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12年2月，聂耳生于云南昆明。他从小就十分喜欢音乐，他凭借自修的音乐知识和作曲理论，创作出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音乐作品。1934年，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夏衍编写一部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田汉写主题歌的歌词。聂耳主动找去，表示要为这首歌谱曲。他看歌词后非常激动，马上说：“作曲交给我，我干。”曲谱好后，得到一致好评。这首歌当时称做“义勇军进行曲”，被传唱一时，激励着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抵御日本侵略者。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国歌。它那铿锵有力、抑扬顿错的旋律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勇气和毅力。遗憾的是，1935年4 月，聂耳赴日本深造，不幸于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鹄沼海滨游泳时被大海吞没，终年尚不足24岁。田汉1898年3月12日生，1968年12月10日去世，原名寿昌，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汉族，湖南省长沙县人。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多才多艺，著作等身。原籍湖南长沙。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文化大革命中，被左的社会势力迫害死于狱中。
1931年，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东北沦陷。
在强大的压力下，上海艺大校长田汉被迫解散艺大，但仍以“诋毁政府、煽动民众”的罪名遭到当局通缉。他隐蔽期间结识音乐青年聂耳，因同怀忧国之心、报国之志，两人成为志趣相投的好友。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拼死抵抗，田汉、聂耳等组织学生组成临时宣传队，四处演出，慰问将士。
后来，聂耳听电通公司的孙师毅说田汉编剧的影片《风云儿女》需要谱曲，就主动找夏衍希望为这部电影谱曲。拿到歌词后，经过构思，1935年3月中旬，聂耳动手谱曲。他以田汉留下的这段歌词，仅用两夜的工夫就谱完乐谱的初稿。这个初稿试唱以后，同志们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1935年春天，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田汉等革命文艺家相继被捕。党组织为保护聂耳，特批他经日本去欧洲学习、考察。1935年4月15日，聂耳东渡日本。因此，聂耳当时也无暇仔细斟酌同志们的意见，只得将手稿带到日本去进行修改。后来，聂耳于1935年5月初将《义勇军进行曲》的定稿由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最初叫做《军歌》，就是当初田汉交出来的《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曲名。而聂耳谱曲后，将歌名改为《进行曲》。孙师毅等人收到聂耳从东京邮寄回来的手稿后，他们又决定将歌名最终改为《义勇军进行曲》。田汉最初的歌词，与现在我们听到的铿锵有力的《国歌》歌词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原来的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聂耳谱曲的时候，根据需要，才将歌词补充修改成现在的样子。修改稿的歌词中最为画龙点睛的地方是聂耳添加了3个“起来”。“这3个‘起来’，增强这首歌的激情与号召力，它把旋律引向高潮，而且正处于全曲的‘黄金分割点’。”“最后一个‘进’字加得好啊，有力啊！试问什么样的人才能想到仅用一个‘进’字来表现出无尽的力度？”
国民党很多军校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军歌，云南滇军的64军在台儿庄打胜仗，就唱起“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马来西亚和印度当时游击队的广播电台也把它作为开始曲。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在纽约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后，非常喜爱，不仅用英语四处演唱，还用汉语灌唱片，取名《起来！》。他把这张唱片的稿费寄给田汉。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胜利时，美国政府提出：在联合国胜利之日大演奏中，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国的代表音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者田汉，出生在“戊戌变法”失败的1898年，他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被迫害致死，确是生于乱世，死于乱时。田汉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他一生创作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田汉创办南国社，还在重庆同欧阳予倩策划的“西南剧展”等，他对中国话剧功不可没。解放后他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和艺术局长推动戏剧改革，他主张现代戏要写，传统戏更不能丢，不过要推陈出新，中国话剧的百年历史中，田汉有着浓墨重彩的一页。他还把话剧《关汉卿》改编成广东粤剧剧本，由马师曾、红线女演出，受到胡志明和金日成的赞赏。
田汉长孙田钢说：电通公司一共创作五个片子，有《桃李劫》，《桃李劫》的主题歌就是他作的《毕业歌》，结果那个影业公司就觉得这个效果很好，就还约他写一个片子，然后他就应下来，应下来以后呢，就是很快的就写一个梗概，电影故事的梗概，当时的名字叫《凤凰涅磐图》，当时不是叫《风云儿女》。
因为领导左翼戏剧运动，田汉成为国民党政府通缉的目标，据田汉的好友当时被称为话剧皇帝的金山回忆说，田汉这个名字在当时等于共产党，也等于暴动的意思。1935年，田汉将刚写完的电影剧本交给夏衍，并附上该剧的主题歌《万里长城》的第一段即现在的《义勇军进行曲》。然而电影的分镜头脚本还没有来得及写，田汉就于1935年2月19日夜被捕了。
田汉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叫《万里长城》，他要做一首长诗，和主题歌，这个只是写第一段，然后不久他就被捕了，据他自己的回忆是，本来他要写的很长，就写了一段就交给夏衍，据夏衍的回忆是当时写在电通公司的一个稿纸上，最后一页，这首词是写在最后一页，当时夏衍他们拿到以后，有些是被茶水搞湿了，然后他们再一点一点誊出来的，最后就是由夏衍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基本故事改名为《风云儿女》，又写电影脚本。
这首歌出来以后大家都觉得挺振奋的，他那首歌出来以后，他没有明确，因为当时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有一个默契，就是淞沪抗战协定，国民党也不愿意就直接就写抗日，不让这些东西出来，怕引起更麻烦，所以国民党禁止在一切歌曲宣传作品出现抗日的东西，这首歌就没有直接写日本，打倒日本，抗战什么东西，但是他把中国人精神和心情，这种愤慨的心情写出来了。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从前线到后方，从城市到遥远的山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都会唱这首歌。
1968年，文革中田汉被七斗八斗之后，惨死在北京301医院，死亡证是“李伍”的代号。1979年，原中央专案组对田汉的“结论”被推翻了，田汉终于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4月25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有关人士为田汉开一个迟到的追悼会。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渌汀等人。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因原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做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先生也赞成不修改歌词。
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应采用作国歌。他说：“国歌代表一个国家，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因此，它应当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得到人民大众的承认，远非大诗人、大音乐家的人工急就章所能代替，依我看，《义勇军进行曲》经受斗争的考验，足以与法国国歌《马赛曲》媲美，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国歌。”
周恩来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国歌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我们前面还有着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将越加嫉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吗？我看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的好！”“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
毛泽东接着周恩来的话说：“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可是，我们还要居安思危。这首歌曲中的这一句，我看很好，意味深远，我表示赞成。”
毛泽东的话最终将大家的意见统一了，会场上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歌一致通过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他按动升旗电钮，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中，对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做了如下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增加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同国旗、国徽一样，是国家的象征。
