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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因关押中国最高级别的犯人而被称为“中国第一监狱”；、
它因“硬件和软件”都与其他监狱不同，而被外界称为“最神秘的监狱”；
它改造教育过国民党战犯，被林彪和“四人帮”利用迫害过革命干部，又审讯收押过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高墙里的那些人和事都充满了传奇；
如今，秦城监狱又因成为一些贪腐高官的“最后归宿”而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探访秦城监狱，解密高墙内50年的风云变幻。
11月11日上午，一场大雪之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驱车来到北京市昌平区，探访位于小汤山镇附近的秦城监狱。
经热心人指点，记者的车沿着一条旧公路一直开到燕山脚下。路的尽头，出现一座高大的暗红色牌坊式大门，四周是高约5米的灰色围墙，墙顶上装有探头。大门上没有招牌，但有一名戴着洁白口罩的武警站岗。当地村民告诉我们，这里就是秦城监狱。
监狱门禁森严，有三道“岗”最外面是几个铁路障，再往里有一道电动不锈钢伸缩门，然后才是大门。大门是两扇紧闭的铁栅栏门，足有3米高，旁边还有侧门。大门里面不远处，有一排房屋，挡住了外人的视线。
执勤的武警不让外人在门前逗留，记者只得沿着监狱外的一条路往东走去。马路对面有两个居民村:右边是秦城村，左边是象房村。
在象房村村委会，60多岁的村主任王占仁饶有兴致地向记者介绍了秦城监狱和他们村的一些情况。
秦城村和象房村在1960年之前是一个村，叫秦城象房村。王占仁曾听老人们说，他们这里原来是一座兵营，四面修有高高的城墙。这座兵营或许是秦朝时留下来的，所以叫秦城。兵营废了之后，百姓住了进来，并在这里养过大象，于是就叫秦城象房村。如今的秦城监狱也因此而得名。村后的大片土地，一直是隶属于公安部的劳改农场。
此前，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秦城监狱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隶属于公安部管辖的监狱。监狱建于1958年，是苏联援建的。上世纪50年代，中苏订立的援助项目共有157个，其中之一便是秦城监狱。但因秦城监狱属保密工程，对外不公开，所以外人一般并不知道。
秦城监狱由苏联专家设计。最初，监狱共建有4幢白色楼房，排号为甲、乙、丙、丁，都带有审讯室。楼房一律三层，砖墙，坡顶。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大片空地，是供犯人放风用的。“文革”期间，高级“囚犯”陡然增多。1967年，秦城监狱又增加了6栋楼房和6个院子。6座新监舍的排号顺序为戊、己、庚、辛、壬、癸。
按照关押对象的不同，秦城监狱50多年的历史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世纪50、60年代，关押的主要对象是满清要员、日本战俘和国民党战犯，军衔至少在少将以上；第二阶段，“文革”时期，关押的主要对象是高级右派和所谓的“反革命头目”；第三阶段，上世纪70、80年代，关押的主要对象是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的成员；第四阶段，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押的主要对象是省部级腐败官员。
村主任王占仁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的父亲也曾当过多年的村长，他们和秦城监狱的交往一直没有断过，见证了监狱50多年的发展史。但50多年来，王占仁只进过一次秦城监狱。那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秦城监狱的一位副监狱长找到他，请他帮忙给监狱打几套办公家具。送家具的时候，经过特批，他才得以进去。他说，那时候秦城监狱有三道门(后来在外面又加了一道，现在有四道)，他进了第二道门，那是监狱管理人员的办公区，再往里就是犯人所在的监区了。遵照监狱方的要求，王占仁不敢乱看，也不敢多问。他只记得进出都查得很严，不准随身带任何东西。他在里面待的时间不长，安顿好家具后就出来了，但总感觉背后有眼睛一直在盯着他。
外人虽进不了监狱，但有机会见到秦城监狱里的犯人。一个机会就是当犯人们到农场劳动时。秦城监狱的旁边，是大片劳改农场。服刑人员在军人押解下到农场里劳动，村民们可以远远地看到他们，但不许打招呼。另一个机会就是当服刑人员刑满获释时。在监狱的大门口，有时可以看到一些车和人聚集在那里接出狱的人。大多数刑满释放人员比较低调，通常选择悄悄地离开。
王占仁说，虽然秦城监狱近在咫尺，但对他和村民们来说，“高墙里的那些人和事仍然是很神秘的”。
贪腐高官的服刑地
关押和改造贪腐高官，成为新时期秦城监狱的主要职责。
在我国，对普通犯人执行刑罚，无论其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还是死缓，一般是就近执行，即在哪里判决，就在哪里执行。而对于省部级贪腐官员(含副省部级)，不论他(她)在哪里被判决，大多会被集中到秦城监狱来服刑。
一入“号子”岁月催
这种高官腐败案件异地审判是从辽宁“慕马案”以后成为惯例的。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介绍，“中纪委在查办‘慕马案’时，发现关系网干扰办案，就开始实行异地办案、异地审判。”
中国足协原副主席谢亚龙在4月24日的庭审中翻供“逆袭”后，高官落马后的种种“待遇”，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谢亚龙所涉中国足坛反赌扫黑案的背景，是正处中央反腐败“五年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回望过去几年里，反腐败始终是一个热点话题，高层对腐败官员查处的力度不断加大。
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因贪腐受到法律制裁的副省（部）级（含“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官员已有百人。
这些落马官员大都经历了“双规”阶段。在接到被“双规”的通知时，他们的梦魇也开始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将被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如一位曾被“双规”的司法官员所说，整个“双规”期间，自己就像一个人迷失在茫茫的大海上，那种无助的感觉是最可怕的。
许多官员，不超过3天，什么都全招了。
相比而言，接下来的司法程序，进入看守所等待司法判决、服刑、出狱……也许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
“双规”期间压力最大
对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而言，他的梦魇始于衡山马勒别墅酒店。这座尖顶红瓦，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建筑，在2006年上海社保案调查期间被中纪委专案组征用。
随后，上海社保局原局长祝均一、上海电气集团前副总裁韩国璋、宝山区原区长秦裕分别被双规……2006年9月24日，陈良宇前往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后，随即被“双规”。
一般而言，“双规”地点都非常保密，其选址也非常考究。地点需僻静，外界人员来往少，吃住条件比较方便，招待所、宾馆、培训中心等都经常被作为“双规”地点。
而如果被“双规”的人员和案件在当地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或者在当地影响很大，有可能干扰调查时，还会对被调查者实行异地“双规”。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说，“双规”期间，被调查的官员不许与外界接触，无法了解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哪些已东窗事发，哪些已铁板钉钉，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他们心理压力非常大。
“如海关总署原副署长王乐毅被‘双规’后，情绪紧张，夜间心律最低每分钟31次。”李永忠说，由于他曾患有心衰、房颤和高血压等病，调查组赶紧安排他住院治疗，医院为其安装了最好的心脏起搏器。经过两个月的治疗，王乐毅身体才恢复正常。
因为压力大，官员在“双规”期间试图自杀的事情也有发生。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在“双规”期间就曾试图自杀，但未遂，因为纪检机关做了有效的防范措施。
为了保证被调查人员的安全，“双规”安全组首先要求尽量将被调查人员安排在一楼；在陪护室、办公室、谈话室、过道以及卫生间等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加装防护栏；电源线路一律实行暗装，不能裸露在外；卫生间的门不能有反锁条件，确认卫生间各悬挂点是否已被消除等。每“双规”1名涉嫌重大案件的官员，一般会有早、中、晚三班24小时全程陪护，夜间陪护不能睡觉。
看守所里“三高”消失了
对陈良宇的双规，结束于2007年7月26日。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央纪委《关于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并作出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遭到逮捕后，陈良宇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但对许多高官来说，在被押入监狱前，还要在看守所里等待最终的审判。
押入看守所后，待审高官们会发现这里的压力比“双规”期间少了不少，也因此，被逮捕，进入看守所，于他们而言反而是一种解脱。
主要关押中央督办案件、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办理案件涉案犯罪嫌疑人员的广东省看守所，曾对媒体举行开放日活动。
据工作人员介绍，看守所里有图书馆，可以读书看报；还有电视，可以看到于丹讲《论语》。进入看守所后，由于生活节奏规律，一些高官原来的脂肪肝、“三高”问题都消失了，有些人甚至比进看守所前胖了10来斤。
为了确保在押人员能及时反馈情况，每个监室内都安装了受虐报警装置和对讲系统。看守所负责人介绍，这有助于杜绝牢头狱霸的产生。
有时担心被监管人员思想压力过大，除了日常医疗服务外，看守所还设置有心理咨询室，配有3名心理咨询师，专门为被监管人员开展心理辅导。
单独放风
据《法治周末》2012年2月7日报道，自1987年以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达百名，除3人自杀和外逃，7人待判决外，其余90人的量刑情况是：死刑6人，死缓26人，无期徒刑16人，这三项刑罚约占53%，另有42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陈良宇即位于42人之列。2008年4月11日，陈良宇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
对陈良宇的审判，是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的。
这种高官腐败案件异地审判是从辽宁“慕马案”以后成为惯例。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介绍，“中纪委在查办‘慕马案’时，发现关系网干扰办案，就开始实行异地办案、异地审判。”
在异地天津受审宣判后，陈良宇放弃了上诉，被押回秦城监狱服刑。
普通犯罪人员通常是就近执行刑期，即在哪里判决就在哪里的监狱执行。但根据一个不成文的惯例，省部级官员都要集中到秦城监狱服刑。
据《京华时报》报道，秦城监狱直属公安部，是唯一一座不隶属于司法部的监狱。它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附近，因关押中国最高级别的犯人而为外界所知，被称为“中国第一监狱”。
在秦城监狱，犯人按“级别”不同有单独和集体囚禁两种，“级别”划分一般是根据犯人在入狱前的官职，或涉案的程度而定。据媒体报道，陈良宇就是在一个接近20平米的单间里，被单独关押，内有单独的洗手间。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秦城战犯改造纪实》披露，为防止被押高官自杀，室内许多设施都经过了处理，有棱角的地方，都被磨圆；铁丝、碎玻璃片、绳索甚至是布条，以及易燃易爆品总之，一切可以用来自杀、越狱的工具都被认真清理掉。甚至连墙都是特制的，可以防止囚犯撞墙自杀。秦城监狱的牢门是铁皮包着的木门，房门上方与厕所马桶齐腰处，都有“窥孔”，便于哨兵对被囚人员进行24小时监视。
陈良宇的监室设有三道岗哨，有一个独立分队负责贴身看守他。除了没有自由，他可以看报纸，看内容受限的电视，还可读书、写材料。
秦城监狱与普通监狱不同，实行单独放风制度，每次放风时间20分钟至1个小时不等，时间依当时狱中犯人的数目而定。据媒体报道，陈良宇喜好打太极拳，经常在监室门口打一会儿拳，等到放风的时间再出去。
保外就医与减刑
押送陈良宇的汽车开进秦城监狱的大门时，曾关押在这里的另一名重要犯人陈希同已经离开了。本来，这两个人有可能会在这里相聚。
陈希同在1998年7月3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从被逮捕之日起计算，按原刑期需要到2014年2月才能获释。
但2004年，陈希同因健康问题被紧急送往北京复兴医院。这次突然发病后，陈希同向相关部门领导写信，以“心跳异常、心血管供血不足等老年疾病”为由，要求“保外就医”。后经协调，自2006年8月下旬起，陈希同获得有条件的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期间，陈希同主要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经过批准可以见到一些老朋友。从2008年开始，陈希同病情趋重，就不再见外人了，主要在家养病，有时会到医院治疗。
对许多高官而言，保外就医是实现提前出狱的一条路。据曾经担任陈良宇刑辩律师的高子程介绍，虽然保外就医规定病情好转应该继续服刑，现实情况却是一旦保外就医就很少回去。高官们大多年老体弱，容易通过就医的途径获得狱外执行。
除了“保外就医”这条通道外，高官服刑后更为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减刑。
据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报道，目前中国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获得减刑，而官员获减刑的比例则达到70%。
按照之前《刑法》的减刑规定，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后可依照《刑法》规定继续获得减刑。在这种减刑模式下，死缓罪犯最快能在12年左右出狱。《瞭望东方周刊》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评价道：“一旦贪腐金额巨大的官员免于死刑立即执行，其在服刑期间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情形一般不对公众公开，极易滋生外界对其‘免死—减刑—假释’路线图的猜测。”
对陈良宇来说，也存在减刑的可能性。据《财经》杂志分析：依据一审判决，陈良宇需要服刑到2025年7月25日。根据《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即使陈良宇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获得减刑或者假释，也至少要服刑九年，即最早于2016年7月25日才能走出监狱。
在服刑期间，陈良宇的辩护律师高子程曾随其家属探视过他。据高子程说，陈良宇现在已经两鬓斑白。
那些为高官辩护的人
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行刑前郑筱萸曾写一封绝笔：“说句心里话，我即使是天天做梦，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上，彻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时至今日，律师杨矿生仍能记起2009年12月22日11点45分，他和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第一次会见时的情景，“我办过那么多大案要案，从来没有紧张过。但见到文强的第一眼，我还是紧张了。我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平静下来”。
杨矿生为文强担任辩护律师的消息披露仅一天时间，某网站就有了76482条相关评论，批评、谩骂的帖子超九成。
“这种案子，律师心理压力肯定要大一些，要比平常的案子费更多精力。首先，案子的社会关注度比较高；其次，面对的控方通常是全国十佳公诉人，他们有强大的法律团队。”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嘉毅告诉本刊记者。
2003年，韩嘉毅曾为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担任辩护人。
亦有律师向本刊记者透露，尽管这种案子律师费不高，但几乎所有律师都愿意接，“压力大，风险大，一战成名的几率也大”。
秦城监狱的会见
韩嘉毅第一次注意到李嘉廷的名字，是1999年在昆明举行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李嘉廷主持开幕式。“我当时还感慨这个省长口才不错，居然亲自主持开幕式。”
四年后的2003年，韩嘉毅在秦城监狱见到了他的当事人那位“口才不错的省长”。
在检察机关的指控中，李嘉廷从1994年上半年至2000年7月，利用职务之便，伙同李某或单独收受贿赂款人民币1038万元、港币649万元、美元9.1万元、日元20万元。2001年10月10日，李嘉廷被批准逮捕。
在韩嘉毅的记忆中，李嘉廷案可算是他近10年来最为和谐的一次辩护经历。
和这一级别的大部分官员一样，李嘉廷被“双规”一段时间后，转往北京秦城监狱。
原本“会见难”是律师办理刑事案件中的常见问题，但在这次辩护中，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发生。
韩嘉毅记得，在侦查阶段，他每次提出会见要求，最高检察院反贪总局的承办人都会很快予以安排。“有时候承办人出差，不在办公室，他的同事代接了电话。我放下电话不到10分钟，承办人就回电话，一方面进行解释，另一方面跟我商量能不能等他回京后再见面。”
第一次会见，韩嘉毅和李嘉廷之间只隔着一张桌子。李可以向监管人员要水喝，也可以自由地借用纸笔。在旁负责安全的监管人员通常在看《知音》、《法制日报》等报刊，不会限制律师和当事人的谈话。
在韩嘉毅的印象中，这样的会见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还很常见，当时，由于场地所限，会面经常是在看守所的院子里，律师可以和犯罪嫌疑人在长廊中溜达着说话。那之后，大部分会见便只能隔着玻璃和栏杆了。
有律师向本刊记者透露，秦城监狱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所在，绿树掩映，山岭叠翠，若不是周围有高大的围墙和持枪峙立的武警，几乎要误以为自己进了别墅区。亦有律师称，有官员进了秦城监狱后，仍保留着旧有的作风，“他会跟监管人员说，‘你去给我们弄个火锅，今天要改改伙食’；或者是‘小鬼，把门关上，你想冻死我啊’”。
开庭时，忘了带被告
李嘉廷案从阅卷到开庭的过程也颇为“和谐”。
开庭前，韩嘉毅与控方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一系列程序上的交流。
“法庭提前了解了辩护人有无重要的影响定性、量刑的证据，还了解了被告人的身体状况，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韩嘉毅回忆。
庭审当天，李嘉廷一身西装、衣着笔挺地出现在被告席上，头发梳得油亮。
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2008年3月25日，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开庭时，陈亦身着一身藏蓝色西装。
有着丰富刑辩经验的韩嘉毅见惯了大场面，发挥尚算正常。倒是法官，在中途休息20分钟后再开庭时，居然忘记带被告上来。
“在这种场合下，紧张是很正常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告诉本刊记者，有时上级机构会把最先进的设备安装到一个大法庭和一个小法庭，比如摄像、监控等。这种情况下，法官特别担心自己发挥失常。如果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律师则根本驾驭不了，甚至会紧张到说不出话。
韩嘉毅记得，李嘉廷站在被告席上，语气平和，他说自己在庭上所作的一些辩解、一些抗争，并非想要改变判决结果。
这场“要案”风平浪静后，韩嘉毅总结道，“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没有剑拔弩张的架势，控方的举证非常充分，公诉人对被告人的发问也非常文明得体。”
高官翻供并不罕见
“一些高级别的官员，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法律程序上更会注意。”韩嘉毅认为。
尽管如此，有律师向记者透露，诱供、软暴力等情况仍存在，这与官员级别并无必然联系。
曾经代理过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一案的律师莫少平告诉本刊记者，大多数高官的案子在前期都有“双规”阶段，“就是指定时间和地点交代问题，这个阶段，由于没有进入司法程序，律师没法介入”。
莫少平记得，他在秦城监狱见到刘志华时，刘告诉他，之前向纪委交代的一些情况本不属实，是由于“双规”期间对方说“你这点儿事算什么，都说吧”。
于是，庭审时，刘志华有翻供表现。
“当事人在法庭上翻供的情况很常见。”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袁方起向本刊记者透露，有些官员会说自己受到软暴力逼供。所谓软暴力，就是连续几天不让睡觉等等。这种情况往往查不出证据，因此很难被审判机关采纳。
修改后的刑诉法增加了不能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的规定，但老刑诉法中“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询问”这一条并未去掉。莫少平认为，这两点实际上是矛盾的。“刑讯逼供之所以普遍存在，一是因为立法上的缺陷，二是侦查机关仍然认为口供是证据之王，好像拿不到口供，案子就没法判一样。”
“等通知”
律师高子程记得，2008年3月25日，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争论到“滥用职权罪”时，陈良宇打断了双方争论，表示认罪。
最终，陈良宇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项罪名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一审后，陈良宇没有提出上诉。
“控方指控了陈良宇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三项罪名，我是按一项罪名辩护的。”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子程坦言，作为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通过辩论能拿掉一个罪已属不易。
“这类案子倒不是执法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矛盾上交。”莫少平记得，一个案件开庭前，法院院长很坦率地告诉他，“莫律师，我们连开庭时间都要等上面通知。”
2007年6月18日下午2点40分，郑筱萸案二审结束。一审时，这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6月18日晚6点40分，郑筱萸的两名律师张庆、刘宁在北京公元律师事务所的网站上公布了包括郑筱萸案的起诉书、一审辩护词、判决书、上诉状、二审辩护词等在内的9个法律文书。
“这些文书公布后几个小时，就被要求撤了下来。”本刊记者致电当年郑筱萸代理律师所在的北京公元律师事务所时，得到这样的答复，“当时有关部门就告诫我们，不能接受采访，这个告诫到现在依然存在。”
由此可见中央反腐的态度。一个细节是，行刑前郑筱萸曾写一封绝笔：“说句心里话，我即使是天天做梦，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上，彻底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秦城监狱
谁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被送进秦城监狱的贪腐高官，外界无从考证。但统计资料显示，近10年来被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超过100人。其中，除8人被执行死刑外，被判死缓的占11%，无期徒刑者占8%，有期徒刑10年以上者占21%，有期徒刑10年及10年以下者占15%。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或在此服过刑。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等等。
在秦城监狱，特殊囚犯的生活待遇，会比在普通监狱优越。
据近年走进或接触过秦城监狱的有关人士描述，秦城监狱关押高官的牢房除了面积较大，有的还配有写字台、卫生间、坐式马桶和洗衣机。据《凤凰周刊》披露，一些在押官员除了“可看书读报”，每天还有一段时间可看电视，一般集中在晚上7点到9点。某些身体欠佳的特殊囚犯，饮食可一日四餐，用餐标准和费用由国家规定和支付，家属亦可私下打理。如衣服、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用品可由家人提供。监狱虽有统一囚服，但这里的囚犯一般可不用穿。
除了贪官，近些年秦城监狱还关进一些其他的“特殊”罪犯，如危害国家安全罪犯、外籍犯、知密犯、国际间谍等。社会上曾广泛流传:一些犯法的文艺界知名人物也进过秦城监狱，如央视前文艺部主任赵安、知名词作家张俊以和著名演员刘晓庆等人。但据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调查，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进过秦城监狱。
2002年，北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因监舍改造，将一批重要犯罪嫌疑人转往秦城监狱下属的第一看守所内，其中就包括当时因涉嫌偷税漏税在押的刘晓庆。张俊以等人，在出狱后还声称“在监狱放风时曾见过刘晓庆”，这说明他也不是被关在秦城监狱。至于刘晓庆后来自己说“在秦城监狱如何如何”，一位专家说:“那不过是借秦城监狱之名抬高身价罢了，秦城监狱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陈希同狱里狱外忙治病
正是秦城监狱的特殊，使贪腐高官们一旦进入高墙内，他们的信息也就进入不透明阶段，其服刑情况和生活情况，公众都无从得知，只有一些零星的报道见诸报端。
据《新周报》等媒体报道，陈希同是“四人帮”之后被监禁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他曾历任北京市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国务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98年2月27日，陈希同因侵吞贵重物品、腐化堕落、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失职等问题被逮捕。1998年7月31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陈希同以贪污罪及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同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定，驳回陈希同的上诉，维持原判。
陈希同案当年曾轰动一时，但此后不久就淡出公众视野。
陈希同在1995年引咎辞职时，曾被“双规”居住在北戴河，后转往内蒙古呼和浩特监狱，再转至北京良乡，正式宣判后被送入秦城监狱服刑。陈希同的刑期是从被逮捕之日起计算的，按原刑期需要到2014年2月才能获释。
在监狱里，有时候因为自己的要求被看管人员拒绝，陈希同会大吼大叫，称自己是“北京的大贪污犯老陈”。
2004年，陈希同曾因健康问题，被紧急送往北京复兴医院。这次突然发病后，陈希同向相关部门领导写信，以“心跳异常、心血管供血不足等老年疾病”为由，要求“保外就医”。后经协调，自2006年8月下旬起，陈希同获得有条件的保外就医。
2007年6月，有关人士透露，陈希同曾与人在北京某高级饭店共进午餐。
据该人士描述，当时陈希同气色看上去还好，头发有些花白，走路需要人扶。在座者不敢问及他在监狱里的情况，但陈希同自己谈到了一些:监狱的条件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能单独做些事情；24小时受监控，但后来慢慢习惯了；还可下棋、打网球，这是他多年的习惯，监狱会派小战士陪着打。
保外就医期间，陈希同主要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经过批准可以见到一些老朋友。从2008年开始，陈希同病情趋重，就不再见外人了，主要在家养病，有时会到医院就治。但据说，陈希同在住院单上用的是化名。
自今年4月中旬开始，79岁的陈希同，在住进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救治后，院方已多次发出病危通知。陈希同已是直肠癌晚期，还有并发的心脏病，基本只能依靠药物维持生命。
陈良宇过着有规律的生活
在秦城监狱里，目前还关押着一个与陈希同同样级别的人。他就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200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纪委《关于陈良宇严重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陈良宇当日被正式逮捕，后关押进秦城监狱。
2008年4月11日，陈良宇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项罪名，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与陈希同等高官不同，陈良宇一审判决后没有上诉。
陈良宇在秦城监狱的编号为“0702”，07即年份，02即当年移交至秦城监狱的重要嫌犯编号。对于高官等重要罪犯，秦城监狱实际上承担了看守所和监狱的双重职能。
今年6月份，一些香港媒体报道称，“陈良宇在狱中享用近200平方米的大套房，每日餐费达200元”等。一时间，关于秦城监狱在押高官待遇问题的新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后，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栏目对此事做了专门报道。主持人杨锦麟引述内地媒体的报道说，其实，陈良宇是被关押在一个接近20平方米的套间里。这是秦城监狱重要犯人的单间监室，内有单独的洗手间、坐式马桶等。牢门是铁皮包着的木门，门上方及厕所都有“窥孔”，供哨兵24小时监视之用。
陈良宇的房内设施只有一张距地面约一尺高的矮床，需要写材料时，看守会送进一张小学生用的单人课桌供临时使用。没有凳子，床铺就是他平日坐的地方。墙壁也经过特殊处理，以防止其自杀。
值得一提的是，像陈良宇这样的重要犯人，所住的监室基本都在第一层，室内所有永久性设施都被去掉棱角，打磨成圆形。
陈良宇的监室设有三道岗哨，有一个独立分队负责贴身看守他。除了没有自由，他可以看报纸，看内容受限的电视，还可读书、写材料。
服刑期间，陈良宇可以不着囚服。他多数时间还是穿西装，但不打领带。他平时可在有规律的生活中打发时间。比如，在每天9点到10点的单独放风时间，陈良宇一般会从监室门口开始打太极拳，打到放风地的门口再回去，或者散步。但他到哪儿，两名看守就跟到哪儿。
另据《凤凰周刊》报道称，“服刑后，陈良宇曾提出用个人的资金改善伙食，并开列所需食品，如红酒、桃仁等，但遭到拒绝。”据陈良宇的辩护律师高子程透露，他曾于今年上半年随其家属探视过陈良宇。他说，63岁的陈良宇现在两鬓斑白，但精神状态比被“双规”时要好很多。
神秘的“反腐教育基地”
与秦城监狱内单调乏味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墙外的世界依然丰富多彩且处处充满诱惑。
那些身处高位、拥有权力的官员，因为没能够抵挡住某些诱惑，陆续走进秦城监狱。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如今的秦城监狱，已成一处极具现实意义的反腐倡廉教育基地。一些中央部委机关和地方公检法机关的人员，常常到秦城监狱来参加反腐倡廉教育等活动。
2005年9月，国家审计署曾组织署机关50多名司局级干部参观秦城监狱。在参观过程中，秦城监狱的负责人介绍了监狱的发展历史和基本情况，以及经济犯罪的主要类型，还重点分析了一些在押官员走向堕落和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及其认罪情况。据参加此次活动的一些干部事后回忆:“身处秦城监狱的高墙内，面对那些曾经和自己同为国家干部的高官们，真的很受触动。”审计署的网站还专门为这次活动做了总结，认为“参观秦城监狱是加强机关廉政建设的重要活动，是一次生动现实的人生观、世界观、权力观教育，对增强领导干部的廉政意识，促进廉洁从审，严格执行审计纪律'八不准'都有积极的意义”。
今年国庆节前夕，湖北省曾专门组织公安监管系统的民警，到秦城监狱进行培训学习。一位自称“警察老宋”的参与者，在自己的博客里详细地记录了这次培训学习的经过。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曾与这位警察取得联系，他说除了受到深刻教育，还对秦城监狱的“神秘”留下了深刻印象。
“老宋”他们70多个人，在秦城监狱招待所住了10多天的时间，其间得到了一次参观“秦城要犯监区”的机会。他在博客中写道:“组织的人在我们还没进去的时候就告诫:坚决不准拍照。其实我们都没有带照相机。走进监区是排着队进的。我们没有进去的时候，大门口只有一个武警值班，我们来了，就增加了两个武警岗。(这个)重犯监区就是两栋四层楼的监房，高高的窗户只看得到里面的灯，一盏灯下就是一个曾经的省部级以上高官。我们围着这两栋楼走了一圈，便算参观完毕，里面的结构，怎么管理的、有什么设施等，一概不得而知，可能人家也不打算让外人知道吧。”
尽管如此，“老宋”回到住处后，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记下自己的观后感:“浓云冷雾铁门寒，人静孤灯夕照残。休道曾经龙滚水，西风吹尽莫凭栏。”
国民党战犯的“学校”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许陈静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犯。图为特赦释放大会现场。
时间回溯到50年前。
秦城监狱的第一批“房客”，是国民党战犯。他们在这里接受改造，告别过去，迎接新生，书写了一段段有趣或感人的故事。
农场里的“体育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高级战犯，被集中关押在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1958年10月，公安部战犯管理所组织身体强壮、有劳动能力的战犯，到京郊小汤山的秦城农场参加劳动。据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文强回忆，他们到达农场后发现，一块地皮上围起了高墙，还拉着电网，里面正在盖房子。一些战犯好奇地问带队的公安干部:“这是什么地方？”得到的回答是:“这里正在修建一所'体育学院'……这是很先进的'体育学院'，是跟苏联人学的。”
1960年春，这些战犯又被送到了这里。他们此时才恍然大悟所谓的“体育学院”，原来就是他们的“新家”秦城监狱。
第一批被送进秦城监狱的战犯，共有200多人，都是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要员和高级将领，包括级别在军长以上的将领、省主席以上的文官和将官以上的特务。
刚走进秦城监狱，战犯们就发现，这里的设施比功德林监狱好得多。当时，监狱大院里有4栋楼，他们被关在离大门最远的那栋里。每间牢房都很大，装着白色的玻璃，能透进明亮的光线，但从里面看不到外面；牢房内有卫生间、洗脸盆和抽水马桶，水龙头的开关是用脚踩的那种。每层楼都有淋浴设备，还配有洗衣机。
战犯们很快又发现，在秦城监狱，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比如，监规没有以前那么严了，由他们自己选出的学习组长制定有关规章制度；经常开展集体活动，只在犯错误时才被关禁闭；可以在监区内走动，参加劳动时还能到监狱外活动……甚至还有专人为军衔在少将以上的战犯洗衣服。
不过，这毕竟是一座监狱。一些战犯在外出参加劳动时发现，从牢房门口到监狱大门，要通过9个大小不同的铁门。他们因此戏称自己是“九门提督”。
犯人们的“别样”生活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秦城战犯改造纪实》一书，披露了国民党战犯和其他犯人在秦城监狱里的一些情况:
所有被押送到秦城监狱的犯人，首先要在一间小屋内接受检查，不适合带入牢房的东西，如鞋带等，都会被扣留。紧接着，他们会领到统一的黑色“制服”，以及生活必需品，如毛巾、脸盆、牙具、饭碗、手纸等。随后，管理人员带着他们进入相应的监区，移交给相应的负责人……
在秦城监狱的普通监区，犯人们住的通常是集体牢房；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为30元左右，需自备饭盒；到了吃饭时间，管理人员会通过专门的送饭窗口，将饭菜送进去；每天的正餐一般是“一菜一汤”，以及用米、面、粗粮混合做成的主食。而高级战犯们大多在高级监区，住的是单人牢房；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一般为120元左右；一日三餐中的正餐，大多为两荤一素一汤；由监狱统一配送饭盒，而且是开门送饭；每周一还能得到牛奶、水果之类的补品。
每天早上7点，犯人们听到哨声后起床，晚上9点听到哨声后准时睡觉。平时，即便是在白天，他们也不能躺在床上。晚上睡觉时，普通犯人的牢房不熄灯，他们不能背对着监视窗睡觉，也不能将手放到被子里，否则就会被叫醒接受训话。此外，犯人们不能大声喧哗，也不能乱写乱画、唱歌、做鬼脸等。
秦城监狱对犯人放风的时间也有严格规定。高级犯人每周都有1－6次单独放风的机会，每次20－60分钟。牢房外的平地上，有一个个用高墙隔成的方格。放风时，一名犯人在一个方格里活动，而看守则站在高处进行监视。
“四郎探母”事件
1960年10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著名作家斯诺谈话时说:“我们的监狱不是过去的监狱，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也是工厂或者是农场。”国民党战犯进入秦城监狱后，互称“同学”，开始接受思想改造、劳动教育和学习互助。
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大部分战犯，都能脚踏实地接受改造，但也有人态度消极。原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就是出了名的落后分子。他整天吊儿郎当，经常讽刺积极接受改造的人。有一次，汤尧为此受到批评后，在卫生间里高唱《四郎探母》“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明显是在发泄心头的不满。另一名战犯听到后质问他:“这样一个严肃的改造机关是'笼子'吗？你是什么样的鸟？你要展翅飞回台湾吗？”
第二天，监狱里召开对汤尧的批判会，让他检讨唱《四郎探母》的思想根源。一开始，他不慌不忙地辩解说:“我对同学的批评有抵触，想效仿'阿Q精神'，来一个自我安慰，把自己比作被同学囚禁在笼中的小鸟，希望能展翅飞到人民行列中去，为祖国建设作贡献。”这种检讨显然无法过关。在管理干部的追问下，汤尧最终承认他想早日逃到台湾，继续与共产党作对。管理干部们听罢点点头，随即结束了批判会。
这一下，汤尧犯起了嘀咕。其他战犯也都认为，他肯定会受到重罚。但出人意料的是，管理干部反倒表扬了汤尧:“你们当中有这样思想的人很多，只是没有人敢这样暴露。政府鼓励大家暴露思想，暴露了就会慢慢地去改；不暴露的人，不等于就没有。我们相信最后绝大多数的人，能完全去掉这种思想。”
“吃软不吃硬”的汤尧，被管理人员的这番话打动了。不久，其他战犯发现，他有了积极的改变。
“劳动积极分子”
“经过劳动改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改造国民党战犯的目标。但多数战犯过去都是养尊处优的人，让他们自愿参加劳动，谈何容易。
最初，秦城监狱的管理干部，只让高级战犯们象征性地参加一些劳动。后来，管理干部宣布了“自动报名，量力而行”的办法，要求他们每周都要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如缝纫、理发、洗涤、修鞋、烧开水等。但自认为没有劳动能力或不感兴趣的人，也可以不参加。
对于这一办法，一些年龄较大、身体不好、有抵触情绪的战犯嘀咕道:“没有几年活头了，再劳动也还是一个战犯！”但也有态度积极的。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当时不到50岁，在高级战犯中算是年轻力壮的。他报名参加了缝纫组、理发班和送饭组。
沈醉虽然积极，但毕竟干什么都“手生”，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他爱上了踩缝纫机，但常常把机针弄断。每到这时，他都会急得满头大汗，担心被扣上“损坏公物”的帽子，就连忙写检讨，说自己“粗枝大叶、不爱惜公物”等，请求处分。
沈醉还喜欢给人理发。刚学会理发不久，一次，他拿着剃刀给另一名高级战犯刮头发，刚动手就听到对方大声叫“痛”，几乎与此同时，他正在打理的脑袋上冒出了一股鲜血。这次“事故”之后，沈醉意识到自己的“刀功”还很差，便更加刻苦地练习，不久就成了“秦城监狱头把刀”。
高墙里的“探长”
在所有战犯中，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文强的改造经历，最为传奇。
文强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堂侄。他小时候是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玩伴，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是周恩来的学生，毕业后成为骨干共产党员。但后来，他背叛革命，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名老牌特务。刚被关进功德林监狱时，文强拒绝写悔过书，并大喊:“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到秦城监狱后，眼看一批批完成改造的战犯都获得了特赦机会，文强的思想也开始发生转变，表现越来越好。后来，他甚至当上了战犯小组的学习组长。
此外，文强还发挥“技术特长”，成为高墙里的一名“探长”。
一次，缝纫组在清点衣服时，发现少了几件棉背心。文强不动声色，让原军统少将站长黄康永暗地里进行“侦察”。黄康永在自己值日那天，趁着打扫卫生的机会，把每个人的铺位都“摸”了一遍，发现有个战犯的枕头特别鼓。文强无权搜查，只得将情况汇报给监狱的管理干部。干部们以“防止危禁物品被带进监房”为由，检查了“小偷”的枕头和被子，找到了棉背心。事后，文强并没有告诉其他组员，而是单独跟“小偷”谈心:“大家过去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不要做这些出格的事，现在到了新社会，更应该同甘苦。”从那以后，秦城监狱里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通过思想改造、劳动教育和学习互助，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200余名国民党高级战犯，相继过上了新生活。1975年，最后一名国民党战犯也走出了秦城监狱。
北京前市委书记冯基平狱中磨难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许陈静
“文革”开始后，秦城监狱变成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关押、迫害“政治犯”的场所。
“文革”之前，秦城监狱有400间牢房，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文革”开始后，见一批批被迫害的“牛鬼蛇神”无处关押，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便在这里大兴土木，加建牢房。有报道称，其间，这里一共关押了500多名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各行各业的“反动学术权威”，有的人竟被关了10年之久。
在这些蒙冤入狱的人当中，有一位极其特殊的人物，他就是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冯基平。他当年主持修建了秦城监狱，在“文革”中却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关进来，遭受了9年非人折磨。出狱后，他历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北京市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等职。
近日，冯基平的女儿冯璐，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回顾了那段沉重的往事。
“全天候”式审讯1966年的一天，正在读高三的冯璐，放学后去北京市公安局找父母。还没进门，她就被母亲拉住:“不要进去，赶紧回家，这里贴满了批斗你爸爸的'大字报'。”冯璐问:“爸爸犯了什么错？”母亲沉默了片刻，低声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从这一天开始，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冯璐失去了与父亲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公安局在编写《冯基平传》一书时，费尽周折，才从秦城监狱找到一张“逮捕证”，弄清了冯基平被关进秦城监狱的确切时间。这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逮捕证”上写着:“兹命令卜××同志持此证对现居住在×处之冯基平进行逮捕。一九六八年一月九日。”
《冯基平传》详细记述了这位老革命在秦城监狱的遭遇。
那时的秦城监狱，每栋楼里都设有审讯室。审讯时间一般是上午9点－11点、下午2点－5点。原来的管理干部都被打倒，整座监狱被“造反派”接管了。
审讯冯基平的专案组负责人，是康生的秘书齐某。为了让冯基平尽快招认自己“反党、卖国、叛变革命、搞独立王国”，“造反派”们有时在半夜里把他带到审讯室，进行突审；有时，专案组的人实行“三班倒”，从早晨一直审到深夜，对他进行疲劳轰炸。一次，专案组让打手们殴打冯基平。他愤怒地大骂打手是土匪，结果被戴上了“背铐”(手被拧到背后铐起来)。此后，冯基平常常被戴“背铐”。
一天深夜，专案组再次将冯基平带进审讯室，用强光照着他，使他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随后，审讯人员高喊:“冯基平，你老实交待里通外国、出卖情报的卖国罪行！”冯基平大怒，举起双手，猛砸在桌子上:“血口喷人，你们完全是秦桧的伎俩！”由于用力过猛，手铐割破了他手腕上的皮肉，鲜血当即喷涌而出……多年以后，冯璐在探监时发现，父亲瘦若枯柴的手腕上，仍有一圈深深的伤疤。
对冯基平这样的老公安，专案组的刑讯逼供毫无作用。于是，他们开始在精神上羞辱、刺激他:“你就是仇恨共产党，你听到共产党三个字，就咬牙切齿。”冯基平冷笑着，张大了嘴巴里面的假牙早已被专案组摘掉，“请你仔细看看，我满口连一颗牙齿都没有，我怎能咬牙切齿呢？！”在一次审讯中，齐某追问冯基平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冯基平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说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是错误的！”审讯室里的人都惊呆了，“你……你不许说领袖犯了错误……”专案组气急败坏之余，又给他加了一项“罪名”“死硬的反革命分子”。
1972年，秦城监狱搞刑讯逼供的事情，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他当即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有人汇报说，冯基平“在秦城监狱里表现最坏，给他戴上'背铐'还不老实，还骂主席”。毛泽东听后皱了皱眉头:“把那玩艺(指“背铐”)给摘下来。他骂，就叫他骂嘛！”
很快，秦城监狱接到了“最高指示”，冯基平这才从4年多的“背铐”中解脱出来。
“45室”从不关窗
“文革”期间，控制秦城监狱的“造反派”，对“罪大恶极的政治犯”一律实行单独关押，连放风时都不让他们互相见面。关押他们的单人牢房很小，窗子离地面却有一人多高；天花板上挂的灯泡，套着一个磨砂灯罩，外面还有一层铁丝网，光线异常暗淡；电灯的开关设在门外，由看守控制。
起初，冯基平被关在其中一栋楼的“45室”。为了能听到外面的声音，判断还有哪些战友、同志入狱，冯基平从来都不关窗户。牢房里不供暖气，就连滴水成冰的季节，他仍然不肯把窗户关上。夜深人静时，他经常能听到老人和妇女的哭喊声。晚年，他曾对女儿冯璐说:“听到那么多同志的哭声，我受不了呀！”
一次被审讯、拷打后，冯基平拖着脚镣往回走。在楼道里，他突然大声高喊:“难友们，联合起来！”旁边的专案组人员一拥而上，堵上了他的嘴巴。从那以后，冯基平被剥夺了放风的权利。
但冯基平仍然不肯妥协，一有机会，他就在牢房里大声喊话，希望有人能听到。平反出狱后，他曾问当年也被关在秦城监狱的难友:“你们听见我喊话了吗？”有的难友说:“听见了，但分辨不出是谁的声音。”
冯基平还把吹捧“四人帮”的杂志撕成拍子打苍蝇；把报纸撕成纸条，在地上摆出“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万岁！”“我无罪，要求释放我！”
后来，恼羞成怒的专案组，把冯基平关进了封闭式隔离间。这种牢房无窗、无灯，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四面墙壁上粘着橡胶皮，头撞上去就会被弹回来，使人无法自杀；房内空气稀薄，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冯基平常常感到胸闷、憋气。
接待室里斗智斗勇
1972年12月9日，冯璐等兄弟姐妹5人，终于获准进入秦城监狱，探视父亲。此时距他们上一次见到父亲，已经过去了7年时间。他们带了整整两麻袋的东西，包括给父亲买的衣服、他爱吃的食物和营养品、他爱看的《资本论》和《史记》……专案组的人警告他们:“不许向冯基平通报外面的消息，也不许打听冯基平在监狱里的事。”
进入秦城监狱后，兄妹5人被带进了一间空荡荡的接待室。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只放着一张方桌和几条长板凳。过了一会儿，一位头发花白、面无血色、瘦骨嶙峋的老人，被看守押了进来那就是他们曾经很威武的父亲！巨大的悲痛涌上他们的心头。但他们一直强忍着，默念着早已商量好的约定:第一，谁也不许在父亲面前哭；第二，每人负责给父亲传递一条重要消息。
冯璐分到的任务是告诉父亲“林彪摔死了”。当时，社会上早已知道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的消息。但在秦城监狱里，报纸上的相关消息都被剪掉了。冯璐第一次轻声说“林彪摔死了”时，冯基平没有任何反应。她以为父亲没听见，又找了个机会说:“爸爸，林彪摔死了。”冯基平仍然没有反应。冯璐这才猛然醒悟过来父亲这是故意无动于衷！这里到处都是专案组人员和看守，父亲得假装什么都没听见！
探监时间很快就结束了。离开时，冯璐朝看守们愤怒地瞪了一眼。专案组据此认定她“态度不好”，从此再也不许她和二哥冯建东两人来探监。直到1975年底，冯基平才获释，结束了长达9年的牢狱生活。
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曾在此受审、关押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崔瑾月
“文革”的结束，让秦城监狱也和全国一样“换了天地”。不仅那些被错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囚犯”一个个出了监狱，监狱里那些由“四人帮”控制的“造反派”们，也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即，又一批重要嫌犯被送进秦城监狱“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另外，秦城监狱里还有此前被关进来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办案人员与犯人同吃同住
1980年3月底，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芳接到公安部的一封密电，要他去参加公安部预审“四人帮”的工作。由于案件特殊，中央决定预审组住进秦城监狱，就在监狱内审。
一个月后，王芳来到秦城监狱。据他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当时除了中央高层领导之外，全体预审人员都住进了监舍，每人一间。他们在监狱的大伙房用餐，开始了与犯人同吃同住的办案生活。
依法审判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以下简称“两案”)，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审判。预审组对在押的“文革”干将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7名嫌犯，同时展开了侦查预审。因为人手不够，公安部又从北京、上海等13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政法机关，分两批抽调人员，充实预审干部，总数达到170人。根据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的意见，公安部决定分6个预审组:一组负责审江青，二组负责审张春桥，三组负责审王洪文，四组负责审姚文元，五组负责审毛远新，六组负责审陈伯达。王芳担任二组组长。
张春桥是“两案”主犯中最难对付的人。王芳回忆说，1980年6月，预审组开始提审张春桥。在宣布完中央责令由公安部依法审理他的决定后，张春桥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是反革命。”停一下又说:“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此后，他便一声不响，要他在预审笔录上签字，他也不签。
到9月预审结束时，张春桥一共被提审11次，但他始终“牙关紧闭”。针对他以沉默对抗预审的态度，预审组采取了揭露性的预审方法，揭露其所犯下的罪行和玩弄的阴谋手段，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构成法律文书。
与张春桥相反，江青在谈话或预审中，总是喋喋不休。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等人，虽能交代问题，但往往是避重就轻，竭力推脱罪责。姚文元常常只认错不认罪。预审组工作即将结束时，审判委员会决定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10名主犯提起公诉。
喜怒无常的“7604”
江青应该算是关押在秦城监狱里最著名的女犯了。
为了看管“两案”的要犯，秦城监狱专门成立了共和国第一支“武装警察干部大队”，从全国13个省抽调了300多人。其中由22个女兵组成的独立分队，专门负责对203监区“7604”号犯人的看管、提审、押送工作(秦城监狱原来不设女看守)。“7604”就是江青在秦城监狱的编号。
原河南省武警总队的李红，是当年看守过江青的女兵之一。多年以后，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在看押江青之前，她还和其他几个女兵专门去了一趟毛主席纪念堂。1978年4月17日，李红第一次见到江青。“这位已经64岁的女犯，身材姣好，腰板笔挺，高傲冷峻。”
在秦城监狱接受预审的日子里，江青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放风时，她常常打太极拳。因为特别安排，“两案”要犯们的放风时间都不会重叠。江青不但见不到其他主犯，甚至还不知道有些人已经和她一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监狱中的江青喜怒无常。心情好时，她会在屋子里唱京戏，边唱边表演；生气时则会与看守发生直接冲突。李红仍清晰记得，有一天中午，开饭时间，江青开始使劲儿敲门，并冲李红叫喊:“饭送晚了，是凉的。”她不依不饶地抱怨:“主席尸骨未寒，你们把他唯一的亲人关起来(指毛远新)，这是对主席的不恭……把主席夫人关起来，不把我当人看，我有什么错？”
李红回忆说，当时江青已经闹了近一个小时，听到她说这句话，李红也急了:“你是主席的第几夫人？第一夫人是杨开慧！”
江青大怒，骂李红:“你个小瘪三！”李红当即回敬了一句。江青扑上前，将一口唾沫吐在李红的脸上。
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25日，改判为“无期徒刑”。
关于江青在此后服刑期间的狱中生活，作家叶永烈在其著作《四人帮兴亡》一书中进行了描述:
当时江青被单独关押，她的牢房大约20平方米。窗玻璃是透光的，外面可以看见她在里头的情景，她在里头却看不见外面……伙食要比北京城里普通百姓的好一些。在狱中，她可以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可以听广播，或到电视室里看电视。当她从电视上见到邓小平阅兵的镜头时，不由地叹道:“想不到，邓小平的身体还这么好！”
“你们带我回秦城监狱吧”
1984年，江青患病，经检查，被诊断为喉癌。经公安部批准，她搬出原来的牢房，住进了紧靠监狱的一幢楼房。
秦城监狱有专门的医务室。平时，保健医生和护士负责治疗犯人的一般疾病，定期检查“高级犯人”的身体。在离监狱大楼不远的地方，还设有一个小小的牙医诊所。如果犯人遇到大病、疑难病，或需要动手术时，监狱就会把犯人送到指定医院复兴医院。坐落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上的复兴医院，当时是公安部的定点医院，也是秦城监狱犯人的专用医院。可以说，复兴医院的监狱病房是秦城监狱的延伸，同样设有铁门、铁窗，有看守，有监规，也实行放风制度。
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要犯们，除了没有外出等自由，其狱中生活还算是“舒坦”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林彪集团的干将邱会作获准保外就医，随老伴胡敏回到了她的老家陕西。离开秦城监狱时，邱会作对监管人员说:“对今后的生活没别的要求，但愿有暖气、洗浴等设施，治病方便。”但到陕西后，他发现缺的正是这三样。邱会作对送他的秦城监狱监管人员说:“你们带我回秦城监狱吧。”这样的要求，令当时的监管人员哭笑不得。后来，直到去世，邱会作没有离开过陕西。
1987年，江青在秦城监狱关押了10年后获保外就医。1991年5月14日凌晨，不堪病痛折磨的她，悄悄地为自己梳洗了一番，然后穿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自缢身亡。1986年，王洪文也获准保外就医。1992年8月3日，他在北京病亡。2001年，被判有期徒刑20年的姚文元到期释放，回到上海家中，第二年去世。“四人帮”中，只有张春桥没有出狱，于2005年4月21日病死在秦城监狱。
新中国刑事司法的活字典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邢婷
秦城监狱缘何如此神秘？它在不同阶段发挥了怎样的历史作用？近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犯罪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顺安教授。
环球人物杂志:跟其他监狱相比，秦城监狱总会给人一种神秘感和特殊感，这是为什么呢？
王顺安:首先，秦城监狱是目前我国唯一至今仍由公安部管理的监狱(一般情况下，监狱系统都归属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管理)。这一特殊之处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考虑。1983年，依照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的分工原则，公安部和司法部曾联合发出通知，将各地原来分别隶属于司法、公安、农垦系统的监狱和劳改农场，统一移交司法行政部门管理。但当时正赶上“严打”，加之司法部刚成立，经验尚不足，所以看守所这一块的工作就没有移交至司法部。后来，根据“对敌斗争需要”，承担着关押间谍和其他要犯、知密犯等工作的秦城监狱，因责任重大、性质特殊而一直由公安部直接领导。
但是在具体到监管业务上，秦城监狱仍需同司法部监狱管理局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如今，秦城监狱既是一个具有看守所性质的未决监(看管在押未决人犯)，又是一个已决监(看押已经判处刑罚的犯人)；既负责刑事诉讼、预审、检察起诉、定罪量刑等过程中的调查、取证、复核、羁押工作，又要看管带有政治色彩的、知密的、大案要案的已决犯人。这种职能上的复合性，更映衬了秦城监狱的特殊性。
环球人物杂志:秦城监狱在接收犯人的流程、监狱生活的安排、监狱管理的体制等方面，有什么特点？
王顺安:这些方面的特点是随着羁押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建国初期，秦城监狱关押的主要是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这时与其说是监狱，不如说是一种带有过渡性质的看守所。后来，这里逐渐演变成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羁押的预审场所，以及对间谍、危害国家安全罪、重大案件等已决犯进行羁押的已决监。
由于关押对象特殊，秦城监狱的警戒非常严格。上世纪90年代以前，那里曾是半开放性质的。随着周边城区的发展，秦城监狱也竖起了高墙电网，成为封闭性监狱。另外，根据关押对象的需要，比如年迈、多病、生活方式特殊等，秦城监狱的医疗、住宿、伙食标准显然比普通监狱要好，体现了有针对性的人道主义待遇。
从管理体制的角度来看，秦城监狱是一种将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予以羁押的看守所与已决犯的刑罚执行相统一的监管机构一体化的场所，是在监狱内实行分管分押的一种新型态的监狱。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一所特殊的监狱，在不同的阶段，秦城监狱发挥着怎样的历史作用？
王顺安:秦城监狱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它的变化不仅是改造罪犯的需要，更反映了我国刑事司法工作的进步和演变。
在改造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的工作中，秦城监狱充分体现了以教育改造人为中心的劳动改造罪犯理念，成功地使绝大多数战犯回归社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拥戴者和积极参与者。秦城监狱还曾组织在押人员去参观武汉长江大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苏联援建的大型项目，增加他们对新中国的认识。这一时期的改造效果非常成功，战犯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这便有了后来杜聿明将女婿杨振宁召唤回国的一段佳话。
“文革”期间，秦城监狱一度被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成为不符合法制理念的羁押场所。粉碎“四人帮”后，秦城监狱恢复了其拨乱反正、惩罚罪恶的职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腐败分子被送到这里羁押、预审、执行刑罚，秦城监狱也开始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对腐败罪犯的行刑与改造工作。它不仅对已经违法违纪的腐败分子进行监管、教育，对现任的国家公职人员，也起到重要的警示作用。
作为我国教育改造违法犯罪人员的矫正场所和刑事司法系统侦查、检查、审判、行刑等四环节中的监管机构，秦城监狱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秦城监狱是一部“新中国刑事司法的活字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