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高法院在《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关于表见代理的认定指出：“四、正确把握法律构成要件，稳妥认定表见代理行为
12、当前在国家重大项目和承包租赁行业等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影响比较明显的行业领域，由于合同当事人采用转包、分包、转租方式，出现了大量以单位部门、项目经理乃至个人名义签订或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形，并因合同主体和效力认定问题引发表见代理纠纷案件。对此，人民法院应当正确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严格认定表见代理行为。
13、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
14、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
案例1：中国银行合肥桐城路分理处与合肥东方房地产公司借款、
抵押担保合同纠纷案：1997年7月30日，合利公司以东方公司名义与桐城路分理处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约定：桐城路分理处向东方公司贷款35OO万元，东方公司用WO4102土地使用权为3500万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贷款发放和抵押登记均已如约完成。合利公司将贷款的绝大部分用于偿还自己的债务。借款合同到期后，合利公司未能还款。
法院查明：东方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陈冠乐，总经理为宋芦生。东方公司开发“翠竹园”小区，相关业务均由宋芦生负责。1997年6月6日东方公司与合利公司签订“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约定：东方公司将翠竹园小区转让给合利公司。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合利公司付款3000万元，余款5000万元将根据东方公司提出的付款计划确保支付。另外，东方公司在开发小区建设过程中的7500万元债务由合利公司承担。合利公司根据东方公司的全权委托书，组建经营、管理、销售财务机构，保证“翠竹园”小区项目的所有交接，小区项目移交后所发生的债权债务由合利公司负责。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东方公司向合利公司移交东方公司的全权委托书、公司的公章、财务章、贷款证以及“翠竹园”小区的土地使用权证、规划许可证、建筑执照等相关文件。合利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丁华俊、东方公司的宋芦生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公章。同年6月24日，东方公司的宋芦生向合利公司副总经理丁华荣出具了一份宋芦生签字并加盖东方公司公章的委托书，内容为“根据东方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即日起我授权丁华荣先生全权负责经营有关公司业务”同年7月2日，丁华荣（与丁华俊系兄弟关系）收到东方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贷款证等有关文件后，以个人名义出具了收条并在收条上承诺“即日起如发生有关一切问题由我负责全权处理，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1997年7月30日，合利公司在以东方公司名义向桐城路分理处申请贷款时，除向其提供与贷款有关的材料外，还提供了“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书。另查明：1997年7月15日，东方公司致函丁华俊并丁华荣称“你方与我公司于同年6月6日签订的‘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书，鉴于你方没有履行完毕转让协议书第六条第一款协议内容（按约定，合利公司应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付给东方公司人民币3000万元，实际已付2500万元），同时我公司获悉你方利用我公司印章和土地证在银行签订贷款抵押担保合同书。故我公司经研究决定，从即日起收回东方公司印章，并取消同年6月24日对丁华荣先生的委托书”。当月19日合肥华侨经济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丁华俊）向东方公司回函称，“贵公司7月15日来函收悉，我方所拿贵公司印章仅为办理土地变更之用，在办理完土地变更手续后印章完好交还贵司”。此外，还查明，东方公司总经理宋芦生，合利公司副总经理丁华荣在本案二审庭审质证时，承认陈冠乐个人印章系在未征得其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为开办酒店业务需要，由他们二人商议后刻制的。1999年8月12日，陈冠乐再次通过我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以（99）温出字第0616号公证书声明没有授权任何人刻制其本人的印章。
安徽高院经审理认为：东方公司与合利公司签订了“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为办理转让过户手续，东方公司向合利公司副总经理丁华荣出具了委托书，提供该公司印章、营业执照副本以及土地使用权证等文件，丁华荣在收条上作出由其承担法律责任的承诺。嗣后，当东方公司得知丁华俊、丁华荣利用该公司印章和土地使用权证与金融机构签订抵押担保贷款合同时，于同年7月15日函告上述二人，要求收回其公章并取消同年6月24日对丁华荣的委托书。当月19日，丁华荣等又针对东方公司来函回复称，我方所拿贵公司印章仅为办理土地变更之用，在办理完土地变更手续后印章完好交还贵司。这表明东方公司出具委托书、公章、营业执照副本、土地使用权证的真实意思表示，系为办理“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过户手续之用。此后，合利公司以东方公司名义向桐城路分理处申请贷款，并向其出具了“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书及相关材料。这表明，桐城路分理处在发放3500万元贷款前对“翠竹园”小区转让情况及实际借款人并非东方公司是明知的。合利公司在没有东方公司授权，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以东方公司名义与桐城路分理处签订合同，并加盖了陈冠乐个人印章，而陈冠乐的个人印章又系丁华荣、宋芦生办理其他业务时，在未经陈冠乐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刻制的，故《抵押借款合同》、《借款合同》均为无效合同。借款人合利公司负有向原告还本付息的义务。上述合同对东方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桐城路分理处上诉称：第一、本案应定性为表见代理。合利公司的丁华荣在办理贷款过程中持有东方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贷款证以及总经理宋芦生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等全套贷款资料，致使上诉人有完全的、充分的理由相信代理人合利公司具有代理权。此外，在合利公司向上诉人贷款之前，东方公司函告丁华荣和丁华俊，要求收回其公章并取消对丁华荣的授权委托，但被告对此未采取任何公示的形式，并且至贷款发放日仍未能收回印章及相关文件资料和委托书。于此，上诉人无法知晓丁华荣的代理权终止，上诉人在贷款过程中系善意无过失，本案系争合同是完全有效的。第二，。。。。另外，东方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明确写明：“根据东方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即日起我授权丁华荣先生全权负责经营有关公司业务”。既然是“全权负责经营”，当然包括其贷款业务。即使委托书的真实意思是为了办理过户手续，也只能说明东方公司的授权不明，东方公司与合利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第三，。。。此外，东方公司总经理宋芦生一直掌握并能自主使用公司的各种印章以及全部重要文件，宋芦生的地位、作用和权力是显而易见的，其行为当然应代表东方公司。
最高法院认为，东方公司于1997年6月6日与合利公司签订“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后，为办理转让过户手续，东方公司总经理宋芦生于同年6月24日向合利公司副总经理丁华荣出具授权委托书，并提供该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土地使用权证以及贷款证等文件。同年7月2日，丁华荣在收条上作出了由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的承诺。嗣后，东方公司在得知丁华俊、丁华荣利用该公司印章和土地使用权证与金融机构签订抵押担保贷款合同时，于同年7月15日函告上述二人，要求收回其公章并取消对丁华荣的委托书。当月19日，合肥华侨经济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丁华俊）针对东方公司来函回复称，我方所拿贵公司印章仅为办理土地变更之用，在办理完土地变更手续后印章完好交还贵司。上述事实表明东方公司出具委托书、公章、营业执照副本、土地使用权证等手续的真实意思表示，系为办理“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过、手续之用而非申请贷款。合利公司在没有东方公司授权申请贷款，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以东方公司名义与桐城路分理处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担保合同，且嗣后东万公司未于追认，故依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合利公司的缔约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其所签订的合同对东方公司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
然而，合利公司的无权代理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行为，系本案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构成表见代理应同时具备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两个方面的要件。在本案中，合利公司在以东方公司名义向桐城路分理处“申请贷款和抵押的过程中，出具了东方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该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贷款证以及全套贷款资料，在客观上形成了合利公司具有申请贷款和提供抵押的代理权表象。尽管东方公司在合利公司与桐城路分理处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之前，曾函告丁华俊和丁华荣收回其授权委托，以及丁华俊回函称其所拿东方公司印章仅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之用，但上述函件往来行为并未对外公示，且东方公司在合利公司以其名义向桐城路分理处申请贷款之前也未能实际收回其公章、贷款证等物品，故东方公司的撤销委托授权行为未能改变前述合利公司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合利公司的申请贷款和抵押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容观要件。但是，对于东方公司的首次大额贷款，桐城路分理处既未根据《贷款通则》关于对首次贷款的企业应当审查其上年度的财务报告的规定，审查东方公司的财务部门或会计（审计）事务所核准的上年度财务报告等材料，也未依照《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关于中外合资企业的房地产抵押须经董事会通过之规定，要求合利公司提供东方公司董事会同意抵押贷款的批准文件。该事实表明，桐城路分理处在审查东方公司贷款资格时存在疏忽或懈怠。在合利公司以东方公司名义向桐城路分理处申请贷款时，向其出具了《”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及相关材料，并以该”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的小区土地使用权为3000万元贷款提供抵押，对此，桐城路分理处既应当知道东方公司与合利公司之间存在”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行为，也应当根据合利公司出具的《”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第五条关于合利公司根据东方公司的全权委托书，组建经营、管理、销售财务机构，以保证”翠竹园“小区项目的所有交接之规定，推定出东方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并非全权授权而是有限授权，却仍然同意接受存在权利夜疵的抵押物并发放抵押贷款，可谓存在重大过失。此外，桐城路分理处同意接受丁华荣以该3500万元借款中的500万元偿还合利公司的关联公司即华侨经济开发公司在上诉人处的借款利息行为，不仅违反了《贷款通则》第二十五条关于”不得发放贷款用于收取利息“禁止性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上诉人与丁华荣之间存在主观上恶意串通和客观上损害东方公司利益的行为。综观现有事实和相关证据，虽然本案因存在合利公司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而符合表见代理的客观要件，但由于庐州信用社在审查”翠竹园“小区转让协议和授权委托书以及在缔结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合同过程中，在判断合利公司是否具有代理权问题上，存在疏忽懈怠的重大过失乃至一定程度的恶意，并不符合表见代理制度关于相对人须为善意无过失的要件，因此，合利公司的无权代理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本案系争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为无效合同，对东方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应由合利公司承担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至于东方公司对于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因无权代理而无效的后果，是否存在一定的过错，是否应对庐州信用社承担一定责任的问题，因东方公司的过错与庐州信用社的损失之间系民事侵权法律关系，并不属于无权代理合同范畴，上诉人就此可以另案起诉。
案例2：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借款合同纠纷案
民事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裁判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其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属于单位具有明显过错的具体表现。
二、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其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责任。但如果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则合同依法为无效合同，在此情况下不应适用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2年10月间，崔绍先（时任深圳机场公司总经理、董事会董事，主持深圳机场公司的日常工作）使用深圳机场公司的公章以深圳机场公司名义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1.3亿元的银行承兑合同。贷出的1.3亿元被转入由张玉明任董事长的西北亚奥公司，由西北亚奥公司开出汇票在湖南岳阳农行贴现。2003年3月，崔绍先使用深圳机场公司的公章以深圳机场公司名义与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贷款1.6亿元的合同，以该1.6亿元贷款偿还了前笔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的借款本息。在此笔贷款到期时，崔绍先亲自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人员商谈贷款，并向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人员介绍西北亚奥公司出纳员李振海为深圳机场公司助理会计师，指使李振海假冒深圳机场公司工作人员（崔亲笔涂改自己的名片给李振海印制名片），使用私刻的深圳机场公司公章于2003年7月11日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基本授信合同》，约定兴业银行向深圳机场公司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3亿元的基本授信额度，用于解决深圳机场公司正常的流动资金周转，授信有效期自2003年7月11日至2004年7月10日止。同年7月14日和12月9日，李振海按崔绍先的授意代表深圳机场公司在崔绍先办公室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分别签订了数额为2亿和2500万元的两份贷款合同，共贷款2.25亿元，年利率4.779%，贷款期限一年。开户和贷款所需的深圳机场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董事会决议等相关资料，全部由崔绍先提交并加盖私刻的深圳机场公司公章。2.25亿元贷款发放后，李振海按崔绍先的授意将其中的1.6亿元通过深圳机场航空货运公司账户偿还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的1.6亿元借款。余款转入西北亚奥公司等处。在2.25亿元贷款即将到期时，2004年7月5日，崔绍先又亲自用私刻的深圳机场公司假公章在其办公室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三份各7500万元的借新贷还旧贷合同，年利率5.841%，贷款期限一年，对2.25亿元贷款延期。2004年8月11日和2005年1月4日，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直接或通过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向深圳机场公司发出贷款核数函和直接追收函，崔绍先又亲自拟函和签名并使用私刻的深圳机场公司公章行文答复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发放2.25亿元贷款后，已收至2004年11月24日共667万元的贷款利息。其中深圳航空货运有限公司汇入309万元；深圳市深唐供水设备工业有限公司汇入90万元；新宝莱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汇入10万元；李振海交现金188万元；张玉明深圳账户转款70万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2005年2月24日，张玉明、崔绍先、李振海等人因涉嫌贷款诈骗犯罪被深圳市公安局逮捕。2006年2月27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对崔绍先等人涉嫌犯罪一案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7年8月7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崔绍先、张玉明、李振海等所涉贷款诈骗罪一案作出（2006）深中法刑二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该刑事判决认定以下事实：2003年5月，被告人崔绍先为帮助被告人张玉明融资，以深圳机场公司名义和浦发展银行广州分行签订2亿元人民币的基本授信合同及1.6亿元的贷款合同，该贷款被张玉明的公司占有。为了偿还到期的该笔贷款，被告人张玉明、崔绍先商定盗用深圳机场公司的名义以机场扩建候机楼需资金的理由向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贷款。被告人张玉明、崔绍先授意被告人李振海假冒机场公司的财务人员办理向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贷款的具体事宜。同年7月11日，被告人李振海假冒深圳机场公司的财务人员代表该公司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金额为3亿元人民币的基本授信合同，伪造深圳机场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书，代表该公司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金额分别为2亿元人民币和0.25亿元人民币的借款合同，并在合同及所有贷款资料上加盖其伪造的深圳机场公司公章。2.25亿元人民币贷出后，全部由李振海转到张玉明控制的公司非法占有。2004年初，2.25亿元人民币即将到期，被告人张玉明、崔绍先、李振海采取“借新还旧”的方式，利用上述授信合同内剩余的0.75亿元贷款额度，循环贷款三次，共计贷款2.25亿元人民币,将还贷的期限变相延长一年。被告人崔绍先在延期的贷款合同上签名。被告人李振海在延期的贷款合同上加盖了伪造的深圳机场公司公章。该判决认为：张玉明、田其伟、崔绍先、李振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和经济合同，诈骗银行贷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贷款罪；。。。。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于2005年1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所涉贷款，系崔绍先等人通过私刻公章以深圳机场公司的名义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借款合同的形式诈骗而来。本案所涉的基本授信合同、贷款合同均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所规定的“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合同，因此均应认定无效。崔绍先等人以深圳机场公司的名义诈骗贷款已造成兴业银行广州分行2.25亿元贷款及相关利息的损失。崔绍先等人诈骗贷款的行为与因本案所涉的基本授信合同、贷款合同所产生的民事赔偿关系，是分别适用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审理的两种不同法律关系的案件。本案深圳机场公司应否对崔绍先等人诈骗贷款造成兴业银行广州分行2.25亿元贷款及相关利息的损失承担责任，应当根据深圳机场公司对崔绍先的行为是否存在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的贷款损失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而认定。崔绍先是深圳机场公司的总经理、董事会董事，当时主持深圳机场公司的日常工作。崔绍先利用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亲自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人员商谈贷款事宜，为授信合同、贷款合同签订人李振海提供虚假身份（名片、介绍信等），为诈骗案提供了一系列的虚假文件，指使李振海以私刻的公章代表深圳机场公司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贷款合同骗取贷款，在两份贷款延期合同上亲笔签名，并在兴业银行广州分行有关查询函上签字确认。而且，本案所涉两份贷款合同均在崔绍先的办公室所签订。崔绍先上述一系列的作为，造成兴业银行广州分行有理由相信崔绍先是在履行职务行为。崔绍先在两年多时间多次以深圳机场公司名义骗取巨额贷款而不为深圳机场公司所知，深圳机场公司董事会严重失职，负有对公司高管人员失察，放任管理的重大过错责任。又因为深圳机场公司董事会的这一重大过错责任过错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的贷款损失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深圳机场公司应当对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贷款损失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民事责任。崔绍先利用职务之便使用深圳机场公司的真公章先后与民生银行和浦发银行签订贷款合同，骗取了巨额贷款。贷款虽然没有被深圳机场公司实际使用，但对民生银行和浦发银行贷款的清偿责任，依法应由深圳机场公司承担。本案所涉的2.25亿元贷款中，有1.6亿元用于偿还了深圳机场公司欠浦发银行的贷款债务。因此，深圳机场公司应将这1.6亿元赔偿给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作为商业银行，应当知道深圳机场公司为上市的股份公司，贷款有比一般公司贷款更为严格的条件。但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人员在洽谈本案巨额贷款时仅与深圳机场公司总经理崔绍先和李振海见面洽谈，未依贷款规章对两人的权限和贷款用途、使用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未履行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应尽的谨慎注意义务，轻信崔绍先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致使崔绍先和李振海等人能够轻易诈骗贷款。因此，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对本案所涉贷款被骗所造成的损失也负有重大的过错责任，应当分担本案的贷款损失。对于2.25亿贷款本金和未付利息的损失，除上述深圳机场公司应赔偿1.6亿元本息外，余额6500万元本息的损失，由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自行承担50%即3250万元本息的损失。其余3250万元本息的损失，仍应由深圳机场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对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诉讼请求中的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因没有证据证明，不予支持。
深圳机场公司上诉称：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所有贷款材料全部虚假、所有公章全系伪造，所有与贷款有关的银行账户均非深圳机场公司的真实账户，所有资金深圳机场公司未使用分文，公司董事会对崔绍先等人签订贷款合同及资金流向完全不知情。崔绍先虽具有总经理身份，但并无签订如此巨额贷款合同的权限,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其在共同犯罪中为从犯，在2.25亿元贷款诈骗案中的作用是次要的。贷款被骗完全是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工作人员违法违规所致。崔绍先的总经理身份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的经济损失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深圳机场公司在本案中并无过错，不应对本案的贷款本息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审判决认定深圳机场公司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对2.25亿元贷款被骗负有同等过错责任，就应判决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对2.25亿元的贷款被骗后的全部后果承担50%的责任，而不是仅对其中的6500万元承担50%的责任。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对不属于本案的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机场公司贷款纠纷案和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机场公司贷款纠纷案进行了审理，认定本案所涉的2.25亿元用于偿还了深圳机场公司欠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的贷款，因此深圳机场公司应将该1.6亿元赔偿给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并进而判决本案所涉2.25亿元被骗贷款中的1.6亿元全部由深圳机场公司赔偿。违反了民事诉讼中的“一案一诉”的原则，剥夺了深圳机场公司对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借款案和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借款案的抗辩权。故请求二审撤销原审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深圳机场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上诉称：崔绍先参与了2.25亿元贷款的全过程。崔绍先虽然不是深圳机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身份为深圳机场公司主持日常工作的董事总经理，本案所有合同全部都是在深圳机场公司办公场所内崔绍先的总经理办公室签署，虽然事后证实崔绍先以深圳机场公司名义签署涉案合同所使用的公章、董事会决议、授权委托书等是其伪造的，但签约时形式上手续完备，兴业银行广州分行有理由相信崔绍先等行为属于有权代理和职务行为。本案2.25亿元贷款中有1.6亿元由崔绍先归还了应当由深圳机场公司负责归还的浦发银行广州分行1.6亿元借款。由此可见，深圳机场公司是涉案贷款的实际使用人和受益人，本案贷款是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和深圳机场公司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与崔绍先个人之间的关系。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在签署本案贷款合同时虽未能发现崔绍先提供的公章和相关证明文件属于伪造，但该过失并不能成为深圳机场公司免除全部或部分责任的依据。故崔绍先以深圳机场公司名义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本案借款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签署的涉案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对被代理人深圳机场公司依法产生法律效力，深圳机场公司应当依合同约定归还全部借款本息（含罚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判决结果未依法充分、全面保护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合法权益，请二审判令解除本案基本授信合同及基于该合同所签署的共计金额为2.25亿元的三份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判令深圳机场公司返还借款本金２.25亿元及利息和罚息。
二审开庭后，本院于2008年12月8日收到深圳机场公司函件，称张玉明、田其伟、李振海刑事案件二审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请求本院据此对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对此，本院认为，深圳机场公司对本案主要事实无异议，该案与相关刑事案件可以分开审理，且不具备发回重审的理由，故对深圳机场公司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为：深圳机场公司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的基本授信合同和相关借款合同的效力，崔绍先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及深圳机场公司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所涉贷款系崔绍先等人伪造文件，虚构贷款用途，通过私刻公章以深圳机场公司的名义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借款合同诈骗而来，所骗款项全部由张玉明控制的公司非法占有，张玉明、崔绍先、李振海正在接受国家司法机关的刑事追究。崔绍先等人的真实目的是骗取银行信贷资产，签订本案所涉基本授信合同及相关贷款合同只是诈骗银行信贷资产的形式和手段。上述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原审判决根据上述规定认定本案所涉基本授信合同及相关贷款合同系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上述合同无效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本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崔绍先系深圳机场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在本案发生期间主持深圳机场公司的日常工作。崔绍先伙同张玉明、李振海等人为偿还骗取的其他商业银行的到期贷款，亲自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人员商谈贷款事宜，提供虚假文件和伪造的董事会决议，指使李振海以私刻的公章代表深圳机场公司签订授信合同和贷款合同，并在其后亲自使用私刻的公章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借新还旧的贷款合同，使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误以为崔绍先是在履行职务行为，贷款系深圳机场公司所为，从而造成2.25亿元骗贷最终得逞。上述情形之所以能够发生，崔绍先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参与骗贷活动固然系主要原因，但也与深圳机场公司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密不可分，故深圳机场公司在本案中具有明显过错，应依法对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的损失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在签订和履行本案2.25亿元贷款合同的过程当中，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对私刻的深圳机场公司公章、伪造的证明文件和董事会决议未进行必要的鉴别和核实，在贷款的审查、发放、贷后跟踪检查等环节具有明显疏漏。深圳机场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在长达两年时间内未在上市公司半年报和年报中披露本案所涉贷款，兴业银行对此亦未能察觉并采取相应措施，反而与其签订了借新还旧的新合同。故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在本案中也存在一定过错，对本案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关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上诉所称本案崔绍先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本案授信合同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贷款合同为有效合同，深圳机场公司应依贷款合同返还贷款本息（包括罚息）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表见代理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继续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则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其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责任。但是，在相对方有过错的场合，不论该种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无表见代理适用之余地。因本案基本授信合同及相关贷款合同，均为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且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在本案所涉贷款过程中具有过错，故本案不适用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深圳机场公司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双方对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原审法院将2.25亿元中的1.6亿元认定为深圳机场公司应当偿还欠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的前一笔债务，该部分损失应当由深圳机场公司承担全部责任，而其余的6500万元由深圳机场公司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双方各自承担50%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原审判决对本案损失数额及民事责任分担原则的确定有误，判令深圳机场公司承担前一笔1.6亿元的偿还责任不当，应予纠正。本案2.25亿元之中的1.6亿元确被崔绍先等用于偿还欠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的前一笔债务，但深圳机场公司是否应当偿还浦发银行广州分行1.6亿元贷款与本案无关，该偿付行为并未使2.25亿元骗贷的性质有所改变，本案应以2.25亿元及未付利息作为损失，确定民事责任的承担范围。然而，原审判决对本案损失数额的确定和民事责任的分担比例确定虽然欠妥，但该判决确定深圳机场公司赔偿兴业银行广州分行损失本金1.925亿元及未付利息，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自行承担损失本金3250万元及利息，即深圳机场公司承担本案2.25亿元贷款本息损失的近85％，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自行承担本息损失的近15％。从结果看，双方当事人的责任承担与其过错程度是适应的，故原审判决确定的双方当事人对本案损失的承担数额并无不妥，对此本院予以维持。
案例3：刘汉清诉上海慧玲公司案，案号：沪一中民一（民）信终字第1005号，商事案件中表见代理构成的司法审查，作者周荃，二中院法官，人民司法24｜2013，P84
案情简介：2012年4月，刘汉清与玲慧公司签署协议，玲慧公司在甲方代表人处签有“叶强代沈贤、边德佳”的协议上盖章。协议约定：玲慧公司聘用刘汉清作为希点教育的教师。2012年5月，刘汉清将系争教具交给希点教育，收到签收人为叶强的收货凭证，清点人处有希点教育的其他多位员工签名。2012年8月，刘汉清收到以希点教育、玲慧执行副校长叶强落款并盖有玲慧印章的欠条，内容为欠货物款项5200元。被告认为叶强承包希点教育到2012年6月，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经鉴定，玲慧公司8月份的欠条印鉴与备案的印章不一样。
法院认为：争议焦点为谁为责任承担主体，买卖合同成立否？
1、希点教育未工商登记，无承担民事权利义务的民事行为能力；
2、希点教育的对外协议显示其教学地址与玲慧为同一地址，玲慧可作为希点的权利义务承担主体；
3、希点对外签订的合同写明法人代表沈贤，而沈贤与玲慧法定代表人为夫妻，玲慧应作为希点的权利义务承担主体；
4、玲慧与叶强的承包协议及叶强担任希点校长，玲慧应为叶强担任校长的希点承担责任；
5、代理玲慧与刘汉清签订兼职协议是叶强，教具签收人是叶强，此时叶强为希点承包人和校长，故叶强有权代表希点签订协议；
6、欠条为叶强签署，无证据证明此时刘汉清知晓叶强离职，欠条上的印章是否伪造不影响表见代理的成立；
7、刘汉清的货物已经交付希点使用。
本案中，由于代理玲慧与刘汉清签订兼职协议的是叶强，办理系争教具交接签收人是叶强，叶强又担任希点的校长，在此情形下，刘汉清并不知叶强的离职，其对于叶强代表玲慧出具欠条有理由信赖，因此构成表见代理。
案例4：王文诉徐州铸诚建筑、常利民、邹刚借款纠纷（2012）徐商终字第184号，作者杜君王松张蕾人民司法24｜2013，P89
案情简介：常利民挂靠铸诚建筑，并以铸诚建筑名义承接分包工程，2011年，常利民向王文借款，并在借款协议上加盖铸诚建筑中能四期T106队印章（该印章由铸诚建筑刻制），邹刚提供担保。常利民向王文提供了加盖铸诚建筑公章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等（其中资质证书有常利民签字）以及授权委托书，其中授权委托书内容为：铸诚建筑法定代表人胡某授权常利民为代理人，以铸诚建筑的名义参加中化六建工程的投标，授权委托人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相关的一切事务其均予以承认。后查明，上述款项多由王文划入邹刚账户。铸诚建筑辩称：借款协议未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公司也未授权常利民借款，加盖的印章只是表明为其下属的施工队，同样无权代表公司借款，相关款项也未支付给公司，因此，不构成表见代理。
徐州中院认为：
1、施工队的印章仅能证明常利明是施工队的负责人，个体施工队不具有代理铸诚建筑的权利外观；
2、相关营业执照等复印件无法得出常利明具有铸诚建筑授权或者能够代表公司的结论；
3、企业对外借款，是企业的负债经营行为，不应以实际借款人的身份简单认定，而应重点审查企业借款融资的意愿是否真实存在，本案的授权委托书是投标而非借款；
4、款项的用途和去向也未证明与涉案工程有关。
“判断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可以综合考量代理权的来源（是本人直接授权、代理人持有授权证明文件还是代理人仅出具业务员的身份证明）、交易习惯、交易标的、交易时间、交易场所、相对人的防范能力和防范成本等因素；在判断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方面，可以考察相对人在交易时是否尽到注意义务，包括对代理人身份的审查、对各类授权证书的真实性的审查、对代理内容（包括代理事项、权限、期限等）的审查、相对人的认知能力、对行为人的身份和代理权限存疑时是否有警觉义务和进一步的核实义务等因素”。
笔者的分析：
一、对于表见代理，应有三个要件，一是无代理权，二是要有代理权的表象，三是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相对人的善意指的是相对人在签订合同时，不知也不应知代理人没有代理权，因此，对于代理人拥有代理的权利外观有了合理信赖；而无过失，应是在通常的意义上，作为一般人在此情形下也会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所谓一般人在此情形下也会相信代理权，是指的绝大多数的人在此情形下，而不能以有的人在此情形下也会对代理权进行核对而认定相对人有疏忽，所以，这里的无过失不是绝对的，相对人轻微的过失也符合这里的无过失的要求。由于商事交易的效率要求和成本要求，对于相信合理的权利外观不能要求过于严苛，不能以相对人再谨慎一些，如果再做什么核对就不会误以为代理人有代理权而否定表见代理的适用，表见代理的存在就是因为通常在此情此景下，相对人不会再去做此核对而发生的相信有代理权。
二、表见代理对于民事和商事的适用条件不完全一样，对于相对人的信赖要求，商事表见代理的要求应较民事的要求为低，这是因为商事活动更强调交易的效率和权利外观，而民事活动更强调事实的真实。表见代理的合理信赖认定标准，实质就是法律在保护被代理人的本人利益（静态利益）和相对人的交易利益（动态利益）之间的平衡。而在商事活动中，鼓励交易是商事的一个基本原则，这样必须保证交易的高效率和低成本，因此，交易利益优先于静态利益，外部利益优先于内部利益，第三人利益优先于有特定关系的相对人利益，从而有对被代理人比相对人更高的谨慎要求，这样，被代理人对形成权利外观是否有过错在所不问，只要其与形成权利外观有关就应承担责任，而相对人在对权利外观的判断中如果有过错，表见代理才不构成，如果没有过错，则适用表见代理。
三、无权代理情形下，只有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才能构成表见代理，缺少任何一个要件，表见代理就不构成，但不构成表见代理并不等于本人不对相对人承担过错责任。表见代理的构成，通常情形下，是本人向相对人承担合同责任，本人在向相对人承担合同责任后，再以侵权向行为人追偿损失，而不构成表见代理情形下，本人对形成权利外观有过错的（通常应是推定本人有过错即举证责任倒置），应向相对人承担过错侵权责任，而相对人应对自己的过失或恶意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对于相对人的损失（应是相对人向行为人追究责任不能追偿的部分），应由本人和相对人按过错责任大小分担。
四、笔者不无疑问的是：在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况下，本人（即“被代理人”）有过错的，本人与行为人签订的合同是否就没有约束力了，如果没有约束力，行为人向本人承担的是缔约过失责任还是侵权责任，如果是侵权责任，相对人应可同时起诉行为人与本人，如果是合同责任或者缔约过失责任，相对人可否将行为人和本人一并诉讼。
相关法律规定
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条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条 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责任外，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明知签订合同对方当事人是借用行为，仍与之签订合同的除外。
第五条 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
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条 企业承包、租赁经营合同期满后，企业按规定办理了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而企业法人未采取有效措施收回其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通知相对人，致原企业承包人、租赁人得以用原承包、租赁企业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该企业对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原承包人、承租人利用擅自保留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原承包、租赁企业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企业一般不承担民事责任。
单位聘用的人员被解聘后，或者受单位委托保管公章的人员被解除委托后，单位未及时收回其公章，行为人擅自利用保留的原单位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占为己有构成犯罪，如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条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单位进行走私或其他犯罪活动所得财物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予以销售，买方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的，如因此造成经济损失，其损失由买方自负。但是，如果买方不知该经济合同的标的物是犯罪行为所得财物而购买的，卖方对买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