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门店停战谈判的将军——丁国钰大使 板门店谈判

——我的邻居【九】

作者 王民伟

目前在世的老红军已经为数不多了,丁国钰大使就是其中一位健在的老红军。丁国钰生于1916年6月,安徽金寨人。1933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红军长征。丁国钰大使的一生有许多精彩篇章,从一个跃马横刀、战功赫赫的军人,到成为一个叱诧风云、旷达飒爽的新中国外交家的过程,使人瞩目,令人惊讶。


95岁的丁国钰大使

我们两家在未做邻居之前,就比较熟悉了。虽然父亲在革命战争年代并没有与丁国钰共过事,但是后来通过一位共同认识的战友——丁世方将军而结缘相识。

我的父亲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曾任辽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后来随着延安的一批老红军干部陆续到了东北,丁世方就任辽东军区卫生部第一部长。丁世方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参加过红军长征,懂得医术,长期从事军队的卫生保健工作。他曾经参加过西路军出战,在部队被打垮后凭借化妆成为看病郎中,千辛万苦、千方百计地跋涉近千里返回到延安,是西路军中仅存不多的将士之一。


丁世方将军

我父亲与丁世方将军共事也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原先并不认识。父亲是河南人,是从山东军区调到东北的;而丁世方是安徽人,从延安到了东北。然而共同的理想和爱好,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后来虽然各自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但是他们仍然是最好的战友和朋友。

解放初期,外交部派往国外工作的外交官在国内都没有家,孩子问题需要自行解决。丁世方将军当时是海军卫生部部长,他就成为我与哥哥的监护人。每到节假日,我们都从十一小学回来住在他家,与他的几个孩子亲如兄妹,过着愉快的日子。丁国钰是丁世方的老乡,一起参加的革命。数十年的战斗历程,更是感情深厚。当丁国钰出国当大使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孩子丁常和丁玲玲也托付给丁世方。回想起当时近十个孩子挤成一锅粥的场面,真是让人留念啊。

在这里我想讲述一段丁国钰大使鲜为人知的故事吧。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中国的邻国——朝鲜发生了战争。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将战火燃烧到了中国边境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安全。虽然新中国百废待兴,困难很多,正在逐步地稳定秩序、恢复生产。但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不能坐视不管。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入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至1951年6月初,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附近。美国和南朝鲜在军事上遭到重创,在以武力取胜无望的情况下,被迫表示愿意进行停战谈判。

鉴于美国有进行停战谈判的意向,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R.A.马立克正式建议朝鲜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作为解决朝鲜武装冲突的第一步。6月25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并愿为其实现而努力。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M.B.李奇微声明愿意举行谈判,并建议在元山港的丹麦伤兵船上举行。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复电,建议以开城为谈判地点。7月8日,双方联络官商定了谈判日期和双方代表团各由5名代表组成。

朝中方面组成的代表团,由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为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为邓华将军(邓华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1951年10月23日和1953年4月26日,由边章五将军和丁国钰将军相继接替)和解方将军(解方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1953年4月26日由柴成文将军接替),朝鲜人民军的代表为李相朝将军和张平山将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受命率领的谈判工作组,协助谈判工作。“联合国军”代表团由美国海军中将T.乔埃为首席代表(1952年5月,由美国陆军少将海立胜即W.哈里逊接替)。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10月25日起改在板门店)。

“板门店停战谈判”是朝鲜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另外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当使用武力达不到战争目的时,自然要另辟途径寻求新的解决办法。“板门店停战谈判”就是在中朝与美方激烈交战后,势均力敌、各有胜负时双方都需要的一种缓冲、试探,是为战争今后的发展及结束战争做出的评估、选择和准备。换句话说,美国人是被打到谈判桌上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板门店停战谈判”是非常明智的举措,为停止战争做出了积极贡献。中朝在谈判桌上没有输,就意味着赢;美方没有赢,就意味着输。这就是“板门店停战谈判”在历史上的定位。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反击


中朝方谈判代表:左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邓华、

朝鲜人民军南日将军、朝鲜人民军李相朝将军、朝鲜人民军张平山将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合影。

解方(左1)、李克农(左2)、边章五(左3)乔冠华(左5)




中朝方谈判代表进入会场


美方会场门外


板门店谈判的会场

丁国钰将军,1950年10月19日入朝参战,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克农主持中朝方面的谈判代表团工作,看中了丁国钰,1952年调丁国钰到中方代表团。在此之前,丁国钰将军已经四过汉江与美军激战拼杀,正在三八线上和美军僵持着打夜战。丁国钰后来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志愿军代表兼志愿军代表团党委第二副书记、代书记,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方委员、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席代表。

丁国钰将军是直接参与“板门店停战谈判”的历史见证人,95岁高龄的他,在纪念“板门店停战谈判”六十周年时,向来采访的记者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谈判内幕,让人们了解到更多的历史史实及趣闻轶事。

“板门店停战谈判”是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过程中进行的,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势不两立的双方,到了谈判时也是互相敌视、互相攻击、互不尊重、互不相让。“板门店停战谈判”名为外交谈判,却没有半点谈判的平和气氛。

谈判地点设在板门店的一座帐篷内,谈判桌正好在三八线上,桌上铺一张绿布,上面只有铅笔。一面摆着联合国的旗帜,一面摆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旗帜。每次谈判开始后,进帐篷时双方各走的路、各进各的门。中朝方从谈判会场北边进去,美方从南边进来。

双方代表见面时,脸上都没有表情,也互不理睬,更没有握手、寒暄的礼节。开会时,有话则说,无话就散。中途休息时,各去各的帐篷休息。就连厕所也是各修各的,以免遇到尴尬场面。会场没有水喝,不能抽烟,上厕所得宣布休会,然后到自己的厕所解决问题。

谈判过程中有的时候唇枪舌剑、剑拔弩张,气氛异常紧张。有的时候会场安静得连落支针的声音都能够听见,谁也不说话。有一次双方代表团成员都拒不发言,静静地坐着。虽然都如坐针毡,甚至美方代表还出现“打哈欠、吹口哨、看手表”等不注意自身形象的行为,但是在双方僵持了132分钟后,最后是美方沉不住气,先开了口。这些都反映出谈判过程的艰难。

这种谈判是史无前例的。双方对陌生的对手心中无数,因此交手时都格外小心。谈判场上并没有主持人,发言与否由各方自行决定。发言先后则要看时机及需要了。有时候需要抢先发言时,我方就早到会场,乘对方还没坐稳,我方就发言,使对方措手不及。谈判进入僵持阶段,双方都“无话可说”,似乎多说一句或先说一句,就好像就是示弱似的。美方首席代表还使用过“到会即休会”的战术。最短的一次,25秒钟就宣布结束了会议。因此才有美国将军霍治提出的“用抛硬币的办法”,决定谁先走一步以打破僵局的笑话。

停战谈判,就是只谈停战事宜,不讲政治问题。讨论什么问题可以协商,双方又都有否决权。朝鲜停战谈判主要是两个问题:军事分界线怎么划,战俘怎么遣。军事分界线的划分也是看战场上的情况。战场上得不到的,也休想到谈判桌上取得。战场上还在拼得你死我活,谈判帐篷里当然就不可能有心平气和地会谈。在停战谈判开始的时候,双方首席代表还交换过授权证书。后来换代表都不通知对方,会上也不作介绍。代表席位上出现了新面孔,你就知道换人了,姓甚名谁、哪国人(后来也有英国人、泰国人为联合国方代表),就只好看新闻报道了。

谈判时各方都用尽心思压制对方,曾经有这样几个斗智斗勇的小故事:

虽然在板门店“非军事区”里相对安全,但是在战争激烈的状态下,来往谈判场所途中仍然有个安全问题。换言之,谈判代表(包括联络小组和新闻记者)的车队或直升机,都需要有明显的识别标志,以免被误打。

谈判会上我方先发制人说:“建议双方车队挂红旗为标志,红色最显眼。”“不不!这是不能接受的。联合国的旗帜是蓝色的,建议双方车队挂蓝旗为标志。”“蓝颜色不醒目,而且我方军民,包括空军和高射炮手,看见蓝色旗帜就打,这是一年多时间里养成的作战习惯。为了不发生误伤,你们千万不要挂蓝旗当靶子。”美方说:“以醒目的颜色为标志,这是符合科学道理的。除了红色,只有白色最醒目,我建议双方车队都挂白旗。”“既然你们承认红色最醒目,为什么还要选择白色呢?我方提出挂红旗的建议在先呀。”“不行,红色是你们专用的颜色。”“太阳是红色的,也是我们专有的吗?”“你们共产党的旗子全是红的。”“不对,你缺乏起码的认识。我们的党旗上有金色的镰刀斧头,国旗上有五颗金星,怎么能说全是红的呢?”“总之,贵方不能强加于人。”“我方坚持挂红旗。”“我方坚持挂白旗。”“好吧,为了谁也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对方,我提出折衷方案:我方车队挂红旗,你方车队挂白旗。”“这,这……”美军谈判代表一时显得很难堪。“这是双方自愿选择的标志色,都很显眼,符合科学道理。如果贵方再纠缠此类枝节问题,那只能说明你们蓄意破坏停战谈判。”面对许多国家的新闻记者,美方理屈词穷,只好在协商记录上签字。

“板门店停战谈判”,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双方斗智斗勇,有时也在斗气。1952年11月,由于美方以所谓“自愿遣返”阻挠战俘问题顺利解决,我方估计美方可能在谈判中玩弄“说完就走”的伎俩。在英文中,havethelastword(最后说话)就是“说了算”的意思,也就是说,美方可能要玩一次“我说了算”的把戏。于是我方也想出一个中国特色的小招数。果不其然,谈判那天双方代表刚坐定,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就直接问我方对“自愿遣返”的方案有何新的想法,当我方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据理表示不能接受时,面带杀气的哈里逊当即宣称“无限期休会”,且不等我方做出反应即率众向帐篷外走。此时我方人员端坐不动,以一阵大笑为美方人员送行,搞得美国人摸不着头脑。这不是一般的笑,是京剧中那种有板有眼、疾徐有致的笑。为了这一段表示轻蔑的笑,我方人员还练习了一段时间呢。

谈判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战场上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谈判也曾两次中断。谈判伊始,就陷入了如何划分军事分界线的僵局。中间打打谈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就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了协议,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三八线”。1952年5月以后,双方在战俘问题上严重僵持,谈判进行不下去,中间还休会了一年。前后谈了2年,一共开了575次大小会议,经过战场上的几次较量,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停战协定。最终,美国不得不承认,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彭德怀(右1)进入朝鲜停战谈判签字会场。李克农(右2)


板门店停战谈判的将军——丁国钰大使 板门店谈判
朝鲜停战谈判现场


彭德怀在朝鲜停战谈判的文件上签字(油画)


签字现场,左起:彭德怀、毕季龙、李克农、乔冠华、丁国钰

双方都怀着深深的敌意,即使是签订协议的那一刻也没有丝毫缓和。丁国钰将军说,签订停战协议的那天,南日大将和哈利逊中将就座后,便在准备好的文件上签了字。之后,两人几乎同时起身,然后离座扬长而去。没有寒暄,没有握手,没有讲话,甚至没看对方一眼。正如他所说的:“停战只是战斗的终止,并不意味朝鲜半岛和平的到来。”这是“板门店停战谈判”创造的一项历史纪录:持续时间最久的武装休战。时至今日,仍有一条241公里长,4公里宽的非军事区腰斩了朝鲜半岛。虽然谈判的最终结果并不如意,使一个民族至今仍然在“三八线”上对峙。但是“板门店停战谈判”为结束朝鲜战争、避免更大的损失、争取到更多的发展机遇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丁国钰大使还笑谈自己,不仅当时参加谈判工作时所穿的衣服都是临时定做的,而且“将军”的头衔也是临时封给的。当时我军并没有实行军衔制,一般人们把军级以上的干部称作为将军。丁国钰讲他的“将军”头衔不是自封的,是有依据的。那时的《人民日报》,几乎天天都有丁国钰将军参加哪次谈判,丁国钰将军发表严正声明……其实,都是为了谈判工作的需要,才说成是将军的。以至于后来到外交部当大使时,也还有不少人称呼他为丁国钰将军。

丁国钰大使还讲,他后来从事外交工作的由来竟然是波兰总统向周恩来总理告状而促成的。谈判期间使他最紧张的一次是被专机突然接回北京,当时还以为犯了什么大错误,原来是被波兰总统告了一状。正是这个小插曲,改变了丁国钰以后的人生。

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周恩来在访问波兰时,波兰总统称:“你们中国在朝鲜的谈判代表只讲原则,不讲妥协,就不考虑还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波兰总统的潜台词是,苏联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尚未恢复元气,如果真打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很难与美国对抗。该妥协就妥协点吧,要顾全大局。波兰是朝鲜停战谈判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对板门店停战谈判的情况了如指掌。

没有想到这一个告状,反而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周总理结束访问后,立即打电话让丁国钰回国,并派专机将他接到北京。丁国钰说:“当时我很紧张,不知道自己是否犯了什么错误。我住在北京饭店,首先见了乔冠华、李克农。他们说你放心,没事,你那些事总理都很清楚。但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第二天到中南海西花厅见周总理的时候,果然没有受到什么批评。周总理很客气,没有和他说任何工作上的事,只是拉家常。询问他的出身、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哪年入的党,是怎样跟随徐海东参加的长征到达陕北。整个谈话就是在了解情况而已,没有谈任何工作上的事。原来,身兼外交部长的周总理,通过“板门店停战谈判”在为外交部物色人才。

丁国钰正是周总理看中的人选,在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告一段落后,丁国钰被立即调回国内,脱下军装转到外交部出任大使。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丁国钰大使果然不负众望,出色地担当起国家赋予的重任,先后出任过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等国任大使,成为著名的外交家。在迎接李宗仁回国的事情上,他接受周总理布置的秘密任务,与台湾国民党进行了斗智斗勇的周旋,顺利地保证了李宗仁回国途中的安全。

如果说当年“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是新中国诞生前夜年轻外交官的一次“热身”。那么,风雪交加、硝烟弥漫的板门店,就是“襁褓”之中的新中国外交官培训的最佳基地。教室就在“板门店停战谈判”的会场,“教官”便是“山姆大叔”。一大批英气逼人的中国军人、刚刚跨入外交部的年轻官员、匆匆走出校园的风华正茂的学生,纷纷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祖国,为人民,就是保家乡……”的志愿军战歌,视死如归地走上战场。在朝鲜战争中经受考验,锻炼成长。

据统计,外交部成立时,干部总共只有248人,科以上干部47人,一般干部201人。但是参加过朝鲜停战谈判工作的外交部官员,竟然有70余人。主要有:李克农、乔冠华、边章五、丁国钰、柴成文、黄华、毕季龙、凌青、浦寿昌、冀朝铸、过家鼎、符浩、韩念龙、周南、温业湛、伍修权、柯柏年、杨冠群等。现将他们的简历介绍如下:

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军委情报部部长,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代表团”首席顾问。后为共和国上将、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等职;

乔冠华: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参加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中方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后为外交部部长;

边章五: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任武官,在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中为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因病于1954年去世;

丁国钰: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42军副政委,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代表团中方首席代表。后来曾任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大使。

柴成文:时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参赞,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秘书长,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国驻丹麦公使、总参二部副部长、国防部外事局局长。

黄华:时任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处长,朝鲜停战谈判中方代表。后来出任中国驻埃及、加纳、加拿大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毕季龙:外交部政策委员会秘书,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团秘书处处长。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联合国副秘书长。

凌青:时任外交部美澳司副专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机要办公室主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学会副会长。

浦寿昌: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秘书,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代表团工作(翻译)。后来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外交部副部长。

冀朝铸:清华大学学生,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代表团工作(翻译)。后任中国驻斐济、基里巴斯、英国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

过家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代表团工作(翻译)。后任中国驻马耳他、葡萄牙大使。

符浩: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遣俘代表团顾问。后任中国驻越南、日本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韩念龙: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团团长。后任中国驻巴基斯坦、瑞典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周南:时任北京外语学院教员,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团内勤组长。后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外交学院院长。

温业湛: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生,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团任翻译组长。后任中国驻埃及、朝鲜、加拿大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杨冠群:1950年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同年进外交部,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代表团工作(翻译)。先后在外交部礼宾司、国际司,外交学院,我国驻开城、喀布尔、纽约、华盛顿、曼谷外交代表机构任职,出任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副代表。

伍修权: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在李克农生病期间去朝鲜协助谈判工作。后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

柯柏年:时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长,在李克农生病期间去朝鲜协助谈判工作。后任中国驻罗马尼亚、丹麦大使,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

王殊:时任新华社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记者。后任中国驻西德、奥地利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红旗》杂志总编辑。

……


朝鲜宣传画


双方代表签字文本


1953年7月27日 朝鲜停战协议及补充文本签字仪式

最近在网络上看到几幅朝鲜有关“板门店停战谈判”的油画,供大家“欣赏”。令人气愤地是宣传画上竟然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形象,这种贪天功为己有的忘恩负义的行径,使人替他们脸红害臊。其实朝鲜在“板门店停战谈判”中,只是象征性地出面摆摆样子而已。就连谈判时用的发言稿,都是中国为他们草拟好的,更别说那些斗争策略与计谋的制定了。我为写这篇文章,查阅了许多文献,看了许多毛主席与李克农为谈判所来往的电文,那里清楚地记载了有关“板门店停战谈判”的来龙去脉。事实胜于雄辩,没有中国的举国抗击和英勇战斗,朝鲜想获得战争的胜利和保住自己的国土,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历史不容篡改!但是不去述说真实的历史,真相就有可能被顶替!为了那场仗义执言的战争;为了那些舍生取义的军人;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为了不让历史受到小人的篡改和亵渎,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中国人,都有义务与责任去承接并传播历史真相的使命。

历史不是浮云!历史是痛苦与快乐、悲伤与幸福、失败与成功、懦弱与勇敢的总合!只有知道过去,才能感知未来。

向参加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的老外交官致敬!

向参加抗美援朝的先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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