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糕的故事第三部第四部 炊事班的故事第四部

第三部 堤垸廿一载

“遣 右”

一九五八年四月，431团党委在上级党委的指示下，活学活用谋略之道，一弃“团及团以下单位不反右”的诺言，将鲁祖道、徐华映、郭瑞山和我四个，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鲁和徐被定为“极右”，我和郭定为“一般右派”。那位一言未发的老胡被定为中右，让他“自愿申请”“转业”去了黑龙江的北大荒。

四月十八日广州军区空军军亊法院以【（58）法字第68号】判决书对我进行了缺席判决：“开除军籍、剥夺军衔”。。

四月十九日广空党委给予“开除团籍、撤销职务、降为行政23级，转交地方另行分配工作或劳动锻炼”的决定。

这一切发生之后，在傻等“转交地方……”一个多月的期间，我每天在别人用完早歺后，才去食堂端上一份早点，坐在角落处吞嚥不知何味的食物。然后穿上便服遛出营房，步行到越秀山上无人処呆坐着，直到很晚才回营区。也曾一连六天到剧院去看湖南省花古戏剧团的演出，並不是喜爱花古戏，而是借周围观众和舞台上的乡音来驱散心中的惆怅和悲愤。可这些恰恰又勾起了更多的忧愁：真不知道如何向乡邻和家里的亲人交待降临在我头上的横祸；如何向那已是风中残烛，又倍受癌症折磨的慈母，倾诉我的冤屈；如何向一直在盼我回家继承中医祖业的严父，陈述我再也无法承传薪火的罪责；如何向那既要没日没夜地出诊，又需带着年仅四岁的儿子怀沈，艰难生活的妻子去剖白我的冤情呢？

这天，当人们都休息之后，我悄无声息地回宿舍，端起在食堂工作的老乡为我打好送在桌上的冷饭，以开水泡热塞进胃里，草草洗漱后，倒在床上想着该如何面对即将被“转交去的地方……”；领会到往日亲密无间的战友，一夜之间形同路人的凄惨炎凉，我心如止水，万念俱灰，突然产生一种生不如死的念头……。此时幸司药这位同室三年的战友，从他的药房回到宿舍，将一本精美的日记本放到我的胸口上轻轻地说：

“估计也就这两天，你们四个要离开部队了，对你的遭遇我非常难过，这一个月来目睹你的行踪，我为你耽心、为你着急，可又无法为你分忧，作为朋友我很内疚。这件小东西寄讬着我的全部情感，坚信你我一定有重逢的那一天。”

我手抱日记本一下子坐了起来，缓慢地打开一看，内夹着他的一张５吋照片，首页有他工整的题词：

朝高友：

同志现今不适矣，但我始终相信你。待到云开日出时，互称同志百称美。

幸思章1958年5月22日

望着这饱含深情的纪念册和诗句，入伍八年来我第一次失声痛哭了……。他挨着我坐下，手搭在我的肩上轻轻地拍着，没有说出什么话来，只是用脚拍打着地面，意思是说：情况已经这样了，只有脚踏实地面对一切了。

他的良苦用心，在我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的火苗，我没有理由埋怨其余人的退避三舍，但猛省到人间自有真情在，不信我没有重回福建山军营的机会。

五月二十五日开始了我的“遣右”之路，原以为是一般意义上的去劳动锻炼，却是由政治处保卫助理员易治平佩枪押解，此情此景，令我突然想起韩愈给韩湘子的那首千古绝唱：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本为圣明除弊政，敢将衰朽惜残年？

云橫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此番情景令我不由地感到，昔日拾骸韩湘子，来朝白骨葬荒洲？可能是我的归宿。

从广州火车（东）站上车，乘开往武昌的硬席车厢，整个车厢几乎清一色的黄军衣。第二天下午一点多钟在长沙下车后，自挑行李（我的行李最简单一口藤条箱子内，放着几套军装和少许书本，一套军用被帐和脸盆）步行至轮船码头，木偶似的干坐在候轮室内，哪儿也没去（哪儿也不让去）。

晚上11：30分，登上小火轮，坐在宽仅３寸、高不足尺的长条木凳上，昏暗的灯光下，朦胧中发现绻缩在一起的，还有不少同是穿着无领章帽徽的陆、空军军官服的难友。12点整，随着一声凄凉低沉的汽笛声，火轮启锚离开码头，船后江岸的灯火越来越远，越来越暗，最后是一片漆黑，除了底舱的轮机声，难友们挤在沉寂的轮舱里，偶尔一丝丝抽烟时燃起的微弱火星，才能发觉这些往日朝气蓬勃的国防线上的英武男儿，竟是这样百无聊奈。渐渐地抽烟所产生的几点荧火也没了，被无端摧残了几个月现又接连呆坐了三十多个钟头的难友们，陆续挺不住身躯而将头埋在膝盖上睏了。

我借着船工们不时巡视的手电光，发现那几个佩有肩章帽徽的解差，都瞪着鹰隼似的目光，注视着我的难友们，他们就不乏吗？他们此刻好像在为我和我的难友们承担着“守护”任务！那么他们是在为我和我的难友们的安全尽职尽责吗？我看不到更揣不透他们的心！

二十七日小火轮在草尾停靠，下船步行18里到大同闸，每天一班的风帆船早开了，便在小饭店内挤了一宿，油灯下，除了躺着为来日忧思外，别无所从了。

王家湖囚身

二十八日帆船到了，除了我们这批着黄军装的外，还有另外一些人。这种只要有风，不管顺风逆风都能斜着行进的帆船。在微微的逆风中，硬是折腾了近五个来钟头，才到达目的地——国营大通湖农场的老河口。坐在岸边的草地上，等了两个来钟头，才陆续驶来一些由水牛拉的木轮牛拖子。解差吆喝着我们装上行李后，让我们跟在后头又走了两个来钟头，才到达“煅练”的目的地——三中心队（后改为分场）三生产队，一个建立在血吸虫窝里的王家湖围垦区。组长何连喜领着几个工人帮我们搬行李开铺，他是劳动模范，有些腼腆地说：

“我代表三组全体职工家属，欢迎同志们来我们组锻练，这里条件很不好，委屈大家了，等一会就开饭。本来应该让同志们多休息两天，可眼下是农业生产大忙季节，总场通知不能多休息了，真不好意思，明天请大家准备好，后天我来带大家出工。”

我们四个人分开了，我和郭瑞山在一块，同组的还有张长远、顾志鹏、毛家槐、詹世忠、马仕超、刘路顺八个（后来又增加了高景云），我们庆幸自己分在一个有好组长的组里。

所谓的宿舍是立起的木柱，用芦苇稻草绞成茅腊烛，以楠竹片夹住，拿牛屎和泥巴糊上当墙，稻草盖顶；地面潮湿，一踩一声响，一提脚一个鞋印；所谓的床铺则是用木桩支起两根长木头，铺上竹片、芦苇和稻草的通铺，各人的行李就堆在各人的铺上。一切停当之后，何组长带我们去食堂吃饭，每人一缽子米饭，就着摆在地上的杂菜子汤和干萝卜片炒辣椒，八个人一围祘是一桌，尽管一路上几乎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但我们谁也没吃完这一大缽子米饭。

晚饭后无处可去，躺在“床”上缓解一天的疲劳。傍晚时分，突然一阵猛烈的、类似机场附近所能听到的那和战鹰超低空飞行时的呼啸声响过，不知其故的难友们，不约而同地起身跑到“屋”外去看，黑压压一大片的飞禽，几乎是擦着屋顶自东向西掠过。站在晒坪里的何组长介绍道：这是漉湖水面觅食的野鸭群，牠们要归宿到荒洲去过夜、产蛋，明天一早，天朦矇亮时，牠们就又会飞到湖里去谋生。回到铺上一直在想：我们从岭南的五羊城左迁至这云梦泽中，也是来用“劳动锻练”以换取新生的，那么还能像牠们一样再迁回去吗？牠们一个轮回是一天，那么我们这个轮回会有多长呢？

此时猛然想到不久前在广播、报纸上听到和看到的习仲勋所说的一个意思：“通过一段短时间的劳动锻炼，来一番脱胎換骨的自我改造，争取摘掉右派帽子，尽快回到革命队伍里来。”他所说的短时间是多长呢？是一年两载吗！

24岁的我，有着一身在部队锻炼出来的钢筋铁骨，有着在东北零下二十几度的冰天雪地里，尚可坚持每天一个冷水澡而无所畏惧的勇气，有着在家干过一些农活的劳动基础，这一年两载的锻炼又祘得了什么。我一定能以最快的速度摘掉帽子，重返革命队伍！包容万物的大自然，能敞开心扉让野鸭群自由飞翔，难道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的光辉政党，会将其追随者终身囹圄于堤垸？

脱胎換骨

我并不知道脱胎換骨的真正涵义，按说应该是孔圣人所教诲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吧。可人家提出来的似乎是说：要毁灭掉由我父母所给予的、纯洁的、与生俱来的躯体，換上按别人所要求的，肆意捏成的新的躯壳。可我知道那只是艺人——如泥人张手下的工艺品，这样的一个它又能干什么呢？人家需要的是能走、能动、能干活的活物。但喊不出万岁！万岁！万万岁呀！可是没经脱胎換骨的我，昨天以前的我，自打认定了马列主义，跟定了中国共产党，就会喊万岁，出自内心的高呼万岁，就认定走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条路了。可这样认定、这样做的结果，却又被斥之为资产阶级右派。那么到底该如何来脱如何去換呢？我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把父母所赋予的躯体不当一回亊，不当玩意儿啦！，只有能使躯体徹底消灭的方法、手段、功夫才是可取的、应该的、必须的。因此我忘记了肉体的痛苦，捨死拼命地干活，超乎自身体能地承担一切脏活、重活。123斤的躯体，硬是去挑321斤的东西，目的很明确：我要向人们证明，我在尽一切努力消灭父母所给予的肉体，去换取一个别人所认可的躯壳。

我虽然在家干过一些农活，但那是父母捧着护着，力所能及的，是使父母既高兴又耽心的一种轻松愉快的劳动，使我能茁壮成长的一种享受。我曾以其为家乡的解放和解放了的家乡，去工作去战斗；以其为部队的后勤事务去拼搏，使我的身心健康纯洁地发展起来、净化升华。

可眼下的现实是人家不稀罕这些，人家画定的圈子是：置之死地而去求得一线生机。我用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取得了人家所希望的“脱胎換骨”。

赌 命

为了多种粮，集中全队的男劳力，将一条废堤和一条废沟开成水田，要插单季晚稻（这类田属计划外甩亩，所产粮食则并入双季稻里不计祘面积，用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放“高产卫星”夺红旗），热火朝天的场面确也壮观。我被指定用箩筐担石灰撒到废沟里杀死蒿草沤肥料，杀出不少鱼和白鳝（鳗鲡），工人们嫌牠专吃死人而不敢吃，我们则如获至宝。休息时各组奉命测试壮劳力：用大箩筐装上湿土，边上土边踩紧夯实，做成堆尖堆尖一担，每个人都必须挑一挑。但能挑起的没有几个人。说工人们早就过了此关，为验证其话不假，我们组的工人张才清（有名的大块）做了示范表演。然后让每个“锻炼的”试一试。

何连喜组长则善意地告诫我们：“千万别霸蛮，要量力而为”。看得出他并不赞成这种测试方法。

我想：既然人家要“试”，总不能不参加试吧！大家七嘴八舌地在猜它的重量，张大块说：也就两百多斤吧！听说只两百多斤，便陆续有难友上去试起来。但没有起得肩的。马仕超是身体最棒的，试了两次才勉強起了肩。在人们的怂恿下，我紧了紧皮带，活动活动了筋骨，拿起扁担（一根粗竹杠）放到肩上，两腿取骑马桩式站稳，十个脚趾往下抠紧，运了运劲，气贯丹田之后，慢慢往上伸直了腰。全身的筋都暴起老粗，两只箩筐同时离地了。在欢呼声响成一片的氛围下，我咬紧嘴唇挪动了脚步。在人们的数数声中，移动了六小步。是何连喜组长大叫放下时，才平稳地放下了。接着占世忠也担起走了一步就甩下了，后再无问津者。这时人们拿秤一箩一箩称了称，总计是321斤，青年工人丁祖泽告诉我，他们并未如此试过，他责怪我是在赌命，我说这命本就不属于我了嘛！他说：

“你这一来倒也令人刮目相看了，再不要这么蠢了啊！

扮突击桶

我和工人们一道，参加一九五八年在中华大地上狂热掀起的大跃进运动中的第一个“双抢”战斗——早稻抢收扮突击桶。双抢动员会上规定的早起床是五点，可我们的桶长邱绍斌同志为抢得最高工效，三点钟就把我们：工人周育根、“锻炼”的马仕超和我偷偷地拉起床，摸黑下田投入战斗，其紧张神秘气氛，比作战有过之而无不及。部队一次战斗的強攻突击也就一时的亊。这双抢时的突击桶，则是在４０度以上高温下，赤脚泡在齐大腿深的血吸虫疫水里。每天14个钟头以上的紧张劳作，一上阵就是20多天的连续作战，骄阳似火，烈日如荼。蚊子咬、毒蛇威胁、菱角刺扎、蚌壳片切脚、镰刀割手指。尖刀似的禾蔸桩子挂小腿上的肉。从早到晚，全身泥水裹着，就没一根干纱。

守卫上甘岭、攻克柏林、董存瑞炸桥头堡，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千古绝唱，但一九五八年发生在地球上的这场大跃进，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双抢突击桶轶亊，是旷古劬劳，惜未为文人墨客们所瞩目，未能用确切的文字载诸史册。

“买淡干鱼放生”

一九五八（戊戌）年八月一号、农历六月十六日这天，是我的25岁生日，除了参军前在家的时候，母亲会为我特意加歺外，我没有为自己过一个生日。囹圄“高墙”的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还有没有下一个生日，很难逆料。想起妈妈廿五年前的今日所遭的难，和九千多天来对我所赋予的博爱，现正挣扎在癌魔肆虐下，风中残烛、瓦上寒霜的老人，我不禁涙眼朦胧，料到我十有八、九会再也见不到她了。突然萌发出要报答的奇想，可是以我的身份，岂敢造次，但碰巧这天是八一建军节，想到往年今日在军营里的热闹场景，今天含冤受屈被逐出军营，我于心不甘。但我不能不为自己八年军旅划上个句号。于是我掏出20元钱，请隔壁四队小卖部的人为我安排了酒菜，约了原431团的三个战友和组上的三位难友，加上青工丁祖泽、周育根，以庆祝八一建军节为名，扎扎实实地连干了三大杯，可心中默念的却是祝母亲平安康泰。丁祖泽煞有介亊地向从部队转业来场的支书丛昌慈汇报了此亊，丛支书在不同场合表扬了我对部队的深厚感情，我却内心泣血。而同组的老大哥张长远则批评我是“买淡干子鱼放生——不晓得死活！”

48年后的今天，我突然想到：我的子孙们能感悟到他们老人的良苦用心吗？

一担壮谷·两个胖女人

早稻抢收后，产品晾晒、扬场，入库，成了农活的重中之重，除照顾劳力好的干部家属外，还安排一些劳动力特強或有这方面特长的男劳力到晒坪干重活。。毛家槐这个南京城里长大的人，竟很快地掌握了扬场的技巧。我则以劲大著称，所以双双被安排晒谷。产品整理（有风则用掀板扬；无风就用风车车）和挑谷进仓，这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翻扫扫、而是定额2000斤／工日。一般是６个人每天平均要完成12000斤，但不是每天都进仓，而是每组两天一轮。入库这天要在下午三点以后，产品整理验收合格后，另从田里抽４人专门挑谷过秤。通过跳板送入仓库，其距离在50米以上。也就是说：两个钟头内每人要用肩膀挑7000斤左右的重量。晒坪的温度在40度以上，即便不动不挪，也是酷热难耐，挥汗如雨的了。

这天保管员王光辉（人送外号王麻子）有事晚来了一会，三个组都在等他过秤进仓，我准备挑的一担谷，连皮120斤左右，见没有开秤，副组长何伏才说：“许满秀和聂满珍（许的男人是理发员，聂的男人是事务长苏正武）你们这两个胖堂客们谁重些呀？”

她俩都说自己有120斤。

“那你们两个都坐到李朝高要挑的这担谷上，一头坐一个，看谁挑得起又走得最远！”

这一加起来总共可就有360斤重。

见没有人敢试，他又激我：“老李，你挑起过321斤，又锻炼这么久了，应该力气更足些了，何不试一下给我们看看！”

大家也跟着起哄、和卵泡，硬把这两个胖堂客摁到谷箩上坐好。何伏才平端起扁担，要她俩坐好抓住箩索，又拉住我往扁担下推。被逼得没退路的我，只得按挑重担子的要领，摆开好架式，全身运足了气，慢慢地往上挺了起来。因为晒坪干爽平坦，便一步一步朝跳板稳稳当当地走去，合着人们数出的步数声，走上了跳板的第三步后，实在是不行了，便将肩膀暗地往上一顶，扶扁担的右手，和扯住箩索的左手同时往下一使劲，只听叭的一声，扁担齐刷刷地断成了两截，两个胖子堂客和一担谷，同时被摔在了跳板两侧的地上，随着一声“啊呵！”笑得不亦乐乎！出匀气之后，王麻子过秤来了，我接过何伏才递过来的扁担，正式一担接着一担，快步来回于谷堆、吊秤、和仓库之间，直到全部完成当天的入库任务，共计是200多个码子，平均每人50多担６000多斤！不到两个钟头的时间，其劳动強度之大，应是现在三天以上的工作量！

对于这次负重之举，褒眨不一：赞誉者不少，但老大哥知道后，背地里批评了我：不该拿身体出风头，並指出我们的锻炼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学会打持久战才能最终解脱。

学农艺

一九五八年收割单季晚稻，是来场后比较舒缓的时候，就没有组织突击桶，周育根带上我还有两个家属扮一张桶。队上的骨干周育根，湘阴人大块头，因手中拮据，老大不小了，还和丁泽祖及一邦城里来的小青年们，同我们“锻炼人员”（三分场三队支书丛昌慈在大会上宣布：对右派的群体称锻炼人员；对个体称锻炼的同志）挤在组里的两间大栅宿舍里。他干活有板有眼，一招一势按既定程序来，容不得马乎，所以无论干什么活计，他总是选我搭伴。这不仅仅是因为只有我这个湖南人，说话好懂便于交流。还因为我做事刻苦认真，干起活来像模像样，更可以通过我让“锻炼”的这些人领会组里的工作意图，使组里的各方面都走在队上的前面。这就是组长何连喜同志的高明之処，不但组里是先进组，组里的锻炼人员也是先进组，五九年全队第一批三个摘帽人员，三组就有我和马仕超2人。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还没有推广打稻机，老工人们对它还不适应，周育根嫌它有十大缺点：

1、手脚并用人特别累，实际工效低；

2、抓的不紧很容易缠住滚筒；

3、压的太紧既重，还容易造成滚筒不转；

4、滚筒太重搬起来不方便，不如扮桶那样可以揹菱角桶，农民视背菱角桶象征威风；

5、脱粒时很难拖动，不勤着拖又增加了搂禾把子时的来回奔跑，不如扮桶灵活自如；

6、禾衣子太多出桶次数多，不如扮桶扮出的干净利索；

7、禾爪子多运输麻烦，不如扮出来的十粒五双好运输；

8、晒谷困难，不如扮出来的容易处理产品；

9、禾爪子上的谷粒，还要大脱粒机处理，大脱粒机一个分场才一台，很难及时，如不及时处理会沤坏谷粒造成浪费；

10、打稻机打不出一只好稻草，根本不能用来盖屋。农场所有房屋都要用稻草盖，扮出来的稻草整齐划一好堆放、好盖屋，盖出来的屋不漏雨。

因为这些原因，他特别喜欢用扮桶，并决心手把手教我从刹禾到放把，从放把到搂把，到裹把进桶，从放草到剪草（捆把）。他剪草不是从里往外推，而用从外向里拉，省了换手而提高工效。他严格区分缚草的左右，立草一定要整齐。就象一排行举手礼的兵一样，看上去舒服。他扮出的谷粒不是堆在扮刷子底下，而是送到满桶，出桶时一边一担箩筐，一人一边按程序装筐。装在上面的谷金黄灿亮，每担谷只有一小只禾几把子。

可以这样说：一切按程序进行，同步进行，就像舞台上的表演。一天劳动下来工效高、人不累还轻松愉快，组里和队上还组织到我们桶参观，我们都为良好的合作而高兴。

捐 款

队上传达场里的指示说：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召号全省人民捐款兴建拖拉机厂，我们这些资产阶级右派，也被列入人民中享受尽义务的光荣，并且是重点对象。长沙知青陈遐龄同志向我做工作，要我在组上带个头，问我能不能捐5块钱。我说：当年在部队，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时，当兵的吃饭不花钱，我捐了一个月的津贴费。今天，我被开除军籍回到了湖南，每月的工资虽然降到了44．5元，为了耕田不用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愿意捐献半个月的工资给家乡建拖拉机厂。据说这在农场可是不多见的义举。小陈当时非常激动，並劝我量力而行。时至今天，他老弟还记着那回亊，并多次提及。去年我和叶原康同志陪西安的林楠夫妇去益阳看战友时，他举行家宴招待我们。饭前还拿出他专为《秃笔斋战友往来》撰写的文稿“我所了解的李朝高”。

噩 耗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中旬，接到来场后妻子写来的第二封信。受我株连的妻子，被再三再四地责令写自传的事折磨得惶惶不可终日的她，只简单地写道：

“我犹豫了很久才决定给你写这封信，能否收到还很难说，因为第一封信发出快三个月了，一直未见回音。受全家人的嘱讬，要我写信告诉你：你出事后我们一直没告诉母亲，当她从旁人的口中得知你的情况后，当场急得晕倒了。一连三天不吃不喝，加上辉姐心肌梗阻瘁死讲台，二嫂马仁娥患伤寒被误诊和滥用柴胡而客死朱亭。这“屋漏偏遭夤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的接二连三的打击，她老人家被熬得灯干油尽了。已于十一月七日（农历九月七日）逝世，断气时只庆四在身边。据她说：弥留之际还一直唸着你和亚君姐的名字。由于大炼钢铁和家里根本没有了粮食。只是草草料理一下便入土了。知道你不可能回家奔丧，就没有也无法及时告诉你。时势如此，希望你不要怪罪我和家里人。今后你如能活着回来，一定要到她的坟上拜祭拜祭，坟在天心湾唐春华的屋背岭上。……和宪子……（两处字迹不清像是被泪水湿透，宪子指首宪即怀沈儿）都好，切莫惦念，只求你好自为之！你的玉莲1958年11月２５日于株钢卫生所”。

正准备去用牛的我，悲极而泣。拿着信到队部请假，他们看过信之后，就向分场打电话替我请假，分场的答复是：

“不能请假！”听着这斩钉截铁的回答，我仰天长叹一声，心里滴血，泪如涌泉。

“老天爷呀！这是怎么啦？历朝历代被判徒刑的犯人都可以尽孝，我就因为响应号召，一片诚心地提了点意见，又犯了你哪条王法呢？生身母亲故亡，回家拜祭都不行吗！”哭过之后，我遥向南天，跪下来拜了三拜，擦干泪水，径直去田里干活了。说来也怪，我使役的铜串牛竟是那样地听话，一个下午我都没催牠一鞭子，牠却走得很快，并不时回过头来朝我看看，完了点一点头，那意思我明白：伙计，別难过，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沟沟坎坎，向前走，前面不就是尽头吗！

收工下牛轭时，我拍了拍老牛：“伙计，待会回到栏里吃饱些，我们共同忘记一天的疲劳，好好睡上一觉，迎接明天的到来吧。牠用舌头在我手背上舔了一下，然后轻柔地回答一声：

“嗯咹！”是的，牠确实是说了的，我听得清清的。牠，这头老牛，可比某些高等动物通情达理！

束 服

和老牛告别后，我照例往横间一渠走去，自从来到这等同高墙的堤垸的第一天起，收工后我就在这儿洗澡。（这里有一间抽水机房，便于换去湿短裤）只有这么一块天地，是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做人的尊严之处。不是别人要我怎样就得怎样，而是自己想怎样就能怎样！当信步走到这二百多天来从未间断过的“泳场”，褪去外面的衣服时，突然省悟到爷爷去世时，正是暑热炎天之时。为守孝束服，父亲和叔叔们都七天没洗澡（只是用湿毛巾擦了擦）。我是今天才知道母亲升天的消息。她的丧事我一无所知，我只有補上这一礼，心里才会好受一点，我将脱去的衣服又穿了起来。路过的人见了都喊道：怎么今天破例了呢？也知道怕冷了吗？我不置可否地嗯着回应他们。他们何曾知道，我并非破例，而是实实在在地默守陈规咧！在食堂胡乱吃了点，洗漱之后便上了“床”，和衣躺着。连被子也没盖。迴避难友们的询问与关怀，回想起慈祥的妈妈，止不住的泪水，无声地流淌着。

怀念母亲

母亲易惠和老孺人，生于1903年，卒于1958年，享年56岁。劳动家庭出身，受封建礼教及家境贫穷之影响，未进过学堂门。幼承家训，知礼明义，兰惠质，柳絮才。18岁时与年方15岁、正在跟随祖父学医的我父李雨霖良缘夙缔，夫妇和，家道成。母有四乳，堪称奇人，育五男四女。我居其中。我上有两姐两兄，下有两弟两妹，在众姐弟中，我受宠独深，也最顽皮。更因哺育我之时，乳房上长有绿豆大一肿块，被父诊断为送终之疾。到我参军提干后，其块大如鸡卵，从良性变恶性。1955年入广州军区总医院住院近半年，医疗、伙食费由我承担，因而倍受褒奖。回家后继续服父亲的中药，倒也相安无事。戊戌狂飙，我囹圄洞庭的横祸，大姐心肌梗阻，瘁死讲台，二嫂马仁娥患伤寒被误诊而客死外乡。厉竖横行，对患癌症的母亲，更是雪上加霜，悲痛欲切。内忧外患，终一病不起，倏忽辞尘。噩耗传来，我悲愤万分。请假奔丧之言才出口，便斥之为异想天开。无奈之下，唯有遥望南天，长跪再拜，以祭英灵。忆慈母，深恩厚爱未报一二。病未侍汤，死未送终，殓不能从场，殡不能亲临扶柩，窆未抔土。诚人世之奇耻大辱。至今思及，罪疚之心难平，今以颤抖之笔，追书慈母生平轶事四则，以慰亲娘英灵。

智救农协会员

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的屠刀，杀向一切革命的仁人志士。舅父是农民协会的骨干，是被清剿的重要对象。湘潭“剿匪”大队长马文笃，人称屠夫，对革命群众极其残忍，一经发现，往往就地杀头，短期内被杀害的农协会员众多。躲避在外的舅父，头天晚上才落屋，便被盯上了。第二天早饭后，母亲到稻田除草，突然发现前后山上，有不少黑狗子出现，接着有一便衣走进了家门，探头探脑。当赶回来的母亲问他找谁时，他支支吾吾地走了。母亲立即意识到，这一定与舅父的事有关，对父亲和舅父讲明情况后，当机立断，让他们俩对换了衣服，将父亲的出诊箱给舅父挎上，随手又给扣上父亲常戴的草帽，嘱咐他放大胆莫慌张，当大门迎着来的黑狗子走去，然后再莫回头。转身又给父亲一只菜篮，让其往后面菜园去摘辣椒，千万莫左顾右盼。自己扛上一把锄头往田间走去。这时，十几个荷枪实弹的黑狗子闯了进来，他们根本不理背药箱的舅父，而直奔提菜篮的父亲。见此情形，母亲大声喊道：“李医生，可能是老总们找你看病吧，你快回来吧！”此时舅父早已跑出了老远。黑狗子一看原先看准了的农协会员，怎么变成郎中先生李雨霖，知道上当了。待回过头再找农协会员时，早已无影无踪了。敌人当然不依不挠，但拿当医生的父亲怎么办呢？过了好久好久以后，当人们问起此事的时候，母亲显得很平淡，倒是好笑黑狗子们回去被马屠夫骂了个狗血淋头。

焚烧钞票劝戒牌

父亲李雨霖12岁随祖父学医，15岁临床，被誉为神童医生。成名后沾染了玩牌的陋习，有时影响行医，母亲为之着急。1939年的腊月27日出诊时，被人拉去打麻将，一玩几天不回家。求医者众，已经除夕了，父亲不归，可把母亲急坏了，打发哥哥姐姐找了老半天，直到四处响起过年的鞭炮声，父亲才跌跌撞撞，睡眼惺忪的回到家，进门后将上衣一脱，随手往床架上一挂，连鞋也未脱，倒头便鼾声如雷了。母亲照例做好了一桌饭菜，但不准我们喊父亲起床吃团圆饭。饭后，带领全家围坐在火塘边守岁至午夜过后，催着哥哥姐姐和大弟弟睡下，又一而再，再而三催我去睡，我因为没得到压岁钱，借口要同妈妈一路睡，妈妈就没有再理我了。独自到卧室里拿来父亲的衣，从六个装得满满的口袋内，掏出大把大把的钞票，好大一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真的，我好高兴呀，我想，母亲一定会拿一张最大最新的钞票给我压岁的。母亲真的好懂得我的心哟，真的给了我一张新票子，不过不是那一大堆中拿的，而是从她的内衣口袋里掏出来的。压岁钱到手后，我也去睡了。六岁的我一觉醒来，已经是年初一的上午了。母亲没有起床，是大姐领着搞的饭。

初二，母亲一早便做好了饭，饭后打发哥姐去爷爷奶奶和外婆家拜年，（我们已经从外婆家搬出来两年了）并要姐姐请了两个轿夫，将远隔20多里路的爷爷接了过来。母亲搀扶着爷爷坐好，再进到卧室里将父亲拖了起来，带领大家一同给爷爷行叩首礼拜年。然后搬把椅子让父亲坐在爷爷跟前，她自己靠墙站着，一五一十地把父亲打牌，耽误看病的事向爷爷作了详细汇报。睡了两宿一天的父亲，满面春风，得意洋洋地问母亲，他口袋里的钱在那里时，母亲进到房里端出一个盘子，里面装了好些白色的灰，但一张一张的钞票面额，清晰可见，母亲将那盘钱灰交给父亲说：“都在这里！”父亲一看，一下子惊呆了，好久才喊出声来，并跺着脚说：“我的天呀，这可是能买两担（一担合10亩）田咧！”此时爷爷慢慢地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向母亲鞠了一躬，并深情地说着：“惠和，我的好儿媳，我代表全家所有人感谢你，你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一般人都做不出来的，了不起的大好事，你是李氏门中的贤妻良母，是族中典范，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回过头对父亲说：“雨霖，你去给我拿根棍子来。”父亲以为爷爷要走了，连忙挽留。爷爷说：“你莫想错了，我是要破坏我自立的规矩，也是你逼我做有生以来最不愿意做的事了。”母亲完全明白了，连忙跪倒在爷爷跟前说道：“请父亲息怒，新年之际您一定要保重身体，请您相信我，我既然能烧掉可买两担田的钱，就一定能劝止我丈夫再不去睹钱打牌啦，如果您要动用家法，那么就请责罚我吧，是我没有尽到作妻子的责任。”爷爷连忙扶起我的母亲，严肃地对我父亲说道：“雨霖，惠和的求情我准了，你要知道：今天你侥幸能赢两担田，你明天就有可能输掉一切，甚至包括你的妻子和儿女。因为你沉迷于牌桌，就会断送医业，会治死人。会犯法，会毁掉一切的一切。哪里还有20亩田呢”。父亲此时真是无地自容了。猛醒之后痛哭流涕，保证从此不再犯。果然，父亲一直到老再也没玩过牌。偶而下下象棋。那是用做布鞋的纸壳剪出的子，分别写出将、士、象、马、车、砲、卒；帅、仕、像、傌、俥、炮、兵，以区别红黑两方。棋枰倒是在木板上刻出来的。

受双亲和祖父的影响，我一生不打牌，不赌搏，一家人也少有打牌的，更没有赌搏的。

为保卫胜利果实

我家三代以来，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从曾祖父起，四代都是自由职业者——中医。因为人口众多，还要租种别人的田和住房，所以对解放翻身分田分屋十分高兴。我从乡政府选送到县土改训练班学习回原藉从事土改工作，还具体分工当农会秘书和民兵指导员。在土改工作干部的指导下，我自定为佃中农成份。土改胜利完成后，我带领11名青年为保家卫国抗美援朝而入伍。

一九五二年土改复查时，某些被打倒的残渣余孽，趁我和二哥参军了，他们纠集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给我家划上地主成份，夺走减租退押得来的胜利果实，强行搬出所分得的房屋（政策规定照顾原佃耕中农），并打伤了据理力争的母亲，全家人要母亲到部队找我兄弟俩回来处理问题。此时正是抗美援朝的关键时刻，深明大义的母亲说服家人，要大家相信政策，相信党，不要急于告诉我和二哥。自己从村到乡到区再到县民政局，反映情况表明态度。在多方努力无效之后，才让父亲给我兄弟俩写了信，我虽然受党的教育几年了，但得知生我养我的母亲被打伤后，非常气愤，很不冷静，闹上了情绪，当请假回家不准时，便怪话连天，一段时间影响了工作，我一边写信安慰家里。一边给内务部谢觉哉部长写信。很快得到谢老的亲笔回信。一边将信交给政治处。一边按谢老的教导，好好服务，并多次写长信做好家里的工作。最后由组织派人到当地了解情况。由于派去的同志草率从事，反而使事情更复杂了。万般无奈之下，母亲口授，由姐夫（教师）执笔，写出一纸诉状，告到地区法院。开庭之前一日，母亲在姐夫的陪护下，步行90余里赶到湘潭市，一路上姐夫将状纸内容一句一句念给母亲听了三四遍，只字不识的母亲竟一字不错的背了下来。

正式开庭时原告易惠和按时出庭，专署派人参加了这起官司的庭审，县民政局也到了，但村、乡、区三级迟迟不见来人，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来。母亲当庭问法官怎么办，那个年代所谓的法，很难说不走形式，法官半响不表态。在母亲一再催问下，反问母亲为什么要一状告四级政府？母亲平静地说道：“我怎么会告我们自己的人民政府？我是要请法院问问这些单位的一部份干部，为什么这样对待我这个双军属户？我是为了真理和正义，为了保证党的土改胜利成果，为了使两个在部队当兵的儿子能安心保卫祖国，为了让各级干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接着高声地，一字不拉地背诵了状纸，和我抄录的谢老给我的回信。所有在场的人都被震惊了。面对这位双军属妈妈，他们还能说些什么呢？行署干部当庭宣布母亲所诉属实，是坏人打击报复，是区、乡、村，三级干部的失职，为了巩固土改成果，安定大好局面，为了安抚军人及他们的家属，将责成县有关单位立即派人进行处理，追究有关人员迫害革命军人家属的不法行为，并进行赔礼道歉。被打碎了的军属光荣牌重新挂上。还要给母亲治伤。母亲宽容地说：“那就不必了，只要解决问题就行了。”就这样，一场暴风雨暂时被平息了。但是在以后的反右运动中，单位对我的调查时，某些心存芥蒂的人，又故伎重演，让我遭受了不白之冤。这也是极左路线下的必然了。

1966年的春天，我有幸回了一趟家，去看望老父亲和继母。童时的伙伴，胡术兄弟及比我小10来岁的子龙老弟，陪我去母亲坟上扫墓，他们无限深情地，向我叙述了那令他们永志不忘的轶事。其中就有曾经陪同母亲拾过薯根的。他们都同我一道，久久地跪倒在坟茔前，悼念离我们而去的伟大、平凡而又特别值得尊敬的最亲最亲的母亲。今天当我和家人及父老乡亲们，回忆起母亲的宗宗轶事，无不肃然起敬。大家承诺，一定不要忘记过去那段艰难岁月，和特殊环境里的好人，所遗留给我们的最最宝贵的东西。

就在那次扫墓拜祭之后，邻居胡述老弟给我讲述了妈妈逝世前的一段令他終身难忘的事。

红薯根粑粑

随着统购统销的进一步开展，粮食越来越紧张，大人们还好说，办在我家的托儿所的孩子们可经受不起饿。病中的母亲看着非常难过。往往将自己钵子里少得可怜的一点饭，匀给饿得直哭的孩子们吃。可“僧多粥少，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一天，一个接孩子的妈妈给孩子带来一块很小的红薯，母亲当即问清哪里在挖红薯。第二天孩子们到齐之后，她提上一只篮子，拿上一把栽锄，领着三个孩子去到地里，将大人们丢掉的薯根及小茎块一一拾起。还用小锄将埋在地里的红薯把子挖出来，提回家去，放到盆子里，自己提来水，洗得干干净净。用刀切碎，再用磨子磨成浆，用布袋装好沥干，做成粑粑蒸熟，分给孩子们充饥。看着孩子们一个个伸出小手，接过去一块块红薯杆子、红薯根做成的粑粑，吃得津津有味的天真样子，母亲慈祥的脸上，便绽开了灿烂的笑容，完全没有了病痛带来的苦楚。

在无比的悲痛中，为母亲束服七天之后，我在繁重的劳役中，泥水、汗水、泪水，混合为一身酸臭味，人们为我的举止在议论着。为抖擞精神，我终止了古老的礼俗，再次跃入水中，洗涮干净汗渍，尽情地浸泡在冰冷的冬水里，忘记了一切。谁知竟感冒了，当医生知道后训斥道：“你这是故意想把身体搞垮吧，再这样我可不给你药吃了啊”！

谁知他是好心还是别意，我只能服从了。就这样坚持了六年的冬泳被迫停下了，直到一九七九年来株洲后才恢复。但只是室内的淋浴而已。即便这样，到七十二岁时，立冬之后也终止了。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只记得1954年沈阳暴发流行性感冒，全团我和极少数几个人没被感染，这以后的冬春季节，我不知感冒为何物！

但，不幸的是，1968年我被查出了血吸虫，当然一分场澡盆湖的疫水，王家湖内的长期浸泡，五门闸外打湖草，恐怕才是真正的根源。幸喜三年连续两次的服用牛奶浆草药，和一次注射酒石酸锑剂后，多次化验也未发现还有虫卵。可是为我陪炼的妻子，体内的血吸虫却无法清除！

怪人·怪事

11月上旬双季晚稻收割之后，为了来年的丰收，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冬耕翻板田运动。我被点名去用（使）牛，师傅是周育根和陈乐生。这年天气冷得早，一坦平洋的湖区更显得冷。无论晴天雨天，人们都穿起了厚厚的冬装。不是怕冷，硬是寒气逼人：晴天夕阳还老高就霜风习习似刀削来。早晨朝阳升空许久，仍白霜铺地，寒风刺骨。每天早上，用牛的工人们坐在牛舍里，一个劲地抽那种不必花钱，而又十分厉害的土烟丝喇叭筒。他们不大惧怕干部们的批评，而我可不敢有丝毫懈怠。总是第一个牵出归我用的那条铜串（安在牛鼻子里用来栓牛绦的）牛，来到田里，给牛套上犁就干起来。

因为晴天早上一般有浓雾，雨天更是霪雨霏霏，工人们总以牛未吃饱为由而拖延一阵时间。他们也好言劝我，不必如此赶早（太早对他们也是一种压力），但体会到我的处境，也就听其自然了。

我在沈阳零下十几二十度仍坚持室外冷水浴的习惯，对付这样的天气可谓小菜一碟了。再者说为“脱胎換骨”，我只能拼命了，往往是我都干了半个或个把钟头时，工人们才下田。次数多了还是被干部们发现了（说实在的本来就是做给人看的嘛）。当犁沟里的渗水结成薄冰，我穿上油袜子（一种对血吸虫的防护用品）照样干着，这时周育根同志轻轻地，但却是十分严肃地对我说：

“你这个怪人不怕冷，那牛的脚没穿油袜子，这凌冰不会把牛脚切破（当然不会啰！要不怎么叫牛皮）吗？要是被管畜牧的干部知道了，还不找你的麻烦呀！再这样我可就不让你用牛了啊！从此我也只好老老实实和他们一道行动了，但他们会尽量让我走在前面。

第二年冬天，80%的男劳力上北洲子挑大堤时，我被畄下来搞冬耕，这时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年代，由其滋生出来的深耕方法：前面的牛以最深的标准犁头犁，后面的牛拉上只有犁铧，而没有犁壁的改装犁犁套犁。说这样犁出的田能高产。全不顾“田无三寸土、碗无三寸边”的古训。这样犁出的大田灌上水泡发之后，人踩下去深可没膝，很难拔出腿来；牛肚皮成了皮划子在泥水上拖着，艰难地匍匐前进。

当时农场放卫星亩产高达万多斤，更有几万乃至十几万斤的豪言壮语。折腾一年之后，实际产量仅几百斤。为了秋后上面来人验收卫星田，一九五九年出现了移蔸并亩的新“拔苗助长”和新“天方夜谈”：将五、六亩田里正在含苞吐穗、扬花灌漿的禾苗，连泥巴一起拔出来，移到一坵不足一亩的田里挤紧挤紧，使其密不透风，更辅以粪湖尿海式的施肥措施。这些都是人山人海的大兵团作战。“宁可信其有、不敢视其无”的我，明知这是劳民伤财的蠢事，也只能以狂热的“愚公移山”的劲头和毅力，在田间奔跑着、搬运着，去制造“粮海棉山”的奇迹，并通过这种劳动“改造”自己的头脑。

难道组里、队上那些祖祖辈辈侍弄庄稼的农民、今日的工人们就不知道这是荒唐吗？当然知道。但这些唯共产党的指示是从，唯大干部的话是听的天真善良纯朴的人们，他们也只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当我背地里察听他们的真实反映时，脸上流露的不是欣喜，而是愁云和无奈。口里轻轻唸叨的是：幸活！幸活！真是搞幸活！！（意思是搞空路、是胡来）

全组人苦干三天付出的艰辛劳动，所換来的成果竟是本来至少能产4000斤左右粮食的卫星田，收割时，所打的粮食总共才装了4箩筐。还是我用一根开了拆的竹扁担，一口气从田里挑到有1千米远的晒坪里的。并不是我的力气又长了，而是这颗卫星的总重量，连皮带肉也就４0到50千克吧！不是这样的“奇迹”，何来一九六○年的粮荒！

现在提倡的免耕法，和站在田埂上抛秧栽培，单季亩产1000多斤，双季稻亩产过吨粮的比比皆是，农民们一年的田间劳动时间，还不及当年的10%，怪不？

这里我要補充两点

其一，农场的牛舍可比我们的宿舍棚暖和，因为农场各级领导都懂得牛是农家宝，好的耕牛比亷价的工人和带工资的右派还难得。

其二，随着以粮为纲的深入发展，不许占地栽烟叶子之后，这种烟可就见不到了，只得买8分钱一包的经济牌，当经济牌也买不到时，就捡莲蓬的壳或黄豆叶子抽。

小妹探吉凶

一九五九年六月初，为探实况，妻子请四妹从株洲只身来到农场，看我到底在这儿干什么？这里的情况又怎么样？因为自从被逐出军营以来，我一直没敢将真实情况全盘告诉她，写过的两封信只是闪烁其词，怕她伤心，怕信落到别人手里知道我被打成右派，会给她带来更多的灾难。

小妹受尽了艰辛才找到了我，看到我高捲裤脚一身泥水，黝黑的皮肤（乍到农场那阵，老天爷也反复无常，一会晴一会雨，披着个簑衣又重又不舒服，我干脆不用它，并赤膊上阵，任凭日晒雨淋）瘦得像刀削去一层似的，她一下子全明白了。当我把她领进我赖以栖身的草棚后，看着我狗窝似的“床铺”，随着一声咽嗚，含在眼里的泪水夺眶而出。漱漱直滴，她也不去擦，听由它往下掉，好像要让泪珠把囚禁她三哥的这块如同监獄般的土地砸破似的。我竭力压抑住自己的悲痛，劝住了她的哭泣。搬了一把用三块小木板钉成的“凳子”让她坐下来歇息一下。她弯腰挪动凳子准备坐下去，小凳上的一条屋茅虫被她抓死，还发出了响声，吓得她连凳子都扔了。她以为是小蜈蚣虫。我再三解释，并要她闻一下手上的臭味后，才缓过神来，看着四处都有屋茅虫爬来爬去的她竟坐立不安，脸上泛起了鸡皮疙瘩，连饭也不敢吃。我把一年来的遭遇全部简要地告诉了她。她把受嫂子之托探吉凶的来意告诉了我。安慰我一番之后，执意要到老河口招待所去住，并于第二天清早坐帆船离场返株洲了。

一个月之后，冒着炎天暑热，带着不少食物，第二次来到农场的她告所我：“由于集中力量大炼钢铁和大办集体食堂，家里情况已今非昔比，大家听到我介绍你的处境后，凑了些吃的交给玉莲姐，玉莲姐又把配给她的食品省下来不给宪子吃。又怕邮寄到不了你手里。便让我给你送来了。”

她传达了亲人们的嘱咐：“不管怎样都要坚持下去，千万不要想不开。”

还一再说：“嫂子因为钢铁生产任务繁重，伤病员多暂时无法脱身来农场看你，只要能脱开身，一定会来的。”

面对成堆的食品和亲人的嘱讬，想起自己不敢把真情实况写信告诉家里的愚蠢行迳，我百感交集，第一次在小妹面前哭了。

她没有像上次一样迅即离去，而是住了两晚，帮我洗涮缝补衣服和被套蚊帐，还随我到干活的现场看了。因为不敢打伞，又不肯戴我的斗笠，我怕恶毒的太阳晒坏她，硬逼着她回棚子了。

难友们，还有她去搭鋪的工人家属，一个劲夸我有一个好妹妹！

送她到老河口搭船的路上，在我再三追问下，她以极平淡的语气，说出了母亲死后，父亲很快便轻易地把她嫁给了王十万的文保元伯伯做儿媳妇，但不说对丈夫的评价。她回去不久，我就接到了妹夫文光辉的来信，埋怨她不该背着他到农场来。我为他的“政治敏感，爱憎分明”和欠缺人情味而不安。

罐头盒里情

粮食定量指标越来越低，劳动強度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瘦，胃腔越来越空，付出越来越多，摄入的热能越来越少。对食物的企盼成了唯一追求。难友们在想方设法弄“进口”物资。好多人的名牌手表、料子衣服或衣服料子、军用皮鞋拿去換吃的了。进行这类交易的经纪人，大多是队上的治安员、分场的治保主任，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不可能有食物来换这些东西。而食物吃不完的人，绝对不用自己动手去刨食物。他们是不露面的赃家，因此三方心照不宣。我在部队提干不久，还为母亲住院半年缴纳了一些伙食费，平时又不注意节省，根本没有惹人眼热的玩意。只好多打菜吃。开始缺粮的时候，东瓜、南瓜、萝卜、白菜这四大主菜，还是随意买的。但渐渐也不敞开供应时，就只好抓乌龟泥蛙，捉泥鳅黄鳝，拾螺头蚌壳，甚至打蛇吃。一次将一条料理好的蛇，盖上淹菜送食堂去蒸，被人识破，说有毒会出事，连盆子一道给甩到外面地上了。当这些原本比比皆是的东西，被吃得基本绝迹之后，就只好摘野菜充饥。吃得最多的是一种名为野莴笋的植株，干活或走路时摘上一些带回来，用热水潦过，揉去泡沫洗净切碎，借家属的小锅炒一下，放点盐加水煮开填肚子。后来家属们的小锅被拿去炼钢了，小灶给挖了，只好用土块支起缽子煮。在田间地头或走路时，只要队里的干部没在眼前，油菜荪子拈起来就往嘴里送。畄种的烂红薯、菜邦菜根，一切能填饱和缓解胃膜磨擦的东西都吃。人们的皮肤陆续变绿了。这大概就是所说的脸有菜色吧！

1959年7月21号（农历6月16日）是我的26岁生日。亏粮的我，这天和工人周育根一起用牛，中午回来的路上，我向他借饭票，他说他也是向别人借的四两米饭票，打祘中午打二两米饭送南瓜。我无意中唸道：

“今天这生日只有吃南瓜了。”寒心的我，走进食堂排队，买了一大盆南瓜往宿舍走去。

周育根端了一缽饭和一大脸盆南瓜赶上来，将饭缽伸向我说：“这缽饭祘我祝贺你生日的礼物，莫嫌弃呀！”

“那你嘞？”

“哦，就这一脸盆南瓜对付一歺吧！”

“那可不行，你个子大，又要斜（戗）田（一项用牛拉大铁耙将田里的泥巴整平的活计，非常吃力），哪能不吃一点饭呢！”

“这你就不用管了，晚上我去借，我就不信活人能让尿憋死！”说完将饭缽子硬塞在我手里，朝宿舍走去了。

端着这份珍贵的生日礼物，我鬼使神差般的绕进了队部办公室。正好就在这时，河埧邮局的大个子乡邮员老刘（他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好人，当发现一些邮包被窃之后，他总是想方设法把包裹交到收件人的手里，並坚持要本人盖章）揹着邮包进来了，我下意识地问了声：“刘师傅，有我李朝高的信吗？”

你就是李朝高呀！不但有你的信，还有一个小包裹，你快去拿章子来，我等你！

这等好事出现在这一时刻，对于我这饥肠辘辘的“寿星”老倌来说，用天上掉馅饼、久旱逢甘霖之类的词远不能达意。我知道一定是妻子寄来的，一股暖流顿时涌遍了我的全身，这一刻我才体会到心有灵犀的真缔。三步併作两步，回到宿舍，撂下饭和南瓜，从藤箱子里搜出印章。领到邮件一看，果然是她寄来的，边走边拆开信，纤秀的字写道：

“四妹回来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之后，就着手准备节约些粮食兑換成粮票寄给你。可直到今日也才7斤。想起再过十来天便是你的生日了，正好昨天市里慰问每个钢铁工人一盒红烧肉罐头。我们也好久没吃肉了，拿到之后，我和宪子都高兴得不得了。但想到你的处境，我们决定还是邮给你，粮票放在罐头盒里。收到后请回封信，我们好放心。环境变了，我相信你革命的意志不会变，希望你好好保重身子，千万不要想不开，我和孩子等着你！”

读到这里，我的脚步再也迈不动了。我想，她娘俩从牙缝里省出这么多粮票，望着这稀罕的罐头，该费多大的口舌才能说服四、五岁的孩子哟！”

站在外面傻晒着的我，是被周育根喊进屋的。决定立即拿粮票去食堂买饭票打饭，可是打开小木盒后，只有一厅红绕猪肉罐头，没有粮票。信上明明写着放在罐头盒里的，怎么就没有呢？未必是妻子工作忙且为我的处境而心绪不宁，忘记放入粮票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当一切被否定还是找不到时，为了不辜负妻子为我生日寄出的这份用千金也买不到的深情，不得已只好委屈这精贵无比的红绕肉，用它来送南瓜了。

当我们把情和物都实实在在地收进胃里后，我想到：

这空罐头盒子要是箍上一根铁丝，做成一只带把的小锅，不是能用来煮小吃食吗？同时想到一定要好好保畄妻的这份情意，便小心地把商品标签取下来准备珍藏。这时奇迹出现了：

一张5斤、两张1斤的全国粮票掉在了地上。当时把我喜的又跳又蹦，活像捡到了金元宝和一堆白白的大米。我真佩服妻防“梁上君子”的良苦用心。单凭这，我能不拼死锻炼，以爭取早日摘掉帽子吗？

寻梦·摘帽

凄风苦雨，酷暑严寒两轮回，真的掉了几层皮，才熬到了来农场的第二个冬天。1959年冬有幸被第一批摘帽的我，仍在组上“工作”。这帽子还真有几分像集市上玩猴戏的那般滑稽：只要锣鼓一响，耍猴子的将小箱子一揭，掏出小帽往小猴子头上一扣，转瞬之间便成了想像中的“人物”了。虽然说是人物，可那牵着的绳子和手中的鞭子，时刻在警示着猴子好好演，演好了就给你摘去，否则老那么扣着。说揭就揭，当下一个节目登场时，说戴就又给戴上。

我的摘帽戏比这还简单。当毛泽东决定要在国庆十周年时，特赦一批受党的英明政策感化而改造好了的罪犯的同时，我的资产阶级右派帽子也被幸运地给“摘”去了。这天要出工时，陈遐龄同志通知：

“今天给你一个钟头的时间，写个锻炼总结，重点是挖出反党反人民的本质，通过锻炼以后认识到其危害，今后如何进一步改造思想，写完后交给我。”一个钟头的作品也就一场猴戏的光景吧。又过了十来天，我正准备出工去用牛时，还是这位遐哥通知我：根据你一年多来的表现，通过群众提议，党支部审查，分场报农场党委调查研究后决定，摘去你的资产阶级右派帽子。恭喜你回到了人民队伍。决定是在北洲子工地宣佈的。同时被摘帽的还有马仕超、梁超。当时我并不怎么激动，只是觉得有些突然罢了。我知道是沾了湖南人说话听得懂的光；是身体好吃得消的光而已。因为这以前在超強的劳动之余，睡在床上做恶梦时，我曾多次哭倒在毛泽东跟前哭诉：“敬爱的毛主席呀，我没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更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反你老人家呀”！这时我倒觉得这好和坏，未必就这么易于分辩？该不会是一场猴戏吧？

当天，我写信告诉了先兆。一个多月后，她风尘仆仆地带着不少食物，专程前来探望已经摘帽的丈夫，两年多来，吃尽了苦头的她瘦了。会面时的喜悦，掩盖不了长期忧虑所积累的憔瘁。她迫不及待地提出要把我弄回株洲。住了三天之后便风风火火地走了。送别时她表示一定要把我救出去的决心。我则没抱多少希望，我知道命运并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果然不出所虑，不久我又被当作猴子给耍了一回。

帽子儿戏

农场的冬季生产，除挑土筑长城外，就数“大办肥料”了。挖空心思出高招，集中精力找肥源，只差没有下令把人们放的屁都搜集起来了。大批劳动力战斗在北洲子工地的同时，家属们被动员起来，奋斗在田野上，把路边、河内堤面上的杂草枯叶、屋前屋后的垃圾、床底屋顶的尘土，通通铲运到田间的粪凼子里沤制肥料。

一天，我被分配和在家的付组长邱绍兵、周育根、青年工人丁祖泽四个人将晒场边的一条港子里的水放到下面一条沟里。再用三人脚踏水车，车干底部的水，用瓢锹将淤泥掀到岸上。稍事沥干后，好挑运到远处大田的粪凼子去。

经过一整天歇人不歇车的作战后，水终于排干了。港内因多年未干过底，虽不曾放过鱼苗，可竟有不少野鱼在里面。队里的支书，见此情景，连忙交代邱组长，把鱼捉上来交到队部去。

天阴沉沉，北风呼啸。气温骤降，好像要下雪。四个人脱掉鞋袜，下到没膝的深泥里，将捉得上手的鱼，捉了两大箩筐。在将鱼交到队部之前，周育根、丁祖泽和组长低语一番后，乘人不注意，装了一提桶大个的鲫鱼藏好，待天黑人们都睡了以后，到托儿所煮鱼吃。办集体食堂和大炼钢铁以来，所有的锅都没收了，灶也挖了。除食堂外，只有托儿所还有锅灶给孩子们热奶糕稀饭用。

当鱼快熟的时候，邱组长要丁祖泽摸到我铺边，把我拖到托儿所吃鱼。我正在犹豫是吃还是不吃好，突然门被一脚踹开。走进来支书、治安员、保管员三人。支书气势汹汹，治安员拿着手电筒直奔灶台，往锅里一照，奸笑一声道：“好家伙，一锅子的鱼咧！”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其实，准是他那狗鼻子闻出了香味，跑到支书屋里去告的状。支书走过去一看，敞开喉咙吼道：“你们干的好事！”回头一看我在场，更是火冒三丈，一下子冲到我面前，咬牙切齿地：“公然还有你这个摘帽右派呀！才摘帽几天，你就翘尾巴了！我这就给你再戴上去，看你还敢不敢翻天。”当即对邱组长说：“明天就叫他回到右派一起开沟去”。邱组长他们三个抢着说：“这不关老李的事，是我拖他来的。他正准备走，你们就来了嘛！”支书接着吼道：“那也不行，他为什么不向我汇报？还是不老实。”

丁祖泽年纪小，根子红，不信邪。辩解道：“我们累了一整天，气都没有歇，还冻得要死，吃几条鱼有什么了不起？你们经常半夜三更煮东西吃，怕别人不晓得吧。刚才交给队部的两箩筐鱼，还不够塞你们的嘴巴？”他这几句话，直把支书气了个半死，好不容易缓过气来后嚷道：“你放屁，你造谣，你胡说，你，你……”他自然知道，丁祖泽不但不怕鬼，场里还有人，把事情搞大了，不好下台。就回头对治安员和保管员说：“你们把这里的鱼没收了，连同队部里的两箩筐鱼都送到食堂去。要食堂明早煮给大家吃！”说着一个个陆续走出托儿所。

在回宿舍的路上，只听丁祖泽苦笑着说：“虽然快到嘴的鱼冇吃到，但也冇好了队部几只好吃鬼、长牙齿、烂肚子独吞。”第二天早上，食堂打菜时，水煮萝卜里面还真夹杂着鱼腥味，偶尔还碰得到一点鱼刺儿。丁祖泽一个劲地嚷：“两箩筐鱼，难道就只这点腥气吗？这又是哪些好吃鬼、死猫子吃去了？”

鱼没吃着，反惹了一身腥。第二天，我真的被逐回到了右派组里，开了一天的沟。张长远老大哥见我总不说话，只管一个劲地拼命打锹土。休息的时候，坐到我身边，悄悄地问我。当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后，笑着安慰我说：“哼，没这么容易，帽子工厂又不是他支书开的。没事，没事！保管你没事！不过往后还真得注意点，工人虽好，个别队干部可不能不防呀！”

次日中午，我正准备跑到分场去找郁书记，赶巧，他从分场来队上督促工作。当支书向他说起这事时，他笑着对支书说：“你也太小题大做了，怎么好拿党的摘帽政策当儿戏呢？还不赶快到组上去向邱组长和李朝高同志说清，要老李仍旧和工人们一起劳动。”

当支书走出不远，又把他喊回来说：“不，你干脆通知老李，明天就到队部上班，当统计。这是组织部安排的。要让摘帽人员从事适当的工作。我还正在考虑给他安排什么好呢？不是你早两天说要换个统计吗？那就这样吧。”

于是，我被安排到队部当了统计。支书、保管员和我都没有再提起鱼的事。治安员曾多次向我献殷勤，我也没有搭理他。倒是有一次偶然提到，这么多老鼠，要是有只猫就好了。他知道我的话里有话，嘿嘿两声，走开了……

这件事给我记忆最深的，还是老大哥张长远。他站得高看得远，心中有数，真不愧是大哥。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反复无常，翻手云覆手雨随心所欲的事，不光在农场，就是在全国不少地方，又何尝不也是这样呢？这帽子满天飞的猴戏，谁知道怎么个耍法呢？后来右派们的遭遇，岂是仁人志士所能料得到的？久经风雨的老大哥，也毫无例外地遭受到更加残酷的对待。就是那个满脸稚气的丁祖泽，也是被打击报复得受不了，一气之下奔了钱粮湖。这使我想起姐夫的一首七绝来：

人行一路我为猴，打鼓敲锣四处游。白纸高冠书黑字，蛇神牛鬼显风流。

需要补充追记的是：有关郁书记和支书的对话情况，我是从会计邓世建那里得知的。他是1958年从长沙来场的辍学青年，曾经和我共同工作了一两年，为人正直，帮过我们不少忙，现在仍在河坝学校任职，鹤发童颜，说明他饱经风霜光明磊落的人生。

一位工人的婚事

这天，生产队公共食堂门前出现了一位陌生女人。她脚穿高跟皮靴，身著米黄色风衣，披一条大花方围巾，婷婷玉立于排队打饭的人群之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这是谁的家属？”张长远问。

“听说是事务长戴世姿的未婚妻。”

“啊！想不到他还有这份艳福，不错，不错……”

“听王麻子（保管员）讲，是来结婚的咧：不过，还有点‘跷袢’（问题）没解决。”

戴世姿是个老实巴交的大龄青年。人才一般，文化不高，算盘子还来得。所以从记工员提上来管伙食。几年前经人介绍和沅江七子甲一个姓刘的女孩订婚。妹子家里穷，父亲早逝。小学毕业后，考入衡阳某技校读书。订婚后的三年中，戴世姿每月要寄给女方15元生活费。戴是三级农工，月薪只有28.6元，还有个双目失明的老娘要养活，日子过得挺困难。这次是听说女方已分配工作，进了大工厂后，连信也懒得写了，有变卦的迹象。再者妹子的老娘也反对女儿的行为，便让戴以她病重为名，打电报要女回来的。

戴世姿的婚事，成了生产队的热门话题，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

“我看不是来结婚的，倒像是来退婚。”

“粑粑好吃，就是有点烫手。”

老一辈的人说：“这样的事见多了，不稀奇，人往高处走哇。”

年轻人就不服气：“农场也是国营企业，看不起农业工人，我们不依！”

“不依”顶什么用，婚姻自由，你管得了吗？都知道告吹的可能性极大，担心戴世姿竹篮子打水人财两空，为他捏一把汗。

中午休息时，王麻子来找我：“李统计，你看这事怎么办？”

“么子路？”

他推同来的戴世姿：“还是你自己说。”

满脸无奈的戴事务长哭丧着脸说：“她开的口太大了，把我烧成灰也是空的呀！”

“她都向你要些什么了？”

他掰着手指头说：“一要丝围巾一条，二要呢子大衣一件，三要呢子裤一条，四要丝棉棉袄一件，五要罗马表一块，六要派克钢笔一支，七要金戒指一只，八要金项链一条，九要深统子皮靴一双，十要现金五百元。……”说着说着，脸都变成了灰黑色，连气都提不上来了。

“哎呀！这哪是要聘礼，简直是要命嘛！”连我这个也还算见过些世面的人，都差点吓倒了。

这时从外面进来了很多人，都为此事愤愤不平，有讥讽的，有谩骂的。除了粗声大气，脏话连天以外，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王麻子说：“所以来找你喽，支书说婚姻是个人的事，领导不能直接干预，你们当兵的见多识广，水平又高，也许能从侧面做做思想工作，开导一下。”

“我是没有办法的，找找老张头看怎么样？他年纪大，经事多，做说客挺有一套。”

正好，张长远来到队部，我一把拉住他，将戴世姿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他：“我们这一伙里头，就数你最老到，你就动动脑筋，帮帮小戴吧！”

老张头听了我的叙述，沉吟了片刻：

“我早料到会出点麻烦的。这个女孩子有一套，的确难以对付。好，谁叫我碰上这个事？把她叫来，我跟她谈谈。”

不一会儿，刘姑娘在很多人催促下来到了队部。老张让他坐下，然后一板一眼地说：

“小刘，结婚可是终身大事，关系一生的幸福，草率不得，也马虎不得。你认真考虑好，如果真的愿意嫁给小戴的话，请你当着大伙儿的面表个态吧！”

小刘说：“我和戴世姿订婚三年多了，是他每月寄15元钱给我，才得以完成学业，确实帮了大忙。我很爱他，婚事拖下去实在对人不住了！不过，结婚是大事，人生只有一次，为了慎重，老规矩不能丢，彩礼是不能少的。只要能按我的要求办好彩礼，我愿意马上和他结婚，你看，介绍信都准备好了。”她拿出公社开的结婚介绍信交给老张头看。

老张看过他的介绍信后说：“那太好了。我祝贺你们，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说到彩礼嘛……戴兄弟眼目前还不太宽裕。这样吧，就由我代他出，你看行不行？”

刘妹子原以为老张不过是要讲些婆婆妈妈的大道理，劝她少要点。没料到却如此干脆、大方，一时没了主意，也无法拒绝。

“既然你没有意见，就请随我来！”他拨开众人，拉着刘妹子，来到组上的寝室。他走到自己的铺位前，掀开帐子，从里边拖出两口皮箱，顺手取钥匙把皮箱打开。麻利地拿出一大段呢子、一捆丝棉、还有围巾、派克钢笔。又摘下手上的手表说道：“可惜不是罗马表，但决不比罗马表逊色。”此时，从另一个铺位上传来了詹世忠的声音：“我这里有罗马表，要嘛就拿去好了。”接着老张又拿出一件军上装，撕开两个衣角，从里面抽出两个小包，打开一看：是一条金项链和一只金戒指。又从贴身衣袋里摸出一张存款条：“这是八百块钱的存条，一个月后到期，这些统统归你们，你们可以结婚了！小刘，还有什么困难吗？”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接着是一片欢呼和叫好声，暴风雨般的鼓掌声，和啧啧的赞叹声。这时出工的信号——铁板，打过好一阵了，人们被这难得一见的壮举吸引忘记了出工。我回头一看，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真比平常召开群众大会还要热闹。

刘妹子连连点头，说不出话来。我趁热打铁给戴世姿开了结婚介绍信。一场纠葛暂时告一段落。

第二天，戴世姿一大早就赶着牛车，载着他的准新娘，高高兴兴地到场部所在地河坝镇去领取结婚登记证。没想到刘妹子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使出了新花招。

当负责办证的同志询问她是否愿意和戴世姿结婚时，她却一反在众人面前的承诺，宣称她不是自愿的，是包办，是逼迫。并说从来就不想与戴世姿结婚。把戴世姿气得够呛。结婚不成，没办法，只得就此分手，各走各的路。

戴世姿在场部打米厂向我打电话告知了上述情况。说女方已经在往回的路上了，一会就到。要我通知他母亲扣下她的所有东西，提防她不算清帐开溜。

等我到戴娭毑家里，把一切安排妥当后。刘妹子果然从北面急急忙忙地回来了。她还瞒着老人说一切都已办妥，要马上回沅江去告知娘，准备结婚。然后到处找东西，问老人，老人说不知道。

正在刘妹子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戴世姿回来了。他把刘妹子喊到事务室，清算这三年来的双方往来。他们讨价还价，各不相让，直到吃中午饭的时候还未达成协议。

上半天劳动结束，人们都聚集到食堂里来了，事务室又变成了热闹的地方。王麻子大声嚷嚷，要女方把所骗得的钱全部退回，才准离开。刘说没有钱。

王麻子说：“退不出钱就强行结婚，没有什么客气可讲！”他拿把锁把事务室锁上。“算清楚再出来。”

刘妹子只得坐下来老老实实地算帐。经多次反复核实，刘应退回460元钱。

王麻子要女方将身上值钱的东西作抵，刘不同意。王麻子又要女方写出承认骗婚骗财的悔过书，并盖上手模脚印。说：“如再不同意就强行上床。”

差不多全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都在食堂外的空坪里看热闹，趁机起哄，为戴世姿助威。

“强行结婚！脱衣上床！”

“看喽，脱衣上床喽！……”

“哇，快来看啦！”

吵吵闹闹，哦伙喧天。

老张头闻声赶来一看，也觉得有点出格了。再不制止，会出大事。于是大声说道：

“谁说的强行结婚？王麻子，你敢负责吗？这是犯法，胡闹！”急忙打开事务室的门，让刘妹子出来。

老张对大家说：“小刘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开出了欠条。可以通过组织，由她的单位协助解决，万一要不回，归我负责。她还年轻，当以教育为主，不可逼人太甚。要讲政策，不能乱来！”接着轻言细语规劝女的几句，放她走了。

大家都佩服老张头的这一番作为。“到底是老革命，有水平，有胆识，拿得起放得下，高明！”

一场纠纷就这样宣告结束。沸腾了的生产队又开始平静下来。

后来通过分场团委、妇联将详细情况反映到衡阳电厂，刘妹子受到开除团籍和退回原籍的处分。所欠款项也已追回。

此事在全分场很快传扬开了，成为佳话。人们对老张头也格外尊重，称呼他为“老张”或者干脆叫他“老红军！”（因为他是1937年入伍的老红军战士）尽管他还没有摘帽。

事后我问过老张大哥：“你只有15块钱一个月，饿得皮包骨头，还这么打肿脸装胖子探闲事，有这个必要吗？”

老张说：“我一眼就看穿刘妹子的把戏，她漫天要价，逼戴退婚，肯定已另外找好了对象，急于结婚。心已变，再多的钱也挽不回来的。再说，万一能回心转意，为小戴解决了婚姻问题，我花了几个钱也值得。“小李，你不想想，人家早就瞄准了我们哥儿几个的这几口破箱啦，就看你知不知趣。说白了吧，那是包袱！要想在这个环境中生存下去，就得把它看淡一点，说不定还有赤贫的一天来呢？！我这么做也是为我们这些人争一口气，树立点形象，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哩！”

我的天！我还真没有想这么多、这么深哩。和老大哥相比，我简直是个小弟弟，小学生了。

（张长远同志，山西人，1916年生，1937年入伍，划右前是长沙大托捕机场场站的器材科长。1958年5月来农场，在三分场劳动，1962年后曾一度在4分场某队当过会计。1978年改正，1987年去世，享年71岁。）

王麻子其人

在三队当统计时，我又“回”到了“干部”队伍，最明显的改变是粮食指标的减少。统计和家属一样，每月18斤，比男劳力少两斤半。家属可以休例假、干轻活、旱土里的活，而我这“干部”不但要完成繁重的日常工作，每天还要参加田间劳动半天。为了不听或少听可能出现的挑剔，我力求把一切做得更好更完善些，实际等于做两个人的亊。更不敢“偷东摸西”找“活路”。这入不敷出的日子一长，营养匱乏的我得上了水腫病。老家南县街上学生意出身的保管员王麻子（因其凡亊都爱动脑筋，总显得比旁人棋高一着，是群众公认的聪明人，这样的人心眼多，眼多得成麻子（坑）了，其人绝无麻子，真有麻子谁又敢喊呢）王光辉同志，产生怜悯之心，隔两天会神袐地从我这倒一漱口杯子水端着边走边喝，晚上又悄无声息地盛上一些红薯糖（食堂蒸红薯的甑脚水经浓缩而成的黑糊，有一种烧糊的甜味，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糖不得而知。人们对它是可望而不可求，后来规定只有得水腫病的人才能得到2斤细糠和2斤这样的糖）放回来，再后来他曾多次把我反锁在仓库内整理花生、芝蔴等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开始我只知作古正经干活，后来才知道是让我用嘴“整理”产品入“库”。一次我大量咀嚼了生芝蔴之后，入厕解手时拉出的糞，就像那芝蔴酱，蹲在一旁的记不起是毛家槐还是詹世忠问我，是不是拉肚子。由于大厕所解手的人多，我没敢把真象说出来。由于他的救济，又和队干部一起，吃了被治安员打死的一只大黃猫的肉以后，我的水腫很快消褪了。今天把这段并不光彩的亊写出来，就是为了感谢王麻子的一片好心，不是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报恩乏力，书此以示子孙，也算了却一庄心事吧！

妻子“掉”进农场

在妻子的请求下，她所在单位株洲钢铁厂来函商调我，被农场以“这批人员不宜分散，广州军区有安排”而拒绝。1961年7月，妻子带着出生刚10个月的女儿映霞，被挖来农场职工医院。用人心切的农场破例让我去株洲接她，此时正是“钢铁元帥”下马前作拼死会战期。钢厂硬要畄她汇战，并在轴瓦厂和钢厂分家之后才准离任。我只好带着怀沈先走了一个多月。她的结拜姐姐张玉霜要厂里派人将她母女送到长沙开茅草街的船上。我被总场组织部通知去码头接的。由于随身行李较多，待我们风尘仆仆地赶到大同闸，饭店里早已没有了床位，我们只好打开铺盖，在露天地上喟了一晚蚊子。妻子生平第一次体验了出门难的滋味。因为她和女儿的到来，我被从三队会计的岗位上“吊”到了紧靠场部所在地的河坝三分场畜牧队任统计。保管员是山东籍广空难友臧砚庆同志。但事隔不久，妻子又被调去农科所卫生所（兼顾五分场和醬厂，和她一起的有湖北籍难友谢兆祥和两个农场本土女医务人员）。

此时正是中苏关系走向紧张的时期，中央可能在为某些失误作着调整姿态。难友们在老河口集中学习和休整一个月，我却因已经摘帽而未参加。

这段时期是我到农场之后和我们结合以来相对安定的日子。家先安在门诊部宿舍，后又安在畜牧队。由于妻子为减轻家庭负担和不影响两人的工作。以双倍的劳动強度参加打锹土而堕了第三胎。身患胃病和心脏病的岳父，亦因生活所迫，来农场和我们一道生活，老人为减轻开支，坚持捞柴火，带小孩忙家务，并劝退了保姆。

1963年春末，我调到一分场畜牧队，妻子调老河口卫生所，家就安在畜牧队。卫生所还住有一个长期病号、难友许承均同志他见多识广，有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为我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当老师和参谋，他几乎天天钓鱼，有時给些我们。

文中提到的许承君可非等闲之辈：出身名门由奶妈奶大后，赴东瀛读书，曾在国府任职、伪满任教育厅长，起义入伍后一直在东北和四野的政治部门工作，有三朝元老之称。以全国书法大赛第三名的声誉，曾因在两匹白竹布上书写陶铸所撰悼政治部一部长的挽联上添加写掉了的一个字，陶铸要他重写，他则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而惹怒了陶，被转业到广东省教育厅，肃反时因女儿检举他在老家衣柜藏有枪枝而被拉回部队参加肃反，经查证并非有意藏匿，按文职人员畄在政治部，后被划右派。

李莲香母女和陈乐生

为的是那抹不去的记忆，也为了莲荷的清香！非常必要写写李莲香吴锡姣母女和陈乐生。

陈乐生原是农场的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人不久，由于有一身好农活，一转正便评上了二级农工，在我所处的三分场三队三组做事。听组里工人介绍，陈乐生是沅江七子甲人，四十来岁，雇工出身，没有读过书，是一个种田的好把式。曾在一大户人家当过掌作师傅，但凡农活无所不会，无所不精。为人老实，很少说话，干起活来扎扎实实，主要从事技术活，我用牛的技术也是他教的。平时难有与之同劳同作的机会，但每年的收码稻草这样的全组统一行动，总也离不了他，因为他的一手码草垛子的活计，堪称一绝。一个组五六百亩的稻草，你想想该有多少吧？全组的劳动力，捆的捆、挑的挑，集中到一高处，由他负责码成一个大堆。宽有三、四米，长可超二十米，一旦摆开了，不管你来的多快，他不慌不忙，有条不紊，转眼之间，出现一栋房子的型状：两头圆圆的，两边直直的，中间压得实实的。这时所有坐下来休息的人，无不投以羡慕的眼光。更有好事者称之为田秀才。有些人也能码，但不是倒了就是漏水。而他的杰作从未倒过，更是严丝密缝滴水不漏。对大家的称赞，他只是随意地笑笑便走开了。

五九年秋收时节，我们组多了不少临时工。其中有一个女的三十多岁，个子不高，身材匀称，一张平常的脸，两目有神。一双大辫子拖到腰部，又粗又黑。总的印象是：“典型的劳动妇女，贤妻良母。”头一天便分在我这张桶专门刹禾。其刹禾的姿势、速度、质量，绝对盖帽。就说这身段和手法吧，那真是一绝：她两腿叉开，身子压得特低，从右到左，沙、沙……十二蔸禾，刚好半手。只见她往持镰刀的手顺势一递，谷穗冲着自身，下端（脱粒的人持手的地方）朝扮桶一方送出老远。禾衣子全在一边，整整齐齐，比排队还好看。接着从左到右又是半手，扮禾的人几乎不用离开桶便可以拿到，减去许多的路程，工效高不说，人还舒服。与其说是干活，还不如说是一种舞蹈表演，令人看着那么舒服。只一会的工夫，便把别人抛下老远。为了扮桶的前进，她总是回过头来帮别人刹禾。我得知她就是陈乐生的堂客李莲香。午饭在田间吃，我特意留神看到，她比我这数一数二的大肚汉还吃得多、吃得快。休息的时候不知是谁笑她饭量不小，她腼腆地说：“好久没有吃过饱饭了。”（粮食紧张的局面普遍存在，农场只是抢收大忙时才吃敞甑饭）说完又起身刹禾去了。组长要她歇口气再割。她笑着说：“不累咧！”这以后，我们桶一直是第一高工效。队上应组里的请求，将她留下来了，并在家属宿舍分了一间茅棚子给他们。冬天，她请了两天假，把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接来了，当天收工后，陈乐生请我们到他家吃芝麻豆子姜盐茶。屋子矮小，去的人不少。大家第一次品味了这种浓香的饮料，目睹了湖区家庭主妇的巧手﹔领受了农村妇女的贤惠！

这以后李莲香天天出工，从不缺勤（我已担任记工员），只要不下雨和雪，学校不上课，她身边总跟着一个女孩子。她喊她姣伢子（湖区人习惯把女孩子昵称为伢子，又把男孩子唤作妹子），这孩子不瘦，长的比较黑，蛮机灵，一脸的稚嫩，老是笑嘻嘻的活泼可爱。很勤快，常帮妈妈做这做那。妈妈不让她做，她会生气，噘着个小嘴走开了，过一会又见她抱着柴禾或枝杈来了。妈妈照例责怪她不该弄这些东西，似乎是会弄赃衣服，可能还是要她莫拿公家的东西！

我渐渐发现这孩子有些怕陈乐生，还一点也不像陈乐生。一次我试着喊了声姣伢子，她银铃般的嗓子，应得很好听。我问她叫什么名字时，她抬头看了看周围，然后轻轻地说道：

“我叫吴锡姣，是金字旁一个易字的锡”。

我问她怎么不跟爸爸姓。她说：“我是跟爸爸姓的呀！不过他已经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老也不回来了！”

啊，原来她不是陈乐生的亲生女。

陈乐生一直没结过婚，和李莲香结合也就一、二年的事，他们没有领结婚证，但彼此相处得还算融恰。不久我到队里当统计，和她们一起出工的时间少了，但常见面，每次发临工工资时，她往往总在后边，但她的工资却是最多的那一拨，这就是李莲香！

这里我慎重申明：“所谓有安排”之说，是否农场杜撰，不得而知，但那封商调函的回复件，我在株钢组织部亲眼看到了。而钢厂之所以放人，则是因为大炼钢铁的‘辉煌业绩’，请‘钢铁元帅’下马，竟误导唐先兆从此陷进了漫长的疫水之乡一十八年，所受的艰辛，比起我这个右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许多人骂我昏了头，可妻子在往后的岁月里，以其超凡的毅力和勇气，加上精湛的《望、闻、问、切》四诊功夫，和娴熟的药理知识，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这自然给我、给家人免去了不少灾难，我能不感谢吗？我岂能后悔乎！今天她瘫痪在床八年多了，常为给我、给家人带来不可逆转的麻烦而内疚，可我总觉得还远没有报答她给我、给家庭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妻子来场后，家务活更多，工作更累更忙，婴幼期的女儿没人带，逼得她直后悔不该前年秋天来场看望摘了帽子的丈夫，才有了这个后来为家庭作出巨大贡献的‘拖累’。为不影响双方的工作，经再三思考商量，冒着被视为剥削人的风险，作为右派家庭，我们抖胆开创了请保姆的先河。也许是人家根本不相信右派的生活竟同样清淡；亦或是孩子和她“姑姑”（李莲香要我女儿这样喊她）有缘吧，在几个保姆试着做了做又都走了之后，李莲香从三队专程赶到了紧靠河坝的畜牧一队，正在哭着闹着的女儿，也许是半天看不到妈妈实在饿了，一见到她，竟破涕为笑，撒着小手扑进她的身边，抱着她的腿，一个劲的喊妈妈。正好下班赶回的妻子和我，一时都怔住不知所以然。此时抱着孩子的李莲香，不好意思地连忙说：“喊姑姑吧”！孩子见到了自己的妈妈，并未扑过去，而是用粉嫩的小手，紧紧抱住李莲香的脖子，将胖胖的小脸蛋贴近她亲了又亲，接着甜甜地喊了一声“姑姑”，然后才张着小手要妈妈。

我的办公桌就摆在家里，目睹了这一切，我心里有了一种设想，便将妻子拉到一边，悄悄地商量请她当保姆。妻子吸起前几次请人受挫的教训，决定了解清楚后再说，她要我到食堂买饭，自己则亲自动手，取下老也舍不得吃的，只有全场最大的畜牧队偶尔能买到的死猪腊肉，边做菜边和李莲香谈起带孩子的事。当我打饭回到家时，她们的对话停止了。大家边吃饭边聊起了队上情况，她总是问什么答什么。当问到老陈和姣伢子时，她的表情明显地流露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妻子拿话拦开后，说下午要带李莲香去医院看病，那个年代营养奇缺，劳动又特别繁重，很多妇女有妇科病，尤以子宫下垂为甚，对此我不便多嘴。

看病是开的后门，检查自然细致而准确。晚上妻子告诉我，检查是曹安武医师做的，不是茄子病，而是一种严重的肌瘤，鸭嘴钳一插进阴道就出血，曹医师告诫她要少行、最好暂时莫行房事。她羞愧地说：“老倌子四十岁才收了我，现在几乎晚晚要，有时一次还不行”。曹医师要她住院治疗，她连忙摇头说没有钱，不敢住院。曹医师问她愿不愿意出来做保姆，她说怕老倌不同意。曹医师说正好明天要上那片普查“茄子病”，说好去她家说服、告诫陈乐生同志，要体恤妻子，要有长远打算。

由于医生职业道德的使然，曹医生还真的说服了陈。李莲香俩口子又捎信要我和妻子去了趟他们家，陈乐生还要李莲香特意为我们煮了鸡窝豆（一种野生的、能去湿的小豆，我们老家称之为湿消豆）就是这顿反复洗了才煮，煮滚了又端到河（沟）里再洗再煮，用小火焖烂的鸡窝豆和她家那与众不同的室内卫生，促使妻子下决心请下了李莲香。并向陈乐生承诺，每隔十来天会让李莲香回家料理家务，打点孩子和“招扶”老倌，老陈开心地笑了。我妻子答应一定开几张处方，用中药给她治病，姣伢子也高兴得很。第二天李莲香便带着姣伢子来了，说是为了让孩子认个路，以后好来看妈妈和舅妈舅父还有妹妹。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相安无事。据说在较系统的治疗，有节制的生活环境下，她的病好了许多，只是每回家一次，总有两三天的不开心。妻子自然知道之所以然，但每隔十来天，便主动要李莲香回去，开始她还听讲，但渐渐地流露出不愿意回去，说是实在怕……。如此不到半年，李莲香如果隔久了没回去，陈乐生便来接她。他总不进屋，而是蹲在外面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我们总是请他进屋，但他一次也没有迈进过门槛，直到李莲香跟他走后，才消失在夜幕下。又后来李莲香有时傍黑时回去，半夜过后又来了，我们劝她天亮了再来，她总是轻轻地说道：“怕霞霞（女儿的乳名）吵，”我和妻子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年我被‘吊’到了一分场畜牧队（是因为妻子由医院门诊部调到了一分场卫生所上班）。我那远在株洲县古岳峰，年老多病的岳丈耐不住饥饿与胃病的熬煎，来到了我们这，借此机会，我们婉言辞退了孩子的“姑姑”李莲香。

三个来月后的一天，“姑姑”带着姣伢子来了，见到妻子后，母女俩抱在一起哭，李莲香不愿说话。问孩子，孩子委屈地说：“爹爹晚上总打妈妈，骂妈妈不给生弟弟，还总装病。”对此，我和妻子实在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只好说霞霞有外公照看，实在不能留下你帮我们了。她停住了抽泣，带着孩子走了。下半年我家老三降生了，她听到消息后，提了不少鸡蛋，还有一包红糖来看月婆子，并执意留下来招扶了半个来月，还是被陈乐生给接回去了。

但隔不多久，已经十岁出头的姣伢子匆匆来到我家，哭着喊着要舅妈替妈妈找一家人家去当保姆。出于女人和医生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妻子将她介绍到分场郁书记家做了三个来月。这期间姣伢子来家好几次，每次都苦告哀求，要我们莫告诉她爹，妈妈是在哪家做事。而陈乐生同志虽然知道他堂客确实不在我们家，并打听是在分场郁书记家，但他每次来照例只是蹲在我家（卫生所）门口不进屋，可他从不敢到郁书记的门口去。一天的傍晚，病痛中的李莲香找我妻子看病，碰巧被陈撞上，硬逼着她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姣伢子慌急慌忙跑来告诉我们：“爹爹妈妈打了大半晚，妈妈要到老河口来，爹爹硬不准她来，并把她反锁在屋里，请舅舅、舅妈设法救救妈妈。”我和妻子去了郁书记家，他夫人汤淑贞同志听了好生气，也确实舍不得李莲香走。这时郁书记从外面走进来，听我们说明情况后，表示只能辞退了。姣伢子十分无奈地回去了，妻子把她送出老远老远……。但第三天一早李莲香来了，说是来取换洗衣服的，同时苦苦要求郁书记给介绍个地方。郁书记见其人好，又可怜，便介绍她去了总场团委书记家。自此好久好久没有来过老河口。

随着四清等一个一个运动的深入，我和妻子同时被下放到一分场四队澡盆湖那个血吸虫窝子。而后我便带着孩子们回了老家，就更不知道他们一家三口的情况了。重回农场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碰到原来三队三组的邱绍斌组长，他告诉我陈李两人吵得更厉害了，可怜的李莲香瘦了，不过仍在河坝做事。可喜的是姣伢子越长越懂事，特别会读书，是河坝子弟学校的尖子学生。

但在那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年代里，接连传来李莲香惨遭杀害，陈乐生被判无期徒刑的消息，我们全家和所有了解她的人们一道，为她们惋惜，替他们悲哀。听说陈乐生之所以没有被判极刑，是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硬把一瓢脏水泼到李莲香头上，还多少与他们的结合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有关。在悲叹之余，我们无法安抚李莲香在天之灵；无法原谅陈乐生这位田秀才的鲁莽和法盲，给李莲香、给自己、给姣伢子、给社会带来的不幸和影响。随着那场史无前例的空前浩劫，我们倍受凌辱，但无时无刻不耽心没有了母亲的姣伢子的安危。

果不其然，在十年浩劫中，吴钖姣这朵刚刚绽放的芙蓉，竟被某些无耻之徒给生生掐死了，并且还同时残害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原我空军26师一位优秀的机械师和俄语翻译——周振亚同志。天啦！谁能告诉我，这究竟是为什么！

今天，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将吴锡姣孩提时代的一些片段，和她妈妈李莲香，及也算是继父的陈乐生的一些真实情况，诉诸人们，并以虔诚的心情为她们母女超度！让她们瞑目！我们坚信真理与正义的永恒！

畜牧一队的故事

这个畜牧队颇具名气，先后有我的难友吴伟光、何建威、詹世忠，最后是我来此当过统计，不过前三位加起来还没有我个人干的时间长。他们三人缘何离去我不是很清楚，而我则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使然。此间工作两年半的日子里，下面几件亊刻骨铭心：

狂 飙

1963年8月8日（农历癸卯年六月十九）立秋，当天骤风暴雨，乌云翻滚，电闪雷鸣中老三诞生在大通湖农场老河口畜牧队低矮漏雨的茅棚里。这是妻子结扎后的第二胎。为记住这不期而至的生命和怪异的天象，许老给孩子起了个响亮的名字——飙，意在“战胜汝狂飙，豪客随心作”。我也很看重这暴风雨里诞生的小生命。满心企盼他能借这阵飓风吹散漫天的乌云，求得长久的安定。但安闲并不属于我们，没多久，便被又一场政治暴风雨给吹乱了。

岳父被逼走·请来张四娘

1964年秋天，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进行，人们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一天，从部队转业来场的支部书记董云高深莫测地对我说：

“四清运动工作组即将进队，经研究决定，认为你岳父应立即离开我们这里。”

“他一个老裁缝，催一世的针屁股，不就是解放前夕上当买了几亩祠堂的公田吗？来这里不就是帮人缝了几件棉袄吗？又碍着这猪场哪根筋了？”我不无气愤地说。

“他自己交待曾在南京做过亊，还在湖南省财政厅做过事嘞。”

“那是被迫随亲戚去做勤杂工抵壮丁，能有什么？”

晚上我问老人怎么回亊，他告诉我昨天董支书来了，要他把自己的简历写一下，就写了给他。我说人家根据你自己写的，要赶你走！老人家生性胆小，又不愿给我们惹麻烦，决定立即离开。回想起两年来老人在这里为我们操劳，不禁伤感，真不知道上面到底要干什么？面对来势汹汹的运动，我们只好将老人送走了。值得欣慰的是：在这物质十分匮乏的困难时期，我这个当统计的“干部”，还是近水楼台买了些死猪、死羊、死鸭子“改善”了一点生活。红薯酒也喝了不少！尽管这样，我还是为不能挽畄老人而内疚。

由于岳父的回家，一岁不到的李飙无人带。父亲要妹夫光辉庆庆俩给我们送来了张四娘。怪癖的光辉住在老河口招待所，不愿进我们的门，是张四娘说穿后，我和先兆强行把他从床上拖起来，费了老大劲，才把这位妹夫搡进我的家门。

谁断送了良子的命

张四娘这位乡下老人，生育过五个孩子，虽家境困难，但都抚养得很好。来场后，对我们家老三也照料得不错。一次因将没洗过的屎瓜蒌给孩子吃了，发生食物中毒，差点酿成大事。是我半夜三更冒着倾盆大雨走了往返18里黑路，从河坝取来他妈妈开的《藿香正气汤》挽救了他的小命。

不久，四清运动开始，先兆被剥夺了处方权。邻居周家外婆的女婿、贫农、生产组长、共产党员邓寿明和他的妻子、奶过我们儿子李飚的女工、周菊银夫妇一岁的儿子——良子患麻（疹）后痢，上吐下泻，严重脱水，病情十分危急。又碰上恶劣的天气，根本无法送去医院。面对病孩全家老少惶惶无计和痛苦呻吟的场景，面对长期相处，又承蒙多方照顾，和相互帮助所凝成的友谊，受医生的责任感和做人的良心所驱使，我和妻子萌发出对她医院里往日的同事、同行人员的信用，抱着能得到网开一面的一线希望，开出了一张救死扶危的、沉甸甸的处方，让邓组长顶风冒雨，摸黑夜行，跑到医院去捡药。可是因为开处方的人，没有处方权而被拒绝发药。待天明雨停之后，再送医院途中，可怜的良子，被昏愦的老天夺走，和愚昧的偏激所断送。应该说，是教条主义和那根极度绷紧的阶级斗争之弦，夺去了他们孕育五胎的唯一一个儿子。虽然他们赌气以后又生了三胎，但都是女儿。幸喜这七个女孩七朵花，朵朵鲜艳。

一根“辫子”

北京农大畜牧系毕业的山东籍獸医贺东山，从畜牧一队调三分场任獸医。因不卖分场秘书摆架子的账，为一件小亊由言语冲突发展到拳脚相加。年轻气盛、个子大、不信邪的山东汉子，用拳头和那位长官进行了对话。亲眼得见的我，在当天晚上的组长会开始之前，说了这一见闻，也发表了一点观感。会议结束后，董支书留下我说：“你把开会前所说的话写出来给我！”

我说：“这有啥好写，莫非你不相信？不信你可去问呐！”

“问是自然要问的，你还是写一下吧！”

“告诉你吧！还不止这些咧！敢说我就敢写。要不要我把贺医生请过来，再把组长们请来听听。他是怎样帮那位秘书把鼻子长的通明透亮。”说完我就用一张材料纸写给了他。联想到前三位战友的毅然离去，怕莫我也要步其后尘了。可直到六六年二月，夫妻双双到四队再“锻炼”时，这位支书才将这根“辫子”退还给我。当时双方什么话也没说：他把那份保存得好好的材料递给我；我一把接过来连看都没看便三把两把给撕碎丢在地上。仿佛感到这次与所有战友的共同劫难，应该不仅是这位支书好抓“辫子”的缘故。

队长“吃鲫鱼”的闹剧

农业生产组工人、离了婚的沈文斌是记工员，算是和我这统计关系密切吧！这天是他的生日，他买了二斤肉要我家保姆给烧熟，自己仍然出工去了。午饭时带着十岁的儿子来端菜，我们又特意为他烧了两道菜，还打了酒，让他父子俩就在这一块吃。正吃着喝着时，已经吃过饭准备出工的组长王保林和几个工人陆续来了。他们高兴地端起酒杯向沈文斌“借花献佛”。我则上队部接电话，向分场统计汇报生产进度去了。这时队长见这么多人聚集在我家，便走过来责怪他们还不出工，沈文斌不好意思说是自己过生日，我家保姆帮他说了。按一般常情，当队长的应自己找个台阶下，可这位队长却进一步嚷道：“这晴天白日又是大忙时候过什么生日嘛！”

“将来我要讨到堂客生崽时，一定要她在雨天生，不准她晴天生，要不会害得我的崽不好过生日。”愛说俏皮话的龙卜子这一逗，把满屋子人的肚子都笑痛。自知没趣的队长回头见我妻子也在家，就冲着她大喊大叫：

“还有你，国家干部、分场医生，也不说说他们，这是搞的么子鬼嘛！”

妻子刚出诊回来吃饭，对这无端的指责自然有些看不过意啰！王保林同志便带头往外走。沈文斌在生日这天碰到这样不讲理的队长，不免有些生气而没有立即起身。这位队长觉得失了面子，就走进来拉沈文斌。妻子便站起来对他说：

“哪有你这号领导，自己手下的工人一年到头做个不歇气，今天生日仍坚持出工，这吃歺饭都不行啦，你是不是进来也敬他一杯酒？”

“你……不督促工人出工，还办起咯酒菜请客，影响生产，我……我……我同你到分场讲理去，你敢不敢去？”

“队长同志，我看你怕是挑水找错了码头吧！到分场去是吗？崽就不敢去！你前边请咯！”

围在外边的工人家属们，看不惯队长的霸蛮（本来就人送外号叫霸蛮，他霸蛮蛮到吃四指宽的鲫鱼，只将鱼头往嘴里一送，整条鱼就一口吞下去），大家一个劲地呵、呵吵着。

我在队部听到吵声，立即跑了回来，刚好看到他霸蛮伸手去拖她。她右手顺势一挡，没挡着他的手，倒让这位有一手武功的大汉子挡开了她的手。来劲还很大。不巧的是，她被挡的这只手掌，竟啪的一声，清脆地响在了这位有武功的队长脸上。受此一掌的他，气得大喊大叫：

“好，你敢打人，你……你这右派婆婆还敢打人吶！反了天啦！这还了得！走！到分场去。”说着又来拖她，她正低头为被挡、被撞疼的手在揉着，没想到他还会来拖。

与此同时，龙卜子又嚷了一句：“队长‘吃鲫鱼子’啰！”

看得清楚的我，当即喊道：“队长，你不用拖，再这样闹影响多不好，你不是要到分场去嘛，那就走吧！”

听我这一吼，他就转身往外走，还边走边喊：“右派婆婆翻天了，到分场去咯，看分场怎么收拾你咯！”

这时正在睡午觉的支书闻讯赶了上来拉他。可他执意要去分场告状。我们俩口子只好跟在他后面朝分场走去。只听支书在后面喊道：“唐医师！到郁书记那好好说嘞！”

当走出一段后，他却站到路边要我们走头。我呸他一口道：“你不是原告吗？怎么反要我走头呢？怎么不敢去了？”

看来是怕当崽的他，只好在前面走了。当到了郁书记门口后，他却又不进去了，不管郁书记和爱人老汤怎么喊也不肯进屋。

郁书记说：“搞啥子名堂嘛，不进屋你就在外面说咯！”顺手给我和队长递了支烟。老汤拉着先兆的手坐下了。

霸蛮队长说：“唐医生还是你自己说吧！”

郁雷馥同志说：“没见过你这号人，好像是要告人家的状，却要人家自己说，真是奇了怪了。老唐、老李你们就说说看，到底弄的啥子嘛！”

妻子就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出来。明白事情真象的郁书记问他是不是这样子的。他边点头边说：“是这样，她一个女人总不应该打我的嘴巴呀！”

“看来明明是你自己碰着自己了，还怪人家唐医师，就算是吧，那她打你哪边脸了呢？”

他忙用手摸着自己的左脸说：“打的咯里咧！”

“痛吗？”

“痛倒不痛。”

“是嘛！那我建议你再把右边的脸伸过去，请人家唐医生再重点打你一巴掌吧！自己总说是当长工出身的，一个阶级弟兄生日，身为一队之长，不晓得关怀照顾，还找人家唐医生的岔，也不知你这队长是怎么当的，还不赶快感谢她们，帮你做了你应该作而没有作的事！”

说来也怪，经郁书记这么一说，他立马走进屋抓住我婆婆的手说：“唐医师，是我自己的手碰的，不是你打的，对，绝对不是你，你莫见怪，是我不懂得关心工人！啊！你的手不碍事吧！……”说完又来和我握手。

我立即站起来说：“没有什么，像单身职工过生日，沒地方搞菜这样的事，只要人家愿意，我们还会做。”

“那好！我也要注意，向你们学习！郁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没有了的话，那我回去了！”

“没事了，走吧！来，再抽支烟吧。”

“又吃你的呀……嘿嘿！”接过烟并未点燃，顺手夹到耳朵上走了。

据老工人虞祝根说，这位1952年来农场的队长，对分配到一分场的难友们，被他打过的不少。他与另一位姓肖的工人，就是靠打右派才当上“以工代干”的干部。不过凭良心说：自从难友们陆续走上干部岗位后，他也变得收敛了些。我到这儿任统计以来，他平素倒也并不格外。不知这天中了么子邪，又做出这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来！为什么？

助煮酒师张德驰回常德

张德驰是常德德山大麯酒厂下放来农场的，其釀酒技术不错。一家四口，月工资28。6元，妻子病痛缠身，不能从亊农业劳动，按道理可以安排她在作坊干活，赚点工分帮補生活，但那年代拿粮食做酒，哪怕是红薯酒也不敢大干。我虽提过意见队里也不肯安排，并強调伙食费必须按月从工資内扣除，往往是全部扣除还不足。有一个月需带3分钱来签字平账。而卫生所转来他妻子的药费总是无钱可扣。久而久之越积越多，弄得叶子烟都抽不起，造成夫妻互相埋怨，天天吵架干仗，被打伤的妻子又寻死覓短路。张德驰又归罪于我（会计）扣钱太狠，骂我右派分子冒良心。对他的处境我很同情，任他怎么骂，我也不和他计较，还建议他设法调回常德大酒厂去。

不知是天无绝人之路，还是好心人偶行善事，要调他回原厂去当把棕（吊酒）师，这对事务室、对他、对他一家无疑都是好亊。可队领导却怕失去这样的好师傅而捨不得人家走。可又不明言或提高其工資待遇。就像常说的“含哒是骨头、吐掉是肉”一样。一切伎倆用尽而不能不放人时，却提出必须还清欠账才准走。

被他骂过的我，主动对他说：“你还欠50多块钱的老账，我知道你就是卖掉棉被蚊帐也还不清，我想替你答个白（说句话）让你走，回到常德后能搞到钱就寄过来把账平了，万一一时筹不到，队里如果硬要追债的话，就由我负责了！你看怎么样？”他半天没作声，然后拉着堂客崽女要给我下跪，让我拦住并狠狠地批评了他。第四天一家人都走了。头天晚上一家人都来我家告别，邀我以后到常德去玩，并保证尽快把账还了。但一年以后也沒把钱寄来，我当然知道他即使回城了，一时半会也不可能挤出这么多钱来还账。后来我到四队“锻炼”去了，临走前经主管领导签字，将其旧欠作呆账冲了。

俩女人的恶作剧

到畜牧队后，由于家里确实住不下，同时队部需要个值夜班（可以睡）的人，我自报奋勇承担了这一“光荣”任务。同睡对面铺上的是青年獸医学徒胡寿坤。值班的任务是接电话和喊人接电话，有時要处理工作上的亊，没事就睡觉。

这天晚上没什么手头工作，又有些冷，便较早地睡下了。不久女会计曾×和妇女队长邓××两个背时堂客们来到了队部，而小胡去猪舍看病猪了。她们不知听谁说的，北方人睡觉不穿衣服，又误以为我也是北方的，两人一瞎合计，就来掀我的被子，硬要看看是不是没穿裤。虽然我是赤膊，但短裤还是穿了的，也觉得不雅，便说什么也不给她们察看；她们又好像不达目的不收兵似的。于是一场侦察与反侦察的拉锯战打了上十分钟，妇女队长公然还爬到了铺上，坐到被窝上压住我的双腿，好让曾板鸡掀开被子出我的洋相。对这样的恶作剧阴谋，我岂能让其得逞。结果她们費尽了吃奶的勁，也未能越雷池一步。一计不成一计又生，在一次检查薅黄豆草质量時，妇女队长邀上一些堂客们，捉了几条手指粗的大青虫要往我颈里放。连蛇都不怕的我，却特別厌恶这种虫子，一看到牠全身都起鸡皮疙瘩，甚至反胃呕吐。这次要不是跑得快，那“后果”可就“严重”了。她们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草没薅好，而用虫子阻止我检查，但恶作剧却是主要的。

俩女知青

从茶盘洲农机校分来四个女学生，当时没有那么多农机供她们使用，而被分在一农业生产队种地，因其中一个差点被那队上的支书给害了，总场才责成分场将她们转到畜牧队来。这事保密。除支书、我和妇女队长再没有人知道。这天傍晚，她们中的两人，为了一点生活中的芝麻小事吵开了。有道是骂架无好话，这位硬是当着很多人的面把那事给捅出来了，那位当即气晕倒地。经唐医生急救顺过气之后，爬起来就往外跑，开始大家没在意，但天漆黑之后人还没回来，队里派了一些人去找了好久也没找着，我和董支书打着手电筒分头找了很久。最后我在靠近桑树山的一块棉花地里找到了她，劝了很久才将她劝回来。我说：“这本来就是没有的事，你自己清白无瑕，有什么好怕！”

谁知她竟一头埋在我肩上哭诉着要去寻短见。我正色说道；

“你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你又没有半点差错，你完全可以要求领导处罚他，直至追究他的刑亊责任。”她突然猛一抬头：

“我非告那畜牲不可！”说完，她真正冷静下来了，并跟我一起往回走，边走边说：

“我不怪×瑛妹子，不是她这一闹，不是您的鼓励与开导，我还下不了这决心！”这时老董也打着手电来了。我让她把刚才的想法向支书说了，支书也支持她这样做。

不久那位“支书”被开除了党籍和干籍，只是因为未遂而免予起诉！

红旗·粮食

1964年连续几个一号文件的贯彻执行，畜牧队集中全部劳动力加班搞义务劳动，将靠老河口出口处的一片莲湖和甩亩插上了双季稻。将年初计划的水稻播种面积扩大了3。5倍。而上报产量时仍按原计划面积，这样单产和总产都创记录丰收。超产的粮食按比例提成兑现，超过全年分配的口粮指标。上面不相信这一成果。总场办公室黄秘书，接连几天、一天几个电话催我认真核实面积和产量。而支部书记避而不接电话；又不准如实上报面积；总场又坐在上面不下队核实。最后总场干部竟以场领导亲自过问此亊了，该考虑自己是摘帽右派相威胁，在再次请示支书不明确表态的情况下，被黄秘书追逼之下，我终于据实上报了。躲在一边听电话的支书走过来指着我说：“你……你……你，你有种，你瞎说……你考虑了后果吗？”

“我并没有说瞎话，实事求是，不敢对抗总场领导。，至于后果就听天由命吧！”

一车二辙的另一件亊是，农业生产组的丰收将获大奖，牵扯到以畜牧业为主的8栋猪舍的生产，如不能超产，将直接影响到饲养员的切身利益。这两项指标的超产，还关系到这面红旗的树立，粮食超产面积不实已成把柄，如果肥猪生产上不去，这面红旗自然就树不起来。支书要求我们会、统、保一定要搞好年终决算，当一切核实之后，畜牧业的仔猪勉强完成任务，育肥猪计划产量超产甚微。支书以支部决议为名；淘汰50头母猪，以每头100斤的重量转到育肥群，这些良种猪的实际重量每头高达200到300多斤，这一数字游戏使育肥猪增产7500斤。以相反的方法，转出50头每头平均实际不足100斤，而说成是平均250斤的育肥猪，到母猪群作固定资产就又玩出7500斤来。两项合计就多完成15000斤的育肥生产。我不同意这种弄虚作假、损大公肥小私的欺骗行为，我不在统计表上签字。他则安排另外的人盖了章。我说我保畄自己的意见，并申明如果从报表上生产出来的“超产”而获奖的话，这个奖不管是多是少，我都不会领。结果是总场还真的承认了这面红旗，并兑现了超产奖，但我一斤指标也没领。可也没向总场揭穿这一行径，因为工人们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洗礼，太需要得到補充補充了。不过我相信分场、总场领导都心知肚明，因为他们也太需要树立典型，树立红旗了。

支书掌握了这批超产奖励粮指标，拿它派了不小的用场，一些非常需要粮食活命的人，对他的给予，是感恩戴德的。老工人何长发家里人多嘴宽，干活的不多，加上自己年岁大伤病多，粮食断炊，要他大崽定伢子写了这样一个报告：“报告领导爷爷（爸爸——笔者加注）不好想饭吃冒得饭吃请领导批点饭吃”便获得50斤指标。肖保管员在唸这张报告时，又故意将最后一句添油加醋唸成了“报告领导，爷爷不好想饭吃，冒得饭吃。请领导批点饭，好哒再吃！”

如今定伢子也早做爹爹（爷爷）了，当记忆犹新吧！

遭遇疯狂

会计是从宁乡调来的。夫妻俩已有两个儿子，还想要一个女儿，或许是干劲加心劲吧，愿望还真的实现了。这盼来的格外珍爱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她对女婴的钟爱却太过份了：已是阳春三月的大好晴天，她却将婴儿包得厚厚的，又用被窝捂盖得严严实实，正中午时分还放在外面背风处晒太阳，这时人们只著单衣还感到闷热。路过的先兆看到后十分惊呀，忙将婴儿摇篮里的被窝松开，婴儿满脸彤红大汗淋漓，医生的职业道德促使她大声喊道：

“×会计，哪有你这样带毛毛的咯，你看把毛毛捂起这身汗啦！”

“我两个伢子都这样带出来的，也蛮好啊！”会计走出来说。这时她丈夫也出来说：

“头两个伢子都是娭毑带的，你几时认真管过咯！……”

“你死在农场里晓得个屁咧！还不去看着锅里的菜。”妻子打断了丈夫的话，老实巴交的丈夫不敢作声了。

“我告诉你，捂病可比冻病难诊（治）！”医生说完准备走！

“我就这样带，病了不找你，死了张屠夫还吃附毛猪呀，我不会找別的医生诊！”

“你不听劝，好生生一个毛毛会让你带“坏”去，到时后悔就晚了。”话不投机只好走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半夜婴儿还真的病了，唐先兆闻讯主动前去看毛毛，会计硬不让她看，自讨没趣的医生只好走了。面对突起的大风暴，根本无法去河坝，她就用些土方子给毛毛褪烧，等天亮风暴停了之后再送河坝职工医院时，高烧的毛毛已经抽搐，经大力抢救了三天，毛毛没保住。会计四处放话说唐先兆咒死了她的女儿。

对毛毛的死，我和妻子都感内疚，并到她家表示慰问和痛惜，她一点也不理睬也就罢了，竟在四清运动中，于唐先兆不可能参加的畜牧队干部会上，疯狂地向妻子喷毒。而我这个当丈夫的当时竟被气得没给予反驳和诘问。

她在工作组掌握的会上所喷毒涎是：“唐先兆在送分场乎书记去河坝医院途中的船上，和书记那个亲热劲实在令人恶心，还不晓得搞了些么子路”。透露出了一番莫名的得意。

面对狂人的进犯，我这当丈夫的，当时竟被气得没有还击。真相是；去年刚到一分所时，南下干部乎克显患重感冒发高烧已经两天了，同所医生治疗后不见好转，被喊去看病的她，诊出肺部有炎症之后，建认病人去医院。书记以工作忙不肯住院，要她给治疗。在得到没有任何药物反映和前不久还打过青霉素的承诺后，给病人注射了青霉素。为慎重起见等在那里观察的她，正和书记的爱人张姐说话，发现病人出现烦燥不安，一看是青霉素过敏，可把她吓坏了，经应急处理后，决定立即送医院抢救。病人已神志不清，不能骑马又不肯坐临时用睡椅扎成的担架，只好请了一只小划子送，自感应对事故负责的她，随船护送途中，已经昏迷的病号再次出现异常，慌忙中未带听诊器的她，在摇晃的小船上把脉不准时，只好匍伏在病人胸前用耳朵多次听诊，并一再催船家快划。当船到河坝时，早已电话得知情况的医院派担架等在码头接走病人，经会诊抢救过来了。医生对病人的高度责任心和体贴入微的护理，令船家都非常感动，并传为佳话。可从对唐先兆有意见的会计嘴里喷出毒汁并不太奇怪。奇怪的是作为医生的丈夫，我竟以一种无名的冲动和麻木的蠢行对待别有用心者这骂街式的表演。对此我竟表现昏愦和卑躬。不过妻子直来直去的性格也确实欠妥！

几年后得知，那曾经的正人君子，竟干出让人费解的勾当，把丈夫弄得抬不起头来。真是悲哀！

学艺与买教训

畜牧一队养殖业有养猪、养鸭、养鹅、养兔、喂羊、养蚕，捕捞。种植业有水稻、大豆、苎麻、棉花、芝麻、西瓜、红薯，蔬菜和莲子。副业有煮酒、熬饴糖、线粉丝、打豆腐。运输业有马车和运输船。还有铁、木、篾等手工业。按农场制度，一切产品的销售归总场，但这儿却特许一些产品可以直销，是全场门类最多的生产单位。

干部参加劳动的机会多，干什么也不作硬性规定。因此我在这儿学会了煮酒、熬糖、线粉丝、打豆腐、种西瓜、种苎麻、放羊、风网打鱼和当屠夫杀羊。现在这些也能拿得起放得下。不过也应了“艺多不养身”的俗话，还在经商上出了一个纰漏。

俗话说；“放牛得坐，放马得骑，放羊走烂脚板皮”，畜牧队的羊繁殖很快，两年时间由四只到一百多只，看羊的人嫌累，更因经常糟蹋兄弟单位作物而挨骂，还告到了分场，最后只好决定全部处理掉。当时人们不习惯吃羊肉，农场很难卖出。便由我和陈泽绵、蔡某某用船送到大同闸交外贸。结算后天色已晚，只能住下来第二天返回。考虑到大同闸这特殊地带，人来人往非常混乱，怕出亊受损失，当晚就没兑钱。当第二天去取款时，人家以部份羊小不够等级为由退回了22只。这饿了一天才过秤、过秤后又来回走了36里路的小羊羔，虽然路上吃了些草，退货时损失重量不少。羊羔又不能带回去，只好就地卖了，可人家那也不让喂（那年代鸡都不准多喂），只好杀了卖肉，我只好充当起屠夫来，一口气杀了这批羊羔。这一趟生易最大的悲剧在于忘记了“到手就是财”这一生意场上的古训。

“愿子莫成农”

在一分校上五年一期的怀沈，受右派的儿子读书也白搭的影响，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成绩很不好，作业不能好好完成。暑假时我告诉他，如不能把书读好，等待他的只能是当一辈子农民或曰农工了，如能学好文化，祖传的中医亊业，在某种意义上还有望由他继承。为此我也着重抓了他的作业：作业分上下午布置，上午的作业完不成、没做对不许吃中饭；还要累计到下午，完不成不许吃晚饭、不许睡觉。开始他不以为然，照玩不误。对吃饭有特殊要求的他，被饿了两歺之后，知道平素不大管他作业的父亲，现在可动真的了时，每天的作业都按时完成，甚至要求增加作业的质和量。开学时上交的作业是全班完成得最好的，以后的成绩也是全班数一数二的尖子，对此，他的班主任周志辉和数学老师李炳奎感到不可思义。我当时确有“望子成龙”而莫成农的念头。

“异景”还乡

自从1957年探亲后再没回过家，1966年春节前，以“母死未奔丧，今父亲又患重病”为由，夫妻同时向总场組织部请假。好心的乐新蔚大姐准了假。农历的腊月廿八日晚上，带着孩子们回到了腰塘，这是映霞和飙来到人世上的第一次回到父母的故乡。这次回家是走的三门，一別15年我没有看出它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码头还是那个码头，街道还是那片街道，路还是那条石板路，祖祖辈辈靠脚量的三十里土路仍然泥泞曲折，就连那供人歇脚的茶亭也依然如故。所不同的是，十五年前我曾戎装在身，而今却是经妻子刻意用全家人一年的布票，为我赶做的上蓝下青的粗布新便装。这“异景”还乡的滋味，真令我迈不开脚步、抬不起头来。初次参见的后娘，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不阴不阳，在短短的十天里，向父亲诉说了被划右派的经过和8年来的磨难，从而得到父亲的宽囿、后娘的同情和怜悯，也受到了殷实丰盛的物质款待，还为父亲的晚年生活庆幸。但是走访了大哥、姐夫家和几家有代表性的邻居后，明显地感到解放十六、七年了，生活却并不如宣传的那样幸福。而受人计算，从小土地出租被改为地主的岳父家，更是吃住都非常困难。为招待女儿女婿及外孙们，不知下了多大决心，才杀了一只生蛋换盐吃的母鸡。还是岳丈大人费了老大劲，用吹火筒吹湿茅草当燃料，嘴巴都吹肿，才勉强煮熟的。面对这缺吃少穿，温饱不周的拮据情景，我这好吃的嘴，一块鸡肉也没吞下喉。我为当年土改时向农民宣传的“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电灯电话，高楼大夏”的社会主义美景还远未实现而忐忑不安。除夕的傍晚准备办团年饭的后娘对我说：

“朝高去抱柴（财）进来咯！”

我竟反问道：“还有吗？”引得她老人家直摇头，背地里向先兆说：“不是说他很会讲话吗？怎么会这样呢？这预兆可不好！”

话一出口也自知失语。想起早年在家，每当此时，我会抱起大把的柴当大门进，声若洪钟般喊道：“妈妈，柴（财）来了！”

妈妈总是笑容可掬地高声接应：“好！好！多抱些来！”每年一家人的团年就是这样揭开序幕的。而今是怎么了，难道厄运真的到来了？果不其然，回场第二天，支书董云向我宣布：“组织部决定免去你的畜牧队会计职务，到四队参加劳动。同时组织部让我传达：唐先兆同志也同时下放到一分场四队劳动。由贾正昌同志接你的移交。要在三天内交接完毕去四队出工。”

接着中央就下达了5·16文件，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父亲也被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停止了处方权和剥夺了非农业户口，转回生产队劳动，从此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哪里还有什么财（柴）可抱哟！天啦！这年正是老人的六十岁，难道这就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已任者，对国医圣手所施的仁政吗？这一切真验证了我除夕夜的那一问？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要回这趟家呢？可事态的发展并非我一人一家，十年浩劫所带给全国人民的不都是是灾难和混乱吗！？

“澡盆”逃命

夫妻俩带着满腹的疑团和困惑，拖儿带女来到有名的血吸虫窝澡盆湖，接受更为艰苦的“锻炼”。一年零七个月豁出命换来了什么呢？这摘去的帽子与不摘有什么区别？能离开而不让离开，反而把在株洲工作得好好的妻子诓来，就是为了要她为我陪炼吗？摘帽右派等同无期徒刑是社会人文的新理念吗？，那犯人的家属在其亲人服刑中作陪炼，又是什么样的创新呢？

妻子来场后为40多岁才结婚的雇农、地下党员李金寿的再婚妻子王琴桂治好妇科病，使他们于结婚五六年之后喜得两个儿子，难道是一种罪过吗？，也要投入疫水中浸泡，以去其医术和仁心？

由于营养缺乏——主要为蛋白质缺乏，即营养性肝损伤所致的黄疸性肝肿大，右肺挤压式损伤所致的肺气肿压迫着肝区，我的体重由来场时的123斤下降到不足100斤。

妻子和我同组，她来场五年多，在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压抑中，政治空气凝重的打击下，体重从110斤下降到不足70斤。所派农活两个人在一起，两份定额必须合计验收完成，否则不许休息不许收工。看得出这次“下放”不仅是通过劳动改造思想，而是要用几乎无法完成的重活来消灭我们俩的肉体啦。比如砍野青的定额是400斤，要东一根西两根的去找，然后挑到里多路外的田边过秤，再挑到田中撒开施匀。这样的任务完全落在我的肩上，要有原来的体力，也就不是问题了。可被糟塌到如此羸弱的今天，我连走路每迈出一步都感力不从心，怎能承受得了呢。

眼看着风都吹得起的妻子因我遭此横祸，也成了在劫难逃的羔羊。我为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而中阳谋圈套，咎由自己的天真与轻信而取。她全心全意为民主建政、为粮食的及时足额入库而光荣立功，为普种牛痘受奖，为工人农民的健康而累垮了自身，为贫雇农送子，以壮大基本革命队伍，而奉献三代嫡传医术，把一颗赤诚的爱心奉献给了人民，她何错之有，何罪之有呢？为什么要如此收拾我们呢？

妻子对我的冤屈饱含深情厚爱，节衣缩食周济我，助我摘掉了帽子的义举，我岂能以怨报德，让她罹难于湘北疫区。为了她的安全，为了四代中医薪火的传承，我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一条生路了。我想请求妻子和我一道退职回老家，又觉得这对她实在是太不公平。

没想到她竟说出；“是我拖累了你，我早就想离开这要命的地方了，此时不走两个人都会被拖死、被整死，与其死在这湖洲堤垸，还不如畄着这几根骨头回老家咧”！

于是我们洗脚上岸回宿舍，写了一纸实为申请给予减轻劳役的报告。没想到异乎寻常之快地被批准双双退职。整个过程包括步行15多里路，仅花了两个钟头就完亊了，人家连一句话都没问就大笔一挥把我给打发了。全不顾株洲钢厂要调我时所说的：“这批人员不宜分散，广州军区有安排”的话了。为断切我的求生之路，还赫然将《摘帽右派》四个大字书于退职证上，落井下石呀！

幸喜保卫科干事、慈利移民、退伍军人、真正的共产党员卓尚书同志，理直气壮地向组织部提出：

“唐先兆是我们从株钢挖来的医务骨干，本应公平对待人家，竟不顾影响地下放到最艰巨、最危险的血吸虫窝，就已经够出格的了。今天对她被逼为活命所采取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消极想法，我们怎能麻木到如此不近人情、不闻不问的轻率态度而让她走呢？我认为组织部应收回这一欠妥的决定，将她畄住并且从澡盆湖那个血吸虫窝里调出来。她和她孩子的户口我不能给迁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请求！

组织部终于采纳了他的正义呼吁，逼走了我而将她和孩子们畄了下来，这天是1966年4月22日。我们挣扎出了澡盆，并将她调到四分场一队三组，组长彭德光同志是一位好党员，他的连襟程普迟是1958年同来的军区难友！妻子在他组上劳动了一年两个月，得到了不少关照，同组的还有周思进，她们虽然年龄差着一轮半，俩姐妹却非常合得来，思进的哥哥与先兆的弟弟都名叫先进。这个队有军队右派王俊德、胡植彤及他们的夫人王云斌和郭志聪，还有地方右派汪瑞林及夫人。

第二年七月她被调到二分场卫生所，一个月后调养殖场卫生所。今天我仍然庆幸能逃出澡盆，如不然则极可能为血吸虫所害，为超強的劳役和政治打击所害，恐怕早就抛尸云梦了。

腰塘两年祭

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将我送回了老家腰塘，大哥要父亲让我住在九狮冲，理由是九狮冲原本就是分给我和二哥的，对这样的分割，二哥和我都不在场。大哥的说法是：散食堂时，是他费了好大劲才要回了排楼屋场；土改时他这一房的人最多。但他没有考虑当年遭陷害被挤出排楼时，是我写信到谢觉哉部长那里，是伏山哥的状纸，才能重回排楼的往事。此刻我能说什么？二哥在朱亭米厂又能说什么？卫国的二、三两房怎能和自诩保家的长房争高下呢？父亲自然不会说什么，因为他仍寄一线希望于我来光大祖传医业，当然希望我住在他跟前啰。倒是30年前因直肠癌手术肛门改道于腰部的后娘黛珍老人，以体弱多病不能为我照护小孩为由，让我把家安在排楼，并以排楼队比九狮队条件好，又有公社书记谭一文蹲点，生产形势好、分配肯定多说服我。当后娘坚持让先兆看过她的刀疤之后决定：怀沈在柔公祠读走学和我住九狮冲；我的户口落回排楼，自然也在那里出工；老二老三姐弟俩（姐姐五岁半、弟弟两岁半），请大嫂喜姐帮忙带着。先兆只在家忙了两天就回农场了，临走的时候，三个孩子揪住妈妈不让走，四娘崽哭做一堆，我强忍悲痛拉开孩子们的手放她走了，她答应一定经常回来看他们。可大人、孩子都知道，这路隔千里、水隔洞庭，斗争形势是那样激烈，回来一次谈何容易！？

捉鬼

先兆坚持不让我住正房，说那房里有鬼，肖子华的堂客就死在里面。早在1952年就和吊死鬼“打过架”，1956年在福建山曾躺在枪打鬼中间跑过防空警报，如今已从“人变成了鬼”，我倒要和鬼打一次交道看，看这鬼是恶还是善。

先兆回场之后，我还是将床安在有鬼的右正房里，住在上头簑衣冲的文安，每晚来和我扯乱谈，一聊起来就没有个完，我总是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一天文安因下雨天黑路滑没下来，怀沈睡下之后，我在油灯下看了一会儿书，突然起风了。我起身把门关好，吹灯上了床。脑子里想着远在水乡泽国的亲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艰难困境，一阵内疚袭上心来，怎么也睡不着了。此时已是夜阑人静，万籁俱寂的乡间，越发引人难耐，这时隐隐约约有乒、乒、乓乓的声音传来，逐渐行成一种规律。下意识地感到，莫非这就是那吓死肖子华婆娘的“鬼”来了？身边的怀沈因为往返学校而累得早已进入梦乡。我屏气凝声地听着。这“鬼”的脚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节奏。四周漆黑漆黑，睁眼不见五指。我伸手摸过手电筒，撩开帐子伸脚下床、轻轻穿上鞋子，悄无声息地站在屋中间听着。发现这乒、乒、乓乓的声音来自楼板顶上，一会又好似来自后面的小屋，待轻轻移过去一听，它又在前面响着，一时东、一时西，没有个定准，幻觉之中，我想莫非真碰上鬼了。就在这时，我清白听到这“鬼”的脚步声，是在进房的双合门边，我踱过去捻亮手电筒一照，只见门页轻轻晃了四下，同时发出了乒、乒、乓乓四声之后，又恢复了宁静。三分钟之后，它又动又响起来。如此三番之后，我用肩胛顶住了门，原地等了五、六分钟也没响。等我把肩胛一松开，它又响起来了。我顺着手电光往上一看，门框上方有左右两个５厘米大小的洞眼，而门下方的门巴斗不深也不是很大，可是两片门页穿在洞眼的柱子却非常小，当门开着的时候啥声音也没有，关门之后，寂静无声之时，屋背的阵阵山风，从天井吹进屋内砸向地面又挤向四周，四周关紧的门窗把风顶了回来，这张被木匠设计好了的房门，不就发出了被信鬼的人当作活鬼的乒、乒、乓乓之声吗！我用一砣废纸将洞眼塞住，就什么响动也没有了。天亮后我把晚上捉鬼的事一公开，全队的人跑来看鬼到底什么样，我向大家演示了一番，在场的人都说：

“当过兵的人不但不怕鬼，还把闹了20来年的‘鬼’给捉住了。”

原来这‘鬼’竟是人造出来的，工匠们之所以要这样作，据说是因为起屋的时候，老板家的伙食太差的缘故。要说这家的老老倌肖凤和大崽肖兰桂，还真不是靠剥削，而是靠勤劳和节俭建起的这栋房子：他们家吃糙米还要放一些生（没碾过的）谷，为的是让人吃得慢吃得少（只要凤老倌放了碗，别人就不能再去盛饭），从不准吃辣椒，比某些贫下中农家的生活还节俭。

另据说起屋上梁的时候，按民俗应从上面往下扔饼子和包子，可来的人多怕出事故，就改扔为发。又怕发不匀而改为不在屋里发，而在外面发。

主人凤老倌为讨好兆头说出：“发！发！里头不发、发外头的”。

谁知事就这样碰巧，房子竣工后的第二年就解放了。他家被划成地主，房子分给了贫雇农，他们搬出了自己的新屋。小儿子虽然在外地参加了工作，也被开除回家劳动了。孙子因参加特务组织，被抓捕得待不住逃跑了。改名换姓在外面躲了好多年，后来还是被清理出来送劳改了。据说曾孙也在文革中被人打死了，一家人就这样消逝了。时耶？命耶？鬼耶？巧合耶！

亲字该如何写

穷途末路的我，答帮三个孩子都很乖，几乎不要我操多少心。我每天要出早工，后娘又不能起早床煮饭，年方十一岁半的怀沈，每天清早起来炒碗剩饭吃了，走八里多路去上学，总能准时到校。中午在学校买饭吃，下午放学回到家里，还要完成挑水和浇菜土的任务。星期天还要砍两担柴回来。活象一个孤苦伶仃的冒爷崽。一天下午放学回到家，很委屈地对我诉说道：

“今天中午学校食堂卖肉，我好想吃啊！可学校规定只有老师能打。我正想请×公公替我打一份，炊事员叔叔知道我是谁的侄孙，便打了一份给我。馋极了的我端到桌上就夹了一块送进了嘴里。他看见了连忙对炊事员说：‘你们不要以为他是我的侄孙，就打肉给他呀！’说完便来到我桌上将肉端走倒入盛肉的大盆里。眼看到嘴的肉没有吃到。我当时又羞又气，真的好难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只好强忍着跑出了食堂门，躲在学校后面山上坐了好久。爸爸，他和公公真的是兄弟吗？”

面对孩子的委屈和提问，我除了自责和愧疚，只能说：

“×公公当然要坚持原则啰！学校那么多学生，那么多老师，如果都这样照顾的话，那还不乱套了吗？”但我也不能不想到：有的“太人子”宁肯自己不吃或少吃几口，也会满足儿孙晚辈的食欲！尤其想到我的父母，是那样不分亲疏地对待每一个孩子的仁爱心怀。我也产生了父亲和他同是公公娭毑的血脉，待人接物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呢？又是什么力量冲淡了原本血浓于水的亲情呢？现今这亲字该如何写呢？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

排楼一年

排楼队对我的到来异乎寻常的冷淡，除了极个别持怀疑和幸灾乐祸的人外，大部份社员没有什么表示。倒是蹲点的公社书记看在后母曾经为他解决过婚姻危机的份上，对我给予了加倍的“照顾”：先是以来自大通湖种棉区为由，安排我种棉花，县里为发展棉花生产，花钱从大通湖农场请了一批种棉能手作技术顾问，各公社都有。又用我的收音机召集社员开会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并动员我将存在株洲的600多元退职的卖命钱投入生产队去买生产资料。秋冬时节又派我和队上的好劳力，到市里古岳峰工程营担土方给队上抓现金。冬天又把我派到杨柳水库去突击修渠道。

因为我比别人少做四个月，工分自然少了许多，年终结算时又有意多分了些稻草、棉花杆给我。工分不够，需吃部份议价粮。把投入的现金几乎扣去了一大半。这8个月的社员生活，到头来只是吃了一歺肥肉而已。

值得庆幸的是：在动乱的初期，这位书记曾几次动员我参加造反派组织，甚至还向后母表示绝对不会出问题。我总是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借故推脱，始终也没踏进那人行一路的行列。

十七年和一顿肉

大哥代表队里送来40斤猪肉慰问工地，並亲自办厨。24个人分成三桌会歺。老九嫌我们会吃肉，带头不愿意和我叔侄（建军）共桌。对这种戏谑和恶意，我和建军一合计，决定先不上桌。在一边看着大夥吃。于是在老九反复动员催搡之下，大夥吃光了全部素肉。剩下的全是大块的肥肉。侄儿建军大声说道：

“你们要是不吃了的话，也该轮到我们俩叔侄了。”他将三个盆子里的肉倒入锅里热好，盛在一个大脸盆中，刚好一滿盆，摆上八仙桌，我们一人坐一方吃了起来，几十个人围着我俩看热闹，面对一、二两一块的大肥肉，想到我苦干了一年，到头来卖命的钱也搭去了一半，这气不打一处来，便拿这大块的肉出气，把饭桌当成了战场，风捲残云似地一扫而光。有好亊者为之统计了战绩：我消灭了32块，建军收拾了34块，总重量不少于14斤。认为吃了亏的老九急得直骂別人没有用，有人故意气他说：“你干着急有什么用，只怪自己没有料。”

当房东杨老大爷知道我俩是李雨霖先生的崽和孙时，大声地说：“喔！原来是他家的接班人啊！怪不得咯。当年雨霖先生在靠背石眼冲里做新姐夫陪堂客回门时，我在那里帮忙，亲眼看他吃了七碗扣肉。他吃起了兴，可扣肉没有了。厨子师傅临时又给烧了一捞子红烧肉，少说也有４斤；扣肉少说也有２斤一碗，祘来总数硬有18斤，就祘走了些油，15斤是不会少的。这两叔侄合吃一脸盆，怕还没有尽兴吧？”

听他老这么一说，建军端起大脸盆，将盆里的汤倒入饭钵内一口喝了：“你老人家说得好，这一盆肉也就是半饱吧！要不是有人小皮細眼，我还懒得费这个烦咧！何苦来嘛！”

不知是谁说了句：“人家一屋人平常斯斯文文，才不会多吃多占别人的一点。这下好了，本来晚上还吃得一歺的，冒得了！何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咯！”

自知没趣的老九低头走开了，边走边唸叨：“周 瑜（大哥的浑名）故意把肉切成这么大一块，还不是早就划祘好了啊！”

杨老大爷说：“莫在这里丟我杨家人的丑了，总想着祘计別人，这号人真冒味！”

黑手伸向名老中医

1966年的10月的一天，古岳峰诊所屁××（此人是先兆的徒弟、也就是说是父亲的徒孙）带着一股红卫兵来到九狮冲，抄了父亲的家，他们不顾社员群众的劝阻，抢走了全部医药书藉。其中有几册珍本，其中手抄本的【本草春秋】全国独一无二，是中医入门的绝妙好书。医案病历和自制的中成药，抢走了医疗器械，抢走了老俩口的衣物。还从我的箱子里搜去两块银元。不顾九狮社员们的劝阻，强行把父亲押到公社批斗了一次又一次。那个忤逆徒孙还动手将父亲拉到高凳上跪着。又从高凳上推下去，把老人的牙齿都磕掉。他们还向后娘和闻讯赶回来的我逼要所谓的银元。我以我是一名退职人员身份申明：父亲一世辛劳，养活了一大家子人，还乐善好施救济和收养过几个病困孤寡儿童，收入甚微，吃在口里穿在身上，根本没有积蓄，更不要说银元了。至于我个人也是一无所有了，唯一被你们抄出的这两块银元，还是小时候赌吃油砣赚来的。如果想要你们拿去好了。但请出个收条给我。他们还真的拿走了。收条是打了，但被我不小心丢失了。父亲被放回来后，便不能好好行走了，还被剝夺了处方权。接着又取消了老俩口的非农业户口，转到生产队劳动，而此时两位老人都年过花甲，且病重和伤痛缠身。所有这些都是屁××那伤天害理的傢伙以红卫兵的名义，强行办理的，无政府主义的横行已到了极点。使解放16年了的翻身人民又回到了水深火热之中。

兄为弟黑夜上山……

先兆按时给家里寄她月工资的一半22元钱回来。我也按月付给大哥20元孩子们的生活费。这天我从株洲赶回来办理取钱付钱亊。下午４点左右来到大哥家，见喜姐正在喂坐在她膝头上的飙吃茶泡饭，他含在口里嚥不下的样子，我看着很不是个滋味。这时大哥连忙接过饭碗去到厨房，点燃火烧锅，放了点油盐，又打了只蛋在里面一同炒好，自己喂给飙吃了。付完钱之后，孩子要和我回九狮冲，我因第二天一早还要去株洲，不想带他走。便抱过来亲了下，发觉他一身冰凉，不爱活动还一脸病态。便将他抱到了九狮冲。他说要睡，我便把他放在床上给盖了件衣服就出去准备晚饭菜。大概７点左右，他突然上呕下泻，明显的停食加食物中毒。我请父亲处了方，赶到白岐宫傅淑明医师那里，请他转了处方捡了两付药。回到家后正要去对面山上挖深黄土泡水煎药。怀沈坚持要我快吃饭，由他去山上挖黄土。我怕天黑吓着、摔着他，不让他去。可他抢过手电筒，拿上栽锄就跑到山上去了。我边吃饭边站在窗子边看着他打着手电筒跑到半山腰取回了黄土，当时一股少有的暖流涌上心头。我感到孩子懂事了、长大了，晓得体恤大人了，知道爱护和关心弟弟了。

春天在哪里

1967年春节前三天，玉莲顶风冒雪回到了九狮冲，五个人的暂时团聚，理应有片刻的欢欣。春节来临，我们也应该感悟一下春的温暖了。可是我们没有这个福份。腊月廿九是王十万的圩场，要怀沈去买点芹菜、大蒜、红萝卜之类的东西。天下雨还夹着雪，套鞋已经破了的他，实在不想去。看我天天出工累得够受的了，还是伞也没打，顶风冒雪去了。来回30里路，莫说是一个12岁的孩子，就是壮劳力也够吃力的了。回来后肚子饿，就打开奶奶的柜子找点心吃，当手伸进磁罈拿到饼干要往外掏时，奶奶抓住他的手问：“你又偷饼干吃呀！”

“我看还有没有，肚子实在饿了”怀沈回答说。

“是畄给客吃的咧！”她盖上了磁罈。

当晚怀沈因套鞋进水、又被雨雪淋湿身着凉感冒尿床了。奶奶冷嘲热讽了他。给外婆拜年时，他把这事对外婆说了，外婆告诉他如果你亲娭毑在，就不会这样了。不几天妻子的姨表弟、怀沈在柔公祠的同学可题来家玩，怀沈将这些说给表叔听时，被娭毑听到了。她发气要离开父亲到住在清水塘的叔伯老弟陈启艾家去。我追到路上，下跪将老人接了回来后，用棉花杆子打了怀沈。妻子和我都气哭了，可孩子不但没哭，还哀求妈妈不要生气不要哭。

妻子忍辱负重在农场受折磨，为寻找春天的气息而归来，可春天在哪里呢？春天它不属于被迫害的人们！这次的不愉快之后，妻子春节过后，带走了映霞。李飙也离开伯妈到九狮冲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和父亲、后娘分开过了。但种菜的任务还是由我承担，父亲负责技术指导。我们的菜比周围邻居的又早又好又多。大夥吃了我引种的香瓜，见识了外面世界的精彩！

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腰塘两年，两次与凶神恶煞擦肩而过。

第一次是送粮谷去王十万。腰塘至王十万单边15里，按定额每运100斤是8分工，为多拿工分，我往车箩里装了320斤谷，只歇一次气便赶到了仓库。这天天热得人张开口出气，汗如雨下，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还得用箩筐将谷子挑过六米高的跳板进仓。我非常吃力地往上挪动着脚，突然双脚抽筋、两眼发黑，人就要从五米高的跳板上摔下去，顿时感到末日的来临。这时一双巨大的手，从后面抓举起我肩上的扁担，重重地扔在了跳板下，并扶住了我。等我清醒过来之后，才知道是大哥把我从凶神恶煞手里给夺了回来。

第二次是到九狮屋场楼上去寻一根杂木做锄头把。从梯子蹬上楼板之后，刚迈出第三步，因为楼板下的楼柎木两头墙壁上的砌泥，在散食堂时被想起走楼柎的人掏空，我一脚踩去，没有了钉子的楼板一松动，楼柎木跟着往外一滑，我连着楼板一块往下跌去，要是掉下去的话，这四米左右的高度，岂不是九死一生嘛！也可能是瞎眼人天照应；亦或是祖宗菩薩坐得高；还是天不绝无路之人咧，在手与楼柎持平的刹那间，我伸开双手，揪住了两边的楼柎木，整个身子就像玩双杠时的挂臂动作，被吊在空中。在屋里的父亲见状跑过来抱住我的脚，后娘搬来一床棉絮垫在下面，我让父亲站开后跳落到棉絮上，再稳稳地到了地上，又一次与凶神恶煞擦边而过。本可直接跳下来，但一双赤脚的我，见地面有掉下来的板子，没有敢跳。

父亲说：“要是直接摔下来，不死也会残废。”

我庆幸在部队学过玩双杠的动作，才有这与凶神恶煞擦肩而过的今天。

返 场

1967年７月先兆结束“锻炼”，被从四分场一队调二分场卫生所一个月之后，又调到了沙堡洲养殖场卫生所。她把这消息告诉我之后，我将喂的一头肥猪交吉南香杀了。这头猪在很大成份上是由怀沈砍柴、打草、煮潲饲养大的，随着牠体重的增长，食量的增加，已经使怀沈力不从心而影响到学习，他竟天真地站在栏边对猪说：

“我求求你少吃点好不好咯！”这话洽好被来访的桂林叔听到。老人非常同情孩子冒娘崽似的处境，当看到他忙里忙外四顾不暇的狼狈像时，笑着对我说：

“你们两爷崽咯是过的哪门子生活哟，这锅子和碗越来越小，筷子越吃越粗的日子也不是个办法呀，这牛郎织女、南辕北辙的夫妻生活，何时才是个尽头呢？看来还得好好安排一番才行”。老人的话提醒了我，这一年多以来，确实苦了孩子：他小小年纪，每天往返学校走那么远的路，还要打猪草、煮猪潲、喂猪食、扫猪栏，真够他忙活的了。这天他刚进屋，爷爷在剖篾做凉枕头，不小心掉了块竹篾片到天井里，要怀沈给拾起来，他因太累，只不情愿地唔了一声，没有立即去拾上来。爷爷只好自己去捡，结果跌倒在天井里，将额头撞开一个大口子。怀沈这才吓坏了，但爷爷并没怪他，只后悔自己活到快70岁了，全身毛发无损，却为了一块篾片的取舍而破了像。

有天是星期日，岳父一清早走来到九狮屋场看女婿和外孙。怀沈高兴地为外公做了一道黄瓜汆蛋，把大家都给逗笑了，说是：吃过各种好菜和好饭，从来也没吃过黄瓜氽蛋。这在当时确实是太简陋不恭了，可后来竟出现在了北京饭店的国宴席上，谁说这不是他的创造呢？

从伯妈跟前回到我身边的飙，满四岁这天做了一件大亊：群安姑妈家两岁的国旺不慎掉进了门前的水塘，他飞快地告诉了姑妈，使孩子幸免于难。两天前他还因为一件小事和邻居老张家的小儿子打架，对方拿来了菜刀，幸喜他家大人们发现及时制止，才避免了不幸。

这一连串的问题，促使我萌发再向水乡行的打算。

沙堡洲是养殖分场的场部，是大通湖水面生产的指挥中心和水产品出水的集中加工储运场地。渔民中湖北天门人所占比例较大。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劳作在洞庭湖里，遭风湿侵袭是他们的职业病，治疗这种病是先兆的拿手，因此深得渔民的信任。当他们知道我们的家庭状况后，表示了少有的同情和理解。当我准备返家时，卖给并传授技术加工出一些干鱼，使我在手中拮据的岁月里，用鱼作为礼物送给京鸽办喜酒，些微薄礼物竟得到姐姐的称赞。

1968年5月，我将怀沈畄在家里照顾公公、娭毑。带飙回到了农场。渔场的人看到先兆一个女同志，带两个孩子实在非常困难，大家劝我迁回农场，一家人好有个互相照顾。此时怀沈已经高小毕业了，为了他读初中，经慎重考虑，我接受了好心人的进言，于8月中旬收拾好仅有的几件衣物，带着怀沈来到了养殖场。

从1966年5月到1968年8月，二年零三个月的腰塘生活，是十年动乱中的疯狂时期，我洁身自爱，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的任何一场活动；甚至连一支语录歌也没真正唱出声过；一回忠字舞也没跳过。就好像置身于12级台风的风眼之中，一时平安无亊。

男家属

人是回农场来了，已经脱离“凡尘”的我，不再是23级44．5元的干部，而是职工医院唐先兆医师的家属，再不致招人眼红。两年多相对轻松的社员生活，和相对比农场宽松的政治氛围，使我濒临崩溃的身体得到了基本的恢复。还因为我什么活都拿得起放得下。又什么活也不挑，更因为妻子的医风医术医德得到干部职工家属的认可。我这个男家属也受益匪浅。陈延辉医师还为我们设计了一个有利于病人就医，方便医生出诊，让我有地方做事的养殖分场卫生所分诊室。它设在农业三队，三个正式医务人员除妻子外，还有王青山和陈友良，外加一个赤脚医生刘双林。诊室就在我家隔壁。

这个队有位组长名叫柳伏生，湘阴人，是个复员军人。妻子黄秋英是家属组长。我被分到他们这个组出工。他们一家五口，仨孩子都在读书，由于妻子能干，把个家料理得井井有条。仅仅因为同是部队下来的人，对我相当照顾，尽分配些相对轻松的活给我干。一开始他俩夫妇就来我家，征求妻子和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收大粪。大家都知道，收粪这一活计整天和粪便打交道，臭轰轰的。但相对挑大堤等来说，是可盼而不可及的。妻子从能减轻我的体力劳动着想，也顾不上什么光彩体面了，同意并感谢两位组长的安排。因此一个冬春的农活就是为来年的秧田准备基肥——收集人粪屎。定额是5分工一担。当时正大张旗鼓集中在沙堡洲卫生所打血吸虫，我就包收这些喝牛奶浆草药而泻肚者的粪便。和各家各户小厕所的粪便。每天都能超额完成任务。我敢吹这个牛皮：就是收粪我也要比别人多搯一瓢。我除了干活以外，便是“两耳不闻窗外大小亊；一心且作与世无争人”。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些原本作人底气不足之徒，偏要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

怀沈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

1968年9月１日，先兆带领特意返场读初中的怀沈去沙堡洲学校报到。校长方某，本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为表现自己十足的“无产阶级”立场，竟王八敬神作古正经地当着孩子的面对她说：“因为政审不合格，不能接收入校，况且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子女都难于全部收取入校”。

这位校长就这样违法地剥夺了孩子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又名首宪的孩子，再也不相信大人们的话了，也不明白国家宪法规定的有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为何物。这位校长的所作所为不仅伤害了怀沈，也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尊严和声誉。当然十年动乱的无政府主义左祸所造成的的破坏又岂只这些，它使整个中华民族落后于世界至少是20年，方某人正是给国家民族制造动乱的这种小爬虫。

被挡在校门外的怀沈，并未失去生活的勇气和做人的尊严，他把自己的出路寄托在劳动上，1４岁学用牛，一切成年人干的活，他都被派去干了，还上北洲子挑大堤，成为堤上最小的土夫子，如果按今天的劳动法，是非法使用童工，然而那个年代哪里还有法啊！

鱼池工地露绝活

六分场兴建鱼苗孵化池，工地劳动力全是各地外来的，可以说难免什么人都有。我却被指定去那当炊事员。同去的还有一个名叫胡寿元、小名猪油脑壳的农工，他告诉我：“千万别去惹这些土伕子，免得吃亏。但又不能把伙食搞得太好，我们一队事务长王春山要包这个伙食，是想从这80多人身上捞上一把的咧！”

我却对他说；“人家出门在外，多不容易啊！条件不好，活重困难多，土方价又很低，赚不到什么钱，我们本应雪里送炭才是正理，帮不上忙就已经惭愧了，岂能再雪上加霜对这样的人进行巧取豪夺呀！再说对他们下手真可谓老鼠尾巴上打一擂槌，逢肿都不凶咧！告诉你吧，这号缺德事我绝不干，当然我也不会造成亏粮亏钱而影响生产队的食堂。”

我尽量把饭煮得软硬适当些，把菜搞的咸淡让大众都合口些，把洗脸洗脚水兑得热一些，尽管这样还是出了问题。

由于施工员陈眼镜不经意地说出了土方单价，和老天爷不作美。天天下雨，雨饭吃得多，以致工效低工期拖长。民工们悟出工程结束时基本上没有什么钱可进。有人暗地想破罐子破摔。更有少数根本没钱进、甚至还要掏钱交伙食费者，想制造事端挑起事件，好烂皮散场走人，他们竟想把导火索对准食堂，这不能不引起我的警惕。

这天又下开了雨，不少人挤在灶堂周围烤火。我忽然萌发一种树立自身威武形像的念头，便挑起水桶到水渠里挑来满满一担水放在灶台边，放下扁担后对他们说：“诸位师父们，哪位能不用手，帮忙将这两桶水倒进锅里，晚上我请客。不但不收饭票，还单独给煎三只荷包蛋，哪位来试一试”！

在我一再邀请之下，他们互相推举一阵，竟无人敢站出来一显身手，並请我表演给他们开开眼界。

稍作谦逊之后，我走到桶边拿起系桶的四股棕绳中的两股，理伸后低头用牙齿咬住靠近木提手处的绳子，稍一运气后慢慢抬头、伸腰将桶吊起来靠在灶边，再慢慢低头将桶里的水全部倒进了锅里。放下水桶之后，再次邀请他们来试试。这回他们跃跃欲试，但又怕出洋像，最后由大伙公推的大力士照样试了两次也没能成功，我只好又倒进了第二桶。我不失时机地讲述起当年在株洲刁水上三楼的英雄事，并不无谦虚地表示今不如昔的岁月不饶人了。

他们互相以眼神交流着对我的敬畏！

我抓紧机会奉劝大家，出门在外要听党的话，要仰仗朋友，做好工作完成土方任务！

工程顺利结束，都或多或少地拿到了工钱。胡寿元耽心的事并未发生。

伙头军是投毒犯

由一队二工区扩建成三队的食堂，在试用了几个炊亊员都不满意的情况下，群众一致推选我当了伙头军。之所以为群众推荐，是因为一个名叫谭瘸子的人，看见我做、并吃了“冬笋炒鸡”这道菜后，四处宣传，才引起一队事务长王春山的兴趣。让我取代原来的厨子廖桐生和陈家四爹，为春节会歺掌勺而调起了大家的口味。从而把我推上了炊事员这一岗位。但在一次小小的事故中，又险些被沦为投毒嫌疑犯。

1970年双抢的一天上午，挑到田间的稀饭，使所有人都呕吐了。正好这天有学校的师生支援。队上的治安员因为卫生所长是我妻子，便神经质地不向卫生所、而是向分场治安员、民兵营长及总场保卫科汇报。他们很快带着枪和手铐来了，直接把矛头指向厨房。厨房平时只我一个人。这两天吃饭的人多。临时增加了家属丁阳玉和四癞子帮忙。他们当然是冲着我来的啰？碰巧的是我们三个人都好好的没呕。我立马跑回自家看了看两个孩子。因为他们也打了稀饭回去了。发现姐弟俩也呕了一地，但瞳孔没有变化。我心里既有底又没有数。因为这是一般的食物中毒，是由酸引起的。这样的事我已经碰到过好几次了。我想这虎毒不食子的道理该是人人都懂的吧。这几位阶级斗争的觉悟特高，会不会唯恐天下不乱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非把这定为投毒破坏不可。这投毒者当然只能是我这摘帽右派了。还真如我所料，这三位把我从正在上钵子蒸饭的工作岗位上喊下来，单刀直入地问我要干什？我十分干脆地回答道：“这事请几位最好去问一问卓队长。”

“那为什么？”

“因为是他通知昨天不送稀饭的！”

“那又怎么啦”一个说。

另一个说：“昨天为什么不送稀饭呢？

再一个说“昨天不送稀饭和今天这事有什么联系！”

“因为昨天下雨呀！送稀饭划不来呗！

“那与今天有什么关系？”

“因为昨天早上蒸的鸡窝豆不让煮稀饭，放了一晚馊了，产生了大量的酸，今天拿来兑入用剩饭煮的稀饭里，煮的时间短酸气没挥发，所以才造成食物中毒啊！”

“那不可能吧？！”一个说。

另一个说：“你晓得会食物中毒为什么不多煮一些时间呢？”

“煮稀饭的活是谭四自告奋勇干的，这就要问他了！”

这时乘机跑回来的人，都走到厨房来了，都抢着说：

“肯定是四癞子抠了癞子皮掉锅里了！一定是的！！这个讨不得好死的癞子，真无聊！！！再莫要他在厨房里搞了！！！！大伙一阵嚷嚷过后，我对三位“大人”说：“请你们还是赶快通知卫生所医生多带点『碳酸氢钠』来，每人发两片吧！这也怪不得谭四，是接稀饭的人太性急，硬逼着要他发粥，他有什么办法！”

“就是啰，讲都讲不信咧！”谭四如是说。

一场暴风雨就这样过去了，我几次提出不当这炊事员，可群众不但不答应，这炊事员反而越当越“大”了，从队上做到学校、分场、总场！

右手拿刀割了右手

从大年初一的开门红，一直做到双抢打响的头一天，才放假休息一天，这是全农场不约而同的彤（通）红（行）太屎（势），哪比得现今一周休两天，每年还有三个黄金周。这天，我一早就扛上早就磨快了的长把乓刀，去沟里割蒿草子以备当柴烧。割着割着，固定长把刀用的钉子挂上了一根蒿草，防碍来回挥刀。我便将长把往上往胸前提到左手里，右手拈起这挂在钉上的草往外一扔。谁知这一下没小心，右手的外腕子在锋利的刀口上一拖，划了一道又长又深的大口子，把血管给割破了，那殷红的鲜血，像关不住的小水龙头，直往下淌。我本能地扔了刀，用左手下死劲捻住右手伤口的上方，但血还是成线似的往外流。我赶紧举起胳膊往家跑。难友罗庆祥的弟弟庆学跟在我后面。跑着跑着我眼睛一黑，差点摔倒。庆学立马将我抱住。这时他三哥庆如也过来帮忙，哥俩一直把我扶进了屋。幸好妻子也刚从一队出诊路过家门进屋有事，她立即倒翻脚盆，让我盤起腿脚坐进去后，往盆里灌上大半盆凉水（起止血凝血的作用），然后给我止血包扎。这盆里的水都红了，换下的衬衣衬裤上全被血染湿，估计放血在600ＣＣ以上，我要妻子泡了两大勺子盐水喝下后，人才稳住了神。为此休息了一个多星期，但半年多时间里，这右手拿东西，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掉了。于今这伤疤还十分明显，我想如果当时不是庆学弟兄跟着，肯定就摔倒在路上血净而身亡了，但记不住这是几死几生了？

父亲临场再授业

1969年9月父亲来信要我回家去接他来农场，我和妻子均感到意外，因为老人和后娘相濡以沫，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分开的，我曾多次接他俩老来场均被她老人家婉言谢绝，莫非这次想通了！当我回到家后，父亲凝重地对我说：

“自你曾祖父于公元1872年清同治11年开始行医至今，快100年。一个世纪以来，我家代代人丁兴旺，能继承医业者不乏其人，但为了子孙们不一窝蜂而上，同时从事同一专业，造成互不卖账，互为倾轧，分庭抗礼，以致争食的局面，而有辱家门。所以上三代都只有一个人继承。今我也不能冲破这一规矩。由于你背井离乡卫国参军，使这四代承传的责任就落在你堂客的肩上。这近百年来的医宗医案、验方秘方，积累甚丰，只可惜遭造反派抢去分光烧光了。好在我还记住了大部份财富。其承上启下者，只有你妻先兆一人。她随你滞畄洞庭水乡，无法脱身前来受业。我自被造反派无端批斗，惨遭摧残，致使身受重伤以来，健康状态每况愈下。这授业的大事，是时不我待了。经与你后母反复商榷，决定即日动身去你那里进行传授。这样我才能上可以告慰祖先，本身可以无愧我心，下可以无愧子孙。只希望她不是用国家的钱学到的这份知识，能在为人民的健康服务中，凭良心做人，莫悖了我《存济堂》存心济世的家风。我就可以含笑九泉了。”

我代妻子向父亲表了秉承决心。并再一次恳请后娘一同前往，哪怕只住三、五个月也好。但老人还是以家里不能没人守屋为由而拒绝了。一切准备好之后，父子俩步行到石眼冲里易梅生表兄家，专门为久病的梅表兄把了脉。午饭后就起程，表哥带病把他姑爹送出三、四里路远。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回到他的岳家。也是自己曾住过的地方。路上父亲惋惜地告诉我：易梅的日子不多了。不久梅表兄便去世了。

平生第一次陪父亲出远门。饮食起居行都好说，这最大的问题是没带水烟袋。老人家不抽香烟，我费了好大劲才在长沙给买到了烟斗应急。要不非把他老人家憋坏不可。当到达农场后，尽管他做了思想准备，还是被我们破败不堪的居住条件所吓倒。为了家里医业的传承，还是不安心地住了一个月。

当人们知道倍受尊重的唐先兆的师父、公公这老医生来到了农场，前来要求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并且都是一些疑难杂症和顽疾。这正好让他们师徒翁媳，以实际病例进行教学，真是皆大欢喜了。但也有老大不高兴的人：农场职工医院中药房的药剂师×××就一百个不满意。他说李雨霖不是医院的医生，所开处方不能捡药。当病人找医院领导提意见后，院领导胡佑坤同志说：“这样的好医师请都请不来，你凭什么不发药？不但要发药，还要保证按方发药。”

但这位药剂师却对处方中的一些冷淡药、別名药、药的剂量名称等，竖挑鼻子橫挑眼，冷嘲热讽。说什么：“千层楼（种丝瓜一十广亠厂）三寸，这一层楼是多高呢？药房只有戥子没有尺，怎么个量法呀？”

随着处方的增多，他竟推说这没有、那没有，甚至错发药。对此，父亲不敢再开处方。可病人宁愿花钱到公社去捡药，也要请父亲给看病。南剅口一位曾在湘潭工作过的老药剂师，看到李雨霖的处方出现在了南县，很感意外。当得知是唐先兆的师父来到农场时，便向群众大事推介，引来了更多的病人。

一个月时间最典型的病例当属莲湖队刘注桃之女。姐妹俩先后患脊柱结核（中医命名为龟背疸），姐姐入湖南医学院附一医院治疗40多天，花费千余元（当时是8分钱一斤米），还是成了残废，终身未嫁。妹妹后发病，正碰上战备疏散，没有被接收入院治疗而返回农场。经父亲一服一敷两张处方，总共只花28．5元钱便痊癒。后结婚生育一子一女。为感谢医生救了他女儿，他买了一条28斤（每斤0．28元）的鱅鱼送给父亲。

畜牧一队工人陈泽绵，性情活泼开朗，爱开玩笑，是一个招人喜爱的青年骨干，可惜患上吐血的病（并非肺结核），久治不瘉，总说世上无良医。父亲一张处方治好未再发，他从此改变了对医生，尤其是对我妻子的看法。惜八十年代死于钩端螺旋体病，弥畄之际他还唸叨着：“李统计（指我）的父亲在这里就好了！”

莲湖队李木匠的爱人叶玉莲患怪病羞与人言，故而久治不瘉。父亲为她脉诊时，突然站起身来，恕目相视，复以两手端起病人的双手，用拇指掐住病人两手的少商穴（亦名鬼信穴）让病人抬头看着他，他与之对峙良久，直到她低下头之后，才重新把脉。

把脉完了把徒弟喊到一边低语着什么，先兆对病人耳语之后让她先回去了。我问父亲这是为什么，老人说“所掐之处为捻鬼穴，凡遇到这种情况，医生必须像我刚才这样将其压下——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战而胜之。”

第二天下午两师徒上病人家作了针灸治疗，是先兆给扎的，主穴是长強穴，没吃药而痊瘉。

农场之行也存在着一份遗憾。这天来了一位年约35岁左右的妇女，自诉一年多前，全身半边发肿、半边不肿之怪病，四处求医不能确诊。

父亲带我们望其右侧以任、督二脉为界，从头上肿至脚板。又要先兆带至里屋去看。先兆发现肚脐眼和外阴都一样界线分明。

父亲为之把脉良久后，起身双手合揖说道：“我行医50年，从未碰到过这样的病人，实在无能为力，对不起，请包涵”，并婉言拒绝为之处方。父亲临走时还为这遗憾而自责。

一个月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却为师徒俩完成了三四代的正式传承大业。父亲逝世时，我们无缘为之送终。这按旧例师父临终时要给徒弟打卦渡法授业的事，却破例提早进行了。

几件小事

我这世代医家出身的人，耳濡目染过抢救小儿高烧引起的抽搐。这天妻子他们分诊所的三个人都到河坝职工医院开会去了，工人王四大筒罐（他会拉两下胡琴，因所拉琴的琴筒特大而出名）两岁的儿子患病，父母为赚工分把孩子送托儿所便出工去了，等他们收工回来，孩子烧得更厉害了。抱来看医生，医生不在家。我量其体温高达40．5℃，已经引发肺炎惊风抽搐。观其指纹，青黑直上命关，是极危险的重症。夫妻俩急得惶惶无计，大伙都求我救救孩子，我不是医师不敢擅自给药。只好先用针灸镇惊挛，再用酒精擦五心退烧。还让王四将一只尚未开声的活子鸡公，不褪毛直接开膛敷盖在病孩的心口上。并一路护送至医院。医生说如果不是经过这些处置，孩子就没救了。即使保住命，其大脑也可能受损。孩子经住院治疗痊愈，后来茁壮成长为一个出色的青年。2003年我旧地重游时，王四夫妇和工人家属对当年的事记忆犹新。他们还提到与此相类似的一件事，是益阳市下放农场的工人周甫生、王冬玉夫妇的小儿子也被我从死神手里给拉了回来。

另一件事是难友罗庆祥的四弟庆学睡觉时扭了脖子，不但出不了工，还痛得不行。找医生和剃脑匠都没解除痛苦。他十分看重出工赚工分，很是着急。我妻子要他找我试试。我正在往食堂的大热水池里挑水，便放下扁担坐在台阶上，让他坐在我的下一级台阶上，开玩笑说：“这虽是手到病除之小事，你起码也得给我卷一支喇叭筒抽吧！”

“南瓜（红桔）牌的香烟抽不？”

“虽不如喇叭筒过劲，没有也行”，我一边用手给他捏肩一边说。他必恭必敬地给我点上了烟，我在后面边说话边按摩，以分散他的注意力，再不声不响地将燃着的烟头往他挺着的这边颈上一灸，这突如其来的剧痛，使他的头不由自主猛地一下甩了过来，病被“拈”去了。

他一下站起来正待发火，我说：“你先别发火，转转脖子看。”

他前后左右活动活动后转怒为喜：“好了！李老倌子，你真是手到病除的神医！”我说：“不！确切的说，应该是火到病除！”

大家说这是祖传密方。我说：“不对，这是我的独创，就叫高爹疗法吧！”此时他三哥却说：“可惜没有申请专利。”

三队组长、复原军人柳伏生同志的小儿子、四岁的柳光华，一清早被背着来看医生，医生出诊去了。我探其体温正常，触扣其腹部，听其心律，观其神色均无异常。我请其稍候，开火给炒了一碗蛋炒饭，喂了他一口，再让他自己吃。我边做家务边和柳组长聊天。孩子狼吞虎嚥之后，打飞脚跑回去了，他父母这才记起孩子昨天没吃晚饭就睡了。

干儿子

鸭棚吴洛生已是两代单传，他妻子罗玉莲一连生了秋、娥、金、愛莲四个女，他们盼子心切，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势头。在“人多力量大”的当时，又怀上了第五胎。生活负担使他们耽心所怀的又是个女孩，罗玉莲请妻子号脉，看是男是女。先兆为其诚意所动，看了三次都未表态，第四次她硬是抓住医生的手往自己的手上放，妻子再次作望、切之诊后，笑了笑说：：“可能得恭喜你们了！”

罗玉莲紧盯着问道：“那是个崽啰？”

妻子仍然笑容满面地说：“明天早上再来看看吧。”孕妇一走她就对我说：“这回还真是个带把儿的咧！”我说：“你可得看准了啊！人家已经拖着一邦子妹子了，生活有多难呐。”

“我也是为这一点作难嘞！按爷爷所编脉学正宗妊妇脉歌所述‘寸微关滑尺带数，流利往来似雀啄’，‘左脉大阳浮大’所主确实是个男孩。现在号召节育，我怎能明说呢？如果万一是个女孩，岂不更增加他们的负担，真要是个伢子的话，这一传出去麻烦可就大了！今后还不总有孕妇来找我断定是崽是女呀，这样上面还不怪我破坏计划生育啊。”

“明天她再来的话你可得好好看看，只要看准了，你就背着她朝我点点头，剩下的由我来办。”

她果然来了，并把吴洛生也拖来了。再次证实之后，先兆向我发出了信号。我假装里手似的给把了把脉，又用压舌板点开孕妇的口腔看了看，然后慎重地说：

“照脉和喉咙上的反映，伢子的可能性很大，从计划生育和你们的负担考虑，还是莫生的好。可从你家两代单传这一特殊情况来说，想生一个儿子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事要是被领导知道了的话，我们可就不得了啦！况且这号脉断生男生女的事，原本就不是十分保险。如果你们能不对任何人说，是我们看出怀的是伢子的话，就保住这一胎吧！如果是伢子就给我当干崽子，万一是妹子可也别埋怨我婆婆呀！这胎是保是打，大主意还得你们自己拿。”他们发誓赌咒保证不对任何人说，然后高高兴兴地走了。

半年后的一天，一场大雨造成的积水，把渠道灌得满满的，多处道路被淹，人们出行困难。可罗玉莲背上揹着刚满月的“五满”，左胳臂肘挎一只装满物品的篮子，自立于鸭划子之梁木上。右手拿篙，从鸭棚向我们这里撑来。那飒爽英姿的架式，我敢说绝不比当年梁红玉立于战船上，擂鼓挥兵抗金的架势逊色。因为这鸭划子小到一个人可以挑两只，且非常难驾驶，我就被扣在水里多次，仍不能使用这玩意儿。划子靠岸上坡的她，直奔我家门口。正在我们一家人被弄得不知所措的时候，她的邻居、分场下放劳动的建国前参加工作的干部罗谨的夫人俞世英，赶上来接过篮子放在地上。掏出打火机点燃带来的编爆，帮罗玉莲解开揹袋，抱住婴儿向着我和先兆说：“五满向干爹干妈叩头了。”

这我才记起半年前所说的带干崽子一事来，竟弄假成真了。先兆接过孩子系上长命线和长命锁（一时无法办到，只好用红纸包上三块三毛钱代替）、以后还给买了长命富贵碗。我们对孩子说：恭喜你长命富贵、易长成人”

带干儿子的事被造反派王××知道了，把我拉去要进行批斗。他歇斯特里地对着一坪的人喊：“把胆敢搞封建复辟的摘帽右派李朝高揪出来”。看来我这连划右都没挨过斗的‘家属’这场斗怕是跑不脱了。幸亏闻讯赶来的分场书记张松鹤同志一声大吼：

“王焕怀你少给我出洋像吧，你要干什么？贫下中农吴洛生夫妇搭邦唐医生和老李同志治好了病，生了个儿子，让他家两代单传又续上了烟火，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再说人家为了孩子健康成长，愿意拜他们夫妇作干娘干爹，碍着你哪根筋了。”这一番话把大家逗得好一阵欢呼，更把王‘造反派’弄了个自讨没趣地走了。

张书记还在一天晚上全场的铺网式大抄家中，事先向先兆打了招呼，并熬有介事地把造反派挡在门外，亲自进屋扫了一番后笑着说：

“想不到竟这样干净，走吧！上别处去！”出门了还补了一句：

“唐医师没事啊，莫影响工作咧！”

后母死于左祸

1970年10月接“后母重病速归”的电报，我昼夜兼程赶到株洲，和侄儿立平同返九狮冲。行医五十年，抢救过无数人生命的父亲，被左祸野蛮地剥夺了处方权，开出的处方抓不到药，焦急上火无限悲伤。后娘的亲弟弟从衡阳赶来看了一眼便要离去。已经不能说话的后娘，当着我们反复用手指打出只有她、她弟弟、和我父亲才心知肚明的手式。但她的这位当校长的弟弟，却一言不发地挣脱姐姐的手走了。我和兄长们从病危的后娘同父亲断断续续的眼神交谈中也得知大概缘由，但并未深究，只是果断地让父亲同意了我们送病人去地区医院抢救。当我们兄弟和立平姪，用临时扎成的担架将病人抬到枫仙桥地区医院时，造反派迟迟不肯接收病人，致使这位终生未育、18岁开始守寡，立誓终身不再婚，后因直肠癌肛门改道的老妪，为健康考虑，才满怀希望和我父亲这位名老中医结合。正当两位老人相濡以沫，安享晚年之际，有病遭造反派拒诊，含恨惨死在医院冰冷的病房外。旧憾新愁一齐涌上心头。我以1958年含冤没能奔母丧，遵古仁人“后母亦亲娘”之训而居丧尽孝。归窆之前夜，匍伏灵前，追悔当年的愧疚，祝愿我的两位母亲远避喧嚣尘世，安居清静黄泉。

蛇

1971年成立了六分场，我被“吊”去为干部们做饭。这天下午在上完饭缽之后，去食堂后面取土和煤，通过草地时被一条蝮蛇（又名土鼻子、聾蛇子），在右照海穴上咬了一口。当时我一身大汗，高温天气从事高强度的高频率作业，一肚子的火无处发泄。便在心想：你这小畜牲竟也敢欺侮我！虽然是我踩着了牠，但谁叫牠栖息在我每日必由之路上呢？一股无名怒火，全部集中在我提着的铁锹上。这一锹下去，可就怪不得我了，见你的鬼去吧！我坐在草地上用双手掐住了伤口的上方，并喊住路过的叶洪之场长，求他给我一根绳子。当他知道情况后，二话没说，扯下了自个儿内短裤上的带子，按我的示意给缠扎好后，将我扶到水池的跳板上，我反手扯了一把游草荪子，再求他帮忙找来一块磁瓦渣子，我自己动手在伤口上划了个十字，扩创挤出血和蛇毒后，将脚放到水里用游草反复擦了又擦。这时运米回来的邓事务长，卸下米用牛拖子将我送回了家。怀沈儿到南剅口请蛇药郎中，问过是什么蛇咬的，及被咬的部位后，按唯心的陋习在他所坐凳子的脚上反手用虎口掐了一下，要怀沈回来将所系的带子解去，因此造成血液回流，等他慢慢走来时，已经肿至脾关穴。他端一碗凉水在手，口中念念有词地弄了几分钟后，让我喝了一半，另一半用来洗伤口，折腾了半晚不但没有消肿，人还一身发冷、心跳减慢，他突然说了句恐怕有危险，需另请高明后便走了。也就是说死神已经在向我招手了。突然想到父亲，并记起父亲曾给过我几片『季德胜蛇药』，好像还放在箱子里。妻子一通好翻才找到，按极量服了二片，才慢慢地好转。第二天早晨才清醒。肿也消退了，我又一次战胜了死神。是法？是药？还是我的抵抗力强呢？还真难说！但父亲有备无患的远见，才是我从死神手里逃回来的真谛。

妻子累垮了

1973年妻子从六分场调一分场卫生所，这一年我们经历了打12个灶还没有灶过年的频繁搬迁。在忍无可忍的遭遇下，我曾将灶打在露天处以示抗议。妻子终于被繁重的出诊任务累趴下了。体重降到只有60多斤。严重的红崩使人瘦得风都刮得起。我也被血吸虫吞噬和重活折磨得不足100斤。侄儿立平前来探望。使我想到了韩愈的“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的诗句，便对他说：“你这韩湘子的角色怕是真的要履行了。”他也深为我们的存亡担忧，建议到长沙或回家去请父亲开单子吃药。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费了很多口舌，才被批准到长沙看病。正巧同院妇产科曹安武医生陪她爱人、农场打成的右派蔡炳泰在长沙治肝癌，经她引荐到在省人民医院妇科工作的同学那里，查出为宫颈鳞状上皮细胞增生及化生，并做了电凝（熨）术治疗。但极度虚弱的身体，纳食极差，走路都困难，只好搭火车到湘潭，乘汽车绕道中路铺彬妹家吃午饭，再坚持走回家。我一路小跑回到家，喊京鸽和建军两个用轿子将她抬回腰塘。

父亲仔细诊断后，开了云苓、瓜壳、熟地、丹皮、川柏（盐水炒）五味药，只服三剂，每剂0．16元。服后便食量大增而神清气爽，判若两人。我们只在家住了六天，便步行35华里到三门过河上火车至长沙，请在中医药研究所工作的元希叔开了一张疾病证明书。回场半休两个月，获得减少出诊、增加坐门诊的照顾，才逐渐得到恢复。

右派崽子也想当兵

怀沈自知是右派的儿子，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立身社会。在一队的年多时间里，经过不懈的奋斗，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不但当上了扛木头枪的基干民兵，还加入了共青团。在征兵中被队上推荐报了名。在分场卫生所门前排队准备接受目测体检时，分场民兵营长杨某某，当着众多送检的人说：

“李怀沈你这个右派崽子也想当兵吗？凑什么热闹，快回队上出工去！”

这对坚决和右派父亲划清政治界线，一心跟党走的怀沈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他争取做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女”这一信念被完全砸碎了，便向着这位不可一世的阶级斗争英雄，摔下一句：“你简直就不是一只家伙”！便悻悻地走回了宿舍。

他那负责目测的、当妈妈的医生同样受到极大的冲击，便走过去对杨国斌说：“孩子响应号召报名参军，是青年人应尽的义务，也是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你一个小小的民兵营长，何必如此不通情理，你完全可以在目测以后，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将由一队党支部选送的他刷下去。你可以打击孩子的积极性。但你无权蔑视一队党支部的存在。你更不应该玷污党对出身不好的子女进行正确教育的方针，你所搞的这种目测，不合党的精神和国家的政策，我不能陪你玩，对不起我要出诊去了！”

受到先兆戏谑的杨大营长正待发作，见到闻信赶回的我，便走进了卫生所里，我觉得对这号人不屑一顾，便进屋安慰怀沈去了。

怀沈非常痛苦，失去了对党的信仰，认为党的政策是说一套作一套。我只告诉他：“他杨某人所作所为绝对是错误的，如果照他这么征兵，这个兵咱还真不当”。

事后我俩口子分别向蔡书记提出过这回事。还在21年以后和这位杨营长的一次邂逅中，给了他一个冷脸，对他伸过来的手我没有回应，只顾和旁人闲喧了。

.学校伙伕

“天干三年饿不死伙头”是真是假我也说不清。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却无缘或者说不配当炊事员。可某些人对吃开始穷讲究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荣幸”地被“照顾”到一分校当了一名“光荣”的大师傅。这个学校有高小5、6两个年级的６个班，初中6个班、高中3个班，学生近1000人，教职员工及家属逾100人，早晚就歺人数不下百十号人，星期一至星期六中午更高达五百多人。光开水就得烧6—7老天锅（每锅不少于300斤）。当年没有足够的煤分配，部份燃料靠烧杂木棒和乱树枝，这些都要由炊事员到学校周围的树林子去拖，拖回来还要砍断劈开才能进灶烧。五百多只蒸饭的缽子，光洗也得一、两个小时，更何况还得上缽子蒸成饭，又凭票一缽一缽发出去。虽然只有半数学生花得起三分钱买一份小（扎）菜子吃，但那也得切碎、洗净、炒熟一炒勺一炒勺地卖出去。而这所有的活计有多少炊事员呢？里里外外就我这一把手。因此炊事员连续換了四、五个，没有一个能干上一学期的，我却连续干了二年半，我也不知道是怎样熬过来的。但也曾手持竹扫帚条追打过肆意倒掉开水的学生；摔掉过装病偷懒不上班，还故意掀开正在蒸着的饭甑盖，差点害得我蒸不熟饭的一个女老师的热水瓶；砸碎过动手打菜吃的老师的菜盆。也得到过开水烫伤脚、斧子劈开小腿胫骨痛得在地上打滾，被总务老师肖劳力背着送回家的“优待”，唯独对来自那位女老师传达的分场领导的“表扬”一事，约定时间向蔡书记忆了一个小时的“甜”。当五七厂率先在全场杀猪，对全分场每人每月凭票供应猪肉，调我去当屠夫时，全校有10%的师生不反对我走。学校运动会的会歺，是师生们中大部份人第一次享受的美味佳肴。后来是某文化馆馆长、付研究馆员的一位老师，还戏言要拜我做师傅。

卖屋葬父

1974年的正月，正当人们准备欢度元宵的时侯，电报传来恶耗：被造反派摧残致伤的老父，终于含恨辞尘。悲痛中我和妻子带着尚未过门的儿媳周乐群，昼夜兼程赶到家时，父亲早就入殓封棺。我埋怨大哥为什么不等我这未尽孝送终的罪身回来见上一面，大哥说：

“不是我不等你们回来，而是突然气温升高，遗容变色不能再等。至于送终的人，就连经常要为老人洗屎净身的你嫂子喜云也没能赶上。他早饭后在阶基上晒了一会儿太阳，自己回房上床，半躺下盖上被子后，接过四岁多的嫚琼剥的香蕉，靠在床头吃，被卡在喉咙里没能嚥下去。堵住气管自己不能动。嫚琼被吓得跑到外面喊来你嫂子时，人已经没气了。你也不必内疚，以你的处境能这么远赶回来就很不容易了。父亲在天之灵不会责怪你的。”

我为自己没有给父母养老送终而内疚。也为没能继承与发扬祖业而羞愧。越想越伤心。当想到父亲为教育培养我的良苦用心，我哄着他去县土改训练班学习，瞒着他参了军。为帮助党整风被划为右派伤了他的心，害得全家人受株连遭打击。自惭40多岁的大男人，既没有为父亲分一点忧、解一丝愁，不仅没有光宗耀祖，还辱没了家门。父亲55年为人民的病痛所付出的艰辛，为中医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为保卫革命胜利成果，先后送我和二哥参军，为抚养我们兄弟姊妹呕心沥血等等这一切，理应受到人民的爱戴而延年益寿！理应得到国家的褒奖而安度晚年！理应由我们尽孝服侍以乐享天伦！可是竟由于这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受辱、蒙冤、含恨、失望，目睹灵桌上黑纱下的遗容，我控制不住悔恨和愧疚，泪如泉涌。久久地跪在这凄凄惨惨的灵柩前，痛哭失声。我恨自己的幼稚、天真、盲从、偏信、执着和无知。我企盼太阳从西边出来。我幻想回到无忌的童年。我想到不如撞死这戴罪之躯。揉碎我这堆无用的皮囊。可是我不能呀！我不能不将父亲的遗体送上荒山野岭，借道黄泉圹壤，以躲避这尘世的倾扎；我乞求灵柩里尸骨未寒的父亲能掀开棺材盖，用灵前的哭丧棍，狠狠地鞭打我这不孝的忤逆儿子，……。这时大哥走过来劝我：

“事到今日，你也不必过份责备自己，要冷静下来。听玉莲和小周说，你接到电报起就没有好好吃过饭，还是起来洗洗脸吃口饭，等下好商量如何料理父亲的后事，让父亲早日入土为安吧！”

妻子和儿媳拉起了我，洗漱后坐到饭桌边，几次端起碗也吃不下。我和二哥都请大哥说出他的打算和安排，大哥应是早就心有成竹了：

“伯年、朝高、玉莲，还有第一次来家的贤姪媳小周，你们能很快赶回来，我这惶惶无计的心，也就有了定夺。从后娘一死，父亲的饮食起居完全不能自理。我为了生活挣工分也抽不出工夫招扶他。全靠喜云护侍，得以走完这最后的日子，我们都可以问心无愧了。现在人也睡进了千年屋（棺材），但不能不抬到他在生时就指定的地方——张冲屋背岭上去入土为安。至于这丧事该如何办，就看你们二、三两房的了。但该请的亲戚六眷，朋友邻居，又不能不请。三、五个道士和地生都不能少。挖眼（坑）的、帮忙的、抬柩的，都算起来，早晚两歺起码也得30桌。还有前后几天的缴用﹝指吃饭），光米就得二、三百斤。这我可去找左邻右舍先借着，钱嘛！？再省也得2000元。父亲临终时，身上仅有３元６角钱。而我能拿得出的就只有栏里这头猪，剩下的就看两位老弟的了。”

大哥的话再明白不过：要将父亲送上山，万事诸备，只欠东风——钱。1955年我月工资72．6元，母亲住院治疗费虽全免，但5．5元一天减半收是2．75元，共5个多月的伙食费支出，到1958年4月才理清，紧接着便被降到每月44．5元，为活命我自私得全部吃光了。1966年后，靠赚工分活命，卖命的600元退职费，早已耗费一空，这次回家葬父，还是妻子到医院借的一个月工资４７块钱，仅够来回的路费，这几百上千元的钱，我上哪里去筹措呢？那个年代农村每个工仅几分、角多钱的收入。吃盐都只能靠仅准许喂一只母鸡生的蛋去换，谁会有钱借给我来葬父呢？昔日董永还可以卖身葬父，我这已经卖了一次的右老倌，还能卖第二次吗？二哥的处境也比我強不了多少。大哥说完之后，便进房躺下不再作声了，意思是你们两房不拿钱出来，说什么也是空口打哇哇。万般无奈之下，我把质朴木讷的二哥拉到一边，问他怎么办？他思考了半天说了半句话：

“只看你们这一堆还回不回九……狮……冲……”

“卖屋？卖了九狮冲！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就这样定了。走！找买主去！”

在桂林叔的搓合下，我们将土改时分得的胜利果实，上下两层、每层大小八间的住房，以3000元卖给了邻居。终于安葬了父亲。

两个曾经志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空军的军人，竟落得只有卖掉土改分得的房屋才能葬父的下场。愦愦昏昏的老天爷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除四害与戒烟

当了三年的学校伙伕，差点玩去了我的小命，触诊肝脏肿大近两指，右边胸部隐隐作痛，骨瘦如柴，劳动越来越吃不消了。先兆多次要我戒烟，我也没听她的。不是不知道烟的危害，而是开始以为自己身体棒，承受得了。后来却是疲痨不堪时，抽上一口能麻醉一下神经。这养成的陋习，化作烟瘾无法抗拒。在三年灾害时期，８分钱一包的劣质经济牌烟都买不到时，我抽过莲蓬的壳、黄豆的叶和老茶叶的末。

肝、肺的毛病急坏了妻子，在她的一再督促下，我去了长沙确诊。仍然是曹安武介绍在省人民医院进行的检查。结论是：右肺挤压性损伤所致的气肿，并压迫着肝区。我猛省到是当年为“脱胎换骨”狠挑重担的恶果，但后悔也晚了。这种病也没有什么特效药治疗，最好的方法是戒烟。医生和我打赌，说是只要戒得了烟，保证肝、肺的病痛都会解除，体重也能以每年5公斤以上的速度恢复。如果仍然没有节制地抽烟，则很有可能危及生命。说到死我并不惧怕，但人道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我宁肯屈死、冤死，总不能被烟熏死。于是当场掏出口袋里特意为给医生敬烟而买的一包大〈前门〉，一把拧断揉碎抛出了窗外。医生不仅没责备我的不文明，当得知我当医生的妻子也未能使我戒掉烟，此刻听了他的劝导，竟有如此大的决心，还开心地笑了。这天是1976年10月6日。第二天早上，大街上贴满了打倒“四人邦”的标语，这一天我没齿难忘。从这一天起，30年过去了，我没抽过一支烟。第二年国庆节时，我的体重增加了11斤，现年逾古稀，身高164厘米，体重72公斤，两肺清淅，肝功能正常。我告诫我的后人，你们最好还是别抽烟！

屠 夫

“抬头看人低头砍肉”

一分场率先办小型工厂和农产品加工厂，给农场呆板的稻谷加稻草式的生产格局，注入了清新的润滑剂，它冠以五七厂的大名，是遵照“五七”最高指示而命名。生产人员除少数酿酒、熬糖、铁、木、漆、泥水工，是从生产队抽上来的外，大部份是分场干部家属。我原本是为当屠夫而来。因为猪源问题，临时被安排打豆腐。过去打豆腐靠手工推石磨，每作10斤豆子，一天打三作，半夜起床干到早上9点，累得腰酸背痛，胳臂都抬不起来。我用电机粉碎，每作20斤豆子，用不了10分钟就打好了浆，100斤豆子的生产全过程也就三个来小时。卖起来更快，根本不用挑出去，只需排好日期，各队会准时来取。我以为能较长时期干下去，可一个更“光荣”的任务又落在了我的头上。

改革开放创新的精神，让分场书记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策：号召职工家属签合同义务劳动养猪，为改善自身生活作贡献，简称养贡献猪。猪仔由五七厂猪舍免费供应三类猪。大米厂每月凭票免费供应20斤谷糠，其它由饲养人负责。五七厂一概不管。全部报酬是：甲类猪（毛重151斤）发肉票20斤，年终前要自费购完，杀猪时可优先购买猪脚一对、大肠一付。虽然这项合同存在着非按劳付酬的性质，但在“猪肉佳肴谁不爱，一年难得几回尝”的岁月里，这种诱惑实在难以抗拒，因此签合同的人还真不少。

分场为让谁来当这个为好几个有经验的老屠夫所青睐的美差，进行了反复选拔，但谁都没想到，蔡书记竟力排众议，决定由我来干。并亲自找我做思想动员。我却不愿意扮演在施耐庵笔下，被鲁提辖惩罚过的郑关西这样一个角色，便以没杀过猪为由推脱。蔡书记专门找到我说：

“我是出于两点考虑才决定让你上的，其一是人家都说屠夫是‘抬头看人，低头砍肉’的人，我认定你绝非这样的人。其二是自从我们两个那次长谈后，我总觉得应该给你安排个合适的事，才能让你的身体得到逐渐恢复。我想你不会不答应我吧！”

没想到书记会这样细致入微地考虑工作，和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照顾我这么个人，只好违心地答应了他。他为了让我尽快地掌握这门技术，给我派来了黄松林和傅兔子两个师傅。前者是生产队农工、真正的屠夫，后者是分场核算组长、地道的蛮屠夫，此外我还向李绍连请教，拜他当师傅兼顾问。

蛮屠夫有细活

我虽然生性愚顽，甚至还有些张扬，为了一饱口福，不但杀鸡、杀鸭、打狗，甚至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还奉命杀（枪毙）过人，可就是不喜欢杀猪。开张这天，为了让我学手艺，特意多杀了两头猪，第一头由师傅们边操作、边讲解：

从边磨刀边准备开水、往接血的盆子里放盐、准备净凉水（兑血用）摆凳子（案桌）；

助手从猪的后面抓住尾巴、操刀手用重头（肛门）钩子，从右面塞进猪的嘴里钩住腮邦子，使牠毫无反抗之力而翘首就擒，两人一拉一推，拖到屠凳边；

左手抓猪耳朵，右手提钩子，从凳（案）的左侧提猪上凳、将钩子挂在右凳脚上；

空出手来用左手捂住牠的长嘴巴往后扳直，左肘（倒拐子）压住牠耳朵的后方；

与此同时，当助手的松开缠住猪尾巴的左手，人站在点血手一边的后面，两个人形成背靠背的犄角之势，以增强和点血手的相互支撑；

助手的左手由猪背部从下往上抓住左后腿的软裆（肚皮）稍往上拉的同时，用下臂狠压牠的后半身，迅速用右手反手抓住猪的左前脚，不让牠来回乱动乱刨，并用右肘抵压牠的肋（排骨）部，制牠于根本不能动弹；

点（进刀放）血视猪的大小而定，行话是“小猪靠近嘴，大猪靠近腿”，进刀要快，刀子进膛后，猪将垂死挣扎一番，此时可不能大意；

抽刀后待血放光了，将死猪拉直放在案上；

将血摇匀兑入净水用刀把搅动，端一边冷却凝固；

持刀背敲一下牠的右后脚内侧，以验证牠是否完全没有了反应；

用脚踩踏住猪的这只脚，拿刀在靠猪小指的上方割一个Ｖ字型口子，并用刀尖扩展到一定的长度和深度；

弃刀接过助手递过来的干净挺条，从Ｖ字口插进皮下往四条腿和耳朵处挺出一条气路之后，将牠丟进放有一根棕绳的澡盆内；

用少量冷水先将猪的全身湿匀，再倒进约85一一95℃高温水褪（视天气变化而定，过滚的水反而因毛孔收缩褪不下）毛；

助手立于猪脚一边用绳子来回拉动，主屠双手从对面抓住上面的两只猪脚往自己这方拉，助手同时用绳子使活力一拉，就很容易翻转过边再来回拉，能将绝大部份毛褪光；

当四肢和头尾的毛用手擦挤刮净之后，一人用左手抓住Ｖ字口的上部，右手扯住割开的猪皮，用嘴使劲往里吹气，助手持小棍朝猪的头部敲打，以促使气路到猪的全身，直到鼓脹后用事先准备好的小麻绳扎紧口子的上方，不使气跑掉；

从澡盆內拖上来将其横着趴在盆子的两个边上；

进一步仔細清理直到完全干净；

从猪的背部用剃毛刀从头至尾割开一条直线，前面的人用大砍刀在榔头的敲打下剁开猪头盖骨用水洗净水渍；

后面的人以尖刀将肛门切开并拉出大肠头（亦称重头），再伸进钩子钩住砥骨上的一个洞；

用梯子接住倒挂起来进行清洗后开膛，放干槽头血割开猪舌头的根部并拉出体外，用水洗净猪上的血渍；

主刀手用剃毛刀先从肚脐処往下切开，再从肛门处下刀往下划开皮，然后用右手中、食二指反插入腹腔内，反过刀刃在二指之间同时往上全部开膛（为的是不割破肠子），用小棍从肚脐処撑开以利下一道工序的施展；

順序分离花（肠）油与小肠并给连结猪肚的肠子打上结，以免脏物流出弄脏下水和肠油，取出小肠后用盆子接住卸下大肠后，再割下心、肝、肺、舌后，缷开猪脚畄点筋连着；

从猪的背部靠尾巴这点由上往下砍开分边，用双钩钩好挂起就算大功告成了。

手术刀与屠刀

应该说师傅们的言传身教相当精细，我学得也很用心，可是当我受激励而开始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磨刀霍霍向猪猡时，让我有些心跳过速手发颤。我竟想到了当年家里喂的猪被猪瘟所害的惨像；眼前这猪与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听牠叫唤的这么惨；想到曾经听人说过：“屠夫得不到好死，死前要抽风好多天，只有拿来盛血的盆子，放进盐和杀猪刀才会断气”的传说，我竟无法将刀扎进猪的皮肉，在师傅的催促下，我闭上眼睛一刀捅去，总算扎进去了，可猪竟没有太大的反应，等了分把钟滴血未出，仍然瞪着眼睛不动不挪。师傅们喊我抽出刀再补一下，已经非常紧张的我照办了，但仍然没有扎中要害而杀进夹了，牠仍然瞪眼斜视着我。

我想连你也戏弄我吗？我就不信我还怕你。这时我也顾不了许多，取下钩子，将牠的头往上端了端平，抽出刀给了牠第三下子，可能是捅中了地方吧，牠猛力一弹，挣脱我和助手叶民权的手，带刀打翻血盆窜出屠宰场，连跑带跳，窜起老高又跌下，跌翻又窜起，才躺在地上挣扎着死去。现场看热闹的、看笑话的、看火光的，起哄之声一片哗然。

只有一个人没笑没喊，她流着泪走到我面前：“你本来应该是把脉开处方，拿刀切毒瘤行仁术的，却行此暴戾之举！咱们少吃点、少穿点都要得，还是别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好吗？我求求你了！”这是我的妻子唐先兆医师

我非常理解她，但我不能被人看不起：还当兵打仗咧！连头猪都杀不死。可我心里也在默默地为猪祷告着：猪呀猪！你也不必怪我，你我生来就是被人宰割的，你也和我一样，注定是逃脱不了的命，还不如俯首贴耳作“贡献”呢！

这时李绍连师傅从坪里拾起由猪的胸膛里掉下来的刀，过来安慰我；

“是事总是头回生、二回熟，等这头猪处理完了，再试一头看，我来帮你当下手。”

这回我把师傅们传授的要领想清，拿起钩子走向了第二头猪。说来也怪，在李绍连师傅指点下，顺利地完全按操作要领完成了杀猪这一职业的处子秀，从此开启了我为职工家属的歺桌上增添做佳肴原料的职业屠夫生涯。

两年多时间里，我天天杀猪，少则一头，多则两头，逢年过节则大开杀戒，最多的一天，杀过12头。这第１２头是杀来为大儿子收亲办喜酒的，忙完全分场持肉票人的喜菜之后，我连夜办了25桌喜筵，时间是1978年12月31日。

我和叶民权杀一头猪，料理好挂肉上秤钩最短时间是22分钟；最重的一头是426斤（一头后备母猪因多次配种不受精而遭误杀，杀出了15头小猪仔）。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一个人杀过一头重156斤的良种猪（并非借助电棒）。

在1979年落实政策时，农场陈遐龄同志还以此为由，使益阳地区人事局调配科的干部，要将我安置到益阳师大去当总务老师，妻子当校医，当时一心想落叶归根，要求回到了株洲。如果真去了那儿，可能要比到这排他的技术部门好一些。是我们太天真了，满以为家乡就是家。

谁说只有九两六

人们常说：“屠夫师傅砍肉，足不足九两六”。意思是再好的屠夫也不会给你足秤。可是我却自豪地宣布：在我的屠夫生涯中，没有尅扣过职工家属一钱的秤。因为那位记秤开票的女党员，从第一次看我称秤时，如实所报的数字与实物斤两相符，殊不知我当天开票买的2斤肉，一两也没有拿回去，而是贴到失秤里去了。

我也不能不坦白地承认，由于她对我的信用和大意，还稍许有些偷懒，再未看过我的秤，所以多数时间我总将实际重量少报1至2斤。也有一些外单位的朋友找我开后门，我不能驳人家的面子，只好把自家的票给他，自家来客了时，只好再向开票的求情，免票买点卖不完的肉啦。

白头发·胆固醇·痛风

我还得讲清楚：杀猪是有槽头血的，我是端回去吃了些。人们见我头发白得早，便笑我吃多了猪脑髓。殊不知是我家的遗传基因使然。再就是以治眼睛为由，拿草纸包着猪胆部位的肝，放火里煨着吃了一些。有人在场割少点，连胆一起煨，没人在跟前就多割点，去掉胆再煨。这算不算一种贪污呢？我以为可算可不算。因为我每天一大早起来，要到半晌午才能卖完肉回去吃早饭，好几次因空肚子心荒发悸，两手发颤而割破手指大放血。不过猪肝这玩意富含胆固醇，吃多了对身体绝对有害确实是我的切身体会。嘌呤物质的积累，所形成的尿垢石，往往聚集在身体的关节部位，一旦受外因诱发发病，其痛无比。中医称之为“白虎历节风”，说它痛起来如虎咬。以其发痛的具体时间多在晚上来断定。我佩乎最初给此病命名者的遐想，但敢断言，此君绝不是被老虎咬过，才说其痛如虎咬的。西医对该病确诊的标准是检验血尿酸的超高。我来株洲后贪吃猪牛下水，引发痛风吃尽了苦头。先后三次住院治疗，每次都是十几二十多天。方法是用大剂量、长时间的服用“秋水仙碱”和注射“先锋霉素”消炎。但都而未能缓解症状，并宣布此为不可能治愈之症。后来由卧病在床的夫人授意下，以中药“上下通用痛风方”加减治疗，取得非常理想的疗效。慕名前来求方者不少，我是来者不拒。事后都说好。

杀猪容易砍肉难

还有一件事令我惭愧和后悔：管畜牧生产的副场长的爱人，喂的猪特别特别地肥。杀猪的这天，除了本人应奖的20斤肉票一次全部砍了肥肉外，还收了别人一大堆票也要净肥肉。这让我非常为难，劝她、求她都没用。那年代每人每月4两棉籽油，砍肉时谁不争肥嫌素呢？但如果按她的要求做，群众又不干。素肉没有人要不说，人家还在骂我也是“抬头看人低头砍肉”的角色。时间僵持了好久，我早就肚子没气了。可她手把住挂钩不让我给群众砍肉，被气不过的我，将刀往地上一丢：“不砍这肉就会饿死吗！”围裙一解，走回家吃早饭去了。

她没有骂我右派怎么怎么样，但捡起刀正要自己动手时，她当副场长的老倌闻信赶来制止了她。并亲自到我家来代表她向我道歉，请我莫生气，去把好（肥）肉砍给群众。我知道他这样做是很使她丢面子的事，她的大女儿桂荣正跟我妻子学医。二女儿媛香是我女儿最好的同桌，表演节目的搭当。一家人平常对我们也不岐视，当时就觉得自己有些过火了，便啥也没说就继续去砍肉了。当我进屋时，等在那里的群众为我鼓起掌来，我却感到怪难受的，心想这又何苦呢！？

试想一下，今天上市场买肉的人，谁还会为了买几斤肥肉的事，去争吵呢？

我呀！我！我这人当个屠夫也生不逢时咧！

七九年春夏

1979年3月20日，我这囹圄堤垸21年，历经九死一生磨难，家人被株连，子女们失去受义务教育、服兵役、就业求职，乃致正常生活和生存权利。1949年参加革命又走上职业革命军人的右派问题，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军事法院以（79）法字第96号文依法判决：撤销广州军区空军军事法院（58）法字第69号判决。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我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原来是错划。

紧接着空四军政治部于同年5月5日，以（79）甄别字第52号决定书决定，认为不应划为一般右派分子。将报请南京军区空军党委1979年3月17日批准予以改正的结论通知到本人。撤销原定为一般右派分子的批复和处理批示，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级别，恢复原工资待遇，补办转业手续。并按规定做好善后工作，处理好有关材料。

对上述决定我当时有过激动和感激，甚至流下了喜悦的泪花。部队来场落实政策的同志劝我向前看，我们与会人员也对前途抱有希望，但没有向部队提出任何要求。

对“属于错划”一说，也没提出异议，只感到对这“旷古奇冤”仅以‘改正’两字作了结，不理解。据统计，来场的351个右派竟没有一个是划对了的。那么这“错划”两字到底是对谁而言嘞！后来听说全国被摘帽的右派是552973人，其中被改正的达552877人，仅有96人未被改正。换算的百分比是：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冤案的错误率竟是99．99％以上，可仍被称之为是“必要的、正确的”，这不是又一天下奇闻吗？对21年的遭遇不给任何补偿是想不通的；对离队21年后才办转业手续感到滑稽可笑；诚然对重着军装的兴趣，也就没有了1950年那种冲动。就我而言，经过肃反被确定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结论文字，竟被当成黑材料给销毁了。则是又一个搞错了。

不管怎么说，我能偕妻子带女儿李映霞、二儿子李飙离开大通湖，比起被屈死、冤死、累死、饿死、整死、打死的一批难友来说，应是不幸中之万幸了！但是受我株连最深的大儿子李怀沈及儿媳周乐群，被滞畄在农场未能和我们同回株洲。

第四部 十四年公务员

叶落归根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春风吹到了云梦水乡。1958年广州军区遣送到大通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被整了21年之后，都由原单位宣布属于“错划”。既没有道歉更无赔偿。连降级尅扣的工资也未进行补发。对此旷古奇冤，人们麻木到没有做任何的申诉，更没有提出低调的请求。我和妻子知道益阳地委安置办不堪大批“右派”改正后需要安置的重荷，提出回株洲工作的愿望得到理解和支持。我们双双来到株洲，承霜姐夫妇、蔚群夫妇、育群夫妇等的奔走联系，株洲市人事局同意接收安置。南京空政接到我从株洲打去的电话后，当即派来涂绪凑等二位同志专程赴大通湖农场取来我俩的档案。经与市安置办、人事局商榷后决定：我去市农水局当会计；先兆去市立二医院当中医，在市二医院工作的老同学、老战友盛国善同志既不明白我于二十七年后又来到了株洲，更无从知道唐先兆就是李朝高的妻子，更不知道她竟是名老中医李雨霖的传人，在医院讨论是否接收时没帮上忙。当我和张瑛同志一同去找他时，我被他认出来之后可一切都晚了：先兆的档案已经退还人事局，再转投市农水局被接收而安置到市农科所的医务室。本来还可以再去二医院，但考虑到一再麻烦军地两方有些不好意思。更考虑到自己不是科班出身，到大学生、西医成堆的地方不会被看好的实际情况，还不如就这样算了。我到农科所看了看环境之后，虽然觉得很不理想，但一想到在大通湖一年打12个灶，还没有灶过年的悲惨日子，今天能有一个安身之所，又能脱离那“巴山楚水伤心地，二十一年弃置身”的疫区回到故乡，我知足了。于是毅然决定：就这样吧！

1979年10月25日，我回大通湖农场办理调动和迁移手续，又遇到了新的拦路虎：已是成年并已结婚的怀沈必须有接收单位；儿媳乐群是农业户口不能转非农业户口；60年10月21日出生的映霞也超过跟随父母的迁移的年龄。家庭会决定怀沈小俩口暂畄农场。映霞经好人卓尚书同志将60年出生改成61年也就顺利迁入了株洲待业。

1979年10月31日，农场派车给搬运了几件简陋的旧式傢俱及被帐、锅碗瓢盆，当时交通很不方便，虽然头天晚上就装好了车，天不亮就发了车，但一路上经四个渡口的等船，到达株洲市农科所时已是天黑多时，如不是半弯新月与满天繁星的照映，连卸车都困难。司机见此局面，连饭都不肯吃便连夜回长沙办事处去了。

一切安顿好睡下来已是鸡叫半夜时分。我躺在低矮平房的床上，对也算叶落归根的46岁以后的下半生人生旅途，产生了一种迷茫。我将要去办公的农水局在湘江之东。妻子在河之西，渡水无桥舟作路，东奔西跑哪是头。映霞的就业岗位在哪里，飙的学习怎么继续，尤其令人揪心的是远在大通湖的儿子媳妇，和那即将出生的孙子何时才能来到我们身边呢？

公务員上任

稍作安排后，去株洲市钟鼓岭经委三楼的株洲市农水局计财科上班，连低调的欢迎会也没开，多少也说明对我的到来的态度。这是一个由农村办的农业水利两个科，合併新成立的一个县处级单位的计划统计财务部门，还兼做农村办的财会工作。科里定编四个名额，有科长、会计、统计、出纳四个岗位，实际只有三个人。业务是辖区内一县一郊的农业、水利、林业事业费的汇总上报市财政，此外还需上报省级三个主管厅。所有这些几乎是同时进行，年度终了往往几乎要同时参加三个厅的财务、统计汇总会。这对仅仅从事过农恳企业基层核算和统计，并未进行过任何专业培训的我来说，倒也没多大困难就驾轻就熟了，只是分身乏术疲于奔命，而显得忙乱些。

新成立的单位连个住宿的地方也没有，就和一班年轻朋友住在市第二招待所，只有星期六下午下班后，才能乘轮渡过河回到农科所的家，星期一早上又排队挤轮渡赶班。对当过兵又过惯了农场居无定所生活的我来说，倒也没有太大的不适。但以后一系列的怪事却让我迷惑。

女儿的招工考试

映霞在三个孩子中最会读书，在那以劳动为第一门功课的“红专”教育路线时期，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无偿给分场做红砖的三年高中学习，因表现突出而光荣地入了团，可是课堂上并没有学到多少知识。但她能挤出时间进行自学，所以成绩一直很好，高考中仅以差三分的成绩落榜。

1980年她参加株洲市人事局为建设银行主办的、有近200人报考的、只招4名干部的考试中，取得很好的成绩，填表进行体检並上了三天班，通知回家等候去长沙学习，可到了也没接到通知。才由市农办政工科傅义生同志出面，安排到北区贺家土街道办的小集体企业抽绣厂绣花。

1986年我邂逅已调市建行政工科的傅义生同志的时候，他慎重其事地对我说：

“80年李映霞参加建行招干考试其实是考取了的，而且是第二名的成绩，仅比第一名的在校高三学生少一分。”说时一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表情。说明他完全知道这里面的猫溺（腻），但无法坚持原则。对此我只能一笑了之，也不好埋怨他，甚至还得感谢他。因为以我的脾气和修养，如果当时我知道这里面竟是如此的肮脏和黑暗，定会闹出点事来，从当局者的贼胆和德性看，不但解决不了任何现状，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和孩子及家庭，这就是行政腐败的必然产物。它不仅影响了映霞的一生，也使她的弟弟李飙深信在我们这被党的爱心遗忘的家庭，书读得再好也白搭。

有书不读的人

未读完高中二年的老三，进城后见家庭开支明显增大，不想为父母增加负担，更从姐姐招干考试被“暗箱操作”的现实所惊醒，知道书读得再多、再好，也难免步姐姐受暗箱操作的下场。再三思考对比之下，决心辍学去打工。回想起老大当年想读书，读不成书的往事，我劝孩子朝前看，争取把高中念完。可怎么说他也不听，气极之下，提出了一个极端荒谬的条件：

“如不去读书，则让我打两耳光，兔得将来后悔时，埋怨父母没提醒你。”

我满以为人个都是有自尊心的，他该不是有书不读的愚子孙，能坚定起读好书的信念。可万万没料到他竟将脸伸了过来，心甘情愿地挨了两巴掌。打完这两巴掌之后，我却为自己的简单粗暴和教子无方而伤感。但也为女儿所遭受的不公而耿耿于怀。然而这又能怎样呢？某些不正之风并不会因此改变呀！

代行科长之职与两种“粮票”的变迁

中医世家的副科长汤汉文同志，文革后不知是单位对他，还是他对单位不感兴趣，我来不久便申请调到南区去了，只有我和女出纳文建纯两个人支持门面。我实际担负着科长、会计、统计三个职务，不但任务完成得出色，为各级主管部门所看好，并多次评为先进单位和个人。这代行科长之职，直到1983年南四县划归株洲市管辖，农水分设成农业、水利水电两个局，曹遐松同志调入，文建纯同志去了水利局，戴新云同志调来任统计之后，才正式任命我为副科长。

按局领导的话说：是局里只有任命副科长的权限。1988年新局长到来时，大力发展技术创收，独立核算会计单位，一下子就冒出来七个，需要一个人负责，局里就任命我为科长了。可我早在1955年就肩负着由后勤副团长直接领导的、编制军衔上到大尉的营房助理员职务，实际已经就在履行科长之职。

由于财政法规准则要求，党组决定设总会计师之岗，按“地方粮票”进行聘任，并非“全国粮票”式的任命。注1。与此同时，又调来一位副局长主管财会工作。实际上总会计师的岗位形同虚设。

注１：地方粮票指单位聘任，只在局里有效；全国粮票则指是由市委组织部任命的。

建房与分房

1981年农水局从农业厅、水利厅、市财政农口等三条渠道筹到基建资金，由市计委立项，在位于建设中路的中基洲湖边兴建土肥化验室和宿舍。三笔资金的申报领取，由计财科全权办理，但基建办的成员没有计财科的人，为什么呢？工程验收也没有计划财务人员参加，乙方竟直接要我付款，甚至连核算的权利和职责也全盘给剥夺了。与此同步进行并公布的分房结果是：计财科竟没有一套指标，而一些有房的人，却再次分得新房。为了方便工作，我请局领导重新研究，才得到一个信息：这人是否留有“尾巴”？如坠云山雾海中的我，竟没有弄懂“尾巴”为何物。在一再追问之下，才得知是怀疑我的右派问题未彻底平反，所以没把我列入分房之列。我并不在意房子的得失，却耽心隔河而居，若遇风雨停渡，不能按时上班给工作带来影响。后来再次宣布分房调整方案时，有这样一段话：

“考虑到某些特殊情况和照顾工作的需要，李朝高同志等几位青年单身职工合住601室。”

古人云：“五十杖于家”，想不到我行将半百，竟忝列青年班辈，真令我感到欣慰。这说明我的年龄特征，行为举止，还没有出现老态，着实使我对未来充满自豪，我为自己的健康身体，尚有扎扎实实干一番工作的本钱而得意。为此我摘下头上的帽子，摸着满头花白发丝，不无感慨地说：

“我由衷地感谢领导，还能把我列入青年人和单身汉行列，今后我将以年轻人的朝气，和没有家庭累赘的自由之躯，竭力搞好本职工作，为党、为国家，为单位严守财务关，用好每一分钱”。我的发言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会也就在笑声中散了。

下午几位领导集体和我谈话，局长非常认真地说：

“由于忽略了计财必须参加工程验收和核算，你顶住了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资金支付，避免了施工方偷工减料，把住了最后一道关口，局党组研究决定，由计财科邀请建行进行审核后结算。同时决定：由于调查不够，考虑不周，分房方案再次修订了，将一楼的两套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房子分给你，你女儿和马爱婷等住六楼女职员宿舍。朝高同志，这是局党组和局领导对你坚持原则，认真履行职责的表彰”。

“尽管我知道这卧室里的开间比二楼以上的，四方都窄20厘米，床铺没法横着安放，我也不好再有什么奢求了，哪怕是战友刘迪夫妇，送给我的铁床铺的床厅需锯短15厘米也好，比起当年，一年打了12个灶，还没有灶过年，这已经是从囚房步入苏杭之举。我风里雨里惯了，压根就不在乎一尺几寸的得失，请领导放心，我会踏踏实实地把工作做好的”。

我又一次体验到，一切从工作出发，这个真理是永恒的。

入党

1983年的春天，根据我的再次申请，终于通知我，去参加要求入党的积极份子培训班，学习一个星期的建党理论知识。

在和通知我去学习的政工科长、一位由部队转业的老同志谈话时，他对我在申请书中所说的“喝下了人生的苦酒”一说，表示异议。我不是因被划右派受到的不公，为了入党而入党。按这位老同志的观点，反右并没有错，而是错在我没有好好保护自己。他认为95%是好人之说，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以他就没有被列入5%来证明。他认为我所喝下的苦酒，是咎由自取。我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并以为这次交谈会最终失去入党的机会。

中共株洲市直机关党委，并没有把我拒之门外，而是很快就批准了我的申请。也许是资産阶级右派要被接收到无産阶级的先进组织里来的特殊性吧，批准的前三天，机关党委派李同志到我的家庭病床前，对我谈话。我因从贺嘉土到钟鼓岭上班途中，骑单車压到西瓜皮，10、11两节脊椎骨被摔成压缩性骨折，只好躺着向上级党代表陈述了自己的入党动机，和听她对我提出的，必需进一步接受组织的严格要求和教育，更加刻苦地改造世界观，把自己锻炼成为一名合格的，真正的共産党员。

1984年7月1日，我终于带伤来到市农机公司的三楼会议室，和罗志文等共四名同志一起，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天我盼望了10950天。我是1954年7月1日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

会（统）计职务、工作和职称的变迁

我一生中所从事的会（统）计（与数字打交道）的工作有：军需见习员、工作员、营房管理员、营房助理员、统计、会计、财务科副科长、科长、计财农场科科长、市商品粮基地办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局总会计师。这些职务全都是钱与物的管理和使用，数字的罗列和运转。为了这些数字背后反映出所在地区、部门、单位的经济运转状况，和国家对这些单位的投入所得到的效益反映。在没有受过任何专业培训的情况下，所工作过的单位领导，都让我边干边学。凭着满腔热情，和愚公移山的锲而不舍的刻苦钻研精神。在没有计算机和电脑等先进办公设施的环境里。靠着两只手和一把算盘、一支笔、一把尺、一把葵扇（没有电扇）一只火炉子（没有暖气和空调），每每要将上尺厚的基层报表，以最原始、最繁重的工作方式汇总上报，往往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多少年来，几乎没休过一个像样的节假日呢！然而由这些数字所赢来的资金投入，确实给军队、给农场、尤其是给株洲市农业带来繁荣和发展，改变了农田基本设施面貌，增加了农民生产收入。为此领导和上级部门也相应地给予了鼓励和肯定，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评定专业技术职称上，在这知识分子成堆，文凭漫天飞的社会和场所，并没有把我和妻子所从事的工作和岗位，视为厕所、厨房之类的附属建筑、为可有可无的旁系列，也没有以我们没有正式学历和院校文凭为由，而是从我们的真实学识和实际产出上，按实向上级申报相应的技术职称。经市财会系列的专家和领导评定，于1987年8月20日，以03410002号会计证，向我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的助理会计师资职证；1988年10月，株洲市职改办又以株职改通字（1988）217号文评聘（任命）我为会计师。

有位领导在一次全局干部职工大会上，向与会者宣称：

“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都是有大学本科或专科文凭的；只有一两个同志没有文凭，但确有从事本职工作的水平”。大家环顾会场后，几乎全都把目光投向我和妻子，更有快言快语者大声对我说：“老李这话是专对你说的咧！”这位同志还曾经在学习会上对人们念不出的字大声说：“认不出的字就问朝高同志咯”。

我感谢这些同志的客观公允和与人为善，但不敢首肯。

在技术职务的聘任上，为了大张旗鼓向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开展创收时，原本只两个独立核算单位的农业局，一夜之间竟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七个独立核算的会计单位来。为了履行财务制度，局里正式下文聘任我为局里的总会计师，并以“地方粮票”的名义，给我每月发17元钱的职务工资和補贴金，直到1993年10月退休时才终止。并在聘任我为总会计师的同时，又另设专管财务的付局长，以增强财会职能。

国家会计法规定：行政单位不准贷款，也不准为下属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更不允许以行政机关固定资产作抵压，为企业向银行贷款提供单保。由于重复设置，曾出现为承包人办理不良贷款，造成巨额资金被骗，落得个房屋被法院判处没收的尷尬局面。我虽做了应做的工作，但没能及时到银行说明情况，堵住缺口，还是有失职之嫌；银行也不应该为谋利而发放这类贷款；司法部门在审理这一不良贷款案件时，没有认真调查，造成这一不良贷款的不合法行为的始作蛹者，正是银行本身的工作人员，就草率地进行宣判。

在某些大是大非面前，对个别违纪违规乃至违法的人和事，我没有谦让，没有退避，没有息事宁人，而是据理力争，当仁不让。为此也曾对个别居心叵测者，毫不客气地给予了还击。之所以这样，不是出于一己私利，是为了财会工作的神圣，和她的从业人员的尊严。

在一次大会上，发生“发放福利物资，是对大家的关怀，竟有人说三道四，这是不对的，我告诉你，吃饭一屋，主事一人，发给你什么，你领什么，不要议论纷纷”，这样明显有悖原则的事例。

此时诺大一个会场，竟被镇住了。在听完演说之后，我立即站起来发言：

“听了刚才的话，使我对我党早在井岗山时期，就已经确定了的：‘在连队实行政治、经济（伙食）、军事三大民主’的优良传统，是否过期，今天是否仍然有效，产生怀疑，如果悖离党的方针路线之举，不能得到有效制止，我保畄向上级反映的权利”。
在年终发放技术服务奖励时，同样是行政科室，还包括了局主要领导，都发了大米，唯独计财、政工、监审３科的８位同志例外。我提出意见，得到的回复是；“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创收”。

我说：“上级三令五申，行政单位不准搞技术服务，我们不能违背上级规定。如果谁都可以从自己掌管的部门拿好处费，那岂不乱套了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岂不是可以只先发这８个同志的工资吗？”

得到的答复是：“那就随你吧！”

当时极不冷静的我，再次不合时宜地，行使了会计法并未明确付予的权力，通知出纳只发了８个人的２月份工资。领导忙着出国考察，只好从种子公司借钱发了其它人员的工资。

领导曾邀顾问一起找我谈话，我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并提请领导认真研究技术服务，和如何对待离退休老同志的福利问题。

这次谈话未能谐调和缓解上下级的工作紧张关系。据有关领导透露，我们之间的这种状况，还被反映到了省厅。省厅某部门的领导还建议局领导，是否能合理调整一下，全省各地市农业局计财科长中，唯一一个工资级别行政17级的同志的工作问题。同时也奉劝我在坚持财务制度的前题下，注意工作方法，以维护领导的威信。我听信了这位领导的告诫，主动改变了工作方式方法。

我自认四十多年的财会工作，经受住了考验，没有玷污双手，对得住天理良心，和共产党员的名份。

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不免为下列事件常常忐忑不安！

一、礼陵划入株洲的第二年，我到礼陵了解泗汾良种场经营管理情况，为不打扰醴陵农业局领导，我径自住进了招待所。因为劳累、困乏，更因春夏阴沉潮湿，湖区生活多年所患下的风湿病作祟，以致两膝酸痛很不舒服。个人独自去食堂就歺的时侯，碰到县农业局经作站的王同志，他执意为我安排了饭菜，并对因故不能陪同就歺表示歉意，我请他自便。他走后，我酒瘾上来了，就到服务台去买了一瓶半斤装的国公酒，是为了兼治风湿。谁知又被返回的王同志碰上了，他坚持付了６元钱的酒款，并为没安排酒表示歉意。尽管我一再表示是因风湿痛才买酒的，走时还将钱交给服务台，请他们转交王同志，可他后来到市里办事，于我不在办公室的时候，还是将钱放进了我的办公桌抽屉内。这件荒唐事，令我十分尴尬。

二、我和省农业厅共同选定泗汾良种场蹲点，并帮助他们办起了小型工厂。在工厂开工的那天，醴陵市的领导在场，他们却一定让省厅的王科长和我为之剪彩。王科长当然可以，也确实应该剪这个彩，可我又算老几呢？竟然只是稍作推辞，便欣然地走上前去，飞快地拿起剪刀，在紧靠彩球的地方，一下子就把红绸剪断了，当时还乐不可支地，自认为王科长的动作太慢了些呢！可是出尽洋相的人竟是我。因为我的毛燥，害得摄影师连镜头也未能来得及抢下。最糟糕的是，由于我错误地下剪刀，害得他们没法将彩球挂上镜匡留作纪念，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当时我真无地自容。真希望有个地方钻下去才好。

三、有同志告诉我：“某某查问你家里安电话是从哪里报销的”。听完这话的我，当时肺都气炸了，真想跑过去和这位吵一架，但想到下午将开科室负责人会议，不如当众把事说清的好。

下午，我最后一个汇报了上半年的工作和下半年的打算之后，放下记录本、摘下眼镜正色道：

“有人不是想知道我家安电话是从哪里报销的嘛？现在我坦诚地告诉你：有“崽卖爷田心不痛”的；我则是爷卖崽的心特痛。这次我就不发宝了，假如下次再无根无据地瞎怀疑人，又不敢当面鼓、对面锣地拿到会议桌面上来，而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搞见不得人的勾当，莫怪我不礼貌啊！”说完之后还重重地在茶几上拍了一巴掌。

落坐之后，只感到天旋地转，脑袋嗡的一下子大了。为不跌倒在会场，我挣扎着走回办公室，科里人也听到我的愤怒吼叫后回来时的异常形态，连忙给倒上了水。大家都没见我如此动怒过，知道我确实无端受辱了，边劝边将我送回了红旗村宿舍。当知道退了休的妻子回乡下去了，便请来大夫为我测量了血压，我为自己的血压突然上升到95的舒张压，和165的收缩压感到了紧张，这可是从未有过的记录。大家为我准备了饭菜，并劝我吃了些之后，安排洗漱，收拾停当，服下降压药，并多方开导，直到血压恢复到75／125之后，才一起离去。大家走后，我翻身坐起靠在床头，想了很久很多，竟为自己的不冷静，不理智而内疚。我开始责怪自己不能善待群众的监督，当想到“身正不怕影子斜”，“平时不做亏心事，半夜三更不怕鬼叫门”时，我感到了无比的轻松而心平气顺了，也为自己的鲁莽感到羞愧。

四、并非一尘不染。刘禹锡吟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在革命道路上与财会岗位上的逆风和顺水，从两个方面证实了前朝诗人的描述。我虽天真无邪地听党的话，一心一意跟党走，但仍难逃前进道路上的陷井，几乎弄得体无完肤；而在财会工作岗位上，却把握住了自己的双手，经受了金钱与物质的考验。但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况且还有“树欲静而风不止”的难防、难耐、难处。所以除凛然正气之外，亦有无可奈何和违心的事，今日回想起来有：

１、人和圩银行退款。195４年因公外出需带现金，出纳开出一张金额大写仟伍佰元现金支票，去银行取款，银行给了我伍仟元，接过一点，多给了我叁仟伍佰元。我问柜台：“这是多少？”

“伍仟元呀！”

“不对！”

“应是多少？”

“壹仟伍佰元。”

“怎么搞的？”

“请你重点。”他拿过去一点和支票一对，顿时严肃起来：

“怎解要这样子填写？”

“我只需要取壹仟伍佰元。”

“太不应该嘛！为什么不写成伍仟元，而写成仟伍佰元呢！”

我接过支票一看，大写确实是写错了，但小写（阿拉伯数字）并没错而是1500元。便说：

“真是猪八戒败阵——倒打一耙，明明是你们大意了，怎么能责怪我呢？再说这支票也不是我填的，况且是我发现主动退给你们的呀！请你们的领导出来，我要当面向他讲清。”

不一会，从里间走出一位年纪较大些的女同志，问了问那位出纳，又看了看支票后说：“这张支票确实填写不规范，但责任在我们自己的工作粗心大意，要不是这位大军同志心细风格高，将造成多大麻烦和误会，赶快带上他要取的壹仟伍佰元钱和这张支票去部队表示感谢，并换一张支票回。”问题就这么解决了，但错在我的得理不饶人的傲气，已经萌芽。

２、1962年在大通湖农场三分场畜牧队当统计时，一位宁乡的转业军官要用一件新军用雨衣作为交换条件，让我卖一只三类小猪给他回去饲养。我严肃地批评了他的行为，但还是带他找场领导破例批准了他的请求，卖了两只三类小猪给他。此事错在我不该认为他是部队下来的，就设法为他帮忙，可以肯定，要是别的什么人，绝不会如此热情。

3、在三分场三队当会计时，一个风暴来袭的半夜，吹塌了一栋住有慈利移民的茅棚，我和很多人参加抢救被压在里面的人。我两次救出没穿衣服的受难群众，一老一少。这位少女年方十七、八岁。我脱下衣让她穿好，背到队部后，提出自己的藤箱子打开，让他们父女拿衣服穿，我跑向黑暗中继续救人去了。第二天我没能全部收回我的服装，对此我产生了做好事还要付出代价，实在划不来的情绪。

4、过苦日子时，我在一分场畜牧队工作，工作中，我看见饲养员“偷”吃仔猪饲料﹙白粥﹚没有制止。他们要我吃，肚子也很饿的我没有吃，也没有向领导说起，对侵占公物的行为没有帮助工人提高认识。

5、在农业局工作期间我请县里的同志代购10把折叠椅，椅子拉来后，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收钱；

一次我不在家，有人送来10来斤泥鳅，家里人以为是我托人买的，要付给钱，可人家说已经付了。我回来后问家里人是哪来的，家里人只知道是一个县里的，是什么人也没记住。后来俟个问才知道，要给钱时他们说不是买的，是自己水池里野生的，硬不肯收钱；

1992年春节前，有人送来一个拜年卡，他走后才发现里面夹有200元现金，待我追出去他已走远，以后也没能退脱；

最可悲的是1994年后，我女儿向局属二级单位购房时，我也去了。对方一主管人员请我帮忙为单位申请50万元的贴息贷款。当时个人认为反正已经退休，应该算不上以权谋私。当贴息款到位后，对方又不同意减价了，找他们说，也只同意减2000元。我女儿提醒我：“搞了一辈子财务工作没伸过手，千万不要为了我这事，影响了你的清白”我女儿按实交了房款。当我把这一情况作为自责向领导检讨时，领导说了一句令我回味一辈子的话；“羡慕你有一个好女儿，为你保持了不败的金身。”是的，她是我的骄傲！后来我了解到：单位有同志以每平米比我女儿所购房子低50元的价格，在我们成交之后的第二天，为其朋友在同一栋的三楼（我女儿买的是二楼）买了一套。对此我产生了攀比的情绪，甚至有被人耍了的糊涂想法。

退休之后，我应邀参加了农业厅在怀化召开的农财工作座谈会，会上我深情地即席填吟了一阕《满江红》今朝略：

纵览潇湘，农财线，群星闪烁。追曩昔，废歺忘寝，兴畴劳作。道眼禅心钱与物；春蚕腊炬神同诺。债权清，量本利分明，渊求索。秋霜染，花絮落。情若续，来生约。看江河水畔，鸟翔鱼跃。帷幄运筹成往事；琴棋书画今朝略。趁潮时，端砚且勤磨，挥毫乐！

出国考察

1993年5月，省农业厅下文，组织各地市计财科长出国考察，其经费开支比例为省厅２／３、单位１／３。我向党组提出申请后得到了批准。报名以前，我因手中拮据，无法筹集6000元自带经费犯愁，犹豫中大儿明确表态，孝敬我2000元，这才坚定了我的决心。临动身了，大儿的2000元成了泡影，女儿并不知道我正愁钱，仍倾囊而出给了600元。此时二儿从广州回来，听他母亲说明后，二话没说便掏出6000元给了我，遂了我的心愿。我当时鬼迷心窃，根本没考虑他哪有这么多钱？更需汲起教训的是：应何时候，应何事情，应何场合都必须量力而行，万万不要超支，不要寅吃卯粮。切忌不自量力，切忌乱伸手，哪怕是自己的子女。

8月1日从长沙乘火车出发经深圳罗浮桥口岸出境时，因旅行社方面工作失误，53人只有52本护照，深港两地海关坚持只能集体通过。长沙发现是有一个人的护照被遗落了，当即派人乘航班送到深圳，这期间，我们被滞留在罗浮桥海关4个多小时，这不仅减少了在香港的活动时间，还饿了个不亦乐乎。奇怪的是：旅行社仅仅是轻描淡写地表示个歉意，而未作任何经济补偿，据说这要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旅行社可就惨了。看来法制不健全对此类现象的制约当时还是个空白。

第二天早歺后，在香港街上考察参观。考察是名，参观浏览为实。除水族馆的海洋动物表演外，剩下的全是被导遊“拐”去她的定点购物场所，她和商家的默契，把我们少得可怜的腰包掏了个净光。我以老三给的钱，为老伴购了3700多元的金器及一部日产理光900型照像机，还有几宗小玩意，袋里的钱就完了。回家后正好老三和小刘订婚，我和老伴决定：金首饰就留给他们作结婚礼物，老伴只留下另外一件只花1300多元的项链。也许是她本来就没有这份福气，在搬回农业局以后，在门窗完好，保险箱被撬破，东西不翼而飞了。照像机也被放在汽车前挡风玻璃处给暴晒坏了，虽经修理，但部份功能消失。

从香港去曼谷离开下榻的宾馆前，同室（整个行程一直在一起）衡阳的黄震军科长，突然脸色苍白，一身冰凉，病得很是吓人，大家都慌了手脚，眼看就要赴机场了，很可能他就去不成了。当把他扶到宾馆医务室看病时，人家硬梆梆甩出话：“诊金100元，两天的药，每天100元还必须交港币”。这昂贵的费用差点把人吓倒不说，况且大家手头没有港币，怎么办？从父辈们那里得到的知识，我断定这是闭痧﹙中暑﹚便一步跨到病人面前，令他坐好后，撩开他的上衣，在背上摸到寒筋掐了两把，再在两胁下、肘弯、合谷及委中处各来了两下，他精神一振，汗出如洗，嘴唇一下子变红，脸色也正常了，我见他要呕，便把他扶到卫生间，让他用手指在咽部抠了一下，哇的一声呕出胃中滞留的秽物，人很快恢复正常。一分钱没花人好了，临出诊所前，黄科长回身对那位“白衣天使”说道：

“看到了吧！这就是伟大祖国宝贵的医学遗产，是社会主义人道，优于资本主义市场的例证，你们就学着点吧！摆摆了您呐！”说完来到大厅，拎起旅行箱出了宾馆门，和大家一道登车往机场驶去，在车上我掏出随身携带的防暑药给他服了，一路平安无事，同机抵达泰国首都曼谷。

曼谷是有名的旅游城市，稍事休息后，便乘大巴参观市容市貌、五大王宫建筑、佛教殿堂。除文物保护别具一格——必须换鞋入室之外，印象最深的有４件事：

１、塞车。宽广的街道，被每边排成四路的轿车，挤得似乎非常狭窄，这漂亮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密集地挤着，似蚂蚁般往前挪动着，比两侧公共汽车的速度还慢，真不知人们是怎么想的。据当地导游小姐小丽说：曼谷600多万人，倒有近400万辆汽车，她家4口人就有6辆车。我们被夹在车流中，考察这样的西洋景象，说不出是什么心情。

２、十分崇敬设在曼谷市里的皇家水稻研究基地。它是由现国王的妹妹，普密蓬公主亲自主持并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和试验示范的，科研成果十分突出，所培育的优质大米，畅销世界，我国也引进并进一步改良和发展这里的科研成果。我想：如果世界上各国的领导人及他们的家人，能像这位尊贵的公主一样，集中精力为人民的生活多动脑子，莫总想着整人，莫去侵略和占领别国，莫去掠夺别人的资源和劳动成果，那么这世界将会是多么安宁和美丽呀！隔着一道护沟，眺望对岸郁郁菁菁的热带雨林，和雨林那边的禾苗，我面对这位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公主的肖像，深深地鞠了一躬，并手摸胸膛：暗暗为她祝福！在回宾馆的车上，我默默无语地思考着一个问题：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我的祖国，可有这样的贤公主？！

3、异样的表演。晚上驱车前往剧场观看表演，明亮如昼的曼谷夜景，到处灯红酒绿，霓虹闪灼，车水马龙，确也令人目不暇接。

剧场不是很大，等的时间也不长，大幕拉开，佳丽满台，着装妖艳，轻歌曼舞，婀娜多姿。表演分场分幕，与已往看过的歌舞并无二致，但一再提醒观众，不许拍照和摄像。正纳闷中，演出结束，掌声中帏幕徐徐落下。再启开时，全体演员登台谢幕，喇叭中传出：“观众们、女士们、先生们！您能看出谁是女，谁是男吗！让我告诉您吧，他们全都是与生俱来的男儿身。

在去芭蒂雅的大巴车上，小丽提出一个问题：“昨晚表演的演员们，既然全是男儿身，那么他们的‘小弟弟’怎么不见了呢”？因为小丽自称尚未结婚，因此不便太放势和她谈论这么个话题，可人家当导游的，亳不忌讳这些，她谈笑自如地说“这些被选出来的人，为了生活和生存，服用了一种药物，慢慢地改变了雄性特征，而变成了女儿身，他们根本不能沾酒，沾酒便有生命危险，他们即便老了，也不可能恢复本来面目，这就是你们可能听到过的‘人妖’现象。”听了她的解说，我良久无言，心中很不是滋味。

４、不该看的也看了。高速公路的两边，望不到尽头的抛荒熟地，令人费解，泰国人吃什么呢？农民都干什么去了？经过４小时奔波，到达的芭蒂雅。它是暹罗湾的一处旅游点，到泰国的旅游者，没有不来此间的。我们的行程任人摆布，下榻富豪酒家﹙泰语称“被窝里”﹚，城市很小，几乎全是宾馆酒巴及娱乐场所，被告之绝莫轻入的红灯区，比比皆是，见你路过时，妖女人一个劲地拉你、邀你入内，不知她们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晚上被通知每人交200泰铢（约合80多元人民币）看文艺表演，我已为看“人妖”于心不忍，便不愿再去了。可导游小丽说：“您如果不看这样的特殊游艺表演，将会后悔一辈子，要知道，这可是全球唯一的此项节目表演地。”

问她究竟是什么？她又不说。无奈所有人都去，我也就去了。剧场更小，随到随看，坐下之后，才知道是极尽侮辱摧残妇女之能事的荒唐表演，看着那不堪入目的做作，我如坐针毯。不待一个轮迴，我提前逃出剧院，上了大巴。几乎被激怒了的我，真后悔不该来受此侮辱，我责备自己的愚蠢，为自己悲哀：我怎么会拿着国家的钱，借考察之名远涉重洋，来糟塌自己呢！难怪有个县的离退休老干部们，在不能按时领到离退休金时，咒骂领导花国家的钱，到国外去考察××，可能就是讲的这事！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

如果不是在领导者清正廉明、市场明码实价、空气清新、环境优雅的花园城市狮城（新加坡），受到心灵上的薰淘和沐浴，我将为我这唯一的一次国外行，难过一辈子。我这一辈子没对党、对领导、对同志、对朋友、对家人隐瞒任何事情，唯独这次例外。因为我实在张不开口，我怕毒害别人的灵魂。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要去进行这样一次完全没有必要，又根本没有收获的出国考察呢！但我终于弄明白了，外国的月亮不但不比中国的圆，在红灯和霓虹灯的映衬下，反而显得朦朧、昏暗、模糊不清。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那些可怜的，处于华丽灯光下，那些被扭曲的、呻吟的真假女人们！

退 休

出国之前，我曾正式给局党组一个报告：要求调查落实我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并按时让我离岗休息。然而既没有对我的请求进行调查，也没有按时通知我休息，却在两个月之后的10月3日，由局长、政工科长、政工员韩密植、和监审科长李启树等四位同志，在三楼小会议室，以一杯清茶为我和李德润（原政工科长）两位有着四十三年以上工龄的科长开退休座谈会。会上我仍提出应办离休的问题，并拒领了纪念品——1个床单。局领导说：“先办退休，等天气暖和了再派人进行调查，如能办离休再补办”。话虽然撂下了，但并未认真落实。我自然有些遗憾，有些失落。但是当想到和我一起参军的另外11位战友，除唐怀卿同志还健在外，其他10位均已作古，这其中又有9位牺牲在朝鲜战场。而我却能工作到退休，难道不是很幸运的了吗？

在会后往家里走的路上，我吟出了这样的句子：

一路尘埃水与泥，廿廿年辂套总羁蹄。晨霜夜露容颜改，白发童心字里移。

吟成之后顿时觉得一身轻松，加快了步阀。到家以后提笔涂鸦好，并拟出粹锦格一联：

农财四秩禅心贵寡欲终身道眼高

写好之后，当即挂在墙上。倒上一杯自家的凉茶，一饮而尽，一股清流，沁入心田，顿时觉得心旷神怡！此时早已退休在家的老伴，端上了可口的饭菜，吃着这家常便饭，倒觉得比此前吃过，由公款消费的山珍海味更香更美！饭后吟成五绝一首：

驰驱廿廿四秋，离退鸟花俦。补课求充实，吟诗唱和稠。

自退休以来，我除了必要的应酬，其余的精力全都集中在古汉语的学习上。一切从头开始，从描红开始学书法，从拼音开始学文化。不打牌、不钓鱼、不跳舞、不扯谈、不厌学、不早寝、不挨床，不浪费时间，实在累了就摆弄摆弄花草。还连续三年、每年春秋两季，抽出时间回到老家古岳峰，帮居住在三旺村的内弟修剪橘树。硬是用实实在在的劳动，帮助并带动他们坚定了重整一处被冻死的，有着近100株橘树的果园。当累累硕果由青变黄，由黄变红时，放眼望去，我心里沁出的那分惬意，真的比蜜还甜！比酒香还醉人！实在眷恋祖国的大好河山时，就推着老伴的轮椅，登上宽敞舒适的火车，偶尔来一次短期旅游。或西南，或广州，或武汉，或农场。这里的乐趣只有我自已才能体会得到。

用一切延长老伴生命、

我们中国人喜欢“少来夫妻老来伴”这一阐明夫妻鱼水关系的哲理。我和老伴从1950年结合到1958年我离开部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奋斗，聚少离多。“划右”后，她来场作过短期探视。10年“风华正茂”的大好时光，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也就3个月。直到１96１年她来农场，才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尽管这是一个“风吹浪荡”，有时还是“风声鹤唳”、“风雨交加”、“风歺露宿”的家。但毕竟还是一个家呀！我们在这个小圈子里，始终是“风雨同舟”地生活着。虽然说不上是“风流倜傥”，但确曾风靡于部队和农场一时。几十年如一日，“夫唱妇随”，“同艰共苦”，“相濡以沫”，“相敬如宾”。从未因应何大事小情，红过脸、吵过架。虽没有享受过“风花雪月”、“花前月下”的浪漫，却拥有“风平浪静”、“风清弊绝”的良好家庭生活。

1998年1月22日，受我株连的老伴，因长期遭受精神上的折磨，和工作上的重荷，积劳成疾，加上血吸虫的吞啮，更兼外界的侵袭，突发脑梗阻，经及时抢救，虽保住了生命，却留下了左侧偏瘫的后遗症，从那时起，千方百计照料她，就成了我的主要任务。正因为我们涸辙相濡，甘泉共酌，相互扶持，使她得以延续生命至今天。现在她积劳成疾，生活不能自理。还时刻惦记着我的痛风和胃病，还在为不能照顾而我内疚。还在为我们低微的收入，需要花费占收入1/5的钱雇请保姆而心痛。为改变这一处境，她几次流露出，甚至准备过轻生。对此我十分震惊，非常着急。我们“风雨飘摇”一生，苦难连着灾星，搭帮她及时安慰、支持，和牺牲自我的无私无畏，无怨无悔的金子般的爱心，才得以战胜谬误，走出困境，迎来拨乱反正，重见天日的美好时光。我们还需要、也应该挺起胸膛，迎着朝阳，手挽手、肩并肩，继续走完这桑榆虽已晚，微霞尚满天的今日和明日，争取活到第二轮花甲的一多半。

为此我用西方人的谚语：“六十岁以前拿生命换一切，六十岁以后拿一切换生命”的真理来督促自已。我借用一切技术手段，花光所有的钱财去添制设备，延医购药，好让她战胜疾病，延长生命。我尽量减少着社会活动，陪伴在她的病榻和轮椅前，让她安心养病。常常会在她神情压抑或情绪波动的时刻，用各种方法开导她，逗她开心。我对她说：“我们要顽强拼搏，借助这大好时光，把以前被剥夺去的日子给追回来。要按照某些人的口白那样，成为名符其实的“老不死”。以报答社会、报答亲人、报答一切善良的人们！

我也在边照料她的空隙中，边抽空学习，并举办金婚纪念活动，为她七十岁生日庆贺。使她增添了生活的兴趣、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同时我也因不放心远离她，而有了更多的学习时间，对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因底子太差，没能取得什么成绩，但还是记下了一些习作，继《昨夜星辰》之后，又以《今朝风露》为名，编辑了第二册个人专集稿，并邀请部份吟长，集体为之斧削和审定。

对孙子的监护

从1997年秋天始，两岁多的小孙子李韧（后又命其字辈名为琮政），遭遇了孩童最不愿意发生的家庭变故。我老两口，和所有的爷爷奶奶一样，既心痛他们小家庭的拆散，也惋惜孩子的母亲，终于与大家庭的分离，更为李韧的成长揪心。老伴一再挽留儿媳的努力失败之后，为了小孙孙的身心健康，决定将儿媳认作女儿，以便于她常回家看看孩子。她没有让我老俩口失望，并苦苦等了近十年破镜重圆的机会。然而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一方拼力挣扎，也未能重振商机。她终于迈出了另组新家的一步。同时也在商海的风浪中摸到了规律，在经营中求得了发展。她不仅实现了常回来看看孩子的承诺，还在孩子进入初小的后阶段时期，尽了做妈妈的职责和实质上的付出。奶奶病倒之后，丧失抚养照看小孙孙的能力，但时刻把他的冷暖与学习放在心上，挂在嘴边。做爷爷的我，从孩子的两三岁开始，便全心身地投入到幼儿教育、学前教育、学习和生活上的全盘监护上。孩子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呵护，每天都是我带着睡。孩子小，睡觉不老实，每每被他从睡梦中踹醒，而早上又要提前起床为他安排早点，从未耽误过他的准时到校。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我很少能睡一个好觉。有时还要四处去寻找他，为他的偶尔不能按时回家揪心。

人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关爱这个孩子，我总是坦然地告诉对方：情况在这里摆着，我不管怎么办？就连家里请的保姆也想不通：哪有奶奶爷爷如此带孙子的。她甚至搬出了“竹子靠不住，还想靠笋子”之类的推理。

难道我们二老行将八十，还能希冀幼小的孩子，会给我们带来回报。真要等孩子成人，投身社会赚取丰厚报酬时（假设的话），我们可快成百岁老人了。以我和老伴的风烛残年，我们能活到那一天吗？

那么，又是什么驱使我不遗余力地去对待我的小孙孙呢？除了孩子的天生资质和明显的可塑性，人见人爱的天真，诱发我要促使他成为可塑之材的初衷外，其根本的原因并不在孩子本身。

我被５０年前那场奇特的政治风暴掀到泽国水乡，几乎葬身鱼腹。为了活命，也为了证明我的清白，我只能拼命干活，劳动一天下来，连爬到床上去歇息的力气都没有，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教育、去关心孩子们的生活和成长。是劳役夺走了我做父亲的权力和义务，迫使我放弃了培养子女的职责。以致他们三兄妹都没能学到他们这一代人应该得到的知识，和应有的工作岗位。说白了就是：在子女受教育，寻求职业上，我是负债之人，是负罪之身。重新工作之后，有了长孙李锋，和袁智侃。虽然有心抓抓他们的学习，但他们又不和我一起生活。而此时我肩上的工作担子更重了，由于缺乏系统的学习和培训，我不得不笨鸟先飞晚入林。我得把耽误了的时间，通过加班加点给找回来。我只能集中全部精力于所从事的工作上。这样一来吧，还是挤不出时间去过问他俩的学习。到退休以后，时间是有了，可我的这点水平，早被他们远远地抛到了身后。

因此我以一种赎罪、还债之心，企图以李韧为代表，来履行我曾经应该履行，而没能履行的义务。区区之心，窃为此也。然而这竟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更有某些心术不正者，也极尽胡思乱想之能事，真不知这号人的心是怎么长的。

值得庆幸和令我同老伴欣慰的是，李韧还真的没使我二老的良苦用心付诸东流。在已经完成的小学阶段的六年中，他成绩优异，德智体全面发展，三好学生年年当，优秀少年、十佳少年、各类积极分子回回、事事都有他。平常的作业，不但按时完成，往往都是优星级评分。并且还参加双休日和假期补息班，还坚持游泳锻炼，有着比一般同学健壮的身体。在升入初中的考试中，考一处被录取一处，还被北师大附中录为整个中学期内只需读五年的直升班。更为可喜的是，他严于律己，不骄傲、不自满，虚心向上，爱好广泛，兴趣全面、方向明、目光远、志愿高。可以预料，只要继续努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也包括战胜自我，则将有可能成长为一株参天的大树。对此我满怀信心。这也很好地抚慰着我俩的两颗越来越苍老、越来越疲惫的心！

与时俱进

2005年11月18月，征得妻子的同意，倾其所有购得联想家悦Ｄ2000E，主机编号为ＳＳ04288691的电脑一台，并配备了手写板和喷墨打印机及语音设施。在小孙子的辅导下，开始学习用电脑写自传。至今天为止，第一稿已经完成，共四部总计247607字，其中包括《昨夜星辰》的姊妹篇《今朝风露》诗词联文集。

此外还以近三个月的时间，整理编辑了爷爷所著，而一直未出版的《最新脉学正宗》，和父亲的遗作《白喉辨症施治》及夫人的《脊椎结核症状及治疗》等作品。正在通过朋友，与国家医药出版社联系出版。如能顺利发行，我将至为欣慰，以此作为因投身革命，又被那场特殊的政治运动所苦，而断送了四代祖宗基业的补偿与赎罪！

全文完2007年3月19日于株洲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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