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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3月12——14日去安徽屯溪（黄山市）参加华东地区第二次集邮学术工作会议期间承蒙屯溪好友黎咏秋先生的介绍，从顾姓邮友处购得一批清代和民国初期的邮品，其中有一件是民国六年七月十七日从天津发寄，原件虽已是张勋复辟失败后几日的实寄封，但收件仍盖天津代办九年七月十七日戳（宣统纪年），并附有两页信笺，记录了当年张勋复辟时京津战时状况，非常珍罕和有历史研究价值。张勋复辟十二日（但是段祺瑞于7月14日才到北京重新执政）留存下来的封笺戳记远比袁世凯称帝时期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实寄封少之又少！
原件中式封双层宣纸制白色，正面书“安徽徽州府歙县旰南乡昌溪村/勤贻堂/吴炽甫老先生安启/天津吴阜生缄”。右下方手书“六月廿七回”（信件回复记录）。封背左下角贴兰色帆船票3分1枚，邮资附合。票销腰框式三格英汉日戳“TIENTSINFU/天津府/六年七月十七”。中间空白处另见一枚腰框式三格英汉TIENTSIN/天津府“九年代”七月十五，应是代办所收件日戳。此戳非常特殊在年子与月子之间镶“代”字罕见，与销票戳相比较文字略粗，英文地名无“FU”字，发信人是从邮政代办所寄递，估量当时邮政代办所尚未及时将原民国五年日戳改为宣统九年年子改正过来。左下方骑缝盖腰框式三格英汉“TATUNG天通乙/六年七月二十”中转戳；右下方盖腰框式三格英汉“……CHOW徽州府/六年七月廿三”到达戳，四戳皆清，为何在天通TATUNG中转不明。中缝条上书“固五月廿八封”右侧收件者书“阴六月六日到”，信封前后封发收件人记录相当完正。邮件曾受水泡原固不明，但是文字和邮戳仍非常清晰，说明当年书信的墨汁和日戳油墨质地都非常好（附图一）。
封内附信两页，白宣纸毛笔书“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孙等旅津清洁勿劳远念……自国体变更遂生战事自日前北京一战后日趋平静然此战北京颇有损伤人民死者数百而以前门及东华门一带为稍重此系报纸所载孙父来谕并未言及且津火车日开行二次但时而不开或开而不能达京津相距数百里谣传纷纷以至人心惶惶市面金融日紧，货车通行无期……茶店必多闭门者奈何奈何……/金安/孙成泽百拜五月廿八”。叙说了自张勋复辟后京津地区人民所受到的灾难和困苦生活，朴素的家书真实地记载了这段历史（附图二）。
附图二、
信函书于民国六年丁已五月廿八（封背中缝记的也是五月廿八阴历日期），即公元1917年7月15日，张勋兵变溃败后两日。封背空白处销TIENTSIN/天津府“九年代”七月十五日戳非常特殊，在年子与月子之间镶“代”字罕见。同时还盖了一枚宣统九年日戳，经细察“九”字一勾不甚清，似“六”字改变，左面一敝却非常清楚，由于朝政急剧的变幻，邮政代办所没有及时转换年子所造成。民国六年京津一带因战事影响处于十分混乱状态，邮政局也不例外，而天津邮政支局在销票时已更改为正常年份了。需要说明的封上所盖代办所改年子日戳似“九”似“六”以及中央的“代”字还待进一步探究（附图三）。有关张勋复辟邮史资料可谓凤毛麟角极少见介绍，此次披露来自民间的这件实寄封与信函则进一步增添和垫补了张勋兵变，溥仪复辟时期民间对历只的真实反映和记录，家信不存在虚假和做作。
附图三
《邮乘》第二卷第一号23页周今觉文“趣味”中内见“此为1917年张勋复辟纪念信封也。其北京邮戳中之月日为阴历而非阳历。其九年亦非民国九年。而为宣统九年。其时若以民国纪元计。乃甫经六年耳。该函于阴五月十七即阳历七月五日自北京发。过天津时所加之邮戳。则又为阳历月日。且用西历纪元一千九百十七年。合中西历计之，其为民国六年可知。盖其时段祺瑞方在马厂起兵讨张。故天津尚未遵奉宣统正朔。唯徐州为张勋旧部驻在地。其势力足以控制邮局。改用宣统纪元。但月日仍用阳历。其到徐州之日。为宣统九年阳历七月九日。自京至徐。需时五日。则因战争阻滞交通之故。合民国纪元。宣统纪元。与西历纪元。三方面计之。悉皆附合。其为复辟时之物无疑……。余以为此类收集。最有兴趣。亦集邮界中别开生面者也。果能壹意收罗各种珍奇罕见之品。灿然成一巨帙。似比任何专门邮集。尤为难得而可贵。以之陈赛。必得上奖无疑矣。
《邮史研究》第十七期第55页内龙仕腾先生文“谈几个时期邮史上重要关健封”其中论及有关张勋复辟之邮史资料可谓凤毛麟角……，张勋复辟封存世已发现的有原邮王周今觉收藏的，今为中国邮票博物馆所典藏，民国六年七月五日由北京寄徐州信封；第二件为大陆收藏家张氏所藏，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由北京寄北京封；第三件为香港严氏所藏的民国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由库伦经张家口至北京外馆封；拙于多年前亦藏有与严氏相同由库伦同一天同一邮班所发信封。也是民国六年六月二十九日销宣统九年五月二十日戳。……提供邮界参考，望能发掘更多这时期之邮史资料。
龙氏介绍文中附表，其中第一件原周今觉存，现存中国邮票博物馆邮品等级为集邮品；第二件原张赓伯存邮品等级为参考；第三、第四件现存香港和台湾，邮品等级为自然实寄封。也就是说存世仅四件，民间实寄的仅只两件！
1917年张勋兵变，溥仪复辟时期的邮史记录看来确实十分罕见了。
据史书记载公元1916年，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称帝失败，黎元洪当上大总统，实权掌握在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手中。不久，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所谓“参战”问题上发生矛盾，段祺瑞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和国会则坚决反对。张勋因德国支持他的复辟主张，而反对对德宣战，但同时又蔑视黎元洪。因此，黎、段争相拉拢张勋，张勋却另有打算。他伪装成黎、段之间的调解人，企图坐收渔利，同时拼凑实力，积极为复辟作准备。1917年5月下旬，当黎、段因解散国会问题争执不下时，段祺瑞策划武力推翻黎元洪并解散国会，黎元洪得到消息，先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院总理。张勋乘机提出“非复辟不可”的主张，于6月7日率“辫军”北上。黎元洪被迫下令解散国会。14日张勋到达北京。经过一阵紧张的策划，张勋于6月30日潜入清宫，决定当晚发动复辟。1917年7月1日凌晨1时，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瓴，率领刘廷琛、康有为、陈毅、沈曾植、王士珍、红朝宗及几位辫子军统领共50余人，乘车进宫。3时许，废帝溥仪在养心殿召见张勋。张率领诸人，溥仪行三拜九叩礼。接着由张奏请复辟说：“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溥仪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说：“皇上睿圣，天下皆知，过去圣祖皇帝也是冲龄践祚。”12岁的溥仪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同日，溥仪发布“即位诏”，称“共和解体，补救已穷”，宣告亲临朝政，收回大权。他公布9项施政方针，一连下了8道“上谕”，大举封官授爵，恢复清朝旧制。参加复辟的重要分子，均被授以尚书、阁丞、侍郎等要职，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张勋为政务部长兼议政大臣，并被封为忠勇新王。张勋还通电各省，宣布已““奏请皇上复辟”，要求各省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复辟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组成讨逆军，防守的“辫军”一触即溃，张勋在德国人保护下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段祺瑞于7月14日到北京，重新执政。
关于张勋复辟的准备经过，自1913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封张勋为定武上将军，任安徽都督兼长江巡阅使。张勋移军北上，把定武军衙门、安徽都督府、长江巡阅使署都设在徐州。袁世凯死后，张勋以徐州为据点，加紧了拥清复辟活动，连续召开了4次徐州会议。1916年6月，张勋邀7省军阀代表举行第一次徐州会议，自任7省“盟主“和“总指挥”，议决“尊重优待清室各项条件”；同年9月，又在徐州召开13省区会议，张勋成了13省的“大盟主”，奠定了复辟的武力基础；1917年1月和5月，张勋又召集了第三次、第四次徐州会议，确定了复辟的方法和步骤，即首先解散国会，再迫黎元洪总统退位，然后复辟。在此期间，张勋还邀请复辟人物云集徐州密谋策划，康有为、梁启超等先后在徐州与其密谋达半年之久。被北京政府通缉的“帝制犯”要人、北洋军阀的军人、政客、暗杀革命党人的凶手等都汇集徐州，日本的政客田信夫、驻天津的日军司令石光真臣、“政治家”田中义一等都先后抵徐州与张勋会谈。1917年6月，张勋自以为复辟准备就绪，便以“府院之争”为借口，率军5000北上于7月1日正式拥清帝溥仪复辟，他自封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但是其妻曹琴一生方正贤淑，慷慨纯朴，乐善好施，不仅是张勋的贤内助，而且在政治上也比较开明，富有卓识，可惜张勋刚复自用，没有把她的许多忠言听进去。辛亥革命后，清廷被迫发布诏书，宣告宣统皇帝退位，而不少皇室成员并不甘心清朝的灭亡，无时不在梦想复辟。丁巳年上半年，身为长江巡阅使的张勋集合杨度、康有为、万绳轼等主张帝制的人，加紧复辟活动。曹琴觉察后，多次劝阻张勋：“民国又没有亏待你们，也没有亏待清室人员，他们都已退位，你为何去死保，自讨苦吃呢。对于这些顺应历史潮流的忠告，张勋或置之不理，或口是心非搪塞应付。据1918年上海文艺编唐朝社出版的《复辟始末记》记载，张勋带领“辫子军”进入北京时，曹氏又随行入京劝谏。张勋与康有为在公馆常密谋到深夜，曹氏其时遗其子与婢仆，执役于康前，名虽敬之，实则监听之，张勋退入内室，曹氏率其子女及张宠妾，跪于张前痛哭，求其即返徐州。但遭张勋斥责。至此，曹氏知张勋之意无法逆转，于是私自派靠得住的堂侄张肇，持30万两银票，往广州拜孙中山先生，一方面以此举支持国民革命；另一方面为张勋铤而走险行为及子孙后代留条后路
另有一说张勋这次的兵变以失败而留给后人一个荒唐的话题，当时参加的还有康有为，同时呢，还把溥仪给逼出了北京，流浪坎坷的过了下半辈子。许多的史料，论文都把这次历史事件叫做“张勋复辟”，其实这样说是不对的，张勋是人名字，复自然就是重复的意思，而辟呢？则是帝王的意思，因此不应该叫做“张勋复辟”，应该叫做“张勋兵变，溥仪复辟”或者是“张勋兵变”都可以，这是一个文字上的错误，希望大家以后看到类似的文章的时候有个比较全新的认识。“张勋兵变”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
这件实寄封自屯溪购得后压箱底已有二十个年头，最近在整理民国时期实寄封时取出细察感到值得书一文介绍，草涂之下难免有谬误之处，敬请方家指正。1991年3月华东地区的一次学术会议，当年参加的学者好友中至今已有陈印白先生、俞永梁、俞鲁三先生以及曾多次同餐共室的严亿北先生都相继仙逝！这几位良师益友集邮知音离我而去不竟缕缕哀思，浮想联翩，以此旧物追忆之。
下附李险峰先生的评语，非常中肯，谢了！
郑老师好东西多，研究深入，是我等晚辈的良师。
关于此封实属难得，特别是内函从民间角度记录了这次政治事件对百姓的影响。但信封以本人浅解只是一只难得的民国初期实寄封，与“张勋复辟”还挂不上钩，因为郑老对此封的认定为“张勋复辟”封的依据是一枚封背空白处销TIENTSIN/天津府戳，此戳年份与销票戳六年基本上差不多，没有九的感觉，依钢戳物理上讲六改九是不大可能的，反之倒有可能。关于代字可能是巧了，墨迹所至。因为代办所年月日齐全的收寄戳完全可以销票，贴票不销票不合逻辑，本人认为此戳为天津转口戳。还有左下方骑缝盖腰框式三格英汉“TATUNG天通乙/六年七月二十”中转戳地名应该是大通，大通当时为皖北重镇，现称大通区为淮南市一部分。信由天津到大通基本都是铁路，部分水路走了4天，此镇中转往徽州走3天一般路也合情理。
以上是我的一点浅见，如有渺误请老师指正，不当之处还望见谅。
新周早晨好！先生的评语非常中肯，封片戳的研究需要像先生那样的学者深入研读鉴别，玩早期封片戳特别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持有者往往会过度的偏爱，出现错误的解读。封中“代”和“九六“日戳甚清晰，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谢谢先生！
有关余姚民国时期几个封我会在近月内陆续扫描在博客上传，供先生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