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 竹林七贤

魏 晋 风 度

提要

魏晋是门阀士族社会。“正始明道”,魏晋时期,玄学盛行。玄学是道家思想的魏晋版,道家推崇“自然”,玄学盛行,是对两汉儒学的深刻反思,这,便发育了任诞、脱俗的“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是“名士教科书”(鲁迅语),读此书,我们可以对“魏晋风度”有具体的体认。阮籍、嵇康、陶渊明堪称“魏晋风度”的典型。

对“魏晋风度”,后人或艳称,或诟病,看法迥异。如何正确评价它?演讲者谈了自己的看法。

魏晋时代的社会形态

魏晋风度 竹林七贤

秦建立了“秦政”——帝国制度。汉承秦制,这个帝国制度得以巩固。秦皇汉武是相袭的,构成中华民族的“第一帝国”时代。汉历时四百多年,经西汉而东汉,接着魏代汉、晋又代魏,历史进入到魏晋时代。或称其时“战国秦汉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工商奴隶被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性极强,成了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住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李泽厚《美的历程》)。所谓门阀士族制度,就是“血统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靠着父辈的荫庇,太子党弹冠相庆,贫寒士人却仕进无门,只能向隅而泣,日积月累,魏晋社会就成了贵族社会。贵族社会,贵贱严重对立以至凝固,这自然不足取,但贵族社会也滋养了不少贵游子弟,他们衣食无忧,可以恣意所为。魏晋门阀的崛起,连皇权也须退避三分,譬如东晋就有俗谚谓:“王与马(司马氏),共天下”,唐人刘禹锡有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家和谢家就是魏晋的豪门贵族。

“玄风”的掀起

魏晋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就是“玄风”的掀起。中国文化经历过神话学、金甲学、诸子学、儒学、玄学、佛学、理学、朴学、新学、马列学等各个时段,魏晋是以“玄学”为标榜的。

玄风为什么在魏晋掀起?

大家知道,汉是“尊儒”的,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儒对巩固皇权、维护大一统的局面有过贡献,但儒学强调人的社会性,重规矩,讲礼仪,繁琐、迂腐、荒唐,后来演成虚伪。东汉时,儒学又向谶纬化发展,偏离理性,化作妖言。且看看当时的一首民谣:“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知书;高第良将怯如鸡;寒素清白浊如泥”,就深刻揭露了儒学的弊端。汉朝灭亡,天变道变,作为汉朝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儒学自然受到冲击,终于垮台。批儒的先锋,是那位追求“通达”,坦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的枭雄曹操。曹操用人,尤重实效,竟要把不忠不孝、盗嫂受金却能治国用兵者都拔擢到自己的幕下,这对儒家是致命一击。曹操不是“玄风”的提倡者,他的思想接近先秦法家,可他把装魔鬼的瓶子的盖儿揭开了,这样,其时的思想界就趋于活跃和解放。

“玄”是什么?乃“道”的别称。《老子》第一章称“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魏晋玄学者,道家学说之魏晋版也。玄学有三本教科书:《老子》、《庄子》、《周易》,称“三玄”,此中,道家著作就占了两本。溯溯源,道家思想在东汉末期就已经抬头,张衡作《思玄赋》、《归田赋》,《古诗十九首》中鼓吹“生命意识”,都是端倪。曹操乃强者,批儒走的是法家一路,曹操之后无曹操,批儒就上接张衡、《古诗十九首》,走的是道家一路。道家认为,天下动荡,都是儒家造的孽,“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语),人类要过得好,必须退回到“无为自化,清静自正”的自然中去。可以说,玄风的掀起仍是儒学反思的结果,因为“文明不是好东西”,文明能使“大活人让尿弊死。”

还有一点想指出来,魏晋易代,政局恐怖,“天下名士少有全者”,早上出去不晓得晚上能否扛着个吃饭的脑袋回来,为了远身避害,真话不能说,假话不想说,那就说点“玄乎其玄”的话吧!“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阮籍就是靠这来保住老命的。这,是玄学掀起的另一个原因,文献上记载:“正始明道”,“正始”正是魏末的年号。

还有,“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玄学以其纯度与深度展现了中国人思维的演进步武,这是玄风掀起的第三点原因。

“玄学”是个大概念,其细化大致分两派:“自然非名教”派,强调道家与儒家的对立,恪守界限,“道不同不相为谋”,是道家的原教旨主义;“名教亦自然”派,援儒入道,将儒家和道家调和起来,是道家的修正主义。不过,无论是道家的原教旨主义还是道家的修正主义,道家的核心词汇——“自然”,都给它们打上了深刻的印记。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魏晋玄学尚“清谈”,“清谈”来自东汉的“清议”。与东汉的清议偏重于道德、操守、气节的儒家标准不同,“清谈”是把标准转向了道家,门阀士族的心思、眼界、兴趣,借助于他们的智慧、谈吐、风貌而展示出来,标举的是脱俗(儒家是俗)。他们希冀长生,寻求快乐,于是服药炼丹、饮酒好色,高谈老庄,双修玄礼,从而构成潇洒不群、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魏晋风度,药、酒、姿色,说道谈玄、游山玩水……是彰现这种风度的道具和手段。

我推荐一本书,诸位可以看一看,那就是《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南朝刘义庆著,照鲁迅说,是一本“名士教科书”。该书按类而分,有德行、政事、言语、任诞等三十六篇。《世新新语》既有“品评人物”——这是东汉“清议”的延伸,但其立足点已向道家转移;也纪录了“清谈玄言”;更描写“奇行异举”,名士风度于后两类中暴露无遗。《世说新语》的文字也简洁隽永,“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鲁迅语),“传神写照,妙在阿堵”,常寥寥数笔,就画出了人物的精气神。

且举例说明之。

品评人物。如《容止》篇中写王羲之:“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如游龙。”写嵇康:“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俄俄如玉山之将崩。”

纪录“清谈玄言”。如《言语》篇写邓艾:“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司马昭)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写顾悦:“顾悦与简文帝同年,而发早白,简文帝曰:‘卿何以早白?’对曰:‘薄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写桓温:“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时种柳,皆十已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描写“奇行异举”。如《任诞》篇中写刘伶:“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或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写阮修:“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写毕卓:“毕世茂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写周凯:“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说笑)秽杂无检节,周曰:‘吾者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写王徽之(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此傍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如《规箴》篇中写王衍:“王夷甫雅尚玄远,常恨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事。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障行,呼婢曰:‘去却阿堵物(那个东西)!’”

《世说新语》中对魏晋人物的“奇行异举”的描写,最能表现“魏晋风度。”老庄学说重自然,视功名为草芥,比富贵为粪士,魏晋人物的“奇行异举”,不如是乎?

阮籍、嵇康和陶渊明

我们的研究再深化一下,谈谈最能代表“魏晋风度”的三个文人:阮籍、嵇康和陶渊明。

先说阮籍。

阮籍是“竹林七贤”的头,建安七子阮瑀的儿子,这样,魏晋易代,阮籍的态度是亲曹魏而疏司马,以“自然非名教”说来摆脱司马集团的拉拢。阮籍狂放,他尝言“礼教(名教)岂为我辈设耶?!所以为人处世卓然独立:阮籍善为青白眼,喜则垂青,厌则翻白眼;母亲去世,阮籍照样喝酒吃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又其嫂回娘家,阮籍与别;又邻妇有美色,开店卖酒,阮籍常去喝酒以欣赏美色,醉,眠妇侧……当然,处理与司马集团的关系,阮籍颇能拿捏分寸,他还是虚与委蛇地在司马集团手上做着官。虽然,阮籍凭借大醉六十天而拒绝了司马昭的联姻要求,却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的准则,“苟全性命于乱世。”

阮籍名作有散文《大人先生传》,文中誉隐士为大人,指那些“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的官僚是大人裤裆中的虱子。还有组诗《咏怀》,题旨“遥深”,属朦胧诗一类,抒发了自己欲言而不得言的苦闷。

阮籍是当时青年的偶象,《晋书》写道:“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弟子,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为通,次者为达也。”为此,有人向司马昭建议将阮籍“宜之海外,以正风教”(《世说新语·任诞》),但未被采纳。大概司马昭还想笼络一下人心,以示宽厚,而阮籍的脾气,“到老是改好了的”(鲁迅语)。

再说嵇康。

嵇康也是“竹林七贤”的头。他是曹魏宗室,魏晋易代,不可能去投靠司马集团。嵇康也力主“自然非名教”,但比阮籍,他的思想和行为要加激烈。嵇康的文章,“往往与旧时古说反对”(鲁迅语),譬如他写有《难自然好学论》、《管蔡论》等,很是标新立异。最著名的就是那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是嵇之老友,亦为“竹林七贤”之一,后来被司马集团收买了,想拉嵇康下水,嵇康很愤怒,提笔就写了这封信与之绝交。信中他以“七不堪两不可”表白自己的心迹,“两不可”说自己一“非汤武而薄周孔”,一“刚肠疾恶,遇事即发”;“七不堪”则说自己喜晚起而怕被别人叫醒;喜游玩而怕被别人跟着;喜抓虱子而怕穿官服;怕批公文;怕见俗人;怕琐事缠身。嵇康说我的天性是“志长林而思丰草”,痛斥官场,放言无忌,坚决拒绝与司马氏集团合作。

刚烈的嵇康最后被杀,史书记载:“将刑东市,太学士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曰:‘广陵散于今绝矣!’”慷慨赴死。嵇康是为了保持魏晋风度而付出血的代价的。

最后说一说陶渊明。

从时间上看,阮嵇活在魏末正始年间,陶渊明则处于晋宋之交,要迟一些。陶渊明为东晋元勋之后,但到他这一代,家境已败落。29岁起,陶渊明或出(仕)或处(隐),但最终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唱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歌儿,在彭泽县令任上挂冠而去了,其时41岁。从此,陶渊明绝意仕途,由“猛志逸四海”而“性本爱丘山”了。

陶渊明的天性是“自然”,他自称:“质本自然,非矫厉所得。”苏东坡评价他说:有友朋来,鸡黍以待;没米谷了,叩门讨饭;想做官就做官去,无须讳饰;欲归隐就归隐了,不找借口……陶渊明就这么真率。陶渊明刚从都市撤退到农村,“复得返自然”,自有一种笼鸟归林,池鱼入渊的快乐,他把这份快乐寄托在诗歌中,无比惬意。而且陶渊明写诗,“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是自然的抒发,故后人称其“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爱自然”的陶渊明好酒,他的后期作品几乎篇篇有酒;“爱自然”的陶渊明也好色,诸位有兴趣可以读读他的《闲情赋》,赋中陶渊明对他的情人表达的十个愿:衣领,腰带,发膏,眉黛,枕席,丝履,昼影,夜烛,竹席,鸣琴……胡思乱想的自白中透露出浓烈、缠绵的爱。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酒色是通往自然最便捷的管道也。

当然,陶渊明开头以为是“农家乐,乐陶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描写田园景色、村野生活的诗文佳作。后来,他住宅失火,田园受灾,“饥来驱我去”去讨饭。再后来,又感到农村有天灾复有人祸,遂发现农村也绝非是一块伊甸园,就写下《桃花源记并诗》来构划第二次撤退——从现实到幻想的撤退。桃花源,陶渊明也清楚是个“画饼”,但这个“画饼”依然是“自然”——一个“不知秦汉,何论魏晋”、素朴、原始,没有轩冕荣华的自然。

阮籍、嵇康、陶渊明堪称“魏晋风度”的典型。

对“魏晋风度”的评价

“魏晋风度”每被人艳称,为什么呢?我谈两点:

其一,找回了被道德高压遮蔽的人的自然属性。道德是人的社会属性,儒家是社会人学说,故特别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人的社会属性源于人的自然属性,却又高于人的自然属性,但倘过分张扬后者,割舍前者,凌空蹈虚,也令人不堪。打个比方,性乱要反对,但性岂能阉割?!阉割了性,人类断子绝孙矣。

其二,在“自然”的旗号下,作某个方向的引申,有重视个性价值,不愿把个人看成社会附属品的意义在。个性的张扬,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尤其有帮助(与政治不同,文艺往往描写人类情感的极度体验,可以杀偏锋、走极端。鲁迅就有过《政治与文艺的歧途》的演讲)。魏晋及之后的南朝文艺,有人说“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宗白华语),绝非空穴来风。看看王羲之的字、顾恺之的画、陶渊明的诗和南朝的文章吧。从文学史而言,魏晋六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现代的“文学”概念由此分娩。

“魏晋风度”也常遭人诟病,这也不是无理指摘。

“魏晋风度”的背景底色是道家思想,道家思想以“自然”为追求。我以为,找回被“道德”遮蔽的“自然”不错,但欲用“自然”去废弃“道德”就偏颇了。道家之失,就在这里。道家思想以“自然”去对抗“道德”(也即“文明”),一定发育两种人:逃离文明的隐士和挑战文明的嬉皮士。魏晋社会,不就是隐士和嬉皮士的大本营么?隐士和嬉皮士为中国文化添了异彩,可毕竟不是主流的价值取向,故司马光批评魏晋时期,“崇尚虚无,蔑视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资治通鉴·卷七十八》)。阮籍嵇康既有隐士色彩又有嬉皮士色彩,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礼岂为我辈设耶?”确实,我不被礼仪所拘,可以彰现个性,但他人倘以非礼来待我呢?我能忍受么?有个事实很有意思:阮籍希望其儿子阮浑不要效法他,“汝不得复尔!”(《世说新语》)嵇康呢,留下一篇《家诫》,一条一条地教育儿子如何为人处世,譬如遇到有人争执,最好走开,以免表态;有人敬酒,不喝也不要推辞,端着杯子敷衍;与上司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免被人忌……对此,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阮嵇的蔑视礼法,原因是开头太相信了,可后来看到礼法蒙尘,才信仰失落,于是破罐破碎,实乃一种病态的“佯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和酒的关系》)。被人看作“纯隐士”的陶渊明,也不是一味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和静穆,他老先生也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在证明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鲁迅语),于世界完全忘却。

总之,对“魏晋风度”也应分析,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去年,我在这里讲过《老子纵横谈》,对道家思想作过评价,诸位可以参阅。

谢谢大家的听讲。

二OO九年八月十日——十三日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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