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书写的反思与展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为了回顾百年来中国革命历史的风雨历程，总结革命历史文学的创作成就，探讨革命历史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新途径，中国新文学学会于近日在山西省万荣县召开了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7届年会暨“革命历史书写与文学经典”学术研讨会。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党组书记翟泰丰强调，研究革命历史与中国文学经典，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在社会历史性大变革中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研究社会形态的演进与文学要素、文学体系、文学形态变化的关系。同时，“文学历史与文学经典”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史与史中经典，而是为了延续史之精髓，并以史为镜，推进未来，创造今日之文学经典。中国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王庆生在主题报告中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革命历史书写始终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是现当代文学创作带有标志性的文学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视角、人物刻画、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一般化的应景作品多，精品力作少；复制的多，富有独创性的作品少；写领袖人物多，写普通人的少。有的作家存在浮躁心理，对史料缺乏深入研究便仓促动笔，缺乏大的历史思考；有的因历史的“失真”而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真相；有的为了吸引读者，不惜用离奇的故事制造噱头；也有的为了突出人物的七情六欲，忽视了人物精神世界的叙写。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关注。张炯在开幕式上说，文学与政治保持密切的关系，是我国文学重要的历史传统，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性表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书写革命历史的许多优秀作品，之所以被奉为“红色经典”，是因为它们不仅反映了时代前进的脉搏，传达了人民的心声和愿望，而且由于创作精益求精并深深扎根于历史的深厚土壤，具有深刻的历史认识价值、崇高的思想品位和十分感人的艺术魅力。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坛又兴起新历史主义的思潮，它主张将历史本体与历史文本加以区别。这是有道理的。但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文本永远无法接近历史本体，这就陷入不可知论了。梁衡结合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认为真正能够流传的应当是有脊梁的作品，对比而言，当下文学创作太缺少有脊梁的作品。欲望化、消费化之下的文学缺少相应的社会责任感，使得大量缺乏生活，既无思想又无美感的作品大量涌现，因此难以出现经典作品和大师。

　　革命历史书写的思想与艺术

　　贺仲明(山东大学)认为，所谓的“革命历史题材”，实际上包含着“革命”和“历史”两个基本内涵，孰轻孰重，直接关系到这一题材创作的根本和出路。这在过去体现为以“革命”为中心。今天则要将重心转移到“历史”，前提是需要特别尊重历史。崔志远(河北师范大学)探讨了革命文化和地缘文化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在革命文化对地域文化传统的批判、优秀地域文化传统被革命文化激活而大放异彩、地缘文化与革命文化的负面因素联手共谋几个方面。肖向东(江南大学)对革命历史书写文本中的“人学”意识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十七年”革命历史书写在“人性”问题上只是显露了当代文学“人学”意识的端倪。新时期以来，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复归、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人性禁区的突破，引发了革命历史书写向历史生活本身回归的递嬗演变。朱水涌(厦门大学)指出，当代文学的英雄形象塑造，依据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变动，可以分为三种形态：“十七年”文学的革命英雄形象直接对应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国家意识形态；80年代初期，新启蒙思潮的兴起，英雄形象的“人学”内涵有了相当的延伸和拓展；新世纪以来，革命英雄形象在被反英雄、非英雄形象取代多年之后，有了一种重新返回文坛的势头。毕光明(海南师范大学)认为，在“十七年”，文学叙事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元话语的规约。因此，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势必成为当代文学的两大题材。而革命历史书写的基本规范，在新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演变为作家和读者一致认同的叙事成规。

　　蔚蓝(湖北大学)认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呼应了时代的意识形态要求，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认知，由此构成了一代读者的革命历史集体记忆。而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多以一种后世的旁观者和审视者的身份来参与叙事，多了一种理性的审视。吴道毅(中南民族大学)发言说，侠义文化不但超越了阶级话语的历史局限，而且对革命英雄人物进行了文化还原，增强了其艺术生命力，丰富了革命历史文学的创作格局。周新民(湖北大学)分析了传统文学对革命历史叙事的影响，他认为《水浒传》的侠文化观念和武打描写乃至结构艺术都影响了《红旗谱》和《播火记》，从而扩展了作品的审美空间，也增添了作品的审美意蕴。肖佩华(广东海洋大学)认为革命历史的叙事并不仅仅指代怀旧，而且也是根植于现实的热情，通过理解者与历史的辩证对话，从中可以达到新的理解。对革命历史文学进行溯源，吴艳(江汉大学)具体解读了延安文艺的前后两期，认为从前期的“多元共生”到后期倡导的“工农兵方向”，两者存在一脉相承的联系。

　　张永健(汉口学院)具体解读了毛泽东诗词中的“气”，将其归纳为骨气、志气、勇气、才气、土气、正气、王气，这七种气彰显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赵小琪(武汉大学)从政治中国形象、经济中国形象、军事中国形象等方面具体论述了毛泽东诗词中的社会中国形象在不同时期的转变，认为体现出鲜明而强烈的变动性和多元性，这对我们反观和审视我国当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杨华丽(绵阳师范学院)认为李劼人的新旧版《大波》都是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叙事，只是史事与虚构的比重有着较大差异：旧版的重心在人，历史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新版的重心在历史的客观、全面呈现。杨彬(中南民族大学)认为新时期军旅小说创作有一个从神圣化到人性化嬗变的过程，这种嬗变反映了新时期社会生活和心灵世界由单一走向丰富的深刻变化，揭示了信息社会和全球化时代人们由服从共性转向追求个性的价值取向。郭名华(绵阳师范学院)以格非的《人面桃花》为例，说明当代的革命书写叙事已经由革命加爱情的刻板叙述手法，进入到一个能够体现文学审美、开掘人性隐秘、表达对生命和时间的深沉思考的阶段。吕保田(河北大学)认为时下的新革命历史小说研究陷入了形式主义与消费主义的迷误，呈现出削平历史深度、掏空精神信仰的特征。曾庆江(海南师范大学)对革命叙事剧中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探讨，在角色设置上，知识分子从先前的被丑化被改造变成革命的主角；在空间展示上，从先前单一的乡村视野变成当下的城市空间的集中展示。这些变化固然体现了意识形态松动下人们对历史的再认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警惕文学创作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

　　山西作家的革命历史书写解读

　　艾斐(山西社科院)对当代文学在山西的历史书写进行了总体盘点。在当代文学的开局之初，以赵树理为旗手的山药蛋派在对农村题材的全方位开掘与多形式表现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作家阵容强大，创作力旺盛，延续时间相对较长。80年代的“晋军崛起”则代表了山西在新时期的文学成就。进入新世纪以来，山西作家的文学理念、创作题材、艺术风格、审美情趣和价值追求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形成了多元同构的文学格局。张光芒(南京大学)对石评梅笔下的爱情与革命进行了细致解读，认为她的人生审美化和悲剧化充满了独特的“主动追求”的意味。而她后期的小说创作中，浓厚的生命意识和反思精神相互激荡，迸发出理性的火花，具体包括理性与勇气、拯救与自我拯救、反抗虚无与形而上的冲动。董之林(《文学评论》编辑部)对赵树理进行了再分析。她认为赵树理小说并不违背史诗的总体倾向，只不过在其中增加了风趣的世俗化音节，从而使华丽的史诗更亲近下层，更日常生活化，更为一般读者喜闻乐见，体现了现代叙事文学中最重要的变革。李遇春(华中师范大学)认为李锐长篇小说中贯穿着一个核心的精神旨趣，即揭示在“无理性历史”的操纵下人类的悲剧性存在困境。在此基础上，他笔下的人物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深陷历史困境而浑然不觉的蒙昧者，一种是虽意识到生命的历史困境却又无法超越，只能接受历史的捉弄的清醒者。刘颖(湖北大学)认为，李锐小说中的“革命”叙事呈现出多元化、立体化的复杂面貌。

　　新任会长黄永林在闭幕式上说，我们直面当下文学现实的时候，需要着重思考以下一些问题：其一是网络时代、新媒体时代文学网络化的问题；其二是市场经济时代、消费时代文学娱乐化的问题；其三是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背景下文学民族化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的建设与发展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亟待我们去研究。(曾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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