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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忠在《从“农民不满意”谈起》一文中，强调了老三届插队知青在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特殊性，引起某些六九届知青的不满，认为六九届应该和老三届划到一起，更是极力渲染六九届知青比老三届插队知青还要苦。主要强调的是下乡时未成年，就要求和年纪稍大的老三届承担同样的繁重体力劳动。就兵团知青而言，未成年的六九届与老三届在工资收入、劳保等待遇方面没有区别，从这方面说上级（国家）要求付出同等劳动力也无可厚非。但对年纪尚小的六九届来说确实也是强人所难了。国家提供了成年人的待遇，却得不到成年人的劳动力，这或许也是兵团连年巨额亏损的原因之一。不过因为劳作之苦是没有比较标准的，所以强调多苦多累、更苦更累，没有什么研究价值。老忠强调的是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和老三届不同，六九届只有初中没有高中；和老三届六届人在1968年同时毕业不同，六九届开始已经属于应届毕业应届安排，因此没有老三届的紧迫性和动员力度。但上述两个区别也都不是根本的区别。。与老三届根本的区别在于：从六九届开始，此后的毕业学生不能列入“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之列。六九届在1966年文革时还是小学生，往后还有低年级的、学龄前的、上幼儿园的，统统纳入“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打击面过宽。分界点恰恰就在六九届这里。众所周知，中国的小学教育尽管也在教育局和教育部的管辖下，但主要内容不是传授知识，而是熟悉课堂、完成作业等学习环境和要求。小学一年级甚至不在考试成绩上拉开距离。小学教育和中学是有根本区别的。文革前尚未跨入中学大门的六九届，实际上还没有真正进入传授知识的教育阶段。什么是“再教育”？老人家的这个“再”字是什么意思？希望能“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我的理解：针对的就是所谓“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到农村去”和去农场、兵团也不是一回事。从这两方面说，当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最高指示”中提到的“知识青年”，与其他地方其他时间提到的知识青年不同，就仅仅是指的老三届插队知青。“接受再教育”也是老三届插队知青才真正具有的社会地位，本不关其他阶段和其他模式知青的事。那么既然六九届跟“再教育”八竿子打不着，为什么上级（国家）也和老三届一样要他们“接受再教育”呢？其实也没什么可奇怪的，连并没有“到农村去”的兵团、农场知青也要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这就是故意把老三届插队知青和其他模式、其他阶段的知青混为一谈的手段。老忠在《从“农民不满意”谈起》一文中刻意要强调的“区别开”正是针对这样的混淆。这样混淆的最终恶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与“再教育”同时被否定的，本该仅仅是老三届插队的模式，但因为混淆几乎导致整个上山下乡运动被否定。老忠也在文中也有详细论述。至于基层领导们，作为执行者把“再教育”扩大化就不算是什么“手段”，而是体现出对“最高指示”的理解水平，同时体现了他们“宁左勿右”的态度。基层领导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要生存，我们无法对其求全责备。他们对六九届、比六九届更小的小知青、以及对兵团（农场）知青，也要套用老三届插队知青的“再教育”，是毫无根据的误解。他们对“最高指示”的误解不能当作研究的依据。
插图：宣传画上，从衣着看明明是上海赴兵团的知青，却还要套用“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