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渊薮：诞生于上海虹口的慰安妇与慰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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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出现了一个人类史上罪恶的名词“慰安妇“，日语发音为“I ANFU“，英语译为“Comfort Women”。这个名词正是出自于侵华日军，而上海，上海虹口更成为了这个罪恶之词的发源地。

“慰安妇”是指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慰安妇“一词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慰安妇“的实质是日军的性奴隶，而“慰安妇“一词是加害者一方的日本政府、日本军队、日军官兵所采用的语言，正因为如此，至今亚洲各国的很多受害者，仍坚决反对使用这一名词，并且一再向日本政府诉追当年的罪恶赔偿，而让人扼腕的是，日本政府依旧在遮盖这一罪恶史实。

日本军队慰安所的出现

自晚清始，上海就是日本海军在海外最大的基地。民国初年著名文人郁慕侠在其书的《神秘之街的一角》中写道：“靶子路(今武进路,笔者注)朝北一带，简直像东洋人的殖民地，东洋的咸肉庄也有多家(罗宋咸肉庄也有) 。她们的房屋很狭小,设备很简单，大都租赁一间楼面,摆了两三只木床和一些家俱，雇了一个老妈子。一间楼面又分为两截，中间不用木版隔开，只用一块色布遮蔽而已。”很显然,这里描绘的是北四川路上的日本妓院。日本学者高桥孝助、古厩忠夫的《上海史》更将占日侨女性一定比例的卖淫女视为日本人在海外发展的先驱。早年的上海租界,东洋妓院艳帜高挂、门庭若市。出于国家形象考虑，日本人曾在一段时间内采取取缔妓院、遣送妓女的方式抑制卖淫业发展，但后来日本政府发现“以管代抑”的策略在侵略和殖民手段上更有成效，便在这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日本型的公娼制度。

　　早期的上海虹口日本妓院称之为“贷座敷”，也叫“女郎屋”或“游女屋”。名义上是可供娼妓借贷进行营业的店屋，实际上娼妓是隶属于店屋店主，没有自由。1930年11月，自清末就长期驻扎虹口的日本海军开始在驻地周围选择这类“贷座敷”作为海军指定的慰安所。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慰安所还不是后来严格意义上的慰安所。一方面，“贷座敷”的主人只是与军方达成某种协议，名义上仍以“贷席业”“料理店”的形象示人；另一方面，那些所谓的慰安妇，无论日本人或朝鲜人，大都本是娼妓，接待的也不限于军人。当然，顾客主体还是数以千计的海军陆战队官兵，提供“卫生“的性服务。

至1931年11月，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就将虹口的‘大一沙龙’（上海东宝兴路125弄）、‘小松亭’、‘三好馆’、‘永乐馆’等4个日本侨民经营的风俗场所，正式指定为海军特别慰安所，不仅要求其对日本军人开放，还要接受军医的身体检查。这是慰安所名称的第一次出现，也是世界上第一批慰安所。而‘大一沙龙’，已经被世界历史学者共识并证明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战争，为侵略军服务的“慰安所”。日本人在战时刊印的《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便刊有“‘大一沙龙’”的广告。上半部就是“‘大一沙龙’”的庭院。

最初‘大一沙龙’有日本慰安妇7人左右，由于这里地处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旁，为日本海军陆战队集中之地，所以海军陆战队员相约而来，生意十分兴隆。随后‘大一沙龙’被称为海军指定慰安所而获得了扩张。于是，经营者近藤夫妇便又从日本国内招来20名少女，并逐渐吞并了后面的两幢中国人的住房（今125弄2号、3号）。经营者还购置了用来接送客人的汽车，在路对面设立了停车库（东宝兴路120、122、124号，在1997年已经拆毁），形成一个规模颇大的慰安所。关于它的档案目前仍存于日本外务省。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所谓“慰问战地官兵“的女性，并未见有称“慰安妇“的，她们往往被称为“卖春女“、“酌妇“。“慰安妇“一词正式的使用，约见于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以后。始作俑者正是后来担任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彼时正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正是他，为了维持所谓败坏的军纪，首次要求日本国内组织关西地区的妇女，集体来沪“慰问”日军，他采用了一个好听的名词“慰安妇团”。1932年3月，“慰安妇团”登陆上海，并在吴淞、大场、江湾等地为日本陆军服务，这是日军第一次使用“慰安妇”一词。从此以后，“慰安妇“的身影，便开始遍及于日军铁蹄践踏之处。当“一二八事变”结束之后，日军“慰安妇团”返回了国内。此时，日侨、朝侨经营的为日军服务的慰安所却开始如雨后春笋般的增长。到1932年在上海开业的日本海军支持，授意下开设的慰安所多达17家。这些慰安所主要以日本海军官兵为客人。同年底，这17家慰安所有艺妓279人、慰安妇163人。

1933 年的《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其索引中已经专列“海军慰安所”一项。且看：

1933年在沪的日本海军慰安所

表格中所列的12家慰安所，有10 家位于北四川路的美楣里,这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美楣里位于横浜桥北堍、北四川路东侧,是一个拥有45 幢假3 层砖木结构住屋的新式里弄。《上海市虹口区地名志》记载其建成年代为1933年，恰与上表年代吻合。如果《地名志》的记载无误，美楣里是否就是日本海军专为军人慰安所而建。美楣里现在的门牌是四川北路1746弄，由于市政动迁,沿河岸和四川北路的7 排房屋已拆除，只有23 - 40 号的18 幢房屋保留至今。上表中另两处慰安所在北四川路克明里。克明里位于美楣里西南方的北川路近东宝兴路处,两者仅有百来米的距离。建于1928年的克明里，由18 幢3 层砖木结构住房构成，现编为四川北路1689 弄1 - 9 号，原房屋已于2004 年6月因市政动迁被全部拆除。





战争期间虹口日本慰安所

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全面发动以后，日军逐渐占领上海。战争初期，日军设立了上海派遣军兵站司令部管理的位于当时虹口杨家宅“杨家宅慰安所”（今日翔殷路北侧的东沈家宅内）。这是一个知名度非常高的日军慰安所，一方面，它的许多制度如“慰安所规定“、价格等成为后来日军慰安所的范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军医麻生彻男拍摄的照片和记录，留下了真实的史料。此后，日军直营的、日侨、朝鲜侨民经营以及汉奸经营的各种慰安所充斥于上海各处。

根据麻生彻男记录的《慰安所规定》节录：本慰安所只限陆军军人、军方聘用人员入场，入场者须持有慰安所出入许可证；入场券的价格，下士、士官、军聘人员为2日元，军官为5日元；购买入场券者进入指定的房间，时间为30分钟；入场时间，兵士为上午10时至下午5时，下士官及军方聘用人员为下午1时至9时。

又根据根据日军士兵田义一的战时日记记载，早在1937年12月3日，上海的公共租界内的慰安所，门口张贴着价格表：“日本妇7日元，朝鲜女5日元，苏联、德国、法国女子只需2日元，卫生一流。”

两者对比，其价格几乎相同。而受难的妇女们，尤其是无辜的中国女性，却如同商品一般，在屈辱中被侵略者标价出卖着自己的尊严与肉体。

二战魔头之一，甲级战犯，日本战时首相东条英机在1941年10月18日接受美国记者约瑟·道格拉斯采访时，曾就记者所提出的日本是否有秘密强制日军占领区妇女充当随军妓女一事的问题，毫无掩饰地回答说：“我不能否认军队里会出现此种事情，就像你不能否认美国士兵能请假去驻军当地妓院一样。至于看法，我以一个东方人观念看，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缺少的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

根据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12年来的调查，日军在上海的慰安所，散见于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有史料或证人证明的，多达150多个，数量之多令世人震惊，因此，可以说，上海虹口既是日军“慰安妇“发源地，又是其制度最完善、慰安所数量最多的城市地区。而日军慰安所按其经营方式可以分为多种类型。

其一是日军自己经营的。如1938年1月设立的杨家宅慰安所，由日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设立。日军占领上海初期，设立过一些抢抓中国女子为性奴隶的场所，在虹口地区设立的“行乐所“等也属于此类。“八一三“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了虹口杨浦交界地杭州路、眉州路一带作为军营，最初驻扎的是千田部队。在原来的跃龙化工厂门口的位置，设立了“千田部队慰安所“。后来深谷部队入住于此，于是，该处又换成了“深谷部队慰安所“。日军上层始终关心慰安所的设置，1942年9月，在日本中国方面军总司令部举行副官（庶务军官）会议上，明确要求增加上海慰安所数量，这份文件现在藏于日本防卫研究所。

其二是日本侨民根据日军命令设立的民营慰安所。号称海军在沪最大的慰安所“海乃家“（今日虹口公平路425弄12号），就是日本退役海军士兵坂下熊藏开设的，甚至他儿子的名字也因此取名华公平。慰安所的房屋、开办费用、所需物品等均得到日军的大力支持，甚至连“海乃家“三个字也是军队确定了。江湾万安路、四川北路等就是日侨管理的慰安所的集中地。包括对外以其他面目出现的慰安所，如岸本忠治经营的“风月庄“，地址施高塔路（今山阴路）花园里17号，对外的名义是日式普通旅馆，实质就是日军慰安所。

其三是朝鲜侨民在日军的指使下设立的。这些慰安所多以‘酒吧’名义出现，尤其在30年代中期颇成规模。

其四是日军或日本人指使伪政权或胁迫中国的妓院主开设的。这类慰安所出现于1938年以后，有的叫慰安所，有的则称妓院。为了管理慰安所，经过伪上海特别市政府警察局、上海特别市卫生局批准，虹口闸北的慰安所公会于1940年设立，并制定了规约。

此后到1941年，以日本海军为后台的上海虹口平康福利会宣告成立，其目的是“为根除梅毒，保障日支军民健康起见”，日本同仁会华中支部长世井中将还担心“慰安所名称与军之慰安所名称混同，恐士兵误会不可用“，并指示：“娼妓大多为华人，原属市府本身职务，现因环境关系，先行利用福利会试办，得有头绪后，再由市府接办。”

我们再来透过《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看看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上海虹口北四川路横浜桥区域内日军慰安所的情况：

当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慰安妇”的受害者主体便成为了中国妇女们。早在战争初期，迫不及待的日军便开始在占领地大肆掳掠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升级，侵华日军的增加，日军更残暴地掳掠中国女子充当“慰安妇”。

隐秘的军直营慰安所

日军为掩人耳目，给众多的慰安所取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或叫某某旅馆，或叫某某俱乐部，或叫某某娱乐部，或叫某某庄，或叫某某酒吧，如虹口的“日之出酒吧”、“贝贝酒吧”等等。慰安所有高低档之分，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占了印尼，同样迅速建立了慰安所。其中高档的慰安所称“军官饭店”，多以现成的宾馆改建；次一等的称“军人俱乐部”。著名的俱乐部有1943年6月建立的“樱花俱乐部”和“特莉莎俱乐部”等。

　　日本学者一般将二战期间的日军娱乐所、俱乐部、集会所等隐蔽“称谓”都称为日军的“慰安所”，这已成为该罪恶史研究的共识。而其中，研究者们更将日军部队直接掌控、管理的慰安所称之为“军直营慰安所”。日本学者木之内诚在其所著《上海历史指南》中提出，1937年日本人山中三平在日文杂志上发表《上海陆战队物语》一文披露：‘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在无执勤任务时，除了去陆战队内的娱乐慰安机构外，军官们还去司令部隔壁的海军俱乐部休闲；下士以下的官兵大多去密勒路（今峨眉路）的集会所。原来，下士以下官兵集会所在的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如今（在密勒路-今峨眉路）新建了面积大、设备完善的三层楼现代化集会所’。

“娱乐慰安机构”，分别是“海军俱乐部”、“密勒路的集会所”即“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和今峨眉路400号的“日本海军下士官兵集会所”。

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原在今惠民路保定路口，1934年搬到今四川北路、东江湾路、多伦路三条马路交界处（今四川北路2121号）。当年，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南有近在咫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官邸（今多伦路215号，1937年“八一三”抗战后被日军强占去的西班牙式花园别墅）；北有毗邻的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位于四川北路、东江湾路路口），是日军在沪大本营。日本学者把日本海军俱乐部又称为“校官俱乐部”，即“军官俱乐部”。

日本海军俱乐部和峨眉路400号便是两个不同的，按日军军衔、级别高低行乐的慰安所。“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下士官兵集会所”即为鲜为人知的日军“军直营慰安所”。

　　从1931年1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将日本侨民在上海虹口经营的4家风俗场所指定为日本海军特别慰安所。这是世界首批慰安所，“慰安所”一词亦首次出现。慰安所大致分为“军直营”、“军专秀”、“军利用”。“军直营”是由军方设置、运营、利用。“军专用”是军方设置，由民间业者负责经营，利用者限定为军人。“军利用”是民间的卖春设施，提供给军方使用。“军专用”的慰安所占大多数，由于时代久远、证人消失，当年日军有意销毁资料以及当今的日本政府仍不愿公开资料等原因，调查、佐证“军直营慰安所”的史料非常困难。因此，至今被发现或确定的上海“军直营慰安所”，无论旧址还是遗址都非常少。

　　据《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苏智良等著）一书披露：朝鲜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金德贞在20世纪90年代回忆，她在上海被逼迫成为日军性奴隶时，她所在的慰安所位于日军在上海本部旁边。但她当时无法知道慰安所的具体地点，以地理测算应该就在北四川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附近。据金德贞回忆：“我们这些女子每天晚上都要被军衔很高的军官拉到房间里强奸。”据此，也佐证了金德贞等受害者被强奸的地点，应当在“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即日本海军军官“军直营慰安所”。

“文革”期间在原“日本海军军官俱乐部”旧址空地上，挖防空洞时曾挖出慰安妇骨灰罐和石碑

虹口文史馆现收藏着峨眉路400号原居民捐赠的，腰鼓形“石凳”，据说腰鼓形上有日本胖女人图案（注：可能是浮世绘）慰安妇图片一般悬挂在售票窗口供军官挑选，或将美女招贴画等淫秽图片挂在房间内，以增加日军官兵的泄欲氛围。现在售票室已经改为理发店，而售票窗口依然保存着。

“慰安妇”制度的实质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皇军”如此疯狂地强奸和蹂躏妇女，对于其犯罪动机和理由，即变态性心理。日军企图通过建立“合法”的慰安所的方式减少军队中的强奸事件的发生，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军队中性病的蔓延。这实际上是以整体的国家犯罪来代替军人的个人犯罪。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居然以此作为日军官兵侵略心理建设手段，以此来提升日军官兵兽性战斗力的重要手段。日军大本营曾强调“军队中的慰安妇，对于鼓舞将士的士气，完成圣战，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

对于日军来说，中国慰安妇便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据《远东审判案》备用资料第103册第51章第342页所载，日军情报部的大雄一男在给日本陆军本部的文件中作了这样的解释：“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惟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尽快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治疗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我们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中国和亚洲国家期间，出于将战争持续下去的目的，而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的性工具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慰安妇的制度。这一暴行，极大地侵害了被强迫女性们的人格、人性、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荣誉感，使她们蒙受了无比巨大的肉体和心灵上的痛楚。慰安妇与日军的关系，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特异现象，这一现象充分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人类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国家犯罪行为。日军强征中国、朝鲜、东南亚各国妇女以及美、英、澳、俄等部分欧美国家的数十万妇女为“慰安妇“，这也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之一。

战后，东京远东军事法庭注意到了日军对妇女的暴行，判决书第八章指出：“自中日战争起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止，已证明日本陆军海军曾任意实行拷打、杀害、强奸及其他无人道的野蛮性的残酷行为……”“在占领区，日军犯下了强奸和抢劫所有的暴行，他们以设立工厂为口实招募女工，如此被招募的妇女，被强迫为日军作娼妓。”而归国的日本士兵曾这样谈及他们的暴行，其中队长非正式的对强奸给以下列的训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予金钱，或者是事后将其杀掉。'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是杀人强盗、强奸的犯人。在某某地方抓到了一家四口，把女儿当作娼妓似的玩弄了一番。因为父母一定要讨回女儿，所以把他们杀掉了，留下来的女儿一直到出发前还不断被侮弄，到出发时又杀了她。大约半年的战斗中所想得起来的就是强奸、抢劫一类的事情。”

时间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即将迎来七十周年，而今日之日本政府依然在隐瞒这段事实真相，日本政府实施“慰安妇“制度的罪行更没有得到及时的、彻底的揭露和清算。我们期待着，日本政府能够真正反省过去历史上所造成的罪恶行径，以及对虹口，对上海，对中国，对全亚洲人民造成的伤害。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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