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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地之恋》台湾皇冠版封面
2005年8月受美国国务院和哈佛大学邀请来美，做后殖民与台港大陆经验的研究。在这里，所读全是英文，而且是最为艰涩的霍米巴巴之类，十分枯燥。中文积成了内心的渴望，我对女儿开玩笑说，偶然看到中文的时候，眼珠子都绿了。11月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讲学的时候，我说，现在才理解了中文写作对于海外作家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进入中文其实就是在想象中回家。某一日，我来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发现这里所藏的中国大陆中文期刊不多，但一眼看到书架上的《文学自由谈》。是2005年最新的几期，可以想象这对我是一个多大的诱惑。
随便抽出一期，读到一向尖锐的韩石山批评赵俪生的文章。文章写的正是发生在哈佛的故事，让人读起来不免分外地有兴趣。设想韩石山写文章时对于哈佛的想象，让人有点时空错位的感觉。对于韩文的论点，不敢下什么判断。惟觉他对于赵俪生在哈佛的困境少了一点同情，对于哈佛的地理等情况亦有点隔膜。我刚刚来哈佛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形。因为旅馆奇贵，当然十分焦虑地找房子，而初来乍到，对于电话等等不太明白也在情理之中。尽管我以前在国外呆过，英语不太成问题，但回想当初的确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何况高龄的赵俪生。我想，如果韩石山来过哈佛，有过独身处于异国的困窘体验，当会更具宽容。
韩石山文只是闲话，我的感想主要是有关张爱玲的。在我的印象中，《文学自由谈》一向无视权威，百无忌惮。但让人奇怪的是，惟对海内外炒得很火的张爱玲却也跟着后面一味崇拜，让我有点不以为然。另外，作者居然在连《秧歌》、《赤地之恋》原本都没看到的情况下，仅据网上下载就敢论述张受玲，并且公开发表，这从学术规范上说不太严肃。其实，台湾皇冠版的原本在大陆并不难找到。
对于张爱玲的发现，来自海外汉学，具体说就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去年10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夏氏兄弟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上，我听到不少关于夏志清发现张爱玲的论述。在我看来，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政治论述已为人所淡漠，但夏志清人文主义论述背后的后殖民背景却少有人注意。具体到张爱玲，她在“五四”、左翼文学之外另立市民趣味的现代性，固然独特可嘉，但这种形成于上海沦陷区的“市民趣味”却是以抗战的民族大义为代价的，这一点也不可完全漠视。本人从事香港文学研究，尤其注意张爱玲写于上世纪50年代香港的《秧歌》、《赤地之恋》，在此发表个人的不同看法，谨作讨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流亡香港的左翼作家大批返回祖国，与此同时大陆的一些右翼文人却流亡到了香港。左右翼文人在香港换防，香港文坛立刻变色，左翼文学的中心立刻成了右翼文学的大本营。这批流亡文人之所以写作反共小说，除了他们对于共产党的抵触之外，还与反华的美国“亚洲基金会”的资助有关。这些被称为“绿背文学”的作家作品有：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沙千梦的《长巷》、《有情世界》，司马长风的《北国的春天》、《多少梦想变成真》，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南宫博的《江南的忧郁》、林适存的《驼鸟》等等。50年代初中期的香港文坛，基本上为这股“右”翼“绿背文学”浪潮所主宰。关于这些文学作品的成色，刘以鬯先生说：“在‘绿背浪潮’的冲击下，作家们不但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失去创作的冲劲，写出来的作品，多数因过分重视思想性而缺乏艺术魅力。”这段评价，应该说大体上是公允的。
惟对张爱玲的小说，却有不同看法。《秧歌》的扉页上就影印着胡适之先生的亲笔题赞：此书“写的真细致，忠厚，可以说是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我读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夏志清在其小说史中也称“《秧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龙应台女士更将其称为“世界级的作品”。国内学术界以前基本将其作为“反共小说”避而不谈，近年似乎在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呼声愈来愈高。笔者的看法是，这两部小说并没有突破“绿背文学”的限制，它们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应属于败笔。
《秧歌》的主人公金根是村里的劳动模范，媳妇月香又从城里帮工刚刚回来，但他们家一样地挨饿受穷。年前饥饿的农民们开始抢粮，结果金根受伤，后来投河自杀。他们的女儿阿招在混乱中被人群踏死，无望的月香最终放火烧了粮仓，自己也投入了火中。《赤地之恋》主要写一个青年大学生刘荃的经历，她先是在土改中经历了工作队的残酷迫害，又在上海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目睹了丑恶的内幕，后来又到了朝鲜战场，与其他中国战俘一道受到来自中共的打击。
忽然放弃了自己熟悉的题材，却去写自己一无所知的农村与政治，熟悉张爱玲小说的人可能会感到奇怪。张爱玲是一贯不屑于与政治为伍的，1947年张爱玲曾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一文中声明：“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不幸的是，从大陆逃到香港，处于乱世窘境的张爱玲没能坚持自己。她按照美国“亚洲基金会”拟定的题目，创作了《秧歌》与《赤地之恋》，既写了政治，而且还拿了不菲的美金。其结果是虚假，并导致了她的艺术个性与题材间的紧张和脱节，未能达到她《金锁记》等小说的出神入化的效果。
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成功所在，其实正在于她摒弃政治大叙事，而移情于她熟悉的新旧时代之交的都市男女，于主流之外呈现另外的现代性。在人物表现上，张爱玲擅长用“参差的对照的写法”表现人物心理，但在《秧歌》与《赤地之恋》中，我们看不到这一点。这两部小说的立意既然在暴露政治，这就决定了其中的冲突只能是简单的善恶对立型的。这对张爱玲是一个极大的限制，她所擅长的对于人物功利心计的描写，对于微妙尴尬的场面的处理，在这里都不可能看到了。事实上，这两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本身多模糊不清。《秧歌》以情节动作为主，出场人物很多；《赤地之恋》在短短的篇幅内跨越了几个不同时代，只能浏览式地交代历史事件，小说中的人物多由粗线条勾勒，因而十分苍白，无法让人留下印象。善于描摹意象、营造气氛，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一大绝技。《金锁记》开头对于月亮的精彩描写，一上来就先声夺人，不由你不服。《秧歌》同样致力于意境的营造，她对于月亮的描写还有出新：“月亮高高地在头上。长圆形的月亮，白而冷，像一颗新剥出的莲子。那黝暗的天空，没有颜色，也没有云，空空洞洞四面罩上来，荒凉到极点。”但这一段描写置于农民金根送妹妹出嫁回家的路上，用以渲染他的失落的心境，却有点不伦不类，这种感伤、忧郁乃至虚无的感受，似乎不是没有文化的农民所应有的。依旧是那么优美的“张爱玲式”的笔调，但加诸于她所陌生的古老愚钝的山村上，给人以不太协调的感觉。这正应了柯灵的话：“《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美。”
为给自己辩解，张爱玲在小说的“跋”中称：“《秧歌》里面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据的。”她所说的“根据”，乃是她在“三反”运动中所见到了登载于当时《人民文学》中的一份自我检讨。这份检讨的作者提到：他在华北某农村工作时，当地农民聚众抢粮，受到镇压，当时一位指挥开枪的老干部对他说：我们失败厂。张爱玲说《秧歌》就是根据此事写成的。信以为真的国内学者艾晓明教授，专门去图书馆寻找这份检讨。结果反复查阅1952年全年的《人民文学》而不能得，她不甘心，又从1950年一直查到张爱玲去港的1954年的《人民文学》，乃至《文艺报》，仍不可得(见艾晓明《乱世悲歌》，广州出版社1998年12月版)。需说明的是，艾晓明本身对于《秧歌》评价甚高。其实陈若曦已经有过回忆：当时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锡曾告诉她，张爱玲的这两部小说是在他们的授意下虚构的。事实上，张爱玲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据水晶晚年对于张爱玲的采访，张爱玲曾主动告诉水晶：“《赤地之恋》是在‘授权’(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另外，水晶告诉张爱玲：《秧歌》的结局动作太多，近乎闹剧，冲淡了故事的“抒情”格调，不能令人满意，张爱玲对此意见没有异议，并鼓励水晶将这种评论写下来。
按照傅雷的说法，张爱玲是一个充满才华却不明白自己的才华所在的作家，她能写出空前绝后的《金锁记》、《倾城之恋》，但接着又写出了拙劣的《连环套》。傅雷认为，《连环套》之所以拙劣，是因为书中所写的印度富商和广东养女的故事是张爱玲所不了解的，故书中所写的人物与其身份毫不符合，西方人和广东人都操着可笑的《红楼梦》的语言，“错乱得可笑”。傅雷说：“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划，单凭着丰富的想象，凭着一支流转如踢踏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金锁记》的作者不惜用这种技术来给大众消闲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外了。”这段评论用在《秧歌》和《赤地之恋》上也十分地恰当，在香港张爱玲再次错失了自己，只不过这次她不是“不自觉”地走上了“趣味性”的路，而是“自觉地”走上了“政治化”的路。傅雷的批评是准确的，时过四十年，张爱玲本人对于《连环套》提出了较傅雷更为苛刻的批评。从水晶对她的采访来看，张爱玲晚年对于《秧歌》和《赤地之恋》也有了新的估价。张爱玲毕竟是聪明人，她终于会清醒过来。但我们的很多评论家们，却至今还没有清醒。
张爱玲曾于1939—1942年间在香港念大学，对香港有所体验。她曾在40年代初创作的小说中对香港有过出色描绘，我们有理由期望再次来港的张爱玲给人们献上表现香港的杰作。没想到她在香港陷入了政治的旋涡，为我们“制造”了这样两个内地的故事。这一次她在香港，其实仍然还是个过客，没过几年，她就飞到美国定居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