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魏 晋 风 度
提要
魏晋是门阀士族社会。“正始明道”，魏晋时期，玄学盛行。玄学是道家思想的魏晋版，道家推崇“自然”，玄学盛行，是对两汉儒学的深刻反思，这，便发育了任诞、脱俗的“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是“名士教科书”（鲁迅语），读此书，我们可以对“魏晋风度”有具体的体认。阮籍、嵇康、陶渊明堪称“魏晋风度”的典型。
对“魏晋风度”，后人或艳称，或诟病，看法迥异。如何正确评价它？演讲者谈了自己的看法。
魏晋时代的社会形态
秦建立了“秦政”——帝国制度。汉承秦制，这个帝国制度得以巩固。秦皇汉武是相袭的，构成中华民族的“第一帝国”时代。汉历时四百多年，经西汉而东汉，接着魏代汉、晋又代魏，历史进入到魏晋时代。或称其时“战国秦汉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工商奴隶被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性极强，成了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住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李泽厚《美的历程》）。所谓门阀士族制度，就是“血统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靠着父辈的荫庇，太子党弹冠相庆，贫寒士人却仕进无门，只能向隅而泣，日积月累，魏晋社会就成了贵族社会。贵族社会，贵贱严重对立以至凝固，这自然不足取，但贵族社会也滋养了不少贵游子弟，他们衣食无忧，可以恣意所为。魏晋门阀的崛起，连皇权也须退避三分，譬如东晋就有俗谚谓：“王与马（司马氏），共天下”，唐人刘禹锡有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家和谢家就是魏晋的豪门贵族。
“玄风”的掀起
魏晋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就是“玄风”的掀起。中国文化经历过神话学、金甲学、诸子学、儒学、玄学、佛学、理学、朴学、新学、马列学等各个时段，魏晋是以“玄学”为标榜的。
玄风为什么在魏晋掀起？
大家知道，汉是“尊儒”的，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儒对巩固皇权、维护大一统的局面有过贡献，但儒学强调人的社会性，重规矩，讲礼仪，繁琐、迂腐、荒唐，后来演成虚伪。东汉时，儒学又向谶纬化发展，偏离理性，化作妖言。且看看当时的一首民谣：“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知书；高第良将怯如鸡；寒素清白浊如泥”，就深刻揭露了儒学的弊端。汉朝灭亡，天变道变，作为汉朝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儒学自然受到冲击，终于垮台。批儒的先锋，是那位追求“通达”，坦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的枭雄曹操。曹操用人，尤重实效，竟要把不忠不孝、盗嫂受金却能治国用兵者都拔擢到自己的幕下，这对儒家是致命一击。曹操不是“玄风”的提倡者，他的思想接近先秦法家，可他把装魔鬼的瓶子的盖儿揭开了，这样，其时的思想界就趋于活跃和解放。
“玄”是什么？乃“道”的别称。《老子》第一章称“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魏晋玄学者，道家学说之魏晋版也。玄学有三本教科书：《老子》、《庄子》、《周易》，称“三玄”，此中，道家著作就占了两本。溯溯源，道家思想在东汉末期就已经抬头，张衡作《思玄赋》、《归田赋》，《古诗十九首》中鼓吹“生命意识”，都是端倪。曹操乃强者，批儒走的是法家一路，曹操之后无曹操，批儒就上接张衡、《古诗十九首》，走的是道家一路。道家认为，天下动荡，都是儒家造的孽，“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语），人类要过得好，必须退回到“无为自化，清静自正”的自然中去。可以说，玄风的掀起仍是儒学反思的结果，因为“文明不是好东西”，文明能使“大活人让尿弊死。”
还有一点想指出来，魏晋易代，政局恐怖，“天下名士少有全者”，早上出去不晓得晚上能否扛着个吃饭的脑袋回来，为了远身避害，真话不能说，假话不想说，那就说点“玄乎其玄”的话吧！“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阮籍就是靠这来保住老命的。这，是玄学掀起的另一个原因，文献上记载：“正始明道”，“正始”正是魏末的年号。
还有，“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玄学以其纯度与深度展现了中国人思维的演进步武，这是玄风掀起的第三点原因。
“玄学”是个大概念，其细化大致分两派：“自然非名教”派，强调道家与儒家的对立，恪守界限，“道不同不相为谋”，是道家的原教旨主义；“名教亦自然”派，援儒入道，将儒家和道家调和起来，是道家的修正主义。不过，无论是道家的原教旨主义还是道家的修正主义，道家的核心词汇——“自然”，都给它们打上了深刻的印记。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魏晋玄学尚“清谈”，“清谈”来自东汉的“清议”。与东汉的清议偏重于道德、操守、气节的儒家标准不同，“清谈”是把标准转向了道家，门阀士族的心思、眼界、兴趣，借助于他们的智慧、谈吐、风貌而展示出来，标举的是脱俗（儒家是俗）。他们希冀长生，寻求快乐，于是服药炼丹、饮酒好色，高谈老庄，双修玄礼，从而构成潇洒不群、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魏晋风度，药、酒、姿色，说道谈玄、游山玩水……是彰现这种风度的道具和手段。
我推荐一本书，诸位可以看一看，那就是《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南朝刘义庆著，照鲁迅说，是一本“名士教科书”。该书按类而分，有德行、政事、言语、任诞等三十六篇。《世新新语》既有“品评人物”——这是东汉“清议”的延伸，但其立足点已向道家转移；也纪录了“清谈玄言”；更描写“奇行异举”，名士风度于后两类中暴露无遗。《世说新语》的文字也简洁隽永，“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鲁迅语），“传神写照，妙在阿堵”，常寥寥数笔，就画出了人物的精气神。
且举例说明之。
品评人物。如《容止》篇中写王羲之：“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如游龙。”写嵇康：“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俄俄如玉山之将崩。”
纪录“清谈玄言”。如《言语》篇写邓艾：“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司马昭）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写顾悦：“顾悦与简文帝同年，而发早白，简文帝曰：‘卿何以早白？’对曰：‘薄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写桓温：“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时种柳，皆十已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描写“奇行异举”。如《任诞》篇中写刘伶：“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或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写阮修：“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写毕卓：“毕世茂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写周凯：“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说笑）秽杂无检节，周曰：‘吾者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写王徽之（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此傍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如《规箴》篇中写王衍：“王夷甫雅尚玄远，常恨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事。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障行，呼婢曰：‘去却阿堵物（那个东西）！’”
《世说新语》中对魏晋人物的“奇行异举”的描写，最能表现“魏晋风度。”老庄学说重自然，视功名为草芥，比富贵为粪士，魏晋人物的“奇行异举”，不如是乎？
阮籍、嵇康和陶渊明
我们的研究再深化一下，谈谈最能代表“魏晋风度”的三个文人：阮籍、嵇康和陶渊明。
先说阮籍。
阮籍是“竹林七贤”的头，建安七子阮瑀的儿子，这样，魏晋易代，阮籍的态度是亲曹魏而疏司马，以“自然非名教”说来摆脱司马集团的拉拢。阮籍狂放，他尝言“礼教（名教）岂为我辈设耶？！所以为人处世卓然独立：阮籍善为青白眼，喜则垂青，厌则翻白眼；母亲去世，阮籍照样喝酒吃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又其嫂回娘家，阮籍与别；又邻妇有美色，开店卖酒，阮籍常去喝酒以欣赏美色，醉，眠妇侧……当然，处理与司马集团的关系，阮籍颇能拿捏分寸，他还是虚与委蛇地在司马集团手上做着官。虽然，阮籍凭借大醉六十天而拒绝了司马昭的联姻要求，却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的准则，“苟全性命于乱世。”
阮籍名作有散文《大人先生传》，文中誉隐士为大人，指那些“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的官僚是大人裤裆中的虱子。还有组诗《咏怀》，题旨“遥深”，属朦胧诗一类，抒发了自己欲言而不得言的苦闷。
阮籍是当时青年的偶象，《晋书》写道：“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弟子，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为通，次者为达也。”为此，有人向司马昭建议将阮籍“宜之海外，以正风教”（《世说新语·任诞》），但未被采纳。大概司马昭还想笼络一下人心，以示宽厚，而阮籍的脾气，“到老是改好了的”（鲁迅语）。
再说嵇康。
嵇康也是“竹林七贤”的头。他是曹魏宗室，魏晋易代，不可能去投靠司马集团。嵇康也力主“自然非名教”，但比阮籍，他的思想和行为要加激烈。嵇康的文章，“往往与旧时古说反对”（鲁迅语），譬如他写有《难自然好学论》、《管蔡论》等，很是标新立异。最著名的就是那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是嵇之老友，亦为“竹林七贤”之一，后来被司马集团收买了，想拉嵇康下水，嵇康很愤怒，提笔就写了这封信与之绝交。信中他以“七不堪两不可”表白自己的心迹，“两不可”说自己一“非汤武而薄周孔”，一“刚肠疾恶，遇事即发”；“七不堪”则说自己喜晚起而怕被别人叫醒；喜游玩而怕被别人跟着；喜抓虱子而怕穿官服；怕批公文；怕见俗人；怕琐事缠身。嵇康说我的天性是“志长林而思丰草”，痛斥官场，放言无忌，坚决拒绝与司马氏集团合作。
刚烈的嵇康最后被杀，史书记载：“将刑东市，太学士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曰：‘广陵散于今绝矣！’”慷慨赴死。嵇康是为了保持魏晋风度而付出血的代价的。
最后说一说陶渊明。
从时间上看，阮嵇活在魏末正始年间，陶渊明则处于晋宋之交，要迟一些。陶渊明为东晋元勋之后，但到他这一代，家境已败落。29岁起，陶渊明或出（仕）或处（隐），但最终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唱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歌儿，在彭泽县令任上挂冠而去了，其时41岁。从此，陶渊明绝意仕途，由“猛志逸四海”而“性本爱丘山”了。
陶渊明的天性是“自然”，他自称：“质本自然，非矫厉所得。”苏东坡评价他说：有友朋来，鸡黍以待；没米谷了，叩门讨饭；想做官就做官去，无须讳饰；欲归隐就归隐了，不找借口……陶渊明就这么真率。陶渊明刚从都市撤退到农村，“复得返自然”，自有一种笼鸟归林，池鱼入渊的快乐，他把这份快乐寄托在诗歌中，无比惬意。而且陶渊明写诗，“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是自然的抒发，故后人称其“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爱自然”的陶渊明好酒，他的后期作品几乎篇篇有酒；“爱自然”的陶渊明也好色，诸位有兴趣可以读读他的《闲情赋》，赋中陶渊明对他的情人表达的十个愿：衣领，腰带，发膏，眉黛，枕席，丝履，昼影，夜烛，竹席，鸣琴……胡思乱想的自白中透露出浓烈、缠绵的爱。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酒色是通往自然最便捷的管道也。
当然，陶渊明开头以为是“农家乐，乐陶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描写田园景色、村野生活的诗文佳作。后来，他住宅失火，田园受灾，“饥来驱我去”去讨饭。再后来，又感到农村有天灾复有人祸，遂发现农村也绝非是一块伊甸园，就写下《桃花源记并诗》来构划第二次撤退——从现实到幻想的撤退。桃花源，陶渊明也清楚是个“画饼”，但这个“画饼”依然是“自然”——一个“不知秦汉，何论魏晋”、素朴、原始，没有轩冕荣华的自然。
阮籍、嵇康、陶渊明堪称“魏晋风度”的典型。
对“魏晋风度”的评价
“魏晋风度”每被人艳称，为什么呢？我谈两点：
其一，找回了被道德高压遮蔽的人的自然属性。道德是人的社会属性，儒家是社会人学说，故特别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人的社会属性源于人的自然属性，却又高于人的自然属性，但倘过分张扬后者，割舍前者，凌空蹈虚，也令人不堪。打个比方，性乱要反对，但性岂能阉割？！阉割了性，人类断子绝孙矣。
其二，在“自然”的旗号下，作某个方向的引申，有重视个性价值，不愿把个人看成社会附属品的意义在。个性的张扬，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尤其有帮助（与政治不同，文艺往往描写人类情感的极度体验，可以杀偏锋、走极端。鲁迅就有过《政治与文艺的歧途》的演讲）。魏晋及之后的南朝文艺，有人说“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宗白华语），绝非空穴来风。看看王羲之的字、顾恺之的画、陶渊明的诗和南朝的文章吧。从文学史而言，魏晋六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现代的“文学”概念由此分娩。
“魏晋风度”也常遭人诟病，这也不是无理指摘。
“魏晋风度”的背景底色是道家思想，道家思想以“自然”为追求。我以为，找回被“道德”遮蔽的“自然”不错，但欲用“自然”去废弃“道德”就偏颇了。道家之失，就在这里。道家思想以“自然”去对抗“道德”（也即“文明”），一定发育两种人：逃离文明的隐士和挑战文明的嬉皮士。魏晋社会，不就是隐士和嬉皮士的大本营么？隐士和嬉皮士为中国文化添了异彩，可毕竟不是主流的价值取向，故司马光批评魏晋时期，“崇尚虚无，蔑视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资治通鉴·卷七十八》）。阮籍嵇康既有隐士色彩又有嬉皮士色彩，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礼岂为我辈设耶？”确实，我不被礼仪所拘，可以彰现个性，但他人倘以非礼来待我呢？我能忍受么？有个事实很有意思：阮籍希望其儿子阮浑不要效法他，“汝不得复尔！”（《世说新语》）嵇康呢，留下一篇《家诫》，一条一条地教育儿子如何为人处世，譬如遇到有人争执，最好走开，以免表态；有人敬酒，不喝也不要推辞，端着杯子敷衍；与上司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免被人忌……对此，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阮嵇的蔑视礼法，原因是开头太相信了，可后来看到礼法蒙尘，才信仰失落，于是破罐破碎，实乃一种病态的“佯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和酒的关系》）。被人看作“纯隐士”的陶渊明，也不是一味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和静穆，他老先生也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在证明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鲁迅语），于世界完全忘却。
总之，对“魏晋风度”也应分析，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去年，我在这里讲过《老子纵横谈》，对道家思想作过评价，诸位可以参阅。
谢谢大家的听讲。
二OO九年八月十日——十三日写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