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浅谈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摘 要]《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是我国四大民间传说，四个传说流传了四对有情人的爱情悲剧。现在，究其原因，我们控诉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封建统治者。其实不然，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它们的发生带有深刻的必然性，同时也客观反映了封建社会现实，反映了封建统治下的礼教、制度和规范。
[关键词]悲剧定位；古代婚姻制度；封建礼教；封建统治势力；女“尊”男“卑”
前 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很多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蕴藏于民间。其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是著名的《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四大民间传说。
《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讲的都是封建恶势力和封建家长制扼杀有情人的爱情悲剧。于是每个夏日葡萄架下传说着恻恻然的爱情故事，王母成为凶神恶煞，喜鹊搭建“七夕”爱情神话；于是孟姜女哭倒了长城；于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双飞；而许仙、白娘子则换来了千年等一回。今天，当我们为这些姻缘叹息时，其实也可以理性的深思其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一、四大传说的形成
（一）民间传说的定义
民间传说是指劳动人民创作的与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古迹、自然风物、社会习俗有关的故事。传说的主人公大都有名有姓，而且不少还是历史上的有名人物。他们的活动遗迹，常常被联系到地方上某些自然物、人工物及社会风俗上面，成为这些事物来历的说明。因此，传说具有历史性和地方性特点，它的流传往往有一个中心点。
但民间传说与严格意义的历史又有本质区别。传说既不是真实人物的传记，也不是历史事件的记录（其中可能包含着真实历史的某些因素），而是人民群众的艺术创作。许多传说把比较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通过艺术概括而依托在某一历史人物、事件或某一自然物、人造物之上，达到历史的因素和历史的方式与文学创作的有机融合，使它成为艺术化的历史，或者是历史化的艺术。
从民间传说的定义来看，传说是人们结合当时盛行的社会风气，民间习俗，加上大多数人的在当时看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编成的口头传诵而后才有文字记载的故事。它们的形成既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又以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为依托，同时间接而深刻地反映和揭示那个大社会、大环境。
（二）四大民间传说的演变过程和情节梗概
１、《牛郎织女》
牛郎织女的传说始于《诗经·小雅·大东》中的“跂彼织女”“睆彼牵牛”。牵牛和织女本是天上的两个星宿名，一在银河东，一在银河西，两两相望。这时，它们只是星星，还没掺进任何情感。由于人们的星辰崇拜心理，《春秋元命苞》和《淮南子&S226;ㄈ真》开始，织女被认为是神女，《后汉书&S226;天文志》记载：“织女，天子真女。”《史记》：“三星，在天纪东端，天女也。”而在曹丕的《燕歌行》：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曹植的《洛神赋》和《九咏》里，牵牛和织女已被传为夫妇。曹植《九咏》曰：“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这是当时最明确的记载。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其内容描写的是牵牛织女夫妇的离隔。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牵牛和织女的故事大概成型于东汉末年到魏这段时间。
牛郎织女有许多故事版本。最为人知的是：相传牛郎父母早逝，常受哥嫂虐待，只有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一天老牛给他献计，娶织女为妻。于是，牛郎就在仙女们下凡沐浴时悄悄拿走了织女的衣裳，等到她们要回去时，他才把衣裳还给惊慌失措的织女。岂料两人一见钟情，织女便留了下来。婚后，两人男耕女织，相亲相爱，生下一儿一女，生活幸福美满。后来，织女和牛郎成亲的事被天庭的玉帝和王母知道了，他们便命令天神下界抓织女。牛郎外出回来知道后，急忙披上老牛死后剥下的牛皮，担了两个小孩追去。眼看就要追上，王母心中一急，拔下头上的金簪，一道银河横在牛郎面前，再也过不去了。后来，他们的真挚感情感动了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于是王母命喜鹊搭桥，准许他们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
2、《孟姜女》
《孟姜女》的传说源于两个故事雏形：一是《左传》中记载的杞梁妻拒绝齐侯郊吊，在哀痛之际，仍能以礼处事，神志不乱的事迹。一是其两百年后《檀弓》里写的：齐庄公袭莒于夺（隧），杞良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汉·刘向《列女传》（四）开始有明确描述：“齐杞梁殖战死，其妻哭于城下，十日而城崩。”到了唐代，杞粱妻的故事才逐渐变成孟姜女的传说。唐（佚名）《琱玉集》记“秦时有燕人杞良，娶孟超女仲姿为妻，因良被筑长城官吏所击杀，仲姿哭长城下，城即崩倒。”
孟姜女的传说，情节基本定型在查拿逃犯、花园相遇、临婚被捕、千里送衣、哭倒长城、秦皇想娶她，她要求造坟造庙和御祭以及祭毕自杀。相传有个孟姓人家种了一棵南瓜，却在隔壁姜姓人家房顶上开花结果。收获时，南瓜中生出一个白胖美丽的小姑娘，因为这个瓜是孟、姜两家的，所以取名孟姜女。孟姜女长大后正赶上秦始皇筑长城到处抓民夫，一个叫范喜良的小伙子为躲避差役，闯进孟家花园，恰好撞见孟姜女在湖边捞扇子。当时，有种习俗，一个女子洁白皮肤如果被某位男子看见，就必须从他为夫。孟姜女也喜欢这个小伙子，于是两人就成了亲。成婚才三天范喜良还是被抓走了。孟姜女思夫心切，不顾路途艰险，千里寻夫。当她寻到长城脚下，得知丈夫已死，尸体被砌进城底。这时，她悲痛欲绝，拗哭得天昏地暗，竟使长城倒塌八百多里。孟姜女通过滴血认骨找到丈夫尸骨，决心背回家乡安葬。始皇听说孟姜女哭倒了长城，便下令抓来问罪，但看到孟姜女长得美貌非凡，就硬逼她和自己成亲。孟姜女机智地提出三个条件：一，为范喜良造坟隆重安葬；二，秦始皇得如孝子一般披麻戴孝，在灵前跪哭；三，陪孟姜女游海三日。秦始皇一心想得到美女，便一一答应。孟姜女在完成祭奠自己的丈夫的心愿之后，趁游海之机，投大海以身殉情。
3、《梁山伯与祝英台》
梁祝传说产生于晋朝。现存最早的文字材料是初唐梁载言所撰的《十道四蕃志》。到了晚唐，张读所撰的《宣室志》作了文学性渲染。其大致轮廓：“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友，方知其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逢裂陷，祝氏遂并葬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个人，有资料这样记载：梁是明代人，祝是南北朝人，两者相隔千年。祝本是侠女，劫富济贫，曾三去马太守家盗银，最后中马之子马文才埋伏死于乱刀之下。百姓将其厚葬并在坟前立碑，正面刻“祝英台女侠之墓”，背面详记其事。年久，该碑下沉于地下。梁为浙江宁波府银县县官，清正廉洁，中年丧妻，无子，死后入葬时刨出祝之墓碑，众惋惜之余又不忍拆除祝墓，可是，为梁择地而葬又似不妥，故合葬，立碑，黑者为梁，红者为祝。
但是现在流传的版本大多都是在《宣室志》的基础上稍加增减和修改而成的。
4、《白蛇传》
《白蛇传》又名《白娘子传奇》、《雷峰塔传奇》等，它讲述了修行千年的白蛇化为白娘子（白素贞），携青蛇小青来到杭州西湖，与药店伙计许仙（宣）相遇相恋结姻，复遭和尚法海横加干涉等一系列悲欢离合的故事。
白蛇传故事肇于唐、五代，基本成型于南宋时期的杭州，至元朝已被文人编成杂剧和话本，明冯梦龙编纂的拟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该传说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文本。明清以后，民间的口头文学与各类俗文艺的改编搬演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使白蛇传最终成为涉及故事、歌谣、宝卷、小说、演义、话本、戏曲、弹词，以至电影、电视、动漫、舞蹈、连环画等各种文艺形式的经典题材。
从四大传说的形成和演变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四大传说在其各个历史阶段都被掺进了当时的时代烙印，可以说传说不仅仅属于哪个朝代，它们的故事有最初的源头，也有相对成定局的时间，但是其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总的来说属于成型于中国的封建时代。
所以，现在我们说牛郎织女是抨击封建家长制的罪恶，换来生生世世的相守；孟姜女是为追求自己的爱情，勇于向封建恶势力挑战的值得宣扬的女性形象；梁祝传说则是揭露封建包办婚姻的罪恶，歌颂爱情的纯洁自由。而许仙、白娘子则是颠破了封建礼教，赞扬爱情的至死不渝，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站在千年之后的今天，给予的高度评价。如果穿越时空，我们回到当时的社会，当时的历史，那我们所说的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以及古代婚姻制度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不是就等同与我们21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呢？再过千年，当后世的子子孙孙批判我们现在的《婚姻法》时，我们会说我们当时错了吗？都没错，时代的特殊性和局限性赋予每个时代不同的规范。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在我们现在看来都值得可惜和赞颂的伟大爱情，在当时未必不是一个反面教材，人们传诵这些爱情悲剧就是为了让更多的男男女女避免重蹈覆辙。
二、四大传说的悲剧定位
（一）悲剧定义
《简明大英百科全书》“悲剧”条这样说：“悲剧指以极严肃的态度探索人在宇宙间所起作用的艺术作品……悲剧比其他艺术形式部更加突出地提出有关人的处境的种种问题。”①
关于悲剧，西方历来都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的悲剧净化论为根据。依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悲剧应有由福转祸的结构，结局应该是悲惨的。理想的悲剧主角应该是“和我们自己类似的”好人，为着小过失而遭到大祸，不是罪有应得，也不是完全无过错，这样才能引起恐惧的哀怜，又不至使我们的正义感受到很大的打击。西方悲剧论者亦多从人自身出发论断悲剧的性质。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者是伟大人物的灭亡。”②别林斯基也认为“悲剧的实质是在于冲突，即在于人心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仅仅与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斗争。”③
而在东方，鲁迅先生认为“悲剧”是戏剧文学的一种，以一定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为反映对象，表现主人公所从事的正义事业，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或自身过错等主、客观原因而导致失败。实质是：“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其表现在两个方面：1.真正的悲剧是指将美好的东西摧毁。2.真正的悲剧是指当外界把苦难强加于个人身上时，个人用他悲剧性的性格，完成了这悲剧。
西方的悲剧诠释重在过程，讲述的是说由福转祸，从喜到悲的一个急剧变化过程，由此戳破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达到悲的效果。而鲁迅对悲剧的解释重在事物本身“好的”性质与其结局极度不相称，不对等，走在了另一个极端上。
（二）四大传说的悲剧定位
四大传说就单纯从事物现象和整个故事情节来看完全符合悲剧的定义。牛郎织女，孟姜女与范喜良，梁山伯与祝英台，许仙、白娘子，他们都因相爱而在一起，符合爱情最最基础也最最重要的因子。爱是人间最美好的东西，茫茫人海，两个人能彼此相爱，情投意合已属不易。他们相互期许成就人间美好，这一切都是有价值的东西。
牛郎织女起初幸福美满，孟姜女与范喜良起初喜结良缘，梁山伯与祝英台几年同窗的美好时光相恋相爱，许仙和白娘子断桥相遇，泛舟西子湖畔。起初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是后来呢，故事的发展走向另一个极端，相爱，相聚却不得其终，每个故事都弥漫着浓烈的悲剧气息。即使牛郎织女最后用真情换来一年会一夕，孟姜女最终哭倒了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双飞，许仙和白娘子最终也牵手于断桥。但是从爱情本身所应得到和成就的角度出发，他们都失败了，牛郎织女年年苦等相见的一天，孟姜女徇情了，梁山伯、祝英台没有像其他恋人那样有情人终成眷属，许仙和白娘子则把大把的美好时光埋葬在了寺庙和雷峰塔中，四大传说主人公的爱情追求均以失败告终。
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些故事时，我们发现，如果去掉每个故事最后寄托人们愿望的“光明的尾巴”，那么，民间四大传说，每个传说都在讲述一个爱情悲剧故事。④他们都失败了，只是失败不彻底，却又更增悲剧浓度。在写作上有这么一种说法：“以乐景衬哀情，一倍增其哀乐”。同样，彻底的绝望，彻底的失败反倒不让人觉得什么，但是如果一种美好作为悲伤的弥补和安慰出现，似乎时刻还暗示和衍射着曾经一大段的悲哀，那反而更加增加悲剧色彩。
所以，观照悲剧的定义，四大民间传说都经历了由福转祸，从喜到悲的过程，最后把有价值的东西赤裸裸地毁灭在人们面前，它们无可厚非的成就了悲剧。
三、爱情悲剧必然性的多角度分析
（一）爱情的至死不渝对抗封建礼教
封建婚姻礼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
1、父母之命反对两情相悦
“父母之命”是封建婚姻礼教中掌握实权的主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首先让我们对它的形成原因进行探讨一下。
（1）古代的婚姻制度
在儒家思想居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儒家先哲承认男女之情的合理性，但却将之与种族繁衍结合在一起，本应是爱情结果的婚姻被视作个人为了家族和社会必须完成的伦常义务。个人的欲求从属或淹没于社会的需要，婚姻变成了制度。
因此，婚姻作为家族的前提和基础，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极为重视，更不外乎父母。《易·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夫子；与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措）”《礼记·昏义》：“婚礼者，礼之本也”；“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婚姻主要被作为可以祭祀祖先、延续后代的手段。一个家族的兴旺发达，有无后嗣是很关键很重大的事情，关乎名誉，关乎荣辱，甚至关乎家族的兴衰。“百善孝为先，无后为大”；男性休妻有“七出”，其中一条就是：“无后，不会生育。”由此可知，子女的婚姻是每个父母，每个家族甚是关注的问题，不要说加以干涉，就算是全权代理在他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与他们而言，这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权利。
（2）婚俗的制约
在古代，“拜堂”是证明两个男女是否为夫妻的唯一标准。这里面，媒婆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只有在长辈都不在的时候，才会找个最亲近的人代替或是跳过，但如果父母都健在，这个越礼之举将不被世人所容。所以儿女的婚姻必须要有父母的出席，也就是说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如果一对新人的婚姻得不到父母的祝福本身就是很大的缺憾。
（3）当时的客观条件
“吾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套用白居易《长恨歌》中“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名句）。古代女子不能抛头露面，或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都待字闺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就造成了她们对外面世界的生疏，甚至有婚前不能见夫婿的习俗。反过来，由于未婚女子都不抛头露面，所以未娶男子也无法相中自己喜欢的，于是一切都由父母做主，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婚姻。所以直到洞房花烛夜两个新人才彼此见面，用现在人的话讲是“先结婚后恋爱”。
但是，倘若是心有所属，心生叛逆则大多是曾经男扮女装出门过，或是偷偷对异性窥视过。也许是久在闺中，与异性接触甚少，因此偶尔的一次接触，一次回眸就马上一见钟情，心有所系，思念不已。《牛郎织女》中的织女就像深居闺中的女子，偶尔一次偷偷下凡洗澡就遇见了牛郎，没有任何原因，莫名其妙的就喜欢上了，于是大胆的留下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美满幸福。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爱情违背了父母之命，没有得到王母娘娘的许可。于是，后来，王母就带着天兵天将抓走了织女，活生生的拆散了他们。一道天河，就是父母实行权利的工具。封建家长制要求子女必须服从家长的一切安排，不得反抗。梁山伯和祝英台也是如此，祝母作为家庭封建势力的象征掌控着整个祝家庄，说不同意就不同意，就算英台以死相逼，她也毫不妥协。最后不得不落得个有情人化蝶双飞。
退一步讲，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疼惜自己的儿女，谁不想自己的后辈过得幸福一点。作为过来人，他们能把婚姻看得更现实，看透彻。所以对于子女的终身大事更是加倍关心。可以说王母拆散织女和牛郎，她是对整个“神”家族的维护，也是对织女的一种爱护，如果织女下嫁牛郎，母女从此天上人间，王母就相当于失去这个小女儿。而祝母也同样，她家是当地的首富，她瞧不起梁山伯，也瞧不其梁祝只有爱情的爱情，为了整个祝家庄，她需要一个靠山，那就是与太守结为亲家，让祝英台下嫁太守之子马文才。
在对子女的爱情上，父母都很自私，但在对他们的亲情上都是无私的。父母的爱存在，封建家长制得到维护，父母之命至高无上，这就决定了当爱情抗衡于父母之命时注定的失败。
2、媒妁之言“规范”男女婚姻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媒妁之言”的由来及其在古代婚姻里的重要性。
据记载，西周时期就有了掌管婚姻事务的机构——媒氏。《周礼·地官·媒氏》：“掌万民之判”。“判”就是判合，男女相匹配。可见，媒氏就是婚姻管理机关。《礼记·曲礼》：“男女无媒不交”；“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所谓“明媒正娶”，女方自己也都希望如此。
媒人在古代婚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男女双方生辰八字的核对是其责任之一。在那个极度相信迷信的朝代，男家要通过介绍人（媒婆）讨小姐的生辰八字，将两人的生辰八合在一起，请算命先生排算一下，推测双方是否命中相克。如果，八字不合，即使表面再般配的婚姻，其父母再通情达理也不会冒这个险，拿子女的未来开玩笑，而作为男女双方的主体一般也欣然接受这一点。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直是我国封建社会不可违逆的定格，谁违反了这一社会化了的定格，便被视为叛逆的行为，便会为社会所不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⑤依据儒家伦理，那些超出礼的规范、脱离衍嗣目的的爱情是理应而且必须受到节制的。这一定格虽然是出自封建统治者维护封建秩序的需要，但它却并不是封建统治者的创造。因为这一现象，早在《诗经》中已有了明确的记载。如《齐风·南山》中即说：“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说“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豳风·伐柯》中也说：“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从此可以看出，这一定格是奴隶社会甚或奴隶社会以前社会的产物，在奴隶社会这一定格已纳入婚姻道德的规范，封建统治者又承断并发展。
所以，媒人很重要，是婚姻大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织女私配牛郎，梁祝私定终身，都越过了当时制度该有的礼数。他们的婚姻本身就不合法也不合理，所以最终的悲剧是注定的。
3、门当户对制约自由爱情
婚姻的前提是礼。“门当户对”是礼的一部分，古时，媒人做媒首先考虑的都是男女双方的家势。
成语中“门当户对”中的门当，是指大户人家门前精雕细刻的两面石鼓门枕，而在大门框上方凸出的四尊木头雕刻的漆金“寿”字门簪，就是“户对”。民间所说的“门当户对”就是指这石鼓和门簪。旧时大户人家有财不外露，一般很难打听到财产情况，儿女定亲之前，一般都暗暗派人到对方家的门前看一看，通过“门当”上雕刻的纹饰，就能了解对方家所从事的行当。如果石鼓镌刻花卉图案，表明该宅第为经商世家；如果石鼓为素面无花卉图案，则为官宦府第。由此“门当户对”被演化成男女婚配的条件并延续至今，仍然没有式微。
门当户对考虑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出身。名门望族，高门第，祖先世代为官，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即使家道中落，依然受世人敬仰。二是家境。家财万贯，富甲一方，享有很高的经济地位。当然，还有一个是男有才女有貌，“妇容”是古时女子“三从四德”里的“四德”之一，所以女子貌美是理所当然的，而相貌丑陋似乎还是女子的过错，对于男子则要求腹有诗书，从仕途之路。
门当户对的规范拆散了许多有情人。所幸的是，“织女”、“白素贞”、“祝英台”、“孟姜女”都是绝色美人胚子。但，观察四大传说中的爱情主人公，我们首先发现孟姜女传说和梁祝传说中，爱情的双方都是普通的凡人，而牛女传说和白蛇传说的女主人公则分别是神和妖。牛郎与织女是“人神恋”，白素贞与许仙是“人妖恋”，我们知道，文学都是对生活直接、间接的反映，无论我国古代的神魔小说和《西游记》或现代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如《变形记》，其中的神话人物或异化人物所写的也都是人。因而，织女和白蛇的形象无疑也来自现实生活身份的不同认识。人、神、妖三者代表的是身份悬殊的三类人。故事中说王母拆散牛郎与织女，法海破坏了白娘子和许仙，祝母棒打鸳鸯。其实，他们所做的无非是维护当时的制度，在那个“门当户对”深入人心的年代，门不当，户不对，违背当时的礼数就存在不存在的可能。
因此，当爱情的至死不渝对抗重重封建婚姻礼教时，无疑宣告了它的失败。
二、儿女私情叫板封建统治势力
封建统治势力标榜皇权至高无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何况下面的黎民百姓。繁重的徭役是统治者剥削老百姓的一种手段。秦始皇即位后，派蒙恬率兵出击匈奴，还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结起来，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徭役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强迫平民从事的无偿劳动。包括力役、杂役、军役等。不管哪个封建朝代，每个男子都有服徭役的义务。
始皇下令到处抓壮丁。孟姜女的新婚丈夫在劫难逃，终于上演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悲剧，她似乎胜利了，长城倒在她的眼泪下，但是，比起丧夫之痛，又何其之微。始皇最终修筑了长城，但孟氏却投水殉夫了。
所以稳定的社会环境也很重要，古代很多诗文中就有描写战争影响婚姻的事例。《诗经》中就有专门描写这类题材的。“我徂东山，滔滔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诗经·国风·东山》），描写的是戍卒还乡途中思乡之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菲菲。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经·小雅·采薇》）描写的是戍卒在出征途中对残酷战争的回顾及哀怨，反映了远征生活的苦楚，也表达了久戍思乡的凄楚心情。到后来还有更甚的，杜甫的《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这些战争的悲壮都是由于统治者的过激行为引起的恶性后果。但是如果真的是为保卫国家，保卫民族而战，那么且不说朝廷要抓壮丁服军役，就是作为一个正当青年的黎民百姓，也该有最起码的民族责任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哪能学作“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沉迷和麻木。
所以，只有在稳定的社会环境，天下太平，没有战争，儿女私情才更有成功的砝码。
此外，封建势力不仅体现在军权方面，而且带有强权性质。
梁祝之情也或多或少迫于封建强权，太守之子马文才看重了祝英台，如果祝母也同样拒绝太守的提亲，那么势必会对祝家庄造成影响，作为太守，皇权下的分势力，他有权势让祝家甚至祝家庄分崩离析。也许祝母正是看到了这点，才坚决反对女儿的婚姻。王母既是封建家长的代表也是封建皇权势力的代表，她作为次高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家族的尊严和脸面，就动用天兵天将来拆散牛郎和织女。
由此观之，当渺小的儿女私情叫板封建统治势力时，也同样宣告了失败。
三、女“尊”男“卑”，颠倒的地位
如果我们对四大传说的男女主人公关系作进一步的审视与思考，还会发现在四大传说的男女结构模式中女主人公大多处于强势地位。她们的主动性更强，而男主人公在能力、性格等方面表现出与女主人公的巨大反差。
这里的尊卑定位是说身份地位的高低。织女是天上神，牛郎只是人间平凡的放牛人；白素贞是会法力的千年蛇妖，而许仙则是文弱书生。祝英台的地位也显然比梁山伯高，传说带有虚构成分，人物当然也都是象征的。但这三个传说都体现了女“尊”男“卑”。他们爱情的破坏势力都是来自女方的家长。
古代婚姻缔结三大原则是：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其中“一夫一妻”制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男子只能有一个配偶。在古代是这样定义的：一夫一妻制是西周婚姻制度的基本要求。虽然古代男子可以有妾有婢，但法定的妻子只能有一个。也就是说只有一夫一妻是合法的婚姻，只有正妻所生的子女为嫡系，其他皆为庶出，在家庭关系中处于比较低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出，其实所谓的“一夫一妻”是对女性而言的，在男性身上不具有同等的效力。
因此，如果他们男女地位高低交换一下，也许爱情成功的机率就大一点。男尊女卑，即使女方成不了男方的正妻，还可以为妾为俾，两个人倘若真爱到了义无返顾，也就不会在乎所谓的名分，而且，那时候的女性在追求自我婚姻尊卑方面的意识甚是薄弱。再加上，那时候，一个男性有多个配偶的现象比比皆是，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主体都已经接受这种现象，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本是如此。
男性倘若站在主动权的姿势，有着地位和权势，那么想娶一个自己相爱的女子就比较容易。父母再怎么反对都还有两全的办法。相反，如果是女的站在选择的角色，那么她想嫁一个自己喜欢的阻力就比较大，因为她只能嫁一个，只能嫁一次，所以要慎重许多，父母的干涉也比较多。
因此，从这个主观方面的原因来看，他们爱情也失去了成全的可能。
综上所述，从对主客观三方面的大原因进行多角度分析可知，造成四大民间传说的爱情悲剧是必然的。
三、超前性决定时代悲剧性
祝英台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誓死与梁山伯在一起，其实质是礼教的悲剧。王母反对牛郎织女的原因是私配凡间，这里私配是一个原因，凡间也是一个原因，但二者相较，令王母最为愤恨的乃是“凡间”，因而划出一道天河让他们相望而不得相聚。这个处境，正是不同社会阶层男女之间关系的写照，因此，牛郎织女的悲剧是等级制度下的悲剧。秦始皇拆散孟姜女、范喜良的婚姻最初出于无心，筑长城是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地位。在封建统治下，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的一言一行都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因此，孟姜女的悲剧则毁在封建统治势力下。而在《白蛇传》中，白娘子虽为人妖，但其形象越来越美好，但法海认准其“妖”的身份，怀着主观偏见，剥夺了其追求爱情的权利，而这种等级偏见在当时的社会里却是占主流地位。
不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还是深严的等级观念和封建统治势力，它们所体现的都是那个时代的制度和规范，有着缺陷却更具合理性，它们的存在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规律和潮流，而牛郎织女，梁祝，孟姜女范喜良，以及许仙和白娘子，他们所做的都是超前于那个时代的，他们对爱情的思想观念超越了当时的传统观念，所以注定要以悲剧结束。
文艺心理学里讲到艺术家的超前体验时说，艺术家的孤独往往是因为他们具有超前意识，他们对文艺的探索决定他们必然要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所以他们终究孤独。同样，在那封建社会制度下，四大传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的行为本身就具有时代的超前性，所以也必须承担起因超前性带来的悲剧必然性。
后 记
当代文学中有一个名词叫“反思文学”。它是指出现于七八十年代之交，作品站在理性的高度对造成灾难历史的原因进行多方位的追溯，再认识，再评价，扩充和深化文学历史内容。我也相信尼采的“存在即是合理”说，所以站在历史的高度和理性的深度，我们是可以给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现象加以解释和肯定的。四大民间传说也是如此，它们的悲剧背负着深刻的历史烙印，我们可以用现在人的视角去悲悯，但不能用现代人的理解去指责和批判。记得有人说过，不要用现在人的眼光来审视历史，否则我们也会被千年之后的人类耻笑和诟骂。
附：《浅谈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爱情悲剧的必然性》研究综述
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泱泱大国，在民间蕴藏着丰富的灿烂文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四大民间传说。
四大传说讲述的是一个个关于人与仙、人与妖、人与人之间的千古爱情绝唱，干百年来，随着朝代的不断更换和更多传统文艺手段的的出现，它们分别以故事、歌谣、诗文、戏曲以及民间工艺美术等多种多样的文艺方式，流传和演变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
一、四大民间传说研究的现状
民间传说是指劳动人民口头流传下来的与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古迹、自然风物、社会习俗有关的故事，而后才有文字记录的文学样式。因此，四大传说在很大一段时间里是在不断形成和演变的，它们经过各个历史阶段时都被掺进了当时的时代烙印。不能说传说属于哪个朝代，只能说成型于什么时候。它们的故事有最初的源头，也有相对成定局的时间，其中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些优美的传说伴随着民众的生活，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影响着民众的思想、情操、伦理和道德。
所以，人们对传说的研究有很大的兴趣。这些故事的源头在哪里，故事中的人和事是否真实存在过，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故事的原型究竟是怎样的？它们又是如何经过漫长的时间成为今天流传的故事版本。所以，在很长时间内很多研究者对传说的研究停滞在对单个故事版本的研究和考证上。
1、根据最新的有关研究成果，能被文化界接受的有关四大传说的起源如下：
《孟姜女传说》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左传》杞梁妻郊吊故事；（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牛郎织女》由《诗经·大东》、《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古诗和人们的星辰崇拜心理演变而来；《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宋人根据一定的人物编造出来的故事(钱南扬《梁祝故事叙论》)；《白蛇传说》成形于南宋，完整的记载是明代冯梦龙的《惊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戴不凡《试论<白蛇传>故事》)。
2、根据有关中国古籍文献记载，它们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孟姜女》的传说源于两个故事雏形：一是《左传》中记载的：“杞梁妻拒绝齐侯郊吊，在哀痛之际，仍能以礼处事，神志不乱”的事迹。（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一是其两百年后《檀弓》里写的：“齐庄公袭莒于夺（隧），杞良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汉·刘向《列女传》（四）开始有明确描述：“齐杞梁殖战死，其妻哭于城下，十日而城崩。”到了唐代，杞粱妻的故事才逐渐变成孟姜女的传说。唐（佚名）《琱玉集》记“秦时有燕人杞良，娶孟超女仲姿为妻，因良被筑长城官吏所击杀，仲姿哭长城下，城即崩倒。”
《牛郎织女》的传说始于《诗经·小雅·大东》中的“跂彼织女”“睆彼牵牛”，牵牛和织女本是天上的两个星宿名，一在银河东，一在银河西，两两相望。出于人们的星辰崇拜心理，《春秋元命苞》和《淮南子&S226;ㄈ真》开始说织女是神女，还有《后汉书&S226;天文志》记载：“织女，天子真女。”《史记》：“三星，在天纪东端，天女也。”而在曹丕的《燕歌行》：“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曹植的《洛神赋》和《九咏》里，牵牛和织女已成为夫妇。曹植《九咏》曰：“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这是当时最明确的记载。《古诗十九首》是东汉后期的作品，其中一首《迢迢牵牛星》描写了牵牛织女夫妇的离隔，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牵牛和织女的故事大概在东汉末年到魏这段时间里定型。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产生于晋朝。现存最早的文字材料是初唐梁载言所撰的《十道四蕃志》。记载了梁、祝“二人尝同学”、“同冢”的故事。到了晚唐，张读所撰的《宣室志》作了文学性渲染。其大致轮廓：“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友，方知其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逢裂陷，祝氏遂并葬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到明代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又增加了英台不解带，梁山伯生疑和化蝶的情节。
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个人，有资料这样记载：梁是明代人，祝是南北朝人，两者相隔千年。祝本是侠女，劫富济贫，曾三去马太守家盗银，最后中马之子马文才埋伏死于乱刀之下。百姓将其厚葬并在坟前立碑，正面刻“祝英台女侠之墓”，背面详记其事。年久，该碑下沉于地下。梁为浙江宁波府银县县官，清正廉洁，中年丧妻，无子，死后入葬时刨出祝之墓碑，众惋惜之余又不忍拆除祝墓，可是，为梁择地而葬又似不妥，故合葬，立碑，黑者为梁，红者为祝。《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宋人根据一定的人物编造出来的故事(钱南扬《梁祝故事叙论》)
《白蛇传》又名《白娘子传奇》、《雷峰塔传奇》等，《白蛇传说》成形于南宋，完整的记载是明代冯梦龙的《惊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戴不凡《试论<白蛇传>故事》)
白蛇传故事肇于唐、五代，基本成型于南宋时期的杭州，至元朝已被文人编成杂剧和话本，明冯梦龙编纂的拟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该传说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文本。明清以降，民间的口头文学与各类俗文艺的改编搬演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使白蛇传最终成为涉及故事、歌谣、宝卷、小说、演义、话本、戏曲、弹词，以至电影、电视、动漫、舞蹈、连环画等各种文艺形式的经典题材。
二、四大民间传说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空间
四大民间传说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它依然存在着很多未研究的领域和有待提高的发展空间。自顾颉刚1924年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开始，国内民间四大传说的研究已经经历了80年左右。从传说的历史考辨至故事文化内涵的探析，从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到多种研究视角的运用，四大传说的研究渐趋深入。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关于四大民间传说的研究呈现出沉寂的状态。10多年来，致力于四大传说的研究者越来越少，相关的著作和论文较为寥落，有力度，有创见的作品更是罕见。
其实，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还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对四大传说的一些偏见和不了解使其未被深入研究，根据一些研究者和名家探讨发现对四大民间传说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1、对四大传说文本内容的认识和解读不够入深入。过去研究为了突出民间文学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四大传说研究往往强调传说形成、流传的社会根源予以批判，并将故事包含的题旨置于同传统社会的主流话语完全对立的情势。事实上，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封闭的宗法社会环境里，普通民众的思想虽然与上层阶层的话语体系有所不同，但民众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统治者思想观念的渗透与影响。因此，如果，我们摆脱特定学术氛围的束缚，以一种清醒的历史眼光审视以往的研究，就会发现很多结论的偏颇和不足。
2、四大传说的研究往往都是站在下层人的身份和角度出发，而忘了与上层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分层常导致文化分层，中国文化系统由上层的主流文化与下层的民间文化共同组成。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大背景之中，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既因文化主体的社会地位，思想意识的不同而表现出鲜明的差异，但也因共同存在而产生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于四大传说的研究也应该换个角度从上层人的思想观念出发，将会有新的发现。
3、四大传说的研究在四个故事的独立研究方面已有很大的成就，但在对其综合性的研究方面还非常的薄弱。回顾以往研究，虽然学术界四大传说研究的热潮迭起，相关论文也曾层出不穷，但由于历史条件和学术事业的限制，对四大传说的宏观审视和整体研究却相当薄弱。迄今为止，国内学者有关四大传说的综合性专著寥寥无几。罗永麟先生的《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贺学君女士的《中国四大传说》和巫瑞书教授的《孟姜女与湖湘文化》。所以，对四大传说需要进行更高层次的整合、总结是以后研究四大传说的取向。大体而言，四大传说的系统研究包含3个方面的研究路径。一是对单个传说全方位的细察。二是对四大传说的综合审视。三是对传说与特定区域文化的集中考察。
4、探讨四大传说在当今社会的发展和变迁。随着传统文化的兴起，对四大传说的改编，影视拍摄、乐舞表演以及相关文化遗迹的旅游开发等表现出极为繁荣的景象。对四大传说在当今社会的流传形态及其相关文化这些鲜活内容的搜集、研究又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既可以整理四大传说在历史进程中生存严谨的轨迹，将四大传说的研究向前推进，也可以审视民间文学随着时代推移而延续和变化的机理。
三、关于四大传说研究的论文及其研究内容
1、刘红：《略论民间四大传说的悲剧意识及其成因》（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本文主要研究四大传说中体现的浓重的爱情悲剧意识和高扬的悲剧精神两个方面。四大传说悲剧意识的生成与民众低下的社会地位和民间文学的孕育密切相关。论文研究起点认为由于文化主体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的差异，四大传说蕴涵的悲剧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居统治地位的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的悲剧意识有所不同。通过探寻四大传说的悲剧意识及其成因来加深理解民间文化的特质。
作者从3个方面说明了现实主体意志、从属心理范畴的悲剧意识，其生成的有关主客观方面种种复杂原因：首先，四大传说悲剧意识的形成与主体低下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其次，诞生于民间文学背景中的四大传说，其悲剧意识的形成自然无法脱离厚积的民间文学土壤的孕育。第三，四大传说独特的爱情内涵的产生同样与贫贱的社会地位和古朴的文化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
2、张舟子：《略论“四大传说”的悲剧模式》（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7卷 第3期 2003.5）
文中作者把四大传说中的人物划分为三种功能：爱情主人公，爱情的促成者和爱情的破坏者。
从爱情主体来看，在孟姜女传说和梁祝传说中，爱情的双方都是普通的凡人，而牛女传说和白蛇传说的女主人公则分别是神和妖。我们知道，文学都是对生活直接、间接的反映。白蛇和织女都美丽、可爱，但是织女作为天上的神仙，完全是美好的，而白蛇作为妖，却有其不祥甚至有害的一面。因此，我们大体可以断言，织女的现实身份，应该是上层社会的女子，而白娘子其现实身份则应该是封建社会里被歪曲了的下层女子的形象。
从悲剧模式来看，祝英台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誓死与梁山伯在一起，其实质是礼教的悲剧。王母反对牛郎织女的原因是私配凡间，这里私配是一个原因，凡间也是一个原因，但二者相较，令王母最为愤恨的乃是“凡间”，因而划出一道天河让他们相望而不得相聚。这个处境，正是不同社会阶层男女之间关系的写照，因此，牛郎织女的悲剧是等级制度下的悲剧。秦始皇拆散孟姜女、范喜良的婚姻最初出于无心，筑长城是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地位。在封建统治下，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的一言一行都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因此，孟姜女的悲剧则毁在封建统治势力下。而在《白蛇传》中，白娘子虽为人妖，但其形象越来越美好，但法海认准其“妖”的身份，怀着主观偏见，剥夺了其追求爱情的权利，而这种等级偏见在当时的社会里却是占主流地位。
3、刘红：《论民间四大传说对中国古典悲剧意识的充实》
研究者研究的出发点是：由于传统文化的渗透和制约，中国古典爱情悲剧意识的表现较为微弱和模糊。而四大民间传说展露了突出、强烈的爱情悲剧意识，并显示出一种迥异于传统伦理规范的情感观念，从而丰富了中国古典悲剧意识的类型与内涵。
西方悲剧一直充溢着爱情主题，在浓重的爱情悲剧意识中透露出西方文化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而在儒家思想居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承认男女之情的合理性，但却将之于种族繁衍结合在一起，本应是爱情结果的婚姻被视作个人为了家族和社会必须完成的伦常义务。因此，受儒家伦理和诗教的双重影响，中国古典悲剧意识与国家民族、社会历史紧密相融，而表达个人欲望的爱情悲剧意识较为为微弱和模糊。
而四大传说弥补了这一缺陷，定型之后的四大传说均以爱情追求为旨归，折射出民众浓重的悲怆性体验。四大传说的深层底蕴同劳动人民追求幸福的理想具有内在的契合。因此，自其诞生之日起便赢得历代人民的哺育，不断得到充实与发展。在长期的衍变过程中，四大传说的爱情主题逐渐凸显和强化，其爱情悲剧意识日益突出、强烈。
4、张余雷《从中国四大传说看民间传说的艺术特色》（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学报）
本文以四大传说为例，从四个方面论述了闽籍那传说的艺术特色——历史性与传奇性的结合；构思与流传的群体性，人物形象的群体性；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
四、关于《浅谈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爱情悲剧的必然性》的研究原因及其特色
（一）、原因：
1、《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四大民间传说我们都非常熟悉，耳熟能详，其故事内容情节以及反映的主题思想，我们在初中的教学课本里都被灌输得非常正统，然而在四则故事的综合把握上却不是很深刻。既然被称为四大民间传说，它们自阿很多方面应该具有很大的共同性。
2、说起四大民间传说，我们都会为他们的悲剧爱情而扼腕痛惜，同时，对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封建统治势力进行猛烈抨击和控诉。很多研究者也在这方面的研究上取得很大成就甚至乐此不疲。学过历史唯物主义，用辩证的眼光去看，我们会发现，其实不然，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它们的发生带有深刻的必然性，同时也客观反映了封建社会现实，反映了封建统治下的礼教、制度和规范。
所以，我就从历史的高度和理性的深度出发对其进行爱情悲剧的深刻研究。
（二）研究特色：
本篇论文主要是从四大传说的起源演变、故事情节、悲剧定位、爱情悲剧的多角度分析，以及最后提升出四大传说的爱情超前性决定时代悲剧性，如此循序渐进展开论述和证明。
1、从四大传说的起源演变说起，主要是为了说明传说较其他文学样式带有更强烈的历史烙印。故事的发生对社会现实和民间习俗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所以我们在分析其悲剧性时，不能与其现实的制度规范相割裂，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
2、对四大民间传说给予悲剧定位，在很多人看来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的确，由于文化的约定成熟的习惯，我们已经默默承认了四大传说的悲剧定义。但是，我们稍微看过一些研究著作，就知道其中每个故事都被赋予了一个“光明的尾巴”。牛郎织女最后用真情换来一年会一夕，孟姜女最终哭倒了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双飞，许仙和白娘子最终也牵手于断桥。乍一看，好像都不是悲剧，所以我后来想想还是有必要从更深层次上对其进行重新定位。
3、爱情悲剧的多角度分析，这是论文的主题部分，也是最关键最核心的意识。本文从爱情的至死不渝对抗封建礼教，其中封建婚姻礼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儿女私情叫板封建统治势力；女“尊”男“卑”，颠倒的地位三个大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和探讨，得出四大传说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4、爱情超前性决定时代悲剧性，这是在爱情悲剧的多角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对其爱情的伟大、高尚、纯洁给予肯定，但又对其不符合社会现实的举动进行理性职责。总结了造成四大传说爱情悲剧最根本的原因。
以上四个方面就是这个论文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