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胡兰的故事曾经流传了很久，中国人不知道刘胡兰的可能很少。刘胡兰，1932年10月8日生，乳名富兰。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1945年进妇女干部训练班。1946年分配回云周西村做妇女工作，任村妇救会秘书，同年任五区妇救会干事，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1947年1月12日，她的家乡突遭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袭击，不幸被捕。面对敌人她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后在敌人的铡刀下英勇就义，时年15岁。牺牲后被中共晋绥分局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毛泽东亲笔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这样的烈士，也许早已盖棺定论了，但也留下了许多疑点，特别是近一段时间来，网上关于“刘胡兰”的争议颇多，有人认为是为了出名拿烈士开涮，难道真的是这样的吗？本人也曾对刘胡兰的故事进行过一些探讨，确实有许多疑点存在。
疑点之一、七烈士与突出的“刘胡兰”
最早报道刘胡兰被害消息的是当时新华社吕梁分社记者李宏森，1947年2月5日，《晋绥日报》刊登了他写的题为《刽子手阎锡山大肆屠杀文水人民》的报道。第二天，又刊登了他写的报道，题目是《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
这个问题如果简单看，李记者及时报道了这一事件，可以说是很有新闻眼光的。而细析一下，便颇有疑点：阎匪军复仇队于1947年1月12日在云周西村，将刘胡兰与民兵石六儿、退伍军人张年成、地下交通员石三槐、干部家属陈树荣、石世辉、刘树山等7人抓捕，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当场用铡刀将以上7人全部铡死。也就是说，这是七位烈士，为什么却要专写一篇《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呢？七位烈士的鲜血一起流在了阎匪军的铡刀下，而李记者的报导则单单突出了刘胡兰一人，怎么能让其他六位烈士瞑目呢？而这样来报道一次突发事件，是否存在什么人为的因素呢？
疑点之二、张仲实有什么资格让毛泽东来题词？
1947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了一个“延安各界慰问团”，赴晋中的孝义、文水等地慰问军队。慰问团由党中央直属机关、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工会、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新华社代表和劳动英雄等三十九人组成，团长为崔田夫，副团长为张仲实、黄静波。
有报道称，张仲实看到《晋绥日报》的报导后深为感动，张仲实专门找晋中地委书记的解学恭了解情况，解学恭介绍了刘胡兰英勇牺牲的情节，张建议把刘胡兰英勇就义的典型事例作为教育党员的教材，大力宣传。还派白凌云等同志前往云周西村慰问了刘胡兰的父母双亲。解学恭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在刘胡兰烈士墓前立一个石碑，并请张仲实同志写碑文。张仲实非常谦虚，认为自己写不合适，表示“等我回到延安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后，请中央负责同志写”。还说要请毛主席题词。
同年3月25日，张仲实向任弼时同志汇报了慰问团在晋中战区活动情况，并特意汇报了刘胡兰的事迹，也汇报了晋中地委关于纪念刘胡兰烈士的决定，最后请示说：“纪念刘胡兰烈士一事，最好请毛主席写个匾，或题几个字，以示表彰。”任弼时同志听后，同意他的意见。3月26日，毛主席听了任弼时的汇报后，以沉痛的心情，挥笔疾书，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
张仲实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出版科副科长，主管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而团长崔田夫时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行政公署主任，如果“慰问团”对刘的事迹重视的话，应该由崔田夫来向中央汇报还是应该由张仲实来汇报？而张仲实当时的职务很小，他有什么资格说让毛来题词？
疑点之三、刘胡兰是否真的入了党？
关于刘胡兰入党问题，好象争论的焦点是入党的时间，据时任二区区委书记的唐云回忆刘胡兰入党时间应该是1946年2月，而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追认刘胡兰为中共正式党员时所说，刘胡兰1946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候补党员。1990年2月2日，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中国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下文，对刘胡兰入党一事做了最后结论，入党时间以1946年6月为准。
如此之后似乎再不应该有什么争议了，但是，笔者考虑一个问题，中共于抗战结束时在广大根据地正式公开，公开之后便一切都严格接党章办事了，党章要求年龄是十八岁，如果说刘是在1945年前成为预备党员的，有这个可能，而1946年刘胡兰只有14岁为什么还要发展她为党员呢？再说，党章从最初的第一稿就规定必须有两名党员介绍，而刘胡兰的介绍人也是两个，奇怪的是两个介绍人相互不承认对方，这又作何解释？
其一是吕铭，原名吕梅，是文水县委妇女部长，现在新疆，据说是为了铭记刘胡兰精神才改名的，1946年春，云周西村划归五区，她说在区委会上介绍了刘胡兰的工作情况，说刘胡兰家庭成分好，立场坚定。1946年6月，刘胡兰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经批准，吸收她为中共候补党员。其二是二区区委组织委员石世芳，称其对刘胡兰进行了长期的考察，并推荐入党。原任文水县委书记石玉生前在1960年讲过，当时文水县委没有设过妇女部，吕梅说她是文水县委妇女部长是伪造。刘胡兰的介绍人只有石世芳一人，吕梅不是介绍人。当时的五区区委书记王瑞也说“吕梅要争，我不愿再讲什么了”。
这两人都想做刘的介绍人，后来争到了中宣部，据说中宣部确认为吕铭，而历史不是谁可以确认的，既然刘胡兰当年填过“入党自愿书”，那么，为什么拿不出这个最有说服力的东西来呢？因此，我认为当年刘胡兰并没有入党，只有李宏森写报道时，为了树烈士的高大形象而给她加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
疑点之四、为什么要第二次找毛泽东题词？
为宣传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山西省文水县于1956年在刘胡兰家乡云周西村建立了刘胡兰纪念馆，并于1957年1月12日刘胡兰英勇就义10周年纪念日正式开馆。为此，团省委决定派人去北京恳请毛主席为刘胡兰重写题词。因为毛主席于1947年3月26日为刘胡兰的第一次题词，后来竟在战乱中丢失了，时任宣传部宣教科科长杨小池带着这个任务去了北京。杨找到团中央办公厅，说明了来意，呈交了团省委恳请毛主席为刘胡兰重写题词的报告。约两三天后，团中央办公厅同志告诉杨小池：已把报告转交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答复说一定把报告转呈毛主席，让山西同志先回去，如果毛主席写好，便由中央办公厅直接交中共山西省委。1月11日，山西省委办公厅正式通知团省委：毛主席为刘胡兰重写的题词已到了省委。大致二尺多见方的宣纸上，写着刚劲奔放的三行大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泽东”。
那么，这一说可信吗？杨小池赴京请毛题词的事是肯定的。但“第一次题词在战乱中丢失”的说法并不可信，1947年，山西的战乱已经不是很严重了，毛泽东是中共第一要人，他的题词会丢失吗？即使将毛的手稿丢失，若真的要有毛第一稿题词，难道当时的《晋绥日报》能不刊发吗？为什么现在看不到毛的另一版本？
疑点之五、如何解释魏风之说？
1989年7月5日，《中国老年报》第4版上登载周辛玲的一篇文章提到：据抗战老战士魏风回忆，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烈士英勇就义，1月30日时任战斗剧社编剧的魏风接到上级任务，让他写一出关于刘胡兰的戏，为此他作了采访之后，仅用4天时间，写就出了五幕话剧《女英雄刘胡兰》。因为剧情，追悼会最后需要一副挽联，剧作者魏风撰写了三副挽联，其中一副就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后经剧社社长朱丹选定，以毛主席的名义在剧中用上了。于是魏风提笔写了一幅“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字，并署了毛泽东的名字来做道具。因为当时这个戏的影响较大，人们看到魏风手写的“题词”道具，便信以为真了。此说确也很一定的可信性。
疑点之六、十四五岁的孩子真有如此高尚的觉悟吗？
刘胡兰生于1932年10月8日，死于1947年1月12日，确切说她死时仅14岁零三个月。而《晋绥日报》当时的报道中称刘为十七岁，可见疑雾弥漫，如果说她死时仅14岁，且不说当时的教育水平之差，乡村大部分是文盲，就以今天的水平来衡量，一个年仅14岁的女孩又能有多高的思想觉悟？我曾经在现在的中小学找同龄的孩子做过调查，这个年龄段对革命这个词确实没有很深的认识。
据说张仲实他到文水县后，在县委组织的情况汇报会上，听到刘胡兰同志大义凛然、壮烈牺牲的事迹后，立即派慰问团中的新华社缪记者和陕甘宁边区妇联的一位同志，到云周西村群众中调查了解到，刘胡兰同志被敌人逮捕。她在敌人面前神情坚定地说：“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并从容地躺在敌人的铡刀下，厉声痛斥敌人说：“死有什么可怕？铡刀放得不正，放正了再铡。”“永别了，乡亲们，战斗吧，同志们，敌人的末日不远了，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最后喊着“怕死不是共产党员”的口号壮烈就义。
这样豪迈的语言，初听起来让人震惊，细想起来，编造痕迹相当明显。最不可信的是，因为当时阎军是正统的山西省政府军队，还应该补充一点，那就是当时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治安良好，民众生活相对平静，商业继续繁荣，军队纪律严明，被报界和中央政府誉为模范省。刘胡兰怎么会将当时的政府称为敌人？山西著名作家马烽曾按照上级要求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刘胡兰》，他曾说过这部小说很难写，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确实没有多少素材。
刘胡兰毕竟是一位革命烈士，用她的一种精神来鼓舞人、教育人，其初衷也是好的，但是，关于刘胡兰的历史真相存在着许多疑点，使史实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要么讳莫如深，要么遮遮掩掩。是什么让这些真相隐藏了这么多年，是什么让人们有意无意地来揣测这段历史？60年过去了，什么时候才能解开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