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字是标识语言的符号。语言的基本职能就是充当人们的交际工具，也就是在集体劳动中彼此交流思想、感情和经验的最主要的工具。但语言在交流活动中有一定的局限性，时间不能延长，空间难以传远，如果要打破这种局限性，就必须用语言符号——文字来记录语言，才能使之传播各地，流遗后世。许慎说“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这就是文字的作用。
究竟汉族文字是什么时代产生的呢？根据旧日的传说是“黄帝之史仓颉始制文字”。这当然只是一个神话性质的传说。
第一，文字决不是某一个人能创造出来的，而是广大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产物。战国时代的荀况，他在《正名篇》里首先提出词汇是“约定俗成”的观点，约定的“约”是界说，也就是词的义界，词义是通过概括而规定的，这就是“约定”。这种约定还必须通过社会群众的实践予以公认，这就是“俗成”。荀况对造字的看法，和词汇的创造一样，也主张是“约定俗成”的。他在《解蔽篇》里痛斥仓颉造字的说法，他说“好书者众矣”。好书者就是制造文字的人，众即群众。很明显说明制造文字不是某一个人能创始的。
第二，黄帝之史仓颉造字之说，出于《世本》，司马迁、班固、韦诞、宋忠皆用此说。但春秋战国的诸子也有不同的传说：慎到承认仓颉造字，但认为仓颉在庖牲之前（《尚书正义》引慎到说“仓颉在庖牲前”）。管仲则认为造字起于封禅制度（见《管子·封禅篇》）。可见对汉字产生的起源异说纷纭。
总之，用文字代替语言，主要是排除语言的局限性。以文字为民族语言的符号，必须规范划一，才可以通行全国，使无阻阂。要做到这一点，国家的建立，政权的统一，是非常必要的条件。大家知道，秦始皇统一天下政权集中之后，首先用小篆、隶书为标准汉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齐一了书面语言。这在汉民族语言史上，是一个革新运动。秦始皇用政治力量，把方言复杂的中国，壤地离、语言不通的现状，用规范了的书面语言行之而无阂。这不仅是统一交际工具问题，并对中国统一政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由此可以推想，黄帝之史仓颉的传说，同样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根据中国传说，黄帝为华族的鼻祖，始一方夏。政权统一，肇自黄帝。因此后代认为从这时开始有了统一的书面语言——文字。再有，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同书文字，职在史官。《周礼·大行人》：“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九岁属瞽史谕书名。”依郑玄说，名就是文字。所以黄帝之史仓颉的传说，就是根据古史情况制造出来的。
二、汉字以前的符号
原始人类以猎食为生，在集体狩猎中开始了绘画艺术，在追踪禽兽时，逐渐有了符号的分辨。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曾说过：“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古代猎食鸟兽，必须有辨识鸟兽足迹的知识，因为兽潜鸟骇，只有靠鸟兽在地上留下的蹄爪的印痕，才能追迹寻求，获得禽兽。这种鸟兽蹏迒之迹，是一种自然界中的点画符号。人们由此进而认识到用简单的点画符号，可以分辨不同的事物。所谓“分理”就是辨识兽迹的点画纹理，所谓“别异”就是分别不同的东西（纹理分辨就是点画分辨）。
这个事实从汉字结构的涵义里也可以证实。；例如《说文解字》：“，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读若辨。”许慎首先认为采是辨的古字，又用“读若辨”来阐明它的发展。“别也”的别即分别，是讲采的字义。“象兽指爪分别也”是分析采的字形像指爪的印痕。“”怎么像兽指爪印痕？盖初以“ ”模绘印痕，但汉字力求结构上的整齐平匀，因而在“ ”的形体内中间加上“十”变作“ ”。犹如（米）字加“十”，也是为了整齐。由“采”字可知，古人最初就是从兽指爪的印痕进而以点画符号作为分辨事物的标记的。这一事实还可以从“宷”、“悉”、“释”三个字来加以证实，这三个字都从采，宷是明白，悉是了解，释是分析。这就说明，古人正是从鸟兽蹏迒之迹而进一步创造了分辨不同事物的种种符号的。
下面谈谈我国古代创造的几种符号：
第一，彩陶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又名“仰韶文化”，因为最初是1921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掘的）。从西安北五里半坡村遗址发掘出的彩陶器上描绘着植物花纹的图案和动物的形象，有的还刻识着许多笔画简单的符号，已不能识辨它的意义。
第二，八卦相传是庖牲氏所制定的八种符号。这八种符号以—（阳爻）（阴爻）为基础，错综为八个不同形状的符号，作为标识自然界、动物界和人体的标志。代表“天”、“马”、“首”，代表“地”、“牛”、“腹”， 代表“水”、“豕”、“耳”， 代表“火”、“雉”、“目”， 代表“凤”、“鸡”、“股”，代表“泽”、“羊”、“口”， 代表“雷”、“龙”、“足”， 代表“山”、“狗”、“手”。八卦也可以代表性质和动作，比如为健，为止之类。
第三，结绳。据《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已书契。”说明结绳是记录事情和经验的符号，《系辞》把结绳和文字联系起来，认为文字是结绳符号的发展。其实结绳只有数目记载。结绳的方式比较复杂，所结的绳很像鱼网，是用横绳和纵绳交织在一起，结成不同形状的绳结，作为不同的符号（印地安人还保存了结绳的制度）。
以上举了三种不同的符号：“八卦”是分析自然想象的符号，“结绳”是记事的符号。至于彩陶上刻识的许多不同形状的符号，有人认为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有人甚至认为是中国文字的起源，即原始文字的遗迹。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文字是符号，但文字不是一般符号，而是“代替语言的符号”。正如汉字中有图画文字，但决不能把图画和文字等同起来。我们只能说图画和符号给文字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荀况在《正名篇》上说过：“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又说过，“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谕一意者也。”荀子所说的“名”，就是语言学上所说的“词”。所说的“辞”就是“句子”。这是荀子论语言的术语。荀子的这段话是说：第一，名是用声音来表达的，也就是声音是它的物质外壳。所谓“名闻实喻”就是说名通过声音传达了思想感情，使人闻声以知意。第二，名不是孤立使用的，它必须通过语法组成为语言。丽是附丽，附丽的方法就是语法结构。第三，名与辞的对比。名反映了客观事物（实），所有的名（词汇）不过是累积许多事物，不能完成表达思想的任务，只不过是建筑语言的材料。辞才能构成语言，它是集合不同内容（异实）的名来表达和明确一个思想。例如“中国人民从来是勤劳的勇敢的。”这句话使我们明确了一个思想观点。这句话里的“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都是异实之名，集合异实之名才能表达思想。文字既是代替语言的符号，首先是代替“声音”，而上面三种符号都不是表音符号。其次，汉字里有虚词、实词（汉字的词类，汉代人分为“词”、“事”、“名”。“词”包括叹词、语气词、连词以及副词；“事”包括动词、形容词；“名”即名词）。上面三种符号根本不存在语法的词类问题。再次，语言的词必须连贯起来，才能交流思想；文字必须连缀成文，才能表达意思。正如许慎在说明文与字之后，提出“著于竹帛者谓之书，书者如也。”“书”就是连贯而成的文章，文章才能如其意志地进行表达。上面三种符号都是孤立的标识，决不能连贯使用。因此，把符号和文字等同起来的观点是不对的。
三、汉字的历史发展
记录语文的汉字始于何时，今无所考。根据现在发掘的记录卜辞的汉字，只有三千五百年左右的历史。因此，只能讲三千多年的发展变化。
1·甲骨文字
1899年发现了记录卜辞的汉字，这些汉字刻在龟壳和兽骨上，出土的地点是河南省安阳县西北五里的小屯村，这儿被证明为殷商的首都。所以这种文字叫“卜辞”、“甲骨文字”、“契文”、“殷墟文字”。奴隶制的殷商王朝是十分迷信的，每事必卜。凡祭祀、战争、田猎、风雨、天象、农业丰歌、分娩男女以及病疫等都要通过占卜向上帝请命。甲骨上所记的都是占卜语言。自发掘出这种文字资料始，经过七十余年的搜集研究，发掘了数以万计的甲骨片，统计有四千左右不同字形的汉字，研究的结果，确定了一千五百左右字形的结构和音义，尚有两千余字不能辨识。殷商文字当然不限于卜辞上的文字，例如《尚书》里的《盘庚》、《高宗日》是可信的殷商作品，今年只有从“汉隶”记载下来的东西，还没有发现殷商文字记录下来的典册。
2·钟鼎文字
记录铭文的汉字叫“铭识”，这种文字是铸在青铜器的鼎彝上面的，所以叫“钟鼎文字”。古代称铜为金，所以又叫“金文”。青铜是铜加锡铸成的，青铜的鼎彝先用陶土做成模子，在模上雕刻花纹、款识（款：刻），然后把青铜的熔液倾注在模子里，制成鼎彝。殷商已有青铜器，但很少有铭识的文字。西周初年开始有长篇大作的铭识文字。如成王时代的《令彝》有一百八十七字；康王时代的《大孟鼎》有二百九十字；西周末年周宣王的《毛公鼎》竟长达四百九十九字。西周的青铜器主要是王室器皿，诸侯和王臣铸器的很少。东周以后，王室之器绝迹，差不多都是诸侯和王臣的器皿。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据此，许慎已参考“钟鼎文字”。有人以为许书从无一字注明见于某彝器的，因而谓《说文解字》竟无“钟鼎文字”，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案“”（王）实根据铭文，仅注“古文”，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汉代出土的鼎彝很少，见于史书的，只有《美阳》、《仲山父》二鼎，当时拓墨的方法尚未发明，许慎未必能遇见，所以《说文解字》没有注出某彝器。其二，《说文解字》采用鼎彝必与“古文”相类似者，既与“古文”为主，则鼎彝可以略而不言。
3·籀文
籀文是春秋时代的西方文字，也就是秦始皇前的秦国文字。旧传为周宣王时代太史籀所指定的文字，清代龚孝拱已辨其非（见《说文董理后编》）。汉代存有《史籀》十五篇，其体式大约与汉代的《仓颉篇》相同。这类书由章句组成，为学童识字的课本，皆为韵语，以便背诵。内容是叙述历史（《说文解字》“奭”字下说，“此燕召公名，史篇名丑。”），也有借字（《说文解字》“鼎”字下说，“籀文以为贞字。”）。全书十五篇，刘秀时亡佚六篇，许慎所见仅九篇，收入《说文解字》中。另外有《石鼓文》，唐初在大兴（今陕西省凤翔县）三畤原出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在十块鼓形石上，用籀文分刻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近人考证为秦刻石，不过有秦文公、秦穆公、秦襄公、秦献公等不同时代的说法。还有《诅楚文》，也是籀文刻石；大约为秦惠文王诅咒楚怀王的文辞，也是用籀文写的。唐代先后在不同的地方出土。原本和拓本已不存，只有后来的翻刻本，其中以《绛帖》所收者为最全，约有三百四十八字。
4·古文
春秋时代的东方文字，也有说古文是“六国文字”的。这种文字是文献上的文字。其中以孔子的《六经》为主，所以又名孔氏古文。秦始皇所焚的书籍，大部分是孔经，西汉王朝利用孔子思想巩固他的政治统治，首先是搜求孔经。惠帝时废除“挟书之律”以后，景帝时就开始搜求孔经。当时孔经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凭记忆靠背诵，口耳相传，汉初用汉隶记录成书，称为“今文”，如伏生能背诵《书经》，景帝派晁错记录成书；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口授了五世，才用汉隶写成专书。另一种是从孔壁发掘的或私人隐藏的，这类书是用春秋时代的文字书写的叫古文孔经。据前后汉书的记载，共有五处：鲁恭王坏孔子壁发掘一大批古文经书；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河间献王发掘的古文经书；鲁淹中出土的《礼古经》，鲁三老所献的《古孝经》。许慎以“古文”的字体做标准，他所收集的“古文”并不限于孔经，据全书所引有《山海经》、《伊尹》、《逸周书》、《老子》、《墨子》、《管子》、《春秋·国语》、《韩非子》、《吕不韦》、《师旷》、《楚辞》、《司马迁》等先秦书籍，许慎皆谓之“古文”。实际“古文”就是秦始皇以前，除籀文外的东方文字，即由春秋沿袭下来的六国文字。
5·小篆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首先把秦国籀文稍加省改，称为“小篆”。以这种文字为全国文字的规范，统一了表达语言的工具，使方言最复杂的中国，在书面语言上能够交流思想，对于发展文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说文解字叙》说：
“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篆’是也。”
小篆是以籀文为依据的。所谓“或颇省改”是有的字稍加省和改。省是简化，改是改变笔画。秦始皇所规定的小篆大部分是沿袭籀文，因此称籀文为大篆，始皇规定的叫小篆。汉代初年闾里书师把《仓颉》、《爰历》、《博学》并为《仓颉篇》，去其重复字，以六十字为一章，共五十五章，是小篆共有三千三百字。从《说文解字叙》引“幼子承诏”，《尔雅》郭注引“考妣延年”，可知其书为四字为句。又从《周礼》郑注引《仓颉·鞄篇》，又引《柯 篇》，可知其书是每章有子目。
总其来说，甲骨文字至钟鼎文字以及化分为籀文、古文，其形体结构虽有不同，究属是同一系统的文字。秦始皇又根据籀文制定小篆，也属于这一体系的汉字（秦并天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可见六国文字有与秦文合者，既言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也可知保留了与秦文合者）。
６·隶书
隶书始于秦始皇时，而通行于两汉。隶书的产生和形成，在汉字发展史上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秦代的隶书，本来只是小篆简率的写法，今传世的《秦二世诏权》，与小篆差异不很大。到了汉代，经过书家的改变，脱离了籀篆体的写法，成为一种有艺术价值的字体。隶书是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于是点横撇捺形态多姿，不但打破了甲金篆籀的结构形式，而且奠定了楷书的基础，这对中国的书写艺术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推求隶书的产生，盖有二因：首先，秦始皇统一中国，促进了社会向前发展，生产与百业俱兴，政治和文化并进，事务綦繁。庶业萌生，这必然要求记录语言的工具适应社会的需要，在书写上能够急速简易。晋卫恒的《四体书势》上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胥吏）佐书，曰隶书。”其次，书写工具的发展也促使书法发生变化。笔墨在秦以前就有了，《说文解字》：“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又说，：“笔，秦谓之笔。”《诗经》有“女史彤管”（彤管，说者认为就是笔，笔可以佩，后世因有“簪笔”的事实）。《说文解字》：“墨，书墨也”。到秦以后笔墨大有改进（汉有“居延笔”，其形制如今天的紫毫笔），因此字体必要变化。正如羊毫笔始于五代，而宋人书法也与不同。隶书形成以后，又发展了草、楷、行书，都是隶书体系的衍进和发展。
7·草书
《说文解字叙》：“汉兴有草书。”草书有两种：汉兴的草书叫“章草”。章草是汉隶的草写，是由汉隶发展形成的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汉字。笔画仍有隶书的波磔。每字独立不联写。汉人史游作《急就篇》，间以三言、四言、七言成句，就用的是章草字体，更使书写便捷。章草盛行于东汉，而后来的书家亦极爱之，所以流传到现代。临摹章草的人很多。最著名的，魏有钟繇，吴有皇象，晋有索靖。汉末的张芝又创造一种“大草”，又叫“狂草”，是草书中最豪放的一种体制。唐代张旭又有近一步发展，而怀素成为写狂草的名家，其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为书法艺术创造了独特的风格。
8·楷书
本名“今隶”，又名“真书”，汉以后以这种文字为书写的楷范，故叫“楷书”。楷书是由汉隶和章草形成的。笔画平直，形体方正。开端于汉末，盛行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一直通行到现在。
9·行书
行书是介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行书有两种，一种是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一种是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行书始于楷书产生之后，魏晋南北朝书写家多用行楷：宋人书札多用行草。这种字体最切实用，书家亦爱写之，所以一直流行到现在。
四、汉字的特点
汉字是由形音义组合而成的文字。文字是标志语言的，语言的物资外壳是声音，可以说任何文字都是标音的符号。汉字虽保存一部分图画文字，而百分之九十左右是形声字。即或是图画文字实际也是标志语音的，不过，汉字在标志语音上有其独特之点，与拼音文字不同，略说如下：
第一，汉字是方块文字，绝大多数只代表一个完整音节。章炳麟有《一字重音说》（见《国故论衡》），举出周秦两汉时代一个字读两个音节的例证，其论虽确凿，但究竟是少数（现代汉语的字音，也有极个别的例子）。汉字既代表一个完整音节，就必须分析音素。古代只有以直音标音的方法，仍不能辨析音素。到了汉末，孙炎创《尔雅音义》才开始用“反切”的方法分析汉字的“声”、“韵”。这种方法来源于印度的佛典。虽然“他山之玉，可以为错”，但反切仍用汉字标识声韵，未造音符，拼读起来非常困难，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自从有反切以后，魏晋音韵学者把汉人所作古书的注释加上反切音读，可使字义更为明确。例如汉人服虔有《左传》的注释，并无注音。陆德明《经典释文》序例上说：“汉人不作音（指反切），后人所托。”《隋志》有服虔《左传音》，《旧唐志》有服虔《左传音隐》，都是后人所作（如《说文音隐》作者不可知，决非许慎所作）。举数例证明如下：
《史记·晋世家》索隐引服虔音：“辂，五嫁反。”案这里的“五嫁反”并非服虔所作。索隐所引来源于《左传·僖公十五年》“辂秦伯”的辂字的注音。《左传集解》在“辂秦伯”之下引服虔注：“辂，迎也。”是服虔以辂为讶。《左传》杜预注与服虔同。可见服虔注中并无“五嫁反”这个反切，而是在陆氏《释文》中注明“五嫁反”的。足以证《索隐》所引“服虔音”只是为了说明这个辂字应依服虔为迎讶之讶，而以陆氏反切注明服氏注。
《左传·成公二年》：“且惧奔辟。”《释文》：“辟音避，注同。徐，扶臂反。服氏，扶亦反。”由此可知服虔认为辟是“辟行人”之辟，故陆氏为之拟音，非服虔有读音。
《左传·襄公九年》：“弃位而姣。”《正义》引服虔，“读姣为放效之效，言效小人为。”《释文》：“姣，户交反。注同，徐，又如字，服氏同嵇叔夜，音效。”嵇有《左传音》，嵇用服义，而《释文》不说“服同嵇”而云“服同嵇”。可见服无注音。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陪臣干掫。”《正义》引服虔，“一曰，干，捍也。”《释文》引徐云，“读曰扞，胡旦反；注同。服如字。”是服虔据《尔雅》“干，扞也。”干固如字，杜、徐则破干为扞，因读扞音。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公丧之，如税服终身。”《正义》引服虔说，“衰麻已除，日月已过，乃闻丧而服，是谓税服，服之轻者。《释文》引徐云：“税读曰繐，音岁，注同。谓繐服也。服音吐外反。”案《丧服小记》有“税服”，郑玄读如“无礼则税”的税。服义同郑，音亦同。《释文》以吐外反可注明其训释。
《左传·昭公三年》：“其相胡公大姬。”《正义》引服虔注，“相，随也。”《释文》：“其相，息亮反；服，如字。”服训随，故“相”应如本音念平声；杜注训助，应读去声。
《左传·昭公十六年》：“几为之笑。”《释文》：“几为居岂反，数也。服音机，近也。”
由以上诸例，可知服虔本无《左传音》，实际是因汉字由于表义不同而音读有异，所以后人依服虔的注释，或用“反切”或用“直音”给它规定音读，便于读者因音知义，依义读音。不能谓服虔已经使用“反切”。
由此可见，方块式的汉字，由于音读隐晦，并且同一个字因义项不同而音读有异，所使用汉字记录语音，必须再加一番注音的工作，不象拼音文字直接用声音记录语言那样方便。但是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不能直接拼音，也有它的另一方面的优点。中国是个多方言的国家，一个广东省就分划为几个不同方言的区域，福建省方言更是复杂，有的百里之外就不能用语言交流。而用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去交流思想却能行之而无阂。同一汉字，方言往往异其音读，而就是用方音去读汉字，其意义也都很清楚，同样地能起交流思想表达感情的作用。最重要的，用汉字写的书面语言，不独统一了汉民族语言，又团结了少数民族，对中国统一政权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在古代已是方言歧出，其同一汉字而音读不同者往往可见。如《淮南子》有“元泽”，高注：“元读如常山人谓伯为元之元”；《汉书》有“昧蔡”，服注：“蔡读如楚言蔡”；《说文解字》：“蓄，沛人言若虘”；《释名》：“风，豫、司、兖、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氾也。青、徐踧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此皆一个汉字随地异读之例。如果用拼音方法造字，就难以设想中国会有多少种不同的文字了。
第二，用汉字记录的书面语言，从字形结构上来了解词义是必要的，但是用汉字来记录语言，主要是记录语音。古人使用汉字的时候，决不可能处处都选用本字本义。所以我们应当记住“文字记录语言”这条原则，和“因声求义”是一条最重要的训释方法。汉代训诂学家注释古书时就大量应用“读音”，证明“同音代替”（通借）的方法。举郑玄注证述如下：
《诗经·东山》：“在栗薪。”郑笺：“古音声栗、裂同也。”“栗薪”就是“裂薪”，也就是劈柴。此以古音读解字义，说明栗为裂的借字。
《礼记·檀弓》：“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郑玄注：“犹当为摇，声之误也。秦人犹、摇声相近。”
《郊特牲》：“汁献涗于 酒。”郑玄注：“献当读为莎，齐语，声之误也。”
《中庸》：“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一戎衣而有天下。”郑玄注：“衣读如殷，声之误也。齐人言殷声如衣。”
上面所举的后三例证明古代有以方言记录语言的事实，因用了方言，所以没有用本义的字去写，郑玄认为“声之误”，就是没写正字而写成别字，这是由于要记录方音的缘故。清代训诂学者都喜欢用古音来证明汉字的“通借”和词义的转化。这都是为了摆脱汉字一形一音的束缚，避免“望文生训”的谬误，他们对古书语言的解释，超越了汉唐注家，在语言学上有很大的贡献，其例举不胜举。
什么叫“望文生训”？就是不了解汉字记录语言的特点，不通晓汉字因声求义的法则，如《庄子·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晋人司马彪注说，“野马，天地间气。如野马之驰。”这个解释就是“望文生训”的例子。《庄子》“野马”的马字，实际是《楚辞》里“愈氛雾其如”的 。王逸《楚辞章句》：“ ，尘也。” 从麻声与马同音，用“马”代替了“”。《庄子》的意思是说鹏鸟高飞，看见许多生物在汙浊尘土那里生存，所以用野马和尘埃的重复语加重形容和描写那种环境。司马彪却在马字上打主意，造成了错误。
又如打了败仗叫“败绩”，《左传》说“大崩曰败绩。”若从字面上推求“绩”字很难理解。要了解“败绩”的词义，首先要知道春秋时代战争使用车战，战士、将帅都在车上作战，步卒不过是保护战车的。车的行动必须循着轨道前进。车轨也叫辙，如《淮南子·道应训》就是用“绝尘弭辙”来形容车跑的迅速。其实绩字就是车辙。车迹就是车辙，车行于迹才能行动，才能进退周旋，车坏了迹实际代表车的崩陷翻覆。《左传·襄公三十二年》：“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猎，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这里的败绩，仅指马仰人翻，无关于战争。《离骚》：“恐皇舆之败绩。”也不是说战争。又如“乘丘之役”，鲁国是战胜国。《礼记·檀弓》记载这件事的开始时说道：“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马惊，败绩，公坠。佐车授绥。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这里也指车翻，所以御者要负其责。车战是以车决胜负，马倒车覆，才算最大的败仗。
由上面这些证例，说明汉字记录语言主要是标志音节，就拿最常用的“新”、“旧”两个字也只是标音符号。因为从字形的结构上，“新”是砍柴，“旧”是鸟名（见《说文解字》）。如果不明确使用汉字记录语言这个特点，就会造成某些错误。像唐代诗人王维的作品里有《老将行》一首乐府，其中有两句是：“昔时飞雀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左肘上长出一颗垂杨树，简直莫名其妙。其实他是根据《庄子·至乐篇》来写的。《至乐篇》的原文是“俄而柳生其左肘，其间蹶蹶然恶之。”但王维不知道《至乐篇》用的“柳”字是“瘤”字的借字，所以把“柳”改为“垂杨”，因而出了错误。
我们上推到甲骨记录“卜辞”，金文记录“铭识”，也有这类现象。
五、汉字对我国少数民族的影响
汉字对毗邻国家的影响，可以存而不论。专就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用汉字作符号拼写其语言的来说，则有“西夏文字”和“女真文字”。
西夏是中国西北少数民族之一。在宋代，党项族建立了“大夏”，宋人谓之“西夏”，建都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东南），封建割据于一方，它占领了今宁夏、陕北、青海东北部和内蒙一部分。在宋代，西夏与辽、金先后在北方割据。西夏的生产、手工业都非常发达，文化受汉族影响很深，并有中国传入了佛学。流传的西夏文字是以汉字为音符而拼写的西夏语言。在1094年（宋哲宗绍圣元年）有《凉州感应塔碑》，碑文一面是用汉字书写的，一面是用西夏文字写的。1190年（南宋光宗绍熙元年）有《蕃汉合时掌中珠》一书，是用西夏文字与汉字对应的工具书。由此可以知道西夏文字深受汉字的影响。
女真族是中国东北少数民族之一。最早见于五代时（十世纪初），分布在松花江、黑龙江下游，东达日本海。北宋末，阿骨打统一了女真各部，以封建割据建立金国（公元1115-1234年），侵入中原。女真族的文化是受汉族影响的，女真文字也是用汉字偏旁作标音符号拼写的。女真文的资料比较少，有《宴台碑》。明代慎燮赏著有《四夷广记》，记录女真文字，并作了解释。可见明代中叶还有懂女真文字的。金亡灭以后，一部分女真族人流于中原已为汉族同化，另一部分女真人逃回东北。到了明末努尔哈赤集聚了女真各部，作为主要组成部分合并其他部族建立满族。当时女真文字久已绝灭，努尔哈赤时没有文字，他儿子继位后，有个大臣叫达海，他开始用蒙古字母（蒙古有两种文字：一种是用回鹘文的字母加以改变成为直写右行的蒙文；一种是“巴斯巴特”，用梵文拼音，也叫“巴斯巴文”。满文采用的是前一种蒙文）拼写满州语言，满州人称达海叫“把克什”。（把克什是蒙语，汉语早已吸收作“把势”。明代小说《西游记》已屡见这个词，如“把势妖精雏儿妖精”等等，不过汉语当技术人员讲，而满语则为“圣人”、“贤哲”的称号。所以清代皇室称教汉语的教师叫师傅，教满语蒙语的教师叫“把势”，仍沿袭达海的称号。）
汉语文字也吸收了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例如蒙语的“卡伦”和“站赤”，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和《尼布楚条约》。卡伦就是小的关津要塞，汉语的“关卡”和“卡子”就是吸收蒙古语。“站赤”指交通汇集的地方。汉语的“车站”即是由蒙古语变成的。
汉字里也有由蒙古字母变化而来的，例如“好歹”的歹字始见于《元曲》；“歹人”这个词在《水浒传》里屡次出现。据《所南心史》说：歹人之词出于蒙语，并用蒙语的第一字母作为汉字。汉字本有“歹”字，《说文解字》作“”，训为“列骨之残也。读若蘖岸之蘖。”（niè）凡列、残、、殊、殖等字从之，而与“歹人”（dǎi）“为非作歹”毫无关系，是汉字采蒙文字形的佐证。
（选自《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