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昨天，梁冬先生来寒舍喝茶，喝着喝着话题就跑到老师身上去了。“前蒙惠赠《菩萨戒——觉悟勇士们的行动手册》，里面收有王绍璠先生一段录音，不知如何看待此位老师？”梁公端起茶盏，微笑盈面如坐三月春风中，用他一贯和蔼中正的语气提出了问题。
“那是我的老师。”
“我也和王老师接触过，还请他参加了我主持的节目，却依然不大能搞得清楚王老师，是不是因为本人水平不够呢？”
“梁兄谦虚了。我想可能一方面是时节因缘，另一方面也和接触方式有关。以我的经验，跟王老师学习与其他许多老师不太一样。听王老师讲话只是和他学习过程中所占比例极少且不那么重要的一部分，更多比重要放在对他的‘疑’上面。等于说和他谈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恋爱’。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是同性恋，而是个比喻。意思是讲，要像恋爱中的情侣那样对他充满激情，甚至疑情，千方百计要摸清楚对方的本来面目，直到明了他所有的好、所有的坏，所有的用心之处。最终自己受益了、稳固了，这才真正确定了师徒关系。不是普通上课听讲那么简单。当然，前提条件你当时要对他有兴趣，这又是所谓时节因缘中的一部分了。”
不知梁公对这回答满不满意，一番对话却着实令我感慨万千。首先便要赞叹梁公谦敏好学，以他识见之广、接人之众，却独独会对和老师一期节目的交往恋恋不忘，事隔许久，一有机缘便重新提起，请益不缀，态度谦和好学，于有惑处先责诸已，与时下那些动辙断言“某某无东西”、“某某先生不行”者流相较，真了不起！梁公不愧是文化界的大达人，令我心生钦佩。可是话说回来，还是以梁公识见之广、接人之众，事经多年却依然对老师之学如一头雾水搞不清楚，这也不禁使我慼慼之心顿生，觉得应该说些什么，试试看能不能有更多朋友了解到王老师和他的禅。
接触老师出自于晓非先生的推荐因缘。于先生真可谓是于我有深恩的大贵人，现在算来，受益最深的数位老师里，半数以上都是出自他的介绍。九一年夏季的一个夜晚，我正坐在于先生对面听他讲到上海新出了一本叫《论语别裁》的好书，伴着十一点的钟声，敲门之音也呯然大作。进来的是位北京青年，颜面似玉，声如磬清，“晓非兄别来无恙！冒昧打扰了。我从东四十条骑了几十公里的自行车，路上还摔了一跤，便是来推荐南怀瑾先生的书的。”
“呵呵，巧了。于老师也正说到《论语别裁》呢！”我觉得有趣，顾不上还不认识对方，先凑进来一句。
“是吗？虽非英雄，所见略同嘛！”依然是金声玉振，响若云板。
经介绍，我才知道来人叫王磊磊，也是位青年老师。于先生乘兴谈起他们几位一心问佛的在京青年知识分子共同求师访道，情形却各有不同的故事。
“这便是因缘了。我们到处去找高人，听说谁了不起就上门求教，也真见了好几位。可每个人情况就是不一样啊！像史平，见到黄念祖黄老，便发现黄老是他命中恩师，虽然也还和我们一同去拜访其他老师，心却是在黄老那里了，再往后干脆就只在黄老家修学净土和红教密宗，不东跑西跑了。这位磊磊先生则认定了王绍璠。王先生是蒙古王公之后，当年国共战争，乌兰夫跟了共产党，他父亲跟了蒋介石。蒋介石兵败，王绍璠只好跟着父亲，很小年纪，从蒙古跑到北京，跑到南京，最后跑到台湾。他在台湾念书念到台大哲学系。台大可了不起！那是老北大的底子，开明得很，请了南怀瑾先生去讲传统文化。就这样，王先生遇到了南先生。和南先生一比，王先生立刻就发现那些台大名流、各系教授简单成了垃圾，竟日里说来说去的，都是些口耳之学，拾人牙慧，只有南先生才是真学问，大智慧！”
说到这里，于先生用目光在当场的几位听众面上逐一扫过，看大家都没什么反应，适时地插进评论，“其实当时台大还是有不少海内名师的，要不然也教育不出象李敖这样的奇人来，李敖就是和王先生前后脚在台大读书的学生。不过和南先生比起来，那些所谓海内名师真就算不上什么了。南先生是民国时期蜀中大德袁焕仙的弟子，禅宗开悟的人，讲得是在日用平常中显露智慧，在社会动荡的风口浪尖上大展身手——这也是禅宗自古以来的家风——当然不是那些照本宣科的学术教授比得了的。咳！扯远了！咱们回过头来说王先生。王先生这位台湾岛上的太子党，除了迷上南先生还迷上了毛泽东。他说毛主席是当代第一大禅师，要在台湾推广毛泽东思想。哪里行得通呢!要是普通人家出身，早关进监狱了。可偏偏他是太子党，那就让他去美国。要革命，去美国革！到了美国，王先生也真就坚持住了自己的本色，还是要热爱毛泽东，还是迷恋南先生，说美国是假民主，中国大陆才是真得好，什么都不缺，就少南先生。改革开放不久，八十年代初，王先生就回大陆了。当时来了归国华侨、台胞，又是台湾高干子弟，待遇高啊！所有领导都出来接见，问长问短，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要拜佛、看寺院。统战部赶紧安排，又是北京广济寺，又是上海玉佛寺的。当然，各门各派的大和尚们都出来了。王先生见别的法师不感冒，唯独一见正果老和尚，‘卟通’一声就跪在广济寺的院子里，要归依正果老。于是规规矩矩按照佛教的仪轨，净慧法师等多位大德作证师，王先生成了正果老的在家弟子。当然，他心里依然迷的还是南先生。因为佛教，尤其禅宗，讲究的是开悟得法、明心见性的师父。六祖当年只是寺院里的杂役，不是什么法师，也一样得了五祖的袈裟信物。这又是佛门历史上的一大公案了。”
“不错，不错。晓非兄说得都对！可你只讲了王先生光彩的一面，没说他落魄的糗事”。磊磊先生趁着于先生喝口水的工夫赶紧插进来说了几句。
“正要讲！要说那个年代回来大陆的台胞，稍有生意头脑，就能发大财。可这位王先生真是一点生意头脑也没有，偏又要大手大脚。只要你好意思开口，没有他不好意思给钱的，就算你不开口，他看你穷，也会随时把钱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交给你。别人掏钱总是有某种目的，王先生是真没目的，什么也不图，就是大手大脚。很快把钱花光了，从宾馆被‘请’了出来，从此落迫在北京。穷是穷了，王先生习惯不改，继续到处花钱，继续传播禅道，继续推广南先生之学，——还说是给南老师‘打前站’——也继续不顾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大谈他的‘毛主席禅师’论。不少人都听过他讲课，有人是真喜欢跟着他学，也有人只是为了每次拿王先生派发的打车费，一回又一回地往他那儿跑。这些人得了点小钱，王先生就越来越穷。幸好有我们小王先生，就是这位王磊磊先生，真是热爱老师，这段时间一直在为王绍璠先生提供经费。”
“你别给我戴高帽子！什么热爱老师，提供经费的？！我是没办法，东挪西凑，拆南补北。苦死我了！用王先生自己的话讲，他是‘神仙、老虎、狗’。小时候过着神仙日子，初来到北京像只大老虎，现在成狗了。谁叫我遇上‘狗’时期的王先生呢？算了，太晚了，我有自行车，这个小朋友还得赶332公交末班呢。咱们散了吧！”磊磊先生的一脸苦相不知道是真还是装，但他嘴里说的322我肯定是赶不着的。十二点多了，唯一能指望的绝不是末班车，是夜班车。
这一晚上，我知道了正果法师、净慧法师，知道了王磊磊、史平，知道了王先生、南先生，知道了《论语别裁》，还知道了学佛不能光在宿舍里看书、打坐、念佛，得去遍行错误！链接无效。下、广拜高人。坐在从中央党校回城的夜班车里，我想得到这些，却想不到这些对我一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更想不到“遍行天下、广拜高人”这八个字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
从知道有位高人到想去拜见，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从想去拜见到真就见了却要很久很久。这倒不是说高人不好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界，所有人心里都充满了一种“弘扬”的热情。人际间的关系，比今天不知要简单多少，谁的地址都可以轻易找到。但就是因为有这种弘扬热情的“高士”太多了，青年学人交通工具又不发达，往往也搞不清先拜见谁后拜见谁会更好。到最后，真正去见的老师固然很有那么若干位，而中途流产不了了之的“拜见预案”却是还要多出好几倍。对我这种兴趣广泛的性格而言，更是如此。我那时对传统文化的每个领域几乎都有兴趣，既觉得应该“万行门中，不舍一法”、“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又认为每个领域都有“悟入之机”，于是就把听说过的老师列了个名单。入选的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完成了基本教育的传统文化领域学人。名单里有上百位之多，基本上都是些七老八十的人物，按年龄大小排序，准备一一拜见。以王先生的年纪，本是不会列在其中的，但考虑到他受教育的环境在台湾不在大陆，也就列进来了。列进来也没用，因为他最“年轻”，肯定是最后一位才去见的，而最后一位又是根本轮不上见的。事实上，记忆中真正去见了的，最多也就占三、四分之一。但是“年轻”也有“年轻”的优势，那就是可以赶夜场。
九二年春天，听说我们系有位叫侯志强的学长是王先生在中医学院的代理人，下午问他要了电话和地址，当晚就坐在老师的客厅里了。其实此前已经在中国文化书院听过老师一两次讲座，但据我的经验，除非有直接交流作为后续，光凭听几回讲座想要成立生命之学的师徒关系，几乎不可能。所以我把这次上门视为初见。
一上来我就对老师讲起外界关于他“若非圣贤必是魔怪”的评论。老师居然肯定地说，“对呀！”还问我看他是圣贤还是魔怪，我表示暂时无法衡量。
“对呀！这叫‘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太了不起！毛主席太了不起！学佛就是‘实事求是’。你当然搞不清楚我，所以要来参加“打七”。先“打三”！五一节我“打三”，你过来嘛！”
“打七我懂，打三是什么？”
“你懂个屁！你都懂了我还叫你来，我不是白痴吗？！刚说你牙白，你就露个屁股黑。你这是侮辱我，也侮辱你自己，侮辱学佛。‘打三’就是怕你们没时间，把七天先改成三天，你到时候过来参加。参加了再说懂不懂。其实你‘懂’都没有用，要‘会’了才行。会了才是真懂……”
“要多少钱？”我甚至有些不耐烦，打断了老师的话。
“随意。道乃天下之公道，我收钱干什么！当然在学员立场应当交钱，可是对你们大学生，管吃管住，而且免费。因为你们没有收入，用父母的钱。我供养你们求智慧，其他已经工作的学员供养你们求智慧。”
不知道今天面向大学生的免费活动普遍不普遍，反正过去很多。虽说基本上都是由某个组织提供经费，象老师这样的个人行为比较少，但也不是第一回经历，深知其中鱼龙混杂，有圣贤智者也有大野心家。所以我并不吃惊，抱了个到时再看，有空便去，无空作罢的态度，没吱声。
老师也不管我吱不吱声，接着讲他那些又像脑筋转弯又像文字游戏的话。说他过去是“五好”居士，好逸恶劳，好吃懒做，好这好那的；现在变好了，“五好”居士，所以门上被贴上了“五好家庭”的红条。实际上又是“五化”居士，化贪、瞋、痴、慢、疑为戒、定、慧、慈悲。还说“敲打念唱，佛之败类”，真学净土不能整天向佛求保佑，应该以愿心念佛，行佛所行，当佛的助手；学佛不是温良恭俭让，要勇为天下先，“向自己开刀”，是把自己的心身当实验室的自然科学……听得我直犯困，心里觉得和中医书里那些话一样，“拐三道弯，天下没有讲不过去的理”，基本上不是自己也想到过的道理,就是在古今著作上看过的话，知道再多也没用。其实当时并不明白怎么才“有用”，反正老师话里并没有多少新知识，我就越觉听越觉得内容无聊，只是说话的人很有精神，气场不错。话虽然无聊，说话的人倒真是有“感觉”。乐意就这么待着，并不在意他讲些什么。这也是早年我接触的一些老修行人和大学者们的共同之处：说的话，老生常谈；说话人，令人感动。不象现在的名讲师们，不管一张脸上挂着何样浓重的固执与浊俗，开口也照样能大段精彩，有理、有据、有细节，发前人所未发者，在在皆是。谈话间，老师一边大讲“地球上最稀缺的资源不是石油是水”、“学禅不是深山老林闭眉闭眼地打坐而是以出世的心态作入世的功业”这些人所共知之论，一边拿出几瓶叫“水中水”的东西，说是“大洋深处的宝藏”，烧开了冲茶给我喝，还声称他会因此而发大财。临行时，老师再次提醒我去“打七”、“打三”，让我和他“保持联系”，还真得给了我几十元人民币让我回程打车。我把钱收下却依然乘公交返校，第二天用这些钱买了几本书。
听老师说他的生意经与发财，这是第一次，却不是最后一次。见老师给陌生人派零钱，也这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我很好事，中医学院学佛成风，又得了老师“保持联系”的口令。三个条件凑在一起，我就走马灯式地在晚上带着一拨又一拨同学校友去探访老师。很快地，对老师这个人的状态兴趣越来越浓的我，开始听到各式各样批评的声音。先是同去老师家的若干同学觉得王先生不是什么禅师只是个糊里糊涂的可笑学佛人，自己还没“走出来”就忙着教育别人；紧接着就有系团委的干部找我谈话，说不应该组织这种与台湾人接触太多的活动，重组了我赖以开展活动的“易经协会”，免去会长职务。这些当然毫无所谓，没了会长头衔就继续以个人名义邀请同学，有人反对就找不反对的同去，不就行了？真正对思想有影响的是到后来一些大学生佛教群体中的领袖学长甚至是北京佛教界的知名导师也开始直接告诉我说王先生“不靠谱”，少去为妙。我深感组织化团体之弊端在于党同伐异，同时也却也无可奈何。觉得不应该像那些说不清老师何处不靠谱就劝人少接触者一样自己没体会就邀请同修登门拜访，于是决定参加“打三”或“打七”再说。时间已经是九月底了。
国庆假期，坐着老师临时租来的面包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也不知颠了多久，终于到了我经历的第一间“禅堂”。在当时看来远得不能再远，偏得不能再偏，荒得不能再荒的一个叫皇后淀的小村。一望无限的光秃秃黄土地上孤零零立着一栋小楼，门口挂了个匾牌上面写着“北京海淀走读大学气功学院”几个龙飞凤舞的书法字。原来老师借了一家民办大学的教室和宿舍搞禅修。论环境，讲条件，别说和那些气宇恢宏的寺院殿堂比了，就是比起中医学院来，也可谓天差地远。我一面压住心里的嘀咕，一面安慰自己说，“既来之，则安之”，了不得被骗几天时间，看他要干什么！说来也巧，我正这么想着想着走进“禅堂教室”，就听到王老师用他底气十足的台胞腔开始训示：“人生何处不骗人！人生何处不受骗！人生何处不自欺！反正既然来了，就请你们老老实实当三天白痴！我也不是骗子，你们也不是傻瓜。就算我是骗子你们最多也就被我骗几天时间而已！诸位啊，就心甘情愿地为自己被我骗上几天吧……”抬头看看周围，发现基本都是些大学生模样的免费对象。晚饭后互相交流的结果证实了我的猜想，来的以中医学院和医科大学的同学居多，不少人还是参加过前次禅七的。我对这些先学、先进们既仰慕又好奇，想问问体验又不敢问，屁股放在禅垫上满脑袋胡思乱想。老师让念佛号就念佛号；老师让行香走路就行香走路；老师让观呼吸就观呼吸；老师让参话头，却怎么也参不进去，更别说还要起什么“疑情”，只好听着老师大段大段的“脑筋转弯脱口秀”东想西想、左看右看。知道不对劲，却无可奈何，当晚小参①后忍不住向几位先学请教答案，也没能听出所以然来，郁闷极了。直到第二天下午，前面提到过的那位磊磊先生和另一位后面还要说起的刘玉平同学来到了禅堂。仗着一面的缘分，我向磊磊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对方却反问我来此一遭目的何在。
“求智慧！”
“求智慧的目的呢？要是为自己，那是自私！智慧和自私是不相容的。要是为别人，别人关你什么事？搞得明白，许你求智慧。搞不明白，当然参不进话头。”
“我没想过那么多，只是想求智慧而矣”。
“喔，是这样啊！理论上每个人都能参破话头的，但实际上参破的人很少。也许你有障碍吧？或者换个话头试试？其实我也没参破，不信你去问王先生。”
我似懂非懂，心里想：早换了好几个话头，一个参不进就个个参不进；再说你参破没参破与我何干呢？要说有障碍，这我懂，有障碍就要修忏悔。于是便问对方有没有“忏悔仪轨”。磊磊先生随身便取出本经折装的《地藏忏》。我借来等小参结束后在禅堂里一五一十地诵文礼拜，折腾了三遍，弄得满身大汗，睡觉时已经一点多了。
晚上休息晚，早上就起不来。一睁眼，宿舍里早就空空如也。一路小跑进禅堂，行香刚停，所有人都像木偶一样立着听老师说话。我站了一会，觉得还是困。耳边传来老师的声音，“参话头是要体力的，所以必须吃饱睡好，古代寺院里打七，四面八方的和尚都来，许多不是为参禅，是因为打七吃五顿饭，又是包子，又是米饭，又是面条的，都是平时吃不上的好东西啊！再就是要睡好，太困了不要参，去休息！”这话正合我意，赶紧找个墙角，靠在那里打盹。老师居然也不说什么，照样带着大家参禅念佛。我却睡了一上午香香的大觉。说香香的大觉，那真是香香的大觉，也许是气场的关系，在老师禅堂睡觉和平时不太一样。平时睡觉，要么是昏昏沉沉对外界没有任何知觉；要么就是在做梦，即便偶尔梦里知道自己在做梦，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梦境变化；外界发生的一切，除非是和自己直接相关的强烈刺激，例如有人专门向自己问话，或是接个电话再继续睡之类，也依然是不甚清晰。在老师的禅堂睡着了，却完全不妨碍听老师说话，待到醒来就算不能全记得，也不致差不多，休息效果更是远非平时可比。这是许多学员都有的体验，老师也清楚的，有时候会和一些女学员开玩笑说要收“美容费”。大多数情形下，经过一场“打七”，学员也真会容光焕然一新。从那时起，在禅堂睡觉成了我经常的功课。
言归正传，一觉醒来已是午餐时间，吃完饭有了精神，回到禅堂开始参话头。居然有感觉了，先是“天地之大在哪里安身立命”这句话带着疑问在脑子里重复，不一会儿这句话不见了，只剩下一种疑问的氛围，涨满了大脑，天灵盖里翻浆倒海，就像开锅一样，全身从头顶发麻如同过电。这种发麻过电的感觉越来越强，强到最后，突然就转为一片金光烂烂的寂静，清晰极了。我住在清晰、寂静的金光世界中最多也就几秒种吧，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踱到面前的老师就用“呸”的一声把这种寂静击化，然后连金光和寂静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说是什么也没有，却又可以清楚地看到禅堂，看到老师，看到同学。看到窗外的世界，听到各种声音，闻到各种气味……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现在想来，平时当然也可以看见、听到这一切，只是平时是一件一件地见闻觉知，当时却是四面八方一起涌现来的。大脑不是比平时迟钝，反更灵敏得多。而且平时在见闻觉知之外总好像还多了些什么心理状态夹杂在认识里面，把本来清净的认识弄脏了。在老师一“呸”之后，只有看、听、闻本身，平时多出来的哪些心理状态消失了，所以才说“什么也没有”。这些都是到今天为了写清楚“打三”的情形才一面回忆一面整理出来的说法，当时只觉得身心都浸在一种不松不紧的舒服里，什么也不想干，什么也不去想。
当晚小参，老师问“呸”我一声时的感受，我根本答不上，胡乱应付了一句自己都觉得驴唇不对马嘴的“先是一片金光，被您‘呸’了一下就‘呸’到净土里去了”。老师居然肯定说“对呀”并让我也“呸”一声。我用低小声音呸了一下。老师又让我大声些。我只好极大声地呸了出来。老师说，“就是这样，回去保持。”说完就续继叫后面的同学小参。
这次禅修中还有件事值得一记，那就是老师带着大家搓脚底板。第三天晚上小参，结束了和最后一位同学的交流，老师突然说除了参话头还有一个宝贝推荐，然后就从身后取出一块半平米大小的洗衣板，展示给我们看。说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医疗发明，不用吃药打针，只要踩在上面每天光脚用力来回搓一会儿，就能够治好高血压、糖尿病甚至各种癌症。他先是自己搓了一小会儿，表示脚热了，温度达到85摄氏度以上，全身气脉已通，精神大好，然后就让我们轮流上去搓。其结果，当然是脚底起泡、两腿酸疼、全身发汗，除此之外却是什么也说不上有。同学中颇有不少学医出身，对这种疗法提出疑议是情理之中的反应，老师却让大家先不去怀疑，体验清楚再讲，还要我们在禅修后带朋友、找病人，去他那里继续体验。这桩凭谁也无法相信的活闹剧的起因，是一位修车工人不知受了什么启迪，想出来这种疗法，据说还在中医研究院搞过些试验，没引起太多关注，就找到老师，说自己解决了世界医学难题，还给那种大号搓衣板起了个文雅的名称叫“昊功板”。类似的说法社会上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一次，基本上是没人理会的结局。可老师偏就会当真，不光在禅堂里推荐给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还跑去社会上逢人便说，甚至为了取信后来被证明为骗子的“昊功板”发明人送上了他家传的于右任书法中堂。老师的态度，不管对方是不是骗子，只要所涉之事能让这个动荡的世界变得更好一些，他就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去验证真伪，考察实情。到最后，如果遇上的是骗子，一定会支撑不住，证明不了先前所言，自动退出推广计划。老师并不在意，只是一笑了之。即便是对方在老师介绍来的关系帮助下，证实了所言不虚，往往也会出于经济的原因，独立创业，获取利润的最大化，整个项目从此和老师无关。老师也还是不在意一笑了之。如此的态度，当然是每每言发大财，每每都发不了的，但他硬生生就把这种态度和作法坚持了几十年，至今不改其衷。这是老师虽非“君子，可欺以方”的一面，但在当时我们并不了解这一切的情况下，大家只好一面带着对老师禅修的热爱，一面存着对医疗神话的怀疑，各自返回各自的学校里。
我是个什么都不太信的人，关于“开悟”这件事，受了一些道听途说的影响，觉得禅师不看经不读论，在宗教生活的气氛中得了些体验，自己说不出所以然就胡乱安名称叫“开悟”。后来用这个词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词也就越来越流行。其实每个人说的“开悟”压根儿不是同一件事。而且，“悟”也好，“误”也好，都只是个名称，自以为误总比自以为悟负作用小。这样的观念是不会把“打三”的体验太当回事儿的，回到学校该干嘛照样干嘛。有同学讲我好像和以前不大一样，也只觉得人本来就在不停地变；隐约察觉到这些变化和“打三”有关，就告诉自己使人产生变化的体验多了，被爆打一通、痛骂一顿，突然发了大财、生了大病……都可能会改变一生。可即便如此，这场“打三”的效果依然是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来：想法变了，写字变了，走路也变了；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志趣，对世界的关注点，全变了。以前看不见多少自己的毛病，现在变成想装成看不见都不可能。看见了也不想去隐瞒什么或禁制什么，就让它原原本本地显露在那里,有时会转化掉，也有时显露完了就隐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又会再显露，再转化，再隐覆……渐渐地，内心就比从前干净、清洁了。我开始体会到老师曾讲的从好恶之“好”的“五好”居士变成好坏之“好”的“五好”居士的转变，觉得自己也进入了“五化”永无止境的进程中。
有了切身的体验，当然更乐意往老师身边凑，跟着老师东奔西走地打七、打三、打五，一次一次在禅堂里参话头，打瞌睡，也一次又一次亲历老师的不易。九四年去洛阳，提着大包小裹的禅七用品，穿铁路，爬土山，过污水河，跌跌又撞撞；九五年在中国佛学院法渊寺，在校读书的青年法师们不理解老师的禅法，即便是开明睿智的传印校长全力支持也没能扭转局面，安排好好的禅七，才进行了一天就被迫停止；更有不知道多少次，由于相关部门不了解情况，误将禅七视作气功聚会，引来了维护社会安定的公安武警，或傍听、或干涉，虽说每次都能最终和谐沟通，但其过程之艰辛，确有不足为外人所道处。想想老师的家庭、社会和受教育背景，真可谓知其者、不知其者，都会搞不清他所为何求。
二〇〇二年夏的一个傍晚，北大校园内，一位文质彬彬的女生迎面站在了刚从北大演讲出来的老师面前，“请问您的大名是王绍璠吗？”
“对的”。老师不知怎么的，回答虽然一如继往地肯定，眼神里却闪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犹豫，并接着问了句“你是？”“我叫王兆暐，从美国……”话没说完，那位女生就地哭了出来，张开双臂。“啊！是、是、是……是你！”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在场的同学无不心存疑虑。这也太热情了吧？就算是从美国来，也不能喜欢老师演讲就当街紧抱吧？再说老师怎么也全不顾及围观者的眼光，激动成这样？这可不是老师一贯的作风啊？何况，时下本来就有不少关于老师的风言风语呢！老师发现了，告诉同行的同学，兆暐是他的女儿。原来，由于种种原因，老师一连好几年没有回美国见女儿了，突然路上相逢，当然激动莫名，当然老泪纵横。要说女大十八变，老师认不出女儿很正常，但老师这把年纪，相貌变化不会太大，女儿应该早认出爸爸了。可这几年老师劳累疲倦，也是衰老得历害，女儿到北大学习已经半年，在路上也见过老师好几次，居然没敢相认。这回是实在忍不住，才试探着问了出来，居然成真。彼情彼景，见者动容，闻者难忘。不知有多少位老师的学生，提到对老师印象最深的一幕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桩往事。
就在和女儿不期而遇差不多同时，老师推广禅修的方法发生了很大转变。此前他主要活动区域是北京各大高等院校，采取的方式是公益讲座和免费禅修。用那时他常讲的话讲，原因在于“教育儿童已来不及，要从未来的父母教育起”。可他逐渐便发现，这些未来的父母、当代的大学生们，教育起来也着实效果甚微。绝大多数同学听不懂他要说什么，少数听懂了的也没有用，因为根本做不到，甚至不想去做。反倒是一些在工作中经历过许多的企业人士，参得进禅，入得了禅，将禅化为自己工作精神，生活态度的可能性更大。一但做到效果也更佳，至少还会对自己身边的人产生影响。有见于此，老师传道的方向也就偏向了企业。这时候老师先后遇上了从海外归国的清华、北大双料硕士黄东涛同学和底层创业，几度成功，几度失败，又再次崛起，终于见了些影响的上海绿谷集团吕松涛总裁。
黄、吕两位参加了老师主持的禅修都感受至深，不顾周围人的反对想要推广老师之学。几个人一商量，就成立了百丈公司，决心一起做事情。
要说起百丈公司发展史，真是有趣极了。从曾经的对老师众多老学员抱以极大希望，到听一位又一位老学员说“老师的禅法是真了不起，可老师干事情全不沾边儿，你们会把钱全赔光，再欠上百万元债；从曾经的以为社会需要禅，只要振臂一呼就能天下云响，到真干起来处处碰壁、处处受挤；从曾经的各种投资公司带着所谓的千万资本和高层背景来一轮又一轮谈合作、讲投资到最后一个接一个地销声匿迹、无疾而终……其经历丰富，遭遇独特，够写一大长篇小说了。但其中最有趣的一幕，还是吕松涛先生的合理退出。
据说，中国古代最好的猎犬和雄狮的区别在于：敌人只要躲得远远的丢个包子，猎犬便会跑去抢了，狮子却要直扑丢包子的人；而且狮子搏人与搏大象、搏小兔都用同样的全身气力，猎犬则会有所分别。
这当然是赞美狮子性格的话，实际上却和人类社会的普遍情形大为不同。更确切地讲，像这样描述的狮子性格，是要深受社会诟病的。宽宏些的人，也会批评这样作法为“不善择人”、“交浅言深”；刻薄者则更将耻笑说是“扮猪吃老虎，还总吃不着”了。可老师偏偏就是这样的性格。虽然他也经常说自己每每张罗布网要捕龙捉大鹏，来得却至多是些麻雀和鹪鹩虫，老师却依然全力以赴。管你是不是玉，他都会先拿出金刚钻来磨砺一番再说。当然大多数人是要一见老师其人其言其行其事便“大笑而旋走”的，就算少数如吕松涛先生者，一面存疑一面想跟老师一程，最后也往往被磨砺得挺不住，虽不大笑，亦将“旋走”了。
据传言，就在老师不停地要吕先生舍财向道，吕先生也不停地善加配合、提供资金，不停地逢人便说“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的过程中，有一天老师猛然不备直接就对他说：
你以为我向你们要钱吗？错了！我要的是你们的命！你们把钱当成命，我才不得不要你们的钱。像你现在这样，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是没有用的。这是谈小买卖的心态，成不了任何大事业，更不要说禅的事功！真要干的话，必须归零！把以前取得的一点小成绩，实际也算不上什么成绩，统统放下，把公司整个交出来给禅。从头开始，这才有点“有舍斯有得”的影子！实际上，你为了要“有得”才去“舍”，早是半根汗毛“舍不得”了！
吕先生当时未置可否，但从那时起便渐渐和老师来往得少了，最后干脆极为明智地选择了跑去太湖大学堂，到九十高龄的国学泰斗、王绍璠先生的恩师南公怀瑾夫子跟前，温良恭俭让地一面看着南老师含饴弄孙，一面在“润物细无声”的慈云法雨中熏习香风，日增其所不能了。再过了一段时间，吕先生更明确表示出要从百丈文化公司无条件退出，并十分洒脱地发来了大意为“我可以搞禅，也可以不搞禅”的手机短信。对此，老师却没能洒脱起来，一如既往地一笑了之，而是很认真地回复吕先生说：
你应该讲“有你王老师我也搞禅，没你王老师我也搞禅”，这才对。
话说回来，其实不论吕先生最终“搞”与不搞，“禅”与不禅，他对百丈文化公司初期建设和老师的禅事业，真可谓是贡献巨大，居功至伟。在付出一年多的心血和资金后无条件退出时的磊落胸怀，也绝非今时今世普通者流能够做得出的，足以令人折服，敬而有加。
吕先生的离开对百丈影响不小。失去了一位深谙社会的世间法领袖，无论个人能力还是社会能量都要弱许多的黄东涛同学只好孤军奋战，尽力腾挪，接下一个又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企业内训任务，开办一个又一个像中国企业家深造项目（CEDP）和龙心读书会这样更费力也更不讨好的培训教程，以便维持着自己的团队能活到今天，推广禅，推广老师之学。
吕先生的离开对王老师影响不大。反正是有了任何人的参与也要传禅之道，没有任何人的参与也要传禅之道。谁来谁走，当然会有些区别，但那区别实在也是微乎其微。老师继续一次又一次地主持着为了方便企界人士加入而更名为“零项修炼”的禅修；一次又一次带着各种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肤色的学员参话头；也一次又一次轻信人言、交浅言深地推广那些自称能治疗绝症、保护环境、改变人心的大多数不靠谱，也有少数或许会成功的商业项目。
就这样，早已年过花甲的老师，依然像个莽汉一样，“蒺藜横担不顾人”地直向千峰万峰深处蓦直去了。这期间，他创造出了各式各样或耳目一新或耸人听闻的新说法，换取得却是越来越多听众的诟病、非议和若干同学对老师越来越深的热爱与敬仰。这些新说法，有一些已经收录在《归零》杂志和出版的图书中，比较容易找到。这里只谈谈某些诟病非议和几位热爱敬仰老师的同学。
有不少诟病从根本上都来自老师的轻信。虽说参禅这事离了几分轻信性格便不可能进行得下去，但老师轻信的程度也着实是惊人。他轻信时人之言，推广各种商业项目难得成功，这还只会令些受他“牵累”付出了精力和资金无从回收的朋友们因失望不满而传言指谪；而他更轻信古人之句，按之行事，全然不顾社会通则，这更足以让无数见闻之人从内里便出生疑惑，口斥心诽。德山禅师说“达摩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屎汉，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薄、拭疮疣纸”②，临济祖师把出家法师讲成“有一般不识好恶恶秃奴”、“老秃奴”、“瞎秃奴”③，老师看了懂了信了认同了，也就在一些场合有类似的发声。殊不知在大众看来，许多话德山临济古人说得，今人却万万说不得，古人说了那些妙法，众人也讲，便是恶口之极则，罪不容诛。不光如此，老师更见古人有“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的说法，就默许在他的作品封面赫然印上“后南怀瑾时代、超师之作”的大字，任一众善男子善女人掩目不及，先是惊骇莫明，继则痛斥不已。
还有些诟病来自“偏激”。虽说老师可以每每用一句“说我偏激的人，比我更偏激，因为他只看到我偏激的一面”服人之口，却着实是无法轻易改变每位说者的人心。更有些诟病来自“要钱”。前面提到过老师和吕松涛总裁的因缘故事，类似情形曾在多人身上重演，可是连吕先生这样的开明之士都无法承担的作法，换到其他人身上，其结果可想而知。
像老师这样的性格与作风，引来千万诽声、无数批评，那是自然的事；但也真就仍有若干学生，几十年如一日，越来越热爱着老师。
刘栋，今天响誉企坛的职业经理人，二十年前刚刚走出校门的人民大学毕业生，还在分配到北大方正工作后不久，就见到了传说中的王绍璠先生。那时候刘栋一个月的收入只有一千七百元，却在当晚被老师“借”去了一千五，用途是交房租。此后不久在他长驻石家庄任北大方正华北公司总裁的漫长年月里，干脆把刚分到手的位于北大西门的新宅提供给老师，这才避免了当时每月挪借房屋租金的窘迫，应当说见识到了老师生活和生意里所有的细节与故事。可是当几位老学员听说南怀瑾先生已经“不认”王绍璠这个学生，便群起而反，在网络上结集了“虱子吼——王绍璠批判文集”，北大有同学知道老师居所是刘栋提供，便就“批王”④一事专程去问他时，刘栋只回答了一句话——“我对老师的信心不是十八级大风吹不倒，而是十八级大风吹不歪的。”
皮特，澳洲籍匈牙利人，专业修行者。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入藏，在整个藏传佛教最重要也最优秀的上师身边修学大圆满，雪洞闭关十年，成为精通藏、汉、英等多种语言且能流畅使用这些文字相互翻译史上最难解晓的修持著作的即生成就者，从雪山出来到北京当晚就被在藏地曾同寺修持的道友带去拜见了他早有耳闻，有人说为是台湾骗子，也有人说为实证禅师的王老师。一见之下，大为惊讶，叹为生平仅遇。不仅自己从此每逢老师禅修则必到场，更极力推广禅学，引领欧美修士，远来中华亲聆师教，并于归国后，自行主持禅七，以老师之教，尽力接引无条件亲近老师之人，聚会疑情，参究话头。每每有人问起皮特同学“雪域十年大圆满，为何一入禅堂便不回”，他则每每应曰“老师之境不可思议，话头一法殊妙当机”。
末了，则不能不说起老师门下的一位女众学员。这便是前文提到过的刘玉平。大概她是亲历老师“不靠谱”程度最深的一位门人吧。先是在接触老师后不久，就无端地被老师直呼为“叛徒”，拒绝往来数年之久。终于等到师生再度以道相见，已经是一九九七年夏天了。刘玉平当时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上班，连凑带借，自己找了些钱，准备出版老师的禅宗著作《只为辜恩始报恩》⑤。艰难辛苦之巨，到了不得不放弃公职的程度。由于估计到老师当时名气不大，新书销量不会太好，她想同时发行几部南师公的著作，以便回收成本，归还此前的举债。由于担心版权会有问题，还专门请老师向作者和原出版社申秉。老师正好从香港回来，对此一应承许，手写授权书，口称没问题。刘玉平这才开机印刷。当时《一个学佛者的基本信念》、《药师经的济世观》等作品的内地版虽然没发行过，但其盛名却是广布已久，一经上架市场反响非常好。可是没几天，正在良辰美景里准备收金还债的刘玉平却得到法院传票，跨境版权纠纷案将她按进了被告席的座椅。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授权的老师自己写的文件毫无法律效力，法庭的判决当然是销毁图书、赔付罚金。失去了传统文化第一名人南师公的畅销巨著，单凭着“人间极品票房毒药”王老师的滞卖图书，其结果当然不妙。经济上，刘玉平同学用了好几年工夫才缓过劲儿来；名声上，图书界至今仍有人将此事视为版权案例的笑柄典型。老师的“不靠谱”读者们于此可见一斑；刘玉平经历的却绝不止一斑，而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不一般”。但她依然是最亲近老师，在老师身上受益最深的学生之一。本文的标题，正是来自她的启示。刘玉平曾经说过，她是把老师当作“话头”的，心里存着老师的一切，不问问题只管去疑，不作回答只管去参。到最后，“咦！世界怎么是这么清澈！一瞬间，你觉得自己的心像天空一样自由开阔；一瞬间，你对这世界充满了温情与爱意”，这时才会发现，“先生出言吐语，嬉笑怒骂，皆旨在应社会、人心之机，施圆融活泼之教”，“这里没有佛陀，没有上帝，没有圣贤，只有人，只有生命”。⑥
这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话。初次听到，便有非刘玉平不能言此之感；此后，每番展读，每番激发人意气；今天，梁冬先生来访，心里涌过来涌过去，总就还是同一样的一句——“话头参破，始可见师”。
有人曾说，“禅是智慧，但智慧是要随人而灭的，有可能在一段时间里不灭的是记录。若是看了这记录的人也能够激发出来自己的智慧，则便成了不灭的传承”。这话说得真好！古代某位禅师也好，王老师也好，依附于其肉身的智慧当然是要伴随着肉身的死去而熄灭的，能不能有更多的人因而接触到一些记录而激发出来自己的智慧，那真是要看时节因缘的了。
只是，我们希望。
栗强二〇一一年春于献斋，罗马湖畔
注释
①这些“打三”或“打七”过程中的术语，只有放在打三、打七的情形中才好解释。情形大体如下：说是打三/打七，实际上前后涉及四/八天时间。一般而言，第一天下午到达禅堂，老师讲讲活动介绍就吃饭了，饭后可能自由活动，也可能听老师开示，甚至直接进入正式活动期，文中这次即如此。主要活动有几种。永远保留的是参话头。参话头是禅宗用以证取智慧的大脑锻炼方法，要通过参起类似“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何在”、“天地之大在哪里安身立命”这样的“话头”而使大脑产生被称作“疑情”的高度兴奋灶，从而引发多个甚至所有脑细胞间的共谐，达到专一的效果，持续保持高度专一兴奋的大脑或是自发或是在某种刺激下会发生特殊的变化，瞬间突破由于平时各脑细胞间无法进行信息沟通而导致大脑内在封闭的惯常状态，于是大脑本自具足却并未显现出来的功能得以开发，一种难以逆转，甚至完全不可逆转的脑结构改变由此发生，这就是“契悟”。契悟后脑结构的变化导致脑功能的变化，变化后的脑功能在传统上被统称为“智慧”。除了参话头，还可能辅以其他几种心身锻炼方法。这些辅助方法往往不是禅宗纳括的，而是从其他领域挪用过来，目的在于为“参话头”提供良好的身心环境。辅助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听某些音乐、中国武术、印度瑜伽、服气辟谷、观注呼吸、念佛号、诵持咒语等等。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情形，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与传统宗教形态相关的形式已很少使用。在学员按照这些方法进行身心锻炼的同时，老师会滔滔不绝地大段说话，所说内容往往与学员正在使用的方法没有直接关系。每持续静坐几十分钟后，要集体围绕禅堂走路或慢跑十几至几十分钟，这在术语上叫“行香”。无论是参话头还是大多数辅助方法的锻炼，一般都在禅凳上以静坐方式为其外相完成。行香后可能会站立小段时间，此间老师仍会大段说话，然后再集体坐下进入下一轮的参话头或辅助锻炼。基于在禅座上参话头或从事辅助锻炼的需要而不参加集体行香是被允许的。相反的情形，即在集体入座时独自行香则相当罕见。整个正式活动期禁语，但每天晚上的“小参”除外。“小参”的形式是老师与学员相互问答，理论上内容应以禅修体验为主，实际活动中往往会对这一主题有一定程度却绝不是漫无边际的突破。对早期小参后学员间相互交流的默许，近十年来已经转变为止语和直接休息的要求。所有规则的遵守都放置在自觉的基础上，个别人破坏规则只要不影响他人就不会得到批评，直到破坏规则的学员数目增加到一定程度，老师才会在他的“说话”中以较严厉的口吻指出。如果第一天下午或晚上已经进入正式活动期则从第二天早餐后开始就会是同样内容的反复和持续。不过这种情形近十年来也已罕见，基本上是第二天早餐后才进入正式活动期了。每日午餐后有一至二小时的休息，下午依然是同样内容。晚餐休息只有半小时左右，便进入“小参”。有时还会在上午十时和下午四时左右有点心和茶水的“加餐”休息。第三天（如果是打七则包括四、五、六、七诸天）的内容与第二天大体无差。最后一天只有上午半天的正式活动，下午以较大规模的总结性“小参”为结束。这些年创立的新形式“零项修炼”则一共只有五天。第五天上午进行总结性小参后午餐并结束全部活动。在零项修炼中参话头依然保留，但所占时间已大为减少，其他辅助方法和老师说话的内容也较此前有较大调整。
②《联灯会要》卷二十，宋•悟明，《续藏经》第136册。
③《古尊宿语录》卷四，宋•赜藏主，《续藏经》第118册。
④在禅宗的历史上，一直存在两种方向相反但都很有趣的倾向。一方面，正如从胡适到阿部肇一等学者指出，禅师们有时会不顾史上真相地致力于制作出代代相沿的传承表格以建立自家宗派的正统性，并掩盖许多宗派间无教理和修持差异而只是不同政治经济势力范围之争的事实。举例而言，在阿部的名著《中国禅宗史的研究》中，作者便指出；石头药山系为唐代持有革新倾向的官僚所支持，思想上儒教要素很强；马祖百丈系为保守的中央官僚和宰相集团支持，是相对更正统的禅宗，石头天皇系要到五代时期才由于吴越地方势力支持得以发展，影响甚至超越了马祖系统；宋代更形成了江西丛林型、湖南结社型和杭州结社型等三种形态的有地域特性的禅宗流派，其中大慧禅和曹洞禅之区别也远非文献表面记录那样是参话头和默照静观的区别，本质上是两个都参话头为主、日常静坐为辅的教派间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公信力之争；甚至再向上推，阿部发现，按照《宋高僧传》等书提供的蛛丝马迹，连禅宗所谓的开山祖师达摩也是后来人将牛头山法融这一人物形象投影并创作而出的。这种例子极多，不胜枚举，如此层垒式的作伪不仅为近百年来的国际禅学研究提供了无数课题，也在禅门内部产生了一种恰相反对的运动。那就是第二个倾向：某些真实的师徒关系被刻意地忽视甚至是否认。在实际修行中，真正的师徒传承是建立在“契悟”之机的引导和成立上的，传承的认肯与否定也只是师徒二人之间就“契悟”之机一事进行判明时才有意义。换言之，在产生传承的一瞬间，传承的意义至大，一旦传承产生，其内相永远无法磨灭，即使是老师本人也无法使已经从自己处“契悟”的徒人逆转回到“契悟”前的状态。真实发生的传承既然无法消失，则其外相的存亡，反而成为可有可无。老师对徒人的否认，往往只有在一个较低的程度上增加作为参学者的徒人的磨砺手段工具价值。在这个角度上，无论南师公对王老师的否认还是对一切南门徒人的否认，都必然会有此种因素存在。但还应该考虑到以下一些情况：许多内地学人参拜王老师时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只是将其视为南师公的重要传人；当时广大内地学人与港居期的南师公间沟通渠道远较南师公进入太湖居住期后畅通，无论是电话拜访还是直赴香港半山的南府登门往往都能取得直接取效；一些对老师心存疑虑的学生和债主纷纷以各种途径向南师公询问情况，甚至不乏有要求“徒债师还”者上门。在这种情况下，则不能完全排除南师公出于世间法考虑否认王老师为其门生的可能性。在诸多因素下产生的所谓“王非南徒案”最终引发了“反王”行动的爆发。作为此行动的文字性结集“虱子吼——王绍璠批判文集”在互联网上至今仍可找到，其中有关老师具体言行的细节描写远少于行动参与者的情绪性表达，从中不难看出当时青年学人的集体热血性格和带有很强天真成分的无知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可供对当代青年中的文化爱好者人群进行对象化研究的有趣案例。
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
⑥《禅•瑜伽：没有目标的旅行》，宗平（刘玉平笔名）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