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1.
20年前的今天——1992年11月17日，早上8点20分，巨星陨落，以创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而闻名于世的作家路遥英年早逝，年仅43岁。
时间太快，倏地一下，转眼便是20年。作为我精神式的父亲和年少孱弱时的人生导师，我在深夜将自己的一些文字整理成篇，以此寄托沉重的哀思和深沉的怀想。
2.
路遥离开人世后，举国震惊，文学界更是无不动容，为之哀悼。但是，老陈和贾老师都选择了沉默，没有公开发表任何只言片语。
西安坊间盛传：路遥、老陈、贾老师三人各划地盘，谁也不尿谁。后起之秀若想开个研讨会，或者基层单位把作家当人看，请去讲个话剪个彩，三人里面只能请一个，很少见到两个一起到场。
直到2007年底，路遥生前好友申晓发起纪念路遥逝世15周年活动，广邀50位国内知名作家为路遥撰写怀念文章，藉此契机，老陈的《告别路遥》和贾老师的《怀念路遥》才得以出炉。
老陈在《告别路遥》一文里，没有提及两个人之间有过任何交往，通篇是年长七岁的倚老卖老，还有大汗淋漓地歌功颂德。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想来不是死对头，都难。
据说路遥生前，老陈非常怵他。路遥身上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血性，作为性格中庸作风儒雅的老陈，面对小自己七岁的昔日造反派头头，犯怵是难免的。
还有一说，说假如路遥没有死，《白鹿原》能不能红火，还是个未知数。时间上确实存在这个嫌疑，路遥死后的第二年，即1993年，《白鹿原》公开发表，同年陈忠实当选为陕西省作协主席。按照当时的情况，路遥若在世，凭借茅奖当选为省作协主席，应该不存在什么悬念。如此一来，路遥出了名的狠劲会让《白鹿原》落个什么样的下场，还真很难说。
老陈在1997年版的《白鹿原》修订本末篇记录道：
本书1988年4月至1989年1月草拟，1989年4月至1992年3月成稿。
这个时间的标注隐藏了什么信息？我个人是这样解读的：1988年《平凡的世界》作为头名状元荣膺茅奖，对老陈震动不小。老陈暗自卯足了劲，想写一部可以“当枕头”的长篇巨著出来。最后，他大器晚成。
从《怀念路遥》一文看，贾老师和路遥似乎还有些交情，有些南北联手夹击关中、地方联合抗衡省城的味道——
想起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我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他然后把尿尿得很高……想起获奖回来，我向他祝贺，他说：你猜我在台上想啥的？我说：想啥哩？他说：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想起他几次要我调到省作协去，而我一直没去，当又到换届的时候，正是我在单位不顺心，在街上碰着他去购置呢绒大衣，我说了想去作协的想法，他却说：西安那地盘你要给咱守住啊！想想他受整时，我去看他，他说：要整倒我的人还没有生下哩！
从这些记叙里面可以看出，路遥的刚强自负和霸道凶悍暴露无遗，甚至把贾老师当马仔使唤。路遥生前，贾老师还没有现在名气这么大，加上他骨子里尚存一些儒弱，不太敢和路遥硬碰硬，所以我估计两个人没有交恶，只是交情不深罢了。
3.
有读者用一个词儿概括他们的写作风格：陈忠实，干；路遥，不干不稀；贾平凹，稀。
我个人不太赞同这种说法。
结合他们各自的作品风格、艺术特点和个人才情，我更倾向于：路遥，干；陈忠实，不干不稀；贾平凹，稀。
说好听些，路遥具有陕北高原的敦厚，陈忠实显然是关中大地的深沉，而贾平凹则充满陕南山水的灵秀。说难听些，路遥老农般倔硬，老陈地主般中庸，老贾商贩般狡黠。然而，路遥已经死了，但依然活着；老陈虽然活着，但早死了；贾老师白天死了，晚上活着。
路遥劳碌了一辈子，壮志未酬身先死，他的《平凡的世界》尽管瑕疵不少，但多年来畅销不衰，激励了一代人的成长。
《白鹿原》是一部杰作，但未必传世。老陈写完《白鹿原》后，他的艺术生命就死了，空剩一个凡胎肉体游走于人世间，被俗世前呼后拥，地主一样享受天伦之乐。
贾老师作为中国第一个懂得包装和经营自己的作家，身边长期聚集了一帮吹鼓手：孙见喜、方英文、穆涛，甚至还有学院派的肖云儒、雷涛。在这帮人的吹拉弹唱下，贾老师像段誉的凌波微步，有时灵一下，有时钝一下，打摆子一样没有定数。白天，贾老师像一个商贩，处处透着盘算，靠书画赚得钵满；晚上，则像一个鬼才，小说越写越像年轻的父亲，散文越写越像年老的儿子，一个急促浅薄，一个深沉老道。
陕北黄尘漫天，关中小麦扬花，陕南油菜花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三人深受当地数百年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的熏陶，其作品风格也是色彩鲜明，亦如故乡。路遥是荡气回肠的英雄气概，老陈是自由奔放的大地情怀，贾老师是温柔缱绻的小情小调。一个悲壮，一个朴实，一个精明，几乎是随着黄土高原的底色，一层层俯冲下来，形成了中国文坛独一无二的三足鼎立之势。
4.
和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在青春懵懂时，我也有过一段不短的读书生涯。
现在想来，还真有些感喟。一个蜗居穷乡僻壤的农村娃，身无分文，食不果腹，所谓读书，无非是逮到什么读什么，从包辣椒粉的旧报纸到废品站年代久远的破杂志，我像一头饥饿的野猪闯进菜园，饥不择食，囫囵吞枣，属于真正的杂食主义者。
一次，偶尔在地摊上寻到一本《平凡的世界》。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窗外是秋风苦雨还是落日浑黄，我无从记起。这些都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我关门闭户，坐在小屋里就着日光或者烛光，一眼未合，如饥似渴地读了三天三夜。当时整个人极度亢奋，浑身像遭电击一般颤栗不止。读完，眼含热泪，黎明熹微中遥望西北，心潮澎湃，久久难以平静。我终于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我，注视着我的屈辱和苦难，注视着我的卑微和抗争。他的心灵和我的心灵是如此地相通，他的世界和我的世界是如此地相同。素昧平生的他，给了我活下去的无穷温暖。从精神层面来说，这是我的人生洗礼，是我的成人仪式。从此，路遥成了我的精神之父，而《平凡的世界》，则是烛照我人生的《圣经》。
以后，在漫长的岁月里，我每次遭遇精神危机时，会不由自主地走进《平凡的世界》，寻求一种精神的慰藉和生存的力量。至今，我拜读过九遍，这是我唯一认真研读过的长篇小说。路遥“牛马般劳作”式的燃烧，对我的人生影响深远，甚至改变了我的一些细枝末节，譬如有时喜欢买几包好烟来犒劳自己的辛苦，则是效仿于路遥的写作习惯，譬如对雨天莫名地欣喜之情，就可以在《平凡的世界》的开篇找到答案。
有一段时间，我活得非常恍惚，感觉自己就是路遥，就是孙少平，而身边发生的种种，会不自觉地和书里面的细节去对号入座，还一度在寻寻觅觅谁是我生命里的田晓霞。
可以说，我的血管里流淌着《平凡的世界》的血液。
5.
我虽然是《平凡的世界》狂热的粉丝，但不是忠实的拥护者。我历来认为，从文学元素而言，它的缺点非常明显：一是语言略显粗糙，二是表达技巧落后，三是缺乏独立性的思考。
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遥很少采用晦涩难懂的历史典故、成语、歇后语、俚语和俗语，甚至多处用到了诸如“亲爱的”、“我的心上人”这样西式的语言。还有就是凡涉及到历史性的政治评价，路遥几乎是照搬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调调，完全隐没了个人的观点。他用意很明显，就是想实现他在《早晨从上午开始》所记录的那个颇为大胆的想法——
经过初步激烈的思考和论证，一种颇为大胆的想法逐渐在心中形成。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吃惊。一切似乎是不可能的……说来有点玄，这个断然的决定，起因却是缘于少年时期一个偶然的梦想。
那个颇为大胆的想法是什么？路遥自己给出的答案是“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在我的想象中，未来的这部书如果不是此生我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作品”。答案只是答案，是不是真心话，值得怀疑。我对路遥的综合理解是，他那个颇为大胆的想法就是想靠拿诺贝尔文学奖。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1984年，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是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在国际上频频获奖；1987年，程琳一首《信天游》红遍大江南北；1988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面对一些或前或后的“西北风”事件的启发，路遥难免不会野心勃勃。
所以，我刚才所提及的三大缺点之所以这么明显地存在，就不难理解了。这里面，有路遥个人才情的缺陷所致，也有人为讨好取巧的阳谋在里面。
6.
路遥虽然走了20年，但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依然很多，这也足以证明他艺术生命的长青。一个作家，有人指责就是被人还惦记着，而遗忘更可怕。归纳这些流言蜚语，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给路遥带来无数荣誉的中篇代表作《人生》，有人说是他利用编辑之便，修改于无名作者的自由来稿。
二是《平凡的世界》当年获得茅奖，是因为榆林市政府动用了20万块钱为活动经费买单。
三是路遥逝世后，文学圈和媒体有意隐瞒了死因（死于家族病：肝硬化），而故意炒作成为写作劳累而死，在读者中激起千层浪，《平凡的世界》故此受到热捧。
我认为，这些丝毫不影响《平凡的世界》的伟大，以及我们对路遥的敬意。怀念路遥是痛惜一种精神的流失，怀念一个时代的终结。因为他本人以及他笔下的主人公，那种不向苦难妥协的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稀缺品质。
《平凡的世界》不是一部杰作，但足以传世，并且可以成为名著。我们在抛弃一些条条框框的文学创作理论后，重新回到文学写作的终极意义上来，你会发现最初是文本意义成就了名著，最后是名著重新定义了文本意义。或者说庸俗些，《平凡的世界》因获得茅奖而声名大振，假以时日，茅奖会因为《平凡的世界》而倍感殊荣。
一句话，带给我们无数温暖和泪水的《平凡的世界》，其伟大意义毋容置疑。
7.
路遥是一个饱具争议的人物。
路遥年少时，政治头脑狂热，19岁做了县里红四野造反派头头，领导几千人以革命的名义打打杀杀，贵为县革委会副主任。当年的王卫国，王气十足，保家卫国，风光显赫，在延川县城几乎是无人不晓。据传他的突然停职，以至于被迫弃武从文，是因为武斗中背负了一桩人命案，有人说是间接关系，有人说是死者白振乾直接被他踢下悬崖的。关于文革那些破事，路遥在《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平凡的世界》里有不少描述。
贾老师在《怀念路遥》开篇写道：“想起在延川的一个山头上，他指着山下的县城说：当年我穿着件破棉袄，但我在这里翻江倒海过，你信不！我当然信的，听说过他还是少年的一些事。他把一块石头使劲向沟里扔去，沟畔里一群鸟便轰然而起。”其中，“少年的一些事”就是指这些。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每个人都有年少无知时，对于《平凡的世界》，路遥的那些错误可以忽略不计。
路遥在当上县革委会副主任后，曾经怀着远大的政治抱负，欲问鼎国家副总理。在改为写作后，从政的野心一直未死。据民间传言，说路遥获得茅奖后，垂涎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一职。客观上讲，路遥如果不死，凭借39岁获得茅奖的资历，以及他个人出色的政治才能，这种可能还是存在的。莫伸在《我接触的路遥》一文里，是这样描述路遥的：
“路遥身上有很多突出的优点，但我认为他最突出也最具魅力的是他有很强的政治观察力，政治把握力和人事掌控力。这似乎与一个作家的头衔不吻，但却是事实。有时候我常常觉得，他的能力和他的性格可能去搞政治（或者叫作行政）会更合适些。他平时不爱多言，总是抽着烟默默思索，可以说沉稳有加。但有时又激情四溢，一旦说起话来，慷慨昂扬，妙语连珠，让你无法不受到感染。我觉得用“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来形容他，应当是合适的。他非常有组织能力，许多事情似乎非常难办，但如果他牵头参与，就一定能够轰轰烈烈地干下去，反之，则完全可能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无功而溃。”
贾平凹在《怀想路遥》里面也不得不承认：
“陕西的作家每每聚在一起，免不了发感慨：如果路遥还活着不知现在是什么样子？这谁也说不准。但肯定是他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会干出许多令人佩服又乍舌的事来。
他是一个强人。强人的身上有他比一般人的优秀处，也有被一般人不可理解处。他大气，也霸道，他痛快豪爽，也使劲用狠，他让你尊敬也让你畏惧，他关心别人，却隐瞒自己的病情，他刚强自负不能容忍居于人后，但儿女情长感情脆弱内心寂寞。
陕西画界有人以为自己是石鲁，我听到石鲁的一个学生说：他算什么呀，不要说石鲁的长处，他连石鲁的短处都学不来！
路遥是一个大抱负的人，文学或许还不是他人生的第一选择，但他干什么都会干成，他的文学就像火一样燃出炙人的灿烂的光焰。”
综观这些文字，我们不难看到路遥极具野心的一面。只可惜，他走了，没有笑到最后。
8.
20年后的今天，老陈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秦腔》先后摘得茅盾奖。陈忠实贵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贾平凹更是将陕西作协划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老陈现在混得活色生香，《白鹿原》重拍上演，一时风光无两。贾平凹家产几个亿，而贫穷一生的路遥，坟头应该是荒草萋萋，无人问津吧。历史的这种巧合，总是耐人寻味。死者死矣，连感叹几声都不能。
20年后的今天，比路遥晚12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张平，凭借民主党派这条捷径，当上了山西省副省长。散文作家吉狄加马也经过几次上蹿下跳，成了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两人开创了作家从政的先河，实现了路遥不曾泯灭的政治梦想。
20年后的今天，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让世人无比振奋。一种不可能活生生地演绎成了可能，一时间，曾经痴心妄想的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成了菩萨面前的蒲团，每个人都可以跪拜一下。
这一切，黄泉之下的路遥若有所闻，不知是何感受。
然而，路遥却死了，死了就是被世界抛弃了，无论是美好的还是丑陋的，都和这个人无关了，哪怕世间空遗一群猴子在大耍杂艺，一群小丑在横行霸道，依然和他无关。
如此想想，我内心深感落寞，直至孤寂。尘世之中，我却苟活着，像一粒尘埃，有时清醒，有时愤怒，有时麻木，有时忘却。然而在今夜，我却疼痛无比，结结实实感受到了自己尚且活着。
在路遥逝世15周年的那次，我将《平凡的世界》的电视剧温习了一遍。这次，在他撒手人寰的同一个清晨，在他弥留世间之际，我净手焚香，静坐在晨光的微熹中，满眼是对世界最后的眷念，亦如等待死神敲自己的门。
——2012年11月17日早上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