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阿龙
大家好，我是李阿龙，别名宏侠，号雄狮。1928年生人，本人对中华民族资产、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及国共两党和谈等历史问题颇感兴趣。希望对上述问题有看法、有见解的有识之士发表观点，共同磋商。以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早日实现。
寻父
父亲：李畅 江西人
1946年2月27日在重庆分开后至今无音讯，希望知情者与我联系。
寻母
张跃钦 浙江吴兴人
1930年9月在三江口分手后再无音讯，望知情者速与我联系。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张跃钦，外婆李惠玲，外公张旭．母亲是一八八七年四月十三日亥时生，出生在广西梅县，祖籍浙江吴兴，乳名丑妮，娇娇，在家排行老六，有四兄一姐．
母亲在美国远东情报学校上学，是美国远东情报学校第十期毕业生．
一九零四年任孙中山秘书期间，曾与父亲在法国参加过国际梅协会议，用名李艳淑．
一九零七年国际梅协改组为世界红十字会，中国为红十字会上海七十四分会，母亲任秘书长．
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二四年，母亲与周恩来，刘娜等人在法国学习时用名文仪蕊．学生证号：008，班号KH447，毕业证号APD14640（这是邓颖超告诉我的）．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父亲与母亲在中国大连天赐教堂举行了婚礼，证婚人：莫英（2008年2月份我在广西见到了莫英．她老人家还健在）、杨美珍女士．结婚时父亲送母亲鸡心项链一条，黄金梅花戒指一枚．
龙年龙月龙日龙时，母亲在贵州黄坪生下一子取名宝宝，小钧，后叫阿龙，现用名司马珍．这个男孩就是我．
为了工作便利，母亲几次更改名字，陈玉浈、陈玉珍、陈敬萍、陈慧兰、杨梅娇、陈梅、张美娇、袁小春、曹太珍、蒋春梅、阎玉香、李红梅等，都是她在各个时期用过的名字．
我是二岁零四个月离开母亲的，当时母亲曾把一块翡翠玉牌分为两半，一半是龙头凤尾，一半是凤头龙尾．为了我的安全母亲曾把我寄养在李德衡的姑母，我叫姑婆的李惠蕊家中．我与母亲分开前，我好像记得母亲背着我，我在背篓里吃花生，不知为什么母亲训斥我，我从口袋里取出花生让母亲吃，但取出的却是母亲枪里的几颗子弹．
母亲曾到过上海虹光路48号陈公馆，在陈立夫家任过家庭教师，我见过她，但不知是我母亲，记忆中好像她穿一件旗袍，旗袍上绣有花朵，在旗袍的钮扣间别着一支钢笔，还时常别着一块手帕，出入提着一女式小包，包的提带是木制的．
一九三二年七月在印尼会议上任命母亲为亚洲同盟会秘书长，九月担任亚洲同盟会会长．代号AA003314白莲花．
我现已到了古稀之年，母亲也过了耄耋之年，我与母亲分别了七十几个春秋，为了找到母亲，从我懂事开始就追着养母问个不休，有些事就是养母茉莉花告诉我的．后来上海的黄金荣黄老爷子告诉我母亲被害，为报母仇，少年的我查遍了档案找寻凶手的行踪，终在凶手藏身之地惩治了他，消了我心头之恨．一九九二年在邓颖超家提起母亲，姨妈才告诉我母亲只是受了重伤，还活在人间，我至今仍似信非信．
寻找母亲是我终生意愿，能再与母亲相见不枉我在世一场，一九九六年我养母去世后，我挂职踏上了寻母之路．寻遍大江南北，都徒劳而归．但愿在我有生之年，能再目睹母亲尊容，以报母亲的养育之恩．换句话能知母亲生否的消息都是我莫大的心愿．
我的父亲
一九四六年春，重庆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气氛很紧张，蒋公决意迁去台湾，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在留大陆？还是去台湾？思想并不统一，一部份人愿意随蒋公前往台湾，对去台湾充满着信心，喜不言表．另一部份人眷恋着生养自己的一片热土及家乡父老，乃至亲朋好友，迟迟做不出留或去的决定．
我刚步入青年时代，从百团大战督战归来，到参加接收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渐渐走向成熟，但孩子气的我仍无忧无虑，无所顾忌．象往常一样．家中大人们心情是沉重的，母亲在国外执行着一项特殊任务，我的一切起居由保姆陈美珍照应．父亲原本就少言寡语，自从审判了少将军张学良之后，他更加沉没不语了．
有一天，我闲逛．信步来到了蒋公馆，正当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之际，突然哨兵拦住了我，我抬头四下一看，蒋公馆今天突然增加了岗哨，气氛比往常紧张．往常蒋公馆是我常来之处，我与美玲阿姨情同母子．可今天的事，使我非常气愤．就在我准备走时，突然屋里传出了：＂密秘……＂，下句我就听不清了．
回到家我还是满脸怒气，家人问我为了什么事．我就把刚才在蒋公馆所见所闻陈述了一遍．我学此事是出于气愤，父亲听后陷入到深思之中……．
父亲在辛亥革命中，为了废除旧制，创造人人平等的生活，不顾自己的安危舍身奋斗，与许多前辈共同缔造了一个新的组织――国民党．在那段历史进程中国民政府的诞生象东方一颗闪烁的启明星，给国人带来了新的生活理念．但好景不长，自孙中山先生病逝后，蒋公一手把持政权．他的某些作为偏离了前辈们创见该党的原则，加上父亲与周恩来先生谈的来，也赞同共产党的某些主张．父亲不能叛离自己奋战半生创建的党，又与蒋公有着不同的见解，所以在重庆自己一直很消沉，蒋公疑心很重，即怕父亲又对他不放心．
就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国民政府举行的会议上，在会场上父亲突＂病情＂发作，等回到家时已心肌＂猝死＂．
父亲的突外死亡，蒋公就起了疑心，所以李府如临大敌，原有的警卫全部撤换，蒋公把他最得力的下属毛人凤调来主抓李府的警卫工作．这时的李府里外戒备森严．父亲的灵堂设在前堂，家人痛不欲生，母亲没能赶回国，小小年纪的我面对父亲的突然去世简直象五雷轰顶＼天塌一般．面对若大的一个李府束手无策．感谢父亲的几位结拜义兄及同僚们的倾力相助．
二月二十五是举行了追悼会，仪式很隆重．李宗仁主持、蒋介石致悼词．出席追悼会的各国使者：有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邱吉尔、女王伊丽莎白……等．各友好国家首脑相继发来了唁电．
国民政府有：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云贵川副司令李华堂、国民中央常委程思远、重庆市市长杨森等．
中国共产党派来吊唁的有：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
二月二十七日，将父亲的遗体葬在歌乐山附近．我为父亲立了墓碑，碑的全文是：先父，李公协合之墓．儿：阿龙敬立．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切看似平静的过去了，但我的心情是无法从悲痛中解脱．夜深了，一个人还在为失去父亲而伤心落泪．虽然父亲已经下葬了，但李府的警戒仍未解除，夜深人静，府内的人操劳了数日，各自休息去了．姑母李烈贞悄悄把我叫进了内屋，进屋后，见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是父亲！几天来为了父亲之不幸去逝使我处在过度悲伤之中，眼前的情景把我倒吓着了，直愣愣地站着，脑海里立即闪现白天把父亲葬埋了的情景，直到父亲叫我＂阿龙＂我才醒悟过来，原来父亲并没死，而是诈死．
姑母把我叫进屋，一是告诉我父亲还健在，二是让我想办法把父亲送往重庆的白市驿机场，并告诉我半路有人接．怎么走？李府内外戒备森严．忽然我想出了办法，让父亲男扮女装随那些女佣人混出李府．于是我跟姑母就为父亲装份起来，一切都着装正齐，只是父亲满脸胡须不像女人，我就劝父亲刮掉胡须，可他怎么也不肯，无可奈何我只好用一条围巾给他遮上．一切都准备妥当，我叫来几位女士，我还有姑妈把父亲拥簇着出了屋坐上我的车直奔机场．半路上迎面一辆轿车也奔驰过来，这是美国友人来接父亲的．自从父亲从我的车上下来，走进另外一辆车里，时间整整过了六十二个春秋了，六十二年来，我朝思暮想能再见父亲一面．六十二个春夏秋冬，我也走遍了大江南北仍不知父亲的消息．我只能在梦里与他老人家相会．
父亲的一生，应了他自己的话＂满眼烟云照四空，熙来攘往各西东……
父亲在我心中＂铁戈铮争戮马生崖，大江南北走遍华夏，求新生破旧制把星火点燃，为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隐姓埋名．
父亲当年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非要诈死隐姓埋名！我至止今日仍不解其中之意．
我心中的宋美龄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重庆度过的，出于年少顽皮，我常去蒋公馆缠着宋美龄阿姨让她伴我玩耍。那时的她在忙完正事之余，总是满足我的任何要求，她那慈母般的音容在我年少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我一生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曾记得：一九四五年国共双十协议签定后的宴席招待会上，有人在酒水中做手脚，要治毛泽东先生于死地，当时的我与毛先生并非太熟，而周恩来先生则是我儿时在上海就非常亲密的熟人。酒席中我装醉与毛泽东先生敬酒故意打翻了国民政府特工为毛泽东先生斟的酒水。蒋公一怒之下请来了您，当着您的面训斥我并警示您在今后所有盛大筵请会上不准我到席，当时我偷偷地看了您一眼，见您并没有怪我之意，也就没当回事地走了。
一九四五年双十节后您带我巡视白公馆。在白公馆见我的“幺叔”爱新觉罗云格格－化名李英，因在百色起义中协助过邓小平被告密而关押在白公馆，那时的我不管你们大人那一套，在您的房中我拿走了您的衣服、证件私自放走了“幺叔”。蒋公大发雷霆，一怒之下命令戴笠把我关进了戴公馆，七天后我出了戴公馆您未责怪于我，从那时起至今我总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对您说声“对不起”。二零零零年又是一个双十节来临，我有幸与当年那位身经百战的“幺叔”在遵义相遇，九十岁高龄的“幺叔”老泪纵横，仍念念不忘当年的那段情景。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凌晨三点我盗用重庆市市长杨森的名义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救走了那些不愿离开故土去台湾的志士及家眷，那是冯玉祥将军在当年三月二日的电文中让我协助的。那时的我不懂什么政治需要，只是义气用事，只要我认为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豪杰、亲朋好友有难都帮。不管我做了什么事您都从未责怪过我，您博大的胸怀容忍我几次冒犯蒋公。在我告知您庆龄阿姨有危险的消息时，我们坚定的站在了一起，我从上海把庆龄阿姨接进了重庆后又共同把她送去了香港。类似这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在我心中埋藏了几十个春秋。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为了我的安全，周恩来先生指示李克农密秘地把我接进了重庆曾家岩四十九号，三月十日我随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离渝去了延安。
一九四七年至今五十六个春秋我们未曾见面，今惊悉您仙逝的噩耗悲痛万分。我盼国家统一、亲人团聚。让那些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及特定环境中为中华民族做过有益的事情而意见又有分歧的人能落叶归根，让那些病故他乡的炎黄子孙“魂归故里”，以了却中国人这一古老传统理念。
宋美龄阿姨慢走！西归路上一路走好。魂视您曾撒下汗水劳辛过的热土。
这是我2003年11月1号得知美龄阿姨去世时所写，今逢清明，倍思过世之亲朋，特发网上让世人也了解一些我心中的宋美龄女士。
是金子永远闪光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八日春意浓浓。应陈大姐之约，我们一行三人来四川省仓山镇会一故人—邓贞。
邓贞，现名邓成玉，今年九十岁，是已故邓小平的堂妹。我是在上海与老人家分开的。时间已跃过了六十几个春秋了。六十多年再也没有见到她老人家，听说近几年来她不遗余力地托人打听我的消息，其不知我为了找她们弃职负债几下四川、贵阳、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甘肃、河北……等地找寻她们。单凭我微薄之力想全找到她们是万万做不到的。我便走到那都结交一些热心肠的人，拜托他们替我留意这样的老人。陈大姐就是其中一人。
三月二十号，我们在成都租了一辆面包车。急速驶向仓山镇，下午三点多才到达，四点多才找到了她的住所。一走进她住的房子，我的心颤抖了，眼前的情景使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四面漏风，抬头见云的房子。还是每月用二百元钱租来的。邓妈！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天哪！对越反击战中死而复生都没有流泪的硬汉子，而今酸痛的泪水也悄悄地爬出了我的眼窝。
百色起义曾驰骋战场的巾帼英雄邓妈今年九十有余。眼睛有疾、耳朵也有点不听使唤，我的到来她认为是哥哥邓小平来了，声调有些颤抖地说：“哥哥……”我告诉她，我是阿龙。一时她还未弄清我是哪个。停了一会，我把我小时候戴过的帽子递给了她，别看她是上了年岁，但思维非常敏锐。用手把帽子一摸，就哭了。并给在座的人介绍：“阿龙小时候我在上海带过他，有一次因为没给他买玉米，他一直闹，我还掴了他一下”这件事使她至今仍有悔意。接着哭里带笑地说：“阿龙，我找你十四个年头了。本以为找不到你了……”泪水再一次冲断了她的话语。毕竟是经历过多难的人生的人，她稍加思索了一会对我们说：“明天我陪你们耍一天，后天我要去看病。本以为有病死了算了，今天我找到我的亲人了，我还要多活几年。”夜都深了，她仍坚持要为我们做饭，还亲自为我们找来了桌椅。看到老人如此高兴，大家都不嫌饭菜的简单，美美地吃着……说着……笑着……。
老人的身体我非常担忧，本想以我微薄之力把她接到身边看病。她拒绝了我说：“我的事情还没做好。”九十高龄了还有什么事情要做的呢？我一时摸不到头脑，因为时间太晚了我不好再打扰她的休息，就告辞了。
第二天，三月二十一号旧历二月二十九日，这天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老人把这一天也订为自己的生日。我们为她订做了生日蛋糕。等我们到达时，百米长、半米宽的通道挤满了人，我们一时也靠不到跟前，陈大姐建议我们先去看一下老人十几年来自筹资金修建的朝龙禅院。
朝龙禅院，离老人的住所有一里之遥，坐落在半山坡上，这座庙宇虽没有名山之庙那么华丽，但在仓山镇还算的上有规模的了。当地乞平安、求祥和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老人说她还有事没做完可能就是指这吧！
中午时分，我们一行几人下了山，再次到了老人的住所，屋里屋外仍是挤满了人，听说我们是远地的客人，大家都自动为我们让座，邓妈听说我们回来了，高兴地让人给我们端菜，并寸步不离地陪着我，告诉我以往她的身体好，每逢菩萨生日这天，她们三个人都要做四十几桌菜，供来往的香客食用。
我在朝龙禅院和老人的住所粗略地看了一下，来往的香客多的二元、一元，少的二角、一角，多少不等地在那香客簿上添写着自己的名字及所捐之款额。原来老人在朝龙禅院完工后，又在筹集资金修复仓山镇那已倒塌多年只剩一面墙壁的帝主庙，我不是史学家也不是考古学家，也没有时间来考察这座古迹的始末，但从那断墙上的精美图案来看，此处确实有一定年限了。老人的思想及所做的一切，用一句“是金子永远闪光”的评价比喻老人的一生是不过分的。
我要离开仓山镇了，老人依依不舍地把我送上了大路，久藏心中别离之苦的泪水再一次爬出了她那饱经风霜的眼帘，我几次返转劝她回去，但她执意不恳，走出很远很远仍见她依在那破旧不堪的墙边，凝望……！
红军妈妈的心愿
红军妈妈李秀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曾与许世友、徐向前等并肩战斗过。历经巴中战役、徐州战役并在红军过藏时，提前一年进藏为地方土司放牛，为红军查找出藏之关卡。
解放后党派她入川在南充任职，工作一直兢兢业业，后又进藏。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似洪水猛兽般冲击着每个角落，红军妈妈李秀珍也难逃此劫。那个年代凡能想出的酷刑她都尝过，南征北战、枪林弹雨都未使她退却，而文革确实使她心寒，万不得已只身一人带着一个几岁的养女风餐露宿、战战兢兢地离开了她奋斗半生的岗位，向着峨眉山奔来，乞求寺庙主持收留，那个年代人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谁还敢节外生枝收留他人！一个战场上威振敌胆的巾帼英雄为了她的养女和今后的事业长跪不起，乞求主持收留。俗话说的好“佛家以慈悲为怀”在她百般的恳求下主持收留了她们。白天她们躲进深山，夜晚回寺庙打扫殿堂以料理自己的生活。
为了寻找她，近几年来我几下四川。不想今天真的在四川的新都与她老人家见面了。性格豪爽的红军妈妈不减当年的英姿，风趣地说：“阿龙，我要跟你算算那五十块大洋的帐……”
说起那五十块大洋，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凌晨三点，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为救十七位爱国志士，使我身受重伤。周恩来命李克农将我从陆军医院救出准备向延安转移时，红军妈妈知道了此事，把自己多年省吃俭用节省的五十块大洋送我作路费及治病疗伤。今天九十高龄的红军妈妈对当年的事仍记忆犹新……。
闲谈中我恳求红军妈妈跟我到家小住几日，可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她说：“我还要为党做民意调查。”
红军妈妈把毕生心血都倾注在党的事业上，为群众谋幸福是红军妈妈一生的心愿。
我与毛泽东先生的初次相识
1945年8月至10月间，毛泽东先生与周恩来先生应蒋介石的邀请前来重庆谈判。毛泽东先生住在重庆歌乐山林园，与蒋公的黄山别墅只相隔一步之遥，不远处就是舅舅的住处-陈公馆。![[转载]李阿龙 流浪歌手阿龙](http://img.aihuau.com/images/30101030/30092842t016e3f6cde02ca379a.jpg)
我那时正处在少年时代，我是蒋公家的常客。有一天下午，我正准备去黄山别墅蒋公处。半路上迎面遇上了周恩来先生，他正伴随一位身材魁武穿一身灰色中山装的人在散步。我虽年少，但与周恩来先生是老相识了，他在上海时，我们就打过交道。周恩来先生曾多次授意我帮助过上海地下共产党转送机密文件等等。周先生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也有些他乡遇故人之感，周先生忙拉着我的手，告诉我眼前的这位魁武之人就是共产党主席-毛泽东。转身又亲切地对毛泽东先生说：“这是国民政府最年轻的委员。”那时我年岁虽小，但已是国民政府的特约代表。毛先生笑了笑操着湖南话说：“我知道，他是中国的第二个溥仪。”毛泽东先生很关心我，拉着我的手问我学习、生活很多方面的问题，我都一一做了回答。最后毛泽东先生深情地对我说：“你要对中国统一做出贡献。”我点了点头。这时周恩来先生把话题一转，告诉毛泽东先生我还是陈立夫的外甥。毛泽东先生听到此话，突然精神一振，不假思索地说：“好哇，我正想去拜访他。”于是周恩来先生就让我带他们一道去看望舅舅陈立夫。
舅舅陈立夫见到周恩来、毛泽东先生亲自登门造访，很是高兴，在他们寒喧过后进入正式话题时，我就独自到院外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蒋公闻讯也来到了舅舅家，他们四人打过招呼后，蒋公开门见山地对毛泽东先生说：“他（指舅舅陈立夫）是CC派头子，杀过很多共产党，你不记恨他吗？”毛泽东先生含笑地说：“搞统一战线不记前嫌。”蒋公不知当时是什么心情，听了毛先生的话后又转过身指着我说：“这可是中国最后一位小皇帝。”毛先生只笑不答。他们大人谈话，我又不能插嘴就悄悄地走了。
国共双十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为毛泽东先生一行举办了盛大的酒筵招待会。在这次招待筵上，军统局做好了暗害毛泽东先生的计划。当我得知此消息时已来不及通知周恩来先生。在步入大厅时我与周恩来先生相遇，在他握我手的时候，我小声对周恩来先生说：“注意你与毛先生的酒水。”
筵席的座位我与毛泽东先生的座位相隔不远，毛先生有周恩来、邓颖超、宋美龄、宋庆龄、李宗仁、张治中、邵立子等作陪。我们这桌有：董必武、李克农、杨森、陈布雷、戴季陶等等。
酒过三巡，我突然发现军统局的特工已扮成招待员混进了大厅，他们其中一人端来了酒为毛先生斟满了酒杯。我一看，事情不妙。端起酒杯装着酒醉的样子赶过来与毛泽东干杯，我一手端着杯子，另一只手有意识地推倒毛先生的酒杯，因为用力过猛酒杯顺势掉在地上。周恩来先生的思维非常敏锐，他一见我的举动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一把扶住我，就在这一瞬间，我用力握了周先生的手，暗示他酒中有毒。见此情景，李克农、戴笠、陈立夫、邵立子、张治中等几乎同时赶了过来。这时的蒋公非常生气，喊到：“阿龙喝醉了，快把他扶走。”接着有二个卫兵把我扶了出去。
我被送回家，如在往日父亲非训我不可，可这次父亲并没做声。第二天，共产党代表邓颖超等亲自到府上道谢。
张治中、邵立子一再说：“没有阿龙，我们险些成了千古罪人。”可他们哪里知道，当天下午蒋公就把我叫了去，当着美龄阿姨的面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并训示，今后一切政府级筵席再也不准我参加。
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张灵甫
一九四七年五月，孟良崮战役国民党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战场失利，义子张小甫为其尽孝在战场上以死顶替。
张灵甫巧装打扮，偷偷地潜回了陪都重庆。孟良崮之战使国民政府锐气大减，损失惨重，蒋公为之震怒。张灵甫的战场逃亡，更加激怒了蒋介石。当张灵甫出现在蒋公面前时，蒋公二话没说立即下令将其关押在重庆梅园十一号，等待张灵甫的是军法处置。
张灵甫抱着活命的侥幸心理才秘密潜回重庆，回来也是死的结局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此时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求生是万物之本能，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人。求生的欲望迫使张灵甫再一次挺而走险，暗地托人找我母亲。母亲当时任国民政府秘书长，她不便出面协调，随手为他写了封密信共六个字“想活命找阿龙”。
张灵甫接到此信可算吃了定心丸，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能丢了此信，快快找到阿龙救我。六月末七月初，准确时间我已记不清楚了，因为是秘密处决张灵甫没有发布公告一类的文字，是我接到母亲信后与张灵甫的送信人约定，什么时间执行提前告知我。
重庆是雾都，六、七月份又像一个大火盆，酷暑难耐。通往梅园的马路两边山重峰叠，宪兵警备森严，路上除了押送张灵甫的那辆轿车行驶出的声音外，可以说天上飞鸟飞过的声音都能使哨兵的神经紧绷起来。
押送张灵甫的车刚一驶出梅园十一号，我的马车也离开了李公馆。大约三十分钟我的马车与押送张灵甫的汽车相遇了，早就做好准备的我，马上将一具与张灵甫一样着装的尸首让押车的宪兵抬上押送张灵甫的汽车，张灵甫则象九魂出窍的僵尸猛然一炸，麻利地跳上了我的马车。
我安置好了押解张灵甫的宪兵，才报告了张灵甫已死亡。由于那具尸体死亡过久而且面目全非，验尸官告知蒋公此人不是张灵甫。蒋公听罢“娘希皮、娘希皮”大骂不休，并一再查问那个时间段里谁从此路过，等宪兵告知只有阿龙的马车路过时，蒋公又大骂“娘希皮，一个人能救走他吗？”直止蒋公撤到台湾仍不知救张灵甫确系我阿龙所为。
百岁高龄的张灵甫，现已改名换姓很自在的生活在贵州一带，他真是福大、命大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都是有惊无险。
山西督战的小插曲
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间，我随卫立煌、薛岳去了山西督战，那时我年岁虽小，但已是国民政府军事高级督察员。
我和薛岳到了山西后的第二天，我看到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家的门上挂了一块红布条，这就标志阎家又添人进口了。冒失的我清早起床就去阎府道喜祝贺阎老汉老来得子，我不去道这个喜也罢了，谁知我一进门双手一抱：“恭喜阎司令老来得子。”阎锡山夫妇二人立刻满面愁容的说：“这哪里是我又得一个子啊。”于是就把他大姑爷二战区前线指挥郭永春，又与他的七太太生了一女之事讲给我听，并说他的女儿还在后院，他老两口正为此事发愁呢！我一看这老俩口一筹莫展的样子，就建议阎老汉到外面茶馆吃茶去。当我们进入茶馆后，阎锡山仍是满面愁容，说这孩子究竟怎么办？怕他女儿跟他女婿闹翻脸，当时也是我灵机一动，说“郭永春老家人还在否？”阎锡山告诉我还在，我说“那就把她们母女俩送到郭永春的老家吧”。阎锡山一听此话，茶也不喝了立即赶回了家，用轿子将这母女二人送往了郭永春的老家。
没想到在二零零四年三月份我与郭永春相见时，他63岁的这位女儿已离开了人世，我已是六十三个年头才与郭永春再次相遇，谈到山西督战他还感激我救过他一命。
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全国抗日战争进行的非常艰难，就山西而言，战场上双方战成了拉锯式，而郭永春前线指挥很不得力，国军人员损伤严重，薛岳几次提议上奏蒋公就地处决郭永春以示军威。当时的我年纪虽小，但我认为郭永春在前线确定卖力，再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而且我们是住在阎锡山的家中，如果上奏蒋公，真的下令军法处治了郭永春，阎锡山是绝对不会与我们前来督战的督察员善罢甘休的。我就把这些想法说给了薛岳听，才保住了郭永春的项上人头。说也凑巧，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郭永春指挥的娘子关战役反败为胜，郭永春凯旋归来。抗战胜利后我们一起受到了嘉奖。
在龙虎山的日子里
一九四八年，我随党中央从陕北延安转移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从延安转移到西柏坡的儿童、少年、乃至原来被称之为小八路的孩子们，多数都被自己的父母认领去了，剩下一些孤儿，党组织都一一做了安排。我的母亲在海外执行任务，父亲一九四六年正月一十九日在重庆“病故”。我就随养妈茉莉花－袁秀英到了山西的卧虎山。
我与养妈虽居住在卧虎山，但大多数时间是在阎锡山的阎公馆渡过的。养妈不但要照顾我，而且还要料理周恩来总理收养那几十个孤儿。每天的事务非常繁忙。我在她身边只呆了几个月，她就把我送到了江西的龙虎山。
江西的龙虎山，山清水秀，自古以来，此处就是地杰人灵的锦秀河川。养妈送我到龙虎山出家为僧。在龙虎山我拜慈心、帝心、宫心为师，法号－明秀。别号－九令童，是三心的关门弟子。我有几位年长的师兄，他们是：明日、明月、明星、明辰。（日月星辰）；明海、明阔、明天、明空（海阔天空）；另有明扬、明谦；师姐：明莲。
那时交通不便，又没有快速的通讯工具，庙与庙之间的往来全靠脚力，我每年都要往来江西的龙虎山与山西的五台山送信、探亲。从江西龙虎山到山西五台山单程需要半个月，甚至二十几天。有时也可以坐一些短程的车、船。但百分之八十的路需要一步一步的走。那时刚解放，南方有些地方还没解放。沿途旅馆之类的栖身之地很少，几乎没有。每次出发还要背一大布袋干粮，馒头、窝头之类的食品晒的干干的。累了就在荒山野地里休息，饿了就啃几口硬的像石头一样的干粮，渴了多数都是喝沟、渠、河里的水。一个人走就得早起，不敢夜间走路，那时野兽还很多。太阳下山前就要找一个离村不远的地方。躲在农家的麦杆垛里或乱草堆里过夜。有时能碰上个好心人，把我让进他家草棚里过夜。但像这样的好事还是很少有的。
一九四九年冬天，我与二师兄明月从江西龙虎山步行去山西五台山，由于事情急没做什么准备就出发了，二天后我们就断粮了，沿路化缘。等走到河北地界上我二人实在饿的不行了，就啃路上马车过后压出那条条冰溜子。就这样我二人挨过了将近三天的时间。等到了河北阜平县境内，我二人连冻带饿倒在了荒郊野外。耳边不时传来远处村在庆新年的鞭炮声，可疲惫的身驱已站不起来了，渐渐地我已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我与二师兄都慢慢地醒了过来，等我们还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时，人们为我二人端来了饭菜。原来在我二人冻饿昏倒后，正巧阜平县民兵巡逻路过此地，才救了我二人。
几天后，我二人的身体已有所恢复，就千谢万谢地离开了阜平县武委会。现在忆起真是后怕，多少年来我一直对人念叨这些救了我们的恩人。并借此机会再一次感谢老区人民，感谢阜平县武委会的同志们，千谢万谢我师兄二人的救命恩人。
一九四八年末至一九六四年将近十六个岁月我一直生活在江西的龙虎山。
一九六三年末我又一次从江西龙虎山步行到山西五台山，因为有重要的事要找我养妈，所以我先到了卧虎山，在卧虎山等了几天都不见养妈的踪影。我又到处找仍不知她的去向。找不到养妈我决意不回龙虎山，于是就沿街乞讨。一年的光景过去了仍不见养妈的影子，有一天，突然来了二个人把我领到了山西省委招待所，养妈一见我就抱着我放声大哭，我要了一年多的饭，脸也没地方洗，僧袍早破的不成样子了，这突如其来的情景使我傻了，呆了数分钟后才掉下了委屈的泪水。
养妈茉莉花原名：袁秀英。她的名字虽不在名人录上，但她是国家有功之人。周恩来总理在革命时期收养的几十名孤儿，都是她出资扶养大的。这次我从江西来时正逢她老人家被隔离审查，因为那时是四清－全国上下都在搞运动。所以她也不例其外。
养妈受审结束后，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派人到江西龙虎山找我，去了的人回来告诉她，我在一年前就下山回山西五台山去了。这时养妈大吃一惊，赶忙派人四处找我。自己确不辞苦去了京城。一方面她在这场运动中受到的打击太大，她的头被人推成了阴阳头，身心受到了凌辱。另一方面不见了我的行踪。养妈就对周总理说：“找不到阿龙，我决不回去……”
周恩来总理好言劝回了养妈，立即给江西省委、山西省委去了电话，指示两地留意像我这样着装的人－僧侣。
我在太原市乞讨了一年多，而且是个僧人装扮，很多人都知晓，山西省委转发了周总理的指示后，立即就有人报告了：太原市宽银幕影院外常睡着这么个人，所以才有人把我送到了省委招待所。
我的这次遭遇使养妈再也不放心让我去江西龙虎山了，就地与省委有关领导协商，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同意，破例让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才是：天数变迁，三界之内皆无奈。
五十五年泪重逢
爱新觉罗·云格格出生在清末帝王之家，虽受帝王家族的礼仪约束但也接受着新思潮的影响和教育，青年时代的她，为了追求向往一种新的生活，女扮男装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士官学校曾与戴季陶、蒋介石等同出一班。回国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后是红七方面军领导人之一，百色起义曾与邓小平等并肩为武，化名—李英。
一九四五年夏，李英突然与家父失去了联系，长达三个月之久。李英是父亲结拜兄弟中的老幺，在她未暴露女儿身之前，我们都是直呼她幺叔。对于她的秘密失踪，家父与他的义兄们非常着急，曾多方打探，均音信皆无。
一九四五年国民政府的双十节到了，这天的宋美龄着装整齐，庆典结束后她要去歌乐山中美第二招待所（即白公馆）视察。那时的我已是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高级督察员，我们陪她同行。到了白公馆她们忙他们的事去了，我一个人独自到关押犯人的那座楼，当我走到楼上我迎面靠右边的一间小屋时，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人向我招手示意，我越看此人越面熟，突然“幺叔”的面孔呈现在眼前，原来幺叔参加百色起义的事被人告发，蒋公即下令在七月十八号秘密地把她关押在白公馆。三个月的监狱生活使她露出了真面目—女儿身。这时她已经意识到能否脱险就在此一举，急招手示意我靠近她，待我走近这间小屋时，隔着门她小声跟我说：“阿龙，快把我被关在这里的事告诉你父亲。”此时的我顾不得等她们同行，一个人就沿着崎岖的小路急匆匆地回到了李府。到家后，直奔父亲的卧室上气不接下气地把我在白公馆见到幺叔的事说给父亲听。后经父亲的多方查寻方知有人诬告幺叔是共产党。蒋公命令毛人凤秘密逮捕了她。一时间营救幺叔—李英的几个方案全部落空，因为幺叔是重犯，她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曾带着国民军协助邓小平百色起义，因而在关押要犯中她还是重中之重。这时国民政府的部分高级要员方知李英就是爱新觉罗云格格，同时也知道她是女扮男装。
一时间营救李英的几个方案都落了空，父亲就与我商量，叫我去跟蒋公要人。蒋公虽与父亲政见不同但他是个孝子也非常疼爱孩子，儿时的我与蒋爱国常在一起玩耍，我也常常欺负蒋爱国，但蒋公从来不偏袒那个，多数都不理我们打闹之事。从儿时我出入蒋公馆就很随便，但此事任我跟他怎么讲他都不允，蒋公的不允，好像伤了我的自尊心，我就按照父母们的提醒，如蒋不允就寻机取走宋美龄的衣物及特别通行证。几天来我都装作无事常到蒋公馆玩，有一天趁他们不备我真的拿走了宋美玲的衣服及特别通行证，并顺手拿走了蒋公放在桌子上的一张加盖印章的手谕。
拿到这些后我又进了白公馆，告诉幺叔衣服与证件放在什么地方，原白公馆边上有一厕所，幺叔去厕所时从厕所爬了出去。我就找茬跟外面那个看守闹个不停，幺叔就乘我与看守纠缠之际从厕所爬出后穿上美龄阿姨的衣服拿着她的证件顺利地离开了白公馆逃出了重庆。
幺叔李英的逃走，加上蒋公馆的失窃，使蒋公大为震怒，命令戴笠关押我，我被关进戴公馆，李府闻讯上下人心焦燥，舅舅几弟兄，父亲的义兄以及国民政府很多高级将领与蒋力争，这时蒋公正在气头上，怎么也不肯放我。
一个星期过去了，家人的心情不言而喻，所有能接近蒋公的人都在为我说情，可蒋公怎么也不肯放我。这件事也惊动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我的义兄，温得尔.威尔基。他的到来使蒋公无可奈何不得不放了我。从此我及家人在蒋公的心灵深处埋下了隐患。为此事宋美龄阿姨对我也有了诚见（因此事没有跟她商量）。
2000年又是一个双十节，我应邀来到了贵州省遵义市，在这里巧遇我的幺叔李英，九十高龄的幺叔一见我双手把我紧紧抱住，嘴里不停的说：“阿龙啊！阿龙，五十多年来我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今天终于落了地，我怕在我走之后蒋介石把你杀了……”而后泪水代替了一切。庆幸的是当年的幺叔现在是遵义市远近闻名的幺爹了。
往事不堪回首，屈指一挥间五十五个春秋，我现已白了少年头。幺叔一个南征北战的巾帼英雄已是九十高龄。只是不知战争使我们走到一起的异国义兄温得尔.威尔基的现状如何？
在此遥祝他身体康健合家团圆，也希望在战乱年间我失散的父母、兄弟、姐妹能早日团聚。
这是我与“幺叔”分别55年后第一次见到她时写下的，但当时“幺叔”不愿意公开她的身世。如今“幺叔”于2006年9月17日与世长辞，我把我知道的这件事也就是“幺叔”不愿公开的一段经历告诉大家。一是表示我对她的哀思。二是感谢遵义市政府、遵义市中华路街道办、遵义市市民王大学及那些我知道和我不知道姓名的好心人，多年来对她的照顾。三是想告诉曾经认识过她的人和不曾认识她的人，“幺叔”爱新觉罗·云格格、百色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李英，也曾为中华这块热土守望过。
我的师兄明海法师
我的师兄明海法师，明海师兄一九零五年出生在山东乳山市南黄乡东洋水村，俗名：迟发。官名：迟经树。师兄的童年家境贫寒，幼年以乞讨为生。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军入侵山东。师兄毅然走上了抗日前线，在韩复渠的二十六旅与日军转战于胶东半岛一带，战功显赫。后被提升为韩复渠的副官。跟随韩司令在山东一带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军。
一九三九年，蒋介石杀害了韩复渠，师兄悲愤之极。看破红尘，千里迢迢投奔江西龙虎山拜圆星为师，削发为僧。
几十年来，为宏扬佛法，师兄苦心修行，今终成正果。
师兄明海是当今佛学界的大德高僧。
我的义兄们
一九四一年，我在南京总统府时，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但当时在总统府里我有着少帅的美名，我的衣服、上下着装与总统－蒋介石的着装都是从法国订做回来的，肩章也大致相同，蒋公是职务之需，而我则是为使我开心而已。
当时的我，为人豪爽、仗义疏财，为正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深得相处的同龄人、年长者等的喜欢。因为少年贪玩，经常出入美国驻中国的领使馆，天长日久就跟美国使馆的人熟悉了。
记得是这年的三月份，有一天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温得尔·维尔基提议结拜之事。他比我年长三十几岁。于是我们就择了吉日在美国领使馆六兄弟结义。
当天前来祝贺的有：李宗仁、冯玉祥、张发奎、王兆铭、刘湘……并在当日的新华日报，大公报上刊登了这条消息。
我的五位义兄是：
大哥：温得尔·维尔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
二哥：杨 杰－中将、国民政府陆军大学校长
三哥：陈 卓－北平市警察局局长
四哥：廖宗泽－少将、云南站站长
五哥：马茂林－少将、河南安阳城防司令
六弟：李阿龙－国民政府国大特约代表（我本人）（宏侠）
一九四五年双十节后，为救共产党红七方面军领导人之一李英，蒋公下令责承戴笠把我关押在重庆的白公馆。我的家人、亲朋与蒋公交涉都未达成放人的协议。为此惹恼了我的义兄们，二哥杨杰、三哥陈卓、四哥廖宗泽联手软禁了美国特务头子梅罗斯，紧接着五哥马茂林又扣压了在河南安阳办事的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
几天来蒋公不知梅罗斯的下落、更不知郑介民的去向，心急如焚、焦燥不安，是大哥温得尔·维尔基得知消息后才与蒋公达成了双方都放人的协议。
我被放出后，梅罗斯回到了重庆，亲自找到我说：“阿龙，就这点事找我去跟蒋说不就了结了……，不过他们这几天对我还很好。”
五哥马茂林则不依，他不见我本人决不放郑介民回重庆，是我亲自去了安阳他才放走了郑介民。
我为救李英－爱新觉罗·溥云，五位义兄为救我，使的蒋公一怒之下将三位义兄一一调离了岗位。
三哥陈卓，从北平市警察局局长调往，国民政府警察署，任署长之职。后去了香港。
四哥廖宗泽从云南站站长调往，兵工署督察处任处长。后随蒋公去了台湾。
最惨的是二哥杨杰，蒋公准备拿二哥开刀，杀一儆百。我很快就得到了这个消息，立即以我个人的名誉给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写信联系，后亲自护送二哥杨杰去了云南。一九四九年又送他去了香港。
五哥马茂林在我的劝说下集体起义，协助共产党和平解放了河南安阳。后五哥改名，马本学。
大哥温得尔·维尔基在中国解放前回到了自己的国家－美国。
我因为《双十协议》会议后救过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后又多次在周恩来、冯玉祥的指示下帮助救助过共产党人，掩护国民政府的高级将领及其家眷撤离重庆，致使双腿受伤，至今阴天下雨仍疼痒无比。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由李克农将我从重庆陆军医院转送到重庆曾家岩四十九号，几天后我随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人员离渝去了延安，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还为我题写了“横刀立马、吒咤风云”几个大字。并请来了外国医生为我治病。从那时起我们兄弟天隔一方、遥不能相望。
一九四七年至二零零六年，五十九个春夏秋冬。我救过的红七方面军领导人之一李英－爱新觉罗·溥云已于2006年9月17日在贵州省遵义市中华路家中病故。五哥马茂林也在四川省广元家中故去。其他人我一直得不到你们的消息。
我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时时刻刻都在思念着我亲如手足的义兄们。我们的友情是山不能阻、海不能拦，如天地长存。
这真是，宇宙－蕴育天地万物，使者－春夏秋冬。大千世界永恒，任万马奔腾铁戈鸣，代代骄雄似流星，后人知几芳名？！青山依旧、苍海桑田、江河奔流、时代变迁……。但愿在这瞬息万变的某一刹那，我能有幸得到其他兄长的消息或子女们的近息。以慰我与你们当年结拜地心愿：“有一人活在世间就要对任何兄弟的子女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