：遭了，肯定没命了。当我还没有来得及反映怎么办时，走在前面的二排长（侦察兵）用匕首两下就把那越军放倒在地（我的右手掌就是在那天晚上被匕首刺伤的）。然后我们拔腿就跑。
为了赶快走出森林，在前面带路的尖刀班（侦察兵）拿着砍刀劈树开道，忽然“哒哒......哒哒哒......”一阵子弹向我们射来，前面的战士立即端起冲锋枪还击。因敌我情况不明，我们绕路继续拼命占领山头。大约走了三、四个小时，我们终于在天亮之前到达了山头。大家实在是太累了，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休息。这时，已经连饿几天的我，背着近三、四十斤的枪支和装备，已经极为疲惫。靠着路边的石头不知不觉就那样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被战友一巴掌拍醒，睁眼一看，吓了一跳，临走时我也顺手用巴掌拍了一下我左侧的战友，但拍了几下都未拍醒，结果一看，他已经牺牲了。当天晚上，我们总共才走了四、五公里。
3月13日，我们在途中遇到了一条宽几十米、深一米左右的大河。看上去河水清晰见底，由于我们在越南一个多星期第一次见到如此清洁的水，于是大家在涉险过河时畅饮一肚之后，将水壶里的水全部换成了较为“清洁”的河水。谁知道，在我们沿河边往上走了几十米后，在一条流往大河的小溪中，发现有几具尸体的血还在往大河流。真倒霉，大家马上把水壶里的水倒了，但喝在肚子里的尸水就无法倒出了。当天下午，当我们走到一个山头上时，发现远处村庄里有许多家禽、猪和牛马。看样子村庄里有人，于是指挥部命令团直属炮连向村子发射了几颗炮弹，在没有任何反映后我们开始包围村庄。进入村庄以后，院子有好几进深。当我们走到一院子中间时，一个七、八十岁的越南老头拄着拐杖晃晃悠悠地从室内走了出来，用手挥动着向我们示意，可能是叫我们不要打他，他没有武器。突然，室内冲出一个老太婆掏出一颗手榴弹向我们扔来。走在最前面的团部卢干事当场被炸死，几个战友受伤，走在前面的战友没想更多，端起冲锋枪，一梭子弹全打在两老口身上，那老头和老太婆当即毙命。随后，我们一同前往屋内搜查。在搜查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室内机枪、六零炮、地雷、手榴弹等常规武器样样都有，大家被吓坏了。
当天晚上，我们在走一段山路时被敌人发现，前面传来口令：“向后传，前面发现敌情，千万别发出响声”。毫不夸张地说，走在我前面的那个战友（冯中华），每走一步大约需要几秒钟。就这样，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我发觉情况不对，我们已经掉队了，走了好久仍见不到部队，与前后都失去了联系。此时我真的心急如焚，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与副班长（姚宝林，山东人）商量3人突围方案。我说：“副班长、现在只有我们3人，我们必须继续前进，不能与敌人硬打，如果我受重伤，你可不管，我会用手榴弹结束生命；如果你受轻伤，我尽量把你带走。”他说：“对，快走。”因为在3月12日后，我们受伤的战友在来不及抢救时，就被越军活活用军刀割死，手段相当残忍。
没走多远，我和副班长在遇一河沟时听见了响声，又与副班长商量渡河方案，突然、“扑通”一声，刚才走得超级慢的那个战友也跑步赶上了，他一到就摔了一跤，我们一时大为紧张，那冲锋枪重重地掉到石头上的响声一下惊动了不远处村庄里的狗，那狗“嗷--嗷嗷......”向我们赴来，河沟上面公路上的敌人也打着手电向我们走来，令人毛骨悚然。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随手在河边检了一块石头向河的下游扔去。在引开狗和敌军视线之后，我们拼命地往山上跑。跑呀、跑呀、、、、、、当我们跑得头昏眼花、实在跑不动倒在地上休息时，汗水完全湿透了衣服。我的妈呀、好惊险！我又拣回了一条性命。
说实话，离开大部队后，要生存就要靠自己了。我们当时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都未经历过如此险恶的环境，我们焦虑、惊恐地看着对方。天快亮的时候，我举头望着异国的夜空，找到了北斗星，对副班长说：祖国就在北斗星偏东45度的方向上，只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就能回到祖国。于是，我们3人在异国他乡又开始了艰险的突围，寻找我们的回国之路。由于我们是在突围，在没有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之前，死神随时随地都在向我们招手。
不知哪有这么倒霉，3月14日下午，我们在跋涉一座大山时，在半山腰遇到了几个越南妇女往山下走，当时我们只有3人，而且是一条独路。是前进还是后退？我们当时真的害怕极了。她们每人提着一个提篮，上面用毛巾盖着，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心想，估计她们也怕我们。于是，我们鼓起勇气继续往前走，但眼睛一直盯着对方，那子弹上了堂、并打开保险的枪口也随时对准着她们，只要她们一动，我们就先发制人、给她一梭子。随着时间在一秒一秒的过去，我们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缩短，心跳也在不断增加，当我们与她们擦肩而过时，双方都被吓出一身冷汗。走过之后，双方硬是用目光将对方送到尽头，都怕对方返回过来开枪。我的妈呀！她们没有对我们下手。
那次战争，我们特务连的装备与一般步兵有些特别。除了基本的单兵保障装备装具外，我们是每人配五六式（折叠式）铁托冲锋枪1支。其他步兵战士一律配五六式步枪。3个备用弹夹，170发子弹，4颗手榴弹。部队从四川出发的头一天，上级给我团配了1支较为先进的试验武器——无声（微声）冲锋枪，160发子弹，由我连二排的二班长、侦察兵——阮少文同志使用。后来由于我团遭敌伏击，阮少文牺牲了，那支全团唯一的无声（微声）冲锋枪便落到敌人手里。
3月14日晚上，我们好不容易在一座半山腰上找到了大部队，好在我们没有从哨所经过，要不然也有可能被战友误伤或打死。因为参战部队每天统一有一个口令。而口令又分普通口令和特别口令两种。普通口令由一个单词组成，特别口令由一个成语组成（例如：当晚普通口令为“团结”，那么在哨兵将枪口对准你后问口令：你必须回答“团”；如果你是自己人，你就马上叫他回令：他回答“结”。然后双方就会将枪放下。否则就先发制人，给你一枪）。因我们已经掉队一天多了，根本就无法知道口令。然后我们就迅速寻找有利地形暂时隐蔽起来，准备大睡一觉。刚睡着不久，忽然，我在睡梦中听到哨兵问口令，而对方根本回答不上，随后就你一枪、我一枪，大约打了六、七枪之后，大部队以为是敌人，于是，夜暗中漫山遍野枪声大作，对面值班机枪的子弹象下雨一样全部向我们山腰射来。又是睡在我身旁的那个战友（冯中华）爬起来端起冲锋枪“哒哒......哒哒哒......”猛扫一通。副班长当即大声喊道：“冯中华、你在干什么？别乱开枪”。他说：“快、敌人冲上来了”！于是，我和副班长立即将他抱住并压在地上，叫他不要开枪、都是自己人，而且主要的是怕暴露目标。也许是受到战争的惊吓，加上神经的高度紧张，不一会他又把身上的4颗手榴弹全部投了出去，不知炸死了多少战友和民兵。发现情况不对，睡在我左上方几米远的团长听到是自己在打自己人后，马上气愤地站起来大喝一声：“你们不要打了！都是自己人、赶快停火”！那些干部听到团长的声音后，立即命令士兵停火。如再打几分钟，我们必死无疑。停火之后，我们发现团部的收发——李健（排级干部）受伤严重，子弹从臀部进去，从肩膀出来（当时是在睡觉），因流血过多、晕死过去，我们以为他牺牲了，就把他用雨衣包好后（面向中国）就地埋葬了。天亮之后，部队准备出发，继续突围。由于没有发现敌情，团长就叫各连和民兵把昨晚伤亡的人员抬走，包括尸体。谁知，李健被挖起来后还没死，两个民兵把他抬了回来。至今还活着，只是走路有点影响。
3月15日下午，我们终于突围出来，当我们在距离近千米的地方见到了对面山头上的解放军时，心里无比高兴。太好了，我们总算活着出来了！我们在与本师的四五零团和四十一军的部份战友一起会师后，上级命令我们原地休息、待命。随后，连长叫我们把师、团首长休息的山洞找好，安排好侦察警戒。
我很清楚的记得，我是和我们排长郑世彬、副连长腾书申（河南人、现任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安局副局长）一起突围出来的，连长和通讯员他们也被打散，一班和二排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一班全部分别担任团首长们随身警卫，二排全部分别担任各主攻连队尖刀班在前面执行侦察任务。所以当时我们一起突围出来的只有警卫二班、三班以及工兵排的几个战友共20多人。在我的心中，我们副连长腾书申是一名很优秀的特务连长，他一米八几的个子，满脸的络腮胡，无论擒拿、反擒拿或格斗，他都是数一数二的，军事地形学相当熟悉，射击技术相当过硬，30米内用手枪打头靶，基本上百发百中。在这次战斗中，他荣立三等功，回国后提升为连长。
突围出来后，由于大部分人都饿得头昏眼花，为了临时解决肚子的饥饿，大家便开始进村寻食。我们找遍了整过村庄，发现这个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年轻人和小孩子早已跑光，留下的都是一些老人和中老年妇女。在那个小村庄，堆集了很多缴获的物资，除了军事物资外，还有很多民用物资。如中国援助的大米、自行车、贵州安顺的蜡染布、赤水的竹筷等，大部分是中国制造。我看见一位兄弟部队的战友正在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兜圈子玩耍，手也就痒了。于是，我也找了一辆自行车，跳了上去，低头仔细一看，车身上打得清清楚楚：“永久牌”、“中国制造”。又是我们支援的！一骑起来，马上感觉这辆自行车比国内用的要好得多，无论是整车的钢材质量、手感舒适及轻巧度，都要比国内的同类自行车要好。于是，心里很不舒服，他妈的！中国的好东西都送到越南来了，可他们还向我们开枪、开炮！
不一会，不知哪里传来一个消息，叫每个连去一个人领刚杀的猪肉，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我的天呀，一个团分一头猪怎么分呀？于是大家就自己动手，村子里家禽、猪、牛和马样样都有，真的是各尽所需，任其选择。开始时都是用枪打，后来人多了怕误伤战友，就用砍刀。我就和两个战友去抓一头猪，我们两人各拉一只猪后脚，另一战友就用砍刀花开猪的屁股，把皮破了之后割掉一块瘦肉又把猪放了。有的为了方便，就去捉家禽，没有砍刀的战友捉到家禽后就用手把头揪它几十转，直到家禽死去为止。回来后就用弹药箱当柴、压缩饼干桶当锅，用水煮来吃。由于没有盐，我们又去百姓家里搜，在一个山洞里，我们发现了几箩筐大米，但越南人也不憨，他们用稻子与大米混合在一起，一样一半，根本无法吃。我又用手往筐底伸抓，突然，筐中显出一个碗口大小的东西，我以为是地雷，就叫工兵排的来探测，结果不是金属。太好了，是一碗猪肉！我高兴地把它拿回来。还没来得及吃，而且桶里的猪肉也没有煮熟。后勤保障部队就送来了大量的“青刀豆、猪肉罐头、压缩饼干”等等食品，随后，上级命令我们马上把打死的家禽、未煮熟的猪肉通通就地用土埋好，不让越南人看到。否则，记者摄下照片后对我军不利。
当天下午，我们在公路上等车回国时，由于接我们大部队的卡车还未到达，我就和战友（老乡）钟仁富前往河边喝水，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意外，根本就没有任何防备的心理。但意外就是发生了：在我正准备低头喝水的同时，旁边一水碾房处突然站起来一个越南老头，说时尽、那时快。我迅速起身调转枪口对准他：“热呆勒（举起手来）！灯依姆（不要动）！”那老头听懂后就用手比划着肚子，可能是叫我不要打他，他是来河边礁米的。在我们搜身确认没有武器后，他就把我们带到马路上面的家里。在这个老头家里，我们还看到了《毛主席语录》、《列宁选节》等书籍，看样子他到过中国，也认得到部分中文。因为对于我们的一些话，他也不时有点头发声等表示，而这种点头与其它反应不是茫目应和的，是与我们的表达意义相对应的。从他的表情和动作来看，这越南老头基本能听懂我说的话。走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开枪打他，并且还和他做了个再见的手势。随后我就和钟仁富讲，要是那老头真的有枪我们就完了。
休息的时候，我们从路边战俘所里看到，越南人有越南人的长相，尤其是他们的妇女比较有特点，一个个长得黑赤赤的，脖子较长，脸儿也较圆，个子却高的高，矮的矮。他们的生活习俗也有很独特的地方，比如农民的粮食不象我们国内的农民，是把稻子、玉米碾成粒后晒干放好，而是把粮食一串串地吊在房梁上，要吃时才拿到小礁子里舂出米来。
五、凯旋
3月16日上午，我团的大部份官兵在越南艰难地熬过了生与死的考验的10天10夜之后，终于怀着无比高兴的心情，乘若干辆大卡车排着整齐的队伍沿公路从广西那坡县平孟关凯旋回国了。
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昂首挺立的平孟关口，在绿树成荫的村庄，在部队回撤所经过的要道和路口上，到处是青松枝扎的凯旋门。沿途群众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各族人民穿着鲜艳的服装载歌载舞，象欢庆盛大节日一样迎接凯旋的英雄部队。当一辆辆英勇的战车和披着绿色伪装网的卡车，满载风尘仆仆的战士，拖着大炮，威风凛凛地开过来的时候，当一队队全副武装的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凯旋门下走过的时候，早就迎候在公路两旁的各族群众，便一齐拥上前去。无比激动地表达他们对子弟兵的深情厚意。身着各族服装的姑娘们跳起了欢乐的舞蹈，小伙子们把锣鼓敲得震天动地，少先队员们把心爱的红领巾佩戴在炮口上，把一把把五彩纸花象迎接新娘一样撒在坦克上、卡车上，撒在战士们身上；大爹大妈热情地呼唤着，把热腾腾的茶水送到战士们手上，把新鲜的香蕉、油炸的花生米、洗净切好的甘蔗、染成红色的熟鸡蛋……硬塞到战士们的衣袋和挎包里。欢呼声和鞭炮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在自卫还击作战中，我们的战士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当我们走进平孟关看到五星红旗，看到用金字写着欢迎、致敬的大幅标语，看到前来欢迎的祖国亲人这些情形时，更是激动满怀，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花。下车后，当地许多女中学生就跑上来抢水壶给我们装水，抢不到的就哭，专门给我们准备的鸡蛋、甘蔗等各种慰问品送不出去的也要哭。参加欢迎仪式的姑娘们看到我们都禁不住发出会心的微笑。
由于我们这些入越作战近10天的干部战士，一路风雨兼程，摸爬滚打，雨水、汗水和血水混合在一起，那身军服早已牛皮一般，又脏又硬，脸上只有两只眼球是白的。就这样，我们于3月16日下午终于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的当天晚上，连队负责留守的副指导员李昌久开始发放包裹，当他叫到阮少文、卢小竹、刘怀利等大部分10天前都还活着的兄弟一下子无人应答时，他的双眼湿润了，声音也开始颤抖……于是，他抽泣着对我们说：“兄弟们、包裹全都在这间屋里，你们自己认领吧！”他实在念不下去了，因为我们连出国作战时的90多名官兵，而当天一起回国的只有60多人。另外有少数失去联系的战士经过艰辛跋涉，在战后一、两个星期中陆续归队，虽然被折磨得筋疲力尽、遍体鳞伤，但总算躲过了被俘的厄运。如我团一营身受重伤的上士（给养员）肖家喜，在我们3月16日回国后，他一个人在越南拼死突围，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在3月24日才回到了我们的祖国。后被中央军委授予“钢铁战士”荣誉称号。他的那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4颗手榴弹以及在越南吃的折耳根至今仍收藏于中央军事博物馆。在1985年五十军撤销番号后，肖家喜出任第十三集团军装甲旅副旅长，后来，他转业后被安排在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国税一分局工作。
在这场战争中，我团还有2名战士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称号：一个是模范卫生员郭雪成；再一个就是二级战斗英雄闵中友。
后据了解，造成我团损失惨重的真正原因主要是一份电报未翻译传达。也就是在3月12日我团被包围后，广西战区总指挥许世友急电命令我们沿着四十一军穿插时攻打的路线反方向从敌人枪口下面进行突围，要不就将我们与敌人一道，用炮火同归于尽。此事我至今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在特务连，随时都和团部指挥官在一起，所以我听到了这一消息，当时已作好了牺牲的最后准备。谁知道，当天下午，军委总指挥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又急电命令我们往高平方向沿途返回，并且调配了大量军车在高平省城等候，将我们接送回国。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份电报在跟随我们一同作战的师机要科机要员收到后，他自认为是一般普通电报，因为进攻战斗已经结束，现在大家都在想法如何突围？难道上级又命令我们与敌人硬拼？况且后勤供给线已被切断，不外呼就是叫我们保持联系、注意安全罢了！因而就没有翻译这份事关全团上千名官兵的急电，从而导致了我团在越南越走越远、越打越散、人员越来越少、战斗力越来越弱、失去联系的官兵越来越多。最终以失踪300多人、被俘200多人为代价结束了这场战争。那个机要员回国后也因此受到了成都军区军事法庭的审判。
回国之后，为避免影响士气，中方没有通报我四四八团200多人被俘一事。越方却把这些战俘押到外国记者面前大肆拍照报道，其中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是一名越南女民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押解他们的情景。河内“越南之声”广播电台也很快编排了一个名为“向亲属报平安”的特别节目，每晚安排两、三名我方战俘讲话，自报姓名、籍贯、部队番号、职务以及被俘后所受优待等等，以图瓦解我军官兵意志。
当时“前指”的军官们急于了解情况，都不顾“严禁收听敌台”的命令，私下偷听。其间或许会有人听到熟人的名字，更是感慨不已。而我团则不一样，上级还特意叫我们安排专职人员在团部办公室统一收听，每人桌上放有各连失踪人员的名单，听到后就将他们的名字用笔划上，核实后就向团长报告。
六、战俘
1979年3月，战争结束后双方到底有多少人被俘肯定是说不清楚的。直到硝烟散尽的1979年5月，交战双方互报战俘名单，中方才知道：我军在这次“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战斗中总共有239人被俘（我团就有202人），其中一人因伤病死于羁押期间，实际交付遣返者为238人。
1979年4月下旬，在越南宣布中方全部被俘人员名单之后，我团就将没有名单的300多人列为失踪人员。其中就有我们贵州省开阳县的王应文、尤光连、皮学健、鄢国友、葛建国、罗军华、陈绍美等。后经电脑百度搜索、资料查找和笔者2011年5月实地考证，与我一起入伍的贵州省开阳县战友，在广西方向作战时牺牲的烈士只有蒙光辉（开阳县羊场区人，53357部队战士。共青团员，1979年3月牺牲，终年21岁。葬于广西宁明县烈士陵园二区十三排八号）和王定昌（开阳县冯三区人，56045部队九连战士，1979年3月牺牲，终年21岁，追认为中共党员，荣记三等功。现安葬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县烈士陵园一区九排十七号）被运回祖国，其余的至今在下落不明。因为目前在广西所有烈士陵园没有他们的墓碑。
1979年5月，春寒料峭的季节终于过去，转眼又到了百花盛开的初夏，我被俘的战友们终于熬到了获释回国的日子。5月21日，两国在广西凭祥市友谊关前的“零公里处”交换了第一批战俘。6月22日是双方商定的最后一个换俘日，也是第五次交换战俘。遣返的人数也最多。现场更加热闹。我方在高大的友谊关关楼悬挂两条大字标语：“热烈欢迎同志们回到祖国的怀抱！”“向回归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慰问！”营造出泱泱大国敞开胸襟的氛围，效果奇佳。
交换工作完成后，我方归来的238名官兵经过医院体检治疗后，全部送到位于广西南宁市郊吴圩机场的“学习班”。我团的组织人是王副团长。在这里，他们接受组织安排的教育和审查，每个人都详细讲述了自己被俘的经过以及被越方羁押期间的表现，同时映证他人的相关行为。
1980年2月的一天晚饭后，我们听说那些被俘的战友今天就要回来了，大家兴奋得跑到团部门口去迎接，因为我有几个老乡和同学在那队伍之列，我们都希望在第一时间去看看那些在越南和广西生活了近一年的战友。我也加入到了那个欢迎的行列，在那天的黄昏时分，十多辆“大解放”卡车拉着他们的被装和行李开进了团部大门，我们欢呼着、向他们招手致意！
当天晚上，我们贵州老乡和被俘回来的老乡整整聊了一个晚上，气氛一直很沉闷。我们问得最多的是他们是如何被俘的？在越南受了些什么罪？在广西学了些什么等等……讲述中，他们不时从心灵深处流出痛苦而屈辱的泪水。他们说，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被越军包围后，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只好在原地等待救援。在后来的几天里，由于没有干粮和水，他们连吃野草、吃树皮都吞不下，小便解不出，完全失去了应有的抵抗，人人疲惫不堪。3月18日，当时尚有一点力气的四排排长准备带2名战士下山去侦察敌情，搞水上山，为最后突围创造条件，但是行动没有成功。时至3月19日上午，他们在与越军激战了7天7夜之后，敌人向他们实施了毁灭性打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打击下死的死、伤的伤，所剩人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落入敌手，当了战俘（包括我团一名副参谋长）。
他们说在越南确实受到了非人般的折磨，当天被俘后就被越军用八号铁丝把他们绑在卡车车箱上，双眼被布条绑着。几个小时后，他们也不知道被拉到一个好象是越南监狱的地方，然后交由越军看守。在越南，他们被关押的地方共换了五、六次，给的食品大多是包谷（玉米面）、南瓜等，而且还叫他们自己做。在越南监狱，看守他们的士兵三分之一都是女兵。
半年之后，审查工作全部结束。238人中，大部分士兵继续留在原部队直至服役期满。但都按要求填了一张《被俘人员登记表》。我想这张表今天可能还在他们的档案里吧！至于今天这些人的下落和近况我也知道一些。比如我的老乡、马场区的杨祖全（在越南还被河内之声广播电台记者采访、凡当时收听过越南河内之声广播电台的中国人都应该记得很清楚，因为他是第一批被采访、在电台讲话的战俘），回乡后还当过村长，2000年后移居贵阳市三桥路，从事个体工商业，2009年已病故。除个别战友（如：吴某某，开阳县花力人，现已退休）经常联系、见面外，仍有几个战友（如：徐某某，开阳县宅吉人，我的老乡；张某某，开阳县花力人，我的同学）退伍后一直没有联系，所以就不知道他们的近况了。但都听说过，他们回到家乡后大都为人低调，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对军官的处理要严厉得多，除数名有变节行为的被判刑外，全部清理出部队，大多数人带着有历史污点的人事档案转业回原籍，不少人受到了开除军籍、党籍或干籍的处分。但我深信，当年能服从祖国的召唤，有勇气抄起一支枪跨过边境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十八、九岁的小男儿，就不愧为英雄。
据了解，战后杨勇第一副总参谋长亲临总结，我（五十）军关副军长被撤职，刘副军长被降职，侯副政委被党内警告。我团八连指导员冯增敏、一机连连长李和平被遣返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985年，五十军撤销番号，一五零师不复存在。
七、休整
在战争结束、回国后的一个多月里，由于我团仍有部分官兵未能回来，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生死情况，因而上级命令我们不能与家人通信。这是军令，不得违反。在这期间，我家乡有家人参加战争的家属都陆续收到了从广西或云南前线寄回的家信，有报平安的、有报阵亡消息的、也有报立功喜报的，但只有我们公社一起入伍的7人中被分配到四四八团参战的6人家里一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他们每天四处打听有关战争的消息或民间各种传闻。就在这时，不知是谁传错了消息或有人故意捣乱，说我已经牺牲，而且还说得有根有据，包括我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等在我家乡传得家喻户晓。我母亲听到这一消息后更是每天以泪洗脸，不仅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而且每天还拖着疲惫的身体到几公里外的邮电局去查收信件，天天都要等邮车到了、邮递员把信件拆分确认没有我的家信之后才失望的回去。我在供销社工作的女友在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后，在未进行任何核实的情况下，没有耐心再等我的消息了，就马上与他人建立了新的恋爱关系。后来在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非常气愤。我父亲除了每天坚持工作外，晚上还要打长途电话到广西四处查找我的下落。大约在连续打了十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我父亲终于听到了我在广西宁明县的声音。大家知道，那时候个人是没有通讯工具的。打长途电话都是有线电话，都要通过贵州转广西、再由广西转部队。当我接到电话时，至少通过了近十个总机的人工转接才能接听。当时我父亲根本不相信我没有受伤。后来在我们部队回四川时，他到贵阳火车东站等了几天几夜、并且在一无联系方式、二无时间地点、三无任何标记的茫茫人海中居然找到了我，其难度之大不言而喻，硬是亲自见到我了才放心回去。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在广西休整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基本没有什么训练任务，每天除了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团外，就是白天看演出，晚上看电影。我们看演出的地方大都是在明江中学的大操场。
前来广西看望我们的第一批中央领导是国家副主席王震、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等。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新中国第一代歌唱家郭兰英当时给我们唱了两首歌曲，其中一首是六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南泥湾》，而另一首则是七十年代感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电影《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虽然郭老当年已年满50，但她当时的打扮仍和年轻时一样，她仍身着一条兰色的小围腰，与青年时代没有什么两样。当她同时唱完两首歌曲后，我们台下的官兵同时掌声雷鸣，很多人都离开自己的位子站了起来，就是想看得再清楚些，离的再近一些。演出结束后，为了满足广大官兵的愿望，她还下台和我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第二批前来看望我们的有陶铸夫人、二炮文工团等。
在全国各地送到部队的慰问品中，大部分都是当时最好吃的。如猪肉、鸡蛋、各类罐头、白糖等，其数量可以豪不夸张的说，都是以车为单位。那一车又一车的鸡蛋、白糖和甘蔗，我们根本吃不完，就分给我们所住的农户家。他们也享福不少。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鞋垫，而且大部分鞋垫上都绣有“送给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几个大字。作为政府部门，除了中央慰问团送的一条枕巾、一只口杯、一枚记念章、一支盒装钢笔外，广西和四川两省均分别送给我们每人一件印有“自卫还击、保卫边疆、胜利纪念”的白色背心。
在广西前线，当地各式各样的车辆只要看到部队车辆就远远地靠右停下让路，没有谁去按喇叭。尤其是扎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看到我们的时候，都是恭恭敬敬的敬一个队礼，道一声：“解放军叔叔好，你们辛苦了！”惹得我们忙不迭地回礼并感动得想哭。
在广西，我们军人享受了不少优待：如坐公共汽车不要钱，也没有人挤，人们恭恭敬敬的让我们优先上车、并纷纷让座；进公园、看电影都不收我们的门票。
八、后记
一晃三十二年过去了，那悲壮的一幕幕已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在人们记忆中淡去，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发生并继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当年那些经过战争洗礼的、曾经燃烧的光秃秃的森林早已恢复勃勃生机，昔日战火纷飞的战场如今早已变为购销两旺的边境贸易市场。祈愿有良知的人们仍然记得：2万多位炎黄子孙曾在这里捐躯，300多名将士在异国他乡的越南至今下落不明，200多名被俘的战友曾被打下屈辱的烙印。
2011年5月上旬，在几个战友的共同倡议下，我们终于来到了当年在广西待命和打仗回国后休整的地方。并到宁明、龙州和法卡山等烈士陵园进行了悼念活动，第一次到烈士纪念碑前敬献花圈，为在此沉睡了三十二年的战友上香、点烛、烧纸钱、化祭品等，祈祷他们在天堂一路走好！总算完成了我的一桩心愿。
但是，也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所有烈士陵园里，我至今还没有找到王应文、尤光连、皮学健、鄢国友、葛建国、罗军华、陈绍美等部份战友的墓碑，因为他们在新兵集训时和我是一个班的呀!他们至今仍长眠在异国他乡的越南国土。让我们永远记住、永远怀念那些为了祖国尊严而献出宝贵生命的一代军人——年轻的共和国战士吧！
三十二年前的那场战争虽然时间不长，但给我留下了太多的难得的人生经历、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思考。通过对那场战争的回忆和三十二年后第一次对战友烈士陵园的实地祭拜，真是感慨万千！记住吧，名利皆过眼云烟，人只要健康地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当年新兵
二零一一年六月于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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