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上海的一个电视节目开始,从北京的一个电视节目结束。
2008年3月,上海东方卫视“非常记忆”栏目,播出了一期《马家军“兵变”十三年》,将马俊仁和13年前出走的队员,包括领头鹿王军霞、刘东等,都请到了一起。节目现场,师徒相逢一笑泯恩仇,其乐融融。当年那些质朴寒碜的女孩子,已然明眸皓齿,粉腮玉颈,大都过上了正常的城市生活。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老马话里话外颇有壮志未酬的忿忿,我知道,他是指马家军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被火线撤下。
作为一个电视观众,我当时理解他肯定是遭受了莫名的冤屈。“马家军”失去了在奥运会上为国争光的机会,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爱国主义和英雄情结的教练,一身绝技却报国无门,这不仅他是个人的莫大遗憾和悲伤,也是中国体育事业的重大损失。尽管老马遮遮掩掩,欲言又止,但我自然会联想到,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领导里面,有那么几个小人和蠢货,昏庸失察,专门找马家军的晦气。我相信,很多观众也跟我有同样的猜想。
此后,为了表达对马俊仁表示敬重,也有那么点声援的意思,《全体育》费尽周折,深入到他在北京的“狗场”进行了详实的采访。之前,世界上只有法国《队报》的两名女记者获准进入那里。文字记者朱春明和摄影师熊宇,半夜三更跟着他,他带着圈在铁笼子里的藏獒,从北京辗转到廊坊,参加一个“博览会”。那时候,我们了解到,他在养狗的那个圈子里,已爆享大名,俨然一方诸侯。此时距他从辽宁省体育副主任任上退休,才过了四年的时间。
我当时有一个基本判断,以为他表面看来是一门“大炮”,内心却有着精湛的思想基础,他的人生,其实是在践行的一个重要的哲理,“当我无法把握全部时,我选择用仅有的去创造惊喜”。这样的人被一脚踢出田径界,不得不去养狗,实在是中国体育的莫大悲哀。
这种认识,在当读了《袁伟民与体坛风云》后,被无情逆转。2009年10月,这本袁伟民的准自传由他家乡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以大量的篇幅,揭示了马家军未能参加悉尼奥运会的“真相”。原来,悉尼奥运会前夕,据国家体育总局信息所编发的《体育情况简报》透露,澳大利亚在EPO检测方法上随时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这意味着,以前一些“优秀运动员”,在最新的检测技术下,有可能落入法网。
为保险起见,国家体育总局对备战奥运会的运动员组织了两次突击检测,结果“人们所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获得奥运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阳性(其中1人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
虽然该书遵循惯例,对于敏感事件的当事人避免直呼其名,但只要对中国田径稍有了解的人,就会明白,所谓“人们所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非辽宁省的“马家军”莫属。而且,为了争取国家体育总局对马家军网开一面,辽宁省的两名高官还专程赴京游说。省级领导对于兴奋剂的无知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日理万机,做得是宏观的大文章,不可能深入到世界反兴奋剂领域的细枝末节。而马俊仁作为一线教练,罔顾检测结果而执意要求参加悉尼奥运会,只有一种解释,无知者无畏,不知道他的老黄历遇到了新开元。
马家军崛起于1993年的德国斯图加特世界田径锦标赛,曲云霞等三人包揽3000米金、银、铜牌,王军霞问鼎10000米冠军,刘冬则获得1500米金牌,让整个世界为之惊叹。随后马家军又在第七届全运会上狂扫世界纪录。伴随着那些被记录在案的数字,马俊仁嘶哑的嚎叫,也成为镶嵌在民族记忆力的不朽声音。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纪录被疯狂刷新的同时,兴奋剂检测技术也日新月异。悉尼奥运会前,一张大网已悄悄张开。
根据《袁伟民与体坛风云》披露的事实,可以做出如下判断:马家军没有参加悉尼奥运会,是马家军的幸运,同时也避免了让中国体育蒙羞。
所以,当这个炎热的7月,看到北京电视台王牌栏目《光荣绽放》里,马俊仁在田歌面前,又一次满含嗔怨地说自己很“憋屈”时,我不再被他打动,而是想,马俊仁的演技,远在他的老乡赵本山之上。过去那个,在我想象中具有超自然和超理智色彩的马俊仁,早已不复不存在了。
马俊仁没啥可冤的,一把世界冠军和世界纪录,让他从一个中小学教师荣升为辽宁省体委副主任,也算是公平交易了。要说冤,倒是有一人,毛德镇。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王军霞的教练,带刀睡觉,那真是死不瞑目。
至于袁伟民本人,悉尼奥运会前阻击兴奋剂,对马家军采取“斩首”行动,自是功莫大焉,但北京奥运会前启用靠马家军起家的崔大林,出任总局局长助理,说明他还是个唯金牌论者。而他的前任伍绍祖,由于非运动员出身,则在任内对提高和改善全民的体质格外上心。(原载《全体育》杂志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