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附著名作家马建介绍
·马建“红尘”未了：名列“21世纪全球50位作家”
文/曾慧燕
《世界周刊》，2007年8月5日
想到要写马建，不仅因为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名作家，也不仅因为他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事实上，有名气的作家多如恒河沙数。如果说马建有什么特别，在于马建就是马建，他不仅多才多艺，重要的是他无论处在社会最底层，还是跃登“21世纪全球最重要50位作家”之列，都能守住他的笔和道德底线，关怀社会，见证历史，鼓吹人文精神，不平则鸣。
写作是内心最真实的呈现，作家是时代心灵报警器，必须见证历史，而作品就是时代的产物。这是马建贯彻始终的信念。他指出，在极权社会，作家是唯一能用笔说实话的人，不是非要捍卫什么，而是对生存环境表达人起码的要求，对社会的不文明表达看法。
相对于一些攀附权贵的御用文人，马建一针见血地说：“如果你对你的时代视而不见，你不能算是一个作家，更不能说你是个文学家。”
以“亮出舌苔”成名
1987年，马建曾因发表一部以流浪经历为素材、描写西藏风俗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受到中国大陆全国性点名批判，从而引发大陆文坛一场政治风波。此后长达1年，他的名字和作品被禁止在大陆报刊出现。
20年后的今天，他的多部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2005年法国文学月刊《阅读》选出代表本世纪的全球50位作家，马建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作家。
2001年，他以长篇小说《红尘》英译本入围美国克鲁雅玛（Kiriyama）亚太平洋图书小说奖；2007年，再以《亮出你的舌苔》二度入围克鲁雅玛奖，并同时获英国独立外语文学奖。2002年，《红尘》英译本一举夺得英国托玛斯'库克国际旅行文学奖。
《红尘》是马建当年在中国穷乡僻壤流浪三年艰难跋涉的见闻。英国《观察家》报2001年6月10日刊出文学评论家马斯登（PhilipMarsden）评论此书的“一国之尘”，称赞“这是一部极优美而又发人深思的作品，也是一部新的WildSwans”。
马斯登指出，《红尘》这本精彩的书在旅行文学中并不多见。“这段旅程艰险万分，旅行者遇到的困难都被真实地记录下来，如病痛、虱叮、严寒、酷暑、饥饿、疲惫，另外还有警察的抓捕，他被洗劫过，被狗攻击过。在柴达木盆地的荒漠，他被迫饮尿以求生存。在戈壁滩中，他迷路了三天，到了崩溃的边缘。还有一次，他顺着萨尔温河快被冲到边境，险些被荷枪实弹驻守中缅边境的士兵打死……。”
他指出，《红尘》是一个诗人的深思，同时又是一个处在变化中的、面积与欧洲大陆相仿的国家的肖像画。一幅幅中国的自然景色充满了令人眩晕的奇光异彩，人文风景也非常奇特。
在中国甚至海外，马建并非是最出名的作家。近年法国掀起“中国热”，大批中国作家蜂拥而至，书展讲座遍及法国，其中余华和李锐还获法国骑士勋章，莫言、韩少功、王安忆、苏童及哈金等更是书展上的大热门。但《阅读》评委无视「中国热」，在阅读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作者的作品后，挑选出最令他们“受感动和启发的作品”，他们认为这些作品可能在未来成为经典，文学风格“出神入化、化腐朽为神奇”的马建因此上榜。
上海《书城》杂志为此感到忿忿不平，在一篇评论中指出，“他们（法国《阅读》杂志）对东方文学的无知，其选出的亚洲作家寥寥可数，而且也不一定是同辈作家之中最闪亮的……。”
一个不能拒绝的邀请
马建作品能够出版英译本，得力于他年轻漂亮、说得一口流利汉语的英国妻子FloraDrew。
说来也是造化弄人。七○年代，马建的梦想是出国，“离开这个监狱社会”；八○年代马建到了香港，曾发誓不要移民外国，“因为我看到出去的作家几乎都停了笔。偶然几位有作品发表，文笔也丧失了灵气。另外，作家失去了土地，仅得到一个自由的天空是没有意义的。但偶然的一个不能拒绝的邀请，我便离开香港，到了德国鲁尔大学当了讲师。”
马建这里说的“不能拒绝的邀请”，应该指的是有“中国情结”的德国汉学家、鲁尔大学教授马汉茂（后来因患忧郁症不幸跳楼自杀）。
1997年秋，马建的才气打动了爱才的马汉茂教授，居然破天荒从香港把马建“这位既不懂德文，也不会英文，没有任何文凭的作家请到德国大学，教那些只知道德文的学生中文。这在保守的德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马建在德国的好友仲维光指出，当时许多朋友为他捏一把汗，一般自我很强、有个性的作家，总是受不了约束，而且“面前还有语言那道山”。然而，一年下来，马建既保持住了他的个性，也兢兢业业完成了教学任务。真的让当初不看好的人吃惊，并且敬佩。
仲维光说，马建可能永远是不安分的，总会做出些令人吃惊的事情。就如他不懂任何外语，就要突然舍弃香港，只身一人来到最多只能住四年的德国；就像他在1987年突然以一篇《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引发争议时，他已经到了香港。
到了德国才一年，马建突然对仲维光表示，“这样下去不行，为了专心写东西，要立即辞去教职”，移居英国，专心写作。仲维光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中文作家要想靠稿费在西方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虽然鲁尔大学的位置只是半个，并且只有四年，但是对于很多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来说，仍然是令人垂涎的。毕竟生活还能有个基本保障。砸了饭碗，往英国跳，无异于向深渊跳。马建怎敢跳向深渊？”
马建却说到做到，义无反顾辞去令人称羡的德国鲁尔大学中文讲师教职，移居英国。有人认为他是被那位后来成了他太太的纯真英国女孩“俘虏”。
不羁的马建，不安分的马建，给人的感觉是“永远的流浪汉”。即使是他已经娶得美娇娘，定居伦敦，不久他却真切理解了“流外丧志”的含义。“特别是一个流亡作家，在外国首先消失了自己的特长，感到赖以生存的语言在另一个社会并不存在，而自己的祖国又一直禁止你的作品发表的现实，更感到流亡生涯的错位。”
另外，失去了语言环境，重新学习一种语言，便对自己的社会也淡漠了。更令人难过的是，“记忆的中国和现实的西方社会的反差太大，如在监狱活久了，已不习惯自由的人般无奈。西方缓慢的生活气氛也和我在中国那种奋斗、战斗或搏斗的精神极不协调”。
马建形容：“我像个赛跑运动员，被放在行走的牛车上。更像个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军人，坐在花香乌语的草地上。我体会到了被苏联共产党赶出去的作家的痛苦了。这种惩罚是把你从祖国赶出去，你便像一棵剪下来泡在水里的花，虽然暂时死不了，也活不痛快。”
在家门口成了陌生人
于是，马建又一次返回中国，寻找生命中的记忆，希望“回到写作与现实能互相沟通的心境”。
这是马建的二度回归。第一次是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我实在看不惯五星红旗插在这块自由的城市之中……”回到北京，他“试图在自己曾建立了人生理想的房子里住下来”，但他一度被扣在海关，不准入境。经过一天的审查，被教导不准接触敏感的人物，把他放了。他把快倒塌的南小街重新装修了一遍，装上了煤气和水池子。“……这自然的气味还能令我守住笔，去描写周围的人和事。当初在南小街53号偷偷聚会的朋友们，有的因六四进了监狱，有的出了国，有的卷进了商业的海潮，成了主席或总经理，价值观变了也就少有了来往。”
马建当初移民到了香港才两年，北京发生八九学潮，中国在震动。马建“发现自己虽然躯体站在了自由的香港，但灵魂依然留在中国，我的梦也从未出国，依然停在南小街的周围。”他感到一个作家假如和自己熟悉并成长的社会脱节的话，他的创作也就失去了灵感和目的。“甚至活着本身也没有意义。也许我这个人就是越过周围的亲情，去与社会建立责任的人。”六四后，他又返回南小街。
他拟定了一个与六四有关的长篇小说计划，开始写中国人被一双无形的巨手撕扯着，人被迫变化着也麻木着。经济的开放，给了大众在商业领域寻找个人价值的实现。但人们向钱看，丢弃了理想和人文关怀。
他指出，中国从毛泽东死了以后，改革开放把破旧的北京城变成一个现代大都会。中国人也有了钱享受现代生活。但在表面变化的背后，中国人被专制控制着思想和精神自由的局面并没有真变化。这是中国人的悲剧。
第二次回到中国，马建发现，“记忆中的北京已消失了”。如果不搭出租车，他几乎到不了任何地方。他曾经居住过的北京南小街已经被一条宽马路取代，“与街上的人擦肩而过时，我发现自己在家门口成了陌生人。”
他感叹，“老北京已随着历史一步步地消失了，就连同它记忆的位置都变得虚假和不可信了。我只能在内心默默记载着它的人世沧桑。”
俯首甘为孺子牛
从前马建爱爬山，爱享受站在高处使自己也变高的感觉。现在他站得越高，“自己便越小，小的只剩下那点还在回忆的思想了”。想当初，他靠一条腿走了大半个中国、爬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也不累。“我感到了岁月的流失。活着的都在时间里死去了。我开始想念懒散地待在床上看着电视的日子。”
他开始怀念伦敦。“这儿的每棵树，每个酒吧，甚至街上的行人都不变，给你一种真实感。在这种不变之内，其实一切都在随着时代而变化，但那就是正常生活，我们活在其中不知觉而已。”
最终，流浪了大半辈子的马建，回到了英国妻子的身边，妻子一鼓作气给他生了两个小可爱，一男一女，人说混血儿漂亮得像洋娃娃，一点不假。
马建笔锋犀利，“横眉冷对千夫指”，却也有柔情一面。他在纽约出席国际文学节期间接受《世界周刊》访问，记者是他20年前在香港的旧识，陪他为两个稚龄儿女买鞋，看他为挑选鞋子爬在地上“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
马建现在英国，名利双收，自由自在，“老婆孩子热炕头”，在别人眼中看来美满幸福。可是，马建总认为，“作家倒霉的就是，他们总是越过家庭，去关心社会，也许是使命感吧。”
他指出，现在中国很多作家都是“大款”，有房子有车，孩子都出国留学，但对社会的关怀是零。他认为既然选择了作家为职业，就应负起关注社会的责任。因为“写作和关注是融为一体的。你正在写一个小人物，而你周围的小人物正在受苦，你能看着不理吗？你当然要拿出些时间，去签名、去抗议，去帮他们做点什么事。这样就把你的角色给拉出一部分了，但这就是作家和小说家的命运。”
马建很早就表现出他的特立独行，他在伦敦的文友陈晓明指出，马建“在当代文化中的呈现方式就是旁门左道，这个人具有无可争议的多才多艺技能，它们是生活随心所欲的一种表现形式。有谁像他那样不顾一切地热中于摄影，变卖所有的家产到祖国各地流窜，结果是以一本影集《马建之路》武断地结束？就是职业画家也没有像他那样一度把绘画当作生命的顶峰来体验，他是大陆最早的《无名画展》的参与者，他的画如果在专业技能方面不能算是第一流的话，那么，至少在先锋性和个性表达方面是无与伦比的。”
第一位伯乐高行健
说起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应该是马建成名的第一位伯乐。马建当时是“无名画会”的成员，他的油画深为朋友们欣赏。当时高行健常去马建的南小街小屋看画、听音乐、谈文学。他听过马建朗诵他的诗，可并不知道他也在写小说。
直到1986年的一个冬夜，马建从西藏流浪回来不久，带来刚写完的厚厚一迭小说稿来看望高行健。高行健回忆：“我看完第一篇便兴奋不已，想不到他小说写得这样成熟，认为无须再作改动。我们喝酒谈稿，通宵达旦。”
马建也回忆，半夜里高行健“进到睡房一直读到凌晨才出来把我弄醒。他认为很好，不要再改动了。”
高行健首先想到刚接手主编《人民文学》的刘心武，向他推荐，刘心武正想为当时一再被压抑受批判的现代主义争一个可发表作品的园地，毫不犹豫，才走马上任，居然不在乎撤职查办的风险，将1987年第一、二两期合刊，全文发表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没想到立即成为“一大政治事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贺敬之勒令刘心武停职检查，并下令回收这期在印刷厂还未装订完的刊物，同时在全国下达“立即销毁查封”的通知，随后更利用报纸电视展开大批判。
小说刊印时，马建已移居香港，并不知道事态如此严重。高行健庆幸“也幸亏他走得早，否则恐怕也未必能赢得日后这些年自由写作与发表的条件。”
高行健指出，丢开大陆文艺界政治门争的背景，就马建的这篇作品而言，“倒确实是篇现代主义的力作。等先锋文学在大陆弄成了时髦，我宁可说这是一篇好作品，且不管是什么主义……。而马建的作品却一直锋芒毕露，对文学形式的追求并不回避人类自下而上的困境。他冷眼观照人的生存状态，不哗众取宠，才使他的作品总有分量。”
马建经历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社会，到香港后的作品同样不媚俗，连续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思惑》、《拉面者》和《九条叉路》，一部比一部更有分量。
《红尘》是马建移居欧洲后完成的第一部作品，写的是八○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他流浪三年的经历。高行健说：“我和马建都经历了那个时期，读起来自然亲切。但我没想到他竟差不多走完了中国。一个作家，只能在自己的家园流浪，这毕竟是一个社会的缺陷。好在马建用他的笔做了见证。”
当初在北京任职摄影记者的马建，为什么去流浪？马建说，他的住处（南小街53号）经常人来人往，又放音乐又唱歌，便成了公安局和“小脚侦缉队”的监视对象。“我终于逃不过党的眼睛，两次被抓进公安局交代思想问题。最后一次放出来时，屋里被彻底搜查，连纸糊的顶棚都被撕了下来。”
在中国穷乡僻壤流浪
1983年冬天，马建从公安局给放出来时，警察对他说：“再不老实，就把你消失掉。”他决定离家流浪，“走到一个偏僻的角落，走到没有人能认出你的社会。而这种地方只能在没有方向的路上。”
他准备了水壶粮票，还有惠特曼的《草叶集》。由于没有“党的批准”，离开居住地旅游是非法，他还偷了几张单位介绍信，“就离开了到处是红墙的北京”，开始冒险在全国流浪。
半年以后，他走进了北部的毛乌素沙漠。当时打算只穿过边沿去陕北的黄河。结果，30多公里的路，走了三天。“在色彩如乳房般的沙丘之间迷路了。我发疯地撕着衬衣乱走，眼看坐着活人的飞机划过天空远去。没有尿喝了，就等太阳晒到扣在沙丘的塑料袋时，舔到点水蒸气。那时，我想到了爷爷在共产党监狱被活活渴死了。”
马建在中国的穷乡僻壤流浪了三年，小说“红尘”便是他这段流浪生涯的见闻。他曾经在街上摆着凳子给人理发谋生，却被抢了包；在集市上给人算命，却被人打昏；在山区倒卖纱巾和尼龙绳，晚上睡在羊圈或树上；也给农民画年画，给人绑沙发赚路费。“也学会骗吃骗喝地走遍了中国……。十万多公里的旅行，我惊讶中国地貌的丰富神秘，更惊讶人民被专治的麻木无知。我徒步走过的一万多公里的路上，七次被群众告发是特务或流氓，被警察追得翻墙逃命。”
有一次，马建迷失在丛林中，加上被民兵追捕，就在走投无路时，一个火球突然在头顶盘旋，并引导他走出12英里，才到达安全地带。
马建深有体会地说：“流浪就等于是在逃亡。在狼群中生存，你只能也披着狼皮。慢慢自己也变得粗糙和不诚实了。在没有同情心的人海中旅行，是比登雪峰还困难的探险。”
1985年，马建终于进入三年旅途最远离尘世的“香格里拉”，疲惫不堪在西藏布达拉宫门前驻足，“我知道，那里面也许有我要走的道。但如果进去再退出来，我就真的走投无路了。”
1983年在踏上流浪的旅途前，马建皈依了佛教，并封了法号，他旅行的最终目的地是那片充满神秘感的高原佛国，“那是去赢得思想的自由而投奔的另一个人生舞台，也是去异国他乡的终极方向。而西藏对于封闭的中国而言，就是最遥远的佛国了。我就是怀着那种心态走进了到处是枪口的西藏。”
可是，最后他“发现了一个因被解放而破落痛苦不堪的民族”。他失望地说：“XX喇嘛逃亡时，一定把最好的喇嘛带走了。”
做为一名受戒不久的佛教徒，马建感到“XX党真是无处不在，而佛和我一样，连自身都救不了，还能拯救谁呢？我感到自己内心的崇敬被冲垮，如病人被迫要伸出舌苔，让医生诊断你生了什么病一样的尴尬。”
现实的政治恐惧与宗教信仰，令他迷惑不解。“因为我的信仰原本就不是从内心生出来，是需要现实的触动，但盼望已久才踏入的人间净土，正是我感到最不该停下来的地方。”
透过流浪禅悟人生
“佛土无佛”，从西藏重返北京后，极度失望的马建“没办法再去相信宗教”，1986年还俗。如今他信仰个人和个性解放，“从佛教信仰走出来之后，就不再有宗教信仰了。”
今天，已看完半个世界的马建总结说，中国是旅行探险的圣地。旅行中国可以让你回到过去的时代，它能满足你脱离现代生活的愿望。“你可以自然地活着，没热水器和快餐店。在西藏高原有活在人神之间的藏人磕头跪拜走向佛国。云贵高原还有刀耕火种的农民种着乔麦，让你学会忍耐。”
马建说，中国人把旅行文学看成是人生的一条精神道路，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认为旅行往往不只是看到异域的人和社会，更多的是自己的沉思独处，透过旅行禅悟人生艰辛和生命无常。信佛教的人叫看破红尘，化缘流浪；信道教的人则离家出走，寻药求仙，都是精神旅行。他渴望透过流浪重新找回自我，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
不过，对于西方国家他就认为已没啥险可探了。“尼斯湖是个度假村，阿尔卑斯山是个滑雪圣地。文明社会到处都是高速公路，车就是旅行鞋。我眼看着老外把车开到山顶，全身运动装走下车，活动一会儿就下山了。安全的地方退化了人的好奇心。文明真无聊。”
自由之门需要冲撞
马建的长篇小说《拉面者》英文版，2004年5月由英国Chatto出版社在伦敦出版。该书是马建继《红尘》以后的第二部英译小说。上市不过几天，英国《观察家报》、《泰晤士报》、《独立报》等都发表了评论；美国文学周刊《纽约客》率先刊登选章。
《拉面者》是第一部以中国“六四”事件为背景的寓言小说。以专业作家与职业献血者的通宵长谈铺陈故事。书中描写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都如一块面团，被无形的拉面者拉来扯去，既没有自我，也失去了生命的意义。
提倡“政治与幽默”的马建说，近百年来中国少有幽默作品问世，原因是社会一直在战乱动荡，近半个世纪又进入共产专制统治，生活得过于残忍，笑变成了政治倾向，笑错了可能就要家破人亡，但这恰恰是发挥幽默的时代，作家也唯有用幽默来化解严酷的政治压力。他写《拉面者》，就是展示不容许幽默的社会，小人物被政治恐惧压垮了的故事。“幽默在文明社会是一杯提神的咖啡，在野蛮社会是一杯压惊的苦酒。”
此书中文版早在1991年便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首次出版；1994年台湾远流出版社相继出版；2002年10月，中国天津古籍出版社以“马建刚”的笔名删节出版，这是马建的小说和名字在大陆被禁15年后首次开禁。
今天的马建在英国已安居乐业，中国也对他“网开一面”，但马建仍是马建，他的灵魂似乎一辈子都在中国大地游荡。“我为什么写作？就是我必须见证历史，必须见证我活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的。我不能不面对八○年代的中国，这是我30岁左右记忆最深的一个社会。”
他不时透过各种渠道为大陆的弱势族群仗义执言，并向他的中国作家同行大声疾呼：“时代需要作家，人民需要作家。中国大陆的作家们，请勇敢地承担起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和责任，真实地记录历史，反映民生，揭露黑暗，见证未来，做一个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家。”
马建强调，“自由之门需要冲撞。不管多艰难，我都要一路走下去，路可以丈量你的生命。你走得越远，活得越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