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当今中国之输入型通货膨胀成因及治理对策 通货膨胀的成因

[摘要]从2010年7月开始到2011年6月，我国衡量物价水平的两大指标CPI、PPI持续上涨，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如何治理通货膨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总结归纳了我国本轮通货膨胀的特点，以及引发我国通货膨胀的国际和国内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综合性治理措施。

　　（中经评论·北京）一、我国通货膨胀现状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2011年7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4%，涨幅创下2008年7月以来的新高。在构成6月份CPI的八大类价格中，按同比涨幅高低排序分别为：食品类涨14.4%，居住类涨6.2%，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涨3.4%，烟酒及用品类涨2.7%，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涨2.5%，衣着类涨2.1%，交通和通信类涨0.9%，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涨0.6%。从2010年7月份开始的这一轮物价较快上涨已经1年，CPI从2010年7月的3.3%到2011年6月的6.4%，同比涨幅一路攀升，居民消费价格不断攀升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治理通货膨胀已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不包括本文将研究的从2010年7月开始，至今仍在发展的以下称为本轮的通货膨胀在内，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1987－1988年、1993－1994年、2003－2004年、2007－2008年的4次显著的通货膨胀。与前4次通货膨胀相比，本轮通货膨胀在性质、宏观经济背景、价格传导机制和价格传导路径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变化：
　　
　　（一）本轮通货膨胀的性质
　　
　　改革开放33年中，最典型的4次通货膨胀是1987－988年、1993－1994年、2003－2004年、2007－2008年。在这4次通货膨胀中，前3次通货膨胀属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其共同特征是固定资产投资活动过分活跃，随之而来的是消费高涨，使得社会总需求高于生产能力，导致价格上升。2007－2008年与本轮通货膨胀已不再是单纯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是在经济全球化下，我国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由多种因素共同引发的混合型通货膨胀。本轮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美联储及其他国家的宽松政策、国际能源、原材料与粮食价格的上涨、流入的资金炒作以及国内流动性过剩、蔓延的涨价预期、劳动力成本价格、经济结构调整、制度成本等多种因素影响所造成的。
　　
　　（二）本轮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背景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每轮通货膨胀几乎都出现在经济过热以后，而本轮通货膨胀却出现在经济处于软着陆的阶段，实体经济正处于企稳当中，并没有出现过热。2009年我国GDP增长9.6%，2010年增长10.3%，2011年上半年增长9.6%，整体市场需求尤其是民间需求没有明显过热的迹象。这也是本轮通货膨胀上行时间超出市场预期的重要原因。
　　
　　（三）本轮通货膨胀的价格传导机制
　　
　　虽然本轮通货膨胀仍然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但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传导机制出现了明显变化，并且农产品价格之间出现明显的传染效应，表现为价格的轮番上涨，个别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巨大，如大蒜、生姜、大豆、苹果、棉花等等。过去农产品价格的定价机制是收购价格推动市场价格，（国际市场）期货价格推动现货价格，而这一次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是市场价格推动收购价格，现货价格推动期货价格。这反映出现货市场的农产品已经呈现出一些资本品特征。
　　
　　（四）本轮物价上涨的传导路径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日益升级，食品开支占比逐渐下降，而房地产价格以及奢侈消费比如旅游等价格对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加。实际上，近几年我国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风险已经从一般意义上的投资品蔓延到满足特定要求的一般性商品。本轮物价上涨的传导路径首先是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2009年的大幅上涨，随后在国家出台房地产新政调控房价和股市表现低迷的背景下，大量资金开始涌向泛资本品，如贵金属、收藏品以及供需平衡脆弱的农产品，从而推动这些泛资本品价格的大幅上涨。
　　
　　三、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成因
　　
　　虽然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从本质上说其原因在于货币发行量超过了经济活动需要的货币量，但引发我国此轮通货膨胀的原因不仅仅是货币流通的问题，而是由众多因素综合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既包括了美联储及其他国家的宽松政策、国际能源、原材料与粮食价格的上涨、流入的资金炒作等国际输入性因素，也包括了国内流动性过剩、蔓延的涨价预期、劳动力成本价格、经济结构调整、制度成本等自身因素。
　　
　　（一）国际输入性因素
　　
　　为应对次贷危机，提振经济，美国和欧洲的采用的一系列“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直接导致了全球通货膨胀压力，而且通过国际贸易和外资流入两个渠道诱发和加剧了我国通货膨胀。
　　1.“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我国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为了刺激美国国内经济增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009年3月推出了在6个月内购进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同时购人7500亿美元抵押贷款相关证券和1000亿美元“两房”债券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11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又推出了在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美国长期国债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迅速大幅下挫，美元贬值成为全球通货膨胀的“第一推动力”。美元是国际贸易中的计价、结算、支付工具，在国际市场上，诸如原油、钢铁、铜、矿石以及粮食等大宗商品均以美元计价进行交易，美元贬值推动了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增加了国际市场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使其价格上升。
　　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对基础性原材料需求量巨大，是世界上最大能源、原材料消费国家之一。同时，我国又是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经济对资源进口依赖程度日益加深，我国石油及其加工品的净进口从2002年的146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1453亿美元，从净进口大类商品第四变为第一；金属矿石矿砂的净进口则从第七位上升至第二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攀升通过进口渠道使我国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并最终推动CPI上涨，形成输入性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2.外汇储备迅猛增长造成我国基础货币投放被动增加，加剧了我国通货膨胀。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一方面通过国际贸易影响不同国家的商品价格，另一方面会通过外资流入的渠道冲击不同国家的国内市场。近年来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进一步加大，国内生产要素低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作用下，流入我国的国际游资不断增多，这几大因素促使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迅猛。截至2010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2.85万亿美元，较2009年增长18.7%，创下历史新高。2.85万亿美元反映了我国的贸易顺差、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以及部分海外热钱流入的状况。从我国货币供给机制来看，目前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通过4条渠道：对金融机构的再贴现和再贷款；外汇占款；对财政贷款或透支；央行的直接贷款。我国近年来外汇储备规模不断增加，使外汇占款逐渐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大量资本流入造成的基础货币投放被动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我国的通货膨胀。
　　
　　（二）国内自身因素
　　
　　虽然我国此轮通货膨胀带有明显的国际输入性特点，但不可否认，我国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国内流动性过剩、劳动力成本价格上涨等一系列因素也是引发和加剧此轮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1.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物价上涨。我国长期以来单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主要手段就是推动投资增长，自2003年以后，我国的投资增速一直处于25%左右的较高水平。投资既是驱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也是推动物价上涨的最重要因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增加了我国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加剧了国内原材料和能源的稀缺性，使其价格上涨，引发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2008年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推出了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2009年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同比增长23.9%，新增信贷9.6万亿，比2008年提高了近一倍，2010年回落至7.5万亿。如果按照2005－2008年的信贷增长趋势外推，我国2009年和2010年的新增信贷规模应分别在5.5和6.3万亿左右，两年信贷过度投放规模大致在5.4万亿。货币信贷的过量投放主要是由政府的反周期举措造成的。2009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30%，实际增速达到32.4%，实际增速仅次于1993年的35.2%。而2009年投资的超常增长，主要来自于政府投资需求的极度扩张。2009年下半年以后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也刺激了房地产开发投资在2010年出现30%以上的高增长，因此2010年的投资需求主要来自于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政府主导型投资在金融危机后，外部市场逐步恢复时没有及时退出，导致总投资因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同时增长而快速扩张，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2.流动性过剩影响进一步推高价格水平。所谓流动性过剩是指货币投放量过多，这些多余的资金出于资本逐利的本性，必然会寻找投资出路，导致投资过热，进而推动要素价格上涨。我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局面非常明显，这一方面是贸易顺差大幅增长和热钱的大量流入，使外汇占款明显增加，从而导致大量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央行不得不通过发行大量央行票据来对冲流动性；另一方面，经过连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实体经济中的存量资金规模巨大，2010年，我国M2/GDP比值达到182.4%的历史高位。长期的高速货币发行导致目前累积的流动性存量较大，大量的流动性难以在短时间内有效收回。截至2010年11月底我国M2的余额达到71万亿，如果按照1997－2008年的平均增速，M2的余额应在65万亿左右，这就意味着2009年和2010年货币累计多投放了6万亿。扣除通胀因素，2009年和2010年M2增速比GDP增速分别高出19.3和5.5个百分点。从存量看，我国2010年11月底M2总量在71万亿人民币，折算为美元超过10万亿美元以上，且人民币目前不是国际货币，除了十分有限的海外流通量之外（在香港地区目前的流通量大约2000亿元人民币以内），绝大部分人民币在境内流通，从总量看，我国的广义货币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的第一位。由于货币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的增长幅度，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并进一步推高价格水平。在当前流动性过大的情况下，资本的保值增值投资性需求使得社会上的很多游资在中央政府调控房地产后，从楼市退出后对农产品进行严重炒作，进一步推高了价格水平。
　　3.劳动力成本上涨加重了通货膨胀上行压力。劳动力成本是生产或服务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变动是否会在价格中有所反映，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变动之间的比较关系。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劳动力成本增速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产品价格一般不会明显上升，反之则相反。当后一种情况在经济系统中成为普遍现象时，即出现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反过来，物价水平的普遍连续上涨，也会造成劳动者生活成本提高，刺激劳动者要求增加工资薪酬，从而推升劳动力成本。厂商则会通过进一步提高商品价格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利润的影响，最终形成“工资－－价格”螺旋式上升格局。
　　伴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人口结构逐渐发生变化，我国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时代将结束，2009年末，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到12.5%，在经济增长仍然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有较强依赖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趋势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将逐渐突出，工资上涨压力趋于增强。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成了目前通货膨胀的主要来源。而且不同产业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速度并不一样，这样在劳动工资增长过快的背景下，生产效率进步较慢的部门将出现盈利下降和价格上升并存的局面。一般来说，劳动生产率短期内难以快速提高，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无疑加重了通货膨胀上行压力。
　　4.其他国内因素加剧了通货膨胀。自然灾害多发，引发食品供应紧张，导致物价上涨；2010年我国进行了对部分燃料、动力的价格调整，对电、水、天然气价格进行了上调，国内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结合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的上涨，这些成本因素加剧了通货膨胀。
　　
　　四、治理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对策
　　
　　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在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的全方位开放系统中发生的，是供给、需求和成本等因素复合推动的结果，因此对当前的通货膨胀应统筹考虑、全局谋划、综合治理。
　　
　　（一）增强对全球资源性产品生产与供给的参与力度

　　
　　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性产品的需求规模持续扩大，但国内储量有限，国内需求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持续提高。再加上其他新兴国家对资源性产品的需求也将不断扩大，全球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是长期趋势。因此必须增强我国对全球资源性产品生产与供给的参与力度，确保满足我国经济能够可持续快速增长的战略需要。要利用我国在国际大宗资源性产品的主要买主地位，提高我国在国际资源性产品市场的定价能力；扩大石油、钢铁等基础产品的进口地区范围，以便更有效的利用国外资源和摆脱对个别国家和地区的过度依赖。可以变部分外汇储备为股权储备，投资参股世界上大能源公司与钢铁等大原材料公司，通过与国外企业合资、参股、控股等形式，进一步完善我国大宗资源性产品的供给结构。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增加各种半成品的进口，对国内基础工业进行技术改造，使产业结构逐步向低能耗、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结构转变；改进技术，提高能源、原材料类产品的利用率，努力寻求和制造替代产品，以降低此类产品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减少国际价格对我国价格的影响。建立石油、钢铁等重要基础产品的战略储备制度，以便在市场出现供求失衡的情况下能够及时调节物价，控制物价的上涨。
　　
　　（二）调整经济增长结构，使消费需求成为第一推动力
　　
　　从根源上来讲，我国通货膨胀仍然是由货币和信贷的过量投放造成的，而信贷和货币的过度投放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和民间的旺盛投资需求，以及政府政策总是在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胀之间摇摆，并且在很多时候经济增长是政策的重点。当前投资扩张冲动难以抑制正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因，“投资驱动、出口拉动”的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投资扩张冲动难以抑制的根源。而在这样经济发展方式下，经济增长率可能因此较高，但是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需求却难以扩大，总需求结构难以发生根本性转变。因此，化解通货膨胀的根本之道在于调整经济增长结构.降低经济对于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使国内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量。一旦国内形成了可持续的消费需求，“出口依赖”自然会降低，外部压力也自然会消除。为此，应着力采取扩大就业的政策，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要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使其有能力、也有信心消费，从而将居民的潜在消费能力转化为现实的需求，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现实支撑。
　　
　　（三）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给膨胀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保证币值稳定的基础上，按照国民经济的总体运行状况，适度从紧，控制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总量；制定差别贷款利率政策，按照“有保有压”的结构性调整方针，进一步优化进出口商品的信贷结构，调整贷款投向等；灵活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如存款准备金率、贴现和再贴现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和各种直接、间接的信用工具等，适时适度的调控货币供应量。在汇率政策方面，其主要措施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适时实现人民币币值的适度升值，以切实减少国际游资的积聚。
　　
　　（四）发展资本市场，利用充足的流动性促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
　　
　　随着市场化和制度改革的推进，目前一大部分尚未进入市场交易的产品和劳务将逐步变成可交易的商品，特别是与土地、劳动等资源相关的要素将日益加入市场化与商品化的领域，这意味着这部分潜在的商品需要被货币所吸收。
　　从货币构成来看，我国M2的总量虽然已经十分庞大，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结构相比，我国M3、M4的总量依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金融市场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机遇就是在货币供应量增速继续保持平稳增长速度的情况下，通过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产品的多样化，M2的增长将被转换成M3、M4的增长，金融资产规模和种类的扩张也可以吸收部分货币增量。
　　
　　（五）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增加有效供给
　　
　　财政政策的运用：利用奖励、补贴、税收等办法，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扩大生猪、奶牛等养殖规模，增加粮食、油料种植面积，加强主要农产品收购储备和运力保障，建立猪肉等农产品储备调节体系。增加粮、油、肉、蛋、奶等主要农牧业产品的供给。在采取稳定物价的政策措施同时，着力改革和理顺粮肉流通、运输和储备体制，降低粮肉运输、储备和交易的成本。稳定工业生产，增加工业品特别是满足消费需要的工业品的供给。在市场调节越来越多地替代政府职能，而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比较宽裕，有能力给企业和个人减税，在企业面临因外部危机冲击而可能陷入困境时政府更有必要给企业减税。给企业减税，既能够直接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为企业增加投资和就业机会创造条件，也可以增加工业品供给，缓解因供给相对短缺而形成的工业品价格上涨，还可以稳定工业生产，防止工业经济滑坡。加大对科研开发的政府补贴，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对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对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是否转化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根本上取决于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竞赛，而决定劳动生产率最关键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因此，发挥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加大科研开发的政府补贴，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最终抑制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