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四章 人情 ——（一） 面子和人情
情与面
说完“面子”，不能不来说“人情”。
人情与面子的关系很密切。一般地说，有人情必有面子，给面子也就是送人情。比如有个人，先前帮助过你的，你就欠了他的人情。下回他来找你帮忙，你就不好驳他的面子。同样，如果你给了某个人面子，则他也就欠了你的人情。甚至这面子与人情还能转让和借用，比如求情或说情时讲“不看僧面看佛面”，或者请于你有恩有情的人来“出面”。但即便是佛祖出面，也还是“人情”，得了好处的人也要“领情”。由于人情和面子是如此的相互依存，所以，中国人也常常把它们合起来称作“情面”。
情面是一种任何人都不能不顾的东西。顾就是回头看。一个人，正往前走，要去办“正事”的，情面却从“后门”进来了，就不能不回头去看一下。顾字从页，页本是头，也就是长脸的地方。顾又是“雇”。情面来“雇”你，你连头也不回一下，面子上就会“过不去”，也是“给脸不要脸”。因此至少也得打个“照面”。然而这一“顾”一“照”不要紧，非得“照顾”一下不可。原本要公办的事，也就多半公办不成。除非你有本事一开始就不“照面”，比如躲起来，装病，甚至不接电话。
但是，情面这东西，是轻易躲不掉的。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陌生人还好说，同事、邻居、熟人、朋友，又岂能永远不见?既然终究要见“面”，就不能不讲“情”。结果，天理王法之类这些无须面对的东西，也就只好暂时放在一边。比如宋江杀了阎婆惜，依照王法，是该追究刑事责任的，更何况那婆惜的情夫，又在县里“司法部门”工作。但宋江面子大，人缘好，县里上上下下，都要开脱他。先是县长大人一味拖延，后是刑警队长有意放纵，更兼县政府的同僚们，一个个都到婆惜的情夫张三那里去说情。这些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连那张三“也耐不过众人面皮”，只好一任自己的情妇，去做那刀下的冤魂，这便叫“人情大于王法”。中国的法制难以健全，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此。
情面不但可以使某些人生，也可以让某些人死，如春秋时的豫让之刺杀赵襄子，战国时的聂政之刺杀侠累即是。豫让是为旧主智伯报仇，犹有可说。聂政与侠累素不相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却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大老远地从卫国跑到韩国去刺杀他，为的只是侠累之敌严仲子的“情面”。聂政本是个“鼓刀以屠”的“市井小人”，严仲子以“诸侯卿相”之身，屡屡惠顾于他，由是感激，便替他去杀人。豫让也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于是三番两次去杀赵襄子，实在杀不成了，竟请求刺杀赵襄子的衣服，然后自杀，赵襄子也居然“大义之”，答应了他的请求。此外，如专诸之刺王僚，荆轲之刺秦王，也多因情面故。西方的杀手为金钱杀人，中国的杀手为情面杀人，情面在中国比什么都贵重，因为“黄金有价，情义无价”。
情面虽然无价，却有用。又岂止是有用，简直就是法力无边。所以，任何中国人都不能不讲情面，也不能不为将来可能的需要，而预先为自己储备情面。
储备和制造情面的办法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多见面。因为情由面生，如果从来也不曾见面，则情由何来?同事、同学、邻居等等之所以较有情面，就因为经常要面对之故，因此有“远亲不如近邻，街坊不如对门”的说法，夫妻情分最重，也因为天天都要面对，而恋人与候补配偶当然也就称为“对象”(即面对之象)。“象”如果“对”上了，则为“有情人”。既然是有情人，则在理论上终成眷属。但是，即便真是眷属，比如亲戚，如果不常见面，或久不见面，感情就会淡漠，甚至会趋向于零。所以有“人在人情在”的说法。人在，难免“抬头不见低头见”，不能不顾；人不在了，则反正不怕会有见了面不好意思的事，也就可以不讲情面，只计利害。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薄情寡义，“人一走茶就凉”的。比如前面说的豫让，就是在智伯死了以后，仍要不计利害地报恩还情。无疑，历史上和生活中，豫让这样的人并不多，这才特别地被看作是侠义之士，为人们所崇敬、仰慕、赞颂和表彰，但同时也可见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是肯定和赞同重情谊、讲情面，否定和反对薄情寡义的。一个人，如果念旧，也就是在不再见面的情况下仍然记挂和认定过去的情面，维持过去情面的有效性，就会被舆论肯定和赞扬。相反，如果忘本，翻脸不认人，一阔脸就变，转背就忘情，则会遭到舆论的谴责，甚至有可能被骂作人面兽心，不是东西。比如一个人刚死，身边的人就翻脸，便会有人出来打抱不平，说“某某尸骨未寒，你们就……”云云。那么，反问一句，如果“尸骨已寒”，是不是就可以如何如何呢?这也就等于承认了，“人在人情在”毕竟是一个规律，至多只能要求“情”延续的时间，比“面”稍长一些，不要一下子就情、面皆失，以免大家“兔死狐悲”，想起来“寒心”。
见面问题
看来，维系人情、储备情面之最可靠也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多多见面。比如，有事没事的，经常去串串门，走动走动，或者找种种借口，在一起“聚一聚”。在这方面，中国人是很有办法的，而最好的机会，又莫过于过年。这时，除大年三十夜晚的家庭团聚必不可少外，拜年也是很重要的事。关系的亲疏，人缘的好坏，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在这时都一望可知。一个人，如果过年时谁也不上门，是很没有面子的。
相反，如果门前车水马龙，家里常开流水席，则面子十足，风光体面得很。如果来拜年的竟是上司、前辈，那就更加体面，足以成为向他人炫耀的资本。婚事和丧事也如此，所以非大操大办不可。如果并未大操大办，贺客或前来吊唁者仍络绎不绝，那就面子更大，人情更多。这时，来人一定要嗔怪：“怎么也不知会一声?”主人则一定要赔罪：“没敢惊动大家。”不敢惊动，是对别人的体贴，当然是人情；而闻讯以后立即赶来，那就更是人情了。因此，也有办红白喜事故意不声张的。不声张的好处甚多。一是做事低调不张扬，显得谦虚(为官者则还可以避嫌)，二来也可以检验一下自己人缘的好坏，以及关系的亲疏。由是之故，那些前来贺喜或吊唁的人，一定会连连声明：“刚刚听说，刚刚听说!”但不论是刚刚听说还是早就知道，也不论是立马赶来还是延误多日，主人也都得领情，至少得做领情状。你想，爱国尚且不分先后，这事又怎能计较时间?只要来了，就是人情，就是面子，就有情面。
制造情面的有效办法还有很多，比如成立校友会、同乡会、联谊会等社团组织，参加各种会议或学习班等。事实上许多人喜欢开会或培训，就因为可以借此机会见见老朋友和认识新朋友。反正基本原则就是要见面。时谚云：“走动走动，向上浮动，不走不动，向下滑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即便实在无法见面，那么，也要不断表示希望见面的愿望。比如，写信时，要写上“如晤”、“见字如面”等字样；分手时，也要互道“再见”。再见就是再次见面，与英文goodbye意为“上帝保佑你一人独行”迥异。此外，重逢或初交时的“久违”、“久仰”、“好久不见”，也都与“面”有关；久违是久违其面，久仰是久仰其面，好久不见是好久不见其面。久违其面，难免薄情，必须用极富情感色彩的话把面子补足。
如果不想与某人发生人情关系，或必须马上“绝情”，则必须设法不和他见面。比如路上相遇，眼睛往别的地方看，甚至绕道而行。对方来访时，装作不在家，或者故意乘别人不在家时去拜访。孔子就曾做过这样的事。鲁国的阳货(阳虎)想让孔子去见他，孔子不去，于是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孔子收了人家的人情，不好不去拜谢，又不想和他见面，便故意趁阳货外出时去拜访，没想到“冤家路窄”，还是在路上遇到了。圣人既已做出榜样，我辈自然不妨效法，只是事先要探听明白计划周详，不要弄出“遇诸途”的尴尬事体来。
故意不见既然意味着不友好，无意的不见也就可能被视为或误为不讲交情。所以，一个人回到故乡、母校、原单位，就应该尽量设法和所有的亲朋故旧都见上一面。如果不小心漏掉了一位，他就会认为你不给面子，甚或怀疑你对他有意见。意见就是“意”见“面”不见，如无“意见”，为何不见?这种漏掉一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别人都已见了，唯独他未见，也就特别地没面子。说不定，本来没意见的，这回可真的有意见了。这当然是很不划算的事。
无意的不见，会引起误会；故意的常见，则让人起疑。“这家伙有事没事的老来找我干什么?”显然是“别有用心”。这就得防着点。更何况，不断地见面，也有弊端。第一，见得多了，难免厌烦，至少不再有新鲜感；第二，见得多了，就容易看透，知根知底，弄不好连隐私也保不住；第三，关系一近，难免随便，一不小心，就会伤了对方的面子，一旦反目，比仇人还可怕。当然，平时不见面，或见面时招呼都不打一个，有事时才贸然地找上门去，就更不妥。“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便是菩萨面前也不灵的。总之，常不见面，固然难免生疏；常常见面，也容易“熟”得烂掉。最好是亲而不近，敬而不远，若即若离，恰到好处。这当然很难，故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这文章这学问可是人人都得要做的，因为人人都得做人。
人情与人缘
做人首先必须“通人情”。比方说，别人有喜，应该欣然于色；别人有悲，不能无动于衷；别人有难，必须拔刀相助；别人遇险，不能袖手旁观。否则，就是“麻木不仁”。当然，他也休想得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就会自绝于社会和群体，真的变得“不是人”。
显然，所谓“通晓人情”，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情感体验态度。具体说来，又表现为正反两个方面。从正面讲，就是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比方说，自己肚子饿了要吃饭，应该想到别人肚子饿也要吃饭，从而“推食食人”；自己身上冷要穿衣，应该想到别人身上冷也要穿衣，从而“解衣衣人”。从反面讲，就是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方说，自己不想死，就不要杀别人；自己怕丢面子，就不要伤别人。说话的时候，要尊重对方，称呼上要掌握分寸，不要直呼其名；对方的请求和给予(如敬酒、让菜)，即便不能接受，也要婉言辞谢，不要断然拒绝；对方有了错误，即便是下属，也不要当众指责，而应该在没有旁人时温和地批评；对方向你诉说某一事情或心情时，即便不愿听，也不要粗暴地打断，而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岔开话题；对方与你争辩，即便说得不对，也不要“得理不饶人”，只图一时痛快，把对方逼进“死胡同”，“下不了台”。否则，不但对方觉得大伤面子，恼羞成怒，在旁观者看来，也会认为你“太不像话”。这些虽然说起来都是小事，但会不会做人，也就往往体现在这些小事上。
总之，会做人的人，总是能够表现出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处处以他人为重、时时替他人着想的心理倾向。比方说，见了面问人家“吃了没有”、“身体好吗”，或问“有朋友没有”、“进展如何”，甚至帮他寻找对象或门路。这些被西方人视为“打探隐私”的问题，却被中国人视为“有人情味”的表现。又比如，朋友搬家去“凑一把手”，邻居外出代为“看门”，同事犯了错误代他向领导“说情”等等，也都是“通人情”、“会做人”的表现。
由此可见，做人做人，必须实实在在去“做”。只说不做，同样“不是人”。但关心他人帮助他人的心，则不能是“做”出来的。即便是“做”，也要做得不露痕迹。有些人，虽然也热衷于关心帮助他人，但“做”了好事以后，又生怕别人不知道，到处宣扬，或在被帮助者面前，以施恩者自居，时时提醒对方得了自己什么好处，结果弄得对方反感，他人厌恶。真心地帮助他人，应以“不计报酬”、“不求回报”为前提。事实上，由于下面就要讲到的“人情法则”，这种回报其实是题中应有之义，无须时时提醒、公之于众的。如果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不但受惠者会觉得很没有面子，也会让人觉得你其实不会做人。
于是就有了“人缘”的好坏。
用“人缘”这个词来表示“人际关系”，是很精当的。“缘”的本义是“衣边”，因此有“边缘”的意思。所谓边缘，也就是两物分界之处，同时也是两物相连之处。两物如“相缘”，也就有了“关系”。系也好，缘也好，都从“糸”(mi)，意味“细丝”。所以，两个人，如果关系极深，便说“千丝万缕”；如果似断非断，便说“藕断丝连”。因为人情如丝，细微而又有弹性和韧性，拉拉扯扯，纠缠不清，“剪不断，理还乱”。用“缘”来表示情感关系，实在再恰当不过。
人际关系既名之日“缘”，则建立新关系便叫“结缘”，比如“喜结良缘”、“广结善缘”。良缘也好，善缘也好，都是一种人情，即把情感之丝打成“结”，使之更为牢靠。如果两个人以前素不相识，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相遇，或通过他人的介绍相交，却一见钟情，或情投意合，便会觉得彼此十分“投缘”，并把彼此的偶遇和相识，视为一种“前生命定”的“机缘”，认为彼此之间有“缘分”。所谓缘分，即是人情再加天意。人与人之间，本来在气质、性格、阅历、境遇各方面都有差异，要想真正情投意合，原本就很难；而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又很难有机会在茫茫人海中去寻找知己。这样一来，人情加天意的缘分，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一个人，如在“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中得一知己，那就不但是“缘分”，而且也是“福分”了。
不过，说一个人“有人缘”或“人缘好”，却并不是说他有此缘分或福分，反倒是说他即便无此缘分或福分，也能结交朋友，受人欢迎。或者说，有“缘人”的能力。有此能力就能处理好自己的周边关系，使自己的“边缘”聚满了人。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完全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是“人缘”，而不是“机缘”。
这就要会做人。而会做人，也就是懂得人情法则。
第四章 人情——（二）人情法则
基本原则人情的基本法则是“回报
中国人很看重回报。在中国人看来，“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天经地义的事。有恩不报固然是小人，有仇不报亦非君子。不过，相比较而言，中国人之重视报恩，又甚于报仇。一个人，如果忘恩负义，便“不是东西”；如果恩将仇报，更是“丧尽天良”。但是，如果报恩的程度大大超过施恩，则会受到舆论的一致赞扬。无论怎样加倍地回报，都不会视为过分，甚至干脆就公开宣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报仇就不同了，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是“仇”的大小。如果只是轻度伤害，或是无意得罪，则“冤家宜解不宜结”，最好讲和，不必“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不要“睚眦必报”，睚眦(yazi)就是怒目而视，引申为小怨小忿。如果别人只是横了你一眼，也要报复，舆论就会觉得你“过于计较，不好相处”，也就会弄得自己没人缘。二是报的分量。一般地说，以等值为宜。如果人家不过只是踩了你的脚，你却要砍人家的腿，便太过分，也“太不像话”。三是复仇者与结仇者之间地位和力量的对比。如果地位力量相当，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舆论界一般只作“壁上观”；如果是弱者向强者复仇，便会赢得同情、支持和敬佩；如果是强者向弱者复仇，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因为重人情的中国人，其同情心总是在弱者一方的。除非双方所结之仇非常之大，且结仇时强弱正好相反，否则便难保不会有人出来打抱不平。所以，当韩信功成名就，衣锦还乡时，对当年有“一饭之恩”的漂母，便报以千金；对当年使自己遭致“胯下之辱”的少年，则不予追究，便是深知上述原则之故。
中国文化之所以鼓励报恩，而对报仇作一定的限制，是因为报恩只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有利于群体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报仇则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敌对，不利于维系群体，甚至会破坏社会秩序，造成动乱。如果睚眦必报，则更会没完没了，天下大乱。总之，鼓励也好，限制也好，都本之于“群体意识”。
但不管怎么说，回报总是必需的。如果人力不足以回报，便寄希望于“天意”；今生不足以回报，便寄希望于“来世”。报恩，可以是“变牛变马”、“结草衔环”；报仇，亦不妨化作厉鬼前来索命。故民谚云：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这鬼不是别的，便正是受害人之冤魂，以及同情弱者专打抱不平的厉鬼。中国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都报”。总之，肯定性的情感(恩爱)也好，否定性的情感(仇恨)也好，都必须回报。不懂得这一点，便是“不通人情”。
人情为什么一定要回报呢?就因为情感是要有回应的。比方说你爱一个人，人家却不爱你，就爱不下去；恨一个人，人家却不恨你，就恨不起来。何况人情之于中国人，并不只是一种内心体验，更是一种重要手段，是用来维系群体的，因此非得回报不可。
维系群体的办法、手段、条件很多，但都不如人情可靠。就说法律。法律当然是有权威的。但法律管得了“迹”(行为)，管不了“心”(思想)；只能保证大家都循规蹈矩，不能保证大家都同心同德。甚至就连循规蹈矩，也未必能保证。一旦执法不严，或法制不到之处，便立即是另一番景象。更何况，对于朝廷王法，中国人虽不敢硬顶，却敢软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能“化千斤为四两”，哪里靠得住?
利害就更靠不住。利害只能结成一种临时性的、松散的关系。有利时趋之若鹜，有害时作鸟兽散；或遇害时团结一致，胜利后又自相残杀。所以酒肉朋友最不可靠。有酒有肉是朋友，无酒无肉如路人，甚至为了争夺酒肉，反目为仇，刀兵相见。
就连面子，也很可疑。面子毕竟是“面”，是表面的东西。这就难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面对面时喊哥哥(称兄道弟)，背靠背时摸家伙(你死我活)。人情就不同了。它在本质上是“情”，而情感是发自内心的，也就最为可靠。面子可以作伪(假面)，情感却必须真实(衷情)。面子有大小，情感也有深浅，但情感的深浅并不以面子的大小为转移。出于面子为人办事，难免敷衍，或尽力不尽心；出于情感为人办事，则会尽心尽力，两肋插刀。当一个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是出于情感而团结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团结就是心甘情愿的，而这种群体也就势必是坚不可摧的了。
所以中国人要讲人情，而且要讲回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我投之以桃，你报之以李。如此往返相报，则情感更深厚，友谊更绵长，关系更密切，群体也就更巩固。
左右为难
然而，人情的回报这事，认真做起来，又很难。
我们知道，“还情”的前提是“领情”。一个人，好心好意把人情送给你，你当然要领受，并表示感谢，这就叫“领情”。这事看来简单，其实不然。因为第一，人之所送，未必我之所需。如果自己并不需要，那么，是收还是不收呢?不收是不通人情，收下又没有用，还要平白无故地增加一个负担(因为收下的人情终究是要还的)。但人家是一片好心，岂可拒人于千里之外?也只好来者不拒，照单收下，然后再琢磨着如何还回去。想想真是何苦!
其次，送人情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明明白白，有的不清不楚，有的大张旗鼓，有的不动声色。这样，有时别人可能是“暗送秋波”，咱们则可能还“蒙在鼓里”，当然也就无由表示领情，这又会无端地得罪一个人。于是，为了不得罪人，就得时时小心翼翼，不要忽视或漏掉别人的人情。但如果人家原本并无此意，咱们却当作人情来领受回报，岂非自作多情?如果每件事都要这么琢磨一番，麻烦不麻烦，窝囊不窝囊，累不累呢?
领情已属不易，还情就更是困难。因为在中国人的人情关系中，施送的并非物质，而是情感。即便施送的是物质(比如在一个人遭受灾难时送衣送饭)，也同时还有人情。甚至有时候，真正要送的不是东西，而是人情。物质的东西是容易回报和偿还的。比如你请我一桌，我还你一席，看得见，摸得着，算得出价钱。还没还，报没报，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当事人心里也明明白白。情感就不同了。它是无形的，无价的，不能测量，无法估算。还没还，报没报，或者还没还够，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只好完全凭“良心”办事。有些特别讲良心的人，只好以数十倍的代价去偿还，如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即是。
甚至就连“还不还”，也是问题。中国人的所谓“人情”，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它是情感，又不纯粹是情感。这就不好办。因为如果纯是情感，就不必还；如果纯是商品，就容易还。最怕的就是说不清。还吧，像做买卖；不还，又好像占了人家的便宜。这可真是左右为难。
更麻烦的是，中国人之所谓“人情”，其实包含着两个内容。一种是真正的感情，我们无妨称为“衷情”。它是发自内心、不求回报的。而且，你如果执意回报，反倒会伤了感情。另一种则是表面化、程式化或仪式化的东西，我们无妨称之为“表情”。它带有功利的性质，可以“做”，可以“送”，当然也要“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