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被误读了千年的“红杏出墙”
文/赵炎
最有名的“红杏出墙”诗，无疑非南宋叶绍翁的那篇《游园不值》莫属，曾被选入苏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下）第5课，诗云：“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如今我们提到“红杏出墙”，会怎么想？大概立马会想到某某出轨了、某某跟别人有一腿了，对不对？别不承认，如今的“红杏出墙”，其实代表着“越出常理的情爱”，属于不正当男女交往。好像2012年还翻拍过一部同名电视剧，朱媛媛主演的。
遗憾的是，它真的是被误读了，至于怎么被误读的，我不知道，但它的原意，其实非常的优美和高洁。
最早的“红杏出墙”诗
作者是晚唐诗人吴融：其诗《途中見杏花》云：“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人行正独愁。长得看来犹有恨，可堪逢处更难留。林空色曙莺先到，春浅香寒蝶未游。更忆帝乡千万树，澹烟笼日暗皇州。”
怎么赏读呢？以杏花怒放为感兴的发端，赞美帝乡。
全诗流露出的是对帝乡无限的思念之情。这首诗中的“红杏出墙”，仅仅是诗人眼前的景物，是勾起思乡情绪的媒介而已，而不含有言外之意。
后来的“红杏出墙”诗
金代刘豫的《杏》：“竹坞人家濒小溪，数枝红杏出疎篱。门前山色带烟重，幽鸟一声春日迟。”这是一篇写实景的代表作。
陆游也写过一首《马上作》诗：“平桥小陌雨初収，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栁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
这首诗比叶绍翁的稍微早几十年，但在写景上与叶绍翁颇为相似。从时间先后来看，貌似叶绍翁效法了陆游。但从韵味和意境来看，陆游的诗其实不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
叶绍翁其诗的妙处
“游园不值”一诗，已然入选《千家诗》，其选者曰：“诗题‘游园不值’，意思是诗人去朋友的花园游玩，可园主人不在，园门紧闭，只能欣赏到墙头伸出园外的一支红杏，并由此而得此诗。前两句写诗人高兴而来但叩门不开颇为扫兴，后两句得来十分珍贵，一个‘关’字，一个‘出’字，却使情绪急转直下，失望中忽见浓浓春景，不觉一喜。同时，也向人们昭示：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有顽强的生命力，勃勃生机是很难禁锢扼杀的，诗文妙趣横生，活泼感人。”
如此理解可否？当然可以，但常言道“诗无达沽”，尚未切合叶绍翁的其人其品及其追求的实质，需要重新解读。
“应嫌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一二句写诗人想去访问一位隐士园亭。但轻轻敲门，隐士的小院柴扉不见打开。于是诗人推测道，这可能是担心游客们的“屐齿”会踩伤他家的青苔吧。暗指主人不愿意就俗。
我以为主要应该着落在“苍苔”二字上。《陋室铭》云：“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采用刘禹锡的这一联想，诗的下句意思就明显了。“红杏出墙”在这里不仅是写景，还有了韵外之意：“你的品德修养深厚，声名远播，就像这墙头的红杏一样，是遮掩不住的。”
也就是说，“红杏出墙”在这里，既有对隐士品德的赞赏和敬仰，又有对隐士拒不见客态度的一种善意警醒，当然也似乎颇有微词。首尾照应，意脉贯通，可谓深有意味。
说清楚了吧？“红杏出墙”原先并非贬义或中性词，它是一个极其优美的诗歌艺术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一朵奇葩，需要我们去正确解读和传承，而不是肆无忌惮的调笑和曲解。（赵炎）
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9大历史事件作者：文史悦读对一个国家来说，一个重大的打击或是一次比较大的失败，都可以归纳为耻辱的一页。在中国近5000年的历史岁月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先进的国家。但与此同时，耻辱也时刻伴随着我们。大部分的耻辱事件，都是由于外敌入侵导致的，但还有一部分，则是中国人自身内斗的恶果。透过这些惨烈的历史，我们能从中得出历史的教训吗？
1、烽火戏诸侯：公元前771年西周被蛮族所灭
公元前782年，周宣王病死，幽王宫涅继位，这是一个昏庸无能的暴君。幽王继位后，天灾人祸纷至杳来，社会上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周幽王继位的第二年，周王朝心脏地带关中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山崩地裂，川源堵塞，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地震之后又遭旱灾，寸草不生，土木枯萎，老百姓饥荒严重，对于危机日重的周王朝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周幽王仍倒行逆施，他任用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卿士，朝政昏暗，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周幽王酷爱美女褒姒，为博得褒姒一笑，竟将军国大事视同儿戏。周幽王想尽法子引她发笑，她却怎么也笑不出来。虢石父对周幽王说：“从前为了防备西戎侵犯我们的京城，在翻山一带建造了二十多座烽火台。万一敌人打进来，就一连串地放起烽火来，让邻近的诸侯瞧见，好出兵来救。这时候天下太平，烽火台早没用了。不如把烽火点着，叫诸侯们上个大当。娘娘见了这些兵马一会儿跑过来，一会儿跑过去，就会笑的。您说我这个办法好不好？”
后人把幽王的这场焰火晚会称之为“烽火戏诸侯”，大概也是看成了“狼来了”的另一版本。据载，当冷美人褒姒看到二十多座烽火台燃起冲天的烟火，临近诸侯带着士兵在黑夜里举起火把，从四面八方赶到骊山脚下，前来勤王，那鼎沸的人声、战马的嘶鸣，再加上无数条游动的火龙向焰火晚会中心集中之时的那种养病壮美景观，真是大开眼界，联想起这是宠爱自己的天子谎报的战警，不由得莞尔一笑。但这一笑，却让西周付出了亡国的代价。
更重要的是，周幽王破坏宗法制度，废正妻申后及太子宜臼，立妾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为太子，宜臼逃往其外祖父申侯家，幽王兴兵讨伐申侯，欲杀宜臼，申侯大怒，联合北方的游牧部落犬戎，吕(今河南南阳),缯(今河南方城)等国举兵攻周，西戎真的打到京城来了。周幽王赶紧把烽火点了起来。这些诸侯上次上了当，这次又以为是国君在开玩笑，全都不理他。烽火点着，却没有一个救兵来，京城里的兵马本来就不多，只有一个郑伯友出去抵挡了一阵。可是他的人马太少，最后给敌人围住，被乱箭射死了。周幽王和虢石父都被西戎杀了，褒姒被掳走。残留的大臣复立宜臼为太子，继承王位，即周平王。平王后迁都于洛邑。从此，西周灭亡了。在与中央王朝的对抗中，游牧民族第一次占到了便宜。这样愚蠢的王朝，灭亡了倒也活该。
2、焚书坑儒：秦始皇的“文化大革命”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秦朝建立。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的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进言，说愚儒“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趋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于当年开始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六国史书和私藏于民间的《诗》《书》，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需要特加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书可知，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朱熹也云：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但就算是这样，仍然有相当多文化价值的古籍都被焚毁。
而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当时秦首都咸阳将四百六十余名术士坑杀，即为所谓的“坑儒”。事情的起因是秦始皇雇佣的几个术士，一直没有炼出所谓的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而后又逃出宫去。秦始皇一怒之下将咸阳400多名书生全部抓起来，严刑拷打，最后将他们全部坑杀。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3、最软弱的王朝结局：公元316年西晋悲惨地灭亡
公元316年，西晋王朝末代皇帝愍帝司马邺率领十多万饥肠辘辘的臣民向兵临长安城下的匈奴汉国大将刘曜肉袒出降，不久即如前任怀帝司马炽一样遭受“青衣侑酒”之辱后被杀。至此，西晋灭亡。距离开国皇帝武帝司马炎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辉煌时刻，不过短短37个年头，大统一就迅速演变成了覆灭悲剧。
西晋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松散、最无能的王朝。它始终都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外没有巩固国家的边疆，对内没有整治好各路诸侯。它亡国的速度之快，堪比秦、隋。但秦、隋都曾经为国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灭亡以后的农民领袖都建立起了强大的帝国，开启了汉、唐盛世，而西晋王朝的覆灭，却使得刚刚结束汉末近百年分裂局面，好不容易统一的中华大地又重新陷入了比此前更为惨烈动荡的乱世深渊，中国历史也随之堕入了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漫长黑暗时期。
西晋上层统治阶级荒淫腐败，而下层百姓则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西晋的灭亡，是情理之中的事。只是苦了老百姓，在司马邺向匈奴投降后，长安城里的男人几乎被匈奴人全部杀光，女人成了他们玩乐的工具。在那个黑暗的历史中，鲜血染红了华夏的天空。
4、王朝的丧钟：公元612年隋军远征高丽的惨败
公元611年，隋炀帝发动了远征高丽的战争。此前虽然他的老子也曾征讨过高丽，但惨败而归。隋炀帝决心吸取父亲后勤补给不足的教训，亲自动员全国上下做出征前的准备工作。从全国一百九十个郡征集了大量粮食和武器，五万辆运送物资的车排满了道路。大运河中塞满了几万只船，几乎到了船首接连船尾，连水面都看不见的程度。大批征战人员与物资都集中到远征的根据地——位于大运河北端的话郡。
只可惜如此壮大的场面，却是建立在老百姓的血泪之上的。为了征收到足够多的军粮，强行收刮农民的口粮，此时在黄河沿岸与中国南方，频频发生天灾，官员又贪污腐化，致百姓的生死于不顾。而隋炀帝却把大量物质和钱财都规划到对高丽的战争中。在军队内部也没有胜利的把握，厌战情绪十分严重。这注定将是一场大劫难。
隋军度过鸭绿江，没有遇到棒子的大规模抵抗。隋炀帝得意洋洋，认为棒子不堪一击。殊不知这是高丽人的诱敌深入之计。随后朝鲜北部下起了大雨，而高丽军队也开始了反击。人生地不熟的隋军乱作一团，死伤惨重，隋炀帝被迫下令撤军。
此次远征高丽，使隋王朝的军事力量受到了严重损失，有10多万人战死。事后高丽人将隋军阵亡士兵的尸体码在道路两旁，延绵达数公里之长，作为向中国人炫耀的胜利资本。对高丽的战争几乎掏空了隋朝的国库，6年后，隋炀帝被部下杀死，隋朝就像秦朝一样，成为了一个短命的王朝
5、靖康之难：“南京大屠杀”的翻版
公元1120年，宋金两国结成海上之盟，协议金攻辽中京，而宋攻辽燕京，事成之后，燕云十六州归宋，其余国土归金。后来金兵攻破辽中京，而宋朝二十万大军大败。燕京被金人所攻占，天祚帝被俘，辽国灭亡。金灭辽之役严重暴露宋军的腐败。金国统治者认为宋朝的防御力量不堪一击，决心趁胜追击，南下攻宋。
公元1125年，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东路由完颜宗望领军攻燕京。西路由完颜宗翰领军直扑太原。东路金兵破燕京，渡过黄河，南下汴京（今河南开封）。宋徽宗见势危，乃禅位于太子赵桓，赵桓在哭哭啼啼中登上皇位，是为宋钦宗。公元1126年1月，宗翰率金兵东路军进至汴京城下，逼宋议和后撤军，金人要求五百万两黄金及五千万两银币，并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同年八月，金军又两路攻宋；闰十一月，金两路军会师攻克汴京。宋钦宗亲自至金人军营议和，被金人拘禁。
在金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北宋军队兵败如山倒，一路溃败。1126年12月，金军前锋已经抵达开封城下。1127年1月，金军攻破外城。2个月后，金军攻入内城，北宋宣告灭亡。金兵开始大肆抢劫财物，屠杀平民。金太宗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贬为庶人，强行脱去二帝龙袍，4月20日，金军大肆搜掠后，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随后分两路撤退；一路由宗望监押，包括徽宗、郑皇后及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等一行人沿滑州北去，另一路由宗翰监押，包括钦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及孙傅、张叔夜、秦桧等人沿郑州北行，其中还有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携文籍舆图、宝器法物，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等北返。又因靖康元年为丙午年，亦称此事件为“丙午之耻”。金人在开封犯下的暴行，堪称又一次“南京大屠杀”的翻版。
6、第一次被外族统治：1279年南宋灭亡
1234年，金国被蒙古所灭。次年，蒙古人挥兵南下，但被宋军阻击在长江北岸。1267年，登上大汗宝座的忽必烈再次率精兵卷土重来。1273年，襄阳失守。1276年，蒙古军队攻占南宋都城杭州。此后，南宋残余势力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成立小朝廷，元军对小皇帝穷追不舍，不断逃亡至南方，经过香江《今香港》，端宗因病逝世，而另立幼主，逃至新会至南海一带。文天祥在海丰兵败被俘，张世杰战船沉没。
1279年3月19日，走投无路的南宋残余势力在广东崖山被蒙古军队包围。四十三岁的陆秀夫见无法突围，便背着8岁的赵昺跳海自杀。随行十多万军民亦相继跳海自杀。十余万具尸体浮海。张世杰希望奉杨太后的名义再找宋朝赵氏后人为主，再图后举；但杨太后在听闻宋帝昺的死讯在后亦赴海自杀，张世杰将其葬在海边。不久张世杰在大风雨下溺死于平章山下，南宋的抵抗势力宣告瓦解。
至此，中国已经全部沦陷。蒙古能够占领整个中国，与其说是蒙古骑兵有强大的战斗力，倒不如说其实是宋朝与西夏、辽国、金国相互恶斗的结果。在面临外敌时，中国人不能团结一致，才导致蒙古人有机可趁，进而影响世界格局。这个惨重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7、领导人被俘的最大耻辱：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
蒙古被赶出中国后，逐渐分裂成了瓦剌和鞑靼两部。鞑靼主张与明朝修好，而瓦剌则希望重现蒙古帝国的辉煌，不断侵扰明朝边境。
1449年2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当年7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明英宗决定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
7月17日，明英宗和王振带着50万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出发了。出发前只把北京交给弟弟朱祁钰留守，也不管敌情如何，也不商量作战方略，连后勤保障都没安排好，简直把亲征当作小孩子玩游戏一般。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3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猝应战。瓦剌军四面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明军死伤惨重。明英宗与亲兵乘车突围，后来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棰死。明朝50万大军，死伤过半。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这也是中国军队在与外敌军队战斗中失败最惨重的一场败仗，连最高领导人都被活捉了。
8、辫子引发的血案：公元1645年清军血洗扬州
1645年5月初，清军逼近扬州。晚明将领史可法拒绝了清军要求他投降的最后期限。5月13日，清军开始攻城。20日，扬州沦陷。史可法最后被残忍杀害。清军随后开始在扬州城内大肆杀戳，在10天内的血腥屠杀中，有将近80万人死在清军的屠刀之下！这样的暴行就连小日本也自叹不如！
不只是在扬州，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满族人犯下的血腥暴行数不胜数。据历史学家估计，在清军入驻中原的20年时间内，有将近一亿汉族人被清兵屠杀！这是令人多么恐怖的一个数字！
这是中国近代史前的耻辱序幕，这个辫子王朝200年后，终于被西方人拖进死亡的地狱！
9、近代耻辱的开端：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
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各个大城市到处都能看到吞云吐雾的烟馆。国家的白银大量流向欧洲。1839年6月，林则徐排除万难，在虎门公开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就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这种东西就迅速占据销毁鸦片，引起了英国人的震怒。1840年6月，由45艘战舰和5000名士兵组成的英国远征军气势汹汹地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中英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这是中国第一次和西欧军队交锋，这是以前中国人从没有碰到过的强硬对手。在自我封闭了约100年以后，满清帝国终于吞下了自己亲手酿造的恶果。在战争中，清军共投入了约20万人，各地的老百姓也自发组织起来抵抗外敌。每一个中国人都拼尽了全力，流尽了鲜血。但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滚滚潮流中，我们一败再败，永远都挡不住英国人前进的脚步。清军没有夺回一个英军据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国人高歌猛进。（摘自网络）
也说毛泽东不待见知识分子作者：元令2013
近日看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为什么不待见知识分子》。
文章中说：建国以后，新中国必然面临众多的知识分子，而国家的发展，也离不开知识分子。毛泽东非常清楚这一点，知识分子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此，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方针就是改造世界观，“剥掉他们的政治资本”,可用而不能重用。
文章中还说：对于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来说，“臭老九”一词并不陌生，它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这顶毛泽东发明的“桂冠”，中国知识分子戴了近二十年之久。毛泽东是非常聪明的领袖，他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一类是搞自然科学的，这类知识分子不会去思考政治，政党，社会，研究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最好，因此，历次政治运动，对他们冲击最小；一类是搞人文科学的，这类知识分子最爱提意见，乱批评，攻击政治，因此，历次政治运动这类人都是运动对象，狠狠打击。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怀疑与不信任，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最高表现程度。
我不敢苟同这位先生的上述观点。我们建国初期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清末民初过来的人。他们都经历过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等，可以说他们都是些经风雨见世面有个性的热血青年。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的5月4日，是一场发生于中国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他们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等多形式来对抗政府，是爱国运动。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完结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就此，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在列强面前显得软弱，使国人异常不满，从而上街游行表达不满。当时最著名的口号之一是“外抗强权（对抗日本侵权），内除国贼（惩除媚日官员）”。
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自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至1926年北伐战争之间，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他们追随“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是探索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的思想文化运动。
其实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代。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展，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智力来源。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革。到了民初，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同时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这些知识分子在民国初期开始分化，有一部分受马列主义影响、加入到共产党。一部分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加入到共产党，也是对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可谓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英雄各有所长，如鲁迅等。
就是这些有真知灼见、又有鲜明个性、又是经风雨见世面，而且“有角有楞”的知识分子，建国以后毛泽东能容得这些追随过“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知识分子，对他毛泽东“指手画脚”、“指点江山”吗？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等的品头论足吗？可以说，毛泽东是肯定不待见这些知识分子的，在这之前他早就发明了路线斗争打倒一大批了。相比之下工、农、兵还是单纯、听话的，也好领导。就从这一点上，老知识分子就应该装聋卖傻向工、农、兵学习。
我们以毛泽东一再夸奖的，那个大名鼎鼎的鲁迅来说。鲁迅之子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的一段话：“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鲁迅又怎么样？如果建国以后他不好自为之，还是犯那个“毛病”，对一些社会现象或者一些党的政策，指指点点，品头论足，甚至激烈抨击，那他只好去监狱里呆着。如果在监狱里能“苟延残喘”活到文化大革命，那革命小将也肯定不会饶了他。
可以说，建国以后在革命大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学生，都称不上什么知识分子，也可以说他们在科学技术上几乎没有什么建树。建国以后取得的科学技术成果，都是在老知识分子的带领下完成的（如“两弹一星”），我们的学校只是为了党培养了大批的干部。特别是“文革”时期，学生学习的都是“语录”。这些人只能说是党的驯服工具。
如果我是语文教师
周国平
我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是中学语文教师，我会怎么教学生？
对这个问题不能凭空回答，而应凭借切身的经验。我没有当过中学教师，但我当过中学生。让我回顾一下，在我的中学时代，什么东西真正提高了我的语文水平，使我在后来的写作生涯中受益无穷。我发现是两样东西，一是读课外书的爱好，二是写日记的习惯。
那么，答案就有了。
如果我是语文教师，我会注意培养学生对书籍的兴趣，鼓励他们多读好书，多读好的文学作品。所谓多，就要有一定的阅读量，比如说每个学期至少读三本好书。我也许会开一个推荐书目，但不做统一规定，而是让每个学生自己选择感兴趣的书。兴趣尽可五花八门，趣味一定要正，在这方面我会做一些引导。我还会提倡学生写读书笔记，形式不拘，可以是读后的感想，也可以只是摘录书中自己喜欢的语句。
如果我是语文教师，我会鼓励学生写日记。写日记第一贵在坚持，养成习惯，第二贵在真实，有内容。写日记既能坚持又写得有内容，即已证明这个学生在写作上既有兴趣又有能力，我会保证给予优秀的语文成绩。
我主要就抓这两件事。所谓语文水平，无非就是这两样东西，一是阅读的兴趣和能力，二是写作的兴趣和能力。当然要让学生写作文，不过，我会采取不命题为主的方式，学生可以把自己满意的某一篇读书笔记或日记交上来，作为课堂作文。总之，我要让学生知道，上我的语文课，无论阅读还是写作，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独立见解。
我最不会做的事情，就是让学生分析某一篇范文的所谓中心思想或段落大意。据我所知，我的文章常被用作这样的范文，让学生们受够了折磨。有一回，一个中学生拿了这样一份卷子来考我，是我写的《面对苦难》。对于所列的许多测试题，我真不知该如何解答，只好蒙，她对照标准答案批改，结果几乎不及格。由此可见，这种有所谓标准答案的测试方式是多么荒谬。
租界真相，欺骗了多少天真的爱国青年作者：知而获智
租界真相，欺骗了多少天真的爱国青年民族主义愤怒青年提到近代史，经常咬牙切齿地提到“租界”。我的这篇文章告诉你“租界”的真相，化解你的仇恨。
租界真相一：许多租界是中方自愿划割的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个租界，是上海租界。可是关于它的来历，爱国愤怒青年会不假思索地说：“一定是英国军队拿着枪逼迫大清国划割的！”但是，真相并非如此。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了英国人有权居住在上海，但是并没有答应给英国人在上海划一个租界。其实，是上海道台“宫慕久”害怕中国人和英国人杂处、滋事、影响自己的乌纱帽，于是他自愿把上海县黄浦江的河滩上一块不毛之地、划给英国人当租界。宫慕久和英国人签订的开辟上海租界的条约，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签署于1845年，当时，英国军队早就从大清国的土地上撤光很久了，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谈判并签约的，是英国领事“巴富尔”，一个文官，不是武官，更没有英国军队参与谈判。
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这样的文字：“……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
这段文字是一个重要信号：道光皇帝要求宫慕久在安排英国人入住上海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闹出什么问题来，要“永久相安”。怎么样才能“永久相安”？那就只有划租界了：把英国人和中国人隔开来、互不往来，这样才能“永久相安”。这里，划租界的动机交待的很清楚：并非出于英国军队的胁迫，而是出于皇帝老板要求“永久相安”的政治压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份《上海租地章程》。
不但上海租界是自愿划割的，旧中国二十七个外国租界，自愿划割的还有的是，我再举个例子：厦门鼓浪屿租界，也是清政府自愿、主动划割的。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害怕日本染指福建，故使出“以夷制夷”老招数、把西洋鬼子引入厦门，闽浙总督许应骙?在给厦门地方官的电报里，写得很明白：“……引洋人来鼓浪屿，兼护厦门、东防日本……”。在这里，一个“引”字，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我就不深入罗嗦了。关于鼓浪屿租界自愿划割的这则史料，出自于厦门政协编的《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
这还不算，我再举一个例子：天津美租界，也是清政府不但自愿、而且是主动划割给美国的。一开始，美国领事受宠若惊，还不敢要，举棋不定之下，美国领事拍电报回华盛顿请示，华盛顿正在忙南北战争呢，无暇回复，美国领事又不敢贸然放弃（怕华盛顿事后追究责任），于是只好暂时接管。1880年、1896年，美国先后两次向清政府提出归还天津美租界，可是，你知道清政府的反应是什么吗？清政府的反应是：不作反应。到了1902年，美国领事无奈之下、只好将天津美租界转送給英国，并入了英租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下《天津通志：租界志》，才能对天津租界的历史，有比较客观的了解。
其实，大清国自愿给人划租界这事儿，还有一个旁证，那就是比利时、意大利这些军事小国，也和大清国签约、拿到了租界。对于比利时、意大利这些军事实力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大清国都赋予了他们租界，所以，如果再说划租界是被迫的，实在是没有人相信的。
再举一个旁证：1843年，英国人想租用广州十三行对岸的河南田地数十亩，但是该片地的地主和当地群众都不同意，不想出租，最终结果怎样呢？依据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租界史大事记》的记载：英国人“未逞”。“未逞”的意思是：英国人也只能干瞪眼。这是证明清政府没有受到武力威吓和逼迫的一个具体的案例证据。
事情的根本真相在于：划租界并非出于被迫，而是清政府根本不想管洋人，让洋人自己管洋人，是清政府最愿意的事。况且出租地块又有地租可收（下文会提到），所以清政府并不感觉是多大的事儿，只是爱国青年急了，这叫什么？这叫皇帝不急太监急。
以上是大清国自愿给别人划割租界的事实，但是，还有让你更掉眼镜的：中华民国，也自愿给洋人划过租界。例如，二次革命时期，为了解决革命党人盘踞在法租界搞颠覆政府活动的难题，1914年4月7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与法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一份条约如下：1、法国承诺中华民国：法租界不得窝藏革命党，一有查出，立即逮捕法办、或驱逐出境；2、中华民国政府同意：法租界面积扩展至15150亩。
北洋政府自愿划割（扩展）租界的这个事实，是依据《上海租界志》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租界扩张》。
可见，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划割租界给外国，而且是自愿的，甚至是主动的。这就是残酷的真相。
租界真相二：租界并非是免费的
爱国愤青有个误会：租界是免费的，洋人是白住的，是洋人抢走我国的土地。可是，又对不起了，这又不是事实。
洋人租用大清国的土地，基本上，都是需要付费的，要么是付费给清政府，要么是付费给民间的地主。
其中，《上海租地章程》第六条规定：“商定地价”。也就是说：英国人租用上海滩，不但要付租费，而且费用还是“商定”的，换言之，并非是英国人单方拍脑袋决定的。
再举个例子，1843中英《虎门条约》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白：英国人在中国租地，租金“以当地市价为准”。例如，当年11月25日，英国人在广州租了一块地，租期25年，每年租金六千元洋银。
不但如此，得知英国人出手阔绰、一租就租一大片地，有的广州人竟然把英国人当作“大客户”来看待。1846年6月，广州市民蔡老六，购买了广州沙螺西塱堡内寺岸村安姓的围地一共十六亩多，以及其它海旁地若干亩，拟租給英国人谋利。但是，蔡老六遭到当地村民的抗议、并阻止了这笔生意。
为什么有的广州人愿意租地给英国侵略者呢？因为租地有收入（市场价），既然是市场价，那么，租给谁都一样，地主并不会因为租给英国人而遭受到什么实际损失。
再举个案例：1843年11月27日，英国驻广州领事要求租用广州石围塘围地，该块地皮是中国商人潘绍光的物业。地主潘绍光同意出租，但要求英方：必须补偿佃户搬迁损失二万两，否则，不能强拆。
英国人不但租用现有土地需要向中方交租，连英国人自己填河生成的新土地，也需要向中方交租。例如，广州沙面租界，是英、法两国人花钱从珠江河水中填土而新造成的，共花费32.5万墨西哥元，其中，英方出资4/5，法方出资1/5。他们自己填造而成的土地，需要按亩向清政府交纳地租！每年每亩1500钱。
以上四则广州租地案例，出自《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租界史大事记》。这些，都是英国人有偿用地的证据。
租界真相三：中国人民对租界趋之若鹜
这是最令爱国愤青尴尬、最令爱国愤青不能自圆其说之处：租界既然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的地方，为何中国人民对其趋之若鹜？人民群众这个“用脚投票”的现象，“值得警惕”。
首先讲讲中国人入住租界的历史由来。起初，清政府为了不滋生事端，在《上海租地章程》里明文规定：不准英国人在租界内把房子租给中国人（换言之：不准中国人入住租界）。后来，小刀会暴动，上海人民不顾一切、涌进租界躲避战火，使租界人口暴涨了几十倍。英国商人看到了商机，他们搭起“经济适用房”、出租给躲避内战战火的中国人牟利。英国商人纷纷说：“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挣钱！中国人来租界住了，我们更好挣钱！”于是，英国领事开始吸引华人入住租界，甚至开始阻止中国人外流。以上史料，出自《上海租界志》
缺口一旦打开，中国人开始向租界蜂拥而进。举例说说天津英租界，这个地块在未开辟之前，仅仅住有十几个中国人，人烟荒凉。租界建立后，由于司法清明、治安良好、远离内战、没有匪患等原因，大量中国人涌进来居住。到1938年，天津英租界已有人口76815人，其中中国人72087人，占总人口的94％！以上史料，出自《天津通志：租界志》
不但如此，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多少富人、官僚、明星、革命家拼了老命往租界挤。例如，1923年，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竟然宣布：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往天津英国租界办公！堂堂一个大国，连它的中央政府，都要往租界挤，这是什么笑话？这不是什么笑话，这是真实的历史，是出自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真实历史。
连著名的“民族脊梁”鲁迅，也长期住在上海（日本）租界里面，而且他还说过“租界好”的话。1933年1月26日，鲁迅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诗：“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鲁迅这个自白，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鲁迅全集》第16卷第356页。
不但亲日人士喜欢往租界挤，连抗日英雄、民族魂，都喜欢往租界挤。例如：张自忠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住在天津英租界。为什么象张自忠这样的抗日英雄、爱国烈士，住在英国租界里面、当“亡国奴”，竟然不感到羞耻呢？这问题你得问问张自忠。张自忠的案例，出自天津人民出版社《近代天津名人故居》这本史料。
正如前文“小刀会起义”案例，中国人民喜欢往租界挤，还有躲避内战的因素。例如老天津卫的知名企业家刘锡三。刘锡三本来在华界办草帽厂，可是遇上民国初年无休止的内战，根本无法安心做生意，刘锡三无奈之下，将工厂迁到了天津法租界之内，才有了和平的经商环境，企业才因此而做大。
刘锡三在天津法租界开办的“盛锡福帽厂”，由于经营得当，竟然打败了当时风靡中国的日本草帽、将日本草帽生生逐出了中国市场。刘锡三的案例，出处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81页，张鹏程的回忆文章《驰名中外的天津盛锡福帽厂》。
再举一个例子：1932年，红军杀入福建省漳州县。在此前听到风声的厦门人民，已经有好几千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红军实际杀入漳州之后，又有25000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这个史料，出自厦门市政协编写的《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146页。
当人民的大救星临幸厦门的时候，厦门人民不但不发扬“军民鱼水情”的精神、不但不箪食壶浆，而且还要往“帝国主义的怀抱”里躲，厦门人民的反动精神，真的发人深省。
租界真相四：租界法治清明近代史教育说：租界是帝国主义欺负、迫害中国人民的地方。如果撇开特例不说，不得不承认，真相刚刚相反：租界是当时中国领土上法治最为清明的地方。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人犯罪，依英国法律管；中国人犯罪，依中国法律管。所以，在1850年代的时候，上海租界里的英美巡捕，每次抓到中国人犯，都移交给上海县的清朝衙门办理。每天大约20起刑事案件左右。上海县衙门借口看不懂英文案卷，往往草率放人。重获自由的犯人往往再次潜入租界、继续犯罪。洋人对上海衙门的做法很不满。
这里透露了两个信息：1、在上海租界，外国警察抓到中国贼，是依照条约、送到清政府衙门的；2、清政府衙门放纵犯罪。这是很鲜明的对比。
爱国愤青喜欢谈治外法权、会审公廨。可是，会审公廨里的正主审官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上海租界的监狱也不是专门关押中国犯人的，它里面关押的洋人囚犯人山人海、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什么国籍的犯人都有。读者要了解上海租界的更多详细细节，请参阅上海官方编写的《上海租界志》，里面有许多客观的真相以及翔实的数据。在此不再赘述。
就连对待小贩，租界做得都不错。1928年，厦门鼓浪屿遍地是小贩，不但堵塞道路，而且有碍市容。但是鼓浪屿租界工部局不但没有虐待、取缔小贩，而且还与华侨王其华合作、建了一个“鼓浪屿市场”，将路边小贩安置到市场内、统一管理，给了小贩一条活路。肉食者如何对待穷人，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以上史料，请参考厦门政协编《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40页。
租界的法治清明，直接促进了大清国的司法改革，当年外国殖民者对清政府明着说：“只要大清国改善司法公正问题，我们可以归还租界”。这件事直接刺激了满清政府、并启动了晚清司法改革，废除了凌迟、枭首等一系列野蛮的酷刑，并建立了大清国的律师制度和人权保护的初步框架。如果没有租界，今天你还要杀千刀呢。
租界真相五：租界侵犯的是官家的利益，但有利于老百姓
近代史教育告诉青年学生们：租界是对中国的侵犯，但是它并没有说明：具体是对谁的侵犯？不得不说：教科书没有把话说明白。
租界侵占的是中国的两大权力：行政管理权、司法主权。
众所周知，大清国的行政管理权，并非来自于人民的选举，而是来自于满请独裁皇帝的指派。换言之，帝国主义侵略者侵犯的是大清国皇帝和官家的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这才是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治外法权：租界内适用外国法律。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大清国的立法权也不在老百姓的手中，而是在满清独裁皇帝和官家阶级的手中。换言之，帝国主义者侵犯的是官家的立法、司法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在独裁体制下，老百姓压根就没有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在清末民初年代，外国司法比中国司法更公正、更文明、更讲道理，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同时也是被爱国愤青最容易忽略和否认的事实。
不但如此，租界成立，首先带动周边的经济：消费、就业、市政建设……租界，对于官家和“爱国公知”而言，是心头一团淤血，可是对于老百姓而言，租界却是能带来实惠的一个好东西。这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爱国者爱国，已经爱到了不顾底层老百姓的实际利益了，可见这种“爱国”有多么的扭曲。
总之一句话：谈到“主权”问题，租界侵犯的是独裁者的主权，并不是老百姓的主权。租界对官家有害，却对老百姓有益。各位读者看待中国近代史，是站在官家既得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还是站在老百姓实际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诸位需要依据你的良知、作出选择。
而就算帝国主义侵犯了中国官家的利益，这种侵犯，也随着殖民主义的衰败，而逐渐在减弱、而并非是教科书上说的越来越严重。我举个例子，自从1930年开始，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相当于租界政府），就出现了中国人董事（即：委员）、参与租界公共事务的决策。换言之，帝国主义已经开始逐渐吸引中国人进入租界政府，不再垄断租界的行政权力。
租界真相六：大清国在外也有租界、治外法权
近代史教育有意误导你：只有帝国主义在大清国有租界、有治外法权，而大清国是不会这样欺负别人的。但是，爱国愤青们，又对不起了，这还是不符合事实。
早在1871年，大清国和日本签署了《清日修好条规》，文中有如下的约定：“…....两国指定各口岸，彼此均可设置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
换言之，依据《清日修好条规》，大清国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日本也在大清国享有治外法权。
这还不算，1882年，大清国又在朝鲜取得了治外法权。1884年，大清国更是在朝鲜取得了“仁川清租界”（即：中国租界）。大清国还在朝鲜驻军过呢…….凡此种种，说不完。
看，大清国也有“蹂躏”、“强奸”外国主权的时候：租界、治外法权，驻军…….应有尽有，一样都不缺。
这就是当年国际社会基本上没有人同情大清国、中华民国的原因：中国人在外也有过治外法权、租界、驻军……帝国主义侵略者干过的事，中国人一件也没少干。
租界真相七：租界的本质是保护经商安全
租界的本质，并非教科书上说的“瓜分”、“灭亡”……而是“保护经商安全”。租界，无论是外国在中国攫取的租界、还是中国在外国攫取的租界，其存在的深层次动机，都是外资对投放地司法状况的严重不信任。又要去那里投资做生意，又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怎么办呢？租界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才得以横空出世。
事实上，中国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也给予外国投资者税收减免优惠、也给予外国人司法上一定的特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国的人民检察院是不能随随便便逮捕外国人的，在逮捕外国人之前，地方检察院需要和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外事办进行沟通和磋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深入了解《刑诉法》，我在此就不赘述了。
总之，原理千古不变：要想外资进来，就得有所牺牲！这才是租界的深层次真相。
结语：中国近代史上的租界问题，从皇帝官家的立场看，和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立场去看，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
（本文 作者 冯学荣）
古人为何把夫妻之事称为“周公之礼”作者：福宁客
“成之以礼得幸福、成之非礼得不幸”，这不是道德律，而是价值律。
人们会把夫妻之事戏称“周公之礼”，其来有自。须知人类最重要的教育，从古及今，便是性教育，一则需要养成正常的伦理，二则需要养成优美的感情。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远古洪荒时代，人民野生土长，女不知有夫，子不知有父。男女成年，性生活与生育不可避免；而以一种礼制的形式来规范性生活，确定其权利与责任，生儿育女，男有妇，女有夫，子子孙孙知父知母，脱离远古洪荒梦寐野蛮，这能不说是一件极大极大的功德，也是觉悟的先民最重要的一件事业。
周公乃彼时这个民族文化和一切自然法的集大成者。周公制礼，最主要制的便是“风化”，就是这个“性关系”礼。其实“风化”一词的本意，很直接，就是以性关系性生活来训化教育人民，而不是后来说的那么蕴藉。今人更诧异的是，性生活如何还能化育人民呢？
“周公制礼”，所制之礼便是后世被推崇普及的礼教，即圣人制度。《礼记》所载诸种礼制，乃是围绕此婚姻制度为核心的家庭观念、道德观念以及诸种维护此婚姻制度的礼仪法度。我们可以看到随之确立的其实是家庭制度，和个人、家庭对国家的依附关系。有礼成婚姻，而后才算有婚姻制度。与这婚姻制度配套的社会制度成长起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确定了雏形，以人伦为道德基石的传统中华文明也随之自我发展、成熟起来。这当然是人类史的文明飞跃。
周公之礼的核心就是建立被约束的“性关系”和性道德，将“性关系”以男婚女嫁的婚姻形式立法规范，而不是随机野合，上不知君父羞耻，下不知家庭父母。夫妇为人伦之本，乃天地间人类生命所自出者。以“周公之礼”来喻夫妇人道，大义自在其中。而男婚女嫁、男娶女嫁这种家庭婚姻制度的确立，实在不是天然自然发生，实是远古圣人的创设，至周公而集其大成，遂得以凝固其形式而在全社会做普遍的推广。
如此“风化”，便是以性关系为核心建立起来的道路伦理规范教育人民，性关系不再是含蓄蕴藉的“阴阳调和”、“天地交泰”的虚无缥缈之说，还其实是“名教”的核心价值所在。《诗经》之《风》部，其主旨便类似于“性生活考察报告及指南”，或可称为中国的“爱经”。“风俗”便指各地嫁娶习俗，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婚姻、家庭、财产继承自然法。不过久而久之，人们忘记了“性生活”乃是礼教的基本点，反而将其他的听起来更高尚的忠孝节义之类，作为“礼法礼教”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固定不变的男娶女嫁也客观上造成了女子地位逐渐低落的现实，《鄘风？蝃蝀》诗中所谓“蝃蝀在东，莫之敢指”的怨叹，便也不无理由。
周公之礼教就是以人的性生活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社会道德伦理制度。《国风》，就是各国以性生活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教育大法。在周时，《诗经》是被雕刻在玉版上，传赐天下，以行风化之教。此谓“诗教”，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高妙最伟大的传统之一。中国古语云：“法不外乎人情”。诗教其中，既有事务性的技术提醒，也有人情心理的精微经验，将外在的伦理道德，内化为文化的传承，和审美的精神。（为提高博客整体可读性，本博所有内容均经过博主福宁客精心编辑，感谢并希望个别习惯直接摘抄的博友自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