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是300多年前的一个徽章，它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标志。代表帝国的鱼尾狮，护卫者公司商船乘风破浪、纵横驰骋。徽章寓意着国家和公司的紧密关系，正如当时一位英国政治家所称：“说公司不行，就是说国家不行！”17世纪开始，欧洲各国竞相以公司之名义，踏浪蹈海；公司则凭借政府之特权，逐利全球。这是一段权力与金钱结合、财富和血腥伴随的历史。公司在枪炮的护佑下，攻入一个个市场。一个多世纪之后，特许公司的时代宣告终结。1874年1月1日，经营了274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英国《泰晤士报》评论道：在人类历史上，它完成了任何一个公司从未肩负过和在今后的历史中可能也不会肩负的任务。此时，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快速推进，无数个小公司的兴起，改变了延续千年的经济秩序。经济权利不再是与政治相结合的一种特权。在世人的膜拜和诅咒中，在死而复生的轮回中，告别特权后的公司真正成为财富的创造者。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中，公司真正成为富民强国的力量。
第二集《市场无限》
1599年秋天，伦敦市场上的胡椒价格突然从每磅3先令上涨到每磅8先令，这场价格暴涨的幕后推手是垄断香料贸易的葡萄牙和荷兰。9月24日，伦敦市政厅，80多名愤怒的英国商人聚集于此商讨应对之策。自从欧洲人发现了到达东方的新航道，浩瀚的大洋就成为追逐财富的赌场，但面对一个空前庞大的蛋糕，精明的英国商人却因为巨大的风险而有些踯躅不前。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英国《经济学人》编辑）：原因是，当时筹资组建一支船队到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香料群岛、印度、美国等地，相当于在今天准备筹措一次到火星或月球的航程。这是一件风险非常大的事。
方德万（剑桥大学教授）：那些船只可能因风暴失事，可能会遭遇海盗。他们会和葡萄牙人作战，荷兰人会和英国人作战，英国人也和荷兰人作战，而且还会受到东南亚商人的袭击。
即便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商船来回一次至少也要1年多的时间，这对商人而言实在是太冒险了。作为新加入远洋贸易的竞争者，英国商人找到了一种汇集资源和资本的新方式。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但是怎么样可以让不同的老百姓、不同的有钱的个人或者是家族，愿意把辛辛苦苦的钱拿出来去冒风险，去交给别人来运作，来管理。所以在当时的16世纪末期17世纪初的英国和荷兰就推出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一个工业组织这方面的创新。
入股集资的方法古已有之，但有限责任的提出却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自古以来，欠债还钱都是天经地义，而有限责任则创造了一种新的规则。那就是，在某些情况下欠债可以不换还。对投资者而言有限责任无疑是一种极为有力的保护。
霍华德·戴维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我认为公司最关键的特征是有限责任的概念。这一概念起源于英国，它是指当组建公司时，董事们只承担有限责任，公司籍此筹资成立。股东们所承担的责任仅限于他们所投入的金额。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英国《经济学人》编辑）：这意味着，对个人的信任可以稍微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你不会失去所有的财产。假如你向公司投资了10英镑，那么最多也就是损失了这10英镑。
大大降低了投资风险的股份有限公司，使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但在个体的信用尚未建立之前，缔结合约须借助国家信誉作为担保。因此在400多年前股份有限公司并非人人可以开办，它必须经由国家的特许。1599年9月，80多个伦敦商人聚集在市政厅，就是为了创建股份有限公司的特许。还有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权。他们要以此去和别国商人争夺香料生意。那么英国商人们凭什么向女王申请，女王又会如何处置呢？
汤姆·汤姆林森（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伊丽莎白女王给予他们特许证是因为可以给皇室赚钱，这就是国家机构用来赚钱的方式。通过向商人们征税，通过向他们授予特权并收取费用。所以，这其实是一种买卖，国家把信誉卖给了公司。
在当时普遍流行的重商主义思想中，财富总量是一个定数。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这样说道：“富有并不在于有多少黄金和白银，而在于比其他国家和邻国多多少金银。而谁能控制贸易，谁就能获得更多的金银。”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那么君主他一般地采用的方法就是保护和推动商业发展的办法是什么呢——他就是垄断商业，给一些大的对外贸易的公司以垄断权、特许的权利。
1600年12月31日，身负着英国皇家授予的对东印度15年的贸易专利特许权。一家名为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扬帆出海。依靠众多的投资人，公司第一次远航筹措的资金就高达72000英镑。当时这是一笔大钱，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3500万美元。潮起潮落，此消彼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咄咄气势，让海上马车夫荷兰感到了威胁。于是，在大议长的倡议下，6家做生意的小公司改组成为一个有国家背景的、大的股份有限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只在特定人群中募集资金不同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向所有市民公开发行股票。它实际上成了世界上第一家上市公司。仅阿姆斯特丹，股票的认购者就多达1143人。持股者有商人、水手、技工，还有市长的女仆。通过这种融资方式荷兰东印度公司远远超越了英国对手。最高时，它的投资总额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10倍。
莲娜·阿赫塔尔（美国金融博物馆档案主管）：假如你是原始投资者，当你说：“我赚得差不多了，我想拿回我的钱。”你可以在交易所卖出股票从此脱身。同样，你也可以购买股票，加入到游戏中。现代公司正式这样诞生的。
应运而生的股票交易所和银行，给荷兰人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挣钱的方式很快传到了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开始公开发行股票。资本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公司的势力范围也不断延伸。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丹麦、法国、瑞典、俄罗斯纷纷加入效仿者的行列。在欲望和血色中，开始了各自的财富征程。弗吉尼亚公司在美洲建立了第一个英国殖民地。荷兰西印度公司以价值约合今天24美元的物品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了曼哈顿岛，取名为“新阿姆斯特丹”，这就是今天的纽约。地球才刚刚想世人显露全貌，就已经成为商业战争的疆场。这一时期的公司不仅承担着为股东创造利润的任务，更承载着为国家开疆扩土的使命。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英国《经济学人》编辑）：这是个两全其美之策，政府不用直接控制殖民地，只要在特许公司里安排上一些人，他们就会为政府效力。
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32岁的雇员罗伯特·克莱武率领3千雇佣军击溃了由2万骑兵、5万步兵组成的印度军队，从此开始了由一家公司政府一个古老帝国的血腥历史。交战双方使用的几乎都是西洋火器，而克莱武的强大战斗力与他身后的公司有关。作为一个商业组织，公司保存了它最聪明和最勇敢的成员所获得的经验。面对计划周密、编制统一、像机器般整齐射击的公司军队，曾经驰骋南亚、中亚的印度骑士一败涂地。
汤姆·汤姆林森（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这家公司更像是一个政府而不是一个公司。1813年之后，它已经全然不再是我们理解的公司了，尽管还叫公司，但实际上就是一个政府。
为了扶植公司的海外扩张，英国与荷兰率先将交战、媾和、司法、行政等诸多国家权力给予公司。鼎盛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拥有超过30万人的武装力量。这个数字是当时英国军队的两倍。凭借国家权力，公司在各个殖民地发动了残酷的战争，争抢和占有当地的资源。公司和特权的结合看似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
18世纪初，英国国务秘书在一次早餐会上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的船满载香料、油、酒归来，我们的房价摆满了金字塔型的瓷器，装饰着来自日本的手工业品，美洲的草药使我们身体健康，我们躺在印度帐篷中休息。”陶醉在其中的人们未能预料到，这杯掠夺而来的财富美酒最终会变的又苦又涩。
历史的转折可能是从一个天才的赌徒开始的。约翰·劳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金匠家庭，年轻时起就出入欧洲各大金融中心。旅行带来的广博知识，加上惊人的数学天赋，使他很快在银行界脱颖而出。和大多数银行家的保守风格相反，约翰·劳的私生活放荡不羁。
皮埃尔·道克斯（法国里昂第二大学教授）：由于他曾经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妇人有染，这导致他和另一个与该妇人关系极为亲密的男子进行了决斗。随后，他不得不选择逃亡，因为他先被判处了死刑又改成监禁。
约翰·劳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他越狱了，逃亡的目的地就是荷兰。阿姆斯特丹证交所的狂热气氛让酷爱赌博的约翰·劳感到非常兴奋。作为一个行家，他也注意到股市的繁荣离不开银行的支持。然而，约翰·劳认为荷兰人过于保守，他发现，国家信用可以担保纸币发行，使经济活动的范围迅速、无限地扩展。换言之，他认为特权有可能创造更大的利润。约翰·劳需要找一个国家试一试。
1715年，怀揣着改变世界的梦想，他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这一年，穷兵黩武的太阳王路易十四驾崩。他留下的唯一遗产是比法国10年财政收入总额还要高的巨额债务，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一筹莫展。焦虑之际，他想起了在赌桌上认识的金融奇才约翰·劳。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约翰·劳建立了密西西比公司，将法国在北美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权揽入怀中。不过，他并不准备靠经营公司发财，他的目的，是借用公司帮政府解决财务危机。
皮埃尔·道克斯（法国里昂第二大学教授）：当时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人们既可以用银行发行的货币购买股票，也可以用持有的法国国债购买股票。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法国的国债，就可以用他来换密西西比的股票。很多人对这种办法趋之若鹜，为什么？因为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红利是4%，比法国国债的定期收益要高。
整个法国陷入狂热，至少有30万人申购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价格飞快地涨了数十倍。约翰·劳被授权组建国家银行，他控制了整个法国的税收，并被任命为财政大臣。集大权于一身后，他开始了一场豪赌。
安东尼·墨菲（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教授）：他控制着通用银行，也就是皇家银行。他能够发行越来越多的纸币，于是他向那些购买股票的人们发行了超额的纸币，其实是利用皇家银行的印刷系统保障对密西西比公司股票的坚挺需求。
在约翰·劳的操纵下，法国经济连续3年快速增长。这种人造的繁荣吸引了同样因战争而负债累累的英国政府。他们也打算把国债转换成公司股票，被选中的是南海公司。
约翰·凯恩斯（爱丁堡大学法学院教授）：南海公司成立于1711年，持有皇家特许证，基本垄断了对中美和南美的贸易，这也是公司成立的目的。
接手了近3000万英镑国债的南海公司开始发行新股。短短几个月，股价从125英镑飙升到1000英镑。一时间，股份有限公司在人们眼中成了具有神奇魔力的摇钱树。举不完全统计，英国在一年中冒出了202家股份有限公司。一个不断膨胀的股市泡沫正在形成。
为了保护南海公司的利益，1720年4月，英国议会通过《泡沫法案》。宣布，在没有议会法案或国王特许状给予的法律权利的场合，禁止以公司名义行事发行可转让股票或转让任何种类的股份。
约翰·凯恩斯（爱丁堡大学法学院教授）：事实上，法案是由国会议员提出的。当时许多议员都是南海公司的董事和股东。该法案其实在南海泡沫破灭之前就已经通过。看起来这更像是为了把投资者从其他公司吸引到南海公司。
《泡沫法案》出台后，大量的股份有限公司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投资者的信心。股民如梦初醒，第一次开始关注那些公司如何挣钱，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南海公司没有像议员们设想的那样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相反，它的股价跌至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倾家荡产，其中包括皇家铸币局局长艾萨克·牛顿爵士，他损失了20000英镑，相当于10年的薪水。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感叹到：“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如此疯狂！”人们第一次感受到能带来财富的公司，同时也可能带来灾难。
此时，因为与南海公司一样，约翰·劳创办的密西西比公司也处于崩溃之中，法国投资人损失了5亿利弗尔的财产，约翰·劳仓皇逃离。股灾过后，英、法两国采取了最简单却未必是最正确的办法处理善后。在国家的严令禁止下，此后100多年间几乎没有一家新的股份有限公司获准成立。
尼克·哈利（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实际上，英国公司的合法组建是在工业革命以后，直到19世纪中期才形成。
一直到死，约翰·劳都坚信自己的计划原本应该使法国变得更加富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让人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了“法国最著名的金融家”一行字。实际上，当这位金融家把公司视为国家工具时，灾难已经不可避免。在人们对股份有限公司谈虎色变的年代里，同样作为国家工具的那些曾经如日中天的特许公司也一天天日薄西山。
公园1770年不安笼罩着伦敦。英帝国在东方的殖民地孟加拉爆发大饥荒，六分之一的居民被饿死。这对此前就已经变得面临困境的东印度公司无疑是雪上加霜。5年前，英国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孟加拉总督的地位，允许它征收土地税，但是，这反而造就了更大的公司腐败。
汤姆·汤姆林森（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在印度瓦拉纳西的英国人年薪约1000英镑，而实际收入却高达40000英镑，多余的收入都是靠各种勒索和受贿得来的。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英国《经济学人》编辑）：特许公司具有两栖的特性，既非公共，也非私人，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短期内，它们可能非常强大，因为能够得到政府资金和支持，但他们也非常危险，会变成泡沫化的实体。
一个只会用强制力去敛财的公司，最终成了政府的包袱。为解救公司入不敷出的窘境，英国议会不得不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授予其对北美殖民地茶叶贸易的垄断权。但特殊政策不但没能拯救公司，反而引起了更大的麻烦。为了能自由主宰自己的生意，殖民地的人民不惜与宗主国兵戎相见。此时，想要获得经济自由权利的不仅仅是北美大陆的殖民地，还有英国本土的普通公民。
就在东印度公司向议会讨要北美茶叶垄断权的1773年，英格兰斯塔福德郡的韦奇伍德陶瓷厂收到了一份极具挑战性的订单。订单来自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要制作一套952件的米白色餐具。一年后，韦奇伍德工厂，用1244幅工笔画交出了一张完美的答卷。此举让工厂主乔赛亚名声大噪。15年前，29岁的乔赛亚·韦奇伍德创办了自己的企业。这位制陶工出身的企业家革新了生产流程，把原先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制陶工作分成了十几道工序。
就在同一时期，水力纺纱机的发明者阿克莱特在曼彻斯特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工厂。此时，英国几乎有40%年龄超过20岁的男劳动力在从事商业与制造业。正是他们启动了日后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
尼克·哈利（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在棉纺行业有数以百计的小公司被卷入到工业革命中，数目也许并不庞大，但类型基本相同。
亚历山大·斯坦兹亚尼（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资本家的历史就是那些从未获得特许权、可以自由注册的公司的历史。
1776年3月8日，英国伯明翰，由两个合伙人名字命名的博尔顿—瓦特公司向客户展示了新研发的产品。虽然还是原始的型号，但是，已经能干100人的活儿了。蒸汽机的出现改变了几千年来生产完全依赖于人力和自然力的历史，将缓慢的工业化进程加速为一场真正的革命。对此，公司合伙人博尔顿兴奋地写到：“对我来说，仅仅为三个郡去进行生产是不值得的，但我发现如果为全世界去生产，那确实非常值得的！”不过，博尔顿很快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实现雄心壮志。因为，当时的英国政府明令禁止任何机器设备的出口，违反者，甚至会被处以死刑。到底应该由谁来决定公司的命运呢？
一位50岁的学者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就在博尔特—瓦特公司推出蒸汽机4天之后，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一书。在这部著作中，斯密批判了用国家力量追逐货币财富的重商主义，倡导通过平等契约来发展经济的自由贸易。
尼古拉斯·克拉夫兹（英国华威大学教授）：他（亚当·斯密）最著名的观点就是看不见的手。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个体间的自然贸易将会创造出高效的资源分配模式，并有利于提高市场经济中的收入水平。
斯密认为，每一个人为改善他的状况而自然地作出的努力，当其具有施展的自由和安全时就是一个十分强有力的原则。他进而指出，不需要借助其他，这种个人的女里就能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正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成千上万的英国小公司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并无政府强制力作为主导，在纺织、机械、冶金等各个行业中，几乎看不到必须由政府特许才能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尼克·哈利（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活跃在工业革命期间的公司几乎都是规模非常小的公司，我们可以称之为家族企业。它们在法律上采用合伙制，合伙人对公司债务富有全责，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一个个用合伙人名字命名的小公司，各自为追求利润而奔波忙碌、发明创造。正是它们的自利行为带来了全社会经济能量的一次解放。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解放
L·E·小波泽尔（美国法学家）：这是一场转变，经济活动由底层的人们来组织，而不再是顶层的人们。这当然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转变。
尽管公司规模不大，但与重商主义时代相比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大量生产性的工业公司开始取代传统的商业贸易公司成为经济舞台上的主角。19世纪初，正是它们为欧洲和北美生产了63%的布匹、54%的煤炭、58%的钢铁。当英国制造的工业生产能力足以甩开世界后，新型的工商业者们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打破特许公司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1733年飞梭出现织布速度提高，1765年珍妮纺纱机出现棉纱产量增加，1771年水力纺纱机厂出现现代工厂诞生）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当工业革命创造了相当一批小工厂主、小企业主，把这批人推到了工业革命的最前沿的时候，这些人就痛感国家垄断政策，某些大的商业集团、商业公司对经济的垄断的活动是挡在了他们所试图走的那个路上。那么这些人就要求解绑，就是松绑。
保罗·肯尼迪（耶鲁大学教授）：我们可以继续通过保护主义对外政府以及独家的垄断地位来赚取大量金钱，但是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了钱，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
1815年，英国的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横扫欧洲的法国皇帝在小店主的国家面前黯然失色。国家的强盛不再仅仅依赖于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经济力量的优势和经济制度的先进。对于这一轮的英法较量，有人这样评价：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不列颠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就在滑铁卢之战的两年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英国的贸易垄断权被彻底废除。当法国政府还在努力经营国有公司的时候，英国政府已经逐渐转换了角色，它要把公司交还给市场。
1830年9月23日，雨下了一夜，到早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就在这样的天气里，仍有20万人走出家门，冒雨守候在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30英里的铁轨边上，等待见证由公司开通的世界上第一条公共铁路的正式运营。伴随着火车的到来，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曾饱受争议，从天堂跌落地狱的经济组织也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机遇。
詹姆斯·莫里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很多工程中，铁路的例子是最著名的。当然还有修筑运河的工程，比如苏伊士运河，这些都是需要大量资金的工程。问题是如何筹集资金呢？股份公司因此就成为了一种鼓励人们投资的有效方式。而且可以让人们放心，他们不会损失得太多，这是一个绝佳的策略。
19世纪中期，英国完成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高耸入云的烟囱喷散着缕缕烟雾，庞大的厂房发出隆隆的轰鸣，乡村生活的恬静渐行渐远。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铁路、电报、蒸汽轮船、冶金、石油，一个个新型的行业存在着巨大的机会，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何才能更上层楼呢？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没有工业革命，就可能没有现代公司存在的必要性。当然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现在公司的存在和发展，工业革命的快速进程也可能不容易出现
1862年，综合此前约20年的相关法案，英国通过了《公司法》。英国贸易局表示，以前成立股份公司是一项特权，我们希望能把它变成一种权利。从此，成立公司不再需要政府的特许，它只需要7个人签一份组织章程，登记营业处所，对外自称股份有限公司就可以了。这个法案后来成为世界各国《公司法》的蓝本。
蒂姆·莫斯（英国公司注册处企业策略指导）：这项法律创立了有限责任的条款，它使得公司的董事和投资人在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更加安全，这实际上鼓励了更多人投资公司，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
约翰·凯恩斯（爱丁堡大学法学院教授）：《公司法》的价值在于允许人们在政府的控制之外，在一定的框架之下自由地组建一家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再次粉墨登场。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诞生期后，它由特许变为自由的注册，由特权变为平等的权利。与之相随的，是由垄断到竞争，由封闭到开放的市场的形成。在市场机制下重生的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脱胎换骨。它不再只是少数上等人的游戏，而成为普通人登台表演的机会。它不再高高在上，而是落地生根。英国因此真正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接下来的竞争就看谁能更好地在无限的市场里发挥现代公司的能量了
1851年3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到：那里的人民既拥有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技巧，又有一个广袤的大陆供他们自由支配，并且从英国和欧洲的每一个国家不断新增加资本和人口。从近60年来两国的相对进步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美国终将凌驾英国之上，就像下一次日蚀必将出现一样。
这似乎是一种预言。此时，旧大陆发明的火车已奔驰在新大陆的原野上，大公司的时代呼啸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