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宏观考察
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宏观考察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必须把宏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这一论断，为当代文化建设及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指明了政治方向，尤其是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指明了政治方向。关于民族精神，近几年学术界常见有著作与文章进行论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热潮中，对于民族精神的讨论又不断深入。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文化背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回顾历史可以看出，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同步进行，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理论、文学现象本身就反映着中华民族精神，同时又传扬、汇聚和强化着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古代文学具有优秀的传统，可以说它是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认识，有说不尽的话题，在不少学术著作、学术论文中常见有精辟的、扼要的概括，表述也不尽一致。我根据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理解，也尝试着对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概括为八点，即载道、教化、救世、哀民、崇义、养性、言情、尚美。
1、载道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十分注重理性的民族，这突出表现在对于世间真理的追求上。所谓道，其意是规律，事理，其实就是真理。中国古代各派思想家都非常重视对于道的阐释。《易经》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又说：“吾道一以贯之。”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其中的“道”都是指一种真理。老子所著《道德经》的“道”，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的“道”，指的就是一种终极真理。先秦时文士们著书立说，无非是在阐扬自己所倡导的“道”。那时并没有今天所谓的“文学”这样的概念，先秦时出现的“文学”一词，含有文章和博学两种意义，包括现在所谓的文学、哲学、历史等。孔子《论语》中说“文学子游子夏”，是指这两位学生通晓学术及文献，而不是说他们两个擅长今天所谓的文学。墨子说“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又说“今天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①，其中的文学都是指当时意义的文学，而不是指现代意义的文学。到了汉代，开始把文与学、文章与文学区别开来，把有文采的、有艺术性的称为文或文章，把学术著作称为学或文学。六朝时，一般沿用汉代的说法，同时有人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文学”或“文章”的概念，指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而把学术著作称为经学、史学或玄学。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并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把明道和传道放在首要地位，因此后人说韩愈以传承道统为己任。宋代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使这个词成为一个意义固定的概念，也成为古代文人著述的一条重要的原则。由于宋代理学的兴盛，这时出现了重道轻文的倾向，不大重视文与学的区别，重新把文章与博学混为一谈，文学又成了一切学术的总称。一直到清代，文学一词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章太炎在《文学总略》中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书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从中国古代“文学”一词概念的演变，可以看出古代一直存在并延续着文以载道的传统。在今天认为是真正的文学的那些体裁的作品如诗歌小说戏曲等，由于受传统的文化思潮的影响，也同样贯穿着“文以载道”的精神。古代诗词除具有言志抒情的功能外，也常作为揭示哲理、传扬道法的工具；诗歌小说也总是含有微言大义，表现作者的所谓“道心”。明代的汤显祖说：“道心之人必具智骨，具智骨者，必有深情”②，强调道心和深情都是进行文学创作不可缺少的因素。明清评论家常说“词曲小道”，而小道也是“道”，这反映了载道的传统对于词曲创作留下的深刻烙印。
2、教化教化是教育和感化之意。文学艺术本身具有教化的功能，这一点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已有明确的认识。教化一词最早见于《诗大序》：“风，风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孔子谈到诗的教化作用，提出所谓兴观群怨四点，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亲，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③《乐记》谈到音乐的教化作用，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孟子也强调音乐的感化作用，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④荀子也有同样的认识，说：“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⑤后世的诗文小说也都有这样的功能，其作者也总是明确地以自觉推行教化相标榜。尤其是戏曲最为突出，因为戏曲通过演出，使识字与不识字的人同看，教化的范围更广大也更深远。元代夏庭芝《青楼集志》评论元杂剧说，宋元院本“大率不过谑浪调笑”，而杂剧则在“君臣、母子、兄弟、朋友”关系上“皆可以厚人伦，美风化”。明初，洪武皇帝朱元璋特别重视戏曲的教化功能，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或以教导不及，欲以声音感人，且俚俗之言易之乎？”⑥戏曲的这种教化功能在中国古代确实对社会民众产生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清代赵翼见他家中的僮仆懂得许多历史知识，很有感慨，作诗曰：“焰段流传本不经，村俗演作绕梁音。老夫胸有书千卷，翻让僮仆博古今。”⑦20世记初，陈独秀作《论戏曲》一文，其中说：“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⑧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⑨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继承着文学的这种教化的传统。江泽民说：“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正是在肯定文学的教化作用。
3、救世救世和载道、教化有密切的联系。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其基本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或称为经世致用。对于一个文人来说，平生的生活内容和意义就在于立德立功立言。这三者的位置关系是：首要的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才是立言。很多人常常是立功不成而转为立言，或者先求立功而后求立言。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大背景下，许多文学家首先不是文学家，而是政治家，他们在政治上难有建树，而后则成为思想家或哲学家、教育家等，因其有了著述成就而成了文学家。先秦时期的孔孟老庄诸子，此后的李斯、贾谊、晁错、张衡等，魏晋之际的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南北朝时期的王谢文学世家及庾开府、鲍参军等，唐诗巨匠李杜白及韩柳欧苏王安石曾巩这唐宋八大家，还有辛弃疾、陆游等，哪一个是单纯的文学家？哪一个不是抱定治国安邦的远大理想立志有一番作为的人？李白吟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诗句上长安的时候，恐怕并不是仅仅想当一个诗人。苏东坡进呈《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的时候，恐怕他的志向并不仅仅在于文学。辛弃疾吟唱着“醉里挑灯看剑”，心头难以泯灭的志向还是报国。《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生在元末乱世，始志并不只是写小说，有人说他当时是“有志图王者”。由于中国古代是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国古代文学家的队伍是这样的一帮人物，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救世意识就是必然的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穷困潦倒，没有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与条件，但他仍然没有放弃救世的心愿。第一回中写女娲炼石补天剩下的那块石头，“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这是曹雪芹以这块石头自比，表现出不能救世的无奈。古代文学家的这种救世意识，一直影响到现当代。鲁迅由原来的学医改学文学，是因为他觉得医生只能医人身体，而文学可医国民的灵魂，可见他从事文学创作正是由于一种强烈的救世意识的驱动。
4、哀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民本思想，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近几十年大家常论及的人民性问题。儒家学说中的民本思想是其最可贵的部分。孔子提倡仁政，认为应当“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⑩，反对横征暴敛的苛政。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见解，认为统治者得民心则得天下，失民心则失天下，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不仅儒家有民本思想，其他各家也都有民本思想。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也表现了对于民众的力量与精神的肯定。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反对那种“暴夺民衣食之财”的害民行为。后世一些盛世开明之君慑于民众的威力，也间或实行一些利民政策，如唐太宗听从魏征关于“民如江海之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的谏言，采取了一些使民众休养生息的政治措施。历代文学作家受传统的文化思想的支配，其作品中必然表现这样的思想感情。哀民的内容，一是对民众疾苦的同情和怜悯。民众的疾苦有来自自然的天灾、洪水、瘟疫等，也有来自社会的官府的搜刮、豪强的侵夺和战乱的蹂躏等，历代作家的作品中常写到这些内容，表现出深切的关注。二是表现民众的社会理想和生活要求，如减轻赋税、政治清明、社会安宁等。三是对民众中一些落后、愚昧、丑恶的东西的揭露和批评，如对某些不良习俗、野蛮现象、残暴行为等的揭露与批评。历代的许多优秀作品，往往是那些人民性强的作品。《诗经》里的名作如《硕鼠》、《七月》等；唐代杜甫的“三吏”、“三别”等；还有宋元明清的大量诗作，以及小说戏曲中那些反映民众疾苦的内容。这种传统也影响到现代和当代，鲁迅描写了一个普通国民的形象阿Q，对他的态度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5、崇义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义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在封建社会的思想体系中，义表现为一种社会理念和道德原则。在很多情况下，义还是判断是非与善恶的标准。义的含义非常复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同一时代不同阶层中的人们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义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主张的核心是仁，但他对义也有论述，如“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孟子思想的核心是义，他的著名的观点就是“舍生取义”。值得注意的是，封建时代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普通民众对于义的理解有很大差异。统治者最热衷宣扬的理想道德是忠，而普通民众最崇尚的理想道德是义。历代民众造反称为起义或举大义，英雄好汉称为义士，做好事称为见义勇为。对那些舍己救人、抑强扶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种种行为以及那些奇人奇事等，都加上一个义字，如义侠、义仆、义丐，还有义马、义虎、义犬等，一些救苦救难的设施称为义庄、义田、义学等。古代文学作品推行封建教化，以宣扬忠孝节义为主要内容，但其中对义最为推重。历代历史长篇章回小说多称为“演义”，而不叫“演忠”。明清时期出现的大量武侠小说也多标榜为义，如《三侠五义》、《小五义》等。《水浒传》又称《忠义水浒传》，其实里面以张扬义的内容为主。小说戏曲作品中颂扬的那些英雄豪杰，他们最闪光的品质是义，其中虽然也颂扬忠，但在很多情况下，在忠与义相矛盾相冲突的时候，作者往往肯定了义。如《三国演义》中关云长义释曹操的行为，对于刘备政治集团来说不能算忠，但作者却给予肯定。直到现在，仍然沿用义这个概念来表述某些英雄行为，如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这一事例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中崇义的文化精神，在当代仍然显示出一定的影响。
6、养性养性即涵养德性之意。中国古代文学的这一传统，也与中国文化精神交融在一起。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肯定的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所谓“修齐治平”，其中首要的和基本的是修身。这种观念反映在文学方面，则使文学创作活动不可能不带有修身养性的功能。前面所说的载道、教化、救世、哀民等，可以说是文学艺术的外作用，而这里所谓养性则是文学的内作用。历代许多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活动，有些以实现外作用为目的，有些则以实现内作用为目的。如陶渊明的田园诗、饮酒诗，谢灵运等作家的山水诗，就是这类作品。陶渊明的《饮酒诗》和李白的《月下独酌》等，其主要的功能当时在于内作用方面。唐以后许多作家写作诗词小说戏曲，常常自我标榜为“自娱”，有些文人在半生仕宦、退归林下之后，便开始从事文学写作或学术研究，自谓是“以著述自乐”。文学作家在自娱、自乐的时候，他们也往往受其思想观念的支配，自觉地承担着教化、救世的责任，自觉地表达着哀民的情感和崇义的精神，但同时也常常是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抒发自己个人的怀抱。他们在经历了世间的大悲苦、体验了人生的大烦恼之后，转而在吟咏山水、叙写故事的时候，寻求个人和社会、个人和他人、个人和自然的融洽与和谐。这样的作品的内容，有作者对自己为人处世的自我约束，也有作者对自己心态与情感的自我调适，并在这种自我约束、自我调适中获得快乐与满足。李卓吾有一段著名的话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积既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吐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这段话常被后人引用，说明有些文人为自抒胸臆而进行创作的情形。
7、言情追溯中国文化的渊源，历史上很早就有言情的传统。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情不是单指爱情，而是指人的情感、情绪。《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礼记·乐记》中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又谓之音。”孔子编定《诗经》，最早肯定诗歌的抒情特征。《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从先秦到两汉时期，对于情的认识出现了将情与理对立的观点。由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也就必然出现教化和言情并存或对立的状态。隋唐以后，关于言情的认识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到了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出现了反礼教、反传统的思想解放潮流，在文艺美学思想方面则出现了泛情论的倾向。所谓泛情论，把言情的一些观点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从文学创作方面扩展到社会政治、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用“情至”思想解释各种世间现象。如洪升说“看臣忠子孝，总有情至”，蒋士铨说“大凡五伦百行，皆起于情，有情者为孝子忠臣，无情者为乱臣贼子、匹夫忍人”等。人的情感和欲望原本属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范畴，而当涉及到文艺创造过程以及人同文艺、文艺同社会的关系时，人的情感和欲望的问题又必然进入美学的范畴。西方文艺美学或者强调“爱”，或者强调“性”，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则强调情，这是由于中国同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及民族审美心理具有明显差异，中国式的言情分明带有中国特色。中国古代文论常常论及情，主张文学作品应当表现人的真情，应当以情感人，作品中的人物应当是富有真情实感的艺术形象。尽管各个时期不同的文学思潮在文学艺术的一些基本观点上有明显分岐，但在言情这个问上则表现得大同小异。
8、尚美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崇尚美的。这里所说的美和当代美学所谓的美属于同一范畴，但其内涵却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先秦时期的那些历史著作如《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理论与哲学著作如孔孟老庄诸子文献等，以及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桓宽的《盐铁论》那样的政论文等，当代学者研究文学史时都把它们看作文学作品，是因为这些作品确实都具有文学美的属性。根据我个人的理解，这些作品的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形象之美。先秦时期的历史著作及后来《史记》那样的历史著作中有鲜明的人物形象，这和后来戏曲、小说、文艺散文那样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具有共性。如《左传》中的郑子产、宋襄公、流亡于列国的晋公子重耳及其随从狐偃、介子推等，《国语》中的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及范蠡、文种等，《战国策》中的苏秦、邹忌、冯谖、荆轲等，《史记》中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廉颇、蔺相如等。先秦史传著作以及《史记》、《汉书》那样的历史著作中的许多情节展现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因此当代的文学史著作称这些历史著作为“史传文学”，是有道理的。先秦诸子的政论类著作中穿插的一些小故事，里面也有不少生动的形象。二是趣味之美。重视趣味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前面所说的先秦诸子及后来的一些著名的政论文章，之所以被称为文学作品的另一原因是它们都写得很有趣味。趣味可分为理趣和情趣。古代优秀的理论著作和政论文章以及后来的许多哲理诗都富有理趣。宋代的包恢说：“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理论著作或文章能写得有趣而不枯燥，这就能显示出文学性。中国古代诗歌既重视理趣，也重视情趣，这一点在古代大量的诗话著作中有许多论述。最重视趣味的是古代的戏曲。明代的戏曲评论家评价前人的戏曲作品，常常要肯定其富有趣味的特点。如王骥德评论《拜月记》“时露机趣”，汤显祖主张以“意趣神色为主”，吕天成提出“别有机神情趣”，都在“趣”的问题上表述了自己的见解。清初黄周星说：“制曲之诀，虽尽于雅俗共赏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古云‘诗有别趣’，曲为诗之流派，且被之弦歌，自当专以趣胜……知此者，可与论曲。”综观诸家所论，他们或言情趣，或言机趣，都把有趣看成戏曲作品的灵魂，有之则灵动活现，无之则呆板干瘪。因此，有趣味确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三是语言之美。这一点是每一个中国人深有体会的，也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有识之士公认的。中国的文字本身是美的，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的作品，其语言都是美的。前面所说那些政论文章和著作之所以算是文学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的语言美。中国古代作品的语言整齐，简练，节奏感强，生动传神，既具有形式之美，又具有意境之美，还具有神韵之美、音乐之美等。总之，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一种尚美精神，反映在文学艺术方面则形成一种贯穿古今的尚美传统。
以上八点，是我所认识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主要的方面。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内容，但总括起来最突出的还要数这八个方面。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认识中国文学传统所表现与折射出来的民族精神，对于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疑具有借鉴的意义。同时还应当看到，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还具有复杂性和延续性。所谓复杂性，是指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不仅有优秀的一面，而且还有落后的和反动的一面。古代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总是不能摆脱历史的和时代的局限性的阴影，总是要夹带或承载着旧时的丑恶，形成传统的负面遗存于后世。诸如在长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作用之下，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愚忠愚孝观念，轻视妇女、轻视下层劳动者的统治阶级思想意识，及时行乐、玩弄女性的腐朽人生态度，以及宣扬宿命论、鬼神论等迷信愚昧思想观点的倾向等等，在今天看来属于应当抛弃的糟粕。所谓延续性，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和古代各种文化思想、社会意识交织在一起，具有根深蒂固的特点，不会轻易地因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消除。它总是要顽强地延续到以后的时代，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构成因素。古代文学传统中优秀的东西和反动落后的东西都具有这种顽强延续的力量。因此，我们今天考察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要正视传统的延续性和复杂性，既不简单否定传统，也不粗暴割断传统，而应弘扬并继承传统中优秀的一面，舍弃或改造传统中反动落后的一面，以与时俱进的态度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繁荣当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建设具有新的时代特色和生命活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注 释：
①《墨子·非命中、非命下》。
②《睡庵文集序》，见《汤显祖诗文集》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15页。
③《论语·阳货》。
④《孟子·尽心下》。
⑤《荀子·乐论》。
⑥(清)梁清远：《雕丘杂录》。
⑦《瓯北诗抄·里俗戏剧，余多不知，问之僮仆，转有熟悉者，书之一笑》。
⑧见1904年《安徽俗话报》。
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334页。
⑩《论语·学而》。《孟子·尽心上》。《墨子·辞过》。《论语·阳货》。《论语·里仁》。《焚书·杂述》。《长生殿·开场》。《香祖楼》第十出《录功》。《答曾子华论诗》，见《敝帚稿略》卷二。《制曲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