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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仁娜是少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音乐人。她从鄂尔多斯走出来，为全世界的听众开辟出一个广阔的听觉世界，而她的根本，一直都在草原上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 /编辑 郑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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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的牧羊人 在广阔的大草原上/生活变成了一种旋律响彻世界的尽头
我将不厌倦地守护着我的羊群/安详地在肥沃的牧草地上吃草
孕育自家乡摇篮的/我的传统、歌谣，及故事/我将带着它们到远方
——《在草原上》（Hödöö）歌词
正如乌仁娜自己写下的歌词，草原生活是她在音乐中不断回溯的源头。
在蒙语中，“乌仁娜”表示“灵巧”，也带有“勇往直前”的意思，这似乎预示着她的音乐征程：从离开故乡到上海读书，再至走出国门与海外音乐家合作，二十多年来，乌仁娜巡演全球，如今已“游牧”六十多国，辗转待过柏林、开罗等地，她已能说汉、德、英、阿4国语言，但仍坚持用蒙语歌唱。
鄂尔多斯是“歌的海洋”，但从没有一个蒙古人像乌仁娜那样，被传统文化充分滋养后，在音乐旅途上走得那么远，为听众开辟出一个如此广阔的听觉世界。
乌仁娜的歌声，在胸臆深处，在灵魂深处，在内心深处；人们在她的歌声中感动落泪，看见光亮，觅到安宁，她那“跨越4个八度的乐器”征服了世界各地听众；她和图瓦女歌手珊蔻（Sainkho）被俄罗斯乐评人誉为“亚洲女高音双姝”；因对世界音乐的贡献，2003年她还荣获了德国RUTH最佳国际艺术家大奖。
金秋10月，乌仁娜受“世界音乐季”邀请来上海演出，24日晚“灵魂歌者的盛会”上，她和波兰犹太三重奏Kroke及图瓦共和国恒哈图（Huun-Huur-Tu）乐队合作，在她时而悠扬时而柔弱的声息中，人们仿佛沉入梦境：油绿的大草原，棕纹的花马儿，山丘绵延，巨石零落，日之夕矣，牛羊下来……
牧歌世界，乌仁娜与诸多世界一流乐人合作过。几年前，她开始使用全名乌仁娜·察哈尔图格旗（UrnaChahar-Tugchi）。“察哈尔是个游牧部落，有4个不同的小部落，其中一个是图格旗，以前掌管白旗。刚去德国时，有三四年我都没有全名，后面的姓就是一个小星星，他们说你名字怎么这么长？其实我们少数民族很多名字都这样，在国际上，姓氏很受重视，没有姓，好多时候根本找不到你。”
“察哈尔图格旗”更像一个完整的带有文化传承意义的称谓，体现着乌仁娜对鄂尔多斯强烈的情感归属，“遇见一棵树，总想去看看它的根是怎样的，把根留住，有根的艺术生命才更长。”
“外地人”
“我唱歌从来不紧张，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乌仁娜说，歌唱于她就是个纯任自然的过程：“我从没学过唱歌，但母亲和祖母成天唱歌，不论是在家或在放羊时。在蒙古草原，人们先聚着喝茶，过会儿喝点酒就开唱。我刚到欧洲时感觉非常怪异，我看到的都是在讲话的人。”
练嗓子不属于乌仁娜的日常工作，她随时都可以歌唱。在这个草原女儿看来，音乐应该和自然一样，在自己的法则下运转生长。“自然拥有自己的灵性与力量。我也希望自己的音乐能负载这些力量。”
1968年冬，乌仁娜生于鄂尔多斯草原一户普通牧民家庭，儿时她和邻家小伙伴们每天一同外出放羊，“当水草丰美时，我开始为在草原上刚下完小牛犊的母牛忙前忙后，10年时光很快就这样过去了。”
村里孩子10岁开始上全日制小学，她也骑上自己的马儿去学校，“等上中学时，学校太远，我两三天回家看望阿爸阿妈一次。学校纪律很严，每天早上太阳才刚升起，我就得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上课。在这儿，不是绵羊、羊羔和牛群的叫声吵醒我，而是学校的铃声。”
对乌仁娜来说，从独自做决定，说服父母，到以音乐为职志，都非常不易。对前几代鄂尔多斯牧羊人而言，音乐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并不是一个职业。
蒙古姑娘本该成家的年龄，乌仁娜的决定却惊到了父母：“去学音乐。”起初，父母不予理会，但她心意已决。几个月后，母亲唱了首歌，望着爱女终于点了点头：“你可以去城里呆一年。”
19岁那年，乌仁娜成了当地第一个离家去城里学音乐的孩子。在呼和浩特，她认识了内蒙艺校一位老师，随之学习扬琴，但她付不起学费，“虽然我家有很多羊马，但牧民生活跟城市生活完全不一样，我们很少用现金。去城市后我用了很多钱，父母都说，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老师被乌仁娜的求学心志感动，她获得了照看小孩换取上课机会的特殊待遇。
那些日子，乌仁娜吃了不少苦，白天看小孩加上课，只有晚上才有时间习琴。有时甚至累得栽倒在扬琴上，第二天醒来，琴弦在她脸上留下数道印痕。6个月后，坏消息传来：老师要去上海。又过了数月，乌仁娜收到来自上海的电报，老师没忘记这个极具天赋的女孩——“来上海吧，可以考上海音乐学院。”
1989年，21岁的乌仁娜只身来到上海。那是比第一次离家更漫长的旅程，“原先觉得能考进内蒙艺校就很满足了，呼市离我们家都那么远，我在草原上想象——上海就是另一个星球。你可知道？到上海后，3个星期寒假，我有两个星期在路上。先坐火车到北京，从北京到呼市，然后坐班车到东胜，这是一天一班的班车啊！那时我要在呼市住一晚上，东胜到乌审旗要坐班车，又住一晚上。从乌审旗到苏木，又坐班车，这样才到了家。现在这些时间都可以飞到柏林了。”
从呼和浩特到上海，这个来自无名游牧部落的乡下女孩，赫然发现自己身在一个陌生城市。刚到上海火车站，她吓坏了：“火车里就那么多人，一出来更糟糕！无数的人，无数的车，车后是无数的房子，蚂蚁山一样。”她睁圆双眼回忆道。
在内蒙古读书时，由于个性桀傲，乌仁娜拒绝学习汉语，由此给自己惹下不小麻烦。刚到上海那天，她一句中文都不会，都不知怎么问路。她手上捏着仅有的那张皱巴巴的电报纸，上面有老师留下的地址，她搭了几辆公交车，但却不确定具体开往哪里。那个夜晚，她精疲力尽、迷失、害怕，在路边长椅上呜咽起来，直到一位好心的老人家看了她电报纸上的地址，把她带到老师家中。
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语言，她继续为老师照看小孩，练习扬琴。许多年后，乌仁娜与那位老师在纽约的一场音乐会上重聚，对方才袒露自己当初的“私心”：“我‘引诱’你来上海，不只因为你的音乐才能，还因为我们的孩子太想念你和你的歌声了！来了上海，见不到你，他总是哭闹。”
由于汉语生涩，这个会当街放歌的“野姑娘”曾遭过不少白眼，如今回想，乌仁娜噗嗤一笑，还能学上海口音调皮地模仿——“看不惯时，他们就说，这是哪儿来的‘阿第宁’（沪语：外地人）？”
“高山流水”
来沪3个多月后，乌仁娜开始学说汉语。“因为要考试啊！来上海时，我背了满满一麻袋蒙文书，听说所有考试要用汉语考，我一下子傻了。”
如愿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后，她并没选择声乐，而是继续学习扬琴。或许这正好挽救了她的创造力与歌唱天赋。
和对于“说”的羞赧相比，乌仁娜对于“听”和“观察”有一种迷恋，“求学期间，同学说我多管闲事：你是民乐系的，去听交响乐干啥？大提琴小提琴考试我都去听，钢琴和声乐我也去听，民乐系其他考试我也去，我还是惟一一个在一堆男孩子中间打篮球的女孩，他们都说我是疯子。”
从“听”中，她发现许多具有“纯真嗓音”的同学在学院派训练下丧失了歌唱生命力，“在上音我遇到很多好声音，来自文化古老丰富的西藏、新疆等地区，但这些同学毕业后唱起来都一模一样，惟一不同的是演唱的语言，这真是耻辱。”
读书期间，乌仁娜天赋的嗓音可谓高度机密，只有私底下她才唱给朋友听。上音毕业后，她回到呼和浩特，在内蒙古管弦乐团演奏扬琴，由于演出机会有限，她辞职又去了北京，在那里遇到了老锣（RobertZollitsch），一个来自德国巴伐利亚的筝乐手。
老锣当年在北京学古筝，并与中国乐手一起演奏，乌仁娜加入他们的演出。老锣仍记得乌仁娜当起歌手的那个神奇时刻：“演出《交汇》这首曲子时，我们正进行到扬琴独奏部分，突然间乌仁娜做了个决定：‘我想唱。’她开始唱，太不可思议了！即兴演出对她来说是未曾经历的新尝试，但她的表现非常成熟。”
乌仁娜后来成了这个“高山流水”乐团的主唱，团中还有同样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如今已蜚声欧洲的笙演奏家吴巍。他向本刊记者的描述中，充满了对乌仁娜的敬佩：“她很伟大，一个人从内蒙古过来，什么都没有，只带了一个梦。93年第一届北京爵士音乐节，我们开始合作，她的坚持是我非常佩服的，以前和她合作的人，很多都已经改变路线了，但她没变，唱歌对她来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可贵的是，她把她对于整个草原的宽广和人们对之向往的感受传达到了世界每个角落，这是城市火柴盒里天天刷手机的人所不了解的，她也不用这些，她很朴实，有很多优秀品质，多年过去，她还是保持着本色。你怎样面对民族文化？有的人说，我们要搞点其他东西在里面，模仿敲敲打打的民乐，这是CCTV的模式，不会留下去的东西。你听到她的歌，是timeless的，人们用心和心交流，当今社会，这种东西太少了，到最后，假的东西太多了。”
乌仁娜后随老锣定居德国，一度，他们妇唱夫随，录制了专辑《蓝色草原》。这张绝大部分是传统蒙古歌谣的稀有专辑中，老锣除了演奏筝、与乌仁娜一同编曲，偶而也担任一些双喉音演唱。在吴巍手上，笙也发出奇妙的声响。
吴巍回忆了“高山流水”最后一次合作：“十多年前，在德国一个小教堂里，我们几人进行了一场音乐会，演出结束掌声特别热烈，我们还加演了。那种凝聚力，那种energy，确实震撼人心。那晚之后，200张CD一眨眼就没了！我觉得，老锣到现在为止，艺术质量最高的还是在当时，现在他有很多娱乐化的东西，当时就是纯艺术。”
“生命”
国内听众认识乌仁娜，最早可能源于多年前的两首广告歌曲：一支油漆广告和一支数码器材广告，两首歌都出自她1995年的专辑《蒙古草原之歌》（TalNutag）。
至今，乌仁娜已推出《交汇》（Crossing）、《蓝色草原》（Hödöö）、《在路上》（Jamar）、《生命》（Amilal）、《肖像》（Portrait）等多张专辑。
1995年，乌仁娜第一张专辑出版，曾在家乡引起讨论。亲友后来才告诉她，他们当时无法接受她的演绎，认为她把长调“唱得太慢了”。她反驳道：“你去鄂尔多斯草原，找当地的老人演唱同一首歌，一定是这样的节奏。”
为了这个“一样”，移居海外后乌仁娜差不多每年都会回一次鄂尔多斯，走访本民族的老歌手，记录那些失落的文明。“鄂尔多斯的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其实1991、1992年我已经开始回草原去寻找老人录音。1997年，我进行过一次传统民歌搜集工作，3个多月一直在路上，找了很多人，录了二十多小时的音。”
2009年，乌仁娜出演电影《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导演琵亚芭苏伦·戴娃（ByambasurenDavaa）曾凭借《哭泣的骆驼》荣获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
在这部半纪录性质的音乐电影中，乌仁娜带着姥姥留下的一把只剩下琴颈的马头琴，来到蒙古国寻找失落的歌谣《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马头琴是“文革”中遭到破坏的，琴身上只有依稀可辨的歌词。经历这趟寻根之旅后，电影末尾，乌仁娜终于在沙漠深处找到一位能完整演唱这首歌谣的老婆婆，她像个孩子一般在老人怀里哭泣。
这首广泛流传于蒙古的著名长调，在乌仁娜的歌声版本中，音句末梢处像消失的云朵，有种冥想的独特韵味。“蒙古族音乐有长调和短调两种，但最近几十年，大家把长调缩成了中调去唱，尤其是通过电视节目推广的这些歌，总是很大声，令它们丧失了本来面目。”
在较新的《生命》专辑中，乌仁娜自己创作了绝大部分词曲，她的歌声超越了传统世界音乐“地域声响”的概念，总结了她离开蒙古多年后的思考，其中有对于生命的沉淀与低吟，专辑在泰国清迈山区的木屋中进行录音。专辑制作人钟适芳向本刊记者回忆：“对于生活即歌唱的乌仁娜而言，对着开阔的大自然她更能释放自己，唱出动人的故事。有趣的是，她每唱至高音处，树上的蝉就像是找到了合音般急鸣起来。此时，乌仁娜的声音与自然合而为一。”
《生命》是乌仁娜和老锣分开后完全自由表现的起点，那一首首作品，不论是使用配器还是唱腔与气息的控制，更具有一种根源性的勇气和原始张力。乌仁娜的声音表情非常丰富，某外国媒体评价：“她唱起来像孩子，像女妖，像斗士，像一只迷失的羔羊，又像一位勇猛的驯马师。”
《生命》专辑中有首名为《无私》（Haramgui）的歌，是乌仁娜献给父母的，“生而为人是一种幸福，智慧、照顾与宽厚，是父母给我最有价值的宝藏，让我克服生命中种种艰难；父母从小教育我，你不要怕，有东西要和别人分享，我发现这不是给我一个人的礼物，我希望它是给全人类的，如果一个人可以‘无私’，他会感觉到无私带给他的好处。”
10月24日晚，面对台下十多位来自鄂尔多斯的亲友，乌仁娜再次唱响了这首感恩的歌：坐在无限的草原上／体会这世界的美妙／过往遭遇与欢欣显现眼前／我要把这些故事唱给你们听；在柔和的月光下／环视这包围着我的世界／我舒缓而平静／祝福你们……
圈起羊马，这是退步
人物周刊：你现在多久回一趟鄂尔多斯？
乌仁娜：差不多每年一趟，回家看看父母。那边变化特别大。一年级时，我骑马去邻居家里上课，孩子们都聚在一个人的家里，上完课骑马回家。第二天，去另一家（是在蒙古包里上课吗？）现在鄂尔多斯已经没有蒙古包了。那时的草原完全free，不仅对牧民，对所有牛、马和羊都是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规定要分地，分了地之后又规定要围起来，所以每家都有一块草地，比城市里的小花园要大很多，但草原变成一个人家的私产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去过很多国家演出，有时间会观察这个国家，与当地牧民交流。把草原上的马和羊都关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退步。在欧洲也曾发生过这样的改变，但过了几十年，牧民发现事情不对，近几年已开始把关起来的动物放出来了，逐步重视绿色食品。为什么别人要走出来的地方，我们却想要进去呢？我们看到别人的经历，应该马上吸取教训。有些事情，我觉得要多听自然的，做些比较聪明的决定，而且要考虑未来。现在的人们忙忙碌碌，只看着那个小小方方的屏幕，但你周围有那么多东西。人类有些变化不是很富有远见。
人物周刊：你父母现在多大年龄了？生活怎样？
乌仁娜：他们都七十多了，还是牧民，生活在草原上，养着羊和牛。
人物周刊：他们参加过你的音乐会吗？对你的音乐事业怎么看？
乌仁娜：几年前在北京演出时，他们来听过，当然很高兴。怎么看是另一回事，尤其是近几年，我在不同的国家，如果有足够能力和时间，我喜欢与当地牧民和农民这些与大自然接近的人交流。跟大自然相近的人们，他们有一些理解自然和人类的哲学。我从我父母这里学到很多，我的父母真懂得人类应该如何与自然相处。
我感觉能生在草原上一个牧民家里是非常幸运的事，后来到上海上学，又能看到不同的世界，能去不同国家演出、生活，接触到不同文化，学到很多东西。如果光知道一个世界，很多事情大概理解不了。草原上有这样的变化，可能因为很多做决定的人更了解农民的生活哲学，但农民和牧民的生活方式其实不一样，虽然他们都与大自然相处。一定要了解很多东西，才能更好地促成发展。
游牧四方，把根留住
人物周刊：你的网站上介绍说，这是“新游牧部落的歌声”，你如何定义自己的音乐？
乌仁娜：我自己不太会说是唱什么歌的，这些都是不同国家的记者们起的名字，有时是唱片公司起的，写报道和小传时会用。我自己的想法是做“人类音乐”，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喜欢听的音乐。我去过不同国家演出，来听我音乐的人们，我都觉得很美，我能感受到一种人类的美。我每次都说，我为我在全世界的歌迷感动，他们给了我最美的礼物：不管我走到哪里，无论他们是什么肤色、什么文化、什么宗教、什么国家，不管是男人、女人、一岁的孩子还是90岁的老人，我睁开眼睛看他们，那么干净、纯粹。有时候，只要我们能open，会发现最基本的东西连在一起，这就是观众给我的礼物，我很感动、也很感激。
人物周刊：你在2005年去了埃及，那时怎么想到要离开欧洲？
乌仁娜：我喜欢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和不同的人交流。我是出生、长大在草原上的，全身都是游牧民族的血液。不仅我是这样，很多人都有这种活动，只不过不是以牧民的方式，但也是在流浪。
人物周刊：为何选择埃及？阿拉伯文化有何特别的吸引力？
乌仁娜：你不觉得阿拉伯的古文化很有力量、很有意思吗？要认识一种文化，如果仅仅是去看一看、认识几个人，这是不够的。文化是奇妙丰富的，就像认识人一样，如果可以聊很多方面的事情，彼此就可以认识；如果只是坐在一起不说话，可能就只是表层意义上的交流。生活所需求的很多东西，我们都是不可能靠理性理解的。
人物周刊：你去的时候，还不会阿拉伯语吧？
乌仁娜：不会。很可惜，我的阿拉伯语现在还不怎么好，在那里我最多靠自己的感觉去学习和工作，因为古典阿拉伯语很美，像诗朗诵一样。但现在使用的阿拉伯语就是街头用语，有一点儿杂了，我没有太大动力说服自己去学好这样的语言。
人物周刊：在当地的生活怎么样？我们对埃及的想象，通常是大太阳和尼罗河。
乌仁娜：是啊，那里的夏天很热，有时候四十多度。如果你去旅游，而不是生活在那里，你只能看见大家都在看的地方，比如金字塔，而且只有世界上最最有名的那3个。但我在那里去过萨卡拉，从开罗过去要开车两小时，那里是一片沙漠，中间有两个金字塔，是最古老的金字塔，它们不是直直的三角形，到上方2/3有一个梯形。我感觉这里的金字塔真的很魔幻，但开罗最有名的那3个金字塔，可能去的人太多了，我却不觉得它魔幻。
人物周刊：埃及文化对你的音乐创作有影响吗？
乌仁娜：其实我并不是去交流文化的，我觉得，认识了一种文化之后，并不一定马上就要使用它，最好的发展方法是有自己的根，在根的基础上，我们交流和接触不同的东西，自己去发展。
如果你真的认识到自己的根的话，有各种颜色也很美，就像大自然一样，草原中不全是绿草，也有黄色的花，有风的声音。大自然有很多情境，有些事不是每天都发生。我觉得，一个负责的人去接触不同文化和国家，最重要的还是认识自己。我常说，如果想尊重别人，首先要尊重并爱护自己的文化，然后才会受到很多尊重。这一直是互相交流的东西，不是说尊重了别人，就会变成别人，因此我常常谈这个“根”，很多东西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世界很大，人类很小
人物周刊：你儿时印象最深的一首蒙古民谣是什么？
乌仁娜：有很多，说实话，我也不记得了。在草原上，游牧的人们通过观察和听进行的教育更重要。我不知道第一个对我唱歌的人是谁，也许是我姥姥，也许是我爸妈，也许是草原上的一个老人家，我不知道，但他们都会唱歌。记忆中过年的时候，我就要两岁了，大家一起唱了很多歌。在草原上，大家围坐在一起，先喝点茶、吃点东西、喝点白酒，然后唱歌弹琴。这个环境、文化，和音乐是融合的。
我从小就有自由创作的天分。我很感激父母，他们给了我很大一部分天分，感谢我的家乡鄂尔多斯草原；感谢大自然和文化。很小的时候，我就唱我自己的歌。我妈妈问，你在唱什么呀？她听到不是传统的民歌。我常常这样。
人物周刊：那时候创作的歌是什么样的？
乌仁娜：正如我专辑里自己所写的歌词，大部分是写大自然以及我观察、感受到的一些东西。世界很大，人类很小，我希望通过我的一点点工作，传播一些好的信息。
人物周刊：介不介意说下当年组建“高山流水”乐团时，你和（前夫）老锣在音乐创作上的合作和相互影响？
乌仁娜：我不会说Robert的，我和世界上不同音乐家进行合作交流，他对我来说，只是这很多音乐家中的一个。现在与我合作的音乐家在国际上很有名望，比如DjamchidChemirani已经七十多岁了，他不仅是非常优秀的音乐家，也是21世纪惟一一个敲伊朗Zarb鼓的国宝级人物，而这次随我来的波兰乐团Kroke也很厉害，能和这些优秀的音乐家合作，是我的幸运。
人物周刊：认识你的歌声，最早是从电视广告里那首《JigderNana》，据说这首蒙古传统民歌是一首情歌，可否分享下你对爱情的理解？
乌仁娜：我不愿意多谈爱情，我不知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近几年，好多地方的音乐，尤其是流行乐，都大量地在谈论爱情，但我所了解的爱是很广大的。爱很美、很大、很强烈，而且是非常丰富的。今天许多歌曲都把爱形容得太小：我爱你，你离开我，我今天很痛苦，什么什么的……我真的想问，爱就那么小吗？也许是现在的我们没条件在草原那样宽阔的地方生活，我们都住在小小的房子里，在里头工作，我们接触广阔世界的时间越来越少，也许这是人远离大自然带来的最大伤害，我们不再有力量去感觉、去忘记，这很可惜。我想，就算我们生活在房子里，我们的思想应该是自由的。爱不应该就只是我爱你、你不爱我、你爱上了别人，这只是一个人日常生活中小小的事情，人类不是一个人，爱存在于每个人，我认识的爱是这样的爱。
（感谢吴巍、钟适芳受访；宁二、亦朋、王赏协助联络；实习记者葛明宁整理录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